参考:浦东抗日游击战争回忆(精选)

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
http://mao.bu1917.info/war/pudong.pdf

第二章 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

1.群雄纷争

南汇、奉贤、川沙三县,位于上海东南部,它夹在长江和钱塘江口之间,东南的尖端下垂在东海里,南北长达65公里,东西约40公里,这个地区习惯上称浦东地区,有时也称浦东半岛。黄浦江这条大上海的母亲河,把浦东和浦西一分为二,由于交通阻隔,相对于浦西的繁华都市,浦东当时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荒僻农村。
从地理上看,浦东三面环水,海岸线长达158公里。西北是宽阔的黄浦江,东临浩瀚的东海,南依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只有西南经金山卫方向有一条通向浦西和杭嘉湖地区的陆路。这里的金山嘴、柘林等地,历来是抗倭御敌的海防要地。1937年“八一三”,日本法西斯就是从金山卫登陆,使国民党几十万守军处于被动地位。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浦东成为日伪军驻守上海的战略防地。国民党政府军败退上海后,又以“别动队”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名义活动在浦东。各种政治背景的,打着各种旗号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团伙,也粉墨登场,出现了群雄割据、邪恶忠良、犬牙交错的混乱局面。
日军方面,驻在上海地区的是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军团第十三师团,即小林师团。在上海外围和浦东地区的日军主要是守备队,有近千人。他们扼守据点,不轻易出动,重点布防在沿黄浦江的川沙、高桥、高圩、洋泾、三林一线和南汇、奉贤县城周围。另外,还有讨伐队和宪兵队,担负主动出击抗日武装力量的任务,比较机动灵活,破坏性突击性大。
伪军方面,是汪伪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反共和平救国军,简称和平军。标志是国民党旗帜上面加一条黄色标记。在上海郊区是以丁锡山为师长的伪暂编第二军第十三师。丁锡山部原为“忠义救国军”八支队,日军在浦东大扫荡后,丁投降日军当了伪军。丁部下辖2个旅,驻浦东的是二十五旅五十团,团长顾立峰。因内讧顾在上海被刺身亡。“浦委”朱人俊同志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关系拉拢该团特务营营长胡汉雄,并让胡当了团长。这样我党的力量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五十团。丁锡山在浦东实际上不能完全控制五十团,真正听丁指挥的只有奉贤的伪团长韩惠山和伪二十五旅旅长李启蒙。抗战胜利前夕,丁锡山走投无路,在我党的教育帮助下起义投诚我军。
伪军系统除丁部外,还有属于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系统的熊剑东的税警队;属于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武装警察大队。此外,还有日伪地方保安团,如南汇的刘铁城,奉贤的张英杰、张思功等杂牌部队。皇协保安团,由日军直接掌握,但编入伪军序列。
中间势力最为复杂,都是些脚踏两头船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由于背景不同,各成体系,独霸一方,基本宗旨是谋取私利。主要有:大团以东是大地主徐家杰的势力,家有岗楼,与帮会、黑社会有密切关系,日本人一来,他为了“保家”,拉起了一支队伍,后被伪军收编,徐被委任为伪二十五旅副旅长。六灶一带是奚庚辛的地盘,奚是当地地痞,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投奔丁锡山部,任五十团三营营长,活动地盘还是六灶一带。三灶是“老黑鱼”金镜明的势力范围。王家路一带是江锦松的老窠,他脚踏日、伪、我三只船,他儿子江亚囡,当过伪军分队长和皇协保卫团长。老港是重要的出海通道,由蒋树楼把持。他为了把持码头,结交了各路势力,包括共产党武装力量。我党张大鹏领导的海防大队也在老港建立联络点。祝家桥是杨春发的势力,杨是生意人,交往很广。王阿弟是张阿六的学生,也把持一方。泥城、蟛蜞庙一带,是“老熊包”控制的。这个“老熊包”姓李,大革命时期革过几天命,大革命失败后,摇身一变,成为土匪地头蛇。沈庄、鹤沙(即下沙)一带还有沈阿大。周浦以南到邵家楼有马伯生部的王伯祥一大队。大团附近还有汉奸韩鸿生的女婿伪保安三团二大队长胡劲用等等。这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实力派,与日军、伪军、国民党反动势力既有联系又有矛盾,有的为我们做了不少事,如蒋树楼、杨春发、王阿弟等,有的坚决反共卖国,如韩鸿生等。
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是“忠义救国军”。上海地区的“忠救军”,基地设在安徽广德、郎溪境内。“忠救军”的反共态度比一般顽军坚决,基本成员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在浦东还分“洋忠救”和“土忠救”两类。“洋忠救”属戴笠的嫡系,都是外地人,如鲍步超、马超凡、张熙明等等;“土忠救”有马伯生、王八妹、张阿六(即张惠芳)等等,都是本地人。马伯生是军统特务,手下有二三百人,奉贤的齐贤桥是他的老窠。张阿六基地在川沙白龙港。王八妹在金丝娘桥一带。王八妹的男人是太湖老土匪,男人死了,一些徒子徒孙聚集在她周围,都喊她师娘。谷守信有二三百人,在奉贤到南汇的沿海一线,日军大“扫荡”后逃回广德。还有艾庆璋,又称艾胡子,有近千人,活动于马伯生地盘。这些所谓“抗日队伍”,其真实目的是抢地盘,对付共产党。“洋忠救”、“土忠救”一般都反共,但反共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我党在浦东面临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环境是极为严峻和复杂的。
中共江苏省委对浦东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无论浦东斗争形势多么复杂艰巨,必须把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长期坚持到底,从战略上,对上海这个政治经济中心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落子得法,全盘皆活

浦东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是严峻的。在军事上我党力量弱小,政治上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能否在这里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明确告诉了我们:“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0~421页。)毛泽东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可能性的分析,指出了在苏南平原,在江河湖港汊之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对浦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信心。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看,浦东平原5000平方公里,虽然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崇山峻岭的掩护;但浦东地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盛产大米、棉花、花生、山芋、食盐、水产,不少农民连上海都未到过,村庄分散而稠密,港汊河湾密布,不熟悉路的人如入迷魂阵,看得见叫得应,却走不通,道路和河港沿岸,自然繁茂生长着一人多高的秆棵、芦竹、灌木,到了秋冬才有人去收拾。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虽不适合大部队活动,却还能适合小部队机动灵活的作战。
浦东在江海之滨,三面环水,背靠汪洋大海。敌人兵力不足,驻防分散。只要我们能控制可靠的运输工具和进出口岸,建立秘密的运输通道,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死路为活路。敌人无法堵死我们,我们却可自由出入,四海为家。
另外,从敌情、顽固派和中间势力看,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日军是外来侵略者,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日伪之间也有矛盾;另外,敌人派系很多,多线领导,这对我们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十分有利。顽固派有“土”“洋”之分,“亲”“疏”之别,我们就可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地方实力派是中间势力,只要我们政策运用得好,也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更主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时时处处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浦东人民深受日军烧杀掳掠的苦难,只要我们真正是抗日的,一定会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护和支持。
所以,浦东这块地方,有人比作围棋盘上的一只死角。落子得法,可以全盘皆活;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全靠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巧妙灵活地组织斗争了。

3.灰色隐蔽,积蓄力量

我到部队不久,即1940年七八月份,江苏省委决定,上海地下党今后专门负责上海市区的地下斗争,不再领导郊区的武装斗争,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归新四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领导。
所谓“东路”,是指无锡到江阴的锡澄公路以东的广大游击区,谭震林同志任“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浦东同东路的联系必须经过秘密交通。我们划归谭震林领导后,连柏生去见了谭震林。谭与连谈话,使他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谭要连柏生坚持“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不要亮新四军的牌子。
连柏生同志回浦东后,就积极活动,设法改用部队的新番号。
我们部队原来的番号叫“抗卫二大”,属地方保安部队一类的,只能限于二区一带活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必须利用合法手段,争取部队更大编制的番号。一方面,可以发展和扩充部队;另一方面,又可以灰色隐蔽。
正在这个时候,原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消灭。我们决定设法争取这个番号。连柏生同志便去找国民党川沙县长唐有余,请他帮助。唐与浦东国民党当权人物王艮仲有矛盾,其兄唐有嘉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议。当时,唐有余闲居上海租界家中。连柏生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了他,同他攀认了远亲,向他讲了“抗卫二大”发展的情况,要求扩编为支队,请他在顾祝同处活动。唐手下没有部队,也想乘机拉拢我们,以此向上邀功。唐有余就以他名义,写了介绍信给兄长唐有嘉。我们派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以我部副官名义,去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找唐有嘉,并按唐有余意,买了好多支派克金笔,分赠司令部各主管,以促成其事。同时,唐有余还介绍连柏生去见顾祝同派系的国民党松江县长阮开基,也请阮从旁向顾说项。这样,于1940年10月,张晓初终于拿回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关防。从此,我们就用“五支队”的番号,转战于浦东和浙东地区。
1941年冬,我们又通过唐有余等的关系,在上海租界与第三战区淞沪专员王文虎取得联系,由鲍季良代表部队与王文虎接触,进一步争取“纵队”番号。因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商谈就中止了。
有了“五支队”这个番号后,我们就把原来的“抗卫二大”改为“五支队”第一大队。支队长连柏生,副支队长王才林,我任政治指导员。张席珍任大队长。但实际上还是这些人和枪。

4.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日军占领了浦东的大集镇,伪顽以及地方势力则割据了所有中小集镇和农村。我们的部队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活动,在敌、伪、顽、友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经常出现前村驻的是伪军,后村驻的是我们。离敌人最近时只有1至2华里,远的也只是7至8华里。一有动静或走漏消息,敌人就会进攻。
我们这支部队,开始得以隐蔽地发展,还与朱人俊同志等成功地做伪军工作有一定关系。
在我下浦东之前,朱人俊同志就开始注意做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他是大同大学毕业生,“一二·九”运动的上海学联代表,1938年10月入党。抗日战争爆发,他放弃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机会,毅然返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党派他到浦东工作。新浦委成立后,他根据金子明从“东路”带来的《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指示》,重点做伪十三师五十团的工作,从1940年五六月至1941年春,仅半年多时间,浦委以朱人俊领导的伪军工作委员会在五十团内掌握了六个连的武装,在五个连队建立党组织,共有57名党员,掌握13挺轻机枪,机枪手都是共产党员。上面讲的吴建功掌握的储贵彬二营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另外是三营和特务营。
我和朱人俊同志很少见面,但相互配合默契。他们控制的伪军“防区”,我们队伍有时也去活动。有时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敌人活动的一些情报,必要时也支援我们一些给养。朱人俊同志有内线关系的伪军撤离某地方,有时就把被子、毯子、药物等留下。当我们的枪支坏了,经过修理后需试射,这在当时环境,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全赖人俊同志控制的部队帮助解决。但这种关系只维持到1941年春。因为,这时伪十三师要调防浙西,朱人俊与路南特委研究,决定把我党控制的部队转移到浙东地区继续隐蔽发展。

5.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下去的时候,“抗卫二大”或以后的“五支队一大队”,四五十人。枪是好的,子弹也有,就是短枪少。部队没有专门制服,放下枪与老百姓没有两样。但部队是集中活动的,分六个班,正式按军队编制集训操练。支队长连柏生一般不随部队活动。支队副王才林是共产党员,也是连柏生在上海新陆师范的同学,他也是“保卫四中”、“抗卫二大”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他身患肺病,也不随部队活动,不久,就调新四军东路指挥部工作。老百姓习惯上称这支部队是“连柏生部队”。真正跟随部队活动的是张席珍与我。
我是个工人,过去是搞工人运动的,对于武装斗争不熟悉。初到部队见到这支革命武装,又要我来领导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怎么办呢?决心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头学起。正像毛泽东说的,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向熟悉军事工作的张席珍和战士请教,熟悉枪械构造,向战士学习打枪。那时,我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身体强壮,在印刷厂当工人时,学了些拳脚,力气比较大,吃得了苦,与战士一起出操、瞄准、刺杀、投手榴弹,不多久也就像个军人的样子了。
但作为一个军事领导,还要学会指挥打仗。我就通过关系,从上海搞来各种军事书籍。我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重要的军事论著之外,还读了《孙子兵法》,以及一本日本人注释的《孙子兵法》,此外,还有德国战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国民党军队的《步兵操典》等等。
我们的部队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为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部队一住下来,就安排上政治课和学文化。政治课的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日本鬼子汪伪汉奸的罪行,激发战士爱国热情。还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天天要教育的内容。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灰色”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公开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但我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战士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抗战必胜的思想。这些对我来说都比较熟悉。在香港时,我学过社会主义理论,也专门学习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但当时是抗日,党的政治路线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只能结合抗日来讲。
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张席珍同志是受过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具有军人气质和风范,平时着装比较端正,行为比较规范,腰里常束根皮带,对战士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非常热情,为人直爽,但脾气有时急躁。我是工人出身,说话爽快,直话直说,不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不懂的就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诚恳地向我解释,我的意见他也仔细考虑,我们俩合作得十分融洽。
“一大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两个班。三个区队长是周萍、翁振邦、孙振华。周萍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苏北人,上海英商怡和纱厂童工出身。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从上海经印度转到苏联东方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他返回上海,被派到浦东搞武装。他在反击丁锡山第一次大“扫荡”时,脖子上受了伤并被捕,后由地方党营救,才未被杀害。翁振邦是南汇人,后调到地方担任常备中队的中队长,属地方武装力量。孙振华,山东人,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下来的,1942年调到东路受训后,没有再回来,由王铁删继任区队长,王也是共产党员。浦委还有一位交通员,叫张明,他到过莫斯科。我们这支革命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大家走到一起来抗日,我们团结得很好。

第三章 “奉、南、川”抗日局面的形成

1.南进奉贤的决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开始感到部队流动区太小,只限于南汇县的二区和七区。浦东那么大,为什么不把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奉贤和川沙?!我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和张席珍商量。张席珍也说狡兔亦有三窟,我们还只有两个洞,这怎么行?再增加一个。我们就向金子明讲,部队要继续南进,开辟奉贤县北区和东区的游击区。金子明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感觉,觉得地方太小了,部队流动比较困难,也容易暴露,于是就产生了部队南进奉贤的决策。现在看来这一设想很重要,它不仅扩大了部队活动的区域,也扩大部队的给养和兵源,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我们武装向南扩展,以后就产生了整个浦东“奉、南、川”的抗日新局面。但当时是逼出来的。
南进奉贤的障碍是敌伪设在头桥的据点。不搬掉这个据点,南汇和奉贤的通路就经常梗塞。
头桥驻有一个伪警分队。张席珍侦知据点里伪军思想不稳定,都想开小差。张就派杜锐打进去,找与我们有点关系的崔大来做工作。崔大来化名万家村,河北人,是该分队的伙夫。崔表示反正。如果我们攻打伪警,他愿意在里面接应。1941年1月6日,在周密部署之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于凌晨2时左右,五支队一大队由张席珍率领周萍、杜锐、金剑等10余人,抵达奉贤头桥镇上海警察总队第二大队第七分队驻地范家厅的后门。伙夫崔大来把部队接应入内,35名伪警正在呼呼大睡,枪都架在一起,正门的岗哨也未发现厅内的动静。当小分队在行动时,一警长发现有人进门,立即起床摸枪,伪警队长贾隐诗亦企图反抗,我们迅速予以镇压,当即击毙分队长1名,击伤警察2名。随着枪声,小分队战士立即冲进室内,控制枪械,并把惊恐失措的伪警叫了起来,押出营房,经过教育,崔大来、张天培和秦洪福等14人参加了我部,其余释放。共缴获轻机枪1挺,驳壳枪1支,步枪19支。崔大来同志1944年伤口复发,牺牲在浙东三北后方医院。
驻奉城的伪警二大队长李贵重事后向其上司报称:连柏生部“约500余名,有步枪、手枪400余支,重机关枪1挺,轻机关枪10余挺,在奉南边境东新寺(市)、蔡家桥、周家弄、梁典等处出没,突于1月6日上午2时聚集匪众300余名,均着便衣,向头桥镇街市偷袭”。由于这一夸大其辞的报告,使五支队在奉贤的名声大振,这是日伪所意想不到的。
头桥战斗,我们消灭了通向奉贤的敌据点,为我们部队在奉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2.发展奉贤游击区

奉贤东南的民福乡是浦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工作的地区。1939年秋,浦委张晓初同志化名陆正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活动,并成立了党小组。陈友新、徐建民等同志都是骨干。但这个地区土匪、汉奸恶霸横行,无恶不作,大发国难财。老百姓相信共产党,但因怕土匪而不敢亲近。民福党组织把这个情况向我们报告后,为了扶正压邪,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决定武装镇压这批土匪恶势力。
1941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三,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友新同志带路,张席珍率领一支小分队从长堰出发,经洪庙到朱新镇,镇压了7个坏蛋。一路由徐正英带路,由我带一个小分队,经盘灶到民福店东面,先杀了罪大恶极的土匪胡景楼,胡躲在姘妇家里被我们拖出来当场处决。然后到三团港镇压了6个坏人。杀了这些逞凶一时的汉奸坏蛋,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里的抗日民运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民福地区成为我们在奉贤东南的重要活动据点。
在奉北梁典有一支吴仙鹤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共10余人。这支武装为了不被吃掉,挂靠在奉贤伪守望队主任徐承卿名下,又称“梁典守望队”。徐与丁锡山是换帖兄弟,守望队又挂在伪十三师丁锡山名下。队长吴仙鹤原是上海的一个体育老师,他的亲戚吴增介在当地有一定政治势力,为保卫乡土,组织了这个守望队。
吴仙鹤比较进步和爱国,不想与这些狐群狗党搞在一起。我们的南进部队进入这个地区后,他一看我们部队比较正派,纪律很好,就主动拉关系,托人与张席珍联系,表示愿意把守望队交给我们领导。我们考虑到这些守望队员都有家庭,如果公开参加我部,家里会遭殃,我们提出用“缴枪”的形式来接受,并派遣王公立前去与吴具体商议办法。吴仙鹤根据我们商定的计划,对骨干人员班长朱刚(又名朱正才、刘惠林)、书记员汤一鸣具体交待了移交武装的方法,并指定汤负责带队,将部队带到远离泰日桥镇四面环水的富家里待命,这里宅北有木桥,宅南有土堰,地方很隐蔽。吴布置好后本人回避。
二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席珍率领部队包围了富家里,在宅南、宅北通路架设机枪,然后向守望队喊话。其实这些都是虚张声势,也是以防万一。汤一鸣听到预定暗号后,立即命令守望队:“不准抵抗,放下武器,出去站队。”队伍站毕,张席珍训话,欢迎大家参加抗日队伍,如果不愿意,发给路费回家,但不准做坏事。当场就有四五个人站出来要求回家,领了路费走了。汤一鸣、朱刚、张圮、卫经来等10人,带了9支步枪,1支短枪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后来这些同志成为我军的优秀战士,其中多数参加了党组织。
“梁典守望队”参加抗日队伍后,不仅使我们的队伍扩大了,而且在奉贤以北,又形成了以梁典为中心的游击活动区,它为我们向奉西南的发展打开了通路。梁典游击区的发展又与南汇中心桥一带和奉贤的北宋一带逐渐连成一片,使浦东的抗日游击活动区真正形成“奉、南、川”纵横展开的局面。
正当我们打开奉南川新局面的时候,敌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我们则针锋相对,展开了机动灵活的反“扫荡”斗争。

3.蔡家桥“挖心战”

1941年初春,丁锡山率领伪十三师配合日军“扫荡”我部。我们的部队驻在奉贤莫家宅上。离丁锡山的韩惠山教导大队驻地蔡家桥仅隔一里多路。
这个教导大队,有100多人,是丁锡山培训汉奸骨干的主力部队,都是些汉奸卖国急先锋。过去我们在奉贤三观堂时,曾想敲掉这个教导队。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曾派唐水根等同志(南汇人,淮海战役中牺牲)打进去,但敌人察觉唐形迹可疑,对他非常注意,我们只得撤出,那次没有打成功。
这次敌人“扫荡”,十分猖獗,大白天跑到我们驻地附近侦察。我们研究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连夜就把韩部打掉。拔掉韩惠山的教导大队这颗钉子,是有利于彻底粉碎敌人这次大“扫荡”的。
但是,蔡家桥以南的头桥镇和桥北的老虎庙东南处,都分别驻有一个大队的伪军。韩惠山的教导大队,适居其中,打教导大队会惊动这两个据点的伪军,并可能前来策应。于是浦委决定,由林有璋率新组建的“五支队”四大队打东新市,以牵制伪军。我和张席珍率一大队打蔡家桥教导队。我们的战术是牵制两翼,中心开花。
倾向于我们的伪乡长莫海珊的堂兄莫家俊,在蔡家桥镇上开了爿公和兴轧花厂。韩部正好大多驻在轧花厂里。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就向莫家俊详细了解了伪教导大队的人数、武器装备、驻扎点和岗哨位置等情况。
蔡家桥镇在南北走向的现奉南新港的西岸,过桥到河西是一条南北向大道。镇呈狭长条形,都是南北向的房子。镇的南头有敌人的碉堡和简易工事。镇后(西)设防不严,仅在进街的大路口,有一座耸立于路边的碉堡,并有简单的战壕。我们的兵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带领,从西面攻进去,再由南压向北;另一部分由张席珍带领杜锐等,自北向南攻,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
是夜,我们两头同时发起攻击,先摸掉了敌人的哨兵。两支小分队两头并进,一下子就冲了进去。由一部分人解决躲在碉堡里的敌人,大部分人冲进镇里。当我冲进镇时,有一挺机枪紧跟我,机枪手叫范光元,是从东路受训回来的同志,很能打仗。我冲到轧花厂门口,一脚踢开了门,猛听得屋内有拉枪机的声音,知道守在厂里的敌人要反抗了,马上把正往里冲的脚收缩回来,身体闪向一旁,左手也随之一摆,要后面的同志躲避,我的手还没有缩回来,里面一梭子弹已打出来,从我手上穿过去,把我身后的那挺捷克式机枪的枪口罩(防火帽)也打坏了。血从我袖口流出,这时我已负伤,但在紧张的战斗瞬间,我却毫无感觉。我趁敌人机枪一个点射的空隙,朝里连打了几枪,后面的同志也一齐开火,当场打死了几个敌人。敌人机枪不响了。我们直冲到敌人住处,这些教导队队员个个趴在地上求饶乞降。那时,河东也有一部分敌人,但我们在攻打河西时,他们没有敢过来接应,反而跑了,战斗很快解决。
这一仗我们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几十支,消灭韩惠山一个教导大队,但牺牲了区队长俞谦同志。俞谦同志刚从东路受训回来,是老二中的,作战勇敢。他的牺牲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这一仗打的是“挖心战”,挖掉了丁锡山的所谓“核心中坚力量”,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战斗结束,打扫战场完毕,我们就跳到敌人的后方,到了泰日桥南、齐贤桥以东一带,这里已靠近“土忠救”马伯生驻地。我们就安安稳稳地休整了。让敌人朝蔡家桥东南方向搜索去吧。
本来商定林有璋率领四大队同时攻打东新市的敌人据点,但他们没有能及时赶到,等他们赶到,我们这里已经打响了,敌人听到枪声就警觉起来,有了准备。游击战术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敌人有准备的情况下是不能轻易动手的。这仗他们没有打,但也起了监视牵制敌人的作用。

4.分化瓦解敌伪势力

在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中,为了分化瓦解敌伪势力,我们对来犯的敌人坚决打击,对消极的敌人尽力教育,争取其中立或反正。
记得有一次,我们部队驻扎在南汇瓦屑村北的李笔花桥。一批伪军长驱直入,气势汹汹来“扫荡”。我们从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还有一次,我与朱刚在南新公路靠近新场据点的地方,化装成老百姓在公路旁边“割草”,拦路截获了从那里经过的3个骑自行车的伪军。我们把他们的枪缴了,伪军经教育后放回。在南新公路伏击敌人后,不小心我们竟闯进了伪国民党县长孙运达的区中队驻地,这个名为“抗日”的部队,实际打的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就干脆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岗哨问我们:“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打鬼子的!”对方又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们是连柏生部队,要见你们的队长。”有个带哨的人一听,连说:
“蛮好,蛮好。”就这样我们走了出来。
1941年春夏之间,川沙南部的青墩驻有一个伪警察分队,有个本地人叫张宝才,认识这个伪警分队的一个伪警。这个伪警对日军不满,我们就通过张宝才去做这个伪警工作,经教育该伪警决定反正,配合我们内应外合。我们由林有璋同志率部在深夜袭击了这批伪军,全俘伪警一个排26个人,缴到了“三八”枪等武器。张宝才也参加了我们的部队。这次战斗虽然不很激烈,但效果很好,对日伪的震动也很大。
过了不久,我们又像打青墩伪警一样,如法炮制,策动了伪军杨文焕一个排的起义。这是我部机智勇敢的小战士杜锐的功劳。杜锐同志是东北人,日本鬼子占领东北时,他还是个十一二岁的难童,流亡进关,先到北京,在一个亲友家栖身。这位亲友有一位朋友认识上海的张席珍同志,因张在巡捕房工作,亲友就托这位朋友把杜锐带到上海,请张给杜锐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张席珍同志是个肝胆侠义之士,很同情杜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党派他到浦东打游击,他带杜锐到浦东参加了抗日队伍。当时杜只有十三四岁。张初到浦东时,隐蔽在杂牌队伍“忠救军”李文元部,张与李都是客帮人(即外地人),张的侄子与李文元还是“磕头兄弟”。杨文焕伪军大多也是客帮人,与张认识,喊他“爷叔”。张席珍就派杜锐到南汇县城,直接找到杨文焕,经谈判,杨文焕同意起义。我们没有花一枪一弹,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杨文焕,河南人,起义部队编入我部后,转移到浙东,改名钱俊,任“五支四大”中队长,1942年9月20日牺牲于浙江诸暨。

5.鸿门赴宴,商谈抗日

我们的部队通过反“扫荡”,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了,部队也由原来的一个大队发展为两个大队,主力一大队也发展到100多人,活动地盘从南汇发展到奉贤。抗战以来,奉贤一直是国民党“忠救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在那里的发展使他们十分不安,但由于我们有力量,他们也不敢公开来打我们。
1941年夏,国民党在浦东的主要当权人物王艮仲,也是奉贤马伯生部的幕后指挥,出面邀我们支队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我方由鲍季良陪同连柏生,在上海私立正风中学与他会谈。王提出要我们与马伯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我们说,浦东游击环境宜于分散活动,军事上联合行动有困难,经济上可在各自活动区内征收田亩捐,征收数额可取得一致,以免老百姓负担轻重不均。经谈判,双方同意按这个原则具体落实。
连柏生回浦东后,又由盘踞奉贤的马伯生出面与我们继续“商谈共同抗日”。为了减少摩擦,共同抗日,我们研究后决定谈谈看。地址选在奉贤和南汇的交界处邵家宅我军驻地。连柏生的警卫由我部署,马伯生的警卫是马千里,谈判由连柏生和马伯生进行。马伯生提出为了保证抗日,各自活动要有一个范围,以免发生误会。意思是我们抗日队伍不要到他的“防区”去活动,有限制我们抗日行动的味道。我们还是坚持敌后抗日必须独立自主,机动灵活,只要能歼灭敌人,应给予充分的行动自由。经济上可以按照与王艮仲在上海的口头协议,划定各自收税的区域。谈判双方商定,南汇县的第一、二、三、七、八和奉贤的东部2个区,为我部征收经费地区,南汇县的四、五、六和奉贤西部地区,都由马伯生部征收;并议定自1942年起,每年按每亩2升米的金额征收“代金”。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这同时,他们还想通过谈判拉拢我们队伍。当连柏生与马伯生在里面谈判时,马伯生的保镖马千里在外面却在动我的脑筋。马千里是个老牌军统特务,马伯生虽然也是军统,马千里却是他的“灵魂”,他自吹枪法好,能打香头,还向我吹嘘国民党如何有办法,有的是钞票,有的是枪,要与我交个朋友。他还表示要送枪给我,并约好时间,要我去拿。马千里意图十分清楚,他利用谈判趁机想拉一点人过去。可是他拉错了对象,拉到我身上来了。
马千里要我去他那里拿枪。要不要去呢?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但我考虑到,一方面要搞好统战关系;另一方面,也想弄几支枪,扩充实力。马千里只知道我是连柏生的警卫,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就将计就计,徒手赴约,到了他指定的地址齐贤桥东面的一个村上。
马千里看我孤身一人,如约赴会,就吹吹拍拍,进一步拉拢。我说:“你不是叫我来拿枪的吗?枪呢!总不会要我来鸿门赴宴吧!”马连说:“不敢,不敢。”但讲到送枪,他吞吞吐吐抵赖了。这个家伙非常狡猾,枪不肯给,只给了几十发手枪子弹。我想,枪拿不到,搞些子弹也好,不客气地拿了就走。
我们与国民党“友军”的谈判还有几次。我们态度是谈得好就积极诚恳地谈,对国民党不抱幻想,我们的立足点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这是浦东抗日力量能否坚持壮大发展的基础,也是这盘棋能否下活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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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下浦东的前后

1.周达明同志来浦东

我从朱家宅养伤回部队不久,东路指挥部派周达明同志来我们部队视察。这次视察,实际上是东路指挥部为淞沪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新部署作准备。
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成立后,谭震林同志为发展江南武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0年10月,东路特委将浦东工委和青昆嘉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淞沪中心县委,顾德欢任书记,周达明、吕炳奎、金子明、谢永康为委员。辖浦东工委、昆山县委、嘉定工委、青浦工委以及浦南地区与吴江地区。淞沪中心县委为配合新四军叶飞部队的东进,在浦西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周达明是新四军东路第三支队(青昆支队)的参谋长。三支队有300多人,在苏、常、太、青、昆一带活动。支队长是温玉成,副支队长是吕炳奎、顾复生、陶一球。
周达明同志是由地下党交通护送来浦东的。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是久经战场考验的红军干部,斗争经验丰富。我们部队从东路受训回来的一些指战员也是认识他的。他对我们部队也有一定了解。这次他是来实地考察,检查我部装备等情况的。
周达明同志来到后,我们向他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建制、人员、武器来源和活动方式。他也随部队活动了一段时间,熟悉和了解部队的干部和浦东的斗争环境。他对我们部队评价很高,称赞我们部队政治、文化素质高,说:“这是一支顽强得可爱的队伍。”我们向他介绍了几次打击敌人的战斗经过,他听后对我们战士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赞赏。周经过考察后,最后与我们商定了浦东“五支队”和浦西“青昆支队”两支部队会师的时间和地址。初步确定在3月份,地址是松江的天马山小昆山一带。周说回去后他就带部队过来。

2.天马山会师受挫

1941年春,东路指挥部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计划,并把浦东和浦西两块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指令顾复生接任青昆支队长,在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打通黄浦江交通,两个支队会师于松江的天马山。
1941年3月,青昆支队执行会师天马山命令。参谋长周达明率领青昆支队100余人,来到淀山湖谢石关,由于叛徒殷丹天告密,突然遭到“忠救军”袁亚承部1000多人的围袭,经过一昼夜激战,周达明同志和中队长范守廉及全连8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青昆支队的这一不幸遭遇,我们浦东还完全不知道。
我当时在反“扫荡”中被丁部打伤后,不能随部队行动。部队仍按“两支部队会师”的指示,由张席珍同志率领一大队,在泖河东边叶榭塘的氽来庙渡过了黄浦江,进入松江、金山地区。部队西进途中,在庄行、叶榭一带同顽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敌机枪封锁并包围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位战士叫秦洪福,是一名机灵的老兵。他朝地上一滚,打几枪;再一滚,再打几枪;在第三滚后,又是一阵猛射,就在这三滚三打中间,把敌人的机枪火力吸引了过去。其他同志,趁机冲了出来。
渡江时,由于黄浦江水流湍急,尹祖根同志不幸落水牺牲。部队渡江后,因为缺乏群众基础,情报不灵通,失去主动权。相反,敌人的情报很灵,他们很快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对我部进行围攻堵袭。
我们部队到达天马山一带之后,在那里一直转了三四天,打听不到会师的部队。再久留必然危险,只得把部队拉回浦东。
回浦东后,通过地下交通,才知道周达明同志已经牺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几个人被迫撤回青昆地区。天马山会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和阻挠而失败了。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也为失去优秀指挥员周达明同志而万分痛惜。

3.参加“江南参观团”

我军天马山会师受挫后,国民党“忠救军”加强向苏常太澄锡虞新四军根据地的进攻,日伪也开始了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实验”。
为了打退敌伪顽的反共高潮,开辟新的游击区,江南区党委东路领导决定,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中共路南特委,统一领导沪宁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地区。任命顾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东路领导认为必须注意海岛及淞沪周边地方的发展工作,故又将“海北”,即浙江省平湖、海盐、嘉兴、嘉善等地区的抗日工作,划归路南特委领导。当时,在中共路南特委的领导区域里,除了浦东是以武装割据为主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秘密工作。
关于浦东地区的工作,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和我三人离开部队,参加由中共江南区党委组织的“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另派东路的蔡群帆同志前来接替我的工作,任“五支队”教导员。蔡群帆同志是浙江宁波人,他是东路三支队的。同来的还有到东路受训的林有璋、沈光中、凌汉琪、潘林儒、夏治行等同志。
自从党派我到浦东带部队以来,我和张席珍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去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学习的同志回来都讲受教育很大。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去开开眼界。
由于我们是从秘密党员转过来的,到了部队仍旧沿用秘密党的一套,什么都是个别进行,开个党小组会,怕人知道,躲到竹园、小屋或牛车棚里去。那时,我还兼做民运工作,工作虽在做,但还没有懂得毛泽东给部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部队上课的教材,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的大多还是在香港工厂里学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战士们感到很新鲜,也受教育,但变化少。就是部队的一些生活习惯,开始也沿用旧军队的做法。例如一天只吃两顿饭,完全不适应打游击的斗争环境。那时,敌人常常在拂晓发动进攻,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打仗。后来才像东路那样,改成一天三餐,并且早晨还吃干饭。有关抗日根据地,只是书本上的概念,实际是什么模样不清楚。金子明同志去东路汇报我们情况时,谭震林同志批评我们是“棺材板作风”,意思是太死板了,不从实际出发放手干。所以,组织上调我们去参观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4.途中遇险

出发的时候,我们三人是同行的。乘火车到了无锡,因为等船,金子明去茶馆喝茶,我与张席珍出于好奇心,想看看人称“小上海”的无锡城,就进了城。
进城时,站岗的日伪军没有检查。可是出城时,却要看“派司”(“良民证”)。张席珍身上带有一张“派司”,先出去了。我没有带那个东西,只好碰“运气”随机应变了。我走上前去对伪军说:“我有急事去城外,‘派司’忘记在家里了。”但说什么也不行,非要我回去拿“派司”才能出城。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城里,一时想不出如何办。抬头看见城里公共汽车可以出城,就乘上汽车看能不能混出去。谁知车子开到城门口,又被这个伪军拦住要检查“派司”。伪警看了我一眼,说:“唉!你怎么又来了?”我对他说:“老总,帮帮忙,我有急事出去。”“不行!要看‘派司’。”这时,公共汽车上有个多嘴的说了声:“说不定他是新四军。”我想,这里是不会有人认识我的,就泰然地说:“你不要瞎七搭八,‘派司’忘记在家里了!”既然出不去,我又重新回到城里。
这时,离轮船启航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得要命,忙向黄包车工人打听:“城门口怎么检查得这样紧?”车夫说:“北门是去火车站的,风头比较紧,出西门是通惠山的,就不那么紧了。”我说:“我是城外的,进城忘了带‘派司’,真倒霉,走不出去了。”他为了兜售生意,就说:“我给你拉到西门去看看。”
我想反正毫无办法,只好到西门看看再说。我坐上他的黄包车来到西门。西门进出的人确实不多,但也要检查“派司”。怎么办?我脑筋一动,一面叫黄包车夫先出城等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钱,胸脯一挺,朝伪警身边一塞,用北方话说:“老总,帮个忙,这点小意思。”伪警拿了钱,说了声“行行!”我总算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城。
一出城,马上给黄包车夫加价,要他一路飞跑,迅速把我送到通惠桥轮船码头。老金和老张站在船头上焦急万分,看我赶到,大家才松了口气。
这段途中遇险的小插曲,虽然离我几十年了,但终生难忘。我在敌后游击区打日军,根本没有把这个“良民证”放在心上。我也没有“良民证”。因为当时领“良民证”就要拍照,这会惹出更多麻烦。这一段经历,使我看到了沦陷区人民受日军的控制是那样的严密,没有丝毫人身自由,亡国奴的日子难熬啊!

5.苏北根据地的教育

我们3人上了船后,装做相互不认识的样子,谁也不讲话。一直到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控制的交界线,我们才讲话。这个地方可能是顾山,是江阴、常熟、无锡和张家港(当时叫沙洲)四县交界的地带。上岸时,由东路的同志来接应,把我们领到新四军驻地。我记得在北漍一带,还看了苏联《钢人铁马》的电影,并学会了它的主题歌。
“江南参观团”是由东路指挥部控制下的澄、锡、虞,苏、常、太,青、昆、嘉和淞沪地区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主要领导干部组成,另外,还有六师十八旅团以下干部共60余人。团长梅光迪,副团长顾复生,指导员谭肇之同志。金子明是领导干部,参观团成员的党代表,张席珍担任排长,我是班长。金子明、我和张席珍同志还去拜访了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我们是浦东来的,这些领导还是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对我们十分关心,希望我们去苏北根据地好好参观学习。我们还看望了从浦东调来工作的王才林、蔡辉等同志。
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抗战初期是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二团王必成部和叶飞的“老六团”活动地区,叫澄锡虞根据地。梅光迪就是当地人,他早期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被捕后叛变。抗战开始,梅在江阴西石桥拉起了一支武装,有好几个连。1938年7月,上海党组织就派何克希到澄西去做梅光迪工作,然后又把一些共产党员派进去。10月,何克希到茅山找陈毅,陈毅授予这支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番号。所以用这个“番号”,主要为对付国民党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陈毅委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简称“江抗”。1940年5月,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任司令兼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为副司令。据何克希讲,梅这个人要党的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常常跟何发生争执,梅对党是留一手的。这次由他任团长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也是对他的信任和教育。
我们在六师驻地换上军装后出发。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一天晚上,我们在杨舍附近渡过长江到苏北。上了岸有人来接应,然后再行军。
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当时不是连成片的。我们登上长江北岸,到新四军军部盐城,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敌人控制区,要通过层层封锁线。进入我新四军控制的地段,光景就大不一样。到了这些地段,兄弟部队热烈欢迎我们,我们也像见到亲人一样。我们是一路行军,一路参观学习。我们走的路线是沿长江往东,一直走到黄海边大丰,然后再折向伍佑、刘庄到盐城。这些地方十分贫困和荒凉,敌人力量薄弱。
到了盐城,那真是进了新的世界。大家的心情是那样的轻松愉快。我们一路受到兄弟部队和单位的欢迎。他们高呼“欢迎江南参观团”等口号,张贴了不少欢迎的标语。这种场面真是激动人心。我们感到十分亲切,像到了自己温暖的家。
在盐城参观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星期,但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过去,我虽然也听到过抗日根据地,但不了解,百闻不如一见。这里有自己的“三三制”政权,有银行,印自己的钞票。在军事建设方面,我参观了军部警卫团。他们向我们介绍了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思想课,也认识了警卫团政委邱相田。他后来调到浙东任五支队政委。我们深入到连队,由连长、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分别向我们介绍情况。我看了他们的壁报,搞得很生动,有表扬,有批评。晚上看文工团演出,节目很精彩。在军部看了鲁艺演出,水平更高了。特别是三重、四重大合唱和现代话剧,我过去从没有见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新四军领导陈毅同志,对江南参观团十分重视和关心。除了听取参观团汇报,还分别到参观团驻地,接见我们。他根据江南敌后斗争的特点,对江南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方针、政策等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
陈毅同志以“建设六师为党的模范兵团”的要求,对部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作了指示。他指出,你们一定要把自己建设得短小精干,机动灵活,能在敌人包围封锁中来往自如,打得快,跑得快,神出鬼没,搞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无可奈何。我们是党的队伍,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继承和发扬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军政纪律,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为了人民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现在虽然部队的番号叫国民革命军,但我们的性质没有变,我们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军队”。要大胆扩大部队,发展武装。多搞几十人、几百人一队的游击队,要遍地开花。那些敌占城市交通要道也可搞便衣游击小组、小游击队。一旦反攻时机到来,一声令下,集中起来,十万二十万,变成大部队,就可建立正规化军队,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我们的参观没有按原计划完成。因为军部得到情报,敌人即将进行“扫荡”,新四军军部准备转移。金子明另外择路返回上海。我和张席珍按原路折回启东。当时启东的地委书记是向明同志。他接待了我们。在那里,又听了饶漱石关于党性的报告。然后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经南通的天生港,化装回到上海。
通过苏北根据地的参观学习,我们看到根据地军事、财政和地方政权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高瞻远瞩的分析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以后我在具体领导浦东反“清乡”斗争中基本上按照这些指示精神,开展了各项工作,使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出现了新局面。

6.到浦西开展工作

我和张席珍回到上海后,住在一家小栈房里,找熟人借了点钱过日子。
过了几天,路南特委吕炳奎同志来接关系。根据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同志仍回浦东,我受伤痊愈不久,要我留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做恢复和发展浦西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上要我来做这个工作,是有重要背景的。抗战初期,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上海郊县是发展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其中,特别是青浦顾复生同志和嘉定吕炳奎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影响最大。顾复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直到全面抗日才获释。他回来后,组织领导了青浦、松江一带的抗日武装队伍。吕炳奎同志是嘉定地区的地方领袖,他把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交给了党。新四军东进到上海近郊,又使浦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进部队为了扩军,就把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队伍,全部改编为新四军东路三支队,由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1939年底到1940年初,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三支队从青嘉地区西撤到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这一带就留下了空白。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后,东路领导的基本意图是以昆东地区为立足点,开辟淀山湖游击根据地,恢复青东嘉定工作,争取与浦东打通联系,为叶飞、何克希率领的“江抗”主力南下作好准备。而这一战略要地,已被国民党忠救军大量渗透。当周达明同志率部准备接应浦东“五支队”在天马山会合时,发生了严重的谢石关事件。路南特委成立后,东路领导认为,为了打击顽固派,壮大自己力量,必须在这一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上就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秘密地点设在法租界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附近的王三川弟弟王联芳家的一个亭子间里。王联芳是经商的,他同情支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剿匪斗争中,为我们做了许多情报和联络工作。与我同住在王联芳家的还有机要员康志荣同志(又名康星,现在北京汽车管理局工作)。不久,他调往浙东。
根据路南特委的指示,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吕炳奎。我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在松江的钱锦芳部和团结改造青浦的王皮夫部队。这两支部队中已经有我党的同志在工作。我记得在钱锦芳部队,有任友良。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他跑到忠救军去了。我去松江乡下钱锦芳部,就是任友良带的路。
钱锦芳是松江的一个地方领袖,在天马山小昆山一带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的队伍有3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我是以新四军名义做他工作的。他表示接受我们领导,而且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我看了部队后,向他提出:第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战士上政治课,讲抗日道理,不要天天晒晒太阳,搓搓麻将;第二,要加强军事训练,天不亮起身出早操,训练要隐蔽地进行;第三,部队要经常转移,以防敌人袭击;第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钱说没有领导人,希望我能下去带部队。我说如果上级派我下来,我会来的。我看钱锦芳这个人抗战意识较强,他非常佩服新四军,自己还能带带部队。我对他比较有信心。
王皮夫的部队属伪军编制,里面也有共产党人。王比较进步,我们争取他反正,率部起义。我没有来得及与王皮夫本人接触,工作都是通过王部队里的党员去做的。
由于当时我下去带部队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路南特委把工作地点设在上海。与我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他的工作是争取教育上海洪帮人物陈大班。我们住在亭子间里,公开身份是做生意的,白天一般不出门,晚上出去活动。我们生活相当艰苦,吃饭也不正常,有时买几只牛肉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多吃马路摊贩的“黄豆菜粥”。这些都是大饭店里吃剩下来的重新烧煮的残羹剩饭,弄一只桶,两只碗,放在马路边上,卖给那些连摊贩饭都吃不起的穷人。当时二房东对我也很注意,弄不清我是干啥买卖的。

7.奉命重返浦东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吕炳奎通知我重返浦东,把浦西的工作移交给王三川同志,这是路南特委的新决定。
当时情况是金子明和张席珍回浦东后,浦东“五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已是成君宜同志。军事仍然由张席珍负责。成君宜是上海党组织派下去的,但与张席珍合不来,关系搞不好,斗争局面受影响。组织上决定把成君宜调走,仍把我调回来与张席珍合作。成君宜同志后随连柏生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在1944年2月11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我马上把关系移交给王三川。王三川同志接替我工作后,不久又被派到浙东余姚县城去做伪军张妙根的策反工作。张是王三川的同乡,江湖习气重,对王三川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了策反张妙根部,浙东区党委就派他去控制张妙根部。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一个环节不慎,被敌伪察觉,王三川同志于1945年5月1日在余姚太平桥被敌人杀害。
后来,浦西这两支部队都没有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特别可惜的是钱锦芳这支部队。钱锦芳本人思想进步,抗日坚决,愿意把部队交给党,后被敌人察觉,惨遭杀害,部队也随之解散。
当我第二次到浦东时,虽与我上次离开仅隔三四个月,但整个浦东的斗争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路指挥部加强了浦东的领导力量,由连柏生、蔡群帆、林有璋、夏治行、成君宜等一批骨干,组成了“五支队”的第一、二、三、四个大队。除地方常备队外,部队已发展到500多人的规模。枪支弹药也较充足,常备大队也有好几百人。这一情况已引起日本军方的高度注意。日军为巩固其上海的外围阵地的安全,不断加强对浦东的“扫荡”,寻机袭击我军。另外,日军在苏、常、太搞试点“清乡”,颇为得手,正在发动对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浦东是它下一个重点“清乡”目标。我们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正面临新的考验。
另一个情况是,1941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浙东。浙东的国民党10万守军,全线崩溃,退居以金华为中心的第二线固守。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相继沦陷。不过敌人主要占领了重要城镇,大片农村山区则成为空隙。

8.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党中央明察秋毫,抓住战机,于1941年4月30日,由“朱毛叶”给刘、陈、饶电示:新四军“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个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这是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发展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浙东抗日根据地》第25页)。
皖南事变前夕,谭启龙同志在上海养病。新四军军部决定派谭启龙以闽、浙、皖、赣四省特派员身份与东路指挥谭震林合作。谭震林把路南特委、浦东工委的关系交给了谭启龙同志。他在正式赴任浙东之前,早已是这个地区的实际领导人了。当时,路南特委的决定都是由他和顾德欢、吕炳奎同志商量后作出的。
路南特委根据东路指挥部的指示,在国民党守军浙东全线崩溃后,考虑到浦东浦西的斗争形势,立即抽调浦东“五支队”一个侦察班,以及我党控制的伪军五十团的一个排,组成50多人的先遣队,于1941年5月10日由姜文光率领,渡过杭州湾,在“三北”登陆侦察。派姜文光去是因为在浙东有一支与我们五支队有联系的顾小汀部队在活动。顾小汀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有名的泥城暴动,过去曾与姜文光兄弟姜杰在一起。抗战开始,他就在浦东拉起了武装队伍,但在敌伪挤压下发展不起来,他就去浙东拉队伍打游击,一直发展到二三百人。姜文光到了“三北”就与顾小汀联系上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专员平祖仁的秘书薛天白带的十多个人。薛代表平祖仁在姚北搞了个办公机关,名叫“宗德公署”,但无武装力量。薛天白见姜文光带部队过去,立即拉拢,委派姜文光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大队长。特委根据姜文光送到的情报决定,开辟以浙东“三北”为基础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日军加紧对浦东“扫荡”“清乡”,就转移到浙东地区,那里有崇山峻岭纵深腹地的依托,比较适于保存力量。搞得好,浦东和浙东可以同时发展,相互呼应,通过杭州湾和海上的秘密通道,天堑变通途,化被动为主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正确的战略构思。
敌人的行动相当快,已经开始在浦东大规模“扫荡”,根据“敌进我退”的思想,路南特委决定浦东部队有计划地向浙东转移。姜文光是第一批。6月,蔡群帆、林有璋率领130多人以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名义渡海至“三北”地区,与挂名薛天白部的“宗德三大”姜文光部会合。7月,调遣五支队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区队,由潘林儒带领渡海,充实到“宗德三大”中去,成为“三大”的一个主力中队。并将伪军五十团八连一个排和“守望队”的地方武装100余人拉到“三北”充实“宗德三大”。随后又派张席珍率领100余人,以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的名义渡海到浙东。为加强领导,特委决定军事部长吕炳奎长驻浙东,姜杰也到浙东。这时,从浦东到浙东的部队已增至500多人。浦委及其伪军工委还决定,由朱人俊从伪十三师五十团抽出部分武装力量,通过苏北韩德勤的关系,以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名义,也拉到“三北”西部,在余姚县西部及上虞县北部地区活动。
这样,我党在浙东的武装人员增至700余人。
浦东如摇篮和桥梁,把一批批干部、部队、武器弹药向浙东实现战略转移,为浙东建立新的战略单位创造了条件。

