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论游击战争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徐向前

河北在持久抗战上的意义

平汉津浦两大南北平行的铁路干线,纵贯于河北境内,日寇向中国的腹地侵略,这两条干线,已成为转运兵力的重要枢纽,为牵制日寇的前进,截断日寇的运输,分散日寇的兵力,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

第二,河北有三千万以上广大人口,日寇想实现其“以华制华”〔1〕的阴谋,与应付独霸东亚的大战,是需要大批的中国人民来替他做牛马当炮灰的。最近日寇在河北所占各县,成立伪组织“维持会”〔2〕、“清乡军”〔3〕,并强迫群众成立“护路队”〔4〕等,便是明显的表现。我们为着持久抗战,增强抗日力量,削弱日寇的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也必须要把河北的三千万以上的同胞,推动到抗战的阵线中来。

第三,河北是华北物产丰富之区,不仅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产,而且有居中国首位的棉花生产。棉花是火药制造的原料,也是日本国内特别发达的轻工业——纺织工业的原料,所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打击日寇的资源掠夺上,也是很重要的。

总之,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建立平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观念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象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因此或许有人会怀疑到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也许会不可能。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但是如何能把散漫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那就必须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使每个人认识到要想自己不受日本的蹂躏,那就只有为中华民族的自卫战争而牺牲一切,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这是每个人的天职,是每个人应担负起的责任。凡是苟安贪生,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民族利益高的观念,是极端有害的。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安傅?〔5〕”整个民族亡了,个人还有什么?

其次从日寇的力量上说,也可清楚的看到日寇虽然占据平汉津浦铁路的北段及沿铁路的重要城市,但因为战区的日益扩大,战线的不断延长,与各地人民抗战武装的继续兴起,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日寇的兵力异常不够分配,这是日寇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日寇只能抓着交通线上要点的要点,而不能分兵深入各地。就是日寇在巩固沿铁路的要点上,也已使用了不少兵力,减弱了对我们进攻的力量。这一时期平汉线上的交通,常遭我游击队之破坏与威胁,已使日寇东奔西突,南增北援,大有疲于奔命之苦了。

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军”等,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而补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大杀大烧,镇压日益开展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好大的效果,并且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团结之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日寇的奸掠烧杀,激起了中国人民仇恨的心理。

游击队的经常胜利,不仅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财产,而且还给予日寇以大大小小的打击,更提高了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兴奋了人民参加游击战争的勇气。

无论从主观上客观上说来,造成了“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的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一切的游击队必须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工作。

几个战术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甲、河北人户稠密,这些一望无际、连绵不断的村庄,就是游击队最好的辗转活动的依托。这些稠密的村庄,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但是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而不是待敌人来打时,作为固守的据点。

乙、平原地是利于骑兵活动的,最好组织一些骑兵游击队的支队。因为骑兵的运动性大,可以迅速移转地区,不易受敌人包围,可以远距离的向敌人防御疏忽与薄弱之点,实施突然的袭击,使敌难于防备,疲于奔命。但骑兵支队的兵力,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且难于隐蔽自己的行动与防空。

丙、一般游击队的组成,都同样不宜过大。尤其在敌人机械化兵种的袭击与飞机的扰乱下,必须以机敏的迅速的动作隐蔽起来,与迅速转移另一地区。兵力过大,是不宜于这种战术要求的。但是许多游击队中必须有基干游击队的组织,在基干游击队的周围,繁殖与组成或分遣若干的小游击队,这些小游击队的作用,是在基干队的周围进行侦察、警戒,袭击敌人,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截断敌人交通,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丁、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在情况有利下,可以迅速突击敌人;在情况不利时也可以迅速转移别一地区。所以游击队的根据地或休整的场所,应该多取几个,并且要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

戊、脚踏车在平原地上运动是比较迅速的,利用它作为交通工具是最好的。而且还可以组成脚踏车游击小组,作远距离行程上的活动。尤其对于施行突然袭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土工建筑物与仓库等是有相当作用的。在这种场合,并不在于兵力的相当大,而是在于乘敌不备的无法防卫的突然动作。

加紧河北地区的工作,开展河北游击战争

现在日寇在各地的奸掠烧杀所造成的种种惨状,迫使河北同胞不能不起来与日寇作自卫的战争。推动这些民间武装,使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异常紧迫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不仅各方面在精神上物质上人力上予他们以帮助,而且必须在政治上提高其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调解相互间的争端,加强抗日的团结,逐渐消灭其宗派门户之见,逐渐破除其落后迷信的思想,使其在抗日的过程中,锻炼成为国防的力量。这是目前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之一。

特别是河北地区民间枪支很多,民性强悍,最近各地武装组织猛烈的扩大,都是我们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必须认识这些武装部队多系自发的无组织与无纪律的。一般存在着下面的弱点:

