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军是帝国主义武装里后起之秀，兵力不够，故日本军阀也认识到：必须以高度的训练、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为国捐躯的精神来弥补兵力和装备之不足。因此日军比起国民党的腐败军队有着更强悍的战斗力。
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基本作战思想
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日军的作战思想和作战理论，仍然继承了1929年之前颁布的（统帅纲领）、《战斗纲要》、《海战要务令》《步兵操典人》《阵中要务令》等的衣钵。虽然1938年颁布了《作战要务令》，但其基本思想和理论与以往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还是以白刃突击、进攻精神为主，在运动战中把敌人“包围歼灭”在战场上的思想和战法。排战要务令》尽管是日本陆军师及其以下部队作战行动和教育训练的条令法规，视野也较窄，但它的颁发，标志着日军作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是在《阵中要务令》和《战斗纲要》的基础上编纂的，是陆军基本战术的总结、日军基本作战理论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日军作战理论是以《作战要务令》和（海战要务令）为核心，以《统帅纲领》及各兵种操典为补充而系统化、体系化的。纵观这一时期日本军事法规、条令条例、教范及军事学术界主要观点和作战行动实际，其基本作战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作战和战略独立于政略
作战独立于政略和政治而不羁，以及作战至上的思想在日本军队及高层军事决策者中很深蒂固。从大正时期直至昭和年间的《统帅纲领》，具体地论述了把“政略”和 “战略（统帅、作战〕”置于对等地位的“战争指导”观念，而且日甚一日地强调战略、统帅权的独立性，认为作战是进行战争的最重要手段，“因此，作战不但不能单纯追随政略上的方便，而且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保持完全独立而不受制约。”
日军的这种思想渊源于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毛奇，也有日本旧战争观的影响。毛奇主张，开战和情和是政府的事，应遵从政府，但战争一旦爆发，作战和战略就应是独立不羁的。德国毛奇思想的继承者施利芬的为了作战而毫不迟疑地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心和思想，以及鲁登道夫“政治应服务于战争”的“国家总体战”思想较深地植根于日本军队之中。日本江户中、后期的政治家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和史学家赖山阳的根本外史冲反映的历史上的公家和武家对立及武家兴衰史中的战争观，以及把武权和文权看作一辆车的两个车轮的日本武学和武教观，都是日军上述思想和理论产生的基础和根源。1882年的《军人敕谕》就援引了《日本外史》卷一中的文字，宣扬日本军队必须世世代代是天皇统率的“皇军”，统帅权是神圣的，文官不能介入统帅等等。因而日本军队中在作战问题上拒绝政略的指导和影响的倾向日趋严重。明治维新以后，直至日军在二战中惨败的整个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时期中，日本军部和政府间时常在国防方针、军事战略及作战计划等问题上发生龃龉，正是双方激烈争夺领导控制极，把自己凌驾对方之上的具体表现。
二、强调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
出敌不意，达成突然性，以“闪击战”的方式力求在首次打击中致敌于死地，是日军作战理论的核心。《统帅纲领》中认为，“出敌不意，对于奠定胜利基础和取得战果都极为重要。因而必须具备独创的见解和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战胜敌人；必须不断钻研作战经验，洞察未来发展，经常进行必要的有关训练，采取完善的对策，以便先发制敌。”《战要务令》、《海战要务令》均强调“出敌不意”和“先机制敌”的重要性，要求部队必须以旺盛的斗志，神速的机动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占据主动地位。为此，必须隐蔽企图，利用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倒敌人，使之措手不及。
达成突然性，实施“闪击战”，必须具备诸多因素，创造诸多条件。例如隐蔽行动，选择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等。但日军认为，其中重要的是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并与积极的欺骗行动相结合；其次是使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法手段。以此来搅乱敌人，给敌以心理上的打击。
日军历来强调对敌实施突然袭击，打敌措手不及，在敌人还来不及做出有力反应之前，就给故以致命打击，使之丧失续战能力。
日军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更得意于突然袭击，以出奇不意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发起“问击战”，达成作战目的。日军奇袭珍珠港就是上述思想和理论的具体运用，它曾使美军遭到重大损失，而使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处于主动地位。
三、以积极果敢的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消灭敌人