9.坚守浦东组建五大队

张席珍等带领“五支队”一大队撤到浙东后,浦东已没有五支队的主力了,留下的是一些地方武装。特委决定由我负责,在浦东坚持游击战争。
当时,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暂告结束,而更厉害的“清乡”正在准备之中。为应付敌人的进攻,我抓紧把部队整理好。
我把南汇县四团仓、黄家路一带的地方常备14、15两个中队集中起来,正式组建成“五支队”第五大队。为了“灰色隐蔽”,动员民主人士周振庭出任大队长,我任大队副。许培元、吴锡钦等党员干部担任连级干部。
周振庭原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机枪连长。内战时期在江西“剿匪”,被我红军打成轻伤,随后回浦东老家靠俸禄过日子,每月有30元大洋。他是南汇县四团仓人,同连柏生较好。抗战爆发后,有抗日的要求。他按连柏生意见到陈王武伪军十三师六团去控制队伍。周任该部的一个特务连长。我们党又派了戚大钧、何亦达等打入该部,得到周振庭的重用。戚大钧任副连长兼一排排长,何任二排排长。同时,周振庭与赵熊、黄玉、苏锦文、金才初等取得了联系。后来,戚大钧等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打入伪军五十团做策反工作。1940年10月,周振庭与当时任副连长的赵熊等率领该团第三营400余人起义,投奔连柏生,成为“五支四大队”。后周在上海养病。连柏生给周振庭写了封信,请他出山,协助我们坚持浦东斗争。周振庭同意出任“五支队”第五大队长职务。
为了照顾周振庭的特点,我们不要求周随部队活动。当我们部队活动到他家附近时,我就主动上门,请他出场讲讲话,处处注意尊重他的领导。有时,他也跟部队活动几天。平时,我也经常找机会同他交谈,除了讲抗日救国道理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谈。我们还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安全,对他充分信任。周振庭也加深了对我们这支部队的认识。后来周振庭也随五大队撤到了浙东,他在那里为组建机枪连作出了贡献,1943年6月经吴锡钦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元旦,不幸在上虞县章家苹战斗中英勇牺牲。
大部队刚走,浦东地区的一些土匪流氓趁机活跃起来。有个土匪姚阿四,冒充我五支队连柏生部队,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拿几支破枪和大刀,四出敲诈勒索。我们从浦东南汇塘西跳到塘东活动时,就把这股土匪包围在祝桥镇东潘家泓西南的黄家宅,除姚阿四外,全部俘获。经教育,部分受骗青年,要求参加我部。这次战斗,保护了老百姓,安定了人心,也是对新建的五大队的一次实战练兵。
我们这支号称五大队的部队,实际只有四五十人,是刚从相当于民兵的地方常备队上升来的。国民党“忠救军”一直想吃掉我们。
一次,在奉贤四团王家长堰那个地方,同“洋忠救”艾庆璋部队碰上了。他们先派了侦察队员过来。浦东河岸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秆棵,人站在里面,外边的人就发现不了,我们的岗哨就隐蔽在内。当他们悄悄地接近时,我们冲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把这批人的枪全缴了。经过教育,武器发还,人放回。艾胡子看到我们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又讲道理,就不再来纠缠了。后来,艾胡子的部队调防到浙东扬言要消灭我浙东部队时,被我浙东部队消灭。
1942年7月8日,华中局为了加强对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决定谭启龙、何克希同志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谭启龙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谭启龙于1942年5月底6月初通过秘密交通,从上海到浦东,在张大鹏同志的海防大队和“五支一大”护送下,与支队长连柏生“五支一大”大队长张席珍同时由浦东乘海船到浙江古窑浦登陆,与吕炳奎、林有璋等会合。谭、何到任后,于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刘享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为浙东区党委书记兼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主持全面工作。
司令部成立后,连柏生兼任五支队支队长。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由姜杰任地委书记。姜杰带地委机关驻浙东古窑浦,我们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姜杰直接领导。
自1940年5月我到浦东,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建立新浦委,直到1942年8月谭启龙同志领导的华中局浙东区党委成立,关于这一时期开展浦东游击战争的情况,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同志后来在(上海郊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若干情况)一文(见上海市青浦县编写组编的《怀念顾德欢同志》)中说:“浦东的工作,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学习。”“新的浦委纠正了陈静的某些‘左’的倾向,坚持执行了江苏省委与东路领导的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斗争策略,党注意团结连柏生等地方进步人士,发展连柏生入了党,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接受了国民党的‘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五支队在浦东许多杂式武装纷纷投敌伪化的形势下,始终坚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在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建设,积累了在敌人据点密集的平原地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的经验”。“浦东地区武装斗争所以能长期坚持,并在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是偶然的。”
这是顾德欢同志,对这一阶段浦东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的,为此我特转录于此。

第五章 三下浦东反“清乡”

1.内线反“清乡”

1942年8月底,日军即将对浦东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这次“清乡”来势凶猛,敌人沿钱塘江湾的奉贤县钱桥开始,到川沙县的东海边合庆,再从川沙、张江、北蔡、三林、杜行、金汇、光明回到钱桥镇,围竹篱笆,全长约167公里,把奉、南、川三个县3B4的土地围困在内,企图把抗日力量彻底歼灭。
浙东区党委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新组建的五大队全部撤往浙东。我遵照上级命令,与周振庭带了全部人马100余人和武器弹药,由南汇万祥入海,乘四条大帆船,到慈北古窑浦登陆。这样,我党在浦东的主力全部撤离。
五大队撤到浙东后,编为司令部特务大队,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一中队,由吴锡钦、黄玉任指导员和中队长。我等待上级重新安排工作。
约一个星期后,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找我谈话。当时日军占领诸暨、金华、兰溪、上饶、东阳、义乌、温州等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后,浙赣线已被敌打通。谭政委说:“敌人兵力不足,‘清乡’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进行,我们按中央指示必须继续坚持斗争。但斗争的方式要改变,现在敌人在浦东大规模‘清乡’,大部队进去活动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组织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钻进去,高举抗日旗帜,打击敌伪,保护人民,是完全可能的。”
区党委要我带一支精干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至于人选问题,由我挑选。要我抓紧时间,争取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墙合拢之前插进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浙东区党委给我的新任务。
后来听姜杰同志说,当时组织上还同时委派周奋同志返浦西青昆地区开展敌后武装工作。

2.挑选短枪队员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人员。考虑到这次回浦东没有大部队作依托,而且回旋余地更小,只能组成一个能进能打能隐蔽的短小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我决定挑选11个人,连我12人,换上清一色的短枪。
这11个人是:
许培元,共产党员,连级干部,是老二大队的,常州人,上海难民儿童中学学生,文武双全。
张宝生,工人出身,共产党员,老“二中”成员,能打仗。
李阿全,区队长,宝山人,木匠出身,机智勇敢,对黄家路一带熟悉。
金文华,16岁,小勤务员,聪明机灵,活动能力强,熟悉全面情况,负责联络工作。
路秋如,很能打仗,技术全面,经验丰富。
董金根,共产党员,泥城一带人,熟悉泥城、蟛蜞庙一带情况,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烈士,他是遗腹子,与地方党陈文祥书记熟悉,负责党的机要通讯工作。
陶生祥,班级干部,南汇人。
顾才松,又名顾阿二,大个子,熟悉南汇、坦直、沈庄一带情况。
徐宝生,奉贤七仓墩人,与正在奉贤地区活动的黄志英有联系。
王志欣,原地方武装区队长,熟悉四团仓一带情况,也能打仗。
唐生宝,绰号唐麻子,熟悉蔡家桥、周家弄一带情况。
我选择这11个人。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熟悉浦东某一地区的情况,有的能打仗。这样我们可以随时应付复杂的局面,以便很快站住脚跟。在选择许培元和张宝生时,我还有这样的考虑:许培元各方面比较好,有领导能力,万一我出事,他可以接替我的工作。张宝生在海防大队蹲过,必要时还可与海大取得联系。
这12个人,后来7位牺牲了,3个叛变了,活着的只有2人。董金根同志下浦东仅一个多月,在打顽军陈龙生后因负重伤不久就光荣牺牲了。1943年新场战斗中,路秋如同志牺牲。同年复,金文华同志被伪军杀害。许培元同志在1943年的玉蟹桥战斗中不幸牺牲。张宝生在1944年储家店战斗中牺牲,他是一员战将,当时已经是中队长了。顾才松是1945年打坦直日军据点时牺牲的。陶生祥的具体情况不详。徐宝生、王志欣、唐生宝三人叛变。徐宝生是1945年秋跟黄志英一起叛变的,后被国民党军队打死。至今活着的有李阿全和我。李阿全后来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任浙江省湖州市交通局局长。

3.暗渡杭州湾

姜杰同志是浦东地委书记,我把名单确定后,与姜杰在古窑浦研究了回浦东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曾设想了准备长期隐蔽在群众中,开展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斗争方案。姜杰同志向我交代了回浦东的各处联络关系。
在回浦东之前,我还去看了何克希司令员。他叮咛我说:“你这次回去,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斗争环境,要从实际出发,多动脑子,先适应情况,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次回浦东,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五大队的大队副。
1942年9月初的一天,酷暑未消,天还很热。我们12个人身着单衣单裤,从古窑浦港口选了一条浦东方头“沙飞”海船。计划乘海水涨潮,当晚飘向浦东,在奉贤的七仓墩登陆。但船驶出港口,在接近杭州湾玉盘洋海面时,远远望见有一艘日本小炮艇在洋面巡逻。我一看苗头不对,立即叫舱里的同志作好战斗准备。转而一想,如果真的与敌人开火,我们很可能一个都回不了浦东。灵机一动,我马上叫船老大放慢速度,避开敌炮艇,向奉贤柘林方向驶去。柘林是日军封锁杭州湾的重要据点。敌人看我们船往他们的据点驶去,船小又轻便,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们摆脱敌艇的监视后,驶向了柘林土城,在柘林的东边海岸停靠住。浦东杭州湾北岸的海滩陆地延伸很远,船停了,离陆地还有几里路。我们12人卷起裤腿,赤了脚,跳到海里,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爬上海岸。从这里到七仓墩有几十里路。为了在天亮前赶到,我们奔跑了整整一个夜晚。快到黎明,才赶到七仓墩。

4.接上第一个关系

拂晓,大地一片寂静。我们一身汗水和露水,来到七仓墩盐行乡乔阿五乡长家附近,先在海塘边的草丛里隐蔽下来,我派徐宝生去乔阿五家敲门。
乔阿五又叫乔云楼,原籍苏北,是个苦出身,在盐滩做苦工,后来又给地主做长工,慢慢有了个落脚点。这个人有头脑,讲义气,结交了一些地方上有点势力的人,在这一带有一些社会影响。盐行乡前任伪乡长很反动,被我们镇压了。
乔阿五想当乡长,我们支持他,他上台后比较靠拢我们。
我们敲开乔的门。他见是我们,大为惊讶,说:“怎么你们还没有走,现在风声很紧,日本鬼子到处砍竹子,正在海边打竹篱笆。再不走,走不了啦!”我说:“正是风声紧,我们才趁早赶回来的。”我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我们回来你还是当你的乡长,敌人‘清乡’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放心好了。”乔听我这么一说,又见我们态度坚决,感到有了依靠,就打起精神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忘抗日。不过大家还得小心点,免得吃亏!”
接着,乔告诉我们敌人在这里设立大小据点和检问所等情况,说敌人经常要派差,十分为难。我告诉他,要巧于应付鬼子,你也可以与敌人军政人员拉关系。我对他说:“要你慰劳,你就去,可以趁机摸摸他们的底,与伪军交交朋友,有情况及时报告我们。”
乔阿五在我们的教育和影响下,还有抗日之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利害关系面前,也应承了我们给他的任务。我们在他家里隐蔽下来,饱饱地吃了顿早饭,安安心心睡觉。
有个黄志英,部队撤出浦东时,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他仍留在这里活动。我告诉乔阿五去找黄志英。第二天,黄志英就归队了。队伍变为13个人。

5.新情况新问题

第一个关系接上后,我们就从奉贤往东,经四团、大团以西,向南汇中心桥,再向六灶、盐仓一带活动。一路上,原来没有来得及转移仍留在浦东的,或在地方工作身份已暴露的同志,陆续与我联系,有的归队。在这些人员中,奉贤除了黄志英,还有朱刚(又名朱正才),南汇有张正贤、陈金达、朱亮、卫民等。不到一个月,队伍扩大到近20人。
浦东的形势,与一个半月前相比,已完全不同了。敌人现在重兵压境,凡是沿海港口都设立大小检问所,内地交通要道,大一些的村庄都有驻军。单奉贤东半县的敌伪据点和检问所,就有奉城南门、三团港、分水墩、东新市、香店桥、四团、青村港、苏家码头、泰日桥、钱家桥等十多个。在整个浦东清乡区的四周,都用竹篱笆团团围了起来。主要道路和码头共有大检问所19个,小检问所数十个。大一点的桥梁也都被控制。白天来往行人都要盘问检查,夜间一律禁止通行。岗哨密布,更楼林立,据点间相互呼应,一有动静就四出搜索、“清剿”。在“清乡”区域里,敌伪强行建立保甲制度,加强伪乡政权,清查户口,登记造册,推行“连保连坐”,发放“良民证”。在思想上推行怀柔政策,鼓吹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大肆宣扬“清乡清心”、“同种同文”、“共存共荣”,还胡说什么侵华日军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打坏人,建立“皇道乐土”的。日军的“清乡”手段阴险毒辣。
现在看来,“清乡”和“扫荡”有很大的不同。“扫荡”就像扫帚扫地一样,反复地“扫”过来“荡”过去,也叫“篦几”战术。这好比拉大网,鱼还可以从网眼里漏掉。“清乡”好比车干河水“拷浜头”,一条小鱼也漏不掉。过去我们对付“扫荡”,一般采取分散隐蔽,使敌人“篦几”扫不到,等敌人“扫荡”过后再集中,寻找机会突然袭击,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对付“清乡”我们还没有经验。另外,由于我们部队撤走后,“清乡”区敌伪反动气焰嚣张,那些“土忠救”、“洋忠救”也都走了。乌龟王八纷纷出笼,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无恶不作。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对我们重返浦东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衷心拥护我们的,但看到我们人少,枪少,力量小,担心吃大亏;一种是既欢迎又害怕,怕我们打了就离开,他们遭残;另外,在一部分中上层统战对象里面,动摇观望的多,不敢与我们联系,甚至敬而远之。
回浦东前,连柏生给我几张条子,要我去找关系,主要是祝家桥一带的,这些条子送过去后,石沉大海。离开浙东时,领导怕我们生活困难,要我多带些钱回来。我说不要,我想回浦东“还怕没有饭吃”。现在吃饭真的有问题了。原来姜杰同志与我商量返回浦东后,设想利用群众掩护,组织群众大会,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等方案,现在看来根本不存在合法斗争的条件。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我们到底怎样坚持斗争,粉碎敌人“清乡”?这是新情况,新问题。

6.化整为零和集零为整

10月的浦东,金秋凉爽,稻田金黄一片,棉田白花花一片。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清乡”,老百姓的收成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浦东,鸡犬不宁,风声鹤泪,一片恐怖。老百姓下海捕鱼,海滩晒盐,上镇买卖,都要检查“良民证”。浦东,日军有代号为矛字三八二四、三八二五等部队,这两个部队的番号是后来我们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的。此外还有什么守备部队、宪兵队、讨伐队等。日军把大批轻重武器交给上海和太湖东南进行“清乡”的伪军使用,伪军的装备大有改进,气焰更嚣张。日伪总兵力约有5000人。
敌人“清乡”的战术是,先在大小镇上建立据点,然后有计划地分块“清剿”。他们采取多路出动、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重点区域反复“搜剿”;对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派驻伪军,实施“驻剿”。敌人从点线占领开始,再到面的占领,把我们的活动区变成他们“清乡”基地。为此,他们又在上海集中培训了一批“清乡”骨干,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清乡”政工人员,胸前挂着“清乡委员会”蓝底证章,穿着哔叽的大衣或中山装,有的还骑着自行车,腰里挂着盒子枪,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下乡查户口,建立乡保甲制,逼迫老百姓在村头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游击队活动必须鸣锣报警。那时,我们部队活动到哪里,那里就有锣声,行动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缩小敌人搜捕目标,我把武装小分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四五个人。两个组插到奉南和南汇东面的“清乡”边沿地区分散隐蔽,以待时机。这两个组分别由许培元、张宝生带领。我带李阿全等转移到南汇北边祝家桥一带活动。我们用的是化整为零的策略。
当时,我们宿营都不进村庄,专找偏僻地方的小宅基、祠堂和坟山屋居住,有时就蹲在浦东常见的浜边上的蟹棚里。而且每天要换一个地方,吃饭有时由老百姓送来,送一次吃一天。没有接上关系的,就要挨饿。已经是10月寒露霜降时节,可我们穿的还是从浙东回浦东时那身单衣。
这样的活动方式,虽然目标缩小了,敌人不易找到我们,但由于分散活动,纪律松弛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减弱了,加上艰苦的生活和伪乡保长的引诱,少数斗争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离开了革命队伍。像王志欣、唐麻子这些人,就是在化整为零的过程中被“化”掉的。王志欣分散隐蔽在王家袜厂附近一个老百姓家里,日子一长,便勾搭上那家的一个女人,不革命了。王志欣离开队伍后,开头倒还没有做坏事,但是他手里有枪,慢慢地就干起敲诈勒索的勾当,而且还冒着我的名义去欺骗老百姓,变成了土匪、地痞。唐麻子曾经当过伪军,后来投奔我们,吃不了苦,胆小怕死,就拖枪叛变了。还有一个情况是,盘踞在南汇周浦的伪军团长刘铁城,虚情假意地又是写信,又是派人来,要与我“谈判”,说:“我(刘铁城)并非是真汉奸,你诸亚民为人不错,是真心抗日的,如果处境有困难,就到我这里来活动好了,只要你靠近我,我负责保障你们的安全。”信是通过一个伪乡长送来的。我意识到敌人已利令智昏,以为抗日游击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对我们实施劝降活动了。我把送信来的人狠狠地训了一顿,义正辞严地说:“刘铁城是国民党特务,伪军团长,他的这一举动,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我诸亚民不会上当。如果他真同情抗日,那么就不要当汉奸团长了!”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我感到单纯地分散隐蔽不是个办法。分散隐藏是为了积极地打击敌人,应该迅速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只有这样,才能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才能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打开局面。只“躲”不打,是不会把日本鬼子“躲”跑的。
正如毛泽东讲的:“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地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4页)
我根据浦东的新情况,决定把“化整为零”转变为“集零为整”,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7.站稳脚跟的一仗

1942年9月下旬,在四团仓西北、严家桥以东的大朱家宅,我集中兵力同国民党顽军陈龙生部,打了我们进入“清乡”区之后的第一仗,这也是我们能否在浦东站住脚跟的一仗。
陈龙生是南汇薛家泓一带人,他手下也不过十四五个人。
但武器还可以,不仅有短枪,还有3支长枪。他与“忠救军”的张阿六和伪军黄铁英有关系,接受张阿六的接济。陈龙生原先不在那个地方,在我们部队撤走不久,他才回来拉起这支队伍,在薛家泓、潘家泓一带为非作歹。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活动基地。
当我们重返浦东后,他一时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就以共同抗日为名,约我们到薛家泓附近会面。我表示同意,但地点要设在我们控制的钦公塘西边,我保证陈龙生安全。
陈龙生不肯来,要我到他那边去。我经过再三考虑,陈部的活动地区是我们原来的活动基地,如果陈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会说我缺乏诚意,去了,即使谈不成也有利于缓和矛盾,谈得好,争取他共同抗日。于是,我就前往薛家泓。为了防备他设“鸿门宴”,我布置了两个战斗小组,每组3—4人,随我隐蔽前进。
还没有走到薛家泓会面地,我发现附近村宅有异样,不见一个老百姓人影,估计陈有埋伏。而陈的哨兵,也发现我后面有人跟着。陈埋伏在一所房子里,见我走近,首先向我开枪射击,并立即翻窗往外撤。我们也被迫还击,陈边撤边打,我们短枪射程够不到他。这次由“谈判”起头,到“兵戎相见”,陈对我怀恨在心。他摸了我们的底,扬言:“诸亚民人不多,枪都是短家伙,不及我”,意要吃掉我们。
事隔不久,一天,我们部队住在严家桥附近。群众向我报告,陈部进入了我们活动区,住在大朱家宅,当晚准备向我们进攻。我当机立断,决定趁陈部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反击。
时间已近傍晚,一队日本鬼子流动到了严家桥。这大朱家宅村落大,民房多,吃不准陈部住在哪几家。我立即派小通讯员金文华,进去摸情况。他机智地进村一打听,知道他们住在村西亲戚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不惊动日本人,必须速战速决。我兵分三路,一路由许培元带一个战斗组从南边进攻;另一路由张正贤带一个组从北边进攻;我带张宝生、董金根等在中路,从西边攻击。部队隐蔽地接近陈部驻地。谁知北路的这一组,被陈部瞭望哨看见。我带领的西路刚前进到牛车棚基地,也被陈部发现,从牛车棚到宅基地有四五十米开阔地。我抬头向那所房子看去,只见屋内有人影一闪。我知道不好,赶忙朝旁边一让,一梭子弹扫过来,站在我身后的董金根来不及躲避中弹倒地。我立即避开火力点,利用周围的稻草堆掩护,一个快步冲了上去。敌人打不到我,但又不出来,死守在屋里顽抗。我想这样相持下去不行,必须逼敌出洞,速战速决。于是,我随手拔下草堆的一捆稻草,点燃一堆火,边晃边喊:“你们再不出来,就烧房子了!”这样一烧一喊,听到里边有声音。陈的亲戚怕烧了房子,催陈龙生:“快走吧!”陈龙生急了,就不顾一切冲了出来,正遇上张正贤那个组,双方展开了肉搏。张正贤头部被打开,血流满面,仍死死抱住敌人,我们一拥而上,当场击毙了陈龙生。战斗很快结束,我一检点,共击毙顽军3人,打伤多人,缴获长枪3支,短枪多支。
我们消灭陈龙生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不及时消灭他,他就要与我们捣乱,威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股顽固势力被消灭后,我们恢复了薛家泓一带的活动基地,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之地,这为我们放开手脚反“清乡”创造了条件。

8.为抗日献出一颗心

这次战斗,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两位同志受伤。张正贤被陈龙生打伤脑壳,包扎后问题不大。董金根被子弹打穿胸腹部,流血不止。
战斗一结束,我就派人到大团镇,秘密请有点名气的医生濮光星对董金根同志进行抢救。
当时“清乡”风声很紧,敌人经常下乡“清剿”。我托濮医生用黄金买了许多止血消炎西药,还几次派小船接濮医生到乡下给董医治。董金根同志伤势很重,不能跟我们部队流动。我就委托给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又名方胡子),由方胡子组织基本群众精心护理。我吩咐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小董要吃什么,尽量买给他吃。董金根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炎症很严重,但他非常坚强,再痛也不叫唤。
董金根同志的伤,本地医生不能开刀根治,又无法转移出去,万分危险。我通知他在泥城的母亲来看他。董金根是烈士的后裔,又是独子,他父亲在南汇泥城暴动时牺牲。他母亲得知后连夜赶来,看到受伤流血的儿子禁不住恸哭不止。小董安慰她,说:“我会好起来的,这里像家里一样,诸队长和同志们照顾得很好,放心好了。”我对她说:“董金根是我们部队的好战士,打仗勇敢机智,由于斗争需要,是我把他带回来的,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请妈妈放心!”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早年丈夫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又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养伤,内心十分悲痛,但她深明大义,没有半句埋怨话,反而深情地说:“我儿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很好的,部队又很关心他,我很放心,就是他还年纪轻,伤好了,还要你们多多帮助照顾。”她看到抬小董的老百姓很爱护自己的儿子,非常感激他们。董金根母亲过四五天就来看看儿子,来了三四次,每次来还带些吃的和用的,一再感谢我们部队对小董照顾得好。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秋风细雨,照顾他的群众得知敌情后,迅速把他转移。天又黑,路又滑,两位老乡抬着董金根,在小田埂上不慎跌了一跤,一脱手把抬小董的门板摔出去了,连板带人跌在泥沟里。他们立即过去把小董扶上门板,继续赶路,但小董没有愈合的伤口,受到剧烈震动血管爆裂,流血不止,到目的地还没来得及请医生就光荣牺牲了。
董金根牺牲后,我们请他妈妈来收殓。我们部队全体同志十分悲伤,这是重返浦东反“清乡”牺牲的第一位战士,时间不到2个月。董金根同志的妈妈十分悲伤,但仍很坚强。我们很感动,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平静地说:“你们部队现在很困难,我没有什么要照顾的”。
在当地基本群众的护送下,她默默地带着牺牲的儿子回家了。董金根牺牲了,他妈妈也走了,这样的妈妈是真正革命的妈妈,也是我自己的妈妈。她与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妈妈一样,为抗日献出了一颗心。
董金根同志的牺牲是我们小分队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自从我们进入“清乡”区后,由于敌人封锁严密,已与浙江区党委失去了联系。董金根是我们与地方党领导陈文祥的唯一联系人,董金根同志的牺牲,使我们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我们这支小分队,如断线风筝,完全处于独立作战的处境中,而这时敌人的大规模“清乡”,已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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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连续出击震敌胆

1.智歼汉奸韩鸿生

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清乡”的大据点,敌人的兵力很强,除日军外,还有顾桂秋的一个伪军大队。后来,刘铁城的那个团一部分也驻到了大团。
大团镇上有个恶霸地主叫韩鸿生。日军入侵浦东后,他是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韩鸿生在日军扶持下当上了伪大团维持会会长。日军“清乡”以来,他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我们重返浦东不久,就得到林志杰同志送来的情报,揭发了韩鸿生的种种罪行。
我把部队集中起来,决定首先向韩鸿生开刀,把日军精心设防的“清乡”大据点捅个大洞。
大团镇是南汇县仅次于周浦的重镇,有“金大团,银新场”之称,工商企业云集,交通运输繁忙,居民有近万。为了打好反“清乡”的这一仗,我派许培元、顾才松先秘密进行侦察。许培元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大团镇,实地察看了敌人设防力量和工事配置,探明进出道路和可隐蔽的地方。他们把侦察到的情况,画了张草图。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方案。
我决定由许培元带头,张宝生、徐宝生、顾才松,加上在大团镇上的张正贤和林志杰等七八人,组成行动小组。临出发前,我把他们召集起来,作了具体布置和分工,并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作了详细交待。我带其他同志隐蔽跟上,密切监视其他敌人,随时准备接应。
1942年11月22日晚上,到大团执行任务的许培元等同志,都穿上马裤呢大衣,戴上大英帽,胸口挂着从伪“清乡”人员那里缴获来的“清乡委员会”的各种证章,正像个“清乡委员会”政工人员的模样。他们三三两两,大模大样地向镇口钉着木栅的伪军岗哨走去。伪军以为“清乡委员会”人员回来了,都敬礼哈腰。许等很顺利地混进大团镇。按事先的约定,他们在晚上八点左右,在林志杰家集中。
林志杰原是南汇抗卫四中的老队员,后到东路教导队受过训,因吃不了苦,家乡观念重,跑回来了。回来后,仍与我们部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次,他主动协助我们行动。张正贤是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大团镇有名的“银匠店小开”,他参加这次行动后,身份要暴露,我准备完成任务后要他撤出大团,回部队行动。
大团镇中间有一条市河。河东称上塘,河西称下塘。上塘是主街,南北走向。日军司令部在下塘南市梢,大团人称“南部队”。刘铁城部驻在镇北,称“北部队”。韩鸿生的家住在上塘中街闹市区。我们的行动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中间突破,两头不能惊动敌人,只能智取,不宜硬攻。
我们的人在林志杰家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头执行任务。林志杰在韩鸿生家斜对面的水果店里警戒,下塘的南北两边也放了流动哨,在韩家大门口留一名队员,其余的由许培元带领径直走进了韩鸿生家。
这天晚上,我们摸准韩鸿生在家。许培元等人闯进去时,迎面出来接待的却是韩的三姨太。我们问她:“韩会长在家吗?”她一看是“清乡委员会”的,就把韩叫了出来。许走上去,用客帮话轻轻对韩说:“北部队刘团长有事请你去,他在‘棉总会’等你(当时大团上层人物的俱乐部)。”韩信以为真,立即传呼他的卫士一起走。许说:“人家睡了,就不要惊动了,我们这么多人,还保不了你的安全!”韩就披上外套毫无顾忌地跟许出来。
黑洞洞的街上,冷冷清清,店铺早已打烊,老百姓也都睡觉了。他们走过紫芳桥,转到了下塘。
这时,在下塘的一个流动队员过来打招呼说:“刘团长到镇公所去了,请韩会长去那里碰头。”这是我事先布置好的,目的是把他骗出大团镇。就这样韩一直跟我们朝南走去。我们没有去镇公所,而是向西往镇外走。韩鸿生一看苗头不对,就大喊大叫起来。我们命令他:“不准大声嚷嚷,否则,毙了你!”但韩不听劝告,死命顽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队员只得连背带拖把他拉到小猪场附近,当场把韩击毙。
本来我们不想当场杀掉韩鸿生的,准备把他抓到浙东去,以后处理。所以派了大个子队员顾才松去。如果韩不肯走,就把他背出来。但他这样一叫喊,我们那个大个子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了。
刚刚枪决韩鸿生没走多少路,迎面赶过来两个伪警。他们听到枪声,又看到我们的人过来,远远就喊:“出了啥事体?”
“管你什么事!”我们拔出快慢机就“回敬”一梭子。由于天黑,没有打着,那两个家伙掉头狼狈逃窜了。我们的同志也安全地撤出了大团镇。
处决韩鸿生后,大团据点的日伪汉奸头目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同时,在敌人内部也闹起了矛盾。韩鸿生的三姨太一口咬定是刘铁城干的,大团镇上的那些伪职人员,指责刘铁城为了抢占地盘,刚来就杀韩鸿生,未免太霸道了。后来,敌人知道是我们部队干的,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为了保证林志杰的安全,我给大团镇伪镇长胡锦荣写了封信,大意是要他保证林的安全,不然韩鸿生就是他的下场。
这封信很管用,没有人敢动一动林志杰同志。
智歼韩鸿生,拉开了我们反“清乡”的序幕。

2.夜袭苏家码头

1942年冬的一天,盐行乡的乔阿五给我们在南边活动的小组送来了一个情报,说奉贤苏家码头的“检问所”里,驻着3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警。乔阿五按照我上次教给他的办法,已经与这个检问所的一个伪警拉上了关系。这个伪警是外地人,在鬼子面前吃过亏,一心想报复,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表示。
苏家码头在奉贤西南的海滩上,港口很小,偏僻荒凉。敌人为封锁沿海,这些地方也都设了检问所。我感到这是一个孤立之敌,可以先打掉它。
因此,一得到这个情报,我就叫黄志英代表我们部队前去与这个伪警接头。黄通过考察,认为这个伪警是真心想反正,为了争取他,黄志英拉了乔阿五,约他在乔阿五家,一起喝了“同心酒”,意思是“滴血同心”。这种仪式,在和这些人结交时,还有它一定的可取之处。喝“同心酒”后,这个伪警就送来了情报,说现在敌人很麻痹,要我们确定日期早日动手,我听后,决定立即行动。
1943年2月26日,我把全部人员集中到南汇中心桥,趁黑夜降临,进行长途奔袭。苏家码头在奉贤县盐行乡第六保,今塘外乡墩外村,距离我们驻地有几十里,中间要通过层层封锁线。为了防止敌人发现,我们过大村庄前,先派人去打招呼,叫站岗的老百姓让我们通过之后再敲锣报警。有鬼子、伪军站岗放哨的桥梁要道,我们抄小路小桥绕道越过。天黑洞洞的,没有一颗星星和月光,我们十多个人,很隐蔽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按时赶到苏家码头。
我们蹲伏在检问所附近的村庄边,等候内线的配合。根据事先掌握的敌我力量等情况,我分了2个战斗小组:一组突击进攻,一组内线策应。凌晨3点,敌人换岗,与我们接头的伪军出来放哨。按事先的约定,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用烟头火光发出信号,我们射出电筒光接应。通过双方三次对答,确认无误。我命令策应内线的小组立即跃进到哨所,与这个伪军会合,在他带领下迅速冲进路西的伪警住处,当场击毙妄图顽抗的伪警与检问员各1名,其余举手投降。与此同时,我带突击组迂回到路东日军住处,以窗台为依托,对准正在鼾睡的日本鬼子一阵猛射,3个日军连哼也没哼出声,全部毙命。20分钟的战斗,击毙日伪军警5人,俘获伪警9人,缴获步枪10余支。我们无一伤亡,伪警经教育全部释放。
在这之前,我们虽也打过日本鬼子,但全歼一个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还是第一次。
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胜利,我们曾作了两手准备。在敌人必经的要道上部署了狙击力量,以防打响后,敌人四面接应,切断我们退路。但由于行动隐蔽周密,枪声不密,附近敌人都没有出动。我们趁周围敌人蒙在鼓里时,迅速撤离战场,连夜急行军,跳出奉贤境内,到了南汇周家弄一带休整。
第二天,敌人出动100多人,包围了苏家码头一带,整整搜索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只得拉了几个民夫,抬上3具日军尸体回奉城据点去了。
这一仗,打破了日军精心布置的“清乡”封锁线。愚蠢的敌人再也不敢在苏家码头设立检问所了。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3.痛打三灶日伪军

苏家码头被袭击后,敌人开始集中力量搜捕我们。我们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寻找机会,偷袭敌人。敌人发现我们在奉贤活动,就把部队往南调;我们转回南汇,他们又赶紧把部队调回来。我们像孙行者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搅得敌人五脏六腑不得安宁。
不久,敌人又把注意力转向奉贤方向。这时我们部队在南汇以北一带活动,发现有一队伪军乘船从三灶港经过,我们立即抓住战机,选择三灶镇附近的一个有利地形,埋伏在河岸的秆棵里。敌人一进埋伏圈,我们集中开火,船上17名伪军一部分被歼灭,其他全部捕获。枪支弹药没收,被捕伪军经教育后释放,我们无一伤亡。
三灶据点里驻有一队伪军和3个鬼子。经我们长期观察,这3个鬼子经常偷偷摸摸从镇上据点溜出来,窜到乡下去抢劫,奸淫妇女。我们决定收拾掉这3个家伙。
一天下午3点多钟,这3个鬼子又出动了。我们按预先侦察好的地形,埋伏在镇口的田沟边。敌人一出镇,我们立即冲上去,又是枪又是刀,3个鬼子当即毙命。这是我们继苏家码头全歼3个鬼子后,在南汇又打了一个歼灭战。打完仗,我们又向东再向南转移。
敌人吃了大亏就疯狂报复,把三灶附近的老百姓数百人赶到天主堂里关押起来,周围一带又严密封锁隔离,逼他们交出游击队。老百姓都说不知道。约关了一个星期,镇上田园荒芜,野草丛生,牲畜无人喂养,鸡、鸭、鹅、猪到处乱窜。怎么办呢?党组织指示打入“清乡委员会”化名王思恒的肖望同志,利用工作之便设法营救群众。肖望以三灶镇代伪镇长的身份,进入隔离区,一面向日伪军和关押群众送食品,一面乘机对日本人说:“游击队打了就走了,老百姓不认识,人也饿了,猪也饿了,还是放了吧!”日本人无奈只好放了老百姓。
这个据点,敌人后来也悻悻地撤走了。
据点里打鬼子,敌人是不能烧房子的,因为他一放火,连自己的据点也一起烧掉了。所以,敌人企图用集体关押老百姓的办法来报复,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4.频频出击青村港

奉贤的青村港,地处奉城头桥以西,齐贤以东,四周都是敌伪军密如蛛网的据点,相距都不过四五华里。“清乡委员会”的密探、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我们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行动小分队,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小分队探知日军宪兵队密探周鹤侠,经常在青村港镇的三兴饭店吃饭。我们就派小分队的2名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从小路摸进青村港镇,埋伏在三兴饭店里守候。傍晚时分,周鹤侠从乡下“清乡”回来,下馆子准备吃夜饭,刚刚跨进门,就被我们拦腰抱住,押出饭店就地正法。
青村港驻有一个敌伪警察分驻所,有七八个伪警。警长郑贵卿,敲诈勒索,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小分队派出了3名队员,化装成生意人,去执行任务。他们来到镇外,2名队员守候在镇外,一名队员带了郑贵卿熟识的朋友直闯伪警所。他们与郑见面后,找了个借口,把郑贵卿骗出了分驻所。走到镇边时,我们埋伏在那里的2名队员,一拥而上,把他押到镇西北的韩家塘附近,用铁器将其击毙,为民除了一害。
5月中旬的一天,小分队获知宪兵队密探吉家田在饭店吃晚饭,立即派出2名便衣队员,闯进饭店,把正在大吃大喝的吉家田捕获。当众宣布:“吉家田是真汉奸,罪行严重,我们代表人民,予以镇压。”说完,就拉出饭店在空场上击毙。
7月下旬,驻扎在奉贤钱家桥的伪税警中队21人,雇民船一艘,向北赴青村港,沿途搜索我部。下午,他们返回时,伪中队长带12人步行,其余8人乘原船返回。当他们的船驶抵杨家滩附近的护塘桥境时,我部根据情报,早已埋伏在这里迎候,一个突然袭击,当场击毙伪上等兵1名,其余7人丢了武器,跳进河里凫水逃命去了。天快黑了,离敌人又近,我们也迅速转移。
从4月中旬至7月下旬的3个多月中,我们在青村港一带连续出击,频频打击敌伪,使敌人提心吊胆,坐立不安,龟缩在奉城、齐贤、头桥等大据点里,不敢冒然行动。青村港这一带也就成了游击队活动的天下。

5.鹤沙除奸

在反“清乡”斗争中,日本鬼子收买豢养的大小汉奸,除了公开的,还有隐蔽的。这些家伙,对与我们有联系的乡、保长进行威逼利诱,逼他们下水,把一些倾向于抗日的人敲诈得倾家荡产。
最初我们打击的是外地来的汉奸,如上海下来的“清乡”人员、宪兵队的密探等。当时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策略的,可以使那些当地土汉奸不敢为所欲为。事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些本地汉奸却以为我们游击队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敢向他们动手。他们得寸进尺,活动猖獗。我们决定对这些汉奸予以狠狠打击。
经过分析研究,我们决定先在鹤沙镇下手。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镇离我们活动区较远,平时又有鬼子驻守,这些汉奸的胆子也就特别大,肆意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从地理上看,鹤沙(下沙)地处交通要道,是奉、南、川西部的中心地带,也是我们向西发展和向南渗透的必经之路。特别是我们设在鹤沙飞云桥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已被鹤沙伪镇长、汉奸察觉,他们准备下毒手。如不先敌行动,可能会带来极大损失。我们原来秘密联络站的联络员冯和弟、康苗连两人,就是由于鹤沙汉奸告密而遇难的。反“清乡”前,我部常备大队一中、五中、三中在坦直乡东南荷花桥附近宿营时,也是鹤沙的日、伪军和汉奸,配合新场日、伪军袭击我部,使我一中队队长张阿虎、五中队队长翁振邦等14位同志壮烈牺牲。
1943年的农历正月初四,我部飞云桥武装小组侦悉,驻鹤沙的日、伪军已出发向东路“扫荡清剿”,镇上只留少数伪军。我决定抓住时机,立即动手。
当晚,我们从祝家桥出发,走小路,经坦直镇边,到飞云桥吴新根同志家隐蔽起来。第二天凌晨,又派人继续侦察,并确定了行动方案。商定分5个小组,每组3—5人。我带一个战斗组;卫民带一个战斗组由吴新根作向导;陈金达带一个战斗组,由顾木生作向导,这三个组具体负责除奸。顾木金带领由施高林等组成的警戒组,监视北面沈庄、周浦和南面航头的援兵;顾才生、潘阿岳带4个渔民积极分子为一组,用“横勾”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切断敌人联络。
农历年初四、初五连续下了两天大雪。天寒地冻,朔风呼啸。初五深夜,我们冒严寒,踏冰雪,直扑鹤沙镇。3个战斗组从东街口拆掉敌人木栅栏进街。我带领战斗组,占领了伪镇公所,控制敌人的首脑机关。卫民冲进东街汪伪特务机关办公室,把伪中队长、中队副等3个汉奸首先除掉。陈金达冲进敌电话总机房,当场把一个伪军上尉和总机房站长打死。然后,卫民、陈金达等分别把鹤沙镇的伪镇长、维持会长、伪警防团团长等铁杆汉奸6人全部活捉,把这些民族败类一个个押到镇公所院子里。我向他们严正宣告:“你们坚决与人民为敌,卖国求荣,罪大恶极,我代表人民对你们执行死刑。”卫民执行完枪决汉奸任务后,用棉絮醮了汉奸盛仁其的血,在大门上写了“铁杆汉奸的下场!”七个大字。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伪警巡长闻声带了警察摸黑赶来。这时,我们已开始撤回,我示意继续前进。当伪巡长走近只距二三米时,我们猛扑过去一把抓住,这个家伙拼死反抗,被顾木生一刀劈死在众安桥堍下。其他警察吓得抱团鼠窜,逃之夭夭。
这次战斗前后不到30分钟,一举除去鹤沙大小汉奸头目13名,并缴获到长短枪支和一些弹药,还有“清乡委员会”证章多枚。
初六,雪后初晴。我们鹤沙除奸的消息,如早春惊雷,震动了整个浦东大地。敌伪闻之丧胆,特别是那些本地汉奸,家住浦东,更是吓得丧魂落魄,整天胆颤心惊。一些原来积极追随日军的伪乡保长,纷纷设法向我们打招呼,拉关系,声明自己不是真汉奸。如鹤沙地段上黄金荣的徒弟蒋阿顿,伪军区队长徐应六,新场青红帮头子陶瑞生,国民党少将康利英,鹤沙大中厂厂长沈彬儒等,纷纷表示愿意为我军送情报,送枪支弹药,愿意协助我们征收抗日捐税。我们当然表示欢迎。这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浦东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6.为战友讨还血债

要斗争就会有牺牲,在反“清乡”斗争初期,我们牺牲了几位很好的同志,除董金根外,还有朱刚同志和金文华同志。敌人欠下了我们一笔笔血债。
朱刚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一名骨干,1941年初参加“五支队”一大队,担任常备队的区队长,后来又担任中队长,表现很好。部队南下浙东时他留在地方,主要在梁典、周家弄、新场以南一带活动。我们重返浦东后,他就归队了。
我们在三灶一带活动时,朱刚同志发高烧,不能随部队活动。我就找了当地姓倪的一个伪保长,把朱刚安置在倪家宅一户农民家里养病。那家只有母女两人。谁知那个女儿是刘铁城手下一个伪军的姘头,这个女人向伪军报告朱刚是共产党游击队员,伪军报告了刘铁城,刘又报告日本宪兵队。
一天夜里,刘铁城部队把朱刚住的宅子团团围住,把正在养病的朱刚抓走了。他们将朱刚同志先押送到周浦,不久押到南桥,后来又押到新场。在周浦日军司令部,敌人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朱刚,他毫不动心;转而使用酷刑,仍无法得到半句口供。丧心病狂的敌人,竟残忍地用粗铁丝穿进朱刚的锁骨,拉着他在南汇的周浦、南八灶、汤家木桥一带和奉贤的南桥、蔡家桥等地游街示众。一路上,敌人要朱刚认指与我们有联系的群众。当朱刚看到这些群众和熟人走过来,敌人问他:“这些人你认得吗?”朱说:“不认识。”到了一个村庄,敌人问:“游击队在这里住过吗?”朱说:“没有住过。”敌人问:“你住在哪里?”他说:“我没有住的地方。”朱刚承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巨大痛苦,默默地从他所熟悉的村庄和老百姓面前走过,坚强不屈,不留一句口供。他知道不能讲一句真情实话,否则凡是游击队住宿过的地方,敌人会把房子全部烧光,凡是帮助过游击队的老百姓,都要吃苦受罪,甚至坐牢。
敌人对朱刚毫无办法。后来把他押到新场。我们部队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但在新场关押时,朱刚落到在墩头陈战斗中漏网的一个姓刘的匪徒手中。1942年10月4日拂晓前,这个匪徒丧心病狂地用棉絮活活地将朱刚塞死。朱刚同志为了革命,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
支队部的小通讯员金文华同志,他年仅16岁,但入伍时间比我还早。他原是周大根二中队的小勤务员。我重返浦东时,挑选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对各方面情况很熟悉。他与老百姓亲密无间,只要他一敲门,不少群众就知道是谁来了。因为人小又是大孩子,敌人不注意他,经常到敌人据点里去探听敌情,许多事情我们不便活动的,他能办到。他是我们非常出色、机智勇敢的联络员、侦察员。一天,他在新场中心桥一带活动,被敌人发现。敌伪军就盯梢追击。他没有带武器,先躲藏在稻田里,后又往外跑了。追他的是伪军顾桂秋部的中队长王宝根,又名王英,这家伙很反动,为了讨好主子,竟连开三枪,把我们金文华同志打死在稻田里。这个年仅16岁的游击队员,光荣牺牲了。王宝根的公开身份是伪军中队长,暗底里又是日军田中义一系统的特务,是个罪大恶极的双料汉奸。我们决心要为烈士报仇,讨还血债。1943年夏初,我们了解到王宝根住在大团镇上。我就派熟悉大团情况和地形的小队长朱印天同志,去完成镇压王宝根的任务。朱印天到了大团,住在一个关系家里。为抓获王宝根,朱联络了要好的同学吴伯平、王祥连和林志杰。林在王宝根住处对面,潜伏了整整一天,摸清了王宝根第二天要去一家饭店吃面,吃完可能乘船去上海或南汇开会。第二天清晨,正是早市的时候,朱印天带了王祥连、余九华赶到饭店,人多不好下手。王吃完面,果然乘船往上海去。朱等跟到二灶港船码头,王已上了船。他们3人立即抄小路追到机口庙去拦截。在离大团不远的机口庙以西的一座桥上,朱印天站在桥上。等王坐的船过来,他拔出手枪命令船老大靠岸。王一见大惊失色,马上催船老大快划。朱印天看王要逃走,瞄准王宝根一枪。王应声倒下不能动弹,船也靠了岸。朱印天跳上船把王宝根拖上岸,就地击毙,并掏出事先以我名义写的一封警告信,塞进王宝根尸体的口袋。信的大意是,谁与抗日的五支队作对,王宝根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我们这一行动对那些敌伪军官震动很大。

7.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的“清乡”步骤已全部打乱。他们不得不慌忙收缩。那些仅有三五个鬼子带个把班伪军设立在乡下的小据点,都被迫撤走了。被敌人强行拉到“自卫队”放哨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回去了。这样,我们的活动天地日益宽阔。队伍一天天扩大,短枪队变成了长枪队。1943年初发展到三四十人,五六月份,发展到70多人,拥有机枪3挺、长短枪60多支的游击部队。
我们在敌人“清乡”的竹篱笆合拢前,从浙东返回浦东,一直到敌人“高度清乡”的后期,前后长达8个月时间,同上级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朱刚中队长牺牲后,一些商人把消息传到浙东,变成了“诸队长牺牲”了,不少浙东同志还真以为是我牺牲了呢!8个月后,我们终于恢复了同上级的联系,我要求上级迅速调干部来,因此一些同志陆续回浦东。其中,翁阿坤(又名翁利民)同志,石匠出身,共产党员,老二大队的机枪手,机智勇敢,非常能打仗,他回来后我们组建的一个中队,由他任中队长。陈友新(吴掌林)原任奉贤地方党民福支部书记,地方党推荐给我们,1941年6月他同蔡群帆、林有璋去浙东时,任“五支四大”二中的指导员。现在我们任命他当翁阿坤中队的指导员。
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又派鲍季良等同志到浦东,进一步加强领导。鲍季良是“保卫二中”的老同志,在“五支队”任秘书,回浦东后负责经济工作,以后还兼党支部工作,成为支队的重要领导成员。
我们初回浦东时,沿用的是五支队的番号,我公开身份还是大队副,支队长仍由连柏生同志挂着,老百姓习惯地称我们为“连柏生部队”。后来部队在浦东的行文,已经改用我的名义,所以,群众开始把我们这支部队,称为“诸亚民部队”了。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日益壮大,越战越强,在浦东大地树起坚决抗日的光辉旗帜。

第七章 游击战术显神威

1.平凡的战术

在非常残酷的反“清乡”斗争中,我们所以能坚持下来,首先是有百折不挠的斗争勇气,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时又从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作战方式,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浦东反“清乡”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袭击战和伏击战。我们在斗争中逐渐掌握了游击小分队开展袭击战、伏击战的基本要领。
打好袭击战,情报要正确,部署任务要明确,方案要周密,开进要隐蔽,接敌要勇猛,兵力展开,左右前后上下要得当,切忌乱套。特别对机枪要严密控制好。对敌首脑首先要格杀。接敌后,动作必须迅速。任务完成后,立即支援左右小组。久攻不下,不宜犹豫,立即撤离。还要注意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狙击增援之敌,控制好撤退之路线。
伏击战必须掌握的要领是地形选择要适当,部署要周密,任务分工要明确。要熟悉周围的地形地物,特别是制高点、死角,在浦东主要是高房、窑基、高岗、坟山头、河浜。埋伏的观察哨要十分隐蔽,开火要突然,出击要勇猛,不让敌人有展开和喘息的机会。如敌展开,就必须控制制高点,组织撤离现场,切忌犹豫恋战。
这些都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以后随着斗争的继续,我们经验越来越丰富,运用得也越来越巧妙和成功。
另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打游击的战术我在香港听钱俊瑞讲过“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浦东后特别是反“清乡”期间,我们把毛泽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游击思想,运用于浦东游击战的实际。我们是在敌人的“清乡区”内线作战,活动范围很小,力量小,又缺乏外线大部队的依托,敌人进驻布防严密,前后呼应,以逸待劳,我们便采取了针锋相对,敌进我进的方针。当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不是单纯地退却,也不是与敌人对峙硬拚,而是从侧面、背后向敌人的薄弱环节发起进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称之“敌进我进”。另外,我们在战术上一般采取避强击弱,去其爪牙,速战速决,跳跃作战的办法。
这些平凡的游击战术大显了神威,使敌伪军闻风丧胆。

2.斩断“蟹脚”

浦东有句俗话说,“无鬼勿死人”,死人就是有鬼作祟。那些汉奸就是当时浦东的鬼。彻底粉碎敌人的“清乡”,必须把那些死心塌地追随日伪的大小汉奸收拾掉,不镇压这些汉奸,我们就无法在那一带活动。群众称我们的锄奸活动,叫“扒蟹脚”战术。
奉贤的东新市小集镇,靠近南汇的边界,是我们反“清乡”之前开辟出来的活动区域。“清乡”期间,敌人在这里建立了据点,一些地痞流氓,如龚阿坤、王梦林等,都秘密投敌当了汉奸。南四团北边的香店桥有个乡长叫瞿六卿,比较靠拢我们,被这些汉奸出卖,日本人把瞿乡长捉去审问,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瞿的家属求这些汉奸搭救,结果花了很多钱,被他们重重敲了一记“竹杠”,搞得倾家荡产。最后,人是被放出来了,但乡长不让当了。这对我们在这地区的活动十分不利。有一次,我们袭击这个据点,当部队靠近该地时,我们发现敌人有准备,这又是龚阿坤报告了日本翻译的结果。由于撤离得快,没有造成损失。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收拾这批汉奸。
这一带有个叫卫根生的人。公开职业是养公猪,给家猪配种的。他牵了公猪到处跑,老百姓叫他“阉(音)猪阿根”。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卫根生的儿子后来也参了军。卫与龚阿坤这些人很熟悉。我们要卫根生摸清这些家伙的活动规律。根据卫根生情报,我在部队转移到这一带时,就派几个队员化装成便衣,摸进东新市,把龚阿坤这几个汉奸除掉了。
“蟹脚”搞掉,日本人的据点眼瞎耳聋。不久,敌人把东新市据点撤走了。鬼子据点一撤,“脚踏两条船”的伪乡长陈文甫不得不靠拢我们。从此,这一带就成了比较稳固的游击基地。
坦直镇的伪镇长姚荣生,“清乡”前一度靠拢过我们,常到部队来与我们碰头,还把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部队撤往浙东,敌人“清乡”队伍驻进浦东后,他就变了,反过来将我们的活动情况报告给敌人,还敲诈我们地方同志,把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出卖给敌人,破坏我们的情报网,我们决定把他镇压掉。
我派陈大江同志带人去执行。陈大江是与翁阿坤一起刚从浙东回浦东来工作的。他是浙江余姚县历山镇人,店员出身,共产党员,1938年参加革命活动,在浙东就很有名气,来部队任中队指导员。
一天,我们听说姚荣生去了新场,陈大江等同志化装成敌“清乡委员会”政工队员,立即赶到了新场。到了新场,姚荣生已从新场往坦直去了,走的是水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跟上这条船,上船后找到了姚荣生,说:“新场刘团总有紧急事要你回去!”但这个家伙刚从新场过来,知道情况不妙,就扭住陈大江朝河里跳。在船上的另一位同志立即开枪把姚击毙,但没想到陈大江不会游水。陈大江同志被拖下水后再也没有冒上来。大江同志牺牲时,年仅26岁,令人十分可惜。
奉贤泰日桥的伪镇长王炳楷,也很反动。我们部队一到附近,他就派人去报告日军,鬼子就出动。我们派2名便衣队员,抓住了王炳楷,把他拉到金家旗杆那个地方用铁铲和料刀砍死了。
我们连续出击,把一个个汉奸清除掉,斩断了“蟹脚”,清除了日伪的爪牙,我们的活动地盘逐渐扩大了。

