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东欧地区。乌克兰国家统计委员会承认，2009年第一季度国内工业产值较上年同期下跌约40%，尤以冶金（主要出口部门）、机械、化工、建筑和食品业为甚。半年内，一百万以上职工下岗、开工不足或无薪休假。失业加剧与基本食品持续涨价的背景下，在岗员工更加恐惧欠薪噩梦：2009年第一季度工资拖欠总量较上年同期增长45%，达1,5亿欧元（私企拖欠额约70%）。面对工业萧条与艰难民生，当局动情呼吁「目前形势下，政府、雇主和工会应是合作伙伴」1（季莫申科总理），转身修订《劳动法》扶助厂主挤压雇员2。从老板视角说，新法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加大工潮惩治力度；延长劳动时间；巩固严酷剥削的实习生用工制3；大幅度赋予中小生意灵活雇佣权4。以货币贬值推行减薪政策，是中央政府复苏本土制造的又一妙计5。
新危机，仅是旧惨景的延续。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把原苏东阵营工业区切割踩碎纳入囊中，似乎就此决定了亿万无产者的命运。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工人承受了无止境的猛击：产业瘫痪外加私有化、收入直线下滑兼生活设施破败、长久失业颠沛流离与地域、民族歧视。他们尝试务农、经商和卖淫。他们节衣缩食小偷小摸。他们酗酒、自杀或离家出走。他们一度寄望选举，投票支持共产党、主流自由派直至法西斯。他们也曾游行呐喊「工人是人！」向总统府请愿，与防暴特警打作一团。苏式顺民教育的深厚遗产、身处世界劳动分工的穷山恶水、代议民主与改良主义的失望实践、泛左圈大小「领导」争权夺利表里不一的市侩嘴脸——以上种种都让群众运动迷茫无措，空耗士气而踟躇不前6。21世纪的最初十年，乌国工人彻底静默了，似乎不再期待任何转机。2008-2009年间，牵扯150万个家庭的企业宿舍「辅业剥离」及拍卖计划，仅掀起寥寥无几的抗议浪花。面对老板的罚款与违约，年轻一代宁可忍耐、跳槽或耍酒疯。拦街上访、厂外集会与劳动仲裁，是极小部分「勇猛」中年职工的维权极限。为数不多的罢工时间短规模小，基本要求不外催讨欠薪和抵制裁员。胆敢提议加薪的罢工者通常来自采矿业和交通部门，胜多败少却一贯谨小慎微。虽政治油彩有异，各家工会均暮气深重。院外游说、投诉控告与迟缓呆滞的调解程序，是「劳资良性沟通」的主要手段。
当地赤色工运是何局面？一句话：路越走越窄。乌共上层多年参与的政商舞弊交易，最终导致群众基础的瓦解7。共产党的没落及连绵内讧，使依附议员团的泛左工运团体「乌工盟」丧失了大部分资助渠道。缺钱的同时，人力也青黄不接。乌工盟也好，各地现存「激进小组」也好，都面临组织萎缩的窘境。它们的青年干部多为学生或职员，工人成份占明显少数且往往年老目花。在传统大中型企业，它们的维权性传单通常鼓动效果为零。左翼工人时而挑头「领导劳资纠纷」，企图炮制一点振奋精神；车间工友却耷肩旁观，使自封「领导」沦为光杆司令。在新兴私人工厂，乌工盟试探创办工会；反复受挫后连连叹气：「除了啤酒，（我厂）青工对啥都没兴趣」8（独立工会干部叶·斯拉包德奇克）。
乌工盟也好，各地小组也好，已适应繁琐平淡的市民生活。一小批核心领导多半跻身白领阶层，摸索出混迹政坛的一套模式。组织内部，他们以定期理论讲座、街头请愿以及境外「社会运动」赞助的出国参观，笼络控制旗下积极分子。暗地里，他们广交政客豪商提供炒作服务拿点好处费。所谓「炒作服务」，即人为营造街头抗议假像，为某方有产代表一时一地的逐利盘算予以舆论支援）。各小组骨干严重缺少对产业工人细微动态的了解兴趣，却普遍热衷意识形态论战，从卡斯特罗主义、西马或战后欧洲的工人监督机制，都能侃一阵子。独联体左圈的网络辩论，常见乌国「马克思主义」小知识分子的兴奋身影。工人运动中，各小组的日常活动以拉拢斗争领袖/工会官员与浮夸文风为特征。所谓拉拢，即以掌握的一点资源（议员、媒体和律师）换取对方的信任姿态乃至战术合作。所谓浮夸，即高调吹捧斗争意义且信口胡诌「许多劳动集体情绪激进」9云云。油滑相处的市侩氛围中，说者煞有介事改天死不认帐，听者无人当真更乏追究动力。
2009年春乌国西部赫尔松市农机厂风波，既是工人求温饱的有限反击，又堪称泛左介入劳资纠纷的模式缩影。
