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对国民党军的策反策略
作者：班布日 张玉龙
［摘 要］ 在中央苏区时期，面对着敌强我弱的态势，共产党运用诸多策略对国民党军士兵进行政策宣传和策反，并一次次取得成功。这是苏区时期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队保存自己的重要手段，也是红军发展壮大与苏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 策反 策反工作 策反策略
运用灵活有效的方式对敌军进行策反，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复运用、屡见奇效的斗争策略。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对国民党军开展的策反工作即为一典型的例证。一定意义上，它既是瓦解国民党军，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也是红军发展壮大与苏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关键所在。然遗憾的是，在相关的研究性的文字中，却对此殊少论及，有之亦仅提及而已。［1］基于此，本文拟对此做一简要勾勒。
一
自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清党”后，共产党武装及其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即成为其急于“剿灭”的重点对象。迄至西安事变爆发前，这种拉锯式的“围剿”与反“围剿”成为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对共产党而言，面对强敌环伺，除依靠自己与日益觉悟起来的苏区民众力量，打破敌人的封锁与“围剿”，发展壮大自己外，充分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对其实行分化、瓦解甚至争取部分敌军的反正显得尤为重要。自井冈山时期起，对国民党军与地方土匪势力的策反工作便一直是共产党对敌斗争的重要一环，并针对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各种矛盾（中央军与杂牌军、杂牌军与杂牌军等），逐渐形成一套灵活多变的策反斗争策略。通过打入敌军内部成立地下党组织，策动国民党下层军官和士兵反正即为其中最主要的策略之一。早在1927年11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信江特委的指示信——军阀混战的形式与信江苏维埃区的任务》中，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策略制定：“最好使红军兵士假装难民投入敌军去当团丁，乘机宣传鼓动或诱致敌军中的兵士团丁到红军来，宣传说服他们再放回敌军中去鼓动兵变和逃跑或倒戈。”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每次“围剿”，国民党军和红军的力量对比，都极为悬殊。 1930年10月的第一次“围剿”，国民党出兵10万，红军方面只有兵力4万人；1931年2月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出动20万军队，这时的红军迎战人数是3万人；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国民党30万人，红军兵力是3万人；1932年底的第四次“围剿”与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分别调集40万和50万兵力，中央红军虽经扩大，总兵力也不过12万人。至于武器装备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针对这一情势，中央苏区在积极做好军事反击的同时，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也紧锣密鼓。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江西省行委发布的第十一号通告《加紧团的工作号召广大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与团目前的工作》对于派遣干部到国民党军中进行工作有详细指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敌人的下层群众一切的白军弟兄都是被军阀的欺骗胁迫而来，一切军饷待遇非常苛刻，士兵特别动摇不愿意干，加以在赤色区内一切军需问题缺乏，赤色群众的威迫，更是恐慌动摇不安，所以我们要使敌人的部队更加快的崩溃瓦解，以便我们一鼓扑灭……”［2］(P75)这样的策略，在中央苏区之外有过成功的尝试。如1929年12月11日，广西警备四大队在百色起义成立红军第七军，1930年 2月1日广西第五警备大队在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1931 年2月15日,“在共产党员魏孟贤等领导下, 驻六安国民党岳盛宣部第四十六师二七二团第一、三营士兵起义, 摧毁县政府, 打开监狱救出革命者和群众。起义胜利后, 编入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3］而在中央苏区，是策动原西北军的二十六路军起义，组成红五军团。1931年2月，蒋介石派遣二十六路军往江西“剿共”，二十六路军官兵大都心怀不满。共产党乘机派遣刘振亚、袁汉澄、王超和李肃等人进入二十六路军发展党员，组织兵变，秘密发展赵博生、王铭五、王振铎、孙步霞、杨元、李秉仁等二十多名秘密党员，成立了地下特支。