3.巧打刘铁城部

伪保安四团的团长刘铁城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我部牺牲的朱刚、金文华等同志都是刘铁城部队干的。我们决定要严惩他。经侦察分析,先拿刘部驻在新场的一个中队开刀,比较有把握。
新场是南汇至周浦的重镇,敌人重点驻防地。镇上设有两个据点,镇东首是刘铁城的一个伪军中队,有100多人,战斗力相对较弱;镇西首驻有日军司令部,有一队鬼子,装备精良。两个据点相距500米左右。两街口都有碉堡,钉了木栅栏,戒备森严,行人经过都要查问,不易接近。要打刘铁城的伪军中队,首先要通过街口木栅门,然后才能冲进敌营房。街口日夜有伪军站岗放哨。要打好这一仗,必须采取避强击弱的策略,尽量避免日军出动,开火之前最好不能暴露。
要达到这个要求,事先要拿到敌人的“口令”。
为了搞到“口令”,我找新场保长张祖德商量,他当时是接近我们的,我们部队经常驻在他家。我问他:“有没有办法搞到新场的口令!”他表示试试看。刘部有个司务长叫沈墨予,三灶人,张把他介绍给我,要我与他直接谈。我就把沈墨予找来,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见他有反正之意,我就说:“如果你不是真汉奸,就把口令拿出来。送出来的口令如果是假的,那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沈回答:“这能办到,但口令是要变的,我拿出来后,你们能不能及时赶到?”“这你不用担心,一切由我们安排。”我向他提出,要选择在伪军发饷那天的“口令”,不要其他时间的。他表示照办。为啥只要发饷那天的呢?因为伪军有个习惯,凡逢发饷,不是抽头聚赌,就是吆五喝六地大吃大喝,选择这种时候攻其不备,打进去最有把握。另外,我还对沈墨予交代清楚,为保证安全,你“口令”一旦送出,就设法避开。你要参加我们队伍,欢迎你,否则就给你一点钱回家去过日子。
4月的一个晚上,沈墨予把当晚的“口令”传了出来。
我迅速把部队集结到张祖德家附近,这里离新场仅二三里路。我们共20多人。具体分工是:我带领张正贤等攻击伪军兵营,为防止日本鬼子支援夹击,留许培元等12人在外边警戒。
子夜11点左右,我们隐蔽地开进了新场。敌人哨兵看到我们,举枪高喊:“口令!哪一部分的!”我们回答了“口令”。敌人就放下了枪,但十分疑惑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当接近哨兵时,我们一个箭步猛扑过去,把他嘴唔住,缴了他的枪。我手一挥,战士们直冲伪军营房。营房里的敌人发了饷,赌兴正浓。我们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楼下的敌人个个呆若木鸡,举手投降。但楼上有一部分伪军也在赌钱,听到下面出事了,马上翻身爬到屋顶上。没有武器的只顾逃命,带武器的爬在瓦楞上朝楼下打枪。我们立即还击,有的被打死,有的慌忙逃命了。战斗很快结束,缴获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我们把伪军集中起来,卸下枪机,把枪支和其他物资叫俘虏背着,机枪和子弹我们能背的全部带走。除留下给我们背东西的伪军外,其他人经教育全部遣散,我们也迅速地撤离现场。
这一仗,时间很短,敌人虽有还击,但枪声不紧。西边日本司令部的敌人,因情况不明,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撤出后,这些鬼子才探头缩脑,装模作样地出来救援。
这次战斗避强击弱,以少胜多,是反“清乡”以来俘获敌人最多的一仗。但是,战斗中跟我一起回来的路秋如同志,被屋顶上敌人的火力打成重伤,回到驻地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不幸牺牲。送“口令”的沈墨予后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这一仗同镇压鹤沙汉奸一样,取得比预料还要好的效果。伪军刘铁城部的其他一些中队长,纷纷派人向我们表态,说他们不是真汉奸。后来,日军发觉刘部不稳定,对刘也不信任了,就把这个团调防到崇明,这对我们活动大为有利。

4.“杀狗”、“扎白巾”

从1943年春夏开始,敌人的“清乡”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高度清乡”阶段。
“高度清乡”是鬼子自己起的名目。前一阶段,敌人搞点面结合,全面出击。我们抓住它的薄弱环节,打它的“检问所”和小“据点”,把那些外地来的和土生土长的死硬汉奸抓的抓,杀的杀,敌人初期来势凶猛的“清乡”破产了。“高度清乡”实际是敌人在总结失败教训后,把锋芒都集中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里来。基本特点是兵力相对集中,活动由单纯的公开出击,转变为隐蔽和公开相结合,出击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次数频繁,一发现我们踪影,立即“围剿”。
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敌人策略的变化。当我们夜间活动和转移驻地时,经常发生与敌人正面相遇。敌人为了侦察我们活动规律,出动时经常换成便衣,刺刀上发蓝,使刺刀发不出反光,甚至把枪藏起来。有时化装成我们游击队的模样,以“失去联络”、“战斗失散”、“病兵归队”等谎话,欺骗群众。有时整队伪军化装下乡,夜间也宿在村庄上甚至农田里,生活上也模仿我们的那一套,一时搞得老百姓也弄不清楚。我们活动区的几个主要线路逐渐被敌人了解,他们就在我们途经的线路上伏击我们。在五堍桥和南汇到四团仓的公路上,就曾与敌人发生过多次相遇,打了几次遭遇战和消耗战。
为了应付这种新情况,我们首先动员群众杀狗。因为狗的叫声,给敌人当了“义务情报员”。我们部队出动到哪里,再隐蔽也瞒不过那些嗅觉灵敏的狗。敌人只要听到狗叫声,就估计我们部队可能在活动,他们就紧跟而来。我们要求地方党协助,动员群众把杀狗作为抗日的实际行动。我们部队也有一条很好的狗,晚上帮我们站岗放哨,为了作出榜样,也只得忍痛把它杀掉了。经我们工作后,大多数群众把心爱的狗杀掉,有些群众不忍把狗杀掉的,晚上就把狗关起来。这个工作做得很快,不多久,狗叫声听不到了。我们夜间的行动,敌人也就捉摸不住了。
敌人还收买了一批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秘密坐探。原来敌人情报主要靠伪政府、伪警察、伪军、守备队、宪兵队、特工队、军工等六七条线收集和传送,像蜘蛛网一样。开始蛮灵的,后来不灵了,情报不来了。因为那些“土”“洋”汉奸被我们收拾掉了。于是,他们变换方法,建立秘密坐探。他们就在我们驻地找一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三不四的人,用钱收买他们当坐探。他们不必出去侦察,只要发现情况报告就可以了。秘密坐探又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但危害很大。只要我们驻地有一个秘密坐探,我们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对付这些秘密坐探,我们主要依靠地方党和基本群众,一面教育群众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严密控制好;一面通过群众上集镇的机会,注意敌人的动态,并将情况及时报告我们。我们也在敌人的据点和活动区布置“耳目”,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也能及时了解。这关键是人民群众站在哪一边。尽管敌人伪装巧妙,最终也骗不了群众的眼睛。因为在夜间活动,就是敌人化装下乡,群众也很快会识别他们。敌人穿的是皮鞋,走路声响比我们大;为了怕我们袭击,刺刀都装在枪上;甚至走路的姿态也有很大差别,这些人总是无精打采,贼头鼠眼,与我们抗日战士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情绪完全两样。
为了防止晚上行军遭敌人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我们在行军方法上也作出非常周密的规定。行军前,每个人的着装都要认真检查,特别是炊事员,必须把炊事用具捆扎牢固,行军时绝对不能有声响。行军时,除了月黑或风雨之夜,允许以密集的队形前进外,一般要拉开距离,而且手臂或脖子上要扎上白毛巾或布条,以志识别。在大部队最前面是二三名尖兵,与后面保持二三十米距离,尖兵后面是机枪手,尖兵发现情况一伏倒,机枪就立即架好。如果敌人较多,一经尖兵发现敌情,我们就先敌开火,将敌压下去,我就可以指挥后面的部队接应或反击。逢到过桥或者过公路、大道,一般在二三十米之外放出警戒,在情况紧张时,还要在敌人可能会来的方向派出机枪警戒,待队伍全部通过后,担任警戒的同志成为后卫,跟上队伍前进。在三叉路口,我们有时两面放出警戒。为了迷惑敌人,在行军中我们经常变换方向,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敌人坐探察觉了也说不清个所以然,使敌人伤透脑筋。
由于我们的针锋相对,随机应变,敌人的新花招也没有占到便宜,主动权仍然控制在我们手里。每次发生遭遇战,他们吃亏的多,一吃亏就缩回去了。有一次,伪军便衣同我们住在前后同一个宅子里,敌人住在前面,我们住在后面,敌人就是无法知道我们,我们反倒知道他们的底细。

5.奇袭钱家桥

在日军“高度清乡”阶段,我们打得比较大的仗,是奇袭钱家桥的鬼子据点。
钱家桥是奉贤东南重镇,镇上驻有10多个鬼子的一个小队。小队长赤口,中国话说得很好。这帮鬼子文化水平较高,诡计多端,为对付我们,专门研究我们游击战术。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通往浙东的便捷要道,我们研究必须打掉这个据点。
打钱家桥与袭击新场不一样,新场是稳住日军打伪军,而这里主要是打日军。我们在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决定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战术。
为了摸清敌情,我们侦察了很长时间。黄志英等人多次化装成老百姓进入据点。他们绘制了比较详细的草图,将进路、出路、地形、地物、敌人兵力、住宿地址等等,一一标明。在侦察中我们得知,据点里配备了日本最新“九六”式机枪。这种机枪比他们原来的“三八”式机枪优点多,携带方便,可以提了走,有夜光瞄准器,装的是上插梭,子弹不易卡壳,撞针不易折断,有快慢机装置,可以上刺刀,还配有备用枪管,这算当时最现代化轻武器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感到,敌人火力配备比过去强了,要有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鼓舞了斗志,决心把这种新武器弄到手,武装自己。
为了保证这次突袭的成功,我们策反了据点里的3个伪军。这些伪军受日本人欺侮,黄志英等因在这一带活动也熟悉他们。通过几次接触和教育,他们逐渐觉悟,决定离开这里。我们答应任务完成后,保证安排他们生活,如果要回家就发给路费。在据点里,日本人也处处防着这些伪军,他们只能在据点外面站岗放哨,鬼子住的地方,他们不能去。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送情报,部队到达后,协同我们进入据点。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我把30多名战斗人员分3个战斗小组。卫民小组主要对付伪军;张宝生、陈金达小组进入据点消灭鬼子;李阿全小组外线警戒并随时接应。
1943年3月29日晚,我们部队从奉贤四团一带出发,一路奔袭,晚10时许,赶到钱家桥据点。3个伪军迎出来,把黄志英领进去,后面跟着张宝生等,当他们诓过伪军岗哨,跟在张宝生小组后的卫民小组,立即冲上去解除了哨兵武装。张宝生等直冲日军住处,推开两边房门,战士们的机枪、步枪猛烈扫射。敌人已来不及拿枪反抗,死伤倒地大半。敌人警惕性也很高,那支“九六”式机枪就架在门口的桌子上,但没有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卫民小组冲向伪军宿舍,堵住门窗,击毙了一个妄图顽抗者,其余4人举手投降。李阿全小组在镇上搜索时,击毙日军1人。日军小队长赤口正在花鹤茶馆赌博,听到营房枪声大作,不敢回营,溜之大吉。战斗顺利结束。
这次突然袭击,前后不到半小时,击毙龟山秋藏、市川岩次郎、小山薰等日军4人和伪军1人。重伤日军2人,俘虏伪军4人,缴获“九六式”轻机枪1挺、步枪12支、短枪1支。我支队无一伤亡。4名被俘伪军教育释放。战斗结束后,我们迅速向北撤离。对3名反正伪军人员,我们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南汇祝家桥一带,给予妥善安置。

6.引蛇出洞

我们从南汇向奉贤活动的交通要道,东有四团,西有泰日桥。泰日桥据点比较大,附近日伪军驻扎多,我们利用敌人经常出来搜索的特点,采取引蛇出洞,设下埋伏,突然袭击的办法打击敌人。
1943年七八月份,正是盛夏季节,水稻串头,棉花发枝,辽阔的浦东大地上,升起了一片片青纱帐。
一天,部队宿营在泰日桥西南的一个村子里,得到情报说,近来泰日桥的敌人天天在镇上搜索游击队便衣人员,还化装成小贩、算命先生和乡医郎中四出探听,一有情况就派部队下乡“清剿”。
我们听后,决定来个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伏击敌人。
第二天一清早,我们提前起身吃好早饭,作好战斗准备。先派出3个人,化装成农民模样,在村边割草,一有情况,立即报告。上午九十点钟,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一进村,我们化装成农民的3名战士,两人尾随跟上,一人留在村边继续警戒。等他们一走到预伏的哨兵点,立即要他们站住:“干什么的?”一个回答:“郎中先生。”一个回答:“算命的。”我们两名队员就把他们带到支队部。经过审讯,他们交代真实身份是泰日据点的密探,还说:“如果皇军不见我们回去,就会到这里来‘扫荡’的。”我们说:“我们正等着他们呢!”我们把这两个家伙捆了起来,关到牛棚里。
等到下午3点钟光景,派出的瞭望哨报告,泰日桥方向发现一批敌人朝这里开来。前面是便衣队,后面是穿黄衣裳的日伪军,前后拉开100多米距离。
为了避免在村口打仗,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我把部队拉出村子,迅速向西转移。前卫部队先行,后勤人员居中,翁阿坤中队长带了“九六”式机枪,率两个小队断后。翁阿坤的两个小队,行进到离村半里多路的地方,便埋伏到河堤旁的秆棵里。后勤人员和一部分新兵,装成逃跑样子继续向西撤离,引敌人上钩。
敌人发现我部“狼狈逃窜”后,原来拉开距离的日伪军,也迅速靠拢,边追边打枪,一直闯进我们的伏击圈。中队长翁阿坤“九六”轻机枪一打响,左右两个小队全部开火,走在前面的几个伪军当场倒下,其他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凶猛火力打得昏头转向。他们知道已中埋伏,日军指挥官叽里呱啦叫喊着,指挥敌人狼狈退回了原路。
一阵猛打后,我们考虑到此处离泰日桥据点较近,又是白天,被敌人拖住了不好办,所以,趁敌人还没有清醒过来,我命令部队分两个方向迅速撤离战场。
正是浦东青纱帐季节,河岸两旁秆棵高耸,水稻、棉花茂密,村庄里的树木、竹园又多,只要转几个弯,就很难寻找我们的踪影。敌人一经被我们痛打之后,开始组织反击,但又不敢冒然前进,怕我们再次伏出,只是朝我们部队撤走的方向乱打枪。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他们还在开枪。看看我们已无影无踪,只好拖着几具尸体灰溜溜地回去了。我们无一伤亡。
过了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我们部队又来到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王家厍宿营。当地群众反映,泰日桥据点每天有10多个伪军来这里的港口设卡,对来往船只敲诈勒索。第二天一早,我们以逸待劳,把部队埋伏在敌人来王家厍港口的必经要口上。七八点钟光景,10多个伪军排了队,背了枪向我们走来。他们一进入伏击圈,我们机枪、步枪突然开火,几个伪军当场毙命,其他几个喊爹喊娘地拚命逃跑。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我们也随即撤离。敌人的这个卡以后也就撤了。

7.庙泾港伏击

在村口路旁伏击敌人,我们打了就跑,确实可以震慑敌人,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不容易达到围歼,因为敌人逃路较多,特别是离敌人据点较近时,风险更大,敌人还要捉拿威逼老百姓,甚至烧房子。因此,我们一直想找一个敌人无法逃脱又不能找借口嫁祸老百姓的险要地带,围歼敌人。
我们了解到,从奉城到南桥和由泰日桥到南桥,有一条东西向的庙泾港,是敌人经常通行的水上要道。我派侦察员侦察确认,敌人在此通航的进出船只频繁,但每船日伪军不多,容易围歼。我决定选择时机,在这里打一个能够围歼敌人的伏击战。
但这里离南桥较近,给围歼带来一定难度。为此,我亲自去看了地形,决定把围歼地址选择在庙泾港的东侧那条南北向的船浜。这个地方东连青村港,西接老南桥塘,船浜的东端是南北向的金汇港,那里形成河流交叉的四角洋,又名屠家湾。四周空空荡荡,没有老百姓的房子。这船浜并不宽阔,但水很深,两侧滩岸又高,战斗打响后敌人也不易上岸逃窜,而且浜滩两岸无路可通,只在船浜以南二三百米处,才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为了防止敌人遭伏击后,夺路而逃,我决定两面设埋伏。
凌晨,我们隐蔽地进入阵地,把五六十名指战员分为2个中队,埋伏在船浜(今光明乡庙泾村境)的两岸。由一个同志化装成钓鱼的老百姓,坐在离这里约二三百米远的一座小木桥上,佯作钓鱼,实是观察,一发现敌情,就竖起鱼杆报警。其余的都藏在柴浜里和草窝丛中,居高临下,等待时机。
等到8点多钟,一艘载有日伪军的乌篷船,由东向西缓缓驶来。“钓鱼”人竖起了鱼杆,示意我们准备动手。由于这条水路沿途离各据点都比较近,从未出过问题,所以乘在船上的那些敌人非常麻痹,有的正兴致勃勃地打牌。当敌船驶入我伏击圈射程内,我一声令下,两岸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敌船横过来搁在南北河滩岸中间,动弹不得。敌人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跳下水,但河岸高爬不上来,一露面就被我们打死;水又深,敌人在河里站不稳,不好还击。由于两面埋伏逃到哪边都挨打,这真如瓮中之鳖,死路一条。
战斗很快解决,共击毙日军3人,伪保安队班长1人,俘获伪军2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皮包和手表,敌人的大衣也剥了几身。在我们缴获的文件里,知道了日军在浦东驻军的“茅字”番号。有几块手表后来上缴给浙东纵队总部。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鬼子躲在船浜的蕴藻堆里。当地方中队队副朱亮同志前去搜索时,日本鬼子以为我们发现了他,冷不防地从草窠里打出一枪,朱亮同志当场牺牲。那个鬼子被我们愤怒的士兵乱枪击毙。这条船上的几个船夫,都未受到伤害。
战斗结束后,部队迅速撤离,并向当地群众交待了如何应付敌人。
不一会,日伪军警赶到现场,问老百姓部队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群众装作“大日本良民”,回答说:“这批部队,天不亮就进了村,各处都派了岗哨,我们无法出来报告。”敌人无可奈何。
当我们部队撤至泰日桥西南钟家塘(今青村乡王家村)时,我们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中饭刚烧好,还没有吃,敌人已追上来,只好立即转移。新战士沈品芳同志不幸牺牲。沈品芳同志是大学生,参加部队后表现很好,由于他眼睛近视,看不清敌人走来,却被鬼子先发现,一枪击中。真是可惜!
另外,区队长卫民也负了伤。当地群众吴妹云、沈春泉夫妇,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士的武器,包扎好卫民同志的伤,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后来他们又将武器送还五支队,卫民也伤愈安全归队。
朱亮同志牺牲后,他妻子要求把朱亮同志遗体带回去安葬,我们同意了。朱亮是我带短枪队回浦东后,因他在地方上身份已暴露才归队的。
南汇三灶的玉蟹桥战斗也发生在这一阶段,也是一次较成功的伏击围歼战。敌人从新场出发乘船往坦直桥去,玉蟹桥在北,是必经之路。这条河浜是南北向的,有一只羊角湾。我们部队躲在桥南面农民唐生宝(不是我们部队的唐生宝)家一个很大竹园里。正好面对羊角湾。敌人分乘两只脚划船,只有一二个鬼子,五六个伪军。我派出一个小分队约10多个人去伏击。当敌人一进入伏击圈,我们的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将敌人一举歼灭。但许培元同志不幸牺牲,他也是在打扫战场时被躲在水草窠里的一个日本鬼子放冷枪而身亡的。许培元是从浙东返回浦东的几个同志中,文武兼备的指挥员,共产党员,中队级干部,他的牺牲是我们的重大损失。
当敌人赶来搜捕,我们已全部撤离。敌人把失败的怨愤全部倾泄到老百姓身上,把唐生宝家的房子、竹园全部烧光。

8.祝捷大会

从1942年9月到1943年8月,正好是一年。在这一年中,日军初期的“清乡”和后来的“高度清乡”都破产了,接下来,就是日军“清乡”的第三阶段,即所谓“刷新清乡”。这个“刷新”,实际是装装门面的。“清乡”区四周的竹篱笆给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鬼子的劲头也远远不足了,轻易不敢下乡。敌人兵力分散,战线太长,主力部队长期陷在“清乡”区,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有些日军开始调出浦东。到1943年八九月间,我们在“清乡”区与敌伪斗争一年中,迫使日军建立起来的近百个据点,缩减到二三十个,我们部队从12个人发展到100多人,拥有机枪4挺、长短枪70多支。根据形势的发展,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决定我们浦东部队“五支队”番号改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姜杰同志为政委,鲍季良同志为浦东支队部秘书,分管财经工作。支队下设一个中队,翁阿坤为中队长,主力部队100多人。但对外仍用“五支队”名义,老百姓包括一部分战士,不知道我们的新番号,所以社会上还是称我们为“五支队”或“诸亚民部队”。
“清乡”期间,日本鬼子到处张贴布告,给我画了头像,出了赏格要抓我,说什么,“抓到‘诸亚民’可赏10万元军票”。我的头在当时还蛮值钱的呐。中心桥一带的农民,有一次还撕了一张布告交到我手里。我一看,这布告上画的那个“诸亚民”,居然还有点像我的样子。当时出赏格要抓的,还有翁阿坤、黄志英等人,他们的头比我便宜一半。到后来,鬼子知道消灭不了我们,也抓不到我,竟说什么:“我们知道诸亚民部队不是土匪,纪律很好,而我们皇军也是打土匪的。”
真是自欺欺人。
为了庆祝浦东反“清乡”斗争胜利一周年,我们在南汇东面5公里左右的海边邬家店,召开了一个隆重的庆祝大会。这个地方我们很少去活动。选择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敌人没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显示我们的力量。为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侦察哨一直放到南汇县城。
当地群众和外地来参加庆祝会的真不少。过去很难找得到的关系,也自动上门来表示祝贺,有的还送来了慰劳品。祝捷大会场面很大。我们搭了戏台,演出了节目,有的用洋喇叭吹奏革命歌曲,我也吹了口琴,还独唱《游击队之歌》。当地民乐队也参加了表演。平时部队不准喝酒,这次开了“戒”,喝了一点酒。主席台两侧威风凛凛地悬挂着由鲍季良书写的长联。
右联是:回首当日,暗渡杭州湾,夜越封锁线,坚持反“清乡”、反“扫荡”,敌伪企图成泡影;
左联是:屈指年来,纵横奉南境,威震沪江滨,不断打据点、打伏击,健儿战绩壮山河。
横幅是:反“清乡”一周年。
鲍秘书的这副长联,可谓反“清乡”斗争一周年的真实写照和历史总结。
当我们唱歌跳舞、欢庆胜利的时候,龟缩在南汇城里的日伪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党领导的浦东反“清乡”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形势大为好转,也显示出浦东军民团结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

第八章 纵横驰骋战敌顽

1.全歼分水墩伪军中队

从1943年9月反“清乡”一周年,到1944年9月我带一部分部队参加浙东军政大会的一年中,是我们浦东支队继续发展的时期。
在浦东抗日战场上,当时除了我们的部队之外,没有其他可称得上“抗日”的部队。敌人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全力对付我们,与我们展开了一场场伏击与反伏击,围歼与反围歼的生死大搏斗。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纵横驰骋在浦东战场上。
消灭分水墩伪军中队,是这一阶段打得比较早的歼灭战。时间大约在1943年11月份,所以也叫它保卫秋收战斗。
分水墩是奉城东北的一个小镇,现在是头桥乡水墩村。镇很小,但驻着伪保安队的第九中队,有100多人,武器配备较好,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有一定的战斗力。中队长李正权依仗武力,在这一带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秋收以后,他们活动更为频繁,时常下乡抢粮,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我们曾几次想找机会打掉他,但这里离大团、头桥、奉城周围的敌人据点都不过三四公里,打起来很容易陷入四面包围的被动境地。按以往的经验,要消灭分水墩敌人,必须创造条件采取里应外合、速战速决的战术。
我们部队有个王教官,是个反正过来的伪军军官,暂时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为活动方便起见,我委他为副官。他在我面前几次表示要争取立功。我想王教官是客帮人,李正权这个部队也是从外地调来的,客帮人多。他对这个中队的伪军比较熟悉。我就派王教官去李正权部以客帮人身份拉关系,一是摸摸他们的底,二是争取几个人过来做内应。王教官很积极,几次与一些伪军接触,做工作,拉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这几个人思乡思亲,牢骚满腹,很想脱离部队,王教官答应为他们想办法。他们也愿意配合我们消灭李正权伪军中队,重谋出路。
这个伪军中队驻在镇东陆云逵的轧花厂里。厂比较大,四周有坚固的围墙,伪军住宿分散,就是里应外合,要一举歼灭它也有一定难度。而镇西有个轧米厂,比较小,周围地形好,里面只有一个大仓库,如果能设法把敌人调到轧米厂去就好了。这时,正好新棉上市轧花厂要开工生产。陆云逵想把伪保安队动员走,但这些家伙死活也不肯搬家。我们就通过黄家长堰的黄秉钧出面,找饮和堂药店老板王玉振去做工作。黄秉钧公开身份是伪保长,是我们的情报员,我与他和他的兄弟黄五都很熟,部队经常驻在他家,他家也是个联络点。黄去找了王玉振后,王一口答应。王玉振对中队的那些大小伪军官,一次次请客送礼,软骗硬磨,终于使他们同意暂时搬到了镇西轧米厂去,等花市结束,再搬回来。
这样,歼灭这股伪军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我决定立即动手,要王教官与反正的伪军联系,请他们按时送出“口令”。
1943年12月15日夜晚,我把部队集中到黄家长堰黄秉钧家附近,这里离分水墩只有二三里路。中队长翁阿坤率50多名指战员,由王教官领路,深夜10时许,抵达分水墩敌驻地。由于内线接应,尖兵很快消灭了伪军的哨兵,占领有利地形后,分三路包围了轧米厂。伪军都在仓库里呼呼大睡。我们踢开大门,大喊:“缴枪不杀!”一个伪军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其余都从被窝里爬出来举手投降。翁阿坤命令伪军穿好衣服,到空场上站队。一部分战士把仓库里枪支弹药从枪架上取下来,集中起来,卸掉枪机,交给伪军们背着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全歼伪军100多人,缴获马克沁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60多支。前后仅用了10多分钟。浦东支队无一伤亡。伪军中队长李正权住在镇上,他听到驻地有枪声,情知不妙,便带着老婆逃走了。
我们押着战俘,连夜赶到南汇沿海的塘角嘴。在愿意参加抗日的伪军中,我们挑选了一部分留下,其余的连同多余的枪支和马克沁重机枪,由海船运送到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这也是我们缴获较多的一仗。这个伪军中队消灭以后,奉贤的日军再也没有在这里驻过军,分水墩据点被彻底拔除了。1944年冬初,我们还在南汇北面七灶港处打垮了川沙张阿六、王阿虎一个中队。奉贤四团的石跃章同志在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在我们的猛烈打击下,那些伪军也意志消沉,想寻找出路。南汇七区的征收主任夏筱塘,乘机在南汇东门伪警察所策反了一名伪警人员。他们向我汇报后,我立即派张宝生带了七八个同志,由夏筱塘引路,与这个伪警配合,里应外合,打掉了这个伪警察所,缴获步枪36支、轻机枪1挺、短枪1支,俘获伪警2人。
同一时期,东海情报站负责人郁礼仁,认识了万祥伪军中队里的一个湖南籍班长朱金生。这个人不愿当汉奸,并动员了一些伪军要起义。郁礼仁向我报告后,我派了张宝生、李阿全率领一个小队,由郁礼仁带路到万祥,在这些伪军配合下,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军中队长,12名伪军当即起义,缴获机枪1挺、步枪32支。

2.阮家花厅遭遇战

1944年初,我们主力队伍已发展到150人左右,部队编成翁阿坤和赵熊两个中队,活动范围也随着扩大。原来我们很少去的奉贤西北一带,现在也经常去活动。有一天,我正好离开部队去开浦委会,部队驻在奉西北的阮家宅,与日本宪兵队在大白天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阮家宅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阮金海的庄院。圈墙屋有好几进,里面有只花厅,远近闻名,老百姓都称阮家花厅。我们怎么会住到这里呢?吴仙鹤的长丰米行有个帐房叫陆良弼,他是个农村知识分子,有抗日救国思想。我们在一起经常谈论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我也向他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称赞我们部队纪律好,还要求将他儿子过继给我。我就同意了,并秘密地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部队现在大了,不能在老地方转来转去,准备向奉西地区发展,你那一带有没有合适的宿营地和落脚点。他说,在奉西北阮家宅我有一个亲戚,你看行不行。我说,有机会去拜访拜访。
有一次部队流动到这一带,我就叫陆良弼请宅主阮金海儿子阮德尊来部队见见面。阮德尊是个大学生,曾做过奉贤“忠救军”副司令李文焕的秘书,与我们游击队也有些来往。我把来意给他讲后,他答应愿为游击队服务。平时,这个宅子来人很少,我就把阮家宅作为我们流动部队的一个驻地。因陆良弼的关系,阮也为我们代收些钱粮,并按规定,我们支付一定手续费,有时把一些粮食也存放在他家里,部队随时取用,阮家也有一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部队活动到这里,住在阮家宅,日伪军也蒙在鼓里。
1944年1月30日,农历年初六,晚上雪花夹着雨点,天气异常寒冷。我们支队的两个中队活动到奉贤地区,分别住在阮家宅、张家宅、周家庄、郭家圈等几个宅子上。第二天下午,我们驻宿在阮家宅的翁阿坤中队,在监视泰日桥的一个制高点瞭望哨上,发现有二三十个日军自东北方向,成一路纵队向阮家宅缓缓而来,但又不像打仗的样子。瞭望哨立即向支队部报告,翁阿坤迅速作了战斗部署。他把部队拉出来,隐蔽在阮家宅的水桥屋和“包皮房”里。当日军进至百米距离时,我军突然开火,当场击毙日军6人。敌人乱作一团。这里正好有一块沟头田,比一般大田低1至2米,敌人魂魄稍定,就跳下去还击。翁阿坤中队长立即分两路,一路继续还击,一路向西撤退。赵熊中队也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但因敌据点离我们太近,不能恋战,部队迅速交替主动撤退,自郭家圈向南经沈行前,撤往野鸡窝(今青村乡境)一带。日军被我们的猛烈火力打懵后,也不敢追击,抬了6具尸体回泰日桥去了。这是第一次在大白天与日军发生的一场遭遇战。
后来我们才知道阮金海有个女儿正同驻南桥的日军宪兵队长小苍打得火热。这一天是日本小队长小苍来拜访他的“岳丈泰山”的,“泰山”未拜访到,倒遭到我们游击队的一阵痛击,险乎丧命。
第二天,日军从泰日桥、青村港、三官堂和南桥等各个方向,出动100多鬼子,200多伪军,一路搜捕包围过来,最后把阮家宅团团围住,歇斯底里地把附近农民抓来毒打,要他们交出游击队。有的农民被打得昏死过去,有的被假枪毙。敌人发泄兽性后,大肆抢劫掳掠,最后把阮家花厅烧个精光,对奉贤人民又欠下一笔血债。

3.消灭鬼子催粮队

1944年3月中旬,我们部队驻在南汇朱家店西北角的夏家宅一带。一天早晨,我们正在一块空场地上练拳脚。侦察员跑过来向我报告:“发现敌情。”我想这么早,敌人就出动了,敌人是否知道我们行踪,来偷袭我们呢。我问:“来了多少?”侦察员说:“现在看到的是4个人。”“快把敌人情况搞清楚。”我下了命令。
过了不久,乡保长也来报告了,说:“在朱家店附近有4个敌人,2个日本鬼子,2个税警,是来催缴军粮的。”我想老百姓的年刚刚过完,存粮也不多,所剩粮食要度过青黄不接时期,一定要煞煞敌人的嚣张气焰。我立即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
上午11点左右,翁阿坤中队到达了朱家店附近,选择了一个敌人必经之路埋伏下来。一个排向敌人过来的方向警戒,以防后续部队。朱文彬带另一个排负责消灭敌人。朱文彬同志,共产党员,上海嘉定人,老“二大队”的,作战勇敢。大约隔了一个小时,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朱文彬命令开火,4个敌人就分散隐蔽在庄稼田里。我们火力打不到他们,一阵乱枪后把一个鬼子打伤了。朱文彬提了“快慢机”,一边匍匐前进,一边用枪扫射,双方越来越近,敌人在暗处,朱文彬却战不到目标。受伤的那个鬼子突然一枪,打中了朱文彬同志的胸口。我的小勤务兵潘海根就在朱文彬身旁,立即呼喊:“朱排长不行了,翁队长快冲过来!”这时翁阿坤架着的机枪在六七十米远的屋顶上,翁也看到朱文彬同志倒下去了。他带了几个战士冲了过来,七八个战士一拥而上。两个日本鬼子滚在一起,两颗手榴弹的保险盖已打开,正要向我们投掷时,战士的刺刀已经穿进敌人的胸膛,如果再迟一二秒钟,我们可能有更大牺牲。税警被打死一个,俘虏一个。前后战斗不超过10分钟。我们牺牲了区队长朱文彬同志。
我们考虑到这里离新场敌据点不远,敌人很快会来报复,必须迅速转移。我们回到夏家宅吃了饭,下午3点多钟,为了迷惑敌人,先向坦直方向转移,然后折回,再向奉贤方向转移。
这几天,江南气候变化反复无常,春雨绵绵,寒风凛冽。部队不停地转移,穿插战斗,非常劳累。而敌人呢?在朱家店吃了亏后,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兴师动众,肆意报复,他们躲进据点似乎老实多了。
3月27日傍晚,我们部队从南汇转了一圈后又向奉贤北宋转移。这天,雷雨交加,行路困难。在当晚10时左右,部队终于全部到达了奉贤北宋地区,连常备队大约有300人左右。这里是我们比较安全的活动地区。
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战士全身浸透,像“落汤鸡”一样。我们立即烧水,让战士洗脚烤火休息。我把几个中队长叫来,安排了晚上的警卫,布置了明天的活动内容,规定如果发生意外,各中队下一次集中地址。这已经是我们的老规矩了。这次跟我们部队一起转移的还有浦委的领导人金子明、海防大队队长张大鹏以及何亦达等同志,我们几位领导准备在这里开一次会议。因太累了,金子明决定明天再开。另外,张锡祚同志刚从浙东调来,在支队部等待分配工作。
然而,我们的到达,被暗藏于北宋地区的敌伪坐探察觉。情报当晚送到驻周浦的日军司令部。敌人连夜调集八路人马,倾巢而出,撒开大网,向我们营地分进合击,准备把我们彻底围歼在北宋地区,我们却毫无察觉,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就在眼前。

4.惊心动魄的北宋突围战

在北宋,按支队部分配,翁阿坤中队住在宅东南,紧靠便道;赵熊中队住在宅西北,靠近新港;常备大队人数少,同支队部一起,住宅中。四周派出步哨,负责宅边警戒。
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的北宋农村,早晨被一层薄薄的迷雾所笼罩。清晨5点多钟,天还蒙蒙亮,中队长赵熊已带战士在场地上出操。这时几个眼尖的士兵,可能是值班区队长陈金达等同志,忽然看到宅西口的麦垅里,有一只军犬在探头探脑,后面跟了戴钢盔的二三个穿黄衣裳的人。仔细一看,是日本鬼子。情况十分危急,赵熊立即命令举枪射击。清脆凄烈的枪声打破了浦东清晨的宁静。一场浴血突围战就此拉开。
在枪响之前,我还躺在村中洪静贤家靠近大门的门板上,正在考虑当天的工作,突然听到潘海根在外边与一个人讲:“有情况,快叫诸队长。”话还没有听完,宅西头的枪声已起。我知道情况紧急,一骨碌翻下床,一手抓起“快慢机”,一手抓了一条子弹。小潘已站在我身边。我毫不犹豫地命令:“请立即通知鲍季良带领支队部和后勤向东北突围。命令翁阿坤中队和赵熊特务中队全力狙击,等群众安全撤退后,翁阿坤部向东南朝黄家长堰一带撤退。赵熊中队带陈金达、李阿全两个区队完成狙击任务后,往北面周家弄一带突围。你跟鲍季良与几位领导一起走,要保证他们安全撤离。”一连下了三道命令。这时,与我住在一屋的金子明、张大鹏同志等听到枪响也起身了。他们与我见面后,我向他们交待了几句,他们对我说:“我们走了,你注意安全。”我们来不及再讲什么,我只说了:“你们快走吧!”他们就与我分手了。金子明、张大鹏没有武器,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他们与鲍季良带的支队部一起向东北方向撤出。
战斗非常激烈。翁阿坤的“九六”机枪封锁了从东南和南部进犯的敌人。赵熊消灭了宅西的敌尖兵,退守民房里抵抗。
敌人发现我们的目标后,开始猛烈攻击。我们先敌接触的是离北宋最近的奉城日军宪兵队、警备队和伪中央税警四支队一部。因为他们走得快,所以先到了北宋宅。他们遭到我军的突然狙击,先头部队基本上击溃了,后续部队还在路上。而从新场、大团、六灶、周浦、川沙、南桥等地出动的敌人,因路远,再加上一场大雨,路滑难行,还未到达。“分进”是实现了,“合击”未成功。我下命令时,头脑里估计敌人是运用“分进合击”的老办法,既然宅西和宅南先打响,断定敌人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合击”,北部、东北和东南敌人还没有赶到,合围圈还没有形成。所以下达了上述命令。如果再耽误几分钟,另几股敌人堵死我必经通路,部队就相当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一点也不能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我把三路突围的部队组织安排好后,率领翁阿坤中队往东南突围。这一方向是从大团、四团过来的敌人。我们有三挺机枪开路,一路猛扫,逼使敌人分散兵力,我抓住一个缺口,迅速带部队向外冲击。我们的一个班,占领了北宋东南角的牛车棚,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组织几次冲锋,也未能得逞。敌人就连打数发掷弹筒,把整个牛车棚炸毁。我们在那里狙击的一个班几乎全部牺牲。我们冲过敌人的第一路攻击线后,转小弯,出村宅向东南方向边打边冲。与我们一起撤退的还有许多北宋群众。洪静贤医生是跟我一起走的,不幸被敌人流弹打中,不能走路,我背起他就走。我们对这里的河港、小路非常熟悉,冲出二三里,敌人已被我们甩开。洪静贤医生看我背着他走得累,几次求我放下,要我带部队快走。我一直把他背到奉贤的黄家长堰,到那里已经是中午了。
赵熊这一路战斗也十分激烈。敌人拚命追击,我部节节还击,边打边撤,向西北渡过了界河,又遇到西北方向从新场、周浦过来的敌人,经过2个多小时与敌人的拉锯,终于把前堵后追的几路敌人甩掉,撤出了战斗。
鲍季良带的支队部这一路,人少又走得快,南汇这一路敌人没有及时赶到,但他们在路上还是遇到了敌人。因为早晨有雾,敌人才没有发现。这时围攻北宋的敌人源源而来。他们以为我部主力还在北宋,继续用密集火力向北宋攻击,一直打到10点多钟,才发现北宋早已空无一人,是在自己打自己。
北宋突围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浦东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敌人动用兵力1000多人,驻上海的日军也出动了,整整打了一个上午,据说黄浦江边都能听到枪炮声。这一仗我部打得顽强艰苦,伤亡较大。我部钟金连、马勇根、张秋癸、朱炳南、华根生、潘龙兴、姚文祥、王友龙、钱玉祥、李连强、吴杰保、姜春南、蒋岳明、陈金龙等20多位同志英勇牺牲了。有一个叫肖引根的战士,奉贤青村港一带人,因大腿骨被打断,不幸被南桥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路鬼子捕俘,关押在南桥司令部的大牢里,发着高烧,神志不清,两天后,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这次战斗结束后,敌人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我们浦东支队完蛋了,还画出了漫画四处张贴。漫画上画着我抱了一挺机枪,坐在二灶港边上,面朝东海“痛哭流涕”,成了“光杆司令”。实际上,我们支队部和两个主力中队除了牺牲20多名战士外,实力未受重大损伤,特别是北宋的群众无一伤亡。而敌人也被我们击毙20多人,伤30多人,付出惨重代价。敌人攻占北宋后,兽性大发,在五六天时间里,不仅把村民的财物洗劫一空,还把全村107间房屋焚为灰烬。
这次北宋突围战,从我的思想上来检查,教训也是深刻的。在这之前,我们接连打了不少胜仗,队伍也在不断扩大,敌人的许多据点也被迫撤掉了,加上北宋一带又是我们的游击基地之一,所以思想上不够警惕。其实敌人没有睡觉。而我们在转移时,不仅坐了船,又没有及时处理部队行军泥路留下的痕迹,被一些暗探察觉。结果遭敌围袭,被迫仓促应战突围。这说明不论何时何地,作为指挥员来讲,一定要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北宋的群众是很坚强的,战斗一结束,就在地方党同志的组织下,含泪掩埋了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遗体。为了帮助北宋人民尽快重建家园,我们部队拨出一笔专款,通过地方党,仅用两个多月,就恢复了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北宋战斗后不久,我们终于查清了出卖情报的坐探朱志秀。他是北宋附近人,平时吃点白粉,被敌人收买。他发现我大部队驻北宋的痕迹后,就向敌人告密。这个坐探后来被我们镇压了。
解放后,奉贤县人民为了纪念这次突围的成功,缅怀20多位死难烈士,在北宋村战场原址建立了北宋战斗烈士纪念碑,供人民瞻仰、悼念。我每次到浦东,总要去看看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

5.张席珍重返浦东

1944年5月10日,浙东区党委派张席珍同志率杜锐、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倪峻,机要员刘文祥和电台工作人员王光、周岚等20余人,带一部电台,乘海船由浙东北渡,在南汇泥城芦潮港登陆。第二天,我们在奉南界河边的奉贤县瞿家宅一带会合。
我与张席珍已有近两年未见面了,他这次是自己要求回浦东来的。他的来到,使我分外高兴。我们是老战友,相互很了解,工作配合很好。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是为了加强浦东支队的领导。
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张席珍同志任浦东支队的支队副兼参谋长,杜锐任中队副,不久调任支队部作战参谋,其余人员均分配在支队部工作。张席珍等同志的到来,标志着我们浦东支队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浦东支队装备电台后,我们与领导的联系加强了。以前,我们主要依靠张大鹏海防大队传送情报和区党委的指示。有时,我们自己在海边,找海船直接去浙东古窑浦,来回很不方便,时间又长。现在可以天天通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当时,浙东纵队的每一个支队都配备了电台。电台的报务员都是在新四军军部统一培训的,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在特别情况下,还能与其他支队和军部联系。
因为没有电,所以每次发报都要用手播发电机发电。电台功率小,工作时要装很高的天线。每到宿营地,电台的同志就去找高一些的树或竹园,把天线隐蔽地架设好。工作结束后又马上拆掉。所以,有了电台又给敌人多了一个搜索目标。当时我们游击区扩大了,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犯的。电台工作期间,门外有专人站岗,绝对保证电台工作的安全。最累的是发电,因为发电机是手摇的,电压不稳定,又很笨重,每次转移都要抬着,而且经常出故障,遇到紧急军情真是急死人。后来王光同志动脑子,试验用100多节干电池接在一起发报,试验成功了。这样就方便多了。到1945年,我们部队基本控制了浦东平原的农村。支队部也不再天天流动了,有时在驻地一住就是二三天。这时,电台就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在村里架设天线。附近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架设的“天线”,就知道我们在这里宿营。群众都向着我们,外面一有动静他们就来报告。
我们浦东支队的电台还发挥了另一个作用。上海地下党也曾用我们的电台与中央联系。
张席珍同志回来后,部队继续扩大,由原来北宋突围时的两个主力中队扩展到三个主力中队,近300人。1944年6月,建立了中共浦东支队总支委员会,鲍季良任总支书记,支队部和各中队,分别建立党的支部委员会,进一步开展建党工作。在部队建设方面,除倪德庚和徐黎的“六中”等地方武装外,主力武装作了新的调整,主力部队编序是:一中队,代号英雄中队,中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又称过大队,代号顽强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三中队,原为常备大队,这是我在1943年9月回浦东后,在南汇一区成立的地方武装,由杨明德和王厉生负责。张锡祚同志调来后,杨调支队部任参谋。张锡祚接任杨明德大队长职务。现上升为主力部队后,编为中队,代号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当时我们主力部队采取了精干的方针,以后,就以这三个中队为基础,发展为大队。
我们浦东游击区的发展还为浙东纵队提供了兵源。浙东第二次反顽战斗后,需扩大部队,纵队司令部指派郁德祥、周九、沈臣良等到浦东扩军。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先后带领200多青年返回浙东,编入浙东纵队五支队、三支队。以后张晓初与沈臣良又带10多个人去浙东,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几个坏蛋哗变,杀害了张晓初、沈臣良、李俊等同志。后这些坏家伙折返浦东时,一部分被我部抓获镇压了。

6.界河桥巧遇税警队

1944年的7月7日,我们的部队宿营在界河南侧奉贤县境内的吴家宅、张家宅、北潘家宅和唐家宅,均在头桥乡北宋村一带。宿营唐家宅的紧张中队担任对界河北岸的警戒。
这条界河是奉贤和南汇两县的交界河,河不宽,但地理位置重要。时值7月,两岸护堤草木茂盛,只有站在界河桥头向北望,才能看到南汇村里的情景。我们警戒的步哨就设在界河桥北岸。
大约凌晨3点半,天快蒙蒙亮了。站岗的班长朱木良(原名朱根泉)和战士蔡文龙、倪海彬,听到界河北侧南汇县境内的乔陈家宅附近,传来一阵阵狗吠声。他们立即监视那里的动静。不一会儿,一队黑影由宅内向界河方向过来,有一人从队伍里窜出来,匆匆跑向界河桥边。为不惊动对方,我哨兵不动声色地把来人截住:“不准动!反抗就打死你!”惊慌的“来人”一看是我们游击队,就不怕了,说:“南汇那边来了一批黑壳虫,也有日本人,他们可能要过河,抓我来探路的。”原来他是被敌人威迫来探听情况的老百姓。站岗的把他带到中队部,中队长叫这个老百姓留下暂时不要回去。
敌人见派出去探路的不回来,以为前面没有事,就向桥边走来。约走到离桥50米处,我们哨兵鸣枪警告,命令他们停止前进。
这股日伪税警共27人,是从奉城出动,经南汇县永庆乡第四保,再过界河桥返回奉城的。他们为了“围剿”我们,已经走了一个晚上,准备天亮前赶回去睡觉。哪里知道,我们部队比他们先到一步,已先于他们在界河桥南安营扎寨了。日伪税警队一夜搜索没有发现情况,到了家门口总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枪声,怕发生误会,也没有还枪,就大声喊叫:“我们是中央税警团!你们是哪一部分?”嘴里还不清不爽地乱骂:“他妈的!老子跑了一夜,困死了,还在这里开玩笑!”中队长张锡祚,已带部队跑步上了界河沿哨位,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听是税警团的,便轻声命令:“中央税警团是敌人,打!”令出枪响,一阵机枪射向对方。敌人立即散开,胡乱向我还击。我们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敌人开始后退。由于我们对界河桥北敌情不摸底,紧张中队又是地方常备队发展起来的,新战士多,不宜追击久战,迅速撤离了这一地区。这一仗,击毙奉城日军宪兵队下士伍长丹生谷等3人,他们是由日本宪兵队和税警团混合组成的夜间袭击队。我部无一伤亡。
奉城日伪军在界河挨打后,经常出动军警到这一地区骚扰,目的是迫使老百姓疏远我们。7月20日上午,奉城伪中央税警团第三大队,由郭大队副带领士兵共17人,又到东新市一带“清剿”。其时,我们正活动于朱行埭、顾家宅、槽坊头等地。我们以静待动,等候敌人送上门来。当伪警行进到朱行埭时,等候多时的翁阿坤中队,从屋顶上突然向敌人开火,击毙伪警中士阚广发,重伤伪警施树根、樊茂昌、刘坤3人。伪税警队遭到我们痛击后,慌忙逃回奉城,我部无一伤亡。从此,这一带的伪警队就不敢再放肆了。