如前所述，达成突然性，速战速决是日军作战理论的核心。为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而“给予这种打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包围敌人，实施歼灭战。”这种思想在大正末期，即20年代中期以前便已形成。1920年日本出版（欧洲战争丛书佛34号（对战争爆发前德军作战计划及马思会战之研究），该书在最后的“结论”中认为，“决战只能依靠运动战”。翌年，在偕行社出版的（歼灭战）的小册子中极力主张日本陆军在作战乃至战略上应采取“歼灭战战略”，而且“在战斗实施的具体手段上，除应实施歼灭战外，别无选择。’他就是说，不论在军事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都必须实施“包围歼灭”。这些观点和论述，对此后日军教范、条令的制定，对B军作战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昭和时期，即20年代中期以后，日军更加强调实施运动战和包围歼灭战，设想“在东亚大陆展开运动战，按施利芬的理论打一场包围歼灭战。”“运动战”、“包围歼灭战”成为日军的一种教义，神圣不可侵犯。1938年颁布的《作战要务令》，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和理论，认为“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在战场上。”在果敢的正面进攻把敌兵力牵制在正面而使之无暇顾及其他的情况下，用于翼侧包围的兵力越大，其包围的成果会越明显。担任包围的部队，必须隐蔽企图，神速果敢地行动，不给敌人以采取对应措施的时机。同时实施两翼包围或实施一翼和背后包围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所以，只要情况允许，就要果断大胆地实施包围。即使在正面进攻中，也要求各级指挥官尽一切手段实施局部包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企图在中国战场上以包围歼灭城消灭中国抗日军队。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作战中，往往遇到在广阔的水网稻田地内依托坚固筑垒的村庄实施防御的中国军队的勇猛抗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转为阵地战，在缺乏弹药和火力支援不充分的情况下实施肉搏式的阵地进攻，付出巨大损失和代价，包围歼灭战的企图和计划遭到彻底失败。
在太平洋战争的马来亚和缅甸等战役中，日军均采用过快速推进的迂回包围战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在战争中、后期，日军不顾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和战场实际情况，仍要顽固坚持和推行这一战法，只会自取灭亡。例如在1944年上半年的因帕尔战役中，日军用3个师的兵力把英军第14集团军迂回包围于因帕尔地区，对英军构成极大威胁。在英军得到加强后对日军发起反击。
日军终因缺乏口粮，后勤补给断绝而陷入困境，对英军的包围歼灭战也宣告失败。
四、强调进攻是摧毁敌战并力的唯一手段
日军历来突出强调进攻，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一切手段，断然采取进攻行动。“情况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也要抓住战机，果敢地进攻，给敌以决定性打击。”实际上是把进攻行动绝对化，把进攻作为至高无上的行动。
日军“进攻至上”的思想和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①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假想敌面前，日本的国力虚弱，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都比不上苏联，因此，日本认为，必须以高度的训练、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为国捐躯的精神来弥补兵力和装备之不足。为此，对军队更加强调精神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的进攻作战中屡屡取得胜利。进攻中国军队这个“弱敌”而取得胜利的作战经验，更加助长了日军“进攻至上”思想和理论的发展。②当时参与编纂日军条令、条例和教范的人，都受到“进攻精神”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他们坚信“进攻和攻势绝对有利”。他们从日俄战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是：精神力和肉搏也能战胜强敌；物质战斗力不足是日本的宿命，不可改变。所以，日军自始至终一直顽固地坚持“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和把进攻绝对化的“进攻至上”的作战思想。为此，日军也对进攻作战行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各种条令、教范中对进攻作战作了具体、详尽的论述和规定，强调进攻的坚决性、不间断性；进攻中的高速度、兵力的广泛和快速机动；超越复杂地形的能力；为夺取和保持主动而实施的第一次打击的坚决彻底性；在行军中的快速性和吃苦耐劳精神；在恶劣天候下发动进攻的能力等等。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前期，日军确实在进攻作战中取得了令其鼓舞的战果，但在后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时，由于长期奉行和坚持重视进攻、轻视防御的作战思想，对防御缺乏精神、物质和技术准备，因而难以有效地组织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成功的防御作战，在这种不得已的防御中，往往不切实际地贸然发动反（冲）击或实施“全体玉碎”式的拼死进攻，更加速了其全面溃败的进程。
