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游击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
陈毅
（一）
同志们，现在来谈游击战争问题，我只想从历史的叙述帮助同志们能进一步了解抗日游击运动，以便加强其领导。因此，不是一般来谈游击战争。为尔后说明方便起见，我首先把几个军事用语作一番解释。
游击运动，是指从开始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直至巨大发展的斗争过程，包括广大人民的参加，包括斗争涉及到军事政治诸方面而言。
游击战争，是指一种革命和反抗的武装斗争方式，特别是农村中广大群众在反抗暴虐压迫时所通常采用的方式，可称之为农村斗争的最高方式。
游击战术，则仅仅规定关于军事斗争的部分，关于斗争的动作部分。
游击动作，则更是单个的来说明如何使用武器而着重于技术方面。
游击根据地，应该包括若干游击基点，实际是会集若干游击基点始能成为游击根据地。所谓根据地，是指该地敌人难于侵犯，已经大部或者全部结束了流动性，处于比较稳固的局面，已经成为一个后方地区。
游击基点，仅是一种依托，作为游击队进攻时之跳板。
游击区域，是指该地敌我势力并存，你来我往，常不相下，完全处在敌我争夺的局面，而且常常是敌人力量大而我们力量小。假如我们力量大敌人力量小，则已经可成为收复区域或者根据地，那就不成其为游击区了！
同志们，我为什么用迂儒式的讲解来打搅你们，麻烦你们，实在因为许多刊物上关于游击战争的解释误会太多。在我们使用名词时不能不审慎，因为一个名词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是我们做学问讲战术的人首先应该遵照的条件。
（二）
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1〕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战，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规。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凡不积极去发展和扩大的，凡不积极去纠正自己的弱点、从斗争中补救自己的弱点的，必然走向失败。游击战争要求不断发展，要求走向主力，凡停顿、保守的等于自杀。第三，游击战争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游击战争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离开了政治领导和动员，决然不能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所谓命令游击、强迫游击是决然不可能的事，煽动游击是可能的，但一定在群众愿意条件之下。他们能决然武装走向战场，没有这一政治基础，任何巧妙手腕都是无用的。第四，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诸先烈也常常采用游击手段对付清皇朝，当时统治者以“乱党”、“匪党”的名目加诸同盟会身上。这一段回忆谅必是仍存在我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当时的统治者大骂“乱党捣乱，只知破坏，不知建设”，造谣中伤说“同盟会的领袖是外国人生的，是要把中国奉送给外国人”，这一类滥调不仅说后十年已为我们所熟闻，现在在抗战中的江南，南京、上海的日寇发言人也以 “游匪”、“共匪”、“游击队就是土匪”、“蒋、共投降苏俄”等称号加诸我们及一切抗日军队的头上。实际游击战争规律是在对统治者进行反抗滋扰，必然使用可以削弱对方的一切手段。这种行为，因有政治目的和政治纪律，当然与土匪行为决然不同，但统治者常抹杀此点而进行造谣中伤。另一面更有趣的我军捉的日本俘虏，也公然义愤似地抗议说：“中日交战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窃办法”。再有就是当去年广州陷落之际，日寇华南总司令某也致电蒋委员长，要求两军会战。他责备中国军队在不利情况下的战略的自主退却。这又说明统治者与游击者的斗争方式根本对立的倾向……。总之凡统治者和两军的强方，他们总想把弱者或对方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他、诅咒他，加以“匪、匪、匪”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舍不得这个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来增强自己。这已经是说出了全部的秘密。历史本是前进的，本不会兜圈子的，但是五十年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中，恰恰有类似的重复事件，从统御术与革命术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找得出许多滥调的无数次的重复，虽然他们内容和实质不能尽同，这应该是最开心的事体。第五，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一年在桂林，对滇粤桂军讲演游勇战术，一般已指出游战的特点，他更主张革命军的补充与接济应该取诸前方，不应专靠后方，这点更是远见卓识，令人崇敬。孙先生这一段指示，特已印发，大家可以细看。我们回想本军的历史，十年来的艰苦斗争，全部都经过游击战争的阶段，所以我们具备了游击的专长。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结论实与孙先生的指示暗合。我们不应该抱残守缺，我们应该继续不断来发扬自己的特长，创造更新的东西。