7.激战夏家圈

在奉贤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马伯生、丁锡山的徒子徒孙分布很广。奉贤的河流,多数又是南北向的,港上桥梁较少,从黄浦江到杭州湾区域狭小,而且在奉贤中部又有县城南桥的日军大据点,等于卡住了喉咙口。我们要向奉贤西部发展,必须跳过南桥,困难实在不小。
1944年7月中旬,我们派遣赵熊同志率领顽强中队的3个区队,约80名指战员,挺进南桥一带,争取在这里立住脚,以达到打通浦南、浦西的交通线,为部队更大范围的发展创造条件。时值江南夏收夏种季节,我们以保卫夏收夏种为口号进入该地区。
赵熊部队从南汇西南一带出发,进入奉贤西南地区后,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一二十人也奉命配合行动。24日晚10时许,到达西新寺东南1公里的夏家圈(今新寺乡前胜村)以南的夏家宅宿营。夏家宅是村庄,共20多户人家,由东向西排列在夏家浜北岸。赵熊的顽强中队一区队住宅东,二区队与黄志英短枪队住宅中,三区队住宅西。部队派出步哨后休息。
这里虽是日伪的腹地,但地形条件较好,四面环水,芦苇丛生,只要消息封锁得好,部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25日,由于周围据点里的敌人无异常动向,司务长便去西新寺镇采购面条,因为数量较多,引起日伪密探的注意。这天,又正逢农历六月初六,这是上海郊区一带的“猫狗生日”,有“六月六,猫狗洗冷浴”的习俗,天气又闷热,个别战士就下横泾港洗冷浴,这又被日伪密探发现。
敌人得到情报以后,日军一部和伪税警400多人,立即出动,从南桥、柘林分两路,分进合围我夏家宅营地。下午5时左右,顽强中队正在用晚饭,准备夜幕降临后穿过沪杭公路。这时,夏家宅四周均发现了敌人。赵熊中队长立即作出战斗部署。一区区队长李阿全率一个小队,迅速占领宅北有利地形,攻击北路敌人。赵熊中队长和张正贤指导员率一、三两个区队和短枪队,迅速抢占官路,保证部队顺利越过,朝七仓墩方向转移。中队副杜锐为减轻中队部及两个区队的压力,率二区队向南突围,几乎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相互交替,边打边撤,冲过了十几条沟浜,突出重围,来到日伪柘林据点的边上。中队副杜锐判断柘林的日伪军已倾巢北去,便毅然率队冲进日伪据点柘林镇,打得一些守军措手不及,他们通过据点后,跃上海塘,向奉城塘外地区撤退,并在那里与中队部会合。
这一仗,以赵熊同志为首的顽强中队,在孤军深入、四面受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英勇顽强地组织抵抗,最后冲出了重围,毙伤日伪军10余人,包括击毙税警大队副1人。我部在突围中敢于冲进柘林敌据点,击毙日伪军后安全转移,粉碎了日军袭击围歼的阴谋,扩大了我部在奉西南的影响,也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有意义的。突围中,我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顽强中队机枪手祝老福,战士陈祥生、龙青山3人当场牺牲,另一位战士因受重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陈应根、李少锋等4人负伤。这一仗,也说明由于这个地区敌人力量较大,群众基础薄弱,我部要用武装割据办法,通过打通奉西南和浦南的交通线,实现浦东浦西连成一片的设想,当时还是困难的。这次遭遇战后,我们撤回部队,开始选择直接通过黄浦江,打通与浦西联系的新途径。

8.朱家店大捷

1944年8月21日,我们支队部和3个主力中队驻扎在南汇朱家店以南的几个自然村里。侦察员从周浦获悉,周浦镇据点的日军,要配合南汇、新场据点的日军,从周浦出发到六灶,再转向新场进行一次“清剿”。
得到这个情报后,我与张席珍研究,鬼子从六灶转向新场,再回周浦,很有可能要走朱家店以南这条通向新场的小道。如果经过我们驻地,我们就打它一个伏击,如果不经过,我们就不去动他。我命令侦察员密切监视敌人的行动。
我们之所以要选择朱家店这个地段伏击敌人,原因很多。朱家店是个小集镇,位于六灶之南,五灶港北岸,在市南口跨五灶港上有一座三堍石桥。桥南不远处,有一个南北向的狭长池塘,池塘东岸是从朱家店通过来的人行道,池塘南端路东的宅基就是张家袜厂,是一个制高点。在张家袜厂到五灶港南滩之间,是四五百米长、五六十米宽的一片开阔地,地里种着棉花。靠五灶港边及棉花地中央,各有几个土坟墩,棉花地东边又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浜。这些地方既可隐蔽,又可追击,离敌人的据点都很远。在3月20日左右,我们曾在这里打过一仗,消灭了4个日伪军。大家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打好这一伏击战,比较有信心。
为了争取时间,做好充分准备,我叫联络员杨金泉伯伯赶到六灶镇,要区长王季贤,镇长徐志良,拖鬼子在六灶吃中饭。10点左右,他们来报告说,鬼子已到了六灶,有四五十人之多,饭后要去新场,可能经过朱家店。
我们根据敌情和伏击的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翁阿坤英雄中队的张宝生带一个班,带一挺“九六式”机枪埋伏在五灶港三堍石桥西北,封锁石桥,切断敌人退路。张锡祚紧张中队的一个班带两挺机枪隐蔽在庄稼地南端,正面打击敌人,由张锡祚阵地指挥。赵熊顽强中队留守在张家袜厂浜东,从东部打击敌人,并调出一挺机枪和一部分战士,由陈金达带着机枪伏于张家袜厂屋顶,控制制高点。翁阿坤中队在指挥部左侧,准备随时追击逃窜的敌人。由于这次来犯敌人较多,而且都是鬼子,因而在敌人进入伏击圈的田埂上设置了“土地雷”。由紧张中队的顾志清负责,把16个手榴弹,4个一束捆扎好,打开保险,每隔七八米埋一束,用一根50多米长的青色麻线把“四束”“地雷”连接在一起,由战士严海彬操纵。各中队按我们的计划,在中午12点以前隐蔽进入预定位置。
这次下来“清剿”骚扰的鬼子是小队长龟田率领的一个小队,共47名。他们在翻译陪同下,10点多钟到了六灶,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下午1点多钟酒足饭饱后,大摇大摆地穿过朱家店小镇,往南再经过五灶港石桥,进入了伏击圈。开头是向导和3个尖兵,20多米后是一纵队鬼子。当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后,我举枪命令:“开火!”顷刻,正面和侧面埋伏的战士,机枪、步枪齐发,地雷也“轰”、“轰”、“轰”、“轰”连锁爆炸。战场顿时子弹呼啸,枪声震耳,硝烟弥漫,敌人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张锡祚立即命令冲锋,不可一世的鬼子有的负隅顽抗,被战士当场用枪打死或刺刀戳死。由于路西和路南是池塘,鬼子要么往回走,要么绕过池塘往西走,因五灶港石桥已被我堵死。余下的敌人只能争先恐后绕道向西逃窜。翁阿坤中队按预定路线迅速追击,由于圈子绕得大了些,机枪封锁石桥时已有七八个鬼子逃过石桥;没有逃过去的,沿五灶港南岸,过小河直往朱家店以西孟将堂逃去。敌人在过河时,被我埋伏在五灶港北岸的战士用枪打死,有的被手榴弹炸死。
在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有两个鬼子赤膊钻在棉田里。傅银华等就和鬼子拚刺刀,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几个回合,就被刺死。在搜索“地雷”阵地时,一个躲藏在池塘芦苇丛中的鬼子向战士毛林生打了一枪,毛林生不幸牺牲。战士们怒枪齐发,把这个鬼子打死在池塘里。
这次伏击战,从打响到结束,不过1个小时,共歼日军34名(仅13个鬼子带6支步枪逃回周浦据点),缴获掷弹筒1门、机枪2挺、“九九”式新式步枪10多支(这种步枪是当时日本最新式步枪,可以打飞机),其他枪支20多支,弹药400多发,还有太阳旗、望远镜、子弹盒、钢笔、钞票等东西。我们还从鬼子尸体上,搜到许多护身符,形状像一块墨样的木牌,上面写着“武运长久”四个字。这些东西还在部队墙报上展览过。
日军在朱家店受重创后,驻浦东南汇大本营的司令长官召集全县伪区长、伪乡长训话。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东洋先生心里明白明白,区长的百分之三十相信东洋先生,乡长的一半的一半相信东洋先生,保长的统统的不行。诸亚民部队,狡猾狡猾的、坏东西的。”他下令要伪区、乡、保长报告游击队情报,威胁说:“不汇报要死了死了的。”为了报复,日军出动了日、伪军数千人,把整个南汇地区的路、桥全部封锁起来,进行整整半个月的“扫荡”。而我们的部队早就跳出南汇,转移到海塘一带,正在很好地进行休整。
朱家店伏击战对敌人,特别是浦东的日本鬼子打击很大,因为他们进入浦东以来,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大的厄运。因此,那些小据点的日军全部撤退到大据点,少数鬼子也不敢出来“清剿”、“巡乡”了。南汇城里有5个鬼子听说要下乡“扫荡”,就上吊自杀了。南汇、大团据点里有两个翻译逃跑,伪军处处向我们打招呼,刘铁城部下主动找我表示“不再为敌”。我军深得民心,部队也有了新的发展。
朱家店战斗也是敌人占领上海郊区以来,被我军一次性消灭日军最多的伏击战,浙东区党委对这次伏击战评价很高,在《新浙东报》上专门作了报道。全国解放以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作为步兵连第一个优秀“进攻战例”写进教材。这一仗,我们所以打得好,原因有几条:一是依靠群众掩护,伏击部队保密工作好。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在田里劳动的群众毫不惊慌失措,很沉着,积极配合我们的伏击;二是选择了一个有利的地形,既能隐蔽又便于发扬火力;三是布置比较周密,攻、守、追、堵分工合理,没有让敌人有可逃的地方;四是指战员斗志高昂,不怕牺牲;五是摆“地雷阵”取得了成功。为了纪念朱家店伏击战的胜利,解放后当地政府还在我们的战场上竖起了朱家店伏击战胜利纪念碑。
让那些侵略者永远记住,欺侮中国人民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中华大地处处是他们的坟墓。

第九章 敌、友、我三角斗争

1.广交朋友,共同抗日

浦东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不是单纯地依赖于军事战术的正确运用。因为要达到机动灵活地伏击、袭击敌人,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配合。我们除依靠基本群众以外,还要团结中间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浦东地理位置独特,政治环境也独特。由于它紧靠素称“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国民党旧统治基础较强,帮会势力遍布各地,各种政治背景的团伙和人物应有尽有。那些地方实力派、流氓、地头蛇,对江湖上“三教九流”耍弄的两面三刀、欺诈手段无不精通,有的不是什么脚踏两只船,而是三四只船。尤其是在反“清乡”最艰苦的时期,有些中间势力,像变色龙那样,原来与我们有些来往的,这时翻了脸,有意疏远我们。我们一方面要与正面的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有时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有时要打击孤立个别反动的。今天你拥护支持抗日,今天我就团结你;明天你反共投敌了,我就反对打击你。以抗日为原则,广交朋友,争取团结大多数。
另一个情况是,我们浦东抗日队伍中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有的在群众中有不少亲朋故旧,与中间力量甚至顽固派关系密切。另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又是“灰色隐蔽”,有的士兵和干部还是通过我们教育,反正过来参加抗日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有的成为优秀指战员和共产党员。其中也有个别的,虽然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恶习难改。但只要他抗日,我们还是要欢迎,要用他们。所以,在抗日队伍里,就存在着统战工作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就能为我所用,做得不好,有可能带来严重损失。这种情况,斗争越艰苦,环境变化越大,矛盾也越尖锐。这也是我们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面临的复杂情况。
再有,我们这支部队在成长发展中,与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上层、地方实力派、士绅、帮会头子、工商界、各行各业人士、基层的伪乡保长等都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中,有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曾支持帮助过我们。有的甚至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和对立面,经教育争取成了朋友。因此,执行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有利于我军的发展,还关系到我们部队在这些中间势力中的形象,关系到我们党与这些中间势力今后的关系,甚至影响到浦东抗日游击区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浦东开展统战工作,一些政策运用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与其他地区比较,可能有一些区别,这完全是从浦东实际情况出发的。经验也有,教训也有。但总的来说,我们确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团结了中间力量,打击孤立了顽固势力,使浦东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全面的发展。

2.“六中”的由来

在南汇有个吴桂全,论出身原来是赶鸭子的,穷得很。他在抗战爆发后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投靠国民党政府的奚庚辛门下。他们维持治安是假,发国难财是真。奚是大队长,吴是中队长。后来奚这支队伍被伪军丁锡山收编了。吴桂全的中队长不当了,但他手里掌握了一批枪,靠日伪的势力和这些武器,在地方上敲诈勒索,吃吃喝喝,开香堂收徒弟,成了“白相人”头子,在三区可称得上一霸。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对付韩鸿生、刘铁城这些汉奸顽固派那样,坚决打击镇压。他们是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势力,不能太过份了,总要给他们留条出路,这就要做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四团仓附近的叶家宅,有个叫叶裕根的,与吴桂全比较熟悉。本来他是个普通老百姓,由于同奚庚辛是妻舅关系,在地方上就有了些威望。由于叶裕根住的独立宅基,周围竹园树木茂密,很隐蔽,我部有时在这一带活动,就住在他家。这个人也很好客,思想比较开明,我经常与他讲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对我们部队和我十分敬重,希望能为抗日做些事。
有一次,我们到王家白墙一带活动。叶裕根来见我,他称赞我们部队打了胜仗,表示“慰劳”。我按照“开明士绅”的待遇来热情接待他,请他吃便饭。他表示不仅自己愿意抗日,还说要动员别人抗日。他私下轻轻地对我说:“吴桂全藏有一批枪支,有点油水。”我说:“那么你去给吴桂全送个信,叫他拿点枪出来抗日。”
叶裕根果然找到了吴桂全,对他说:“诸亚民说‘老百姓讲你是真汉奸’。”吴连忙表白:“我不是真汉奸。”叶裕根立即把话接过来,认真地对吴桂全说:“诸亚民知道有一批枪在你手里。你不是真汉奸,就应该拿出枪来,给诸亚民抗日去。”一提到枪,吴桂全愣了,诡秘地说:“你听谁说的?”叶说:
“诸亚民说的啊?”吴沉默不语,枪是他的命根子啊。
叶裕根回来给我说后,我感到要给吴桂全一点压力。我就派部队到三区那个地方兜一兜。还把他的徒子徒孙中几个坏的抓了起来,教训一顿后再放回去。
这下,吴桂全害怕了。他就通过叶裕根传话来,说:“约时间与诸队长谈谈。”还说要与我交个朋友。
过了几天,我们部队又到三区一带活动,吴桂全在叶裕根的带领下,来我们驻地。我第一次同吴桂全接触,只是一般性地谈了一下,向他宣传了抗日道理,指出了抗日必胜的前景,也适当地肯定了他的一些行为。我说:“我们部队在你那个地方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看来你还不错。”我还招待他吃了一顿饭。
他回去后就乱吹一通。说:“诸亚民那里我去过了,我们都是抗日的!”这些话他是讲给老百姓听的。老百姓听了就疑惑了,因为吴桂全与日伪有联系,经常欺压老百姓,这也算抗日吗?我们立即派黄川农去做这个地方群众的工作,讲明吴桂全还算地方实力派,能拉的要拉,争取他抗日。
与吴桂全谈抗日有好多次,吴到我们部队也有三四次。通过商谈,我们达成了一些“君子协议”。
吴桂全在“三区”一带活动,只要不为虎作伥反对我们抗日,我们不过多干预他,我们派人去那里宣传抗日,吴也不能干涉。关于吴桂全拿出枪来抗日的问题,我向吴提议:“你可以成立一个中队。你吴某人为身价方便起见,不出面也可以。我给你一个部队番号,经费我来出,人和枪你负责,部队在你那里活动。你可以叫你的徒弟来带部队。”讲到中队长人选,我要他自己定。吴桂全听了,枪是他的,人是他的,部队由他控制,不仅不吃亏,还扩充了力量,就满口答应,说:“那好,叫我徒弟倪德庚干!他是三灶人,有点勇气,最好你们也派几个人来。”我说:“你要我派人,恐怕派不出来。我相信你,至于上政治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就这样与吴桂全谈妥了。
1944年夏初,吴桂全就派他徒弟倪德庚,成立了“六中队”,倪任中队长,作为我们浦东支队的一支地方武装,所以叫“六中”,因为那个中队决定在六灶一带活动。
根据我与吴桂全商定的条件,我给这支部队约法三章:第一,一切经费到支队部领取,除了固定开支外,如果不够用,可以报告,但不准以中队名义去敲诈老百姓。我订这条规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部队在地方上收缴税费,权力都在支队部,中队无权;另一方面,如果由他自己收税自己开销,就不会听从我们指挥,这些家伙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第二,为照顾倪德庚家眷生活,由我支队部按月供给大米2石,这比他在吴桂全手下当徒弟要多得多。第三,不准抽头聚赌、敲诈勒索、贪污腐化。如果发现,查到了不要说我们不客气。但这些人嘴上讲不赌,暗地里仍偷偷在赌,我们装糊涂。倪德庚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诚意”,提出要我们派人去,给部队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课。我就派部队工作经验丰富的徐黎同志,去当“六中”的政治指导员。徐黎,原名申其琛,南汇县六灶镇西申家石桥人。他去过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抗大”分校任教员,是一个军政俱优、勤奋好学的青年干部。他因回浦东养病,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决定留在我部的。该同志于1945年8月在浦东李家桥战斗中英勇牺牲,时任“新六中”教导员。
这支部队,在徐黎同志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几个月下来,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比较好的农村青年,经教育,觉悟提高了,我们就把他们作为骨干使用;那些坏的吃不了苦,又偷偷干了些坏事的,怕我们处理就丢下枪,开小差溜掉了。我把这个中队拉到我们支队部,与其他中队一起流动了一个时间,又陆陆续续补充些新队员,充实了骨干。通过淘汰差的,补充新的,就这样这支队伍被彻底改造过来了,吴桂全无法控制。我碰到吴桂全的时候,总是表扬他,说:“你这支队伍大有进步,你那些徒弟还可以,你也出了很多力。”实际上他心里明白,不少徒弟都纷纷向他告了“状”,有的已经开小差,只好怪他徒弟不“争气”,但又说不出口。
后来,倪德庚也感到在部队太受约束,就带了几个亲信单独在外“游击”,不经常随中队活动了。1944年11月,敌人在三灶“扫荡”中,倪德庚被鬼子发现打死牺牲了。我们承认他是烈士。这支部队,挺进浦西后,一个排随支队部,改称警卫排,以后又合并到赵熊的华山部队中去了,留下的部分在浦东又扩建为“新六中”。
1944年夏以后,吴桂全活动的“三区”,我们派了黄川农去当区长。黄是当地人,他带了个短枪队去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处罚惩办了吴的一些徒子徒孙,挖了吴桂全的墙脚。吴桂全大为不满,对我说:“黄川农太过分了!”我说:“这是为了抗日嘛!”同时,我也要求黄川农应该注意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吴桂全手下的人干了坏事,可以点名也可以处罚,但要网开一面,给吴桂全留点面子,还要给他留点财路,使他感到有利可图,这样我们可以稳住他,对抗日有利。后来,地方党派了朱新泉去加强领导,并成立区委,进一步开展那里的工作。
1945年初,主力挺进浦西后,吴桂全翻脸了。他先把我们香店桥瞿家宅的一个侦察员瞿银祥拉了过去,拖枪叛变了我们。还指使人去敲诈支持我们的抗日群众。陈木英是富农,靠拢抗日部队,但不参加部队。吴桂全派两个徒弟去绑架他作肉票,结果反被陈木英只身缴了枪,枪送给了我们。我们主力西进,吴就向陈报复,杀害了陈木英。解放战争时期,吴桂全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上海解放前夕,吴随残匪逃到嵊泗列岛,妄图苟延残喘。我在嵊泗剿匪时,吴仍被我部活捉。他求我“开开恩”饶恕他。我只能对他说:“为时晚矣!”
把他押回南汇由政府公审予以镇压了。

3.与“老狐狸”的较量

江锦松是黄家路的一条地头蛇,人称“老狐狸”,也是枪贩子。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撤退逃跑时,不少枪支弹药散失民间,江锦松廉价收购贩卖,赚了不少钱。日军到浦东后,他又投降日军当汉奸,被委任为皇协保卫团团长。不久,他儿子江亚男接替了他的职务,并当上了伪军区队长,江锦松就退居幕后。
像江锦松这样的人,我们也把他与那些台上的死硬汉奸区别对待,没有放过一切可以为我们利用的地方,但江锦松比吴桂全还要狡猾。与他斗,不仅要勇,更要有智有谋。
在黄家路镇上,我们有两个关系,他们都是医生。一个叫陈山,又名陈明初。一个叫沈三。这两个人,群众都称“三先生”,属地方爱国绅士。由于他们有时给穷苦老百姓看病不收钱,在群众中有些威望。陈山有个徒弟叫王正国,曾经是我们的常备中队长。我们部队的李阿全同志原是王正国中队的,通过这层关系,我们同陈山取得了联系。陈山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同江锦松很熟,江也对他买点帐,陈山对江也不得罪。沈三没有什么势力,但能洁身自爱,为人正派,有较高的民族意识。我们部队活动到那个地方时,这两个人经常一起来部队,与我交谈交谈。我就通过他俩去做江锦松工作。我的意图是争取不了,至少让他中立。
那时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日军在黄家路的据点也不得不撤走了。黄家路离县城比较近,江锦松进退两难,非常恐慌。
陈山和沈三抓住这个机会,对江直言相劝:“眼下在浦东,我看只有诸亚民部队最得人心,老百姓都拥护,你得留点后路。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他俩动之于情,晓之于理,连劝带吓,江终于表示愿意与我拉拉关系。
陈山把信息传过来后,我态度非常硬朗。我对陈说:“江要与我拉关系,可以,但江锦松要有实际行动,拿枪出来!”我要陈山把这个话明白告诉江锦松。但江这家伙不像吴桂全,老奸巨猾,也很小气,不给他钱,他就不提这个枪。他是嘴上讲拉关系,实际是敷衍陈山。我要陈山给江锦松严肃指出,江与他儿子都是欠人民债的。陈山就对江说:“诸亚民光火了,讲你目中无人,不‘烧香’,还说你儿子的行为不好,是真汉奸!”这句话触动了江锦松,他想还是“钩挂三方”来得稳当,于是就表示:“枪的问题可以商量。”
这样,我考虑到当时浦东复杂的敌我友关系,照顾到地方实力派的面子和利益,还是采取利用吴桂全扩大队伍这个办法比较策略。因此我们商量叫陈山去给江锦松“出主意”,由陈山去给江“进言”说:“你要诸亚民出钱,他是不会肯的;你真的把枪给他,岂不白白泡汤?我看倒不如你弄几个人弄些枪,到他那里成立个队伍,这样名义上献了枪,实际上枪仍掌握在你手里。”这一番为江“着想”的“知己”话,江听了感激不尽。说:“这办法好,烦你老兄与诸亚民谈谈看。”于是江约我碰头。
江与吴桂全不一样,为了照顾江的身份,我把部队开到黄家路附近后,请陈山秘密把江领到部队。大家见面后先寒暄一番。我就给江分析形势,讲明日军必败,人民必胜。而他呢,却一个劲地叹苦经,尽讲那些“敝人难处”“请诸队长体谅”的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江先拿出了派不上大用场的两门八二迫击炮。这对我们不适用,后来送到浙东去了。1943年秋天,经过反复斗争,像挤牙膏一样,江终于又拿出了7支短枪、3支长枪和一些弹药,才派了几个人来,在我们部队成立了一个小队,后隶属于一中队。这次斗争的成功,两位“三先生”是有很大贡献的。陈山同志后来参加了我们队伍,任一个地方中队的中队长。
江锦松这老狐狸在出了这点“血”后,也想捞回本。他在那个小队里安插了两个亲信。江给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找机会把我干掉,第二,设法把队伍拉出去。这个阴谋怎么败露的呢?原来,江派来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张云飞,任班长。他到我们部队后,接连生了几场病。第一次生病,我们尽力照顾他,所有费用由我们开支。第二次生病,我又把他安排在由我一个地方中队控制的五区水月庵一带养病,照顾得很周到,病愈后安全归队。这两次对张云飞触动很大,再加上他看到我们官兵平等,吃饭、穿衣、津贴都一模一样,于是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张云飞主动跑到我跟前,揭示了江锦松的阴谋,并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做这种缺德的事情。”我说:“你这样很好,还可以留在部队为人民立功。”而另一个家伙,不但不肯坦白,还不时催促张云飞抓紧完成“特殊使命”。我们就把这个家伙抓起来审问,搞清后予以处决了。
这一下江锦松的如意算盘全落空。
这一消息传到江锦松的耳朵里后,他拼命抵赖,惊恐万状。我又给他施加压力,请人把话传过去:“江锦松太不像话!”江迫于无奈,又拿出一挺重机枪来表明“心节”。后来,我把重机枪送到浙东司令部去了。
三灶地区有个伪镇长,叫金镜明,绰号“老黑鱼”,也是“三灶”一霸,狡猾得很。他先投降日本鬼子,在伪军里当小队长,不久不干了,但偷偷藏了一部分好枪。有了这些枪,他可以随时拉队伍欺压老百姓。我们知道后,叫一个伪保长去做工作,要他把枪交出来支持抗日,金不理睬我们。后来,我们又叫一个保长再去告诉他:“你既然不干坏事,枪就拿出来,否则不要说我们不客气。”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交出了3支崭新的驳壳枪。
当时,在我部强大军威震慑下,有些伪军考虑到利害关系,对我部不敢为难。如外三灶港口,由伪军王阿弟部队把守,但我们的船只,包括浙东纵队海防大队的船只,都可随便进出,不找麻烦。“海大”的船,在浦东的薛家泓、潘家河、老港、小洼港等地都可停泊。很清楚,谁敢动共产党游击队,决没有好下场。
我们对这些狡猾的地方实力派做工作,所以能取得成效,主要是:第一,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实力,是真抗日的;第二,我们纪律严,军威高,说话算数;第三,老百姓拥护我们。

4.“五区”的抗日工作

南汇县的五区和六区,东起奉川公路两侧,西至黄浦江,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原来是“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的活动范围。这支队伍,在“清乡”期间撤到了浙东,在那里与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搞“摩擦”。在一次反顽斗争中,我们把该部齐元省、郭文英两名中队长抓住了。
齐是中队正职,特务出身。郭是中队副,工人出身。经过教育,他俩认识走错了路,表示要参加我们的抗日工作,将功补过。浙东部队要他们留下,他们要求回浦东。部队有关领导说:“那么也好,你们要去浦东抗日,就去找诸亚民。”他们两个拿了浙东部队介绍信到浦东,找到了我。
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先把他们留在支队部与我们一起活动。为了考察和教育他们,我一有空,就找他们谈心。郭文英比较单纯,我不断地对他进行民族教育和阶级教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对齐元省主要是民族教育,给他讲,如果我们部队纪律差,赌博、吸毒、欺压百姓,这都是在给民族丢脸,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讲这些,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他改掉国民党军队的恶习,使他对我们部队有较深刻的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我决定任命齐、郭两人为正、副中队长,拨给经费和枪支弹药,到他们熟悉的南汇县五区,开展抗日活动。
我派他们去五区是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的。“清乡”期间,王伯祥部在“五区”撤走后,那里敌人势力比较强大,“忠救军”也有一定的基础,它离我们中心活动区又较远,我们没有一支部队能在这里经常活动。齐元省和郭文英原来就在这一带活动,现在派他们去开辟,工作容易开展,也好隐蔽,是很合适的。我要求他们抓好部队组织纪律。我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带的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不是欺压老百姓的“忠救军”。我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对我说,钱不够用到支队部来拿,家眷的生活我们包下来。千万不能用枪杆子去敲诈老百姓。”齐、郭两人感到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共产党既往不咎,还得到信任,很受感动。他们很愉快地带了部队到了五区,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又通过地方党,派孙平心同志去做地方工作,开辟和发展这一地区的群众工作。
他们去后不久,有个过去与齐元省一起的朱三官,家庭出身大地主,也拉了一支部队,在这个地区活动,隶属于马伯生“忠救军”。朱三官人多枪多,力量比齐大,提出要齐的队伍与他一起活动,想把齐搞掉或者把他的部队拉过去。
齐来找我,问怎么办?开始我定不下来,我又找郭文英进一步了解,获知朱三官确实图谋不良。于是,我就同齐、郭一起来研究对策。齐只要求我把部队拉过去显示显示力量,吓吓朱三官就行了。但我想:齐力量小,我吓跑朱三官,他会再来找齐的麻烦,只有把朱三官搞掉,齐元省才能站住。我说:“这样吧!你把部队带到邵家楼以南一带活动,当朱三官部队向你靠拢时,我们再设法解决他。”齐元省同意这个做法。
过了几天,齐元省带部队到邵家楼以南一带流动,朱三官跟了过来。齐立即派人把朱三官的宿营地址告诉了我。我就把部队秘密拉过去,顺利地进入了朱三官的驻地,把朱三官抓起来枪毙了。缴获的人和枪,我全部给了齐元省。我说,你去好好发展队伍,把这个地区的抗日活动开展起来。
从此,齐对我们更加赤诚相见,抗日意志更坚定。他积极主动向敌人出击,有一次把一小队伪军打垮了。1943年5月,在陈行附近鬼子抓住齐求战心切的心理,故意弄几个伪军作诱饵,齐元省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急于出击。他一打,伪军就逃,他不知是计,就跟踪追击,结果追到鬼子的伏击圈里。他和郭文英当场壮烈牺牲,部队也打散了,一部分枪落到川沙“忠救军”张阿六手里,逃出来的只有通讯员小朱。
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环境非常险恶,我们如何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愿意抗日的原国民党军队基层干部,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对这样的人,只要经我们考察认为是可以用的,就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之道。我们之所以要起用齐、郭两位,并派他们去“五区”开辟工作,决不是想当然的乱用,而是用之所长。事实证明,由于我们正确使用了齐、郭两位,过去一直没有真正能打开局面的南汇五区、六区的工作,终于开展起来了。虽然这支部队跨了,但从周浦到黄浦江这一地区的党的工作发展了,为以后我部西渡黄浦江,实现浦东、浦西联成一片开辟了一条通道。齐、郭两位烈士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5.温州买枪

南汇老港是浦东在东海的出海口,蒋树楼拉起一支队伍把持港口。鬼子大“扫荡”后,这支队伍投降了日军,改编成伪军,蒋树楼仍然用这支队伍控制老港。我们与蒋树楼接触过几次,他基本上不反对我们。为了保证这条从浦东到浙东的安全出海口,我们也给蒋树楼留条财路,不去触动他的利益。蒋树楼为了站稳脚跟,对日本鬼子投其所好,专门从上海搞来一些妓女,请鬼子的客,这样鬼子就对蒋另眼相看了。而蒋树楼呢?太太平平地去做他的生意。
当时,我们部队枪支缴了不少,但短枪和子弹比较少,而用量又很大。我们研究决定,找蒋树楼想想办法。因为他关系多,能否通过他的关系给我们买些枪支弹药。我们把这个意思给他说后,蒋对我们说:“温州那里有枪,可以通过国民党军官买到,但要送厚礼。”我们要求由蒋出面,用蒋的船,通过他的关系去买。蒋同意了。
蒋树楼讲的“厚礼”,就是当时市场上不易买到的荷尔蒙注射液。当时温州没有沦陷,那里的国民党军官十分腐败,天天花天酒地,寻欢作乐,这些刺激药十分抢手。为了搞到枪支弹药,我们派人到上海租界的药房里,高价买了这些东西。
派什么人去合适呢?为了让蒋树楼放心,我们派了中队长周志萍去。周志萍是蒋树楼的朋友,原来是常备中队的,他会“白相人”应酬交际的那一套,蒋又比较信得过他。为了防止意外,又派了共产党员卫民同志同往。我们准备了两大海船“花衣”(即皮棉),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
周志萍、卫民等到了温州后,把花衣卖掉换了钱,通过蒋树楼关系,用那些高级“礼品”,买通国民党军官,层层打通环节,买到了五六支“快慢机”,1000多发子弹。周志萍到了温州后,原有的恶习难改,手头又有了一大笔现钞,加上温州生活方式腐烂,很快堕落了。他整天花天酒地,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怕卫民揭发他,就想把卫民拖下水,但遭到了卫民的严正斥责。周企图赖在温州不回来。卫民同志好说歹说才把周劝回浦东。
回来后,卫民就向我们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立即审讯周志萍,经查帐核实,许多钞票被他吃喝嫖赌花掉了。在浦委书记姜杰主持下,于1944年五六月间,公开枪毙了贪污腐败分子周志萍。
我们这次假蒋树楼关系去温州买枪,虽然花费不小,但这些粒粒能打响的子弹和崭新手枪,还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这个做法,后来也得到浙东区党委的肯定。

6.“江山丢了,钱有屁用”

奉贤泰日桥有个小学教师叫张尚德,是鲍季良的表亲,抗战开始后失业在家。1943年冬,由上海《申报》馆潘姓编辑的关系,张结识了驻泰日桥的伪保安第五中队区队长沙干臣。他发现沙有爱国之心,并有弃暗投明的表示。沙求张想想办法,张表示愿为他寻找一条出路。
身为国民党员的张尚德,深知“忠义救国军”名声不佳,就通过鲍季良的关系,直接找到我。我听完张介绍沙干臣情况后,首先称赞张尚德先生。我说:“张先生深明大义,难能可贵啊!欢迎欢迎。”又说:“如果张先生能够把沙干臣的这个中队拉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对抗日的很大贡献,我给你100万元奖赏,你去活动吧。”张尚德点头称是,敬佩我们的气度,表示尽力而为。我向他交待了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100万元,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能买200多石大米。当时我们经费还不充裕,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但我想,哪怕吃咸菜、豆腐汤,花这笔钱也值得。泰日桥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为了敲掉它,已打了几次。沙干臣的那个伪军中队,有一定战斗力,武器装备较好,如起义成功对全浦东震动会很大,我们也可以得到发展。我读过《孙子兵法》,十三篇《用间篇》中说,你要用间谍这种人,是不能怕花钞票的。刘邦打项羽就是这样,叫陈平搞反间计,把钱用尽就是了,否则垮了台钱还有屁用。我们若把江山丢了,钱还有什么用。何况,他起义不成,我也一分不少。
经过张尚德数月的工作,沙干臣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沙委托特务长潘文华(后改名丁坚)为全权代表,与张尚德一起到我们支队部商谈反正事宜。张尚德和潘文华向我汇报了沙干臣率伪军中队反正的决心和可能性。我表示:浦东支队欢迎沙队长率部起义,在必要时我们密切配合行动,具体日期另行商定。在谈到起义具体事宜时,我说“起义后必须向日军开火,以示真正的爱国心”。这一条件一点也不过分,也是接受了以往伪军假反正的经验教训。只要向日军开火,即使假戏也是真做了。他们表示同意这么干,回去一定向沙队长转达。
潘文华来我们部队,还有一个任务,他要具体摸清我们部队的底细,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不准备把部队拉出来。经他来部队与我多次谈话和观察,断定我们是新四军。所以,谈判结束后,潘文华向我谈了他个人的事情。原来他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苏北六师敌工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嘉定搞策反伪军工作,不久该部调防到奉贤县,他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要求我给他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我向他表示:“你的组织关系,由我们负责与上级联系,这次策反工作务必做好。”我感到这位同志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认真负责地做策反伪军工作,这是十分可贵的。我高度称赞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诚。
1944年4月28日,潘与沙干臣密议反正行动计划,直至深夜。潘在返回驻地的路上被日军扣留,经再三申辩后才获释放,但他的行动已引起日军怀疑。次日,日军宣布把他驱逐出泰日桥镇。潘文华以了结经费需下乡数天为由,被获准暂留数日。这一意外事故发生后,沙干臣命令潘立即带了2名可靠士兵,离开泰日桥,赶到我们支队部,汇报紧急情况,与我们商定了反正的具体时间和有关事项。
1944年5月3日傍晚7时许,一区队长沙干臣、中队特务长潘文华,率伪军保安第五中队在泰日桥宣布正式反正。中队长张潮毅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企图制止,反正部队立即将其击毙在中队部门口,同时被击毙的还有三区队长陈静波及中队长亲信3人,击伤二分队长等2人。反正部队还以坚决迅猛的动作冲进日军警备队,击毙日军7人,击伤日军警备长烟野少尉及士兵2人,缴获步枪2支。接着,沙干臣等近百名官兵,携带轻机枪1挺、步枪70余支、短枪2支以及全部弹药,迅速撤出泰日桥镇,与接应他们的浦东支队小分队会合后,队伍随即到我支队部,在南汇县塘东地区流动了几天,5月底由海防大队把他们转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得到纵队首长的热烈欢迎。
部队离开浦东时,支队秘书鲍季良按潘文华提供的花名册,每人奖励大洋4元。为表彰张尚德先生策反成功,鲍秘书代表部队酬谢伪币100万元。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入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沙干臣同志也参加了革命队伍。1947年1月,沙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七团二营副营长时,在山东鲁南战役中英勇牺牲。

7.黄志英叛变

在复杂的敌、友、我斗争中,我们在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中间势力,化敌为友;敌人也会利用各种关系,抓住我薄弱环节,打进来,拉出去。这也是我们在反“清乡”斗争中同样必须面对的现实。黄志英的叛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也是深刻教训。
黄志英是七仓墩一带人。他早年在周大根领导的“保卫二中”干过,部队被敌人“扫荡”遭到重大伤亡后,他回家了。地方上成立守望队,因黄在部队呆过,就请他当队长。后来我们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支守望队收缩过来,黄也参加了抗日革命队伍。1942年部队从浦东到浙东时,他没有去。我带11个人的短枪队回浦东,专门选择了徐宝生,就是因为徐宝生与黄志英比较熟悉。我回浦东后,黄志英是第一批归队的。
在反“清乡”斗争的初期和中期,他在除奸和攻打敌人据点等许多次战斗中,表现较好,也是敌人悬赏通缉的重要对象。他活动能力较强,也能打仗,但喜欢独立活动,过不惯与部队长期流动的艰苦生活,所以经常向我请求“特别任务”。我也用其长,有时叫他带几个人,去完成特别使命。那时候,敌人要抓他,杀他,他没有动摇。但到了反“清乡”后期,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反动派也重视用收买的办法来瓦解我们的队伍。黄志英活动范围大,特别使命多,与各种人接触多,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带了一二十人在奉南活动,在顽固派名利的拉拢下,慢慢远离我们。
收买拉拢他的是国民党“忠救军”马伯生。开始的时候,马伯生对他讲:“你跟诸亚民抗日,命赔了,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跟我马伯生至少日子还好过。”顽固派从生活腐化,高官厚禄下手,给他弄了个漂亮的小老婆,吃喝挥霍。钱花光了,他就开始不通过我们,在外敲“竹杠”。思想越腐败,越想动歪脑筋搞钞票。当我离开浦东去浙东开会期间,马伯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收买黄志英,除了生活上继续满足他的需要外,还造谣说:“诸亚民在浙东被软禁起来了,不会回来了,没有诸亚民你命保不住,还是到我这里来吧,我给你当一个大队长。”黄信以为真,迅速叛变。他为了抢夺我们征收的爱国捐,杀害了卫民同志,并把一个一二十人的特别行动大队拉到马伯生的“忠救军”里去了。
黄志英叛变时,我正在浙东开军政大会。1944年11月,我从浙东开完会回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给我震动很大。我与姜杰同志商量,由姜杰同志起草,以我的名义给黄志英写了封信。信的意思是:你黄志英跟国民党跑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不讲信义,你不要上当,只要你肯回来,你以前的那些错误,我们可以不计较。同时告诉他,我们的枪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你不应该拿走。黄志英收到信后,写了封回信给我们,由黄志明送来,并把六七支短枪还给了我们。信的大意是:我黄志英来得光明,去得正大,跟你跑了这一段时间,也算对得起你诸亚民了,枪还给你,但你们的部队我是不干了。
黄志英的叛变,使我再次认识到,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部队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涣散。一个军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就等于没有灵魂。勇敢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和目的,真正勇敢的人是政治上彻底觉悟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去舍生取义。
黄志英在青村港、塘外一带有他的基础,如青村港一家茶馆的老板就是他的眼线。他叛变后,在马伯生部当一个大队长,我曾想组织力量把他镇压掉,但不久,因部队西进执行更重大的任务,没有实现。
解放战争期间,黄志英又看到国民党没有前途,想脱离国民党部队重新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事机不密,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枪毙了。这是黄志英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

8.正义凛然,高风亮节

黄志英这类人,因政治上不坚定,在敌人金钱、地位、美女的引诱下,叛变了,但真正的革命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我们的卫民同志就是榜样。他在叛徒、变节分子的威逼利诱面前,正气凛然,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拒腐蚀、永不沾,直至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卫民是南汇县四团仓北人,他与我党卓越的领导人张闻天同志有亲戚关系。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南汇二中“文化教员”,五大队常备大队中队副、指导员等职,在部队里作战英勇。他也是我回浦东后,与陈金达同志等第一批归队的。1943年9月,我部在与奉贤新寺附近的日伪发生遭遇战中,他的下腹被打穿了,鲜血直流,他忍受极大痛苦,隐蔽在河边的秆棵柴荡中,后在一个老百姓的掩护下才脱离敌人的搜捕。
卫民伤愈归队后不久,我们正组织去温州买枪,因不放心周志萍,就派了卫民随同前去。临走时,我对卫民说:“周志萍是因蒋树楼的关系要他去的,钞票都在他身上,这是浦东人民的血汗,你跟去就是要周志萍把枪买回来,你和周志萍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要你去是因为我们信任你。”到了温州后,他牢记我们对他的重托。周志萍吃喝嫖赌,怕卫民揭露他,就企图把卫民也拖下水。有一次,周志萍弄来一个妓女,推到卫民房间里,无耻地对卫民说什么“钱我付了”。卫民把这个妓女赶了出去,对周说:“钱是支队长叫我们来买枪的,怎么可以这样花呢?”周大为不满,扬言要留在温州不回浦东去了,要挟卫民要投奔国民党。卫民一看这样拖下去不行,不仅枪买不到,钱也被他花光,时间一长周志萍很可能公开叛变。卫民假装对周说:“这里我们孤身两人,本钱不大,还是先回去交了差,下次来温州多带些人和搞些枪,投诚才可立大功!”周志萍手里的钱也花光了,温州也呆不住,只好跟着卫民回浦东。回来后,卫民立即向我们揭发了周志萍的罪行。
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卫民同志被分配到鲍季良同志领导的征收队工作。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经费,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常说:“部队的钱来得不易,能省就省。”
1944年秋,卫民被派到奉贤黄志英“西南行动大队”的地区活动,负责三个区的征收工作。黄志英为截留征收资金,拉拢卫民,要卫民在支队部面前讲好话,还企图贿赂卫民。卫民毫不动心,向支队部如实作了汇报。黄志英为掩盖其不良用心,对卫民同志怀恨在心,寻机予以报复。
1944年10月9日傍晚,天色已暗。黄志英的部下宋治平,外号叫“小白皮”的,带了10几个人,到奉贤三官堂地区。卫民正在盛阿弟家与征管人员开会。宋治平这些家伙,走进去用手枪威逼卫民等同志,把他们一个个“请”出屋外。盛阿弟的母亲一看苗头不对,恳求小白皮:“卫主任邪好的,不可得罪他!”这些家伙带走了卫民,走出几里路,到了一个牛车棚里,几个征收人员被释放了,但卫民却被绑了起来,押到奉贤三官的塘外地区,在那里被杀害了,是年28岁。
卫民同志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为了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和革命气节,而被叛徒、腐败分子杀害。我们与敌人进行这种斗争,同样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

9.谋害我的企图

敌人为了消灭浦东游击队,把我作为重要目标,为了把我除掉,可谓“机关算尽”。江锦松派人谋害我就是一例。敌人以后还有多次,甚至还要老百姓削尖了竹子刺死我,说我的枪是经常打不响的,真是又气又好笑。那时,我考虑的只是带好这支部队,个人的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无所畏惧。浙东纵队领导知道这些情况后,还专门来电指示,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吃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自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拖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队部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深夜回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了。我奋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放哨机会,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分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暂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失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b]朱亚民早期工人斗争生活

1.上海的学徒生活[/b]
我原名朱永林,老家在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农村破产,人民贫困。我家和许许多多小城镇居民一样,生活极端困难,想方设法到上海去寻出路。祖母、母亲在上海先当奶妈,后做佣人。父亲在上海码头做苦工。几个叔叔也在上海学生意当工人。我14岁时,虚报了2岁年龄,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
上海中华书局,在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企业。它是辛亥革命后,由浙江桐乡人陆费逵创办的。他以“完全华商自办”为宗旨,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等与同行业竞争,颇有声望。
中华印刷厂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工资7元,第二年9元,第三年11元。工作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30分,共8个半小时。超过这个工时是“加班”,下午5点30分到8点30分,为“半夜工”;到晚上9点45分,为“三角得”,即四分之三工资;到11点为“全夜工”。通夜工有半天休息。老师傅的工资相当于最低学徒工的1倍至2倍。闹工潮后,学徒工工资增加到9元、11元和13元(满师)三种。
我们这些刚从乡下来上海的学徒工,没有家庭,厂里又没有食堂,吃饭都吃“包饭作”。每月约4元、5元、6元不等,菜一般化,饭能吃饱。中华书局职工大多住在民厚里、嘉禾里、正明里等石库门房里。这些住宅都是房地产老板购地建造的,他们租给二房东后再出租给三房客。一个石库门洞,要住好多户人家。有钱的老师傅2个人租一间,也有单独租一间的。租一间至少在6—8元,相当于我们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我们这些学徒工只能几个人住一间,每月2元房租,早收夜铺,连一张床也没有。
从表面上看,我们学徒工每月工资不是很少,但这些工资付了饭钱和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如果生病歇工就更困难了。零花钱要靠加班工资。我除了身上穿的,有几件替换衣服,几乎一无所有,真正是无产者。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学徒工还算好的哩,有的连工作也找不到,或者做些临杂工,每月拿五六元钱,只能去住棚户。上海这个国际性大城市,对少数地主、资本家、买办等有钱人来讲确实是天堂,而对大多数劳苦大众来说,就是地狱。
印刷厂工资高的工种,都要有文化的。我文化低,只能做低工种活。自己印的书看不懂,只能看些连环图画一类。为了学文化,我与中华厂的一部分工人一样,上完夜班,就去夜校读书。为了加8点半那一班,我就到曹家渡的肇基中学去上夜校。因为这个夜校要9点多钟上课。从工厂到学校要走30—40分钟,我一下班就跑步赶去,读完书回家已12点,每月学费2元,相当于我的加班工资。教我们书的也是些失业的穷教师,有的是大学生。我就靠在“夜校”的学习,打下了一些文化基础。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刊杂志品种多、范围广,我利用休息时间,常到图版科仓库里去看书,也得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2.到中华书局香港分厂
我在中华印刷厂做学徒时,开始在名片课。1931年8月闹工潮后,名片课合并到零件课,就到了零件课,主要印刷名片、有价证券、封面、商标等。
1932年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中华印刷厂开始了印钞工作。我曾被厂里派到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里专门印钞。钞票是美国印钞公司印的,我们只是加印“签字”和“印章”。1934年,中华书局正式承接中央银行角票印刷。1935年到1938年,中华书局印钞业务大规模扩展,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这个企业由于孔祥熙控制的股本占多数,实际也成了官僚资本企业。我成了中国第一代的印钞工人。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中华书局印刷厂加快向香港分厂转移。香港分厂建于1933年夏,厂址在九龙北帝街即与有名的古迹“宋皇台”和启德机场很近,占地20余亩。厂房建筑除装订课等少数几处两层楼外,其余都是平房。抗战初期又新建了3000余平方米的三层楼和其他一些平房,供沪厂印钞部迁港使用。港厂所用的部分机器从外国购进,部分人员从上海总厂调去。
中华印刷厂要转移香港,开始好多工人不愿意去。说香港物价高,有瘴气。老板用优惠条件动员工人去。我是1936年9月到香港的。到了香港,上海去的长工,每月工资港元30元到40元,免费住工厂宿舍。像我这样的长工,带家眷在香港可勉强生活了。所以,我把爱人潘兰珍从常州接了来。
香港与上海不同的是,香港是自由港。市场物价起伏大。贵了,东西就多起来了;贱了,就少起来了。另外,香港并不限制进步刊物的出版发行,那些进步人士如陶行知、张一麟等经常发表爱国进步言论,不像国统区“没有枪杆子就没有发言权”。香港政府表面上不管中国人的事,中国人由华民司管理。有趣的是,我们到了香港后,上海滩上为我厂服务的那些“包饭作”也跟着迁到香港来管我们的饭,价格每月8港元,比上海贵了些。
到了香港分厂,我在辅票课工作。中央银行的钞票原来都是美国钞票公司、德国德纳罗公司、英国华德罗公司印的,中华书局开始只印辅票(角票)。中华分厂印钞部迁到香港后,由于孔祥熙的关系,中央银行的部分钞票慢慢地转移到我们工厂来印。但开始印的是1元版,10元版还是美国印的,我们还只加印印章和签字。抗战开始以后,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事实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印钞工厂,是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的要害企业。
当时,中华书局的印钞设备和技术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陆费逵重金聘用日本留学的技术专家,在图样设计、雕刻制版方面,都有创新。例如“壹圆”正面用“万古长青”图,背面用“孔子问礼于老聃”图。两面四周配有古色古香的边框,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造型特色。印钞工艺从雕刻、制版到凹印、凸印都是流水操作。每个印刷课之间都用铁丝网隔离,上道工序与下道工序,分工明确,连接严密,道道把关,一张也不会有差错。如果印坏了也可在松香水里一浸,去掉图案再印。主持香港分厂的总管是上海印刷厂的周开甲,管理十分严格。我们工人遵守操作规程,在生产劳动上是十分认真和负责的。