赫尔松市农机厂以联合收割机（俗称康拜因）为主打产品，最盛时职工一万两千人。过去十五年，十几个老板走马灯似地入主企业而经营日见惨淡，员工仅剩一千二百人。经济危机使机械制造业的国家补贴难以为继，而种种税贷优惠正是业内利润头号来源。2008年11月农机厂全体休假，现厂主亚·阿连尼克停付工钱拒缴社保基金，并外运车床设备。截止2009年2月1日，欠薪总额约55万欧元。别看「大家都有菜园子」10（钳工弗·施赫）糊口，口袋空空总归难熬。2009年2月2日，两百农机职工请愿州议会要求火速开支、工厂国有化以确保订货和工资11，捶胸顿足声称「准备实行最严厉抗议以免冻饿而死」。次日清晨三百中老年职工于厂门外聚会阻止拆卖单位财产，当场选出「劳动集体理事会」五人小组（主席为钳工列·涅姆丘诺克）指挥抗议。随后，群众冲入厂区主楼要求「对话」管理层，经理闻讯赶到敷衍几句匆忙离去。当晚，全国传媒以相当篇幅曝光此事。州长、议会、各政党首脑和内阁总理，先后表态「同情工人」兼互相抹黑。阿老板不慌反喜，腰杆笔直向国库伸手：「工人与我的冲突缘由是国内借贷与银行系统停顿」12。几经周折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拨出可观费用安抚职工及贴补农机价格拉动生产。同年3月，厂方以订单有限冗员过多为由，解雇近七百人。随后一年中，下岗者几次拦路，让特警队轻松搞定。2010年夏季以来，农机生意转旺促成部分流失技工复职。
斗争工人总体表现如何？一句话：缺乏底气。过千职工，多数缩脖观望。所谓「占厂」尽是虚张声势：数十人的护厂纠察队不敢靠近仓库和公司档案室（工运前辈的占厂原则：首先控制库存与了解商业秘密），甚至无胆干涉出入。与经理的唯一对话，轻易演变为争先恐后的哭诉埋怨。开会乱喷「绝食」、「自焚」、「团结起来打美帝」的唾沫星子，实则一心寄望媒体或爱国政客做主。任何手持摄像机的记者，都能引发热烈期盼；任何「名人」的秘书打来电话，都能激起最幼稚的乐观谣言。厂子部分复产后，斗争集体瞬间分裂，一班同事拳打脚踢为谁待岗谁上班吼闹不休。五人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涅主席左右逢源，借本次风波成功上位。他既是「马列小组」工运会议的尊贵常客，又以维权明星身份积极亮相主流政治，大谈「厨娘和工人都不该治国」13而应委托专业人士全权负责。
苏联解体二十年后，劳苦大众看透了有产统治的本质：「来过我们厂的老板都发财了，只有我们工人一直倒霉」14，却迟迟未能跨过阶级奋起的门槛。越是缺乏集体抗争，越难获取信心经验；越是自暴自弃，越难出现正面交火。是为占厂者怯战易溃的重要根源。
高调介入本桩纠纷的左翼表现如何？一句话：投机倒把。乌共大头目彼·西玛年科专心装修首都风景区的四层豪宅，忙里偷闲夸奖农机工人实为「阶级搏斗的英勇先锋」15。乌共赫尔松市委「工运书记」科尔涅耶夫原为本地官爷，靠国企改制发了黑心财。事件期间，科某死狗般一声不吭。乌工盟派生的分支「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在农机厂有几个干部，积极参与了聚会打气与几份宣言的起草。「马组」代笔的《工人声明》要求有产政权以国有化维护经济战略部门，尤其是厂主明显侵犯劳方权益的工厂，还呼吁落实对国企的工人监督16。面对左圈同仁，一帮「革命家」乱吹法螺：「我们成为国内工运新高涨的证人与参与者」17（马组协调委员、「独立传媒人」维·沙平诺夫）。「马组」与涅主席打得火热（安排采访、独联体声援运动和国会质询），却不在乎如何推动斗争进程以利职工的物质改良与精神觉醒。它未建议改组官办工会获取劳资对峙的合法牢固阵地，它的新闻简报无限拔高占厂者的决心和勇气，它只字不提大轰大嗡之「工人监督」的现实可能性与具体步骤。从头到尾，「马组」办成的唯一实事，是唆使涅主席发起独立工会（约一百人入会）及加盟季莫申科总理旗下的某主流矿业工会。说穿了。「马组」的小政客在忙小生意：替工会大佬补充劳动力议价筹码，后者回报若干人脉及物质甜头；帮乌共残存国会势力的国有化游说（有产势力范围再分配）造势，换取少许方便后门；向泛左同僚展示「务实成就」，山头地位又可维系一阵。
当地资产阶级的得失如何？一句话：人生赢家。乌国有产群体或许不懂工业，但肯定懂得统治。事件乍起，厂保安部不与愤激人群纠缠，而迅疾切断水电、坚持值勤兼保护公司文件。恢复厂内秩序时，阿老板安排大批极右武装力量到场威慑，撵得在场工人争先逃跑。明知翻不起风浪，国家安全部门仍密集部署阻隔各色小左接触鼓动职工，防患未然。借助本事件，首都政界彼此试探了国有化蛋糕分配的各自底线。借助本事件，阿老板获得境内农机销售特权，多捞了一笔银子。经济危机的深远后果远未释放尽净，而政商精英牢牢掌握着秩序与产业。工人区像个死城，底层挑战者尚无踪影。暂时，乌克兰资本主义的天空万里无云。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0-10-27 10: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