（三）
中国的游击运动以近十年来最为丰富，尤以现在的抗日游击运动，如果发展下去更是集今古中外之伟观。现在有把内战游击运动与外战游击运动看成一个东西的人，比如同志中那种观点“我是老游击，现在游击不算什么，自有办法”。也有把两个东西看成毫无关联的人，譬如某些人士说“现在才是真游击，以前是土匪，不是游击”。不消说都是错误的。照我的意见，我先从我军在历史上所遭遇游击时代说起。我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以井冈时期为中心，运动的特点是处于暴动的初期，其环境是零星的不联系的游击地区，游击方面力量弱小，进攻方面自然也说不到大动兵马，这是在空隙中生长起来，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显然当时的游击运动没有遇着像以后那样的大的遮栏，比较可以作自由的发展，所以进退集散能够灵活布置便可臻上乘了。此时期最容易发生盲动主义。但是游击运动发展到第二时期，强大的进攻军摆在面前，宽广的根据地的正面需要防守，于是提出建立主力的问题。显然，在江西苏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如果不集中各游击队建立主力兵团，决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游击运动发展到主力时期，游击战争就退居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一切服从主力”、“配合主力作战”，这是最可代表其精神的两大标语。这种时候其战术的战斗的诸方式采用远殖队、挺进队、破坏队诸办法，从以不脱离主力的指挥，求得与主力的战役及会战的配合为中心。这种场合容易发生一切依靠主力以及对游击战争的取消主义。这种教训想来大家还记得起吧！第三个时期，到了江西突围留在南方各省边区的游击部队，这个时候游击运动采取了新的形式，斗争环境是空前的艰苦，而没有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只有一个坚持阵地保持基干力量的任务。进攻者与我们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同时又当着一个大的根据地放弃之后，由大的斗争转到小的斗争，由大的进攻转到小的退守。革命往前发展指导运动是比较容易的，但在革命挫折之际以及转变关头，要保持力量收容部队，则是十分困难的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方面的艰苦远超过于以前两个时期，因此其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创获更超出前两个时期。扼要的总结说来，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转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2〕、搭棚子的〔3〕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一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严重进攻的局面下坚持到底。这里就做出实例，不仅崇山峻岭可以发展游击，就是平原地、丘陵地、沿海地带一样可以进行游击。游击战争应依靠群众作基础，游击战术应更多带群众性质，这个真理便全部被发现了！在中国社会的环境内，如游击战争有了人民的基础，赋予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之不可消灭性，也从事实上证明了！然而此时期最容易在转变关头发生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同时在尔后坚持中，由游击主义蜕化为土匪主义。第四个时期，就是当前的抗日游击运动，卢沟桥的炮声征调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走上战场。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决斗，犬牙相错的战争局面，梅花形的相持阵容，敌“扫荡”我反“扫荡”，敌包围我反包围，敌大踏步前进与我大踏步后退，敌由疯狂进攻逐渐趋于坚强防守以及最后的引退，我由国境的大规模退兵，逐渐转为艰苦相持以及最后的反攻驱逐敌人到国境以外，这样战争的伟观，必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切战争的方式，从现代的机械化兵团的战法，到原始的人民的最野蛮的战法都可以，而且已经搬演于中日战场上，游击运动以及游击战争的办法，便担任着攻击敌后方的重大任务。就全国范围说，他是担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就他本身所在地区说，他又是独立坚持作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就其力量的来源，完全依靠抗日的民众为祖国战争的情绪；就其动员的深广和地区广阔包括了一切中国人的各阶层，战线在万里以外，远非内战时期能够比拟。另外，敌人是现代强大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从农村的粗劣武器使用起。战术的特点，在军事上是抓住敌人弱点避免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补足自己的弱点，凡机械的以现代战争的条文来对付日寇的，决然要遭受失败。在政治上更是使游击运动担负着恢复政权、保护政权、组织民众、训导民众的艰巨任务。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然不能胜任于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在内战中的经验，也就不够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这新的斗任务提出了如何去创造新的斗争办法，老游击解决不了新问题，他的悲哀正在这个地方。在此种时候，因为在主力受挫之后，容易过分扩大游击战争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四处分散，无坚强领导，容易产生土匪主义及消极保守的行为！