3.谁来维护工人的利益?
上海中华印刷厂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场所之一。1919年,李达同志就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工作。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非常活跃,厂党支部和工会,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我刚进厂时,厕所里还能隐约看到“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标语的痕迹。
1931年8月,我进厂不久,厂里成立了上海市出版业工会中华书局分事务所。当时物价上涨,工会代表要求厂方增加工资。资本家借口生意不好,拒绝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工人提出抗议。资方借故开除了工会事务所的工人。工会就发动工人抗议和怠工,并组织部分工人到市政府去请愿。资本家利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许多工人逃难,把工会骨干开除掉。厂方说:“在上海滩找100只狗不容易,找100个工人可以挑挑拣拣,”还威胁说:“捣蛋的一律不加工资,还要开除。”资本家一方面开除罢工骨干,另一方面又宣布把学徒工工资加到9元、11元、13元(满师)。这一打一拉的手段十分毒辣。那些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人被开除,使我很难过。他们为全厂工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开始认识到与资本家斗争是要冒风险的,要取得胜利,工人团结很重要。工潮以后,厂方把闹事车间合并,搭起了监视工人的高台,工人称之为“望乡台”。浇字房还请了一个地痞流氓来当拿摩温,加强对工人的监督。
资本家为了剥削、压迫工人,采取了多种方法。如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制造借口克扣工资等等。为了便于控制工人,一些工头利用封建宗族和地域观念,把工人分成“本地帮”、“外地帮”、“苏南帮”、“苏北帮”,制造矛盾,挑拨离间,甚至拉帮结派进帖子,拜老头子,拉拢培植亲信,威吓老实工人,打击进步职工。他们还在工人中散布宿命论思想,什么工人穷是“命中注定”,“先注死,慢注生”,“命中有一千财,睡着也有八百来”,“一身祸福,唯八字生成”,让工人群众处于愚昧不觉悟状态。资本家找借口要开除一个工人很方便。有一点小过失,就说你违反厂规,或无故旷工。如果什么把柄也没有,可以唆使一些流氓找你打架,你被流氓打了,还说你制造事端,违法乱纪。你要提意见,就说你冲撞“先生”,与全班“不合”;工伤就说你“工作过失”;年老体弱,就说你工效低,差错多,等等,把你一脚踢开。他们对我们工人歧视、蔑视,根本不把工人当人,开口就说“侬那排里工人懂得啥?!”还把工人说成是些没有头脑、无智无识的粗野人物,“没有说头,是‘阿木林’、‘屈死’、‘寿头’”。在旧社会,失业容易就业难。就业了,工人也处于这样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我在上海当工人,看到、听到、亲身感受的是这样,到了香港也一样。这就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文明窗口”!
谁来为我们工人说话,谁来保护我们工人的权益?开始我们认为是政府。发生了劳工纠纷,大家都去找政府。但事实上,无论上海还是香港,政府最终都不是站在工人一边,而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打击和镇压工人运动。原因是,这些政府的官员,有的本人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或者是被他们收买的政客。政府也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买办的政府。工人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官僚、买办资本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政府斗争。

4.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火,我们工人的生活动荡不安。我与夏国钧等几个从上海来香港的工人,为应付时局变幻,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经商量后,决定在工人中组织“兄弟会”。“兄弟会”的意思就是工人兄弟团结起来,相互照顾和帮助。
“兄弟会”发展很快,凹版、加印、号码三个课都分别组织了起来。不到两个月参加的有100人左右。工会正式成立前,在处理劳资纠纷和救助困难的同胞和工友的活动中,兄弟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7年初,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一条筹备组织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就按报纸提供的筹备组地址,找到了筹备活动小组。我以“朱复”的化名,参加了筹备小组,积极参加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我还动员了2名工友与我一起参加活动。1937年6月,香港印刷业工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当时的香港印刷业工会,会员包括了平版、活版、报馆、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等印刷业部门的工人,有广泛代表性。它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印刷工人走上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道路。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工人数量多,大多来自富有革命传统的上海,以后它们就成为香港印刷业工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香港印刷业工会成立前后,厂里接连不断地发生劳资纠纷。这些纠纷都是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剥削而引起的。1937年9月份,厂方突然宣布4个新办法:延长劳动时间,由原来的8个半小时变为9小时;增加定额20%;取消每月2天赏工;取消奖励金。厂方这几条都违反了与工人的契约,侵犯了工人的利益,激起临时短工、检查课及凹版课的700多名上海工人的强烈反对。工人坚持罢工10天。厂方从上海总厂调来工头汪宝祥调解,最后以资方让步而复工。1938年1月,资方强迫工人签订新的合同。新合同损害了广大工人的利益。我们通过与厂方和平交涉,获得了胜利。
由于香港印刷业工会的成立,香港地下党组织开始注意我厂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公开进行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1938年3月,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第三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给予这个“特别支部”称谓,是因为中华厂工会会员在全港印刷业工会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叫袁心德同志的同情和支持。袁心德的公开身份是《大众日报》记者,实际上是香港地下党组织职工部领导工运的。他在厂外组织了一个“工友社”的读书会,组织我厂“兄弟会”的骨干阅读进步书刊,例如《解放》、《群众》杂志的文章,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等。他利用“读书会”向工人分析抗日斗争形势,传播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袁心德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他与爱人朱兆真(即姚真)一起在广西从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工作。在广西他们遇到了我厂浦润泉等工人,浦等是被厂里调来给李宗仁、白崇禧“闹独立”印钞的。袁心德和朱兆真回到香港搞工运,就是通过浦润泉的关系来我厂的。他们在《大众日报》上经常报道我厂工运情况。袁心德同志在我们工人的支持下,还倡办了《工友》和《侨报》两份杂志,影响很大。
我们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绍我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过了一段时间,问我“看得怎么样?”那时我了解得比较肤浅,但觉得书上讲的道理都是维护工人利益的,说:“蛮好!”再经过一段时间,袁又问我:“共产党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但到啥地方去找呢?”过了几天,袁心德来对我说:“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杜埃。”
1938年3月,经袁心德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工人,入党比较简单,只有一个介绍人,但入党时举行了宣誓仪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夏国钧(现名夏志明,后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润泉。不久,厂里成立了党支部,夏国钧为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浦润泉为宣传委员。后来沈彬森、周小鼎、朱申臣也入了党,成为支部干事。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道理,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1938年秋,我厂党组织继续发展,由6名党员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党总支,夏国钧为总支书记,沈彬森为副书记,我、周小鼎、钦家俊、王嘉生为总支委员。下设3个党支部,加印课为第一支部,凹版课为第二支部,检查、零件、电镀三课为第三支部。我任党总支组织部长。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推动和影响了全港的工人运动。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调离香港后,上级党又派来了吴有恒、杨康华和钟明等领导同志,他们也为我厂党组织的发展,工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5.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活动是秘密的,开会都在野外。我们一般利用星期天,装作郊外旅游,约好一个集中地,带些吃的东西,碰到熟人就说一起玩玩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讨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交流各车间工人的情况,团结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党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也正式挂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课工友周浩锡同一个粤籍工友发生口角。第二天,厂方突然宣布解雇周浩锡。按厂方惯例,一般只作罚金2元或记过一次处分。工人不服,派工会代表朱申臣等与厂方交涉。正巧加印课发生了弄污3张钞票的事故,原因是厂方没有把玻璃窗修好,风吹进来钞票卷进墨棍被污染了,但厂方要处罚工人,责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罚款。工人推夏国钧同志等代表加印课工人与厂方交涉。这两件事的巧合,被厂方总监周开甲、王谨士确定为工人预谋的反对厂方的联合行动。他们向警方报了警。第二天,厂方宣布“休业4天”。“休业4天”后又通告“休业一周”。
12月19日复工的那天,厂方贴出通告,悍然宣布开除69名工会代表和工友,并勒令他们立即离港返沪。这大大激怒了全厂的职工。
这时,党支部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现阶段的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为团结抗日,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方斗争。
党支部听取了工人意见,其中一位工人党员叫冯胥平,提出绝食斗争的建议。支部感到这种方式难度大,万一死人怎么办。决定先说理,必要时发动绝食斗争,并加以充分的组织,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支部决定我和钦家俊组织工作班子,具体领导这场斗争。我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国民政府书》等文告。
复工这天,厂方厂门口布置了警察署派来的冲锋车,站满中西捕探,如临大敌。工人进厂后没有去上工,而是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推举钦家俊、余东明等与厂方交涉,要求厂方收回开除69人的成命。总监周开甲、王谨士拒绝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各课工友已放工吃饭。凹版、加印两课工友异常愤怒,宣布中午不吃饭,以等待厂方收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继续以“不吃饭”要求厂方收回成命。厂方毫无姑息之意,工人被迫通过了一个留宿车间绝食斗争的决议。凹版、加印课共800多名工人参加了绝食行动。全厂贴满了“反对厂方无理解雇69人”的标语。有一幅大标语,从屋顶垂到楼下,上书:“绝食待命,事关大众,死亦光荣”、“要求全体复工”的大字,表达了工人为捍卫自己正当权利的决心。
凹版课工友的悲壮行为,感动了全厂工友。检查、电镀两课首先发起慰劳,他们购买面包,慰问绝食工友。厂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竟说:“饿死了,厂方也不会劝他们进食。”
香港华民司威胁要用武力驱逐中华厂工人。
绝食48小时后,工人异常愤恨。党支部开会决定稳定工人情绪。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保护工人生命。被开除的69名工友,见到千余工人为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绝食声援非常不安,他们排队到门口劝工友进食。香港各界群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后,带着面包、水果、牛乳等食品来慰问。绝食斗争第三天,香港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堆积如山。而港府华民司扬言,工人违反香港殖民地保护私有制的法律,罢工有罪。这一天,有个工友晕厥,我们雇救护车马上送九龙医院急救。这时,香港《泰晤士报》(英文版)的一个英籍记者到医院采访了被抢救的工友顾林生,写了一篇报道,刊登于当天的《泰晤士报》上。这样,中华厂绝食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港英当局再也无法封锁消息了。香港各中文报纸,冲破新闻封锁,全面报道香港中华分厂印钞工人的绝食斗争。消息传开,震动香港和东南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延安给我们发来慰问信。香港党组织决定,如果厂方再坚持顽固立场,便发动全市停工、停水、罢市,支持中华书局印钞工人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厂方才被迫接受谈判。出席谈判的有华民司、劳工司,工人代表有朱申臣、夏国钧、黄勤初等5人,资方代表陆费逵、周开甲。最后签订了三项协议:(1)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复原来工作;(2)承认中华书局工会组织是合法的;(3)不阻碍职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协议由劳工司向全厂职工传达。历经84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这次工人的绝食斗争完全是厂方所逼,厂方企图利用生产中发生的事故,无辜开除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打击进步力量。工人们果敢英勇的斗争,粉碎了顽固势力的阴谋,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建立工会的合法权益。这场绝食斗争,使全厂职工觉悟大大提高,更加团结,工会的威信也提高了。斗争中有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粤籍的古妙婵、张婉华两位女同志。我厂职工三分之一是女职工,这两位女同志在女职工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斗争也是自海员大罢工以来香港工人运动的一次新高潮。党中央召开“七大”时,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参加会议,香港党组织指定由我厂选派一名代表。我厂总支委员周钟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为代表到了延安。
在这次斗争中,青工汤少林同志(后参加新四军,光荣牺牲),用他自己的工资,拍摄了当时工人绝食斗争的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荣生同志保存下来了,现在成了上海总工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6.一场争取工人生存权的搏斗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人取得了绝食斗争胜利后,很长时间厂里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劳资纠纷。党的工作是开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友听茅盾、乔木(乔冠华)、陶行知的报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资方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压力,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先是请“阴阳先生”来厂“看风水”,胡说什么工人罢工闹事是因为“风水”不好,补“风水”的办法是加高围墙,围墙上要再架电网。当时我们觉得好笑,平日一向讲科学的厂长经理怎么也相信起封建迷信来了,后来才明白这是厂方精心设计向工人开刀的第一步。接着厂方造舆论说由于经济萧条,印钞业务要减少,扬言要停工关厂。本来天天加班的,现在连日工也不能保证。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工不足,工人收入减少,只能靠吃积蓄,一部分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而事实上,印钞任务非常重,根本来不及做,怎么会关厂呢?厂方减少香港分厂的生产任务,把大量印钞业务发包给美国、德国的印钞公司。厂方和国民党政府为了报复工人,搞垮工会,竟不顾民族大义,工人生计,“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真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些被厂方收买的工头、走狗,大肆拉拢腐蚀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队伍。例如,一些工贼邀一些工人赌博,赢了是你的,输了欠账再赌,削弱工人斗志。他们还找一些人来做工人家属的工作,说:“你先生不要去参加工会活动了,否则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们走我们妻儿老小都要吃苦头”等等,使一些加入了工会的工友顾虑重重。厂方和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阴谋诡计很毒辣,这都是他们全面镇压我们工人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的四个宿舍——红墈、九龙,宋皇台和土瓜湾,突然警探密布。在几百名警探的守护下,资方贴出一张布告:本厂印钞工作完毕,除留若干人办理善后之外,其余工人给予两个月工资的解雇金及单程回沪川资,从即日起全部解雇。次日,以“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费逵”名义,又在香港《大公报》、《立报》上刊登“解雇工人”大幅启事,对全厂1400名职工,来了个“一锅端”。很显然,这是蓄谋已久的对广大工人的疯狂报复和反扑。
为了加强这次斗争的领导力量,上级党组织和印刷业工会,成立了20多人组成的“非常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次斗争。“非常委员会”一方面向各界发出呼吁,并电告重庆政府;另一方面派代表与厂方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恢复全体工友的工作。“八一三”两周年这一天,全厂被解雇职工开展了“绝食献金”纪念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活动。香港《立报》发表了题为《可敬的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文章,各界舆论“钦佩不已”。8月18日,印钞工人收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复电:印钞之事,续印有期,将来该局仍需用旧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电报,要求“续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内,给予生活维持费,厂方予以拒绝。
我们为寻求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发出了《告国内外同胞书》。由于中华书局的这次大解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厂方勾结港府,早已打通了各个关节,香港华民司对我们实施前所未有的“一驱逐、三封锁”:限令工友于8月31日以前离港;封锁新闻、封锁通讯邮电往来、封锁经济来源。重庆《新华日报》于1939年9月20日转载了《告国内外同胞书》,9月30日又发表了《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的专题社论。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提出责问,要求厂方在抗战期间维护劳动人民正当利益。
到11月,斗争没有进展。厂方为了拖垮工人,继续给工人施加了压力,对工人宿舍停水、停电,1400多被解雇工人吃住成了大问题。我们针锋相对,决定用募捐的钱,给工人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工人和家属分组编号,由伙食工作队负责管理。1000多职工,每天开支相当大,光吃白饭,也要10担米,时值80港元。这笔伙食费,来自法国里昂工人,新加坡华侨,菲律宾农民以及上海、广州、香港80多个社会团体职工的募捐。港英当局悍然堵截工友经济来源,阻止银行支付募捐款。陆费逵还勾结业主、律师,贿赂警察,对住在工人宿舍的工人强行逼迁。一批警察手执警棍,冲进宿舍,砸职工的家具用品,打骂职工和家属。党组织和工会立即给这批工友安排了临时住处。
资方看赶不走工人,便使出新花招,串通“沪上闻人”杜月笙出来调解。我们派出朱申臣、夏国钧等5名代表到杜公馆与陆费逵谈判。杜提出厂方补贴每个工人每月12元,共6个月72元作为安家解雇费,工人代表不接受。
在谈判时,我们担心他们扣留工人代表。组织上决定由我和王嘉生带领300多工友,组成请愿队伍,整整齐齐地排队到杜公馆等候。没有几分钟,四辆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风驰而至,从车上跳下一大批手执警棍的中西警察。我下令工人原地坐下,不要管他们。这些警察看到我们手无寸铁,毫无越轨行为,也无可奈何。
杜月笙看到外面工人静坐,怕闹出事情增加麻烦,赶忙要我们工人代表传话,要请愿队伍派代表到里面去谈判。请愿队伍推我和王嘉生进杜公馆。杜一副大亨的派头,对我说:“不要急,再等等。”我说:“谈判谈了三个月了,我们的肚子不允许再等了,请杜先生督促陆经理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再谈判。”陆就说:“究竟你们中谁是负责的代表。”王嘉生说:“大家派出来的代表,无论那一个都是负责的。他们是谈判代表,我们是请愿队伍的代表。我们要求杜先生调解成功。”杜答应继续调解。我们请愿队伍的意愿已经表达,即撤离杜公馆。回来时,正巧碰上红墈船厂工友放工,他们举手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表示支持我们。
1939年12月15日,港英当局串通流氓势力开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论”等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1940年2月13日,上级党组织作出“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的撤退决定。港厂工人忍着极大悲痛与资方签订了解雇协定。解雇费由原来的2个月增加到6个月,历时7个月之久的反解雇斗争悲壮地结束了。
广大工人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也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工人的解放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轰轰烈烈的港厂斗争结束以后,我们工厂骨干,奔赴抗日斗争第一线,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我来到了浦东,在那里,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军民一起,经历了六年多淞沪抗日游击战争的峥嵘岁月。

第十章 游击区经济工作

1.征收农村救国公粮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们这支游击队如何解决给养呢?
刚到浦东时,开始主要靠打汉奸,但大汉奸逃到上海了,中汉奸躲在据点里,靠打一些小汉奸根本解决不了吃饭穿衣问题。后来在沿海收些山芋捐,但经费还是很困难。
反“清乡”前,我到苏北根据地参观,大开了眼界。我们抗日游击队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游击区征收“救国公粮”,但浦东是敌伪、顽、友犬牙交错的地区,我军的活动区是不固定的。地方政权被日伪控制,他们以汪伪“中央”名义向商贾百姓征粮征税。国民党“忠救军”占领地区,也以“正统中央”名义去征收。我们只能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征收。在反“清乡”前,连柏生与马伯生通过谈判专门划定了各自征收的区域。反“清乡”一开始,虽然国民党的“忠救军”溜走了,但在敌伪严密控制下,我们小分队力量小,很难对“清乡”区开展征收工作。直到1943年底,我们才开始恢复游击区的征收救国公粮和爱国捐的工作。
要开展征收救国公粮工作,首先要有征收田亩的依据。鲍季良有个亲戚叫施济同。他是坦直桥的小学教师,与住在坦直镇的伪南汇县钱粮柜主任潘裕德熟悉。鲍就通过施济同的关系去拜访潘裕德,通过教育,潘向鲍季良提供了南汇县征收吏名单及各催征吏分管田亩数清单。另外,连柏生也写信给前南汇县钱粮科长张思华,张向我们提供了南汇各乡镇征税额的有关历史资料。有了这两份资料,我们就以“五支队”名义对农村展开了钱粮征收工作。
收缴的救国公粮都是“代金”。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减租减息的主张,告示农民:农村每亩征收2升半米的“代金”,合当时伪币100元,无田免收。这个数额只有敌伪各种捐税的1B5不到。我们规定,什么“牛捐”、“船捐”等一律废除,并且发动农民抵制汪伪“中央”、“正统中央”的各种苛捐杂税。在征缴税款中,还拨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补贴教师的生活。在我们的控制区,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给老百姓乱摊派乱收费。如有检举,违者必究严办。有个姓王的常备中队长,是黄家路外面的人,吞吃了一个乡的爱国捐,民愤极大,事情被揭发后,我们按军法条例把他严厉惩处了。在我们控制的征收区,收费公平合理,农民实际负担大大减轻。这也是我党取信于民的重要原因。
钱粮征收和我们部队给养供需这项重要工作,是由鲍季良同志全面负责的。
鲍季良原是南汇县的一个小学教师,为人正派,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共产党员。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投身了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周大根的“保卫二中”。连柏生在南汇成立“抗卫四中”,就邀鲍季良协助工作。我初次到浦东时,他已经是支队部管家了,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鲍秘书”。实际上他还参与了部队许多方面的组织工作,是我们领导的左右手。1942年,他随五支队去了浙东。1943年6月,浙东区党委派他回浦东协助我工作。回来后,他任党支部书记分管的就是部队经济工作。他工作任劳任怨,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尤其突出的是,我们部队的钱粮收缴存储都由他一人经手,身上经常带几万现金,但他自己从来不花公家一分钱,克勤克俭,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部队的钱粮账目搞得清清楚楚,毫厘不爽。他经常讲,这些钱是老百姓的血汗,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要用到抗日上去。这对那些贪赃枉法、一心发国难财的敌顽和反动分子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经济工作,关键要用好人,要挑选廉洁奉公的人,又要严格管理,警钟长鸣。这是我们浦东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2.在敌据点征缴爱国捐
爱国公粮代金,主要在我们控制的农村征收。那么敌伪控制的城镇据点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伪商会会长或乡、镇、保长和催征吏,征收抗日“爱国捐”,这是我们浦东特有的做法。我们决心这样做,一是为了通过征收“爱国捐”从经济上、政治上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另外是减轻农民负担,扩大财源,增加收入。浙东区党委对我们这种大胆而又有创造性的做法,予以很高评价。这一办法收效也很大。
为了完成农村和市镇繁重的征收任务,我们按区成立了征收队,任命一批征收主任。奉贤的征收主任是卫民,卫民同志牺牲后由张圮接替。南汇一、二区为夏筱塘;三区黄川农;五区王守江,又名申善根;六区莫伯如,北撤时牺牲;七区叶五,1944年牺牲,后由黄松涛继任,北撤时牺牲;八区为张磊。其中三区和八区,因在敌人控制区,我们还配上了短枪队,协助征收。
具体征收工作,都通过催征吏进行。每次在开征之前,征收队先要召集乡保长和催征吏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交代征收政策和办法。这些催征吏一般都能协助我们认真征缴,但也有一些反动的伪乡、保长,不仅抗缴爱国粮,而且威吓催征吏,甚至迫害征收主任。对这些极个别有罪恶和民愤的反动分子,我们就给予打击和镇压。
进入敌人据点征收爱国捐,要比农村复杂和危险得多。我们的征收人员要化装混进据点,找关系人,把支队部征收“条子”传进去,然后再派人联系,约定时间、地点以及解缴款的办法。开始比较困难。敌人据点布防严密,那些伪乡镇长和商会会长,有的怕遭日军报复,左右为难;有的则“不见棺材不落泪”,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巧于应付我们。工作做了很多,收效甚微。后来,由于我们部队反“清乡”战果赫赫,那些开明的士绅和伪职人员,在我们的教育下,也愿意积极协助我们征收了。我们还规定,凡是协助我们征收爱国捐的,按一定比例给予手续费,让这些人也能获得一些实惠。每一个据点,该征多少,都由我们支队部按市镇大小,工商企业经营情况统一核定,大的最多500石米的代金,小的100石米的代金。金额原则是:“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小商小贩不收”,公平合理摊派。
大团镇汉奸韩鸿生被我们处决后,由周士奎接任大团镇商会会长。1943年初,我们派林志杰带我亲笔信去找周士奎,要周士奎召集大团镇工商界筹办军饷500石大米。林到周士奎开的“大盛和花米行”找周,周不在,受到经理室的盛根生热情接待。盛表示:“事关重大,等会长回来后再作答复。”周回来后,看了我的信,背着敌人,把商界召集起来,按照我们规定的“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夫妻老婆店不收”的原则,摊派下去,很快完成了征收爱国捐的任务。这笔征粮经费,由周巧妙地委托良同济药店代收后,再集中交给鲍季良。完成后周还派盛根生来支队部专门汇报了征收过程。我们赞扬周士奎有爱国实际行动,不当真汉奸,欢迎周士奎先生团结工商界,为支援抗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3.藏粮于民,保障供给
我们向农民和城镇工商界征收的“救国公粮”和“爱国捐”,都是钞票。这些钱,首先是购买粮食,以保证我们部队的供应。粮食不能随身带,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在我们活动的地区,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储存点。部队转移到哪里,哪里就有我们的“粮库”,以随时保障供给。这些“粮库”都选择在十分可靠和容易掩护的地方。
南汇县和奉贤县交界处的徐家宅徐根海家就是我部重要的储粮点之一。它时间长,储量大,发挥的作用也很大。这个储粮点是我在反“清乡”前,于1941年南进奉贤时秘密建立起来的。
当时我兼做民运工作。游击区从南汇向奉贤发展,徐家宅在两县交界处。地址是中心桥以南,东新市以北,距新场、大团差不多有5公里。我们部队经常在此宿营或进出。为了建立比较稳固的驻地,我在徐家宅这一带,组织“青年救国会”的群众团体。徐家宅有个名叫徐根海的青年,也热情参加。他家是有100多亩地的中小地主。但徐思想进步,是个热血青年。于是我就与徐根海商量,在他家设了一个联络站,部队不在他家宿营,主要是储存粮食,兼送情报。我们进驻这一地区后,部队宿营在南汇唐家圈盘的邵家宅和奉贤的乔陈家宅一带,吃粮就到徐根海家去拿。有时我们的粮食吃完了,就吃他的。在他家我们一般存放数十石米。选这样的家庭存粮,敌人是不会怀疑的。因为,这么多粮食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当;如果存放在一般老百姓家,就要引起敌人怀疑了。
但是,与徐根海一起参加“救国会”的邵梦星,图谋不轨,要去敲徐根海的“竹杠”。邵梦星的父亲是个催征吏,邵家与上海国民党军队的王敬久师长有联络亲。邵把徐根海骗到伪军范根才部,要徐根海拿出一笔钱来,否则他就要告发徐通共产党。徐根海怒斥邵梦星贪财忘义,不要脸皮。邵梦星凶相毕露,把徐根海枪毙了。后来我部了解这个情况后,将凶犯邵梦星镇压了。
徐根海牺牲后,徐家由他爱人当家。他爱人具体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喊她“南头人”。据说,她是工人出身,人非常能干。徐根海去世后,这个令人尊敬而苦命的“南头人”,继续为我们挑起了储存粮食的担子。她还派家里老佣人周梦林,为我们送情报。这个储粮点隐蔽得非常好,一直到抗战胜利。
像徐根海和他的爱人这些浦东群众是不能忘记的。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淞沪支队是难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4.支援浙东根据地
1943年夏以后,由于游击活动区的逐步扩大,收缴爱国捐的地域也扩大,我们不仅能在南汇全县收到爱国捐,奉贤的5个区中我们也能收到3个区。当时,地方上有人还向我提议,在黄浦江上设卡收税,说只要用我们的名义就行,收到税后给他们一点报酬。但我考虑到我们部队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去搞,由地方武装部队去干,弄不好要败坏我们名声。所以,除了1944年在三灶一带海港收过税外,没有同意在黄浦江设卡。
我们的财政是自给有余的。我们把多余的钱,一部分送到浙东;有一部分换成硬通货积存起来,有的还入股投资。最后在大军北撤时,全部带到了苏北根据地。粮食我们是吃不完的,驻地寄存一些,还组织调运到浙东游击区去。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些秘密钱粮转运站,解决钱粮兑现、转移和贮存的工作。
周浦是南汇重镇、交通枢纽,是浦东地区货物进出口要地,敌人重点把守。1943年冬,我们决定在周浦建立一个粮食储存转运点。
为了便于掩护,我们请奉贤地方上有些声望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吴仙鹤先生在周浦镇上开爿米行。当时,吴仙鹤的“守望队”已交给我们部队,吴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游击队,但他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我们队伍,有的成了共产党员。我们向他说明情况后,吴同意帮助我们。经过一番准备,在周浦“长丰米行”挂牌开张。吴选了两个可靠的人当帮手,都是他家乡梁典一带人。一个叫陆良弼,做粮店的帐房先生;另一个是朱刚的朋友,叫肖仁杰,当经理。从表面看,长丰米行与其他粮行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米行有三个任务:第一,为我们部队购买和囤积粮食;第二,组织调运,其中相当大部分运到浙东去,有时一次就要有好几百石米;第三,收集情报。粮店在开张时,为了掩护,还请敌伪一些头面人物捧场。但不久还是被日军借故封掉了。被封后,吴就通过关系,送钱说情,继续开张营业。吴仙鹤通过一番活动,当上了周浦的伪区长,有了这个合法身份,当局对长丰米行就不敢随便得罪了。吴仙鹤同志对浦东游击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后来是奉贤县政协委员,现已去世。
奉贤蔡家桥北面的莫家宅,有个小地主叫莫海珊,是周家弄乡的乡长,比较靠拢我们。他的家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钱粮储运点。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我们换“划条”(即期票,也可当钞票用),经手的款项比较大。当然,他也有一定好处,“调头寸”得来的盈利归他。我们有一部分资金就寄存在他那里,供我们部队随时取用。“清乡”期间,莫海珊被人告发,被日本人抓去严刑逼供,他严守机密,守口如瓶,后在多方营救下获释。莫出狱后,我立即乘了一只桨划船去慰问他,称赞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他出来后仍继续为我们工作。1945年7月,当时已经投诚马伯生的黄志英,带了10多人去威逼莫海珊,要莫拿出我们存放在他那里的钱物。莫海珊知道黄已叛变,坚决不给他。黄就把莫海珊和他的大儿子莫良才残酷地杀害了。莫海珊是开明士绅,他和他儿子也是为抗日而牺牲的,我们要记住他们。莫海珊留有两儿一女,有个儿子好像叫毛囡。
工商业者王家杰,是鲍季良同志的表兄。他拥护抗日,支持子女参加我军。他敢冒风险,为我军代买西药、白报纸、布匹等军用物资,并想方设法运送到浦东或浙东。他还为我们代买了横淝大新纱厂的股票,给我们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员在厂里,作为我军在横淝镇上的耳目。
其他一些工商者,如我军活动地区一些小镇上的粮行、药店等,大多倾向于我们,他们也积极为我们购买、寄存、运送粮食和其他物品,为浦东抗日做出了贡献。

5.一分一毫,来之不易
在开展经济工作中,我们也有几个同志献出了生命。像奉贤的征收主任卫民同志,被叛徒黄志英杀害了。后来接替他的张圮同志,也被叛徒张阿六(与川沙土匪头子张阿六是两个人)杀害了。我们部队的经费,一分一毫,来之不易啊!
它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我们战士的血汗。
张圮同志又名张妙根,原是“吴仙鹤守望队”的,家住奉贤奉城附近的白衣聚。张任“守望队”书记员,即文书。他同朱刚、朱守藩、张四福、汤一鸣(后加入共产党,已牺牲)等,都是这个守望队的骨干。1942年初,这个守望队集体参加了我们的部队。
张圮同志的特点是小心谨慎,作风正派,适合做经济工作。后来他担任征收主任,负责奉贤县境内收救国公粮代金,身边常带许多现钞。当时,张圮带有一个短枪队,经常活动在奉城的洪庙到新场一带。
张阿六原名张明生,是张圮的同村人,也是小学的同学。张阿六思想堕落,拜鬼子的翻译陈方章为老头子。张圮在洪庙一带活动时,老百姓把张阿六的恶端告到了张圮那里。张圮把张阿六叫来,严词训斥,张阿六苦苦哀求,表示愿意改邪归正,为抗日做些事。这样,张圮就原谅了他,并介绍到我们部队,随同张圮所带的短枪队活动。但单独活动一多,张阿六背着张圮又干了不少坏事。我慢慢地也听到了一些风声。1944年的春天,我以部队需要人站岗放哨为理由,把短枪队调回支队部。张阿六对此极为不满,我单独找他谈话,严肃地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有一天,支队部派了一个通讯员,同张圮一起带了瞿云章、倪云飞、夏阿二、张阿六以及泰日桥附近的另一个人,去奉贤执行任务。第一夜,他们住在新场南面,没有事。第二夜,在泰日桥东南、资福寺庙北面的一家三开间门面的独家野村宿营。到第二班岗时,张阿六、倪云飞这两个家伙,鼓动夏阿二,趁其他人熟睡之际,开枪杀害了张圮、通讯员和泰日桥的那个同志。瞿云章、卫梦生因是张阿六的亲戚,才未遭毒手。
瞿被枪声惊醒后,看到张阿六正将张圮同志身上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瞿心里明白了。张阿六先是对瞿谎称“手枪走火,误杀了张书记”。后又赤裸裸地说:“支队部不信任我。”当瞿云章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张拍了拍身上的“快慢机”,说:“有这只‘旁开门’,到哪里吃不了饭?”瞿又问:“家庭怎么办?”张恶狠狠地说:“我预备家里出十只棺材!”瞿云章想想不对头,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投降鬼子做汉奸,要么当土匪。这两条路瞿认为根本走不通。可是马上反抗又不行,只好先跟着他们,慢慢再想办法。瞿云章知道夏阿二平时还有点孝心,在向南逃窜的路上,就用家庭、父母等利害关系,做通了夏的工作。到了平安偷鸭栏附近,他们三人乘张阿六、倪云飞睡熟时,用斧头把两个坏蛋干掉了。
当我们得知张圮等同志遇害的消息之后,立即派人到资福寺那里收殓他们的遗体。恰巧碰上瞿云章、夏阿二和卫梦生等提了张阿六、倪云飞的两颖人头以及张阿六抢去的东西,赶了回来。
张圮同志未入党,但我已经找他谈过,准备发展他。事实上我们已把他当党员使用了。张圮等同志遇害,是我们部队的一个损失。

6.紧张、艰苦的部队生活

由于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部队有比较可靠的经济来源,但我们部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衣、食、住、行,仍然是很艰苦的。
我们穿的是浦东土布,有的还是用废旧料拼制缝补而成的。有时也有点洋布,那是很少的。特别是“清乡”开始那一年,已经到了农历的十月份,我们还穿着单衣。我穿的一般是浦东老百姓用洋纱织的俗称“两隔一”的土布,那已经算是“出风头”了。脚上穿的多数是有鸭舌头的松紧鞋,少数还穿用布条和绒线打的“草鞋”。皮鞋是不穿的,当然化装执行任务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下雨天,那只有打赤脚,有雨鞋的是少数。敌、伪军的制服,我们偶尔也穿穿,但这是很少有的。冬天,每人发一条1公斤重的小棉被。冷怎么办呢?只好底下铺点稻草,身上再盖点稻草,实际上就是钻在稻草窝里。所以,我们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把“八项注意”里的有一项,就改成了“早起门板要上好”或者“早起稻草要捆好”。冬天,每个班有一件棉大衣,供哨兵穿着。1944年的夏天,我们的经济条件有了好转,每人发了一块纱布,睡觉时盖在脸上,防止蚊虫叮咬。中队干部与战士一样待遇。只有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干部,才每人有顶小蚊帐,算对我们的优待。
我们部队在吃的方面,也是十分艰苦的。通常是咸菜汤或青菜豆腐汤,有时也吃一点猪肉、百叶结。1944年时每人每月500克猪肉,主食是大米。买菜是个问题,有时叫老百姓上镇买,有时自己化装后上镇买,但都要巧妙伪装和十分警惕,否则容易暴露。所以,通常只是向驻地老百姓买点咸菜之类的东西。我们打了胜仗,群众要来慰问,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统战对象也要来慰劳,送来不少鸡鸭鱼肉等荤腥,伙食就好了。津贴是很少的,干部战士同等待遇,每人每月伪币三四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毛钱,主要买点牙刷、牙膏、毛巾之类。那时香烟很贵,所以抽烟的人很少。那些抽烟的战士,连一个烟屁股也舍不得丢掉,四五个人轮流着还要吸它一口。我平时喜欢吃的就是一些大蒜、苋菜、金花菜、土豆、番茄、黄瓜、辣椒,还有俗称“独脚蟹”的发芽豆,这比起我的童年来,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还喜欢吃麦粞饭,所以有时用白米饭与群众调来吃。酒,我能喝一点,但在那种游击环境里,只能偶尔喝一次,数量也是很少的,生怕误事。
部队每到一个宿营地,首先要派出岗哨,根据可能发生的情况,明确各中队战斗任务。住房统一分配,一切服从于战斗需要。关于住房,我们有个规定,只能住老百姓的客堂和偏屋,不准住内房。早晨起床后,立即打好背包,清理铺草,打扫干净,把老百姓的台、凳、椅、桌,按原来位置摆好。我喜欢睡门板、桌子,有时用两条长凳一拼,就睡了。晚上主要是靠蜡烛照明,一般都点在门后,不让亮光射到外面。睡觉前一般都要烧水洗脚,有时长途行军后实在太疲劳了,也有不洗脚倒下就睡的。由于稻草比较潮湿,又经常出汗,很少洗澡,就容易生虱子和疥疮,疟疾也比较多。
站岗、放哨是轮流的。白天,瞭望哨放在村子里,夏天多数爬在大树上。不但隐蔽,而且视野较宽。步哨都是化装成老百姓干活,在村外水、陆交通要道口负责警戒。支队部一般都设在村宅的中心,便于掌握情况和组织指挥,不设门岗。白天在外放哨,如果是带枪的,不能背在肩上,只能拎在手里,这样有农作物掩护,远处就不容易发现。晚上,有固定哨和流动哨,固定哨有严格的交接班手续,把发现的火光、听到的狗叫、周围变化的情况,都要交代清楚;然后将这些情况,由带班的汇集拢来,报告给值班干部。有特殊的情况,值班干部必须随时向我报告。在紧张的情况下,还有值班机枪。换岗的时间开始没有钟表,只好用点香的办法解决,由带班的负责叫,直到1944年后才有闹钟。带班的都是班以上干部。中队干部负责值班,都要查岗、查哨和查铺。
晚上的口令,有时用简单的口哨来区别,吹一下或者两下等。大多用单词,如“斗争”、“战斗”、“歼敌”等等,任意规定。一般都用一些与抗日和鼓舞斗志有关的词语。开始因部队小,又集中在一起,所以口令就由支队部掌握。后来,部队扩大了,各中队每天的口令,由各中队掌握,逐天更换。
我们在浦东这块狭小的土地上打游击,原地宿营的情况是很难得的,不管下雪还是落雨,都必须走。只有在走的中间,才能争取主动权。部队行军,完全靠两条腿走路,所以非常辛苦。浦东农村的青纱帐起来后,那就是我们部队活动的黄金时节,河浜两岸都有茂盛的秆棵、芦苇,隔浜就不易被人看见,加上分散的自然村宅,这对我们部队的行动非常有利。行军时我们这些指挥员,一般都是走在部队的前面,便于处理突然发生的情况,中队或区队干部必须有一人随尖兵行动,一旦碰到意外的遭遇,就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我们的尖兵为了减少声响,经常打着赤脚或穿上草鞋在队伍前面开路。
在行军、作战中,我们信守的原则是:平时,安全第一,其他次之;战时,胜利第一,其他次之。长年累月的夜行军非常艰苦,容易疲劳,有时边走边打瞌睡。比如,打苏家码头和镇压鹤沙汉奸,我们奔袭和急行军,由于极度疲劳在完成了任务往回走的时候,不少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边走边睡觉。特别是在下半夜行军,露水大,常常把衣服搞得很湿。雨天行军更苦,路上走的人一多,就越走越滑,后面常常有人跌倒。如果在河边行军,也有滑到河浜里去的。偶尔也用船行军的,但用船行军目标较大,不太安全,又兴师动众,多用民力,如果碰到敌人,一下子又展不开兵力,所以极少使用。
当时我们支队部有十几个人,除我和张席珍外,还有秘书鲍季良同志兼党总支书记、参谋杨明德同志,以及几个小通讯员。他们是十几岁的小鬼,所以称他们为“小鬼班”。支队部的“小鬼班”,最早是杜锐等,接着有金文华、董金根、潘海根同志等。这些“小鬼”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打仗机智勇敢。我们领导一天也离不开他们,与他们感情也特别深。小战士们不仅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参加战斗,甚至也去执行一些特别任务。
支队部有个短枪队,人数不太固定,少时仅五六人,多则一二十人,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保卫支队部和执行一些其他的特殊使命。我还任命了好几个副官,有张副官、李副官、王副官等,有些记不清了。副官主要是为执行支队的临时任务,为方便对外活动而设立的。他们有时在部队,有时在外面,也做保卫工作。朱伯英同志也是我部的副官之一。部队北撤后,他留在浦东,成为“浦东总队”一个主力中队长。一次敌人把他抓住,关进死牢,在要枪毙他的前一天,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挖墙洞越狱逃出,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支队部还有二三个炊事员,一个顾生祥,一个姚小笃,还有一个宁波师傅,名字忘了。后来部队大了,饭师傅也多了几个。一般每隔一周,我们支队部的干部,总要自己动手做一天饭,好让炊事员同志休息一下。在部队里,炊事员是最辛苦的,每天起身最早,睡得最晚,行军时负担也最重。我们的炊事员年纪都比较大,如炊事员顾生祥同志,那时他已40多岁了,而我才二十七八岁,所以在行军时我也常帮他挑挑东西。我们支队部还有挑夫。我的挑夫是张朱家宅人,姓李,大家都叫他娘舅,听说前些年刚去世。鲍季良同志的挑夫叫王琴香,已病故,奉贤东新市人,他的年龄也较大,所以也叫他娘舅。后来,每个中队也派了一个公勤人员,也是“小鬼”,帮助中队干部做些杂务,来了客人负责烧茶招待。1944年3月以后,各中队也建立了伙食单位,在行军时,中队干部亦经常帮助炊事员挑东西。
我们的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在当时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之间非常亲密,毫无隔阂。也有个别人过不了这样的艰苦生活,提出要求转地方工作,甚至开小差的。对于开小差的人,我们是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如果开小差出去干坏事或者当汉奸,那就坚决镇压;如果开小差出去后不干坏事,我们的态度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革命要靠自觉,开小差本身构不成犯罪。掌握这一政策,有利于团结大多数。

7.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
我们部队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战斗生活也是紧张的,但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充实和活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上政治课,讲形势,揭露敌人的罪行,总结每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组织新战士和老战士相互学习。另外,就是文化课、体育课、武术课、教唱革命歌曲等等。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内容活泼,思想健康,鼓舞了斗志,融洽了团结气氛。
上文化课,既能教战士识字,又能对战士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来抓。各中队有专门的文化教员。支队部的鲍季良和我以及各中队指导员,也都亲自上课。
像我们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不很高,但为了上好课,动了不少脑筋。我们的战士,大多不识字,给他们上文化课,要求好学好记,又要生动。有一次,我上的一堂课,用“拆字”的形式,给战士讲革命的道理。比如,在讲“中”与“日”这两个字时,我把这“中”字间的一竖,写得短一些,于是就说:站(竖)起来是一个“中”字,倒(横)下去就成了个“日”字,我们中国人民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必须站起来。又比如,在讲春天的“春”字时,我说:工、农、兵好比这“春”字头上的“三”与“人”两字,工、农、兵“三人”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如果不团结,各管各,那“日”字就会冒出来。这样讲也算是深入浅出,战士们比较喜欢听。没有黑板,我们就用门板来代替;没有粉笔,就用干泥巴写。1944年后,给战士们发了一点纸张和铅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1944年,由鲍季良同志给干部战士们上文化课,教战士学会拼音字母,然后教识字,效果很好,很快“消灭”了文盲。因为大家都能说拉丁拼音字母,所以,部队的命令和“口讯”“口令”,有时也用这种“新文字”来传递,即使被敌人听到也不要紧。他们一时也弄不懂这究竟是什么。到现在许多老同志还能讲出来。
我在苏北参观时,看到他们连队的墙报办得很好。我回来后也抓战士的墙报。由于部队流动性大,我们把文章写在纸上,贴在布上,到了宿营地,就挂起来。内容有表扬有批评,切合实际,鼓舞斗志,效果也很好。
尽管战争环境很紧张,但部队的文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过晚饭或者出发之前,大家总要唱唱歌。有时还要练练跳高、跳远,玩丢手帕、摸“瞎子”、跷跷脚等游戏。碰上祝捷大会,会演戏的同志还要自编自导,上台演几出小戏,像《理发员杀鬼子》、《大补缸》等。张席珍是河北人,有时还主动登场,唱几段京戏,嗓音宏亮,倒也有板有眼。我则唱唱歌,有时也吹吹口琴。凡是这种场合,有吹笛子的,有拉胡琴的,那些文艺人才,总是要大显一番身手。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观看。有一次,有个老乡还登台弹了琵琶,这可谓是军民同乐了。
当时,我们唱的歌曲中,有经过改编的小曲小调,但主要是唱那些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和《新四军军歌》,还有《国际歌》、《跟着共产党走》、《少年先锋队歌》、《黄桥烧饼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乐》、《松花江三部曲》、《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粉碎敌人八路扫荡》、《五月的鲜花》等等,至今我还能唱不少。这些歌曲我现在还经常唱。《游击乐》的歌词是这样的:

      肩上扛着枪, 
      手榴弹挂胸膛, 
      挺着胸脯,前进,前进, 
      草帽儿背在肩梁上。 
      爬过了万重山, 
      渡过了大小川, 
      搜索着敌人,前进,前进, 
      好似群猛虎下山冈。 
      见敌人,莫惊慌, 
      急忙趴在大路旁。 
      找目标,瞄准枪, 
      乒乒乒,乓乓乓, 
      打得敌人着了慌, 
      丢下子弹和军粮。 
      你拿枪,我拿粮, 
      唱支歌儿进村庄。 
      汗淌淌,乐洋洋, 
      唱支歌儿进村庄。 

当年游击队战士就唱着这样的歌,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地行进在浦东平原。
再如,《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这支歌,也是大家所喜欢的。它的歌词是: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我们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千百次血战和恶斗, 
      锻炼出无限的伟大力量。 
      我们有共产党坚强的领导, 
      我们有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决心, 
      我们是无坚不摧的铁军, 
      我们是无战不胜的钢军。 
      我们紧紧地握着刀枪, 
      对准敌人胸膛, 
      谁敢向我们挑战, 
      谁就一定遭受我们顽强的反击; 
      谁敢向我们进攻, 
      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灭亡! 
      在练习刺杀的时候,我们还唱过这样一支歌曲: 
      枪刺儿尖,枪刺儿亮, 
      枪刺儿为何发亮光。 
      一面刺,两面防, 
      游击战争敌后方, 
      游击敌后方。 
      前进刺,杀! 
      前进刺!杀!杀,杀,杀! 
      枪刺儿尖,枪刺儿亮, 
      枪刺儿为何发亮光。 
      一面刺,两面防, 
      游击战争敌后方, 
      游击敌后方。 
      防御刺,杀! 
      防御刺,杀!杀,杀,杀! 

在浦东,我们曾经搞过扩军,新兵编队后就一个连一个连地送往浙东。在扩军时,我们就唱《扩军歌》:

      抗战到了新阶段(呀儿呀), 
      革命力量要扩大(呀儿呀)。 
      我们扩大什么人? 
      坏家伙,不能要; 
      工农分子刮刮叫。 
      你一个,我两个, 
      三个四个不怕多(呀儿呀依个呀儿呀), 
      看看啥人成绩好(呀儿呀依个呀儿呀)。 

根据当时部队流行的歌曲,我们曾借用原谱,填上浦东自己的内容,在我们部队中教唱。比如,根据《吕梁山》改编的是:

      星光映着杭州湾, 
      月色照着浦东平原, 
      我们是雄壮的革命铁流, 
      英雄地行走在敌人的“清乡”线上。 
      …… 

还有一首,是根据《粉碎敌人八路扫荡》改编的:

      田里的菜花黄又黄, 
      胜利的歌声响四方。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千锤百炼炼成钢。 
      从不怕千难和万险, 
      坚持抗战在敌后方。 
      敌后方,敌后方, 
      前门有虎后有狼。 
      反动派进攻要打退, 
      鬼子兵来要反‘扫荡’, 
      我们在夹击中成长。 

在《五月的鲜花》这一歌曲的改编中,我们加了“我们的浦东,已经沦陷了几个月”这样的句子,唱起来就更加感到亲切。
除了唱中国歌曲之外,我们有时亦唱苏联的一些歌曲,比如,《钢人铁马》、《贝加尔之歌》、《骑兵歌》、《新国歌》等等。
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样几句歌词:

      怒吼犁你是钢铁的“战马”, 
      吼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 
      你快发出那愉快的怒吼, 
      我们已到了开拔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唱过一首从浙东传来的日军反战歌,歌名是《到新四军里去》,用日语唱,我们许多干部战士都会唱。
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劳动的人,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现在觉悟提高了, 
      把枪放下来, 
      你把枪放下来, 
      我也放下来; 
      我们好的出路,是到新四军里去。 
      把日本的军阀推翻之后, 
      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国家! 