频繁在部队中进行红军政策宣传、煽动官兵对于蒋介石的不满，终于促成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暴动。在总结宁都起义经验时，亲历其事的袁血卒回忆总结出7条成功原因，可分为四个方面。［4］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内部的各种矛盾，并使之放大，为我所用。例如，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旧部，在河南西北军与蒋介石血战八个月，积恨未消；另外，二十六军内部将校团派与士官生派之间的矛盾，二十五师与二十七师之间的矛盾，七十四旅与七十三旅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加上高中级军官都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不满，都想从士兵身上贪污点钱，留作后路，这样反过来又加深了官兵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见，建立组织、宣传政策、利用矛盾、煽动不满是策反工作的重要手段。除宁都暴动外，因彭加伦的工作，原属滇军的国民党第三军十二师六十八团于1930年在赣州暴动，成为红军二十二军特务团。［5］(P218)所用的方法也大体相同。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军阀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日趋激化，直接导致中原大战、两广事变、福建事变等重大军事、政治事件。红军利用蒋政权与地方军阀的矛盾，一次次促成非蒋嫡系部队的起义哗变，为红军补充了大量具备专业军事素质的有生力量。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作《回顾湘赣苏区工作》的总结时，对于国民党军队对于红军起到的作用给予肯定，指出旧的军队暴动是红军发展的两种形式之一。
二
对于整支国民党军队的策反，一般难度较大，必须有倾向革命的军官配合才可能成功。而即使是与南京政府有深刻矛盾的部队，在红军还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完全反正也有困难。因此，红军最重要的策反是对于一般国军士兵的策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兵运动”。这方面的策略一般为两种方式：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用标语口号等方式对国民党军士兵进行宣传。
中共中央一向非常重视俘虏工作，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对于俘虏宽待便是既定政策，据何长工回忆，“主席上井冈山以后，就提出了宽待俘虏这样一个政策（在遂川时我也听到对于俘虏不能杀）。那时，俘虏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就欢迎当红军。当然，对于一些兵痞，我们是不要的，对他们做过政治工作，进行宣传教育后，发路费让他们回家。”［5］ 第三次反“围剿”时，苏区中央局下达《特别紧急通知“动员”准备第三次战争的问题（1931年7 月4日）》，战争还未开始，便预先要求“对白军俘虏兵的工作应发动群众沿途向他们作宣传鼓动工作，并要送茶送粥饭给他们吃，不要存有一种厌恶他们的心理。”［6］(P67)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有了明文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中指出： “战斗捕获的俘虏士兵，各作战地域指挥部应有计划的首先进行政治的鼓动和宣传，放还一部分回白军白区中去，起瓦解敌军的作用，留一部分好的补充，但须实行分编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教育，并注意考查。”［7］(P43)即使是在游击战中，如何对待俘虏也有专门政策。1934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在对游击队的组织、任务、发展、战斗等等作出详细规定之外，还专门指出“关于处置俘虏，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应把重要的及为士兵所痛恨的俘虏官特别是法西斯蒂清出，立即枪毙；俘虏士兵则向之作简短讲话立即放走。在苏区边境的游击队，则将俘虏带回后方处置。”同时，还要“正确的待遇俘虏士兵，如对俘虏士兵不搜他们的腰包，不没收他们的衣服用具，给他们以好的宣传鼓动，可能还发给他们以路费，欢送他们回去传播游击队的革命口号”。
红军的俘虏政策，对于瓦解国民党军斗志起到了很大作用。袁血卒便提到，红军的土地政策，官兵平等，苏区内婚姻自由以及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二十六路军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农民出身的士兵吸引很大。对比之下，二十六路军中，由于军阀的层层剥削，克扣军饷，士兵非常苦，水土不服，官兵大量死亡，军心一片动摇。［4］红军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影响，除了地下组织的活动外，红色区域的标语口号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围剿”中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后二十八师）师长的公秉藩在回忆时提到：“有的士兵说，听说前头部队交了枪，师长被俘虏，就没放一枪，他向红军缴械还请红军闻闻枪口，没有火药味。红军对他们很优待，发给两块花边（白洋），让他回家。”［8］(P48)第三次反“围剿”时的被俘国民党士兵，甚至已经到了习惯于被俘的状态：“后来的俘虏在看见我们宣传员与他们打招呼时，当前的一名，远远地而且很滑稽的高叫着：‘同志！咱们又缴枪了。’这个‘又’字是多么耐人寻味的写意字眼啊！”［9］（P230）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会有怎样的战斗力，被俘的越多，受到感化和宣传的越多，这又使得不愿作战而被俘的人数增多，如此循环，国民党四次“围剿” 的失败并非偶然。