同志们，我这一大段话有什么意思？我是说战争的规律是变动的，历史的规律是发展的。我把十年来的游击运动分成四个时期，就是要我们能把握着变动的规律、发展的规律来作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知道有所去取，才能知道发扬光大，才能指导运动，了解其过去，把握其现在，适应其将来。本军的干部在两年来抗战中多所成就，但也有所损失，关节恐怕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一基点是难以说明的！
（四）
现在再费一点时间来说在江南的抗日游击运动，作为对上文更进一步的说明。江南的敌寇推誉本军说“共产军的战术为十年来百战磨练的战术”。这种说法是含着痛苦、受过教训而说出来的。我又研究一个日军文件，他归纳中国游击战术为下列课程：
甲、旋磨战术，指善于回旋，打圈子往来自如而言。
乙、隐伏战术，指善于暴露目标，消灭目标而言。
丙、穿插战术，指善于在据点内远去挺进通过封锁线而言。
丁、偷袭战术，指善于偷营劫寨突然袭击而言。
戊、破坏战术，指破坏交通桥梁诸事项。
日寇归纳上面五种战术又提出了他的对策如下：
甲、以遮拦战术对付我之旋磨战术。就是着重加强封锁，补填空隙，以棋盘格式紧缩游区，压迫我军运行高飞。
乙、以“清乡”政策对付我之隐伏战术。就是着重在遮断人民与军队的联合，造成我军的孤立。日寇在这方面以威吓利诱加紧欺骗着手，是以政治手段达到其军事“扫荡”的目的。
丙、以封锁战术阻止我之穿插战术。日寇利用我国内战经验，在铁道、公路上加强点线的守备，缩短点线上的据点间的距离，以强力的巡查队日夜定期巡查和不断的预期埋伏，阻止我军的灵活转移。封锁战术与遮拦战术之不同，即前者是缩短点线上的距离，后者是填补交通网内的空隙。
丁、以堡垒战术应付我之偷袭战术。着重加强守备，加强据点的防御，采取炮楼碉堡政策，更使防守趋于地下层，“把战争装在柜子里”，趋于避免火攻并配置毒气。
戊、以平毁政策对付我之破坏战术。敌寇对付我军之破坏战术已感困难，尤其对付人民之破坏战术是更加困难，因为沿交通线居民家门前的破坏真是防不胜防，日寇只能以烧屋、杀人、决堤作为对策，日寇在战而难胜的情势下，专向和平居民泄愤，这本是日寇的专长，我军非有充分的人民工作不能打破其万恶的企图！
上面所罗列的已可一般说明敌我之江南战术之变换和争夺，此地更可指出下列诸点：第一，日寇苦心孤诣所计划的下乡“扫荡”均告无效，不能驱逐我军，同时据点封锁政策依旧留我军以活动余地。可以指出敌寇今后一方面要更着重坚强防守，求得攻不能破；一面必然集中更大兵力进行集团“扫荡”，一般小部队下乡“扫荡”必然会减少。这可以说明江南战场必然趋于战斗次数减少，战斗范围扩大的前途，这不是战事的沉寂而正是战争的发展。第二，我们中国军队及游击部队一定要使自己有远见地适应这种发展的情况。我们过去在句容城、在新丰站、在太平山、在延陵、在四摆渡、在魏村、在仓头、在白兔等地，固然予日寇据点以彻底摧毁，扫除其梅花桩的政策，我们过去在珥陵、在东湾、在武进丹阳之交、在句容北方、在上下会战斗，打破了日寇之下乡的分进合击，这些战绩使日寇日益改变其战略战术，我们就应该同样的改进自己吧！要能够攻破更强固的据点，必然学习更高的攻击技术；要能够打破敌之大举“扫荡”，必须学会更高的运动战术；要能继续破坏，必须更深入动员民众，有自己的高超的工兵队；同时化学防御也不能不讲究。这中间对于干部的指挥艺术必须提高。过去是小部队行军、宿营与作战，现在应研究集团使用部队才行了；过去仅仅以口令指挥就可以抓住全部，现在提出组织战斗的问题，没有良好的参谋工作，没有良好通信交通侦查工作，没有良好而有力的政治工作，决计不能开展战局。第三，抗日就是打日本，就是讲打、讲拼，打得过、拼得过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指战员要求有臂力、有强壮的体魄，能够肉搏，能够纠缠，拳打脚踢，能够使用长枪大戟来压倒武士道〔4〕，同时又要讲究智谋，讲究战术，讲究指挥，一个人勇敢不如领导大家一齐勇敢。俄国早期有一个革命家说：“提高群众一寸比自己一个人上高楼要强”。这是政治的名言，用在军事斗争上一点也不错啊！我们的干部不少是“猛张飞”，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这是再不应容忍的现象。在部队的编制上，要力求切实精练，反对头重脚轻，反对非战斗员多于战斗员的现象！能战者留队，不能战者送其归家。许多文人学士应该要他们学习拿武器，真正来参加有血有肉的战争。第四，居民起义，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敌人进行的是反革命战争，他没有使用这种斗争武器的政治基础。我们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合乎正义，合乎人道，为了和平，为了自由，所以我们具备了使用这种瓦解敌军的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有人怀疑能够把敌人力量掉转过去对付敌人，我们应该决然相信，这是能够的；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实例来看。