五、重视夜战，但慎重实施大部队夜间袭击
日军真正重视和强调利用夜暗发动进攻，奇袭敌人，始自日俄战争。在旧日军各种条令、教范，尤其后来的《作战要务令冲，十分重视和强调利用夜暗接近敌人，占领进攻出发位置，可隐蔽企图，达成突然性，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日军特别重视和强调团以下小部队，主要由步兵用军刀和刺刀实施白刃格斗。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团以下小部队利用夜暗发动进攻，对敌实施突然袭击，已成为日军惯用的战术。日军认为，夜间袭击最重要的是周密地准备，对进攻路线和敌阵地弱点预先进行周密详细的侦察，对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行动时如何克服地形障碍，以及在迷失方向或遇到其他意外情况致使作战和战斗无法按计划进行时，需要采取何种措施，都必须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夜间袭击即使暂时取得成功，也有可能在天明以后遭到对方的反冲击而最后失败。因此，尽管为不暴露企图，原则上进攻发起前预先不实施火力准备和炮火支援；但炮兵必须预先对目标进行周密侦察，与步兵进行周密协调，预先做好天明时进行炮火支援的计划，预备队做好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
日军还强调慎重实施大部队的夜间袭击。认为，大部队夜间袭击难以隐蔽企图和行动，通常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很容易在敌猛烈的反（冲）击下陷入混乱，最终遭到失败。为此，必须根据 当时、当地的具体作战情况，例如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敌阵 地情况、敌戒备程度以及对整个作战的影响等，慎重决定是否以大部队实施夜间袭击。一旦定下决心，为保证夜间袭击取得成功，必须进行周密侦察，预先进行充分训练和预演，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力求一举成功。在旧日军对多年的历史中，陆军只在1904年
8月日俄战争中实施过一次成功的师规模的夜间袭击。此后，直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基本上再未实施大部队的夜间袭击，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在美军开始大规模反击，日军全面败退的形势下，日军开始滋生侥幸心理，不顾甚至违反以往的慎重实施大部队夜间袭击的作战思想，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孤注一掷地以师规模的兵力对美军实施过一次夜间袭击，最后以失败告终。
六、强调无形战并力的威力，鼓吹“精神万能”论
总起来说，鼓吹精神万能，过分强调无形战斗力在战争和作战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根深蒂固地贯穿在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之后数十年的建军史中，到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这种思想在其作战中表现得更明显，也更有所发展。
日本历来认为，精神力量属于一种无形战斗力，过分强调以精神力量为基础的勇敢的进攻，以血肉之躯实施的白刃战，指挥官的意志，统帅之妙和高昂的斗志，是战争和作战胜利之首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思想渊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顽固和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民族主义思想，即所谓日本是“神国”，是“优秀民族”，灵魂是“大和魂”，可得到“天助神依”，“神风相助”，使之“无往而不胜”。二是所谓的“宿命论”，即认为其国力弱，资源贫乏，技术落后，无法同欧洲列强相比，靠物质的战斗力难以取得战争和作战的胜利，只能发挥所谓日本自身在精神上的“固有优势”，才能弥补有形战斗力之不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统治阶级大力强化思想统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军队中灌输“武士道’精神，“忠君爱国”思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的作战行动中，极不现实地强调人的精神作用，甚至鼓吹精神万能论，而轻视防御，贬低物质战斗力的重要性和威力，忽视基于科学判断的作战计算，在兵力兵器等物质战斗力明显劣于美军，完全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更狂热地鼓吹为天皇效忠、献身，“宁可玉碎，决不后退”，积极组织特别攻击队、敢死队，鼓动士兵以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坦克、军舰和飞机。
在过分强调精神力量而轻视物质力量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日军总是企图靠侥幸和偶然性取胜。尽管也偶有成功之例，取得一些令其鼓舞的战果，但这种没有坚实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只能奏效一时，而无法成为挽救其失败命运的永恒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