但被俘虏，毕竟对于国民党士兵心理会有阴影，即使参加到红军阵营，也会有非自愿的感觉。因此红军也非常注重在战争当中对国民党士兵进行宣传，这主要依靠口号和标语。口号和标语一般是在红军诱敌深入时，给予国民党军队心理上的压力。口号一般都编得琅琅上口，简短易懂，深具煽动力。例如，提出白军士兵与红军是一家人：“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军官来当红军；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的，不要替军阀杀工农；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或是挑拨国军官兵关系： “白军兄弟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白军弟兄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或是宣传红军的官兵平等和优待俘虏：“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红军中薪饷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10］(P145)还有类似的歌谣，朗朗上口，一看之下，便印象深刻：“白军士兵弟兄，多是工农出身。受了军阀压迫，开来进攻红军。长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残杀自己兄弟，究竟为谁牺牲？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克扣干净。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未上身。受尽长官打骂，当作牛马畜牲……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怨。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快把枪头调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11］ 国民党军一旦进入红色区域，立即陷入标语口号的漩涡之中——“对白军士兵的标语歌谣等各地应普遍的张贴涂写，特别是在敌人必经之地要满壁写满，同时要注意技术上的进步，写得要通俗正大，使敌人一看便知”［12］。国民党军官对于这样的标语攻势深为恐惧，公秉蕃回忆参加第一次“围剿”时提到：“新第五师第九旅旅长王懋德对我说：‘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了。’”［8］(P228)
战争不仅是武器、战术的较量，更重要的是士气的比拼。放回俘虏是为了进行宣传，而标语口号是进一步宣传，国民党军士兵动摇，军官惧怕，战斗力大打折扣便是必然的了。
三
利用俘虏和标语对国民党军作宣传，进行策反，虽很见效果，但毕竟是间接作用。国民党军的军官为了避免这些影响，也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对付。如拒绝俘虏兵归队，见到标语便涂抹掉等等。而进入红色区域，因为后勤等问题，与苏区群众接触是无法避免的，红军便利用群众，尤其是妇女、儿童对国民党军士兵进行政策宣传和策反工作。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1月24日发布的《紧急通告（密字第三号）——指出过去对战略运用的错误，反对退让逃跑，采取坚决进攻策略消灭敌人》中，针对国民党军已经到吉安、吉水、永丰城的情况，提出“我们要立即派遣可靠的活泼的小孩子、妇女到吉安去，依照省政府所指出的方法切实进行，尤其是吉安、吉水、永丰更要加紧，不要丝毫放松”的策略。所谓“省政府指出的方法”是指江西省行委11月24日发布的《通告（第 11号）——加紧团的工作号召广大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与团目前的工作》所提出的“在敌人进至赤区后，应有组织的派儿童做小贩与士兵接近谈话、唱革命歌曲等，并侦探其一切消息，因为儿童敌人不注意，而儿童年幼小，敌人喜欢和儿童接近（特别是士兵），这是非常有效果”。这是掌握成年人对于儿童无戒心和喜爱儿童的心理所制定出来的。另外，“白军士兵运动这项工作在目前的阶级决战的当中，诱敌深入消灭敌人的条件之下是瓦解敌人，消灭敌人，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之一，而且这项工作特别是妇女能多有办法和机会去进行，因为敌人进至赤境男子都要跑了，只有妇女才能在家里或公开住，这时候妇女群众就应该利用卖小菜小物或替白军洗衣等，去接近他们谈话借以宣传，使敌人队伍无形中动摇恐慌而投降红军”，这样的策略，则是针对国民党军士兵常年离家，喜爱和妇女交流的心理制定出来的。反映这方面的策略的文件还有同年12月1日的《紧急通告（妇字第一号）——在阶级决战中妇女应做的工作》，其中特别向妇女讲授如何接近国民党军士兵：“如敌人到了赤色区域的时候，那做士兵运动的妇女群众即分途出发做士兵运动，设法与士兵接近，其开始的谈话可向白军士兵说他切身痛苦，譬如问他你讨了老婆没有？你出去当兵有钱寄回到家里么？你们的饷银是不是被官长克扣了?说到这里，他们表现好时，我们就接着说，你们官长打仗要你们打前头，饷银又被他们克扣去了，你们在白军里当兵有什么好呢？你们岂不是同他们送死吗？这有什么趣味呢？不如大家来红军中革命，把军阀消灭，你们的父母妻子才有好生活过。”
