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1曰创刊于瑞金的《革命与战争》杂志，是我军最早的军事政治理论刊物。它先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辑出版，刊期不定。
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介绍近代军事学术理论，二是收集整理红军各个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三是评价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刘伯承、庄权，伍修权等在该刊发表了不少译文，陈毅、袁国平、彭雪枫等为该刊写过文章。
1934年2月，中革军委接手编辑出版后，该刊改版，指出刊物的出版是为了提高工农红军的近代军事素养和战斗力。从此刊物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反映部队训练和战斗中的实战经验”。
蟹朝在市面上卖的军事刊物，一言以蔽之：唯武器论。
苏区红色文献《革命与战争》的三个版本
《革命与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军事政治理论刊物，先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分别编辑出版，内容主要刊登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军事学术理论，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一些从实际出发总结红军作战经验的文章。它对于提高红军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加强红军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仅共发现八期。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铅印，32开，1932年8月1日创刊于瑞金，目前仅见到的有一期，即1932年8月15日出版的第2期。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铅印，32开，1933年1月创刊，目前见到的有两期：即1933钊3月出版的第5期“纪念苏联红军成立专号”；1933年4月出版的第6期。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革命与战争》，铅印，32开，1933年11月创刊，目前已见到的有五期：即1933年11月出版的第1期，1934年2月出版的第4期，1934年7月15日出版的第6期，1934年8月15日出版的第8期和1934年9月10日出版的第9期。每期发行4000到6000份。
《革命与战争》第一、二种版本的内容主要反映了红军的政治与军事并重，第三种版本着重于军事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三种版本的内容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介绍近代以苏联为主的军事学术；二是收集整理红军每一战役的经验与教训；三是介绍苏联国内战争的各种经验与教训。
《革命与战争》三种版本内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量介绍苏联红军的军事科学材料和军事建设的经验。这里列举的部分文章中可以看出：1933年第2期有两篇：《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伯承译）、《苏联共产党怎样领导红军》（修权译）。1933年11月第1期有两篇：《游击动作》（伯承摘译苏联旧野外条例）、《莫洛托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伯承）。1933年3月出版的《纪念苏联红军成立专号》的文章有：《苏联红军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左权）、《苏联的红军》（修权译）、《苏联红军成立的历史及其斗争》（弼廷译）、《怎样以共产党员保障红军》（左权译）等。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战术战略教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文章的刊登为红军各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和参考资料。
项英在1933年11月改版的《革命与战争》中发表了“革命与战争发刊词”指出本刊的出版方针是为了提高工农红军的近代军事素质与战斗力。从这个时候起的《革命与战争》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宣传。第8期的《编者前言》要求来稿要“反映部队训练和战斗中的实践经验”。彭雪枫写的《一个小的战斗许多大的教训》一文便是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虚实结合，生动出色的论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思想。在这篇文章的后面，编者附注强调说：“游击队的战术与一般的战术是根本不同的。游击队动作的基本原则是出敌意料的突击，否则没有胜利的可能。”
当然，《革命与战争》同样也存在它的不足，不少篇幅宣传贯彻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的“左”倾错误思想主张。如第9期以主要篇幅集中宣传“顽强防御”与“短促突击”的观点。此外，在军事学术研究上，过份强调学习苏联国内的战争经验，完全抹杀和否认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的批判继承。在政治上，同样也不可避免错误宣传了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主张。但总的来说，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与战争》在宣传总结中国工农红军战略战术的优良传统与成功经验方面，在介绍苏联红军先进军事科学方面，在指导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它的作用和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新闻史上，《革命与战争》留下了它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