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经济改革，国有部门要裁员100万”。9月13日传出的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00万几乎相当于古巴劳动人口的1/5，即使是人口比古巴多100多倍的中国在改革中也没在短期内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而此前古巴的改革给西方的印象一直是“温和”、“谨慎”、“步子太小”。
古巴可能是世界上形象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是世界上几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曾是美国眼中的“邪恶轴心”，更是很多拉美国家心目中的英雄，它近些年试探着进行改革，又拒绝中国、越南的市场经济模式。古巴何时变，又如何变，朝什么方向变，以什么模式变，西方媒体一直在问这些问题，但没人敢给出答案。不过美联社14日援引专家的分析称，这次古巴“将不会回头”。
坚决打破“铁饭碗”
2010年8月13日是古巴资深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84岁生日。自2006年7月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后，卡斯特罗已近4年不曾公开露面，而是将权力转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然而自今年7月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却连续多次公开露面。
“卡斯特罗现身，意味着什么？”一时间成了无数人揣度的话题。有人认为，他是想阻止弟弟对美国开放；有人觉得，他想昭示自己仍能左右政局；还有人评价，他是想提振古巴共产党人士气……
众多猜测中，还夹杂着一种说法，按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这个双手颤抖、说话结结巴巴的老人已不再是2006年7月将权力移交给弟弟的那个坚强的战士。尽管他又一次穿上他的橄榄绿军服，但那个曾经在电视节目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让荧屏前的人们绷紧神经的人，那个执掌着生杀大权、制定法律而不需考虑任何人意见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卡斯特罗时代已然结束，古巴，势必要开始改革。
9月13日，古巴工人中央工会发表声明说，古巴大规模的裁员从即日开始，最终被裁员人数可能超过100万，其中“在明年3月底，预计全国将裁减50多万国有职工”。西班牙《国家报》称，古巴国营机构目前有职员约510万人，这一裁员计划意味着有近1/5的人不久后将会失去原有工作。
在解释裁员的理由时，声明说：“我们国家不能也不应该继续维持那些处于亏损且机构臃肿的国有企业，冗余行政编制造成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已经严重伤害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声明强调说，此次大规模裁员计划“将被迅速付诸实施且涵盖几乎所有部门”。
法新社分析说，这是古巴自1959年成立革命政府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经济改革，意味着劳尔政府的改革大纲正式付诸实施。
埃菲社评论说，古巴民众期待已久的改革传言终于成为现实，这是劳尔政府为缓解当前不利经济局面作出的最为大胆而激进的经济结构调整。
其实，古巴这一看起来动静很大的措施早有铺垫。今年8月1日，劳尔·卡斯特罗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表示，国家当务之急是精简国营单位“过于沉重的”的负担。他说，清楚古巴人民期待国家采取措施，挽救陷于危机的经济。他还警告说，在国营单位无所事事的职工必须下岗，“我们要中止古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铁饭碗的国家的形象”。
经济低迷挑战优越性
其实，改变早在几年前，就已悄然发生。
“自由市场已经开到了革命广场，小商贩们都在此摆摊。”当2007年再度游历哈瓦那时，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让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徐贻聪颇感不可思议，“老卡的办公室就在广场旁边。”
革命广场上的小贩们是否拥有私营执照，3年前的徐贻聪没去求证。路透社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09年底，在总人口约1100万的古巴仅有14.8万人是合法的私营经济从业者，这使得广场小贩的经营活动多少有些可疑。不过无须求证的是，近些年古巴政府确是给予私营经济越来越多宽容，尽管这种宽容被迫的成分居多。
被迫，是因为近些年来古巴经济屡受重创。
古巴于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次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全面封锁。艰难境遇中，古巴硬是把一些制度化的优越性保持了近半个世纪。
比如全民医疗保障。“古巴人看病不用花钱，住院吃饭不用花钱，就连病人家属吃饭也不用花钱”，徐贻聪说。
再比如全民免费教育。古巴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大学生还能按月领取工资。“古巴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非常发达”，中国驻古巴前大使陈久长说，“发达到擦皮鞋的人也可能是大学毕业生。”
在古巴，人们的基本生活物资，诸如大米、面包、食糖、肥皂、卫生纸之类均由政府定