第一,游击战争的组织还没有普遍,过去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也极不够。

第二,现有的武装部队,多半带有封建性(如红枪会、天门会等等)与多少带有土匪性。这些武装组织相互间还存在着一些宗派门户的成见,私人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因之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汉奸的阴谋挑拨下,互相猜忌,互相争夺,引起了一些蠢笨的行为,减低了抗战的力量,客观上替日寇起了“以华制华”的作用。

第三,有一部分在日寇的威胁利诱下,走上了伪组织伪军的道路,但这只是个别上层分子的私欲行为,而广大的下层群众是反对这种叛卖国家民族的无耻行为的。

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有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把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争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武装部队到抗战道路上来,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组织与进行河北的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便一定能够创造广大的“人山”,创造出许多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与英勇奋斗的光辉篇章,以最后配合主力,葬送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我们的失地。

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把游击战争的火焰在河北各地广泛地燃烧起来!

注 释

这是徐向前为指导平原游击战争而写的,第一次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群众》周刊(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刊物)第二十三期上。

〔1〕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军保持占领地的一种手段。侵入中国境内的日军为“确保各地治安”,就在占领地培植华人亲日力量,组建伪政权,由华人出面,“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

〔2〕维持会,即治安维持会。抗日战争初期,北平(京)天津陷落后,在日本侵略军操纵下成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机构。当时华北各地,从省(市)到村,只要被日军占领都成立维持会,在日本侵略军指使下进行巩固占领地、镇压残害抗日群众的活动。

〔3〕 清乡军,是日本侵略军培植的用以对付抗日游击队的反动武装。

〔4〕 护路队,是日本侵略军为确保铁(公)路畅通,强迫群众组织起来为他们护路。

〔5〕 皮之下存,毛将安傅:语出《左传》。比喻办事要分清主次。“皮以喻事之大者,毛以喻事之次者”,失去了根基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这里用以说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徐向前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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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游击战术原则

徐向前

实践出真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和建军经验,是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党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十一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选出特委,徐朋人〔1〕为书记、十二月又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2〕为主席。我被选为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这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教育宣传、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等九个决议案及《革命委员会政纲》、《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对深入土地革命,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建设,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我和戴克敏〔3〕、曹学楷共同研究,在军事问题决议案里,总结了这么几条: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

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总结。

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同志,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4〕讲过,要 “适应环境”。动物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象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东西。

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种: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红枪会之类的乌合之众。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强,人也多,但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兵力就分散了,使我们有空子可钻。反动民团和红枪会等战斗力差些,搞掉他们,一是利于发动群众;二是便于孤立国民党正规军;三是能够缴获点武器弹药。所以,我们就重点打击他们。象柴山堡一带的反动红枪会,成千上万,势力很大,我们在粉碎“罗李会剿”〔5〕中狠打了一下,搞垮了他们,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才完全巩固起来。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又是供应点。我们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釜底抽薪”,既增加了敌军供应的困难,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伏击。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抓住他们的个把连或排,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碰上大股敌人就不行,如一个营以上的兵力,我们对付不了,得跑,和敌人转圈子。因为力量有限,吞不掉人家,还有被吞掉的危险。打仗。也象现在搞经济建设一样,要算帐,看本钱,量力而行,口不能张得太大。不顾自己的力量和本钱,想一口吃成个胖子,非吃亏不可。在哲学上,这叫做主客观条件的统一问题。对付地主民团,主要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他们守在寨子里,有粮吃,有工事,有机枪、手榴弹,你硬攻也不行。我们几百人枪,人家有了准备,你硬攻怎样行呢!怎么办?趁敌人不备,搞突然袭击。一般是选些孤立的民团据点,夜间发起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再则是诱敌出笼,打伏击。先派几个人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打一家伙,至少能打死几个人,缴几支枪。那时,我们到处和敌人转圈子,避实击虚,搞伏击、奔袭、夜袭,多打些小仗、胜仗,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胜仗打得越多,士气就越高,队伍就越好带,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反三次“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的一点消息。在待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击敌,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注 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提出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一九八四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决议案提出的战术原则和初期建军经验又作了阐述和总结。本文选用《历史的回顾》第八五至八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1〕徐朋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中共鄂东特委委员、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等职。一九三二年四月在河南光山县泼陂河被诬陷杀害,时年二十九岁。

〔2〕曹学楷,湖北省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当选为黄安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参谋长、中共鄂东和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军和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师政治委员等职。一九三一年冬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时年三十三岁。

〔3〕戴克敏,湖北省黄安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党代表、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党代表、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时年二十六岁。

〔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提出物种进化的理论,打破了神造宇宙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了生物进化的事实。著有《物种起源》等书。

〔5〕罗李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敌罗霖独立第四旅两个团,分别自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之敌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纠集光山反动红枪会数千人,由北向南堵截;驻麻城的夏斗寅第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方武装,也出动配合,妄图围歼红三十一师于黄安、麻城、光山交界地区。这就是所谓的“罗李会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