妇女儿童进行的策反工作，其影响比俘虏和标语口号宣传更为让国民党军头疼，1931年6月11日至14日的《大公报》所刊登的《赣匪今昔》对于红军策反手段有过评述，虽有当时的痕迹，却能够表现策反效果：“……如果军队是劲旅的话，赤匪是不肯也不能蛮抗，而用宣传的方法：（一）……（二）指示无耻妇女……，坐枕头上之宣传。（三）……”1932年4月8日上海一部分外国新闻记者与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五个伤兵的谈话中，士兵们提到“有一次我们在一座小山上和红军作战，时间是深夜，我们忽然听到对面山上妇人和女子的喊声：‘你们是劳苦的士兵！劳苦兵士不应该攻打像我们这样的劳苦民众！你们在白军中是忍受着饥饿的，到这里来加入红军，你们有好饭吃，这里还有妇女会慰劳你们！’”于是，士兵中便有人“……投到他们那边去。红军还不时派些女子来，臂上缠着红布，向我们作宣传工作。”［13］
所谓群众战争，除了发动群众直接参军参加战争之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与敌斗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节所举的事例，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强大敌人缝隙中存在的红色区域和武装，仅有革命精神、战斗意志和崇高的理想，虽然能够掀起革命浪潮，但若要长期坚持并得到发展则是很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艰苦的斗争过程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便是逐渐积累智慧、策略和手段，与国民党进行抗争，把握一切条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结果。在战争中充分施展策反策略，对于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其意义至关重要。即使在解放战争中，处于优势的共产党军队仍然为了减少伤亡而一次次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倒戈，使夺取全国政权的步伐大大加快。本文对于策反策略所作的总结，虽是窥斑见豹，但能看到苏区时期红军的种种努力，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红色政权得以长存的原因。○
注 释：
［1］以笔者视野所及，仅有姜大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士兵运动方针评述》（载于史学集刊2006年5月第三期），所论多集中于政策方针，而较少涉及策略，以及刘付春《试论中央苏区时期的统战工作》（载于《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一期），文中论述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仅一段，且未涉及策略问题。另,万焕生的《方志敏开展兵运工作》（载于《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第四期）及徐黎玲的《论鄂豫皖苏区的统战工作》（载于《史学月刊》1998年第三期）也有士兵工作的论述，但言及策略较少，且不属于中央苏区范畴。
［2］《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3］《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边区政治经济情形, 党、政、军工作及工运、妇运、青运情况》，1930年11月。
［4］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见《回忆中央苏区》第238页，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彭加伦：《回忆赣州白军兵运工作》，见《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中央苏区江西省。
［6］《江西党史资料》第20辑：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7］何长工：《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回忆》，见《江西党史资料》第25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地的联系。
［8］《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9］ 公秉藩:《回忆第一次围剿》，见《江西党史资料》第17辑：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C］。
［10］张扬：《十二军参加三期战争的经过（1931年11月6日）》，见《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1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宣传动员令》，1930年11月10日。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1934年11月7日。
［13］李皑：《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的记录（1932年4月8日）》，见《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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