第五，旧的战术只估计军力而忽视民力，新的战术不仅使用军力而且善于把民力加在军力上面以打倒敌人。敌人处在江南的人山人海中，他屡屡企图吸收我们的人民到他们方面，我们不仅防止其阴谋的实现，而且应该从积极方面调动民力参加作战来回答他。第六，日寇在江南已构成坚固的战略后方，我们应该在京沪路两侧造成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来同他对立。一年来我们在江南所建立的若干游击基点，目前已逐渐形成根据地的雏形。我以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应包括下面四大条件：（一）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二）强有力的指挥战斗。（三）比较广泛的人民组织，人民中有相当的斗争经验。（四）能便于利用相当的地势（不一定是崇山峻岭，就是茂林修竹和湖泊河湾亦可以）。现在的江南尚没有完全具备上面的条件，我们仍须极大努力，这不仅是本军的任务，也是参加江南抗日的所有党政军民的任务，我们大家应该努力来担负这个任务，本军的同志应该随时记清自己在这个任务下应如何努力啊！
（五）
最后，我还要就战略来说几句。游击兵团的战略，凡处于进攻、经常保持进攻状态、经常保持主动的靡不胜，反过来说，凡专力防守、处处陷于被动的靡不败。因为，大兵团的战略，因敌我条件及我本身主、客观条件，常有决定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守退却的可能。这是变换多端的。但在游击运动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处于敌人侧近，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之下，它只有以灵活的进攻才能支配敌人保待自己。因此，也可以肯定说，游击兵团无所谓战略防御的问题。游击兵团的进攻常常是多股的分散的进攻。要经常保持主动进攻的局面，这就提出进攻的指挥问题。从这一方面可以说，指挥游击队的进攻，比指挥大兵团有他的特殊的困难的一面。因此游击队的进攻，依靠于游击指挥部多给下级部队以独立活动的可能，而下级部队首长应该具备独立作战的特长。各部队就自己单位积极行动，并力向前，便可以造成齐头并进的游击战略的进攻配合。凡是等待上级命令、等待友邻配合、自己消极的人，必然陷于防守、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大胆派遣部队，大胆鼓励所分散部队坚决动作，仔细注意部队的补给，适当计划部队的轮流休整，经常以全局敌情和各部行动结果通报分散之部队，这都是游击兵团战略指导的基本事项。指挥大兵团作战，要常以敌情、任务、友军诸事项具体指示下级，而下级则根据首长决心来定出执行的动作方针，从战斗开始到战斗终结，都是依命令行事而且了如指掌。游击兵团之作战则难以这样做，上级只能给予下级一般指示，指定其在某一个地区担任某一方向的任务，训令指示是最好方式，命令则要审慎，不必要的要避免。下级得到上级训令后，一切依靠自己的独断专行，自己应该去找仗打，找敌人弱点，“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只靠上级指示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以今天当面的敌情、地形和本身状况来决定行动，来决定打法。这些问题处理得适当，是游击战斗胜利的决定因素。常常上级认为必需要打，而下级在其本身不可能的情况则其突击计划必需放弃；常常上级并未提出突击计划或给以任务，而下级在其当面恰有可乘之机，则应该独断专行坚决去干；常常在全局需要突击而下级并未感觉到的，常常又有下级认为可以打而上级又认为是多事的，这中间是存在着许多不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一面要求下级指挥员都能着眼全局，同时要求上级指挥员也应顾及到局部情形，才能正确解决。游击战争既然是以避免决战为原则之一，因此对于应付事机应有伸缩余地的可能。我们在江南一年来的战斗，对以上诸方面的做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我们的优点是埋头作战，艰苦与敌人纠缠。但一般说来，尚缺乏照顾全局，尚缺乏战略眼光，尚缺乏战术素养。同志们，我们要以英勇战斗的卓绝精神，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认识，我们决然可以战胜日本强盗！
注 释
这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抗敌》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1〕来路货，指从国外（海外）进口的商品，即“舶来品”。
〔2〕亭子间的，上海及其附近城市的旧式楼房后部楼梯转弯处一侧的小房间叫亭子间。中共地下工作者常租用这种房间作为联络点开展秘密工作，逐渐形成一种斗争方式。
〔3〕搭棚子的，游击队在敌军残酷的“清剿”中没有房子可住，便砍伐竹木茅草在山林中搭棚子作为临时集合点或联络站，以坚持开展游击战争。这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4〕武士道，日本从镰仓幕府时代开始倡导“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遵守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封建道德，以为其反动统治服务。此处是指日军所崇尚的“武士道精神”。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