总之,我们部队教唱的歌曲是很多的,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每个时期都有新的歌曲在部队里教唱。这些歌曲成为战斗的号角,呼唤和鼓舞着我们的指战员和浦东人民,去浴血奋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b]淞沪支队如何做群众工作

1.人民军队爱人民[/b]
淞沪支队在浦东浴血奋斗的那几年,与浦东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军民之间就像东海一样情深意长。
我们的部队,发源于南汇的长沟乡,即现南汇的东海乡。我到浦东时扩展到塘西七区,主要活动在四团仓到中心桥一带。后来又逐渐从公路北到公路南,直到奉贤的东部界河以南地区。老根据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新开辟地区群众就不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部队。群众把日军称为“鬼子”、“东洋乌龟”,把伪军称为“黄衣裳”、“黄狗”,或者干脆叫汉奸队伍;对警察之类称“柏油桶”、“黑壳虫”,因为他们穿一身黑衣服;把土匪称为“野猫队”。我们这支队伍服装穿着很杂,军事行动大多在黑灯瞎火的晚上进行。老百姓就叫我们是“黑衣队”。我记得有一次到奉贤泰日桥西南,青村港西北的钟家宅时,群众还鸣锣告警呢!那时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真不少,但真正抗日的,除了我们外就没有了。老百姓是很实际的,由于我们真打鬼子、伪军,鬼子和伪军也专门对付我们,老百姓开始认识我们“黑衣队”是真抗日的好部队了。反“清乡”时期,国民党的所谓“抗日”队伍,逃的逃,投敌的投敌,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五支队”,还在这里坚持斗争。
我们淞沪支队的名声在浦东逐渐家喻户晓了。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部队每到一个地方,负责民运工作的同志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还帮助群众做些翻田、挑泥、收割、打场一类的农活。住了老百姓的房子,临走要打扫干净,水缸里挑满水,锅子里油腻洗清爽,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天天要检查,对群众的一针一线,秋毫不犯。由于纪律严明,旧军队的一切恶习在我们部队都没有。老百姓从不了解我们,逐步发展到与我们很亲热。我们有时请老百姓吃饺子,欢聚一堂。老百姓看到我们缺乏咸小菜,就把自己腌的萝卜干送给我们。老百姓见了我,都亲切地叫我“诸同志”,有的干脆称我“老诸”。有的群众,还把自己子女与我认干亲,考虑到军民关系,盛情难却,也就答应了好几个。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有的还参了军。
我们处处事事先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与敌人打仗,我们尽量选择在村外,不让老百姓受损失。敌人来“扫荡”,部队如果要撤退,首先组织保护群众安全转移。我们是以保护老百姓为部队第一生命的。那些汉奸、土匪,欺侮、残害老百姓,我们就坚决打击、镇压,由于我们威望高,每到一地,那些地痞、流氓等坏人,有的不得不有所收敛,有的就逃之夭夭了。
对我们部队,在浦东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五支队到,开门睡觉”的佳话。在这兵荒马乱、草菅人命的年代,这句话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很高赞赏。

2.不是亲人胜亲人
我们爱护浦东老百姓,浦东的老百姓也像亲人一样爱护自己子弟兵。我们部队每打完一仗,附近老百姓就会纷纷过来主动关心我们。有些事,用不着我们开口,群众就会自己组织起来,积极想办法,帮我们去做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反“清乡”斗争中,董金根同志负伤后,我将董托给了宣家桥北的方家发宅的方培根等群众,他们像爱护自己儿子一样,护理转移。1943年8月,庙泾港伏击战后,在钟家塘遭敌袭击,过去曾为我们送信带路的吴妹云、沈春泉夫妇俩,冒险隐藏好沈品芳烈士的遗体和枪支,包扎掩护中队干部卫民,并转移到安全地方。沈春泉因为帮我们探听消息,被日本鬼子发现而逮捕,当地群众以生命担保,把沈营救出来。
有一次,我们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在晚上行军过桥时,不慎把自己手里一支手枪掉到河里去了。我们部队有条规定:“人不死,枪不丢。”因此,小潘吓得不敢回来。附近农民发现他在哭,一问才知是这么回事。他们就用罱泥船把他的那支枪捞了上来。潘海根高高兴兴地归了队。还有一次,有一位战士把机枪掉到河里了,老百姓脱光衣服下水把枪摸上来。
在钟家宅战斗中,战士靳才林不慎将枪掉落在河里。朱家宅的“牛头”(浦东人称买卖耕牛的中间人)朱林森的爱人和另一位妇女,见我们的战士打完仗不肯走,一问才知是丢了枪。她们安慰他不要急,先在朱家宅隐蔽下来。第二天,她们就用罱泥船,帮他从河里罱起了枪。但从朱家宅到我们驻地有很长一段路程,带着步枪是过不了敌人封锁线的。怎么办?她们把枪反钉在小划船的船底,由一个姑娘装扮成靳才林的“娘子”,终于将靳才林和枪支安全地送回部队。我们深受感动。
我本人在朱家宅的养伤,也可说是一段军民鱼水情。
在蔡家桥战斗中,子弹打穿了我的手臂下肢,伤了点筋骨,不能动弹,我决定暂时留在朱家宅朱林森家养伤。朱家宅是个独立小宅基,宅前有条小沟,宅后有坟头,树木竹林茂盛。宅上只有两户人家,都是基本群众。我单独一个人住进去,他们知道我是抗日部队的,但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时间。那时搞药品很困难,朱林森的爱人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很懂抗日爱国,不怕危险,想方设法帮我到齐贤桥镇上去买药。有一次去取药,有人问她,你买这么多药干什么的。我听到这个情况后,感到很可能会出事,决定尽快离开。他们要我伤全好了再走,我说时间长了,部队等着我回去。这朱家只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朱林森是招女婿到朱家的。出了事,我是对不起他们的。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第二天离开了朱家宅,先到了联络站,再由浦委委员张晓初同志把我转移到川沙他自己家里继续养伤。
在我养伤期间,朱林森还利用做“牛头”之便,经常到齐贤桥和泰日桥镇,把探到的敌情告诉我。所以,尽管在养伤,我对这一带的敌人动向,还是了如指掌的。我的伤恢复较快,这都是朱林森一家特别是他母亲和妻子精心照料的结果。解放后,我曾经找过朱林森,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由于我在朱家宅养伤,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离开后,地方党派一个同志住到了朱林森家,公开身份是附近小学教师。在朱家宅群众掩护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不仅如此,老百姓中的积极分子、地方上的武工队员,有的还帮助我们锄奸呐。三灶那里有个青年叫倪福根,当时我们四大队有个机枪手叛变了,这个家伙经常在三灶附近敲诈勒索。我们把除掉这个叛徒的任务,交给了倪福根等当地群众。有一天,倪福根腰藏斧头,找到了那家伙,趁其不备,一斧头劈进他的头顶。但是斧头只劈进头盖骨,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头上有功夫,狗急跳墙,头带着斧头跳河逃跑了。倪福根等人紧追不放,一口气趟过好几条河,最后还是把这个叛徒镇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群众说倪福根杀了共产党游击队员,被揪斗了一番,后来我出了证明,才予以解脱。

3.陈金生藏枪遇难
浦东的群众,不仅待我们如亲人一样,还为我们运送和隐藏枪支弹药。
中心桥北的张朱家宅上,有张兆基和张志林两家,是我们最早的联络点之一。我们通过张志林的小阿姊,经常把短枪放在那里打埋伏。张志林系独生子,又很年轻,我们曾动员他参了军到过浙东。后来不习惯,回到家乡,但仍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个叫陈金生的贫苦农民,住在乔陈家宅后,捕鱼出身,有两个儿子。我们部队初到那里时,经过访贫问苦,发现了陈金生。我就吸收他参加了秘密抗日团体。同时参加的还有徐根海等人。后来,我到那里个别串联时,陈金生偷偷地给我讲起,他的哥哥在大革命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被地主告密,死在敌人手里。这引起了我对陈金生老汉的高度重视。我决定把他作为我们的单线联系对象,马上叫他割断同抗日团体的来往。我与他商量,请他专门为我们藏枪,他答应了。以后,我把缴获得来、一时又用不了的武器,都秘密地交给他隐藏起来。最多时有2挺机枪和上百支步枪。陈金生和他大儿子两人,把这些枪支用油纸包好,藏在偷偷掏空了的坟廊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竟牺牲在我们短枪队的个别人手里。那时,我正在浙东开会。我们有个短枪队在那一带活动,队长王永生吸收了一个队员。有一次这个队员与陈金生的大儿子发生了争执,这个队员就说陈金生的大儿子抢他枪,也不问情由,就把陈金生的大儿子当场打死了,并以此向上汇报,又把陈金生杀了,还把他的小儿子抓起来关在支队部。我从浙东开会回来,看到关着陈金生的儿子,一时弄不明白,问后才知道他要“抢我们的枪”。我说这不可能,我们那么多枪放在他们家里,保存得好好的,怎么会“抢我们的枪”呢?便释放了陈金生的小儿子。这件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讲明事实真相,解放后陈金生的小儿子又被当地政府戴上了反革命帽子。那时我在松江军分区工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立即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向南汇县委讲明,他的反革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一想到陈金生父子冒生命危险为抗日藏枪这件事,我总是很不安,一个对革命有重大贡献的老贫农,竟被我们不明情况的人杀害了,子女还一度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让我以这短短的回忆,聊表我们对陈老伯伯的哀思吧!让人民永远记住陈金生老人,记住他们父子对抗日的贡献吧!
说到老百姓帮我们藏枪,办法是很多的。开始一段时间,一般都藏在家里,认为放在家里比较保险。其实,这是非常不安全的。因为敌、伪、顽常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捞外快”,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都改为藏在野外。在野外藏枪,短枪最好藏,可以放在瓮里,枪身涂上牛油,瓮里放石灰,再把口一封,朝田里一埋就行了。这种藏枪办法,过后就是埋枪的人自己也要寻找一会,才能找得到。当时,浦东这个地方草包棺材很多,长枪可以塞在草包棺材的顶上,也很安全。把枪藏在墓室“空廊”里,是陈金生父子俩想出来的。他们将“空廊”整理好,倒上一层石灰,把枪放好后,将洞封掉,外面堆上土,种上草,敌人根本找不到。

4.朱印天偷枪
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我要部队的一些同志去做亲戚、朋友、同事的工作,动员适合的同志参军抗日。
朱刚想起了泰日区野人村朱家宅的堂兄朱印天。朱印天老家在奉贤,父亲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他自己在上海北站当铁路检车工。1941年10月,朱印天结婚。朱刚和同乡吴仙鹤去贺喜,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朱是爱国青年,听后表示:“早知这样,我就不结婚了。”朱刚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件事。我给朱印天写了封信,大意是希望前来会面。
朱刚把信交给朱印天后,不久,他就来部队找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去浙东,我讲了不少抗日道理。我看看这个青年人头脑灵活,作风正派,热心抗日,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在上海动员更多青年来浦东参加抗日,二是设法搞些武器。朱印天回去后,为我们动员了不少人来部队。在1942年春,他一次带了11名青年来浦东,我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知识,素质比较高,后来都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去了。有一次,朱印天异想天开想动员一批外国人到浦东成立一个国际纵队。他介绍一个外国白俄来参军,结果被白俄出卖了,到了轮船码头朱被日军逮捕。朱印天的父亲朱仲鹏先生花了许多钱才把儿子赎了出来。朱印天出狱后,还是与我们联系,帮我们搞武器。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驹闲谈。胡对他说:“吴淞铁路站台边,日本军用仓库房边堆放着一捆捆枪支。日本鬼子领班细川要把我调去吴淞检车,我要养家糊口,经常跑单帮,怎么办?”朱印天一听,感到机会来了,说:“我与你调。”朱通过胞弟朱印祥向北站日本检车区长提出与胡工作对调。检车区长当即同意。
朱到了吴淞铁路场地后,日本领班细川跟得寸步不离。枪是看到了,无法下手。朱为了偷枪,工作特别“卖力”,对细川也特别“巴结”,看见日本执勤人员也特别“客气”。朱会说几句日本话,就经常与他们热情寒暄一番。领班细川爱好钓鱼,朱为了投其所好,就约他到郊外钓鱼。日本人对他由严加防范到慢慢放松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枪是战场上搜集起来运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坏。朱印天以检车为掩护,接近枪堆,先用尖嘴鎯头钩松捆枪草绳。当日本哨兵踱步走过时,他把看中选好的枪迅速抽出,塞进停靠在站台边的车皮底下的刹车埂上。这些枪随车皮运到了上海北站。他事先抄下车皮的号码,回北站后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较好的捷克式轻机枪,枪拿到手了,但无法把枪运到去北站的车皮上,因为这中间有一段五六十米长的开阔地。朱急中生智,见站台上当作坐垫的芦席满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边,恭恭敬敬地提出请求:“海达生!莫枯诺榻榻米,新焦新焦”(军队先生!那边的芦席送给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随口答应:“唷西(好的)。”朱就拣了一张芦席,把机枪一卷。鬼子看着他,越过三股轨道,往车辆边一放,坐在芦席上休息。当日本哨兵不注意时,他以检修车辆为掩护,把枪塞进了去北站的车皮底下。朱为了藏枪,在北站虬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间破房子,外面用铁皮钉好,平时经常住在里面。枪运到北站后,晚上就去找有记号的车皮,把枪运到小房子里。偷到的有机枪、步枪,为便于隐藏、转运,他把柄敲掉,只留枪身。枪越来越多,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里。
谁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电石,冒烟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跑来大骂领班,要领班翻垃圾堆。当班的几个工人平时看见朱印天在里面藏什么东西,怕出事,马上过去把垃圾堆里的电石挖了出来,熄灭了电石烟,总算避开了这场大险。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枪藏在北站太危险,多次寄信来浦东让我们取,但部队总是没有来取。他哪里知道我们部队都到浙东去了。
朱决定把枪转移到自己家里。朱家在贝蒂尘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庆里2号,为了保险,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枪如何运回呢?苏州河上所有大桥都有哨卡,白天检查行人,晚上更严。朱想到了与日本领班细川去钓鱼,几次通过哨卡,熟悉几个日本人。他就把枪装在钓鱼竿长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外边露出竿梢,前面挂了一桶从小菜场上买来的鲜活鱼。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挂在龙头上的活鲫鱼。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日本话问好:“唷西。”日本人回礼:“刹唷那啦(再见)。”就这样,一次次把枪运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东还是没有人来取枪。
那时我已重返浦东开展内线反“清乡”,与朱印天唯一的联系人朱刚才归队,不久,朱刚同志又不幸被捕牺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无法知道。
由于我带手枪队由分散隐蔽转入主动出击,在浦东连打几仗,影响扩大。有一天,朱印天的同学吴白萍,把听到我们部队在南汇、奉贤袭击日军消息告诉了朱印天。朱印天连忙赶下乡,直接找到朱刚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听到了萧仁杰、吴仙鹤,终于见到了我们部队的张圮同志。张圮将他领到一个村上,与我见了面。我听了他机智勇敢的偷枪、藏枪和运枪的经过,深受感动。当时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我高度赞扬他。由于部队人手少,为安全稳妥起见,我对他说:“上海的武器除机枪、冲锋枪和好的步枪外,其余不必带来。目前敌人封锁很紧,本来与我们有关系的往来上海的船只已经中断。这些武器最好还是用老办法偷运过黄浦江,我就有办法。”
朱印天回去后,动员了沈品芳和谢展两同志,拿了三副钓鱼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小菜场机会,迅速将1挺轻机枪、4支冲锋枪、12支步枪装进三只钓鱼袋,雇黄包车拉到董家渡码头,顺利通过检问站。到了浦东,又叫黄包车拉到郑家桥天主堂附近。他们就到河边假装钓鱼,趁人眼稀少,麦子又尺把高,把枪塞进草包棺材顶上,做好记号。然后,他又来部队,告诉我藏枪地址。不久,我们就把枪取回来了。
朱印天同志怀着国仇家恨,正式参加了部队,参加过许多战斗。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南市区分安局的侦察科副科长。

5.摧不垮的情报网
我们游击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必须情况明,知己知彼。这除了地方党与我们有情报交换关系外,我们部队根据活动区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动的需要,还建立了几个十分隐秘的交通情报站,也称联络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报外,还承担伤病员的安置和部队给养等任务,工作非常危险。
大团镇周围是敌我双方斗争的敏感地区。我们为了控制大团敌人动向,先后建立了邵根发、张跃明、王顺祥、许梦根(许顺)、王金章、王顺根等情报站。林志杰家是经常活动的交通站。许梦根由于出生于大团,人地熟悉,我们给他三个任务:第一,探听敌伪军在镇上的动静,得到情报,立即传送;第二,替部队采办军需给养;第三,协助支队征收主任张磊征收南四团和大团的爱国捐。他家住在蟠龙桥北施相公弄里,我们通过他斜对面顾阿三房子里的韩桂根,开设了一个由七八个裁缝的被服厂,专门为我们部队缝制军衣、军被。有时也为我们采办些油、盐、酱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发原来住在南汇中心桥一带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还是反“清乡”前我们与土“忠救军”马伯生谈判的地址。邵后来不当催征吏了,差使交给了侄子邵根发。他家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后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根发抓起来拷打,房子全烧光。经营救,邵根发获释,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乡下,要他住在大团镇据点里,把他控制起来。为了生活,邵在大团开了一爿米行,实际上还是在为我们做情报工作。
南汇七区方家宅的方培根,外号方胡子,也是重要的情报员。他家也是一个联络站。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个叫沈正伯的叛徒,带了鬼子、伪军,从南汇的北面到南面领捉情报员。敌人根据沈正伯指认,把方培根和他儿子一块抓去,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坐电刑,敌人问方认识不认识叛徒,方明明认得他,但矢口否认,回答“不认识”。敌人把他们父子俩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方一句口供都没有。敌人无奈只好释放了方培根父子俩。方回家后,家里的联络站不能设了,但还是为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北撤后,国民党伪乡长闵刚威迫方为他们干事,方为保全自己只好应付。当时敌我双方斗争错综复杂,解放后方培根被我政府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文化大革命”后,通过全面调查,确认方培根虽然在我军北撤后追随过国民党,但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反“清乡”中,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还是有功劳的。为此,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平反。
在敌大团守备队里,盛荣同志表面上是“守备队员”,实际上是我部的情报员。他通过敌人“加强训练”、“准备干粮”、“收拾兵器”、“集中训话”等蛛丝马迹,判断敌人的动向,有时从翻译官那里探知消息。一有可靠情报立即通过交通站送出来。有一次,他在传递情报时,引起敌人的怀疑,被抓起来吃了许多苦,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把他开除了事。
在南汇三区以南七区以北,有一个老情报员“杨老伯伯”,四五十岁年纪,还是陈静在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员出身,世面见得多,交往广,很会搞情报,而且比较可靠,传递也快。他的情报一直要送到南汇徐家宅徐根海家的“老佣人”周梦林手中。七区张朱家宅有个理发师也是情报员,因身份暴露,就到了部队当了我的“挑勤员”,大家亲切地喊他“李娘舅”。东海长沟乡的郁礼仁在南汇东门开一爿裁缝店,以裁缝职业为掩护,负责长沟乡一带情报。1944年5月19日,万祥10多名伪军起义,就是他积极活动的结果。
我们的情报员散布到整个奉、南、川地区,深入到敌据点。只要我们部队在驻地住下来,附近的情报员就来看我们了。有时,我把身边的“小鬼”派出去找他们了解情况,或通知他们来部队谈情况。有些秘密情报员,住在小学里,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我们就以参观小学为由,去与他们接头或开会。
群众给部队送情报完全出于抗日爱国之心,出于对我们部队的热爱和支持。他们有的为此冒着极大的风险,有的被敌人抓去审问逼供,上老虎凳、上电刑。敌人可以摧残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们的意志。是革命群众的赤胆忠心,构筑了打不烂的情报网,成了我们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使我们部队如鱼得水,纵横活跃在浦东平原上。

6.不畏艰险,救死扶伤
战士负伤后,我们只能请附近的乡村医生治疗。大团镇的濮光星医师不畏艰险,救死扶伤,令人难忘。
濮光星医师,南汇大团人,青年时代接触过进步思想,日本帝国医疗学校毕业,曾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多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大团私人开业。我们回浦东坚持反“清乡”,战士受伤后,我们都设法请他来治。如打陈龙生部受伤的董金根和张正贤同志。只要我们一请他,他总是立即出诊,尽力挽救我们战士的生命。在当时抗日就要杀头的环境下,濮光星医师不畏敌人强暴,敢为我部服务,也是医德高尚,难能可贵的。他出诊坐的丝网船,是两个农村妇女摇的,她们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由于部队经常转移,治疗工作也非常隐蔽。伤病员大多转移在冷落偏僻的坟山屋、祠堂、破庙、坟场里。濮光星不辞劳苦,从容不迫地为他们做手术和换药。有时还要在晚上进行。当时药品管理非常严格,濮医师通过各种关系去搞药,有些药是日军禁购和禁运的。濮医师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设法采办。
1944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继续扩大,有了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在三灶建立了后方医院。浙东区党委给我们派来了医护人员陈也男、俞叔萍、俞梅萍等同志。俞叔萍是张席珍同志的爱人。俞梅萍是俞叔萍妹妹。陈也男后来成为支队参谋杨明德同志的爱人。他们来到部队后,我们部队医护条件有所改善。
我们部队北撤以后,一次濮光星医生在为我们战士治病时,被叛徒告密。伪奉贤县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把濮医师抓去,先押到四团圣果寺,再押奉城伪政府,对濮医师动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供。一方面,要他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交代其他共产党员下落;另一方面,敲诈勒索他的钱财。濮光星医师忠贞不屈,拒不招认,说“我是个医生,只知救死扶伤,谁去问病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敌人逼供无效,就把他押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了100天大牢。濮有个表兄,叫王栓,是伪政府的特派员,在他表兄和我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总算未被杀害。
解放后,濮医师在大团窑厂当医生。“文化大革命”中,濮医生受到冲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他,要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濮医师拿了我这封信,坚定地渡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

7.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的后勤给养也是通过群众的支持解决的。部队每天吃的菜,在群众掩护下购买。春夏秋冬的被服鞋帽供应量很大,我们在乔陈家宅一带设了一个秘密被服供给厂,由沈岳楼负责,主要加工制作衣被鞋帽,得到了这个地区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在南汇与奉南交界处中心桥附近,我们有一个枪械所,是由我部朱连根同志负责的。这个枪械所也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工作的。
朱连根,铜匠出身,手艺很好。我们的手枪和步枪,由于使用频繁,撞击弹簧老化,弹性不足,引起击发失灵。他去上海通过关系买了当时日军严控的21号钢丝,绕成驳壳枪内撞针的弹簧,性能很好。我们原来准备请朱印天同志去上海买一台万能机床,让朱连根修理更多枪械,因朱印天同志被日本人拘留而未成。
那时我们子弹很缺乏。因为我们全靠缴获,而日军对子弹控制特别严,子弹缴获不多。所以,我们要求战士把空弹壳收起来,交给朱连根去翻铸。他很有办法,买了原料自己配制火药,弹头用废铜烂铁自己烧铸,关键是引信无法搞到。后来,朱连根用小孩子玩的“甩炮”火药来试验,结果成功了。他就用这种办法为我们生产了不少子弹,这些子弹虽然不及新的,但也可以弥补不足。
朱连根的枪械所规模不大,但设备不少,不能随部队转移,工作中还要请帮手,所以长期隐蔽在中心桥坦光头一带的群众之中。这一带敌人、暗探、便衣也经常来,但这个枪械所,却从未遭敌人破坏,这应该归功于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
在南汇七区六灶以南,有个叫王渭香的农民。他家住的地方河浜多,坟山大,十分隐蔽。我们把一些不能随部队流动的病号和受伤未愈的战士,交给他负责养护。平时住在老百姓房子里,有了情况就转移到船上。他们的船是伪装好的,伪装的办法是船上装满柴草或披戴许多芦席,船舱中间是空的,四周留有通风瞭望口。病员在里面,有吃有睡,隐蔽安全。敌人来“清乡”,他们把船摇到敌人走不通,也不易走到的沟头里停歇,由于河岸两旁野草秆棵茂密,不走到船边很难发现,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这样,他这个地方,慢慢成了我们部队一个隐蔽的“流动休养所”。我们部队北撤后,王渭香还为留在浦东的部队当过情报员,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渭香伯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陷他是什么“白衣队”,反对共产党,结果吃尽了苦头,屁股也被打烂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出具证明,才予以平反。80年代初,我正好在南汇,听到王渭香同志去世的消息,便赶去参加了这位老同志的追悼大会。
像陈金生、濮光星、杨老伯伯、周梦林、王渭香等浦东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我们的部队,上战场杀鬼子,但他们不怕艰险,不怕坐牢杀头,发挥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克服种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切。这些英勇、坚强的浦东革命群众,是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我们部队与浦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尽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部队的指战员,依靠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果。
在浦东,我们部队和地方党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党统一领导下的两支形式不同的革命力量。我们部队建立起来的秘密工作关系,根据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给了地方党。地方党也以浦东抗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地方党工作是非常谨慎的,有着它自己一套活动方式,平时不与部队直接发生联系,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东的地下党工作的总负责人,开始是周强同志,后是陈文祥同志,我主要与陈文祥同志联系。
地方党的工作非常艰苦。他们主要是秘密地、隐蔽地开展工作。因为没有武装力量保卫他们,又是在敌人的直接控制地区活动,所以,工作危险性很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配合部队的武装斗争,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有的以教员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积极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有的为我们提供有关各界人士的情况和许多重要的情报;有的动员优秀青年参军抗日,还向我们输送优秀干部等等。他们在群众中宣传我们部队,爱护支持我们的部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为部队建设和游击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浦东的抗日斗争形势所以能够这样好,这与地方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8.“兄弟会”组织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抗日,我们部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运工作,如组织“救国会”等群众性团体。我们还根据当时农村的特点,在浦东组织了“兄弟会”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成为党团结广大农民的桥梁和纽带。
当时,浦东的政权被敌人控制着,建立革命政权还不够条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既容易被农民接受,又能隐蔽地把那些农村青年团结和组织起来,我想起了在香港中华印刷厂组织“兄弟会”的办法,通过“兄弟会”团结了一批工人骨干。我想何不也在农民兄弟之间,搞一些“兄弟会”呢?“兄弟会”者,是劳苦兄弟大众联合起来的意思。浦委姜杰同志也很赞成这样做。这是我们浦东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叫黄川农的来支队部找我,要我介绍他到浙东去参加游击队。一见面,原来他是香港中华印刷厂凹版课的黄清荣。他就是“兄弟会”的骨干,罢工积极分子。他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诸亚民”就是厂里的朱复。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他告诉我,他是南汇人,连柏生的亲戚,要去浙东找连柏生参加抗日队伍。我说:“老兄弟,去浙东是干革命,在浦东也能干革命,还是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干吧!”他说:“你准备叫我干什么呢?”黄川农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先把你家乡周围的青年朋友,像我们工厂那样,以‘结拜兄弟’为名,组织‘兄弟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答应了。
黄川农回到家乡陈行、龄楼一带,以做生意贩卖粮食、棉花为掩护,正式筹建“兄弟会”。先在同姓中组织,然后扩大到异姓。在组织方式上带有一点传统色彩,但活动内容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抗日队伍。“兄弟会”开会,我去作形势报告,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兄弟会”的“老大”都是我们的“骨干”。黄川农有时也随我们行动,一起研究“兄弟会”活动方式。这样“兄弟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逐步扩展到奉、南、川地区。
“兄弟会”组织起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实际上成为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的外围组织。有些地方的党组织,是通过先建立“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中选择优秀分子建党。
在奉贤柘林地区开辟工作的党员,先在盐民中建立“兄弟会”,前后发展30余人,不久就开始建党。有些同志,是先参加“兄弟会”,然后参加我们抗日队伍,入了党,成为党的骨干,如川沙的张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汇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时“兄弟会”还为我们传递情报,遇到战斗任务,“兄弟会”成员化装成“小商”、“小贩”摸到据点里去,侦察敌情。“兄弟会”组织隐蔽,敌人是很难识破的。有时他们直接参加我们战斗,有时执行锄奸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编者按:全无客套,严肃地批评,朱亚民认真精神难能可贵。

朱亚民谈《碧血浦江》

胡亦为

六集电视连续剧《碧血浦江》已经在上海电视台播出。1月9日,我遵照社领导的嘱托,带着录像带专程赶到无锡市大箕山,向正在华东疗养院疗养的原淞沪支队长朱亚民同志(本片主角——游击队长郭良的原型)汇报,听听他的意见。我是第一次和这位名震浦东的抗日老战士见面。朱老今年75岁,身材高大魁伟,握手十分有力,果然是武将气魄,可是他那满头银发配着一髯长须却分明像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朱老听完我的汇报,笑着说:“真想不到拍一部电视剧困难这么多,片子拍成功不容易,你们辛苦了,应该感谢你们。”
疗养院用的是闭路电视。在放映《碧血浦江》的三个小时中,不时有人向朱老提问:“这是不是你?你们队伍里有没有女兵?你受伤后是不是藏在顾司令小姐的房里?……”朱老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艺术加工!”
当天晚上,我再次拜访朱老,请他谈谈观后感。朱老略一思索就谈了起来:“讲艺术,我不懂。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允许的,但有个大前提,就是写重大的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比如,韩鸿声确有其人,也是被我们打死的,至于怎么打的,在细节上作些艺术加工是允许的,你们戏里的处理就比真事生动。我们当时是化装去的,骗他说到日本司令部去开会。出门后,因为方向不对,引起韩的怀疑,他不肯去了,才被我们打死,情节比较简单。现在处理是在韩60大寿的时候,场面热闹,观众要看就蛮好。
不过《碧》片的整个的历史背景的主题来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突出对敌的武装斗争。那时候,主要矛盾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开展一切斗争的中心。我们奉命开展反‘清乡’斗争重返浦东时,只有12个人,武器也不好,是分散开来的,偷偷摸进去的。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和装备精良,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打仗,其艰苦性可想而知,可不像你们戏里那么容易。如果真是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闯进去,我们早就被吃掉了。”说到这里朱老忍不住爽朗地大笑起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有当地群众的掩护,才得以生存,发展。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当时,我们并不怕敌人的机枪,倒是日本人的曲射武器——掷弹筒打死我们不少同志。”讲到烈士牺牲时,朱老声音渐渐低沉下来:“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游击队和敌伪之间的斗争。不应该把与伪军之间的斗争作为主线。既然以淞沪支队为题材,我们在浦东地区的几场大的战斗不能一点不提。比如朱家店战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群众报信,我们策划,然后一网打尽,很有情节。现在总参已把这个战例编到教材中去了,说是抗日战争一个战斗范例。写淞沪支队不写这一仗,岂不是很遗憾吗?
其次,党的领导在戏里表现得也不突出,好像我们浦东地区一直是围着伪军之间狗咬狗的斗争转动,老是在他们之间的问题上想办法,定策略,甚至在刘铁城要接管胡汉雄营地时,游击队还去解围救援。我不是说不能加一点这类戏,但是用这些战斗代替我们在浦东的主要战斗场面就不妥当了。当地人都知道,那里只有我们这一支抗日队伍,打过哪些仗,他们最清楚,没有了这些,就不是浦东游击队而是其他游击队了。所以不突出浦东地区对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碧》
片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第三,军民鱼水情写得不充分。大汉奸韩鸿生用鱼和水的关系,教日本鬼子切断我们与老百姓的联系,以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依靠浦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巧妙掩护才一直坚持斗争,这一点倒是很可以写一写的。浦东就在上海眼皮底下,人烟稠密,村庄密集,离敌人据点最远6公里,最近的才半公里。游击队在这样缺乏后方、缺乏给养的条件下不断寻找战机,去打击敌人,确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这只有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现在《碧》片里用少米缺盐来表现当时的困难,实在是不了解情况,靠拍脑袋拍出来的。因为奉贤就有盐场,根本不缺盐。这样的描写不但不真实,反而冲淡了我们当时斗争的艰苦性,所以浦东地区游击战争的特色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谈到郭良受伤后藏到伪军司令女儿的房间里,这不仅违背历史,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郭良受伤得到自己同志或老百姓的抢救和保护,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这里朱老又一次申明他讲的都是历史和他的亲身经历。
接着他又谈起丁锡山这个人物。他对丁锡山很熟悉,他认为从全部历史看,丁这个人是不值得夸耀的,我们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把他最后归向人民,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现在把他当作正面形象,拔得过高,尤其是郭良的一段对他的评价太过份了,因为用的是真名应该掌握分寸,尊重历史事实。
对最后的结尾,朱老指出,如果写我们壮大成一千多人的队伍奉命北撤,比现在几十个人和丁锡山部会师效果更好,也更符合历史。说到这里,朱老不无感叹地说,“你们应该多和我们当事人谈谈,多了解一些当年斗争的实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择加工,一定会把淞沪支队抗击日军的历史表现更真实,现在说说已经无济于事了。”
回到招待所,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作为《碧血浦江》的主创人员之一,我后悔认识朱老太晚了一步。他的意见很有见地,整个谈话始终不提个人,也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早一点请教,我想《碧血浦江》是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一些的。朱老的批评(尽管他没有说这是批评)尖锐中肯,切中要害。艺术家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去表现它,朱老无疑为我们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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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香港到浦东

1.廖承志授命于我

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叛国,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由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后方,加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诱降、劝降和逼降活动。国民党右派的投降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他们迫不急待地加紧对进步力量的进攻。

当时,我24岁,正在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工作。这是个以印刷国民党政府钞票为主的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大多来自上海,抗日进步力量活跃。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进步力量,竟然不顾工人的生计,把来自上海的1400多名工人全部解雇。这种罕见的迫害,激起了全厂职工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

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自1939年8月至次年2月,工人们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解雇斗争,历经7个月。它震撼了香港,震动了全国和东南亚。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电报,给予坚决的支持和高度评价。

我当时是中共香港中华印刷厂党总支组织部长,也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斗争结束以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在港势力,开始对我们这些“活跃分子”进行搜捕迫害。党组织根据抗日斗争的新形势,要求被解雇的党员骨干,转移到新的战场。有的同志提出到延安去,但组织上告诉我们,去延安路程太远,而且我们这么多人,要通过西安封锁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我们考虑去东江打游击。张蔚之等同志当时就按照这一安排去了,但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是上海一带人,语言不通,工作不易开展,去东江不太合适。

正当我们研究今后去向的时候,上级党组织的杨康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去九龙的一个高级酒家,廖承志同志要接见我。

1940年2月的一个傍晚,我按约定时间,来到了这个酒家的一个客房。廖承志同志已在客房里等候了。他抬眼看了我一下,问:“你是中华厂的朱复同志吗?”我说:“是的,廖先生。”我是第一次见到廖承志同志,他当时的身份是八路军驻港代表,也是党的华南局领导人之一。他中等的身材和犀利的目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套陈设豪华的客房,有好几间房间。我们在一个小房间的圆桌边坐下。他反坐在靠椅上,双手和胸脯压在靠背上,先向我介绍了抗日形势。大意说,1940年后国内外时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反共气焰会更嚣张,日本准备扩大海外侵略战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唯一办法是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他特别郑重地强调:“要告诉工友,港厂斗争不是失败,是有计划地撤退。要把一批骨干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党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服务团’,决定由你任团长,对外讲是被资本家解雇回上海找工作的。”廖嘱咐我:“你一定要负责带好这批同志安全抵达上海,到了上海后,一切听从上海党组织的安排。”

廖承志同志找我这次谈话,主要是要我负责把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的一部分党员和罢工骨干,安全转移到上海接受新任务。

我离开酒家已是深夜了。香港这个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城市,除几条喧闹繁华街道以外,周围还是荒芜一片。我走出酒家,穿过几条马路,稍有凉意的海风拂面而来,我的心情顿感舒坦和轻松。

2.率“抗日服务团”返沪

回厂后,我向党总支汇报了上级党要求组织服务团回大陆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经我们发动,响应参加“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共有20多人,都是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中的骨干。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我们专门请在港的学者钱俊瑞同志给我们讲了一次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我们还组织“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学习了党在香港公开发行的《解放》、《群众》以及《世界知识》杂志上有关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文章。大家斗志昂扬,同仇敌忾。

为了安全转移,党组织先派了我厂的副书记,也是我的师兄弟沈彬森同志,离开香港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关系。

我作好了捐躯疆场、报效祖国的思想准备。我是个长工,在香港已有个小家庭。我把住的房子和一切有用的家具杂物,全部让给和送给留在香港的工友。我与爱人潘兰珍同志,原有个不满4周岁的儿子,在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中,由于工作繁忙,我无暇顾及家庭与孩子,以致这孩子竟因病而过早夭折了。这对我俩自然是件悲痛的事。现在,她刚怀孕一个多月,又不得不离开我独自回常州老家去。常州戚墅堰老家的房子,已被日本鬼子全部烧光,我实在为她今后的生活忧虑。但因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暂时分离。我托回常熟的两位女工,一路上相互照顾。我对兰珍说:“你先回家,等我到上海后再与你联系,我没有信给你,你就不要来找我。”

她不知道我是去抗日第一线战斗的。谁知,这句“临别赠言”,让她苦苦等了五年。直到1945年初,我才把她接到青浦。当初还在母腹中的孩子建华这时已满5岁了。

1940年的早春二月,我提了一只不满七八斤的小提包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征途。其他20多位同志,也分别登上了香港太古公司的一艘客货轮。我检查安排好工友,返回甲板舷窗时,船已驶向茫茫大海。南国疆海,春风融融,白浪滚滚,海天一色。回想我自1936年9月抵香港,到1940年2月离开,已是3年多。这3年多,我由一名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又接受党的重托率领战友回上海,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线去战斗。民族的危亡,党的事业,呼唤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战斗,光荣感、责任感如大海汹涌的波涛在我心中激荡。

3.隐蔽在上海难民收容所

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波涛颠簸,到第三天中午,终于驶进了阔别三年多的黄浦江。昔日的万国商船港口,显得冷冷清清,几只扯着膏药旗的日军武装铁壳船,在横行穿梭。十六铺码头,难民遍地,乞丐成群,市场萧条,满目凄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使我们义愤填膺。

“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安全抵达孤岛上海后,我安排他们有家的暂时回家等候消息,不能回家的由我带领临时住下来。按香港的约定,我一下船,就找到了沈彬森同志。先回上海的党员蒋建忠同志,按党组织指示,在大自鸣钟(今长寿路西康路口处)洪寿坊已给我们租借了一间统楼,可以住10多个人。我与余东明、鲁善山等党员同志就住在那里。为了避免上海警方注意,白天我们不出门,每天派人去买大饼油条来充饥。

过了几天,沈彬森同志带了一位穿长衫,个子矮小,像小商人模样的人来见我。他就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我们的联系人马纯古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印刷业工委的地下党负责人。我把“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和返沪途中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告诉我,上海党组织已决定,其他同志到新四军去,但要我留在上海工作。我说:“我是带头回来去抗日根据地的,自己反而不去,我怎么向其他同志交代?”马说:“这是上海党组织的决定,不要你自己负责,你的任务完成了。”上海党组织要我立即离开洪寿坊,去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隐蔽下来。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郊区江湾、大场、宝山、杨行、罗店、浦东等地,约有100多万难民拥进租界。他们大多露宿街头,无家可归。上海租界上一批慈善会、同乡会、爱国志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这些难胞,来自战区,家园被毁,生路断绝,亲人被杀害,饱尝日军摧残之苦,有强烈的国仇家恨。大革命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组织,当时刚刚恢复,党员不多,但仍抓住时机,把大部分的力量投入 难民收容所工作。一些难民所成了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大学校。一批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也从这里走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第一线。

我去的是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北的慈愿难民收容所一区。这个地方原来是外国人的“坟山”,现在临时搭起了一排排芦席棚,一间棚子住几十个人,大家睡统铺,吃大锅饭,生活很艰苦。但这个难民收容所,却是上海党组织重要的活动据点,它公开的负责人是党的可靠朋友赵朴初先生,实际工作是由周克、朱启銮等共产党员具体负责管理的。马纯古同志把我安排到这里,见我吃住基本解决,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以免引起人家注意。

后来我才知道,上海党组织原来确实准备把香港撤回来的同志,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去的。但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浙江、江苏、安徽交界的广德一带,对新四军封锁严密,路上风险很大。为保证安全,只好等待时机。但时间一长,我们这些同志焦急了,上级党也感到老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让一部分同志去新四军“江抗”部队。余东明等一批同志就去了“江抗”,在无锡、苏州、常熟、太仓一带打游击。沈彬森同志也去了江阴。我和钦家俊留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搞工人运动的,上海党的工作很缺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几名地下党员的活动,他们在一个国际电台工作,地址在法租界陆家观音堂附近。我的任务是领导和培养他们成为骨干,通过他们秘密发展和积蓄力量,以扩大党的队伍,为今后发展做准备。我的联系人还是马纯古同志,他与我单线接头。那时,我没有公开职业,吃住都在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而工作在法租界,隐蔽得相当巧妙。钦家俊同志被安排在法商电车公司领导工运。

有一次,难民收容所组织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按组织规定我是不准发言的。因为那时年纪轻,沉不住气,听到有些言语不大像样,我就开了一炮。我讲的与外面公开宣传的调子不一样,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收容所的党组织一听就明白我的身份。所里领导就把我的言行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说我的发言不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上级党组织马上找我谈话,指出我不谨慎,以后只是吃饭、睡觉,不准发言。我深深感谢组织对我的爱护,以后讲话格外小心留意了。不多久,“抗日服务团”里几个去“江抗”新四军的工友,开小差回上海来了。一天在马路上,我正巧碰上开小差回来的一位姓俞的工友。他对我说,部队苦,吃不消。又问我在啥地方。我只好吱吱唔唔地应付一阵。我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作了汇报。上级党考虑我工作的安全,决定让我立即转移。

4.改名“诸亚民”

一天,上海党组织派马纯古同志找我。他对我说:“你必须立即离开上海,党组织决定派你去浦东带部队,为了‘灰色隐蔽’,不暴露我党的领导面目,你‘朱复’的名字在香港已经红了,必须改名换姓。”

我听了眼睛一亮,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就是准备上战场去打日本鬼子的,既然新四军去不了,只要上战场打鬼子,去浦东也一样。我也第一次听到浦东有我党的武装力量,感到我们党了不起,竟然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上海的郊区打起游击来了。

当时我对党要我改名换姓一时想不通。我说:“请党放心,我朱复为消灭日本鬼子,杀头牺牲全不怕,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正大光明,名字不必改。”

马纯古同志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有利于党开展工作,党组织已研究决定了,你的名字必须改。”

马纯古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坚持要我改名换姓,我想上级党组织总比我站得高看得远吧。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诸”字与“朱”同音,为了保住一个姓的音,我说:“那么就姓‘诸’吧。”名字呢?我想自己是个无产者,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那么就叫“亚民”吧,亚者次也,亚民者即“次民”也,这个名字与我的地位相吻合。

从此,我这个“诸亚民”名字,就在浦东、部队和老百姓中慢慢地传开了,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后来我们部队张贴文告的具名,都用这个名字。敌人曾用10万元军票买“诸亚民”首级,但他们都没见到我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原来是干什么的。

组织上向我交代了与浦东党组织联系的方法。我深感这次下浦东与我以往所经历的斗争不一样,责任十分重大。

在我去浦东之前,我党在浦东的武装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十分重视浦东的工作,发动过浦东农民暴动,支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留下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12月,根据抗日斗争的要求,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灰色隐蔽的面目出现,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武装力量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周大根(又名周秋萍)组织起来的。他是南汇县大团镇周家宅人,1938年初受党指派回浦东,在泥城建立了“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任中队长,共产党员姜文奎、姜文光和进步青年姚镜人、陈文祥(陈伯亮)等都参加了这支部队,泥城可说是浦东的革命圣地。一年多时间部队就发展到200余人,对日军震动很大。1938年12月16日,日军从周浦、祝家桥、南桥据点出动1000多兵力,大举“扫荡”,合击泥城“保卫二中”。周大根带领战士,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周大根等28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支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挫折。

另一支是由连柏生组织的“南汇县抗卫四中队”。部队负责人是连柏生和王才林。连当时是南汇县二区区长,但他爱国,与党有联系。王才林是党员。抗日战争开始,连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通过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团副孙运达关系,取得“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的番号,自己从商团借了两支枪,又与南汇四团仓周毛纪协商,把周毛纪的一支队伍约20余人拉了过来。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就动员一批难民充实部队,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来部队做政治工作。这样,这支队伍形式上是国民党二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1939年夏,部队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因为大队以行政区为名,他们是南汇二区,所以称“二大队”。由于周大根同志牺牲,他组织的“保卫二中”损失惨重,连柏生领导的这支部队,就成为党在浦东的主要武装力量。党组织派我到浦东带部队,就是到连柏生这支部队里去。

上海党组织为什么要紧急派我去工作呢?当时浦东党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属于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党组织为此专门建立了中共上海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东工委”或“浦委”。据上级领导讲,主要是因为浦委的主要领导人与连柏生等当地干部关系不好,对这支队伍的发展影响很大。浦委书记陈静是个大学生,陕西人,抗战开始后江苏省委派他到浦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陈静到浦东后做了不少工作。但省委领导从浦东抗日力量的几次受挫中,认为陈静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使部队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陈静同志也较骄傲,看不起当地人,在人事关系上与当地干部搞得很僵,由于有些事处理不当,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上海党组织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决定派金子明同志接替陈静同志,同时把陈静同志调去常熟“江抗”工作。金子明同志感到浦东工作委员中缺少军事领导干部,要求上海党组织派干部下去,上海党组织一时派不出合适的军事领导干部,就派了我这样一个工人干部下去。

5.初次下浦东

大约是1940年5月初,即回上海3个月后的一天,我按照马纯古同志交代的联络办法,与新浦委书记金子明同志接头。接头地址在新闸路上海明星大戏院附近的一爿书店门口。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就在这爿书店工作。我带了事先约定的联络记号――一张报纸,准时到达。金子明也带了一张同样同日的报纸,与我见面。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新浦委书记,满脸胡子拉茬,架了副深度眼镜,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就像一个走街穿巷的“江湖郎中”。他点头示意要我跟他走。一路上大家不说话,一直跟他走到13号码头(今江边码头)。金已事先购好了船票和车票。

我俩上了船,渡过黄浦江,上了岸又改乘小火车,到浦东重镇周浦。到了周浦换乘小轮船驶往南汇大团镇。我们在离大团镇七八里的西边的中心桥上了岸。大团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我们的队伍在大团镇西边一带活动,中心桥是浦东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这个地区的地下党员负责人洪锋同志就在该地中心小学当校长。

我们沿田埂小路,走进了一个宅子,这个宅子叫张朱家宅。这是我们部队的驻地,在宅边我们与洪锋同志碰头。洪锋同志告诉我们,部队到浦东北部一带活动去了,要等到部队回来才能与我们见面。金子明同志就把我领到张朱家宅东面的顾家宅,说先在顾家的一所大房子里歇息。这所大房子,周围竹园、树木相映,房子的主人避战乱去上海了。灰黑大门紧闭着。实际上这是中共浦东工委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我们敲开门,走进去,浦委张晓初同志已在里面等候;另外还有一个小鬼,是烧饭看门的勤务员。金子明介绍后,张晓初同志先向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不久,连柏生同志也来了。

金子明同志把我介绍给连柏生,说:“这就是上级调来部队工作的诸亚民同志。”连柏生同志举止儒雅,文质彬彬,看上去像个乡村教师。经介绍他原来确是上海新陆师范毕业的一个小学教师,有正义感又开明,为人诚恳正派,在乡里颇有声望,抗战开始后,成了南汇的一位地方领袖。他很欢迎我去工作,说部队大概明后天回来,先在这里休息。

有意思的是,离我们这所房子不远的北面,就是吴梦舟的大宅基。那是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二营的驻地。该营营长叫储贵彬,副营长叫吴建功。吴是大革命时期的“CY”(共青团员)。伪十三师原是国民党“忠救军”第八支队,日本人在浦东大“扫荡”时,该部投降了日本鬼子,改编为伪军。储贵彬与南汇的吴建功亲如弟兄,储就请吴建功帮他带部队。而吴建功是共产党员,“浦委”利用这层关系,控制了这支部队。这样“抗卫二大队”就能在距离日伪重要据点大团镇七八里的伪军防区内宿营和活动。我和金子明来顾家大宅,连柏生事先告知他们。所以,没有一个“闲人”来打扰。我进了这所房子,见到这番情景,深感浦东开展武装斗争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我到浦东之前,考虑到工作需要,专门在上海租界书店里买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小册子,藏在小包里带到了浦东。到了顾家大宅我就拿了出来。金子明一看大吃一惊。问:“你带这些来干什么?”我说:“给部队上课有用。”金说:“好危险,万一路上被搜出来,不是暴露了?”由于我没有经验,后悔没有事先请示,庆幸的是没有出事。正是吃一堑长一智。但这些书后来还是派了大用场的。

过了几天,部队回来了。连柏生就带金子明和我,到张朱家宅部队驻地,与带部队的张席珍同志见面。张席珍同志,河北人,耿直机敏,原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华籍巡捕,在上海入党并成为巡捕房党支部成员,因看不惯外国人横行,不服气,一次与外国人吵了架,不能再在上海巡捕房呆下去了。由于他受过军事训练,上海党组织在1938年就派他到浦东。另一位领导人王才林,没有见到。金子明向连、张宣布:“诸亚民同志来部队公开身份是抗卫二大队政治指导员,是上级党织织派他来部队工作的。”同时,我与部队的几位区队长见了面。

我到浦东后,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5月下旬,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开会重新分工。新浦委的组成是:书记金子明;军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诸亚民;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周强,直接领导地方党,后由陈文祥接替;伪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朱人俊;委员张晓初。军事工作委员会,有2名委员,一位是张席珍同志,另一位是周萍同志。周萍同志当时的身份是区队长,他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我们部队的重大行动,都首先由军事工作委员会商定后,向浦委报告。它的活动是秘密的。我在“浦委”的真实身份,对部队也是保密的。

金子明同志,原籍浙江绍兴,工人世家出身,祖父和父亲都是上海的工人。看他那身打扮,好像是位学者,其实他小学毕业后只读了一年初中,年龄还比我小一岁。1933年他在世界书局当店员,加入世界语协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36年入党,在去浦东之前,主要领导上海印刷业工人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他活动能力强,善于接近群众,十分刻苦好学,不仅自学英语,还兼学法语、俄语、德语,知识面广,会说能写,思想敏捷,作风踏实,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领导,而且还是位大知识分子。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是浦东以及路南特委和凇沪地委主要领导人(解放后,他任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对外文委交际司长,对外友协副秘书长)。金子明同志眼睛高度近视,不宜跟随部队活动,开完会,他就离开了部队。我留在部队,开始了军事斗争的生涯。

第十二章 挺进浦西

1.参加浙东军政大会

1944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强大的苏联红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不仅把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国境,而且开始逼近德国本土。英美盟军在欧洲准备开辟第二战场。日本法西斯支持三年之久的太平洋战争已宣告失败。美军控制了南太平洋的主要岛屿。1944年7月,东条内阁垮台。处于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军民,经过七年多浴血奋战,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8月21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要认真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宁、沪、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9月6日,浙东区党委为了贯彻党中央新精神,部署新的工作,迎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发出召开首届军政干部会议的通知。

浙东区党委来电通知我和姜杰同志参加浙东军政干部会议。我们对浦东军事、政治和行政工作进行了布置。上级领导为了保证我和姜杰同志安全,要我们带一部分主力武装同往。支队部决定,我带翁阿坤和赵熊两个主力中队,并把缴获来的那挺日本最新“九六”式轻机枪带上。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张席珍同志负责。

我们去浙东是极为机密的,没有动用海防大队的船。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部队集合在薛家泓一带的海面上,挑选了两条海船,趁涨潮直驶浙东古窑浦。我们登上岸后,被接到浙东游击司令部,受到领导的欢迎。带去的两个中队,一面参加纵队的军事训练,一面负责军政大会的保卫工作。半个多月后,翁阿坤中队先返回浦东。赵熊的特务中队直到军政大会结束,才与我一起回浦东。

军政大会于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正式召开。先由谭启龙政委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要求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大会总结了1943年2月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一年的各项军政工作,特别是1943年11月开始的长达9个月的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这次军政大会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十分重视,要我们认真总结并向大会作介绍。我与姜杰同志商量后,我把二年多浦东反“清乡”斗争的大事一件件梳理了一遍,姜杰同志整理了一个提纲。第二天我按提纲,从我接受命令带11个同志潜回浦东,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连续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讲到温州买枪和朱家店战斗,我们部队装备越来越好,人员越来越多,游击区越来越大。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区党委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指示精神,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参加大会的全体同志听了非常振奋。区党委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很高评价,对我们在浦东的许多做法,如到国民党后方温州去买枪,做两面派工作,在敌人据点里收缴“爱国捐”,都作了充分肯定。特别是对我们在鹤沙等地开展镇压汉奸的斗争,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说我们做得对,指出,在当时敌人气焰嚣张,我军处于完全劣势的情况下,为镇压敌人的气焰,打开抗日局面,用“红色威慑”来对付“白色恐怖”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对于被镇压的极个别人来说,可能有镇压过了一点头的现象,但在当时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这种误差是很难避免的。否则,我们这12个人就无法在浦东站住脚,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在这之前,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的坏人攻击我说:“诸亚民杀人太多。”甚至造谣说,这次会议要把我抓起来。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和领导的表扬,彻底粉碎了敌人颠倒黑白、盅惑人心的污蔑。

大会后,新华社驻浙东分社记者梁山同志专门采访了我。他根据我的发言稿和我给他介绍的一些背景资料,写了一篇长篇通讯,有5000多字,后来刊登在1945年2月16日的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上,题目是《新四军在浦东》。文章赞扬我们的部队是“浦东人民的灯塔”。这是上级党领导对我们部队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军政大会开到10月9日,因发现周围敌人调动较大,移到四明山的袁马继续进行。其他兄弟部队也介绍了许多好的经验。会议还传达和学习了党中央的整风文件,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重要著作,感到十分亲切和深刻。大会开得很活跃,组织了相互参观,我们带去的那挺战利品日本“九六”式轻机枪成为大家参观的“珍稀品”。会议期间举行了文娱会演,浙东纵队政治部政工队演出了《兄妹开荒》、《流寇队长》等文娱节目,内容是根据地搞生产和批评游击习气的。我们还与浙东群众一起欣赏了当地的社戏。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还看了浙江的地方戏“绍剧”和“越剧”。11月5日,大会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致敬电,并宣布胜利结束。我从香港回到浦东后,有两次学习受教育最大,一次是去苏北根据地参观,一次就是参加浙东军政干部大会。

11月中旬,我踏上返回浦东的征途。

2.亮出新四军旗帜

1944年11月浙东军政大会期间,党中央公开宣布我党在敌后有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浙东纵队,一支是广东的东江纵队。

11月下旬,浙东区党委决定把“浦东支队”正式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姜杰兼任政治委员,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辖三个主力中队,即翁阿坤中队、赵熊中队和张锡祚中队,另外,还有三个地方中队。我们正式打出了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旗帜。

中共浦东地委也相应地改为中共淞沪地委,姜杰任书记,金子明、我、陈正之、张席珍、曾平为委员。地委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又恢复了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建制,由陈伯亮任书记,肖望、吴建功为委员。

11月底,召开了淞沪地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地委成员,还有“浦东工委”陈伯亮、吴建功、朱心泉、肖望、鲍季良、王立平;路南区委孔启城;部队干部杨明德、赵熊、鞠涛;各区民运工作领导人陈正华、沈平心,沈肖方等。会议主要传达贯彻浙东军政干部大会精神,学习中央文件,总结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战斗任务。金子明同志代表姜杰同志传达了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讲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主要介绍军政大会上汇报浦东反“清乡”斗争的情况,以及区党委对我们浦东游击战争的评价、赞扬以及一些具体指示。陈正之和杨明德同志分别报告了地区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由姜杰同志作了总结。会议期间,还学习了整风文件,二五减租和统战政策,以及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农村工作方针、游击战争等有关著作和文件。

中共中央华中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8月21日关于《布置沪、宁、杭、鄞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于11月27日由粟裕司令员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渡江南下天目山,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1945年1月13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粟裕为司令、谭震林为政委的苏浙军区,下辖第一(即原十六旅,司令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二(即原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第三(即原新四军一师南下的三个团,司令陶勇、政委袁英平)三个纵队。

1月中旬,为了加强淞沪地区领导,华中局决定把陈伟达、顾复生同志调来浦东。1月下旬,陈伟达、顾复生、雷敏、余恨生等同志,从苏北如皋沿海登船,经东海到浦东的祝家桥,与我们支队部会合。根据浙东区党委决定:陈伟达任中共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姜杰任地委副书记兼副政委,增补顾复生为地委委员,其余领导同志不变,统一领导上海地区的武装斗争。支队部任命余恨生任淞沪支队后勤处主任。

陈伟达同志是大学生,原来在苏北根据地四分区任副书记。顾复生同志在苏北军区敌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顾到浦东后,又成立了淞沪地区专员公署,顾复生同志任专员,加强了淞沪游击区的政权建设。浙东行政公署还委任了川沙、南汇、奉贤、青浦、松江等县县长,川沙县县长鲍季良,南汇县县长吴建功,奉贤县县长由我兼任,因我一直在负责部队工作,这个县长实际是挂名的,准备物色到地方同志之后再移交。只有南汇县长吴建功同志,搞了一个县级班子,大力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南汇县成立了警备中队,又在南汇各区先后建立区政府:一区区长陈明初即陈山,二区区长夏筱塘,三区区长黄川农,四区区长严克,五区区长王守江,六区区长莫伯如,七区区长施与,八区区长张磊。不久,南汇县又建立了四个区委:塘东区委书记王立平,委员方政元、周木楼、周顺卿;路南区委书记孔启成;委员张耀明、杜林、王木千、王权;路北区委书记黄川农,委员孙平心,后补委员张震言、张友根、王新章;东南区委书记沈肖方。南汇县的塘东区、东南区、路南区和奉贤县基层党支部迅速组建和发展起来,农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形成了很大声势。

以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党政军的组织变动,都是为了适应新形势,迎接总反攻,它为后来淞沪地区我党政治、军事力量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3.进军浦西郊县的决策

陈伟达、顾复生等同志离开苏北来浦东时,粟裕同志对他们有个指示,要求他们坚持发展浦东,开辟新地区。1945年1月下旬,淞沪地委在南汇塘东沿海地区召开了地委工作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部署。会议决定:巩固发展浦东地区的抗日游击基地,恢复和发展浦西地区。会上,还听取了浦西青东工委书记康则焘同志关于浦西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由姜杰、金子明负责浦东浦西的地下党工作;由顾复生同志率先遣部队返回浦西,恢复发展青东地区抗日游击工作,以实现区党委把浦东、浦西两块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的意图。

顾复生是个老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前期,一直在青东地区领导坚持革命斗争,与那一带的群众有着血肉的关系。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工作细致,在青东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基础,享有很高威望。淞沪地委决定,先由顾复生同志带先遣队到浦西的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苏中区党委当初选派顾复生同志回来,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抗战初期掀起高潮后,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武装部队编入新四军六师主力,转战在苏、常、太地区。在反“清乡”初期,浙东区党委在派我回浦东的同时,也派了周奋同志到浦西。周奋回来后,亦活动了一段时间,未打开局面,后因病住进上海医院,不幸被敌人发现,在敌人搜捕时,他只身跳楼,不幸牺牲。那时,浦西地区敌人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我党在那里的武装斗争时起时伏。1943年5月,顾德欢同志的警卫员王友生同志,青东人,在回上海治病时,顾德欢同志交代他病愈后返回青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王友生不久即回青东建立了一支小部队。1944年4月,浦东地委为加强浦西武装斗争,决定派康则焘同志到浦西筹建武装部队,并建立中共浦西工作委员会,由陈正之任书记,康则焘、洪峰为委员。在康则焘同志领导下,黄友梅、徐友基抗日武装游击队分别成立。6月,陈正之决定将王友生、徐友基、黄友梅三支队伍合编为浦西支队,由陈正之任支队长兼政委,康则焘、江祖培(江扬)为支队参谋,第一中队队长徐友基,副中队长蒋飞英,第二中队队长王友生,副中队长朱文斌,指导员茅英,第三中队队长黄友梅。他们活跃于东至诸翟、七宝,西至商榻、胜浦,北至太仓塘,南至黄浦江的地区。到1945年初,浦西抗日武装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基础。

正当我们积极准备西进的时候,新四军军部派来参谋二科副科长王徵明同志。他受中央军委电令,为配合盟军总反攻,在沪杭三角洲选择一个可供盟军进攻日军的登陆点。我们积极配合王徵明同志,向他提供了浦东地区和金山卫一带的地理地形、敌人力量等情报,并做好掩护和交通联络,确保王徵明同志工作的完成。

4.先遣队挺进浦西

浦东主力部队向浦西发展,最大困难是要跨越黄浦江这道天堑。日伪在黄浦江布防封锁严密。为了跨越黄浦江,打通浦东浦西,我们曾在1944年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奉贤的中部地区的齐贤桥至三官堂一线,我记得我也曾到过三官堂东北角的一个村子。当时,我的计划是“先点线再连成片”的跳跃式发展,即由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再把点连成线,由这条线向两边发展,最后成为一片,想用这个办法开辟奉贤西部和金山地区。我们曾先后派周强、何亦达、翁阿坤和赵熊等同志,带部队去奉贤西部和金山沿海一带活动。1944年春,浙东区党委为开辟浙东与浦南的安全交通线,抽调浦东支队加强排40多人,军事上由翁阿坤负责,政治上由周强负责,国民党进步人士俞天乐为支队长,何亦达为支队副,以及刘仰军同志,组成一个先遣队。部队开进浦南地区活动于金山县东南部以及平湖县东部农村,与敌伪顽打了几仗。但因缺乏群众基础,日伪统治严密,活动范围狭窄,没能站住脚跟。
这次大部队向浦西挺进,如果绕到奉南地区再进入浦西,不仅路途远,而且肯定会受到敌、伪、顽三方反共势力的围追堵截,所以我们决定从浦东找捷径直接渡过黄浦江,挺进浦西。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事先找了祝家桥的杨春法。杨春法是生意人,交游广,讲义气,社会关系多,对我们态度较好。杨原来是连柏生的关系,连去了浙东后,就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我。我对杨说:“浦西这个地方是大有作为的,要是那里有个关系就好了,最好是靠近我们五区、六区江对岸的。”杨说:“我来想想办法。”不久,杨春法就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个浦西朋友。这个人叫陈金生(与藏枪的陈金生是两个人)。陈在上海县春申庙西朱泾浜处开个小茶馆,是个小老板。杨春法把这个事交代给陈金生后,陈金生专门来浦东找到了我。

我与顾复生等其他地委的几位领导向他详细了解了浦西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就选择陈金生从浦西的颛桥经闸港来浦东的这条路过黄浦江。

当时,我们正准备派余恨生率两名侦察员先去浦西侦察。余原在苏中四地委保安处工作,我们叫陈金生带路,一起出发。他们随部队到航头,然后在杜行通过地下党员孙平心找到一个叫张厚生的人,要他设法在闸港、杜家行一带找船横渡黄浦江。与余恨生同去的还有青东来接受新任务的康则焘、周清华等同志。肖望同志原在新场活动,已暴露身份,他是浦西泗宝人,我们决定他与康则焘、周清华一起回去,在泗宝建立一个游击据点,作为浦东部队西移青东的中转站。他们渡过江到了浦西,由陈金生带路,到达莘庄西北朱泾浜,不久与青东黄友梅部会合。

余恨生经过半个月的侦察,派侦察员回来向我们报告,说浦西情况较好,所选择的通路较安全可靠,部队可以通过。余恨生、康则焘等同志则留在浦西,迎接顾复生先遣队的到达。1945年2月27日的元宵节晚上,正当浦江两岸按传统习俗闹元宵的时候,顾复生同志率一支武装先遣部队开始行动。这支先遣部队包括两个短枪班20多人,每人一支驳壳枪;上海新下来的18名工人,每人两颗手榴弹;再加警卫和向导,共42人。渡黄浦江时,浦西也来了一个向导,是个箍桶匠,两个船工,其中一个就是陈金生。他们从杜家行渡口下船,到现在的吴泾化工厂那里上岸。然后经颛桥、春申桥,越过沪杭铁路,穿过青沪公路,进入青东的中心区到西泾浜村,与专程来迎接的康则焘、黄友梅、余恨生同志会合。一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敌人的袭击。经过两天时间的行军,于农历正月十七的晚上,安全抵达观音堂东南的横泾村。

淞沪支队先遣队到达青东的风声传到日军耳边后,驻观音堂的日军惊慌万分。农历十八下午,朱家花园鬼子据点大门紧闭,敌军开始烧毁罪证,?望台的鬼子不时用望远镜扫视四野。康则焘同志等估计日军可能弃巢逃窜。果真,第二天早晨,日军头目把伪镇长找来要他守据点,自己推说去青浦开会,全部仓皇出逃。康则焘等组织群众决定把敌人驻防据点的工事彻底摧毁。当晚7时左右,愤怒的群众举着火把、铁锹、锄头,如潮水般拥向朱家花园,不多会,鬼子经营多年的巢穴以及周围工事,全部平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顾复生所率先遣队在青东地区很快站住了脚。

5.粉碎日军的“讨伐”

1944年下半年以后,浦东农村已基本上被我部控制,日军如秋天的枯草,大势已去。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以侵华日军为主力,组成所谓“讨伐队”,不断对我进行骚扰和进攻。我们坚决果断地粉碎了敌人对我浦东游击区的“讨伐”,巩固和发展了浦东的游击区。

1944年10月2日,我带部队刚离开浦东赴浙东开会,我短枪队王新章、李阿全、申火林、奚长生等7人,在川沙镇以西的三王庙一带活动,与一个中队伪军遭遇。我手枪队以少胜多,生俘日伪中队长等3人,缴获短枪2支,子弹数十发。我部无一伤亡。第二天,这个手枪队在蔡家桥与日伪相遇,当场击毙日伪军各1名,缴获短枪1支,子弹数十发。11月10日,日军“讨伐队”20多人,每人装备长短枪各1支,携带掷弹筒和机枪各1挺,从六灶据点出发“清剿”。下午1时,我部获悉情报后,张席珍同志率主力中队和地方区队埋伏于储家店。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张一声令下,我部指战员猛烈开火,敌人措手不及,伤亡惨重。但随后敌人凭借其火力优势,抢占了窑基制高点,对我构成威胁,周边敌人也开始调动向我合围。我们迅速撤出了战斗。这一仗击毙日军小队长等六七人,重伤2人。我部也有较大伤亡,中队副张宝生、排长周雪生、班长张松鹤、倪海彬等6位同志壮烈牺牲,中队副杜锐同志负伤。

11月底,我率支队夜行军至三灶五堍桥时,与日军遭遇。我军先敌开火,毙伤敌人五六名,打退敌人进攻,顺利撤离战场,我部无一伤亡。

1944年12月3日夜晚,新组建的“新六中”70余人,代号积极中队,在指导员兼队长徐黎同志率领下,流动到孙桥乡立达村孙凤祥宅宿营。突然,遭到300多日伪军的包围。敌人带有掷弹筒等重武器,来势凶猛。徐黎同志与前来开会的黄川农、王新章等商定,立即分路突围。徐黎带领一排和机枪班向南张胜桥突围,张荣中队副率三排与二排部分战士以及地方干部黄川农等朝东北野倭子桥方向冲杀出去。张荣这一路利用坟堆和熟悉的地形,英勇反击,机智撤出了包围圈。徐黎这一路在张胜桥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日军火力猛,为避免牺牲,不宜强行突围,他们利用天然屏障芦苇和杆棵隐蔽地撤退了。后来查明,这次被围是敌探告密,日军抽调了南汇县城、祝家桥、新场、周浦等处敌人,企图消灭这支新组建的“新六中”年轻队伍。指战员的英勇顽强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新六中”也经受了考验。1945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晚,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夹雪。淞沪支队主力部队宿营在南汇三区的大徐家宅一带(今属浦东新区黄楼乡的新春村、金家村)。部队宿营地东西长达半公里。我们淞沪地委和支队部正在这里开会,部署安排主力西进的事宜。

次日凌晨,“积极中队”顾司务长带炊事员顾阿毛、范顺清化装成办丧事的样子去陆家桥镇买菜,不料暗中被汉奸盯上,司务长不幸牺牲,我们部队驻地被敌人发现。日军立即出动川沙、周浦七八个据点三四百人向我包围。六灶出动的50多日军先与我军顽强中队步哨接火,紧接着各路敌人从西南、西北等方向向我营地猛攻。南路扑来的敌军在我猛烈狙击下,死伤惨重,开始瓦解。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时,一位群众捉到一只信鸽交到顽强中队李阿全排长手里。李阿全交给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金一看,脚上拴有信件,原来是敌人向据点讨乞援军的军鸽。我们分析后认为敌人可能还有此类信鸽放出,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我命令各中队趁敌人兵力不足,包围圈未完全形成前,分路突围。我率领赵熊的顽强中队狙击西南方向来犯的敌人,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迫敌后退二三百米,一直狙击到下午才撤离战场,保证了支队部和淞沪地委机关的安全转移。战斗结束后,我找到了张震言和王新章两位同志,请他们找几位农民,把农船伪装一下,在战场周围沿河浜搜索一遍,看有没有失散的战士。这场战斗,我们给敌人以重创,粉碎了日军的围歼阴谋。但在战斗中,我部顽强中队也有5位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班长兼机枪手外号方大块头的,中队通讯员许志炎等同志。有两位同志负伤,隐蔽在群众家,第二天,由革命群众陈木英等护送回部队。

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二,单独活动在南汇泥城、横港西北一带的蔡家树园的张锡祚、吴经海部,当晚宿营在蔡关福宅。第二天,由20多鬼子组成的“讨伐队”,全部化了装,有的穿长衫,有的戴呢帽,大摇大摆朝我部走来。张锡祚发现这一敌情,立即命令部队展开,抢占有利地形。敌人没有想到我们驻在这里,有的敌人的枪还倒背着。我部突然开火,动作快,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死伤惨重。为避免敌人增援包围,我部在初战告捷后立即撤离。在转移中,指导员吴经海同志受伤。

我部对日军的坚决反击,迫使敌人兵力进一步收缩,一些重要据点也纷纷撤走,从而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讨伐”、“清剿”。淞沪支队在西进浦西郊县前,已基本控制了浦东的广大农村。

6.檀香庵自卫反击战

淞沪支队在浦东的发展,使盘踞在上海郊区的国民党“忠救军”如芒刺在背,他们不甘心失败,特别是活动于南汇五区、六区的马伯生、王伯祥大队,自1944年10月份以后,蠢蠢而动,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我进攻,我们则坚决自卫反击。

“忠救军”马伯生部王伯祥大队有一个中队长张致荣,原是伪保长,新场附近人。我地下联络站顾梦福同志在新场开了爿“鸿福馆”饭店,被张致荣打掉。顾梦福同志不幸遇难牺牲。为此我致函马伯生,提出严重抗议,并规劝马伯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要破坏统一战线,却遭到马伯生的拒绝,还说我们缺乏诚意。我在复信中义正辞严地批驳:“我人固不存党派门户之见,也固不若蒋介石之坚持一党专政,置国事衰颓于不顾,置人民死生于不惜。”“弟等向在浦东坚持抗战已六七年,即‘清乡’期中,人皆望风远避,惟弟等秉承中共意志,一仍坚持。执事以为弟等之抗日诚意乎否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决定打击王伯祥的张致荣部。

1945年1月,我们通过南汇五区的地下党领导孙平心同志,摸清了张致荣部的活动情况。一天,当张部刚刚宿营落脚不稳时,张锡祚和翁阿坤部队两个中队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张致荣的一个中队,缴获了一部分武器。

不多久,马伯生又从其他地方调来一些兵马,凑成2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其中有一个美式汤姆枪、卡宾枪和轻机枪装备的中队,由王伯祥的亲信朱关祥任中队长,直接听命于王伯祥。我们考虑到当时我部主力即将西进,留在浦东的部队只有“新六中”和刚成立的南汇警卫中队以及各区一些地方武装。王伯祥部不只对我主力西进构成威胁,而且一旦我部主力西进,有可能对我留浦东的部队轻举妄动。因此,在我主力西进前,集中优势兵力反击王伯祥部,力求消灭或削弱其实力,以解除后顾之忧。

3月下旬,我把部队隐蔽地开到周浦西南地区,捕捉战机。3月27日,我们获悉王伯祥部驻檀香庵、沙陀庙,决定派张锡祚中队和赵熊中队出击。估计王部受我攻击时,很可能逃跑,我要求部队在接近王部后,采取突然袭击,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张锡祚和赵熊部向王伯祥一发起攻击,他们立即仓皇逃命,有的摆渡,有的泅水,乱作一团。但美械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凭借坟山有利地形和自动火力拚死顽抗。我们集中轻武器,三面猛打,敌一部分被俘,其余逃窜。王伯祥带了他的大队部拼命向奉贤方向溃逃。哪里有枪声,我部战士就往哪里追。敌人往哪里逃,我们战士就往哪里冲,一直追击10余里,至塘桥附近。结果王伯祥大队全部被击溃,美式装备的朱关祥中队基本被歼。因王伯祥部穿的都是便衣,打散后他们躲在老百姓家,我们来不及搜索,生俘只2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20余支,其中有汤姆式冲锋枪1支、卡宾枪2支、驳壳枪2支、步枪10多支。

我部没有重大伤亡。

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为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创造了良好的斗争环境,也为淞沪支队主力经南汇五区横渡浦江敞开了大门。

7.主力横渡黄浦江

1945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我和陈伟达、曾平同志率领淞沪支队主力和司令部机关,共585人,横渡黄浦江。三个主力中队是翁阿坤的英雄中队,赵熊的顽强中队和张锡祚的紧张中队。渡河点还是顾复生同志过黄浦江的那个地方,在浦东的沈庄塘口附近。这次人多,准备了五条大船。我们在浦西的车沟港渡口上岸后,越过沪闵公路、沪杭铁路,在莘庄朱泾浜村与前来迎接的康则焘、肖望率领的部队会合宿营,周围由浦西支队三、四中队负责警戒,并派出便衣流动哨,监视七宝、泗泾、莘庄、新桥四个日伪据点的敌人。

4月7日晚上,我们继续向青浦观音堂地区挺进。青沪公路南有肖望负责带尖兵开路。过青沪公路向北进发,有康则焘负责带尖兵开路。在到徐泾乡柿子园时,曾平同志提出要到前面去向康则焘了解一些情况,我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曾平与康则焘两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康则焘带路,一边走一边介绍青东的情况。国民党“忠救军”殷丹天部,在康则焘带部队路过这里时,他们还没有到达,而康的部队一过,在我们到达徐泾乡柿子园之前不久,殷的部队却在此宿营了。当曾、康两人走上一座小桥时,被顽军的哨兵发现。天黑乎乎的,人都看不太清楚,他们与敌人离得很近。敌人用冲锋枪扫来一梭子,当场打中曾、康两人。曾平同志当即牺牲,康则焘同志身负重伤。

听到前面的枪声,我立即指挥部队边射击边包围上去。但是我们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河浜又多,等我们过了河再冲上去,那些顽军早已溜走了。那时,我们部队的“三八”枪很多,顽军听到我们还击的枪声,吓得没命地逃跑,我们只拾到他们狼狈逃跑时丢下的几只背包。部队主力凌晨到达蔡家巷宿营。我们也在这一带与顾复生同志会合。

曾平同志是在江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斗争经验丰富,他是我们淞沪支队的政治处主任,直接掌管部队政治工作的。康则焘是浦西的主要领导干部,不久因破伤风感染也牺牲了。我们刚来到浦西,就牺牲了两位重要领导干部。这是淞沪支队和地委的重大损失。大家十分悲痛,对国民党顽固派也愈加仇恨。曾平和康则焘同志的遗体,安葬在观音堂东的火烧庙。这以后,顾复生同志兼任了支队政治处主任。

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到达青东以后,对浦西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为了军事上统一领导,决定撤销浦西支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第一中队改名为舟山中队,队长顾志清,指导员徐友基;第二中队改名为崂山中队,队长王友生,指导员茅英;第三中队改名黄山中队,队长黄友梅,指导员蒋忠浩;第四中队改名为茅山中队,队长周清华,指导员肖望;嘉定中队队长张维忠。撤销浦西工委,建立松江、青东、昆南三个县工委。支队三个主力中队扩编为大队,翁阿坤为泰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东沪宁铁路一带活动,张锡祚为衡山大队,主要在青浦以南沪杭铁路一带活动;赵熊为华山大队,在青浦以西淀山湖一带活动。

8.救护美国飞行员

1945年1月下旬,我支队部得到活动于路西南汇五区的地方武装报告,说有一个飞行员跳伞降落在周浦附近的农村,被群众掩护起来了。得到消息时,金子明同志正在部队训练地方干部,我们研究后认为,很可能是实行战略轰炸的盟军美国飞行员。周浦是敌人重点控制区,我们力量小,为了保护美国朋友的生命安全,必须迅速把他转移到支队部来。于是我命令支队部的短枪队,连夜出动,到达出事地点,接应美国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跳伞下来时,落到了周浦龙华嘴的三林塘大绞圈村东南的一块麦田里。自己跑进村民薛根英家,他用手比划请人帮助。敌人来搜查时,由村民薛雨亭把他藏到瓜田的草棚里。后由吴进根把他转移到小塘村的岳母家。吴进根当时是我们支队常备队的,飞行员的事就是他向我们报告的。

短枪队在地方党帮助下,找到了掩护飞行员的老大娘,了解情况后,决定立即转移,考虑到外国人容易暴露,陆地行军不方便,就搞了一条罱泥船,把飞行员运送到驻地。我们支队部驻在南汇的三灶和六灶一带,相距几十华里。

美军飞行员走后,村上薛和尚保长就给村里人打招呼:“救飞行员的事,对谁也不能透露。”日军到飞机坠落处察看飞机残骸,但找不到飞行员,就派出两名会讲中国话的宪兵,到附近茶馆侦察。第二天,日军派出20多名宪兵,封锁大绞圈村,抓住村民逐个拷问,可谁也不说。日军不甘心,将该村薛和尚保长和他一个12岁的侄子薛镜如抓走,用汽艇押送到上海市东昌路宪兵司令部,施用酷刑,活活将薛和尚打死。

薛和尚为救护盟军美国飞行员献出了生命。

美国飞行员到支队部后,受到我淞沪支队领导的热情接待。他面部、左手和右脚都被烧伤,我部陈也男、俞淑萍、俞梅萍三位卫生员立即给他进行伤口消毒和包扎。金子明同志是懂英语的。通过与他交谈,我们了解了这个飞行员叫托勒特,中尉,美国阿肯色州人,22岁,独生子,父亲是工人,1943年参加美国空军,1944年11月来华作战,已经参加过13次战斗。1月21日,他随美国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一个机场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飞行到达了上海上空,对日军目标进行战略侦察,受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和地面火力攻击。托勒特中尉座机被击中,油缸起火,面部、左手和右脚烧伤,他被迫跳伞。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得到我们的精心照料。他吃不惯饭菜,我们专门派人到新场、周浦、上海去买巧克力、面包、奶油和罐头食品。顽强中队买了30个鸡蛋和一些桔子,送给他表示慰问。托勒特来后,就随支队部行动,晚上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为他向老百姓借了一个单独房间,我们住在房间外面。托勒特最关心我们是什么部队?他看看我们的服装和装备,不像一个正规军的样子,但看看我们很艰苦,官兵一律平等,又感到十分惊异。金子明等同志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摇摇头不相信,说:“在登机之前,队长告诉我,如果在上海执行飞行任务遇到什么危险,可以飞到市区以外的郊区跳下来,那儿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的。没有听说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呀!”我们向他解释:“我们新四军从全面抗战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坚持战斗。”我们请托勒特中尉到各中队去看看,与任何一个战士都可随便交谈,语言不通,可以打手势。他向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当兵的为什么可以不向长官敬礼,长官和战士为什么吃一样饭菜,为什么你们的部队与老百姓关系那么好?还问,部队里这些十四五岁的小鬼是干什么的,他们背着枪也能打仗吗?等等。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

有一天,我们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庄上,有一队日本鬼子约10多人从这里驻地前面经过。步哨发现后立即向我报告。我迅速出去监视敌人。几个“小鬼”也跟了出来。托勒特感到不安,金子明宽慰他:“不会有事。”不多时,我回来了,对他说:“我们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暴露,敌人不敢轻易进攻,已经走远了。我们也不打无准备之仗。”托勒特听了竖起大拇指说:“很好!很好,”“你们的部队懂得许多道理,会打仗,是好部队。”

托勒特被接到我们支队部后,我们当天就发电报给浙东区党委。区党委考虑到托勒特的安全,指示我们立即准备把他安全送到浙东。托勒特随我们流动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他十分感动,通过翻译,感谢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示非常敬佩我们的部队。他把自己一支崭新的柯尔特小手枪和一张印在绸布上的飞行航空图送给我,我把腰里挂的一支毛瑟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他又把一只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了金子明同志。2月1日晚,在金子明、沈桂昌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一行乘海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安全到达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司令部。

我们救护美国飞行员托勒特这件事,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对美国人吹牛,说上海附近都是他们控制的,没有共产党在进行抗日活动。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救护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托勒特在与我们一起活动的日子里,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他到了纵队司令部后,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十分重视,亲自接待。他的伤经过精心医治也完全康复了。他对我们的部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经浙东司令部与驻华美国陆军战地服务总部临海办事处联系,于4月10日将托勒特安全护送到美国盟军部队。
救护盟国战友的事还发生过多次。

有一次,从日军集中营里逃出来一名叫奥业尔的英国工人,地下党秘密地把他送来部队,住了一个多月。白天我们派人保护他,晚上他跟部队一起流动。这位外国工人教我们的战士用英语讲“我们是新四军”,和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部队里来了一个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是上海地下党把他从日军魔掌中营救出来的。他在我们部队里住了10多天。这些盟友,我们都把他们送到浙东纵队司令部去了。

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一天,南汇老港海滩上,有一艘美国登陆船搁浅,船上有六七个美国士兵。他们是从停泊在东海的一艘兵舰上下来的。我部发现后,将他们救起领上岸,煮了鸡蛋招待他们。金子明同志接待了他们,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和要求。美国士兵提出要参观部队,我们集中了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用缴获的日造武器装备起来,一式的“三八”大盖,都上了刺刀,队伍排列得整整齐齐,真是威风凛凛。美国兵参观后,不住声地称赞我们部队装备好,军容整齐。后来我们把这批美国士兵送到了南汇县城,然后转送到上海。

第十三章 逐鹿淞沪迎胜利

1.建立隐蔽的根据地

淞沪支队挺进浦西后,以青东观音堂、重固为中心,活跃在广大农村集镇、江河港汊,发动广大群众,向敌伪顽发起频繁的进攻,开创了淞沪地区抗日全面胜利的新局面。

衡山大队开赴松江地区,活动于东至七宝、虹桥,西至练塘、小蒸,南至沪杭铁路、黄浦江边,北至青沪公路。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带建立隐蔽的根据地。地委决定成立“松江工委”,雷敏为书记,张锡祚和林芩为委员。为不暴露身份,衡山大队对外称“独立大队”,雷敏改名“雷建忠”,张锡祚改名“章振峰”。

1945年4月,鲍季良和周强同志带一部分新战士和一大批经费,在手枪队护送下,由浦东来到浦西青东淞沪支队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命令衡山大队前往接应。衡山大队在政委雷敏、大队长张锡祚带领下,从泗泾南下,过卖花桥折向西,不料在通波塘边东挺港与叛匪徐伯堂部遭遇。徐伯堂原为天昆区东厍村地下党员,我在1943年去浦西争取改造松江钱锦芳部时,他还是我的联络员,但不久他生活腐化,叛变投向“忠救军”,在浇江天昆地区为害一方。我衡山大队用猛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轰击,把徐部压到河边,徐部后无退路,通过喊话,同意停火投降。当场缴获苏式轻机枪和美式汤姆冲锋枪各1挺,长短枪30多支,俘获30多人。徐伯堂不在现场。我们考虑到整个浦西形势,决定通过谈判争取徐伯堂。第二天,在唐家浜附近的台庄村,我方由雷鸣、张锡祚、林芩、钟秀等同志与徐谈判。我们重申共同抗日,减少摩擦的主张,归还全部俘虏和短枪。徐伯堂被迫答应今后不妨碍新四军行动,并负责治疗我们的伤员。我们派文化教员苏峰同志负责治疗伤员的工作。徐伯堂派分队长杨盘龙负责联系医生和安全工作。杨手下有10多人,七八条枪。在接触中我们发现杨与徐由于分赃不均,有矛盾。经我们工作,杨终于脱离了徐部,参加了我衡山大队。但杨盘龙过来时,还带了一个“肉票”,是松江肥皂厂的一个女老板。我们把“肉票”无条件送回了松江。这个女老板回去后,十分感激我们,亲自来慰问我们部队,她的家还成了情报站。杨盘龙也感谢我们为他解了难题,后被我们任命为天昆区区长。但徐伯堂仍然坚持叛变立场,抗战胜利后,不仅自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把从苏北回来的杨盘龙杀害了。

5月2日,练塘镇上30多名日军乘一条船,到荡南夏家浜抢粮烧房,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村上两名青年游过大蒸荡,向衡山大队报信。衡山大队作了认真研究,打还是不打?打,日军必然报复,水网稻田,地区狭小,没有迂回余地,势必退回原地;不打,不能表示我部高举抗日的旗帜,与国民党“游吃队”以鲜明对照,有失民心。雷敏和张锡祚同志决定伏击敌人。他们察看地形后,选择荡北庄前港村作为伏击点,这是敌人从荡南回练塘的必经之路。雷敏和张锡祚率部分战士埋伏在村的河西,鞠涛和沙副队长带领部分战士隐蔽在河东50多米远的坟地里,构成一个交叉火力网。同时,部队又动员村民迅速撤出村子,隐蔽在田野里。

下午1时许,挂着膏药旗的机动船由南向北缓缓驶来。可是情报不大准确,敌人来的不是一条船,而是两条船,前面只有少数鬼子,鬼子主要在第二条船上,前后相距约100米。当第一艘敌船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已暴露。张锡祚下令开火,密集子弹射向敌船。第一条船的敌人大部被击毙,船被打沉了。后面的敌船发现前面船被围攻,立即靠岸,占领坟地,与我对峙射击。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枫泾、石湖荡敌人也闻风而来,我们只好撤出战斗。这次伏击,我们消灭11名鬼子,打死1条军犬,打死外号叫“火神爷”的小队长。这个家伙每次出来收军米都要烧毁老百姓的房子,所以老百姓称他为“火神爷”,把他打死,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但我部也有较大伤亡,大队参谋奚长生、班长王祖飞、战士朱仁贵、杨子江、苏荣同志光荣牺牲。奚惠刚同志也负了重伤。为了避开敌人增援包围,我部连夜把部队转移到天昆区唐家浜宿营。由于这里的日军从来未受到过真正的打击,我们的伏击使敌人恼羞成怒,如疯狗一样反扑报复。第二天下午1点钟,日军大队人马闻讯赶来。我们哨兵发现时,离鬼子已只有几十米,我们找了一名向导,边打边撤。第三天宿营在泗泾东面的一个庄子里,下午鬼子又追来了,步哨发现也很近,我们开了窗,架起机枪掩护撤离。战士周也根同志牺牲。当我们用船向东南方向撤退时,又碰到从莘庄出来的一路鬼子,我们立即上岸还击,打退敌人,向北转移,安全到达青浦境内。从5月2日到4日,我部三天连打三仗,重创日军,威震松江。

衡山大队在章练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初步打开了泗宝地区的局面,站稳了脚跟。6月下旬,我们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由肖望同志任区长,赵克山任副区长。

7月下旬,地方同志把两个从松江跑出来的日本人送到了张锡祚部,一了解原来是朝鲜人。这两个朝鲜人一个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一个是日本商业中学毕业的,能讲几句中国话。他们感到日本必败,前途暗淡,开小差出来投奔新四军,又怕被老百姓发现打死,所以脱了军装、帽子,只穿三角裤,躲在稻田里,被干活的群众发现。这两个投诚士兵受到我们的欢迎和优待。张锡祚派人把他们送到支队部,不久,我们把他们转移到浙东司令部去。后来听说他们参加了抗日反战同盟。

2.围歼顽军殷丹天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之后,第一个大仗就是歼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顽固派殷丹天挺进纵队。

殷丹天这个家伙,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他1938年春到青浦,带领“忠救军”直辖第二大队,驻扎在观音堂附近。这第二大队有100多人,大队长是蟠龙人,但殷丹天是戴笠的代表,所以就成了第二大队的太上皇。殷丹天野心很大,企图打进顾复生同志的三支队(通过统战关系取得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然后设法篡夺三支队的领导权。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提出愿意把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第四大队,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要三支队拿出1200元大洋;二是原班人马不动。顾复生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就答复他说,只要你们有诚意,这两条都可以办到,但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归我们指挥。就这样,殷丹天第二大队改编为三支队的第四大队,并给了殷丹天一个三支队交际副官的头衔。部队虽然改编了,但殷丹天一直偷偷地用电台与戴笠保持着联系,受戴笠遥控指挥。1941年周达明同志率东路青昆支队首次东进前来与我们会师时,就是殷丹天这个家伙把情报送给了“洋忠救”袁亚承,在淀山湖畔打了青昆支队的伏击。从此,殷丹天以“歼灭周达明部有功”,成了“忠救军”的宠儿,但也正因为此,被顾复生缴了枪。殷只身逃到国民党“忠救军”基地广德。1945年初,戴笠命令殷丹天带上百人,装备了电台和美式武器,重新窜回了青东一带,与我们部队争夺嘉定、宝山、昆山、青浦、松江等沪西地区。他与嘉定的顽军张龙云合在一起,共200人左右,以殷丹天为首,盘踞在青浦北部的白鹤港一带。

我们部队到了浦西,为麻痹敌人,开始仍用顾复生部队的名义。我们第二次同殷丹天顽军接触是在大盈港以西,那里是淀山湖水网地带。为了防止渡河发生意外,我们给每个班发了一根绳子。需要过河,各班会水的先过去,把绳子拉到对岸,然后不会水的同志就抓住绳子过河。这个办法,是从兄弟部队的经验教训中学来的。这一次,是殷丹天主动来打我们,由于情况不明,不便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们没有出击,主动撤走了。这样一来,殷丹天以为我们力量小,怕他,所以就更加胆大妄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不久,我和陈伟达同志率部队到达青浦以北白鹤港以南的赵屯桥地区活动。我们接连进行了几天的侦察,都未找到殷部的踪迹。1945年6月14日的上午,我又派出陈郁、戴连初两名侦察员继续侦察。他们在赵屯桥镇上发现一个国民党匪军,带两个挑夫在买菜,就尾随到镇外,截获后把他押到驻鹤泾湾的支队部。我当即进行了审讯,原来是殷部的事务长,叫周春兵。从他那里知道了殷丹天部驻在周泾村,张龙云部驻在蔡家浜村,两村紧靠在一起。我们向当地老百姓了解了殷部驻地的地形。从他们那里得知,周泾村南面有座桥,是该村的咽喉,控制了这座桥,殷匪就无法逃掉。在掌握这些情况后,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消灭殷部的条件很好。我们支队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把三个大队的主力集中起来,划分任务,部署行动,并在一个大竹园里进行了简短而有力的战前动员,提出了“彻底消灭顽固派殷丹天,为曾平主任报仇”的口号。指战员们磨拳擦掌,斗志高昂。

兵贵神速。动员后,我们立即分三路跑步向殷顽、张顽两部驻地包围了上去。我和陈伟达率赵熊的华山部队在西路,主攻张龙云部;张锡祚的衡山部队是南路,主攻殷丹天部;参谋杨明德率支队部侦察班带1挺机枪埋伏在两个村的附近;翁阿坤的泰山部队由北插向东,切断敌人的退路;青东的王友生崂山部队,在北面的歇马桥担任警戒,并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中午时分,部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由张锡祚部的南路首先打响,发起了对殷部的攻击。赵熊部也在西路向张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战斗打响不久,殷丹天发觉情况不对头,不像是原来在青东地区的小部队,心急慌忙地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拖了一挺机枪,一边抵抗,一边向两村边沿方向逃窜。但那时已经无法挽回他的败局。当他退到村附近的一个竹园边上,架起机枪准备继续顽抗时,被埋伏在两村边的杨明德指挥的侦察班发现,当即用机枪猛烈射击,把他打死在竹园边的小水沟里。张龙云因为发觉较早,带了六七个亲信,在隙缝中逃出了包围圈,流窜到沪宁铁路以北去了。

整个战斗,从发起攻击到结束,只用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毙敌20余人,俘敌100多人,逃掉的很少。共缴获步枪50余支、美式快慢卡宾枪20支、美式汤姆枪7支、轻机枪3挺、左轮手枪60多支,以及梯恩梯炸药等许多美式武器弹药,还缴到了殷部、张部两部电台、通讯密码和电台人员以及殷丹天与戴笠之间通电的电报文稿,这里面有戴笠的所谓“指示”和殷的执行情况报告等内容。从这些电报文稿中,我们才知道戴笠派殷丹天窜来青东,是专为与我们争夺沪西地区的。同时,我们还搜到了戴笠送给殷丹天的一颗黄金印章,足有一两重。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观音堂附近的竹园里,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了战斗中的有功人员,并发了奖。奖章是一枚铜质的五角星,上面是一条横标,用三节小链串挂起来,横标上有“战斗模范”四个字。得到这样奖章的有唐太平(又名唐六生,现在奉贤县平安乡)等好几个同志。

消灭殷、张顽军为淞沪支队在沪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移师淀山湖

新四军由粟裕司令员率苏北一师主力部队南下天目山区,成立了苏浙军区后,为实现党中央控制交通要道,解放大城市的战略意图,命陶勇同志率八支队一路东进,准备与我淞沪支队会师于淀山湖地区。

淀山湖地区范围大,湖面宽,小白漾和河港交叉,真是水乡泽国。它东起青浦朱家角,西至吴江同里,北到吴县角直镇和昆山杨湘泾,南至芦墟、金泽,方圆数百平方公里。村镇四面环水,河港宽阔,湖荡大,水又深,没有船很难行动。淀山湖周围地区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它是东取上海,西进杭嘉湖平原的枢纽。抗战以来,这里成了敌伪、顽、我争夺之地。国民党军队始终有重兵驻守。日伪军有汪伪在上海集训的伪警组成的警备总队,又称黑衣队,有1000余人,总部设在朱家角镇的马家花园,大队分散在淀山湖地区村镇。另外,还有国民党保安队、李德孚部等。各种杂色游击土匪也很猖獗。我军在这一带力量较弱。

上级电令我们支队西移淀山湖地区,向陶勇八支队靠拢。在电报中同时告诉我们,陶部带相当于一个连的干部,以充实淞沪支队的干部队伍,作为部队大发展的骨干。当时,我们支队的发展很快,但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干部,而我们又没有教导队,所以听到这一消息真是高兴。

当时,陶勇同志的部队前锋已经到了坞镇、双林一线。淞沪地委当即派中共吴江县委书记金佩扬同志前往坞镇、双林一带,与陶勇部队取得联系。金佩扬同志通过南浔的一个关系,从练市找到新市,在菱湖镇找到了八支队副政委韩念龙同志,转交了淞沪支队电台的频率和联络讯号。我和陈伟达也迅速调整部队位置,以控制淀山湖地区,实施与陶勇部队会师的战略行动。我们要求张锡祚衡山大队继续巩固发展松江隐蔽根据地,特别要发展蒸练地区的抗日力量。翁阿坤的泰山大队随支队部在淀山湖以东一带活动,巩固青东根据地。赵熊的华山大队渗透到淀山湖以北的昆南一带。这样我们部队就控制了以青东为中心的淀山湖东南、东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

1945年5月底的一天,黄山部队100多人,在队长顾心清、指导员徐友基率领下,宿营在金家庄东北的南巷村。第二天上午10时突然遭到昆南杨湘泾镇日军的袭击。我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英勇反击,四个班在河的南北两岸集中火力交替打“排枪”,相互掩护渡河,激战一个多小时,给日军以重创,但我部副队长冯祥生等7位同志不幸牺牲。部队在向青东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大盈江粉碎了徐志忠土匪的袭击。

6月初,我率华山大队、黄山部队回到昆南的南巷村,收埋牺牲的同志,找回失落的枪支,召开群众大会,痛斥日军的滔天罪行,号召军民坚决抗日到底。群众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附近的日伪汉奸见我们大部队到来,闻风丧胆,逃之夭夭。我在徐巷宿营两天后,带华山、黄山部队分乘三四十条农船到北管泾村活动,浩浩荡荡的船队,载运着我们部队通过淀山湖水面,群众看了为之振奋。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保九团一部分驻在南、北管泾两个村里,我部在黑夜到达北管泾村时,与那里的保九团步哨接上火。我立即组织优势兵力,发动冲锋,很快拿下了顽军的哨所,消灭一个排哨,击毙十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五六支和一些手榴弹。考虑到陈墓镇日伪据点离该地较近,当晚主动撤退到淀山湖东北的官里村宿营。第二天夜里又越过吴淞江,到西古附近的周家浜,休息一天后,回到青东重固支队部所在地。这次行动虽然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但显示了我部的力量,使该地区的日伪和顽固派不能再为所欲为。

我们还派了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青东中队和黄友梅舟山部队,打击了诸翟、蟠龙等地的伪、顽军。

8月初,青东中队和舟山中队袭击了吴淞江北岸的章家泾伪军中队。他们先派了范裕昶、徐关涛同志装扮成老百姓进章家泾据点侦察。选择在下午3点左右,敌人松懈麻痹的时候进入据点。先由范裕昶、徐关涛机智勇敢地摸掉哨兵后,后续部队立即一阵猛冲,敌人如梦初醒,呆若木鸡,连枪也来不及拿,就束手被擒。一个伪排长企图顽抗,当即被击毙。半个小时结束战斗,缴获三八枪30余支,快机1支,俘虏近40名,俘虏经教育后遣散。在部队返回途中,又遇到日军汽艇,我部两面夹击,敌汽艇开足马力往上海狼狈逃窜。

考虑到淀山湖游击区发展需要,我们围绕淀山湖,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在青东观音堂一带我们设立了专员公署。昆山县建立“昆南工委”,由地委委员陈正之兼书记,周强为副书记,徐友基、陈杰为委员,主要任务是领导昆东南地区活动,向东联系嘉定、外冈地区,向北越过铁路至太仓塘畔,打通与苏、常、太联系,向南与崂山部队打成一片。在南到淀山湖,北至沪宁线这个区域里,建立了区一级建制:杨湘泾区区长兼书记徐友基;茜墩区区长兼书记陈杰;绿葭浜区区长钱序阳,副区长简一民,政指张维忠同志。另外,在淀山湖以西重建了吴江县委,由浙东受训回来的金佩扬同志继任书记。

进入沪西后,部队进一步加强军政建设,部队办了张油印小报,把电台接收来的新华电讯,通过小报翻印出来,供大家学习和宣传。由于我部力量的不断壮大,在青浦东部地区我们已经能够原地宿营了。

但是,日军发现了我军南下战略行动意图后,放弃了打通粤汉路的军事行动。他们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顽固派头目顾祝同、冷欣立即把枪口转向我们南下的部队,掀起了新的反共浪潮。他们集中主力向我浙西天目山根据地进攻。由于天目山自卫反击战的需要,陶勇部队奉命撤回。所以,我们同苏浙军区陶勇部会师淀山湖的计划未能实现。

4.新的战略部署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前一天晚上法租界辣裴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带,发现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并整整一夜在马路上狂欢歌舞,不知有什么重大变化?我们迅速电告华中局和粟裕司令员,上级回电查复。当时,我与陈伟达同志正在大盈港以西的淀山湖畔活动,得到这个消息后,星夜赶回了青东。当天下午,刘长胜同志又派人来告诉我们,说查明系日本投降,因强大的苏军出兵东北,迫使日本关东军全部缴械。当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广大指战员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关于我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0日给华中局的电报中已有明确指示。中央电报说:苏浙军区部队,重点夺取南京,粉碎顽军进犯,并阻止顽军进驻上海。二纵,即浙东纵队,主力应立即移至沪宁线地带,令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忠救”土匪,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并策应上海的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

按照中央指示,我淞沪支队肩负重大的责任。自主力挺进沪西以来,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在积极准备解放大上海。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早些时候,新四军军部就要我们准备攻打上海,除浙东的部队参加之外,还打算调苏北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加上当时上海市区的地下军,一起进驻上海市。中央还内定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为上海市副市长。张执一同志曾赶到支队部,向我们传达了党的“七大”精神,他自己准备进上海就职。在此之前,我上海地下党市委的刘长胜、张承宗、张祺、陈祥生等也都秘密地到过青东地区参加有关会议。那时,我们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刘长胜同志特地来青东与淞沪地委进行了研究,打算在各路大军进攻上海时,淞沪支队改编为沪西纠察队,负责保卫沪西的工人运动。我们开始了进攻上海的准备。

5.歼灭北新泾伪警大队北新泾镇位于上海市西郊,日伪驻有一个伪警大队,共100余人。在日军投降前夕,我们为执行中央“相机占领上海”的指示,曾指令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对北新泾敌人进行了侦察,以随时准备夺取北新泾,打开进入沪西地区的门户。冯邦佐同志负责执行了侦察任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大汉奸周佛海为阻止我部进入上海市区,向北新泾增派一个伪警中队。我部为争取军事主动权,及早作好部队进入上海市区的准备,决定立即攻取北新泾。由支队部参谋杨明德同志率领泰山部队一个主力中队、黄友梅的舟山部队和青东中队,共计80多人组成攻击部队。经过事前的侦察,他 们决定派一个短枪队开路先行,然后大部队跟上,攻取敌人营部。

8月16日中午,烈日当空,没有一点风。青东中队的短枪班由班长张恒吉带领范裕昶、徐关涛、张月桃同志,再加带路的袁雪祥,共5人组成,他们骑上自行车,出纪王庙镇,直驶吴淞江江边大路。沿路两旁长满了比人高的玉米,短枪队在里面骑车疾驶,十分隐蔽,但热得汗水直淌,战士们的眼睛也睁不开。经过1个多小时飞奔,他们到了北新泾镇,先在草房的茶馆里歇息。在那里他们仔细察看了接近敌人的路线、障碍物以及敌人的火力点、岗哨位置和指挥部。敌人十分麻痹,毫无察觉。短枪队派袁雪祥去接应大部队迅速跟上。其余四人一身老百姓着装,慢慢向3个哨兵的哨所靠拢,快接近敌哨时,突然扑向哨兵,“不准动!我们是新四军”。敌哨兵吓得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哨所被短枪队占领。但这时大部队尚未赶到。为了不失战机,他们当机立断卸下刚从哨兵手里缴来枪支的枪机,命令俘虏拿了枪继续佯装站岗。敌哨兵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老实站着,不敢动弹。短枪队马上冲进街北两层楼的中队部,先缴了哨兵的枪,张恒吉率领范裕昶等同志,迅速勇猛地冲进营房,大喊:“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伪军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时,杨明德、翁阿坤、徐友梅分别率领的后继队伍已经进入北新泾镇,浩浩荡荡地向敌人追杀而来。短枪班的同志顾不上俘虏兵,直扑伪警大队部。碉堡里的机枪向短枪队猛烈开火。张恒吉同志十分冷静勇猛,一个跃进贴近了碉堡,向里面连塞两颗手榴弹,堡垒轰轰两声巨响,射击即刻停止。但敌楼上的敌人借窗台依托,机枪、步枪一齐向我们开火。这时,大部队已冲进来,翁阿坤部的“九六”机枪和手提冲锋枪一阵猛烈射击。房子里的敌人开始丢枪逃命。后继部队分头冲进房子,敌人全部被歼。

北新泾战斗,由于短枪队机智勇敢,为大部队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我部基本没有伤亡。前后约半小时,共歼灭伪警一个大队部,两个伪警中队,俘获100多人,毙伤数十人,缴获捷克式轻机枪2挺、三八步枪100余支、短枪五六支,子弹数千发,还有其他军用物资。被俘人员,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当战士,不愿的发给路费回家。

6.七宝之战

摇身一变的大汉奸周佛海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以“先遣司令”的名义,在增派税警进驻北新泾镇的同时,于8月18日派出伪税警部队数百人,在七宝伪军头目李英杰部配合下,突然袭击我衡山大队和泗宝区公所驻地小圩里村。我部在反击时,泗宝中队中队长周清华同志不幸牺牲。伪税警部队逃回上海后,由李英杰部进驻漕宝公路七号桥据点固守。我听到周清华同志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和气债。周清华同志是刚刚从苏北调来的,原是陈伟达同志的警卫员,他年轻有为,干练英勇。我急忙率领部队赶往七宝,下决心要拔掉这个据点。

七宝镇位于漕宝公路和沪青公路的交会处,是西南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敌人主要驻守在七宝镇东北一里多路的七号桥处。该处原是日军“清乡”时设立的一个“检问所”,有营房十多间,还有一个两层碉堡式的大岗楼。

我在率部向七宝进攻的时候,找来泗宝区副区长赵克山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七宝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敌人驻军较多,在七号桥上还有几只碉堡。我想几只碉堡不难攻克,立即叫部队准备了一些门板和棉被,以通过铁丝网。我带了翁阿坤的泰山部队、赵熊的华出部队各一部,另外还有崂山部队、舟山部队,由于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熟悉周围情况,消灭七宝敌人有很大把握。

8月20日凌晨3点,我部向七宝发起攻击。战斗一打响,按计划分两路进攻。我率正面一路,由东向里攻,目标是攻克岗楼;翁阿坤率部由西向里攻,目标是敌营房。我们用门板、棉胎越过铁丝网,很 快扫清了敌据点周围的几只小碉堡,敌人逃到大碉堡岗楼里固守。翁阿坤部队攻占了敌营房缴获了一批武器,击毙三四十个敌人,并抓到了一批俘虏。但敌碉堡岗楼久攻不下,我就从指挥部出来,带了一部分战士冲上去。这时才发现这是个碉堡群,大碉堡是母碉堡。手榴弹搞不了它。我冲到离大碉堡三四十米的地方,发现前面有条河,我想沿河浜绕过去,攻到母堡边上,再往里掷手榴弹。但跑了几十米,才发现这是条直浜,绕不过去。由于我部在攻克大碉堡外的敌哨所时,手榴弹爆炸起火,烧得通红,我们的活动被岗楼里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敌人从楼上向我们射击,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小腿,我当场倒了下去。同志们一发现我受了伤,立即过来救护。在越过公路时,在公路两旁的脏水沟里浸了浸。天快黎明了,不利于继续硬攻,我下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我部一撤离战场,敌碉堡的敌人也仓皇逃命,敌据点立即被我部占领。

七宝之战,消灭了驻守七宝的敌伪李英杰部,李英杰被我击毙,俘虏数十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但我部也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作为支队部的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负伤,以后不得不离开部队去养伤,中队副李阿全、侦察员杨仓负伤,副排长汪海青重伤后牺牲。侦察员赵杏林也牺牲。这对我来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主要是我们事先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我只听个别同志介绍,没有派侦察员进行详细的侦察,如果知道是子母堡,我们完全可以准备炸药,组织爆破手和突击队,炸毁大碉堡的。正是“多算胜,少算损,轻敌危”。
我负伤后,为防止敌人造谣和轻举妄动。支队部和地委决定,把我隐蔽起来,对外绝对保密。

7.全歼顾桂秋部

我主力挺进沪西之后,留在浦东的淞沪支队一部,由金子明负责政治、张席珍副支队长负责军事,继续有效地开展斗争,巩固和发展浦东游击区。这时,金子明同志的爱人吴培文同志也来浦东工作。

当时浦东的部队,主要有这样几个中队:新六中队、警卫中队、灵活中队和八中队。新六中队是由老六中队留下的一部分人员扩编而成的。警卫中队的全称是南汇县政府警卫中队,1944年秋成立,由中队副朱木良负责。灵活中队指导员陈友新、副中队长沈志明(后牺牲),是整编塘东陈山部队而组成的,以后改编为四中队。南汇东南区八中队,沈小方为中队长,他父亲沈谦祥大革命时牺牲,该部活动于泥城、彭镇一带,下属的区队长是钱建明和钱桂楼。在沈庄一带,从“土忠救”沈阿大部队中争取出来的徐学文部队,名义上是中队,实际上属地方武装。到抗战接近胜利时,又组建了几个常备中队,如夏筱塘、邓正操等都是中队长。孔启城等当时也想组织部队,但没有来得及组成,我们部队就北撤了。留在浦东的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如:1945年4月,由灵活中队中队副沈志明率领,袭击了“忠救军”一部,歼灭了马伯生手下有点名气的傅学义中队。最有名的是李家桥消灭伪军顾桂秋部的战斗。

顾桂秋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抗战时期成了伪军头目,任上海市伪保安队第二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长驻南汇大团镇。抗战结束,受军统特务杨金霖密令,串联万祥、老港、彭镇等地几个伪军中队,纠集五六百人,组成国民党第三战区苏皖行动公署先遣总队,自任司令,张桂芳任副司令兼参谋长。8月20日,我部浦东部队转移到李家桥一带,张席珍同志找来当地一个保长了解敌情,才知顾部正在李家桥,准备马上去塘东的塘桥镇集中,然后开进上海市区驻守。顾桂秋带司令部和两个连驻在李家桥附近原伪军五十团老二营的何梦舟家。张席珍、金子明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乘敌人仓促集中,立即消灭这股由伪军脱胎而来的顽军。当时浦东我部有“新六中”、“灵活”、“紧张”三个中队和一些地方常备队,不足200人,仅有四五挺机枪。而顾部有七个中队,五六百人。但敌顽只有二三个中队先到了李家桥,其他中队都是在当天刚刚会齐,走得很疲劳,又带了老婆孩子一大帮,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决定重点摧毁顾桂秋司令部,把指挥中心打烂,胜利就有把握。当晚,灵活中队从港北沿五灶港向东,切断了何家宅斜东北港上的那顶小木桥。警卫中队和新六中担任主攻。当灵活中队由西向东活动时,正巧顾部有一个中队已经出发,自南向北而来,其中一部分已过了那座木桥。我灵活中队当即先敌开火,并迅速占领了桥堍。顾部挨了这突然袭击后,未过桥的立即调头向南缩了回去,已过桥的便朝北逃窜。灵活中队一部立即发起追击,击毙敌人多人。我部在追击中,南汇三灶的潘岳松班长牺牲,中队副沈志明和战士严金根负伤,后沈志明同志因出血不止也牺牲。

灵活中队打响不久,南边的战斗也打响了。经过一场激战,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但总队司令顾桂秋、副司令张桂芳,带一个警卫排,凭借一只岗楼负隅顽抗。那时天已大亮,新六中教导员徐黎同志背了公文包,手里拿着指挥旗,从南线来到北线,组织指挥部队打敌司令部。他刚走到那座木桥附近,暴露了目标,被敌人冷枪击中,腿部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指挥“新六中”继续向高楼突击。支队部参谋杜锐见徐黎同志负重伤,立即协助徐黎同志指挥部队攻击敌司令部。他爬到屋顶上高喊:“快缴枪吧,不缴枪我们要放火烧楼了!”他指挥战士张跃进爬上房,用机枪封锁炮楼窗口,又组织战士投手榴弹。徐黎同志一直看到岗楼里的敌人投降,才同意离开战场。但由于流血过多,送到后方医院就牺牲了。

这次战斗,除战斗开始已过桥的那些敌人逃跑外,取得了全歼顾部七个中队的重大胜利。顾桂秋也当场被活捉。顾桂秋被我俘虏后,他家里托人来说情,因为考虑到当时的国共关系,我们同意以60两(旧制)黄金的代价将顾赎回。俘虏537名,经教育后全部释放。我们缴获敌人迫击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步枪300多支、短枪五六十支,各种子弹万余发。当时我们部队人数较少,无法带走这批武器,由民福乡地下党支部派了潘进耀等人,用船运走了一批,有的藏在民福乡。全歼顾桂秋部这一仗,在我们淞沪支队的抗战史上,是又一次以少胜多的范例。

8月底,我淞沪支队浦东部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横扫敌伪,先后攻克了南汇县城、大团镇、六灶、新场等大小据点,并在大团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张桂芳。浦东平原基本解放。

8.重固会师和北撤

正当我们淞沪支队在上海郊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新的转折。8月下旬,日本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我华中区新四军军部发布了:应即接收敌占区各级政府,建立民主政府,正式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下山来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了。他一方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迅速将部队空运到杭州、嘉兴、上海一线;一方面于1945年8月20日,任命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些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摇身一变又成了堂堂的“国军”,继续与人民为敌,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多久又给华中局发来电报:根据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决定长江以南的大城市不作占领。8月21日,中央电报说国民党已空运部队占领了上海,中央决定停止上海起义。同时,国民党部队已到了杭州、海盐、海宁一线,估计我们很难北撤,所以又决定浙东部队主力南下,与浙闽部队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

为了争取国内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谈判。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精神,9月16日,中央给华中局来电,说江南部队有转移去江北的可能,要求立即控制北上通路,准备适当时机渡江北上。9月19日,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9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秘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全部北撤,越快越好。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对北撤作出了具体详细指示,明确浙东纵队各路大军集中浦西青浦重固,然后越过沪宁线,渡江北上。

关于北撤的情况,我是后来听顾复生等同志介绍了解的。

中央对部队北撤有指示,要求我们对当地干部和群众讲明白:北撤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是忍痛北撤的;如果蒋介石打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一定会失败。我们离别的时间不会太久,就会回来的。我们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来到,他们对于人民的手段,与日本鬼子一样残酷,必须提高警惕。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欢迎已暴露身份的地方同志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北撤。

浙东纵队司令部和其他支队,由谭启龙和何克希等领导率领,分别向青东重固转移。9月30日,谭启龙同志率区党委、司令部机关和三支队蔡群帆部,从浙江临山下船,渡杭州湾后直接在奉城南门上岸。在奉城,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整,侦察和做好其他各项工作之后,大军便从奉城出发向北,经头桥折西北过泰日桥,到闸港渡过黄浦江,再向西北至青浦观音堂,先与淞沪支队部会合。张翼翔副司令率四支队在姚北庵东、相公殿渡海,于10月1日到奉城。张俊升副司令率二旅于10月3日在杭州湾北岸海宁一带登陆,遭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转移至澉浦,经乍浦至南汇泥城,后坐船直接去苏北启东。10月4日,何克希司令员带副参谋长谢忠良率五支队,从古窑浦上船,渡过杭州湾到达澉浦城,粉碎了先期到达的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冲出重围,尔后会同后续部队从海盐到金山、张堰,再东行到达奉贤的奉城。

我们淞沪支队为浙东纵队大部队顺利北撤,肩负重大任务。张席珍同志率领的浦东部队集中到南汇泥城、奉贤一线,控制杜家行以南、鲁家汇以西的闸港渡口和渡黄浦江的船只,随时接应浙东主力部队和司令部过江。浦西部队除控制了颛桥渡与船以外,还要控制沪杭线的莘庄车站以及沪宁铁路南翔与昆山之间的陆家浜车站,并安排好大军过长江的粮食和船只。为此,华山大队赵熊率一小分队,从昆东路南向北经夏家桥越沪宁铁路、公路,向北经昆嘉之间的石牌到太仓、常熟地区,找到苏、常、太部队及其领导人浦太福同志,传达上级领导关于迎接大军北撤,做好沿途保卫,筹备过长江的船只和粮食等指示。张席珍率领的浦东部队在完成掩护大部队过黄浦江任务后,也到青浦重固与淞沪支队总部会合,随大军北撤。

各路部队在青东重固会齐后,一时,大军云集,盛况空前。10月5日,在青浦重固隆重召开北上万人誓师大会。晚上召开军民联欢会,其场面真比农历八月十八重固的庙会还热闹。当地群众给部队送来了鸡、鸭、蛋等各种慰劳品。刘长胜同志也带了上海代表团前来送行。当天,谭启龙、刘长胜、何克希、陈伟达等同志也与广大指战员一起观看了“调狮子”等文艺节目。联欢会上响彻了“毛主席万岁”、“反对打内战”等口号。接着,部队在蟠龙、观音堂、重固、章堰等地分别召开了辞别大会。会上,对国内形势和我党忍让为国的北撤行动,有慷慨陈词的,有失声痛哭的,也有怒骂蒋介石的。当时,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松江城,侦察部队甚至到了泗泾镇一带。

为安排我部撤离后的工作,淞沪地委和支队部决定:由地委副书记姜杰同志负责与王克刚办理地方党组织的交接工作。上海地下党暴露身份的几十名骨干组成了“工人大队”,诸敏为队长,周克为指导员,也随地委行动。在这转折关头,想不到地委委员陈正之突然走上了逃跑的邪路。他用欺骗的手段,卖掉了昆南区的10余石大米,拿走了100多银元库存,带了老婆逃往上海。昆南县委陈杰、徐永坚得讯后急报地委。陈伟达同志为此写信劝他回来,陈正之答覆说他不做反革命,但也不回地委。后经浙东区党委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陈正之的不辞而别,在我们淞沪地区党内震动不小。说明高一级的干部,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也总是有个别人会经受不住考验,或者落伍,或者开小差,甚至出卖革命,叛变投敌。1945年11月,浙东纵队大军编为六个支队北撤。淞沪支队全部加上地方干部,共1500多人,整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张席珍,政委陈伟达,支队副舒予望。

大军从青浦观音堂经白鹤港大桥到陆家浜过铁路进入苏常太地区,然后从支塘镇到常熟浒浦渡口下船。渡江后经沙洲、东台、盐城,一直到苏北涟水,一支队与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七团,团长谢忠良,政委邱相田,副团长张席珍,副政委顾复生,参谋长曾阿缪。陈伟达同志调一旅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纵队又称“机动纵队”,直属我党中央指挥,纵队司令员是新四军名将叶飞。当时是准备开赴东北,所以也称“远征军”。后来,中央改变原定计划,把这个纵队留在山东,成为陈毅司令员统率下华东野战军的一个主力纵队。作为上海人民子弟兵的一纵七团,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很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在朝鲜战场上两次穿插敌军纵深,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通令嘉奖。回国后,他们又投入了解放浙江岛屿的战斗,在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中,他们作为登陆作战的主力团,打下了一江山岛,使解放大陈列岛战役取得完满的胜利。自然,这都是后事。

大军撤到苏北后,我们部队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同志如张执之、张荣等去东北受训,他们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张执之同志后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9.淞沪支队发展回顾
淞沪支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上海郊区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是在非常艰苦和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她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隐蔽到公开,前后经历了八个春秋。这支部队成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浦江两岸人民的支持和牺牲。她是在与日、伪、顽斗智斗勇,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顽强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用烈士和人民的鲜血换来的。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1937年“八一三”后,在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由周大根、吴建功等同志,发动一批爱国青年,在泥城一带以组训壮丁的名义,筹建地方自卫武装。1938年1月,编为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后称保卫二中队,周大根为中队长,吴建功为中队副,参谋郭君宜,还有六七个教官。部队发展到140多人,组建五个区队。

1938年七八月,南汇县二区区长连柏生,在共产党员王才林、王义生和进步青年林有璋的支持下,创办了壮丁训练班,筹建二区自卫武装。9月,联合南汇北门外五堍桥的游杂武装周毛纪部队,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后称抗卫四中队,连柏生为中队长,王才林、周毛纪(不久叛变被镇压)为中队副,王义生任一区队长,全中队共20多人,到1939年4月,发展到130多人,设三个区队。

1938年夏,共青团员蔡志伦,即蔡辉,在奉贤县泰日桥附近组建了奉贤县人民自卫团。蔡志伦为团长,政训处长由陈静挂名,军训处长由刘仰军担任,鲍季良兼任行政、教育两处的处长。同年秋季,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在青村港四郊建立了三个中队,共100多人。10月间,因“忠救军”三支队与八支队火并,为了保存骨干,党决定奉贤县人民自卫团干部,全部转移到南汇保卫二中和保卫四中,自卫团结束。1938年12月16日,南汇保卫二中遭日军袭击,中队长周大根不幸牺牲,部队受挫,余部40多人,由吴建功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副。1939年5月21日,于陶生、孙云达合谋,以保卫团总部名义,调二中到万祥“休整”,强行缴械。就这样,保卫二中队的干部、战士并入四中。至此,浦东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只剩下抗卫四中这一支队伍。

1939年5月,保卫二中并入抗卫四中后,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队,连柏生为大队长,王才林为大队副,林有璋为军需,沈光中为教官。下辖两个中队。[参见附录(一)]中队各有三个区队,分别由张大鹏、郁德祥、潘林儒、戚大钧、周萍、张席珍担任区队长。1940年3月,日军对抗卫二大队进行“扫荡”,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江苏省委将陈静调离浦东,派金子明担任浦委书记,并将仅有六七十人的抗卫二大队的两个中队,合并为第二中队,张席珍为中队长。5月,我从上海调来浦东,任新浦委军委书记,公开身份为二中队指导员。浦东军事委员会成员有张席珍和周萍。不久,浦东武装由江苏省委划归新四军东路谭震林同志领导。

1940年夏,通过统战关系,抗卫二大队取得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为支队长,王才林为支队副,我任指导员。下辖第一大队,张席珍为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部队已发展到100多人。东路派蔡群帆、林有璋、凌汉祺、沈光中、夏治行等来浦东加强领导,同时调我和金子明、张席珍3人参加江南参观团赴苏北参观学习。一大队长由沈光中担任,大队副由凌汉祺担任,指导员由夏治行担任。蔡群帆接替我的工作,负责浦东的军事工作,任支队教导员。

1941年4月,为了培训干部,又重新组建了教导队,由沈光中担任队长,金榴声任指导员,张政担任区队长,前后共50天左右时间。教导队结业即行解散。一、四两个大队,在充实教导队结业人员后,各扩编组建两个中队。陈友新为四大一中副指导员。

1941年夏,成立了常备大队,共30余人,潘林儒为大队长,下辖若干个中队。

1941年5至9月,五支队的四大队和伪军五十团起义部队共600余人,分批南渡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留在浦东的部队近200人。我从苏北根据地参观学习回沪后,被调到浦西,负责改造浦西的两支武装。金子明和张席珍先后返回浦东。1941年底,我又奉命重返浦东。在浦东部队大部转移到浙东地区的情况下,我把十四、十五两个常备中队,共四五十人,整编为五支队第五大队,周振庭为大队长,我担任大队副。

1942年夏,浦东部队全部撤往浙东。8月31日,我和周振庭率五大队离开浦东,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1942年9月初,浙东区党委要我率11人的短枪队(连我12人),重返浦东坚持内线反“清乡”。年底,部队发展到30余人,仍沿用五支队的番号。重返浦东时,我是大队副,约于1943年的上半年任五支队支队副。

1943年秋,我们五支队主力发展到100多人,整编为浦东支队。我任支队长,姜杰任政治委员,鲍季良任支队部秘书。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英雄中队)成立于同年夏季,中队长翁阿坤,中队副张宝生,张牺牲后李阿全继任,到1944年2月陈友新任指导员,6月由姚三林任指导员;特务中队,又称顽强中队成立于1944年初,中队长赵熊,指导员张正贤。1943年秋,成立西南行动大队,大队副黄志英,共一二十人,活动于奉贤县沿海一线。

1943年冬,杨明德同志打入钱家杰伪军,争取了王利生和潘国平部,队伍拉出来时,王利生同志爱人潘嘉丽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她的哥哥潘国平同志不幸牺牲。后组建了常备大队(中队建制),大队长杨明德,大队副王利生;中队副庄平。

1944年夏初,成立第六中队,中队长倪德庚,指导员徐黎。主力西进时,六中大部分并入泰山部队,留在浦东的一部,扩编为新六中。

1944年夏,张席珍、杜锐调回浦东,张任浦东支队副兼参谋长,杜任特中中队副。后调任作战参谋。同年6月,杨明德的常备大队改编为三中队(紧张中队),调张锡祚任中队长,指导员陈友新,同年12月底,由吴经海任指导员。原常备大队长杨明德调任支队部参谋。此时,支队部已建立了党总支。鲍季良任总支书记。至此,浦东支队主力发展到200多人,并配有电台一部,加上地方武装,约300多人。1944年11月,浦东支队整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我任支队长,淞沪地委书记姜杰兼政委,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处主任,参谋杨明德、江扬、杜锐。1945年1月,上级增派陈伟达、顾复生、余恨生等来浦东,陈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姜杰改任地委副书记兼支队副政委,顾复生任淞沪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余恨生任支队供给主任。

1945年2月,顾复生率42人组成的先遣部队,西进恢复青东游击区。4月,我与陈伟达、曾平率主力三个中队585人挺进浦西。5月,鲍季良率警卫部队西进。淞沪支队西进后,所属主力中队均改编为大队番号:泰山部队,大队长翁阿坤,指导员吴经海;华山部队,大队长赵熊,指导员姚三林;衡山部队(即独立大队),大队长张锡祚,政委雷敏,指导员鞠涛。以后有所调整。浦东地区留下金子明、张席珍、吴建功、陈伯良等继续坚持斗争,下辖新六中、警中、灵活中队等地方武装。原浦西支队下辖的中队由淞沪支队直接领导,有舟山中队、崂山中队、黄山中队、茅山中队、嘉定中队、泗宝中队、昆东中队、昆南中队、淀山湖中队、青东中队。1945年11月我们淞沪支队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我们部队已有1500多人,武器充裕,装备良好。在北撤的时候,我们用船装了一大批武器到苏北,支援兄弟部队。我们淞沪支队的枪支,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共计不少于2500支。我们平时都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其实侵华日军也是运输大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淞沪支队的主力,歼灭了一大批日军和1500多个伪军,策反了数百名伪军反正抗日,成为淞沪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这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军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多数是在浦东牺牲的。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我们部队干部牺牲的数量较多。因为他们不仅是指挥员,而且又是战斗员,在作战中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牺牲的干部中间,团级干部有曾平同志;营级干部有徐黎同志、康则焘同志;连级干部有周清华、陈大刚、许培元、张正贤、张宝生、金镏声、卫民、朱刚、朱良、沈志明、庄明等10多人。现在我们还活着的同志,每想到这些为抗日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这些长眠在浦江两岸的先烈们的英名和他们的业绩,将永垂史册,光照千秋。

第十四章 肃特和剿匪斗争

1.上海养伤

我在七宝负伤后,浙东区党委和支队领导十分重视。开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诸翟镇附近乡下养伤,请了几个土医生,几经治疗没有见效。我躺在老百姓家里,老牛从场上牵过,连牛蹄子的移动,伤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势,与支队部领导商量决定派陈祥生同志用小汽车把我从乡下接到上海医治。他们把车子停靠在青沪公路上。支队部派两个农民把我抬到公路边并送上了车。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裤,只带了一支派克金笔,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便于掩护,负责照料我的陈祥生同志(解放后第一任《解放日报》社社长)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们干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从《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谐音中,随便叫了个“赵全生”,这样也比较好记。到上海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汇东南医科学校附属医院治疗。公开说法是摔坏的。

经过化验,原来我是被敌人用法国造的带毒步枪子弹打伤的。负伤时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浸了浸,翻过公路后又泡了泡,伤口被细菌感染了,一直不能愈合,变成了慢性骨髓炎。医生要我锯腿,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想回部队打仗。

不久我发现,医院里负责打扫我病房的“茶房”,对我非常注意,一连三天都仔细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脸朝外睡,他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我侧身面向里躺着,他来打扫时竟走到我的身边,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对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进来后,对我看得就更仔细了,还故意同我攀谈起来,问:“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姓赵,叫赵全生。”“噢,赵先生!”他说毕,就退了出去。我想这家伙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认识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我估计可能过去被我们俘虏过,后来才改行到医院里当茶房的。这个家伙出去后,就向医务主任报告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新四军,不叫赵全生。”正巧这个科的主治医生是上海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我住院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一听茶房的报告,急得没有办法,也顾不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了,就直接向我讲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并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立即转移。”并叫他马上找关系,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同意后,我被转移到了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里。

唐祖英是红十字会的开刀房护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林镛同志,家住在南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对外说我是她乡下的亲眷,摔坏了脚,来上海看病。她是外科护士,天天给我换药。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伤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声,生怕找来麻烦。唐祖英的母亲十分热情,也主动来照顾我。

但我的腿伤仍然化脓,上海党领导决定我再住院治疗。他们通过关系,干脆将我以国民党受伤军官的身份,送进法租界的上海医院。顾复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护士长。组织上给我开了一个特别房间,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护士,做我的特别护理工作。

上海的医界当时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红十字医院的朱连忠是英美派,宝隆医院外科主任谢家树是德日派。他们在治疗护理方面各有特点。这两派的医生,组织上都请他们给我看过,还开了几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医生开始也讲要锯腿,说这样能保证3个月出院,但我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也是尽量将腿保留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锯腿。为此,组织上不惜一切代价,花一万元伪币一个单位的重金,买来了由重庆走私来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这种药不像现在那样使用方便,那时还要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打针必须由主治医生亲自动手。这种药效果确实很好,打了几针,伤口就停止化脓,慢慢地开始收口了。

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把上海医院团团包围起来。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报告,我也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劝魏不要着急,一面向她交代后事,并把我唯一的财产――一支派克金笔交给她,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万一我出事,就去向顾复生汇报。我自己那时确实毫无办法,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谁知敌人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分赃不匀来找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长姜鹏飞算帐的。姜在接收上海日伪资产时发了横财,国民党军部的一些人因为捞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帐。姜害怕了,装病住进了上海医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层。听说姜后来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时捞到的金条平分之后才作罢。真是虚惊一场。

但我住在这样的医院里,开支实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个连一个月的供给。我们部队正在发展,经费很困难,自己负了伤还要组织上花那么多钱,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个无产的劳动者,却偏偏要摆出一副阔老爷的排场。同志们来看我,必须手持鲜花,有的还要汽车进出,如果是女同志,还要特地烫了发来。对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很大,内心很不安。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

在发生了上述那个情况之后,组织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腿上的夹板还未拆除,但撑两根拐杖可以走走。临走时,组织要给我一些钱,我坚决不要,又要我带只热水瓶,我也没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苏北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定要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站岗时才能出去,还必须直接送到吴淞海关,到了那里又要有我们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应上船。上海地下党安排得真是万无一失。他们派了龚定中同志负责护送。龚通过关系借到一辆有军统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了武器一路护送。与我同去苏北的还有两位上海女青年,是参加革命的姐妹俩,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组织分配她们到苏北部队做医务工作。我们经吴淞口到苏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陆。我们上了岸,老龚把我们交给交通站后,就返回上海。

我从1945年8月负伤,送到上海,转移到苏北,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到苏北时,已是1946年的初夏,麦子也已登场了。

2.北撤途中的艰辛

接着,在组织安排下,我被担架抬着,从季家市出发,经水陆交通到达淮安。在淮安,华中局联络部长杨帆接待了我,并将我安排到淮安伤兵医院。

从此,我拖着一条伤残未愈的腿,开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艰辛的长途跋涉。我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我们的这支队伍和滋养我们的人民。

淮安伤兵医院设在一所破庙里,用木板在下面垫上几块砖头就算是床铺了。医院设施和生活、卫生等条件都很差。住在那里的伤员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着便衣的。伤病员们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没有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恶化了。经过几天时间,与伤员们接触交谈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从游击区出来的,出于阶级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爱精神,那些轻伤员们主动帮我打饭,扶我大小便。这时,姜杰同志调在华中局工作。他是张鼎丞的秘书,知道我住在淮安伤兵医院后,就特地来看望我。他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向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汇报。不久,我转到了湖心寺的和平医院。

湖心寺位于运河的西岸,是一所很大的古刹,树木成荫,花草丛生,环境清静优雅,这在苏北来说是很少见的。宋庆龄支援我们的和平医院,就设在这里。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一架爱克司光机还放在淮阴。我在和平医院又开了一次刀,伤口慢慢地好转起来。那时,我一直要求归队。因为伤口快要收口,组织上就同意了,并且对我说,谭启龙同志的爱人小严要到部队去,等她车子来了一起走。这样我就出院来到了淮阴华中局招待所等她。我住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小严的影子,就去询问。他们说小严已经走了。我坚持要领导想办法送我回部队。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说服我,并安排我在淮阴住下。组织上给我派来了通讯员龚守财同志,照料我的生活。后来他一直跟着我到了胶东。

那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和平已经确定,中央要搬到两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还有的说,部队要整编,编余下来的组织屯垦师,伤员要复员回乡;后来又听说情况变化,中央不迁移到两淮来了。为了保存干部,华中局成立了高干疗养院。我也转移到了高干疗养院。原浙东三北办事处主任金如山、胡奇夫妇在这里负责。

高干疗养院设在淮阴和淮安中间的农村,总共约20人,都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伙食标准较高,有时还能吃到一些海参、开洋之类的补品,生活上又有通讯员照料,日子过得不差,伤口也收了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上级决定疗养院北撤。村政府给我派来了担架,抬着我朝临沂方向一路追上去。

给我抬担架的民夫年纪较大,因为年轻力壮的都先派走了。我看他们走路艰难的样子,实在不忍心,要下来自己走。但他们怎么也不同意,说你是为穷人负的伤,抬你是应该的。

这样一直抬到了前站,可是前站接待的人也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这两个民夫真好,他们又接着送我一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要下来走。开始走一阵还可以,但路一走长,拐棍把腋下皮磨破了。民夫发现我腋下在流血,看到我这个样子,再也不让我走了,决心一直送我找到高干疗养院为止。这两位民夫的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直到今日还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撤退途中,我还碰上两副落伍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叫王一凡,一个叫舒诺。他们都有警卫员,又有东西吃,一路上我们三副担架同行。他们很同情我,生活上还主动照顾我。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有肺病,因为我的抵抗力好,所以没有被传染上。

当担架抬到接近临沂时,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说,我儿子建华的板闸托儿所流动到了废黄河边上,无人照顾,看样子托儿所要撤销,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归“庙”,要我到那里去领。我就叫通讯员去打听,可是这个通讯员出去转了一转,就回来对我说没有找到。

担架一直到了临沂东北莒南附近的道口,终于找到了高干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姜杰也来疗养了,就与老姜住在一起,生活上更有照顾。老姜买点东西,总要分一些给我。我见他身体很虚弱,也不忍心,常常婉言谢绝,但总是推却不掉。

那时,张席珍同志正在日照抗大学习,他知道我已到山东解放区,于是骑了一匹马,一路上寻找过来。跑了200多里路,终于在道口找到了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他拿出身边的全部积蓄,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他见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过,其实我的真正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还可以单独走走,精神上已好多了。张席珍同志拿出一只我在支队部用的私章,交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作个纪念。因为张席珍同志要学习,第二天就回去了。想不到这次与他分别竟是诀别。1948年4月,在豫东睢杞战役中,张席珍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被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身亡,光荣牺牲。张席珍同志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党与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

这时,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建华在新安旅行团。没过几天,我爱人潘兰珍找到孩子后,给我送来了。兰珍从香港到上海,就回到了常州老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1945年3月,我要她来浦西参加革命,在观音堂做地方工作。她也把当时五岁的建华带到了部队。刚来部队二三个月,我在上海七宝负 伤,我们又分离了。我由组织安排到上海养伤,她就带着孩子随军到苏北解放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在前线抢救伤员。那时候革命第一,前线第一,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后来交给了部队托儿所。她把孩子找到时,建华身上一身虱子,送给我之后,说前线紧张,转身就赶回部队去了。

临沂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睡的床只有个木头架子,中间用绳子一穿就成了,吃的是些土瓜叶包的饺子和杂粮做的煎饼,用水也很困难。我们疗养院有伙食单位,可以自己烧菜,在那里我还吃到了很好吃的山东大白菜。

不久,形势紧张起来了,又继续北撤,过青州到了胶东。这时,高干疗养院的队伍不断扩大,还有家属孩子。疗养院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有马。我是从上海来的,没有这些装备。因为姜杰同志先走,把马与饲养员都留给了我,所以我的队伍也扩大了,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与孩子,还有通讯员、饲养员。

我们住在胶东牙前村里的时候,有一批救济物资,有单位的干部都由单位派人送来。当时老姜还在,一定要优待我,我也不忍要他的东西,经再三谦让收了点奶粉。谢飞同志因在浙东工作过,知道我的名字,当她晓得我住在这里,也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这时,疗养院已经不起火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或自己起火。

形势更紧张了,连胶东也不能住,上级要我们全部撤往东北。老姜他们先走,从烟台下海去了旅大。可是等我们要走时,烟台已经不能走了,就走威海卫。不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威海也不能走了,就转向荣城下海去旅大。在经过文登县七里塘时,遇到一个露天温泉,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洗了个温泉澡。在这个地区,男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抬担架的是些青年妇女,因此规定5公里为一站。胶东是个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住的那一家房东老大娘,在我临走时,送了好长一段路,还把熟鸡蛋送给我,我坚决不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将鸡蛋塞进了我的担架,直到后来才发现。

北撤途中,那种革命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是永远难忘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养好伤,重上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得解放。

3.荣军工作

我们从荣成向旅大撤退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间行船,还必须把灯全部关掉。结果我们的船偏离了航向。在朦胧夜色中,看到陆上一片灯火,大家以为已经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了解,才知是旅大与安东之间的篦子窝,我们只好登陆待命。后传来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旅大,改向安东。于是走陆路向东直抵安东。在安东,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华中一批荣军(即负伤的荣誉军人)也来到安东。

那时,安东荣军正在闹意见,华中的荣军也为给养、待遇等问题有不少意见。当时条件艰苦也是事实,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还没有烤火设备,发给荣军穿的只是胶鞋,冻得难熬。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驻东北第十四荣军学校。上级派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孟东坡同志来找我谈,要我出来工作。那时我伤情还不太稳定,有时要发高烧,但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就同意了,担任了第十四荣校校长。带华中荣军到安东的高杰同志任政委,温盛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华中局驻东北第十四荣校,有好几个大队,1000多人。

后来,我们十四荣校乘专列,经朝鲜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经图们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仅准备了大量车马担架,而且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荣军一下车,就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大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迎华中老大哥”、“欢迎战斗英雄”的口号响彻一片。这样,我们华中荣军的荣誉感也上来了,队伍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些同志不要车子接,不要担架抬。如特等残废荣军韩二辉同志,双腿被锯掉了,用一双手撑到宿营地,表现出革命军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华中荣军的模范行为也感染了东北荣军。在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新华社驻浙东分社社长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厅当厅长,还有南汇乔陈家宅的乔新根同志,他原是张席珍同志的警卫员,也在这里工作。他乡遇战友,大家分外高兴和亲热。
几天以后,我们华中第十四荣校又乘车转移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搞过“机器杀人”,在郎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我们组织荣军参观过。我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党组织调我担任荣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主任,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

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东北军工部,给何长工部长当机要秘书。何部长对干部很关心,我在七宝负伤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在他的关怀下,经过医治才得到基本解决。我负伤后脚板和小腿长期上夹板。伤口好转后,小腿不能弯曲。这样,两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两根拐杖撑着走。在哈尔滨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他给我发炎的伤口又开了刀。我与他们商量能否设计一个器械,把僵硬的小腿关节通过牵引重新弯曲过来。我自己还设计了一个草图。他们就按图搞了一个器械,通过器械牵引逐步把膝关节弯曲过来,双脚能够落地。我终于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南下来到了沈阳。现在我所用的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沈阳时的战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从山东的青州(现益都县)驻地发来电报,调姜杰同志与我回华东工作,这样我便南下到华东。1949年4月,我赶到南下干部集中地临城。南下班子已组织好,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从后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车往前赶,直到长江边。从扬州渡江,过江后在无锡找到苏南区党委,先碰到顾复生同志,经介绍见到了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原来我应该是直接去上海报到的,但他们说,上海郊区是苏南区党委管辖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我想干革命到哪都一样,就留下来吧。这样,解放上海时我到了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松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红军干部,后来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我到达松江军分区不久,我爱人潘兰珍同志随十军团到福建工作,组织上把她调来松江。她在山东道口与我分别后,一直战斗在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西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过好几个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个老模范,一等功臣,很早就转业了。我的孩子建华,跟随我们走南闯北,在部队上托儿所,进学校,从华东保育院到新华小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淞沪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后,成立了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军分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当时首要任务是开展剿匪斗争。范围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九县即当时的松江专区。

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人民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颁发布告,号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军队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务。

这一带匪情我原来是有所了解的,但1945年我离开淞沪地区4年多,情况有很多变化。解放军渡江后,这些残匪,一部分逃到台湾,一部分带了武器窜到沿海岛屿,与我们隔水对峙。这些匪徒勾结陆地土匪,进行骚乱抢劫活动,破坏性很大。剿匪斗争和过去打游击不一样,我们现在政权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党的政策,彻底清剿。

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被迫、被骗为匪者,只要能脱离匪帮,前来登记投诚,一律从宽处理;土匪、特务分子自动密报匪情,率众来归,带枪投诚,或扣押、枪杀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将功赎罪外,亦酌情予以奖赏;凡罪大恶极,坚不悔悟者,定予依法严惩,至于自愿立功赎罪、并见诸事实者,亦给予最后改过自新之路。同时,对匪属和知情不报或隐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务,弃暗投明,前来自首登记,各种枪支弹药缴获不少。仅奉贤一个县,在1949年夏,就收缴了各种枪支283支,各种子弹3300余发。

剿匪初期,一线是野战军,主要对付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武装残敌。二线是我们军分区,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时我们分区的部队也不少,除分区本身有警备团外,各县还有县总队设有独立营。三线是公安部门,主要任务是肃特。我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了确保大上海周围的安全,由上海警备区统一协调,经常召开有关方面会议。那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参谋长林维先和军法处长刘新屏具体负责。我们军分区的剿匪工作与松江专区公安处处长赵一德,经常交换情报,配合得很好。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林有用同志,负责海防公安工作,是个浦东通。以后嵊泗列岛划归苏南行署以后,他专门负责海上剿匪,作风细致,工作踏实。

随着剿匪、肃特的不断深入,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愈来愈尖锐。那时,大陆已全部解放,但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仍控制在敌人手里。大陆的匪首就纷纷逃往海岛,潜伏大陆的匪特因有敌占岛屿依靠,活动也比较猖獗。大陆的匪特被我们搞掉了,敌人又从海岛派遣潜入。我们也改变了剿匪的战术,展开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我布置了一些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这是我们沿海剿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

海岛敌人派遣匪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小股武装匪特偷渡,一是利用商人船只潜入大陆。但不管哪个途径,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电台偷运过来,寻找关系潜伏下来后,再与敌特机关联络。敌人搞我们的情报,主要也通过这两个渠道:一是潜入大陆的匪特,通过电台发送过去;一是利用商人。那时大陆与海岛,红、白两区的物资差价很大,大陆缺少海货,海岛除水产外几乎全缺。我们政府允许经商,既能在经济上进行交流,又可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所以,那些敢于冒险的,或者有一定背景的商人,就来往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生意好做,风险当然也很大。而我们在沿海的剿匪肃特斗争也更加复杂。

针对这一复杂情况,我们因势利导,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派遣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选择那些秘密向我投诚的,又愿意将功赎罪的人员,交待他们继续与敌特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发现一部分秘密敌特电台。然后再把这些敌特秘密逮捕起来,对其中真心诚意悔过自新的,交待任务后再秘密释放,在我们的严密控制之下,继续与敌特机关联系。这像层层剥笋一样,一直剥到敌人心脏内部。当然,这些对象里也有瞒过我们仍在为敌人干事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这些人我们也有办法了解他们的行动。二是利用原伪方头目,把他们的亲信、徒弟派遣到海岛,打入敌人内部,控制和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与大陆敌特的活动情况。如,我们通过蒋树楼的关系,派他的徒弟陆阿二,用假装“潜逃”洋山岛的办法,打入顽匪张熙明部。但这家伙开始还听我们的,后来又死心塌地跟敌人干了。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他窜回上海时就逮捕了他,把他枪毙了。三是利用商人掌握海岛敌人的情况。在这些商人中,单纯做买卖是不可能的。他过去,敌人要做他的工作,探听我们的情况;他过来,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这要看谁斗得过谁。我们的条件当然要比敌人优越,因为这些商人的家眷和财产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加上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及我们政策的威力,倾向于我们的多。我们派遣工作十分细致,应付敌人的内容与方法都作了详细研究和交待,取得很大成功。像蒋树楼这样的人,我们也允许他去海岛做过生意。

在这过程中也有误差的。如杨春法,解放后他潜往海岛去做生意,被海岛的敌人抓起来,几乎被枪毙。后来,认识杨春法的匪特王铁英救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并给他发了一张匪特证件。杨回大陆做生意,敌人的证件被我方查获,把他作为派遣匪特枪毙了。我知道这个情况时已无法挽救。杨春法在抗日期间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工作,他的那个特务“证件”,并不是真正投敌入匪。“文化大革命”后,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予以平反。在当时情况下,发生这种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的反派遣工作,确实做得很成功。敌人派来一批,我们就抓一批,抓住并缴获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敌人和武器。奉贤七仓墩、褚家聚一带的土匪头子黄志明,浦东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这股武装土匪被我击溃。黄志明化装成女人潜伏在上海。后来,我们通过派遣关系把他的秘密侦破,将他逮捕镇压了。

在剿匪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1952年,我也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华东军区出版的内部小报《前线》的第一版。

5.解放嵊泗列岛

1950年6月初,我接到苏南军区刘先胜司令员的命令,要松江军分区配合淞沪警备区九十八师去解放嵊泗列岛。

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的一部分,由嵊山、泗礁和大小洋山等岛屿组成,属江苏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大上海的门户。它是保卫上海的第一道防线,但从清朝一直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在那里设防,只是在吴淞口搞了个吴淞要塞作为所谓前沿防线。日军“一二八”、“八一三”两次进攻上海,都是以嵊泗作为滩头阵地,发起攻击的。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嵊泗,把它作为一艘不沉的“兵舰”,想哪里登陆就可以在哪里登陆。

盘踞在嵊泗列岛上的国民党匪特,大都是江苏、浙江沿海反共反人民的顽匪。像苏北的袁国祥、胡老九,川沙的张阿六(又名张惠方)、张熙明(女),南汇的王铁英、吴桂全,平湖和江浙之间的黄八妹(女)等。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经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审批,由淞沪警备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副司令林维先、副政委欧阳平等具体组织。这次战斗以淞沪警备部队九十八师为主力,松江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那时松江军分区属于苏南军区领导。苏南军区的党委书记是陈丕显,司令是刘先胜同志。

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后,调动了吴淞要塞的部分军舰、炮艇及航务局和水产局的部分船只,组成由30多艘军舰和船只的攻击力量。我通过蒋树楼的关系在浦东请来一批熟悉泗礁、嵊山、洋山水路的船老大为部队领航。

我军是在1950的7月17日同时分路进军的。由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率领的一路攻打嵊山岛。他们这一路在嵊山的箱子岙打了一仗。台湾的国民党立即电告嵊山匪特,要他们坚守住,说将派飞机和兵舰来支援。因此,这些匪特顽抗了一阵。结果国民党一架飞机、一条兵舰也没有来。我部冲上岛屿,全歼匪特。在指挥嵊山的战斗时,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和二九三团团长曾永华、政委边立敬、团政治处主任李平书等,都在“源江号”炮舰上指挥。该舰遭到嵊山匪特的炮击,领港船老大戴阿宝不幸牺牲,还牺牲了1名战士,几名受伤,毁了一门六○炮。

另外两路是,二九四团团长赵克显率该团三营负责解放大小洋山。我和师政治部主任寿文魁率领指挥所、警备司令部侦察处长李乃文、师后勤处长李级三和作战参谋孙廷桢等带领二九三团三营负责解放泗礁。泗礁是个大岛,原来我们估计上面可能有较多的匪特部队,我们的兵舰开到泗礁时,见岛上有人走动,就用机枪扫了几下,结果没有遭到还击。我们上岛后,一部分顽抗的土匪被消灭,其余多数被活捉了。实际上有些匪特,得知我们要去解放嵊泗的消息后,已跟一些国民党残匪,逃到台湾等其他岛屿上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死顽分子和没有办法逃走的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共俘虏匪特390多名,其中“牛毛司令”就有十几个。这些俘虏经军管会预审,全部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交各县地方政府惩办,大多数被判徒刑,个别罪行严重的首犯被处决。匪首王八妹、张阿六、袁国祥、贺老九等都已经逃跑,他们都有机帆船,一看大势已去,丢下徒子徒孙,扬帆而去。贺老九的这一小股土匪,1962年再次窜犯大陆,在盐城沿海一上岸就被我们全歼了。

嵊泗解放后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鲁突,副主任是我和寿文魁、边立敬。3个月后,鲁突、寿文魁率九十八师回上海,由二十四团来接防。嵊泗列岛由苏南行署划为特区,我任特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办公室设在菜园镇。我们在原来办事处的基础上,增派一些同志,由陶清任公安局长,还有江革、李华等组成地方领导班子。并派二十四团政委丁力负责地方工作,从二十四团抽了一些同志,进行乡镇和村的政权建设,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1951年,美国侵朝司令麦克阿瑟竟把嵊泗渔场划入所谓“麦克阿瑟线”内,我们不承认这条线。日本人也垂涎三尺。日本人到我国领海来捕鱼,我们就把他们捉住,扣留渔轮,人放回去。每捉一次,就向日本当局抗议一次,直到他们承认错误,我们才把渔轮归还他们。驻防的二十四团改编为海军后,建立了嵊泗海军巡防区,坚决保卫我国的领海主权。
嵊泗列岛被人称为“金银岛”。嵊泗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盛产带鱼、黄鱼、鳗鱼、海蛰等。在反动派统治下,这里的渔民却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岛上的渔霸称为“柱首”,他们与海匪、官府、商人勾结起来,控制着全岛的一切权力和资源。他们开的渔行,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一到渔汛立即杀价,廉价收购。他们开着店铺,什么油、盐、酱、醋、米、烟、酒、茶、布、柴,都高价出售。大陆上的投机商人,也纷纷赶去,用各种各样的花招盘剥渔民,甚至连妓女也带到岛上。国民党的这个税那个捐的,也不断地敲诈着渔民。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渔霸的利诱威胁,封建迷信的束缚(渔民信奉“龙王爷”),渔民们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我在岛上,就从发动渔民开展反霸入手,进一步肃清岛上残余的匪特。开始,渔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热情相待,主动接近与关心他们,通过个别串连,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又从大陆派来一些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凡事“诚则灵”,在我们的感召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斗倒渔霸“柱首”,挖掉渔民的穷根,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海上剿匪取得了全面胜利。

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我们部队一上岛,就在那里带头打井和开荒种菜,发动渔民生产自救,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地方政权建立后,把没收渔霸的财产分给贫困渔民,修复破旧渔船,发展渔业生产。还建立了商业网点,公买公卖,这样使广大渔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我在岛上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潘兰珍同志也随我在驻岛医务室工作。

6.彻底清剿太湖土匪

嵊泗列岛海上剿匪斗争结束以后,我奉苏南军区之令领导太湖剿匪指挥部的工作。那时,已是“三反”、“五反”时期了。

太湖地区的土匪,十分复杂,源远流长,在旧中国一直是一大患。国民党反动派为剿匪也专门成立了水上警察厅,但结果是官匪勾结,越剿越多。抗日战争期间,太湖有我们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前后领导人为顾复兴、薛永辉,也有“忠救军”和地方恶霸土匪。全国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太湖为依托,勾结湖匪恶霸,残害百姓,抢劫财物,妄图东山再起。大军南下后,就开始了太湖的剿匪工作。在我来之前,沿太湖的各军分区已经消灭了多股顽匪。如1949年5月,苏州、无锡刚解放,二十四团在吴江震泽一带,消灭了惯匪张本为头目的30多人的武装土匪。

开始,剿匪工作由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军分区分别进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成果不小,但一些顽匪仍有隙可乘,他们到处流窜。特别是那些小股顽匪,隐藏在群众中。太湖附近的一些老百姓,为了免受匪患,也不敢得罪他们。有时匪民混在一起。因此,虽然面上扫清了一些明目张胆、穷凶极恶的土匪,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和一些隐藏很深的土匪,仍然未能受到彻底的打击。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说:“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老百姓还是怕土匪,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有力量彻底肃清太湖土匪。

为彻底解决祸害百年的太湖流匪,保护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上级把环太湖的七个市(县),成立统一指挥的苏南军区太湖剿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行政上还单独成立震泽县,所辖范围为太湖湖面、岛屿和沿湖的港口码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队,派了黄、李两个参谋,一部电台,三条机帆船。总指挥部开始设在吴县光福镇,后来移到吴县东山镇。遇有重大围剿任务,可以随时请调地方武装配合。

当时,太湖匪情有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番号的匪徒,有六七股;还有一伙“水浒帮”。这些土匪成份复杂,流动性大,出没无常,基本上以太湖为基地,也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我根据嵊泗列岛剿匪和反霸的斗争经验,以军事围剿为后盾,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和政策攻势,保护群众利益,孤立顽匪。

剿匪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真正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剿匪一开始,由于匪首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不大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抓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政策攻势,或严惩或宽大。党的政策威力一经发挥,广大群众就觉悟了,首匪和追随者就分化了,民匪也分离了,“老黑鱼”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地方政府把太湖里的渔民组织起来,各种船舶统一登记注册。在苏州胥口、宜兴周铁桥、无锡独山门等通往太湖的重要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船只严加检查。同时要求参加剿匪的战士,都要熟悉渔民、船民、农民、商人的特点和土匪的特征。我还专门给战士上课,讲渔民的脚与一般陆地上劳动人民的脚有什么不同,脸的皮肤有什么不同,要求战士仔细分辨。对于既捕鱼又当土匪的“水浒帮”,只要不是政治性的和犯有严重罪行的,以教育为主,一经查获,登记管理,给予改过自新机会。严加控制太湖里的五帆大船,因为这些船只以湖为家,流动性大,很容易隐藏股匪。对为数众多的小网船,我们动员渔民陆地定居。在沿太湖划出地段,建立行政管理区。这些组织措施,为我们以后有秩序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通过一年多艰苦细致工作,残留小股土匪一一落网。我们消灭了多股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残匪,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有个匪首绰号叫“小豆腐”,他原是太湖游击队薛永辉司令手下的一名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革命,沦为湖匪,罪恶累累,手下有三四个人。“小豆腐”本人隐藏在吴县阳山一带,作案却在太湖地区。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匪徒的老底就一一暴露,无藏身之地,最后全部落网。匪首“小 豆腐”被地方公安部门擒获镇压。太湖剿匪完成后,震泽县也随之撤销了。

太湖剿匪结束后,我到了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校长,校部设在现无锡市委机关的所在地。下设江阴、教育学院、亭子桥和常熟四个分校。到这所学校来的,从排级到师级,哪一级干部都有,而以营、连干部为最多,团级干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速成中学结束,学员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留下的师资队伍,由速成分校校长胡辛石等同志负责,后成为组建现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基础。

1954年,我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经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同意,转业到了江苏省工业厅。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工业厅党组成员,后任党组书记,也是江苏省委委员。1958年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和轻工业厅,我任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2月,我调任苏北,任盐城专员公署专员、地委常委,因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脚又不方便,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67年2月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5年11月江苏省委领导决定我离开领导岗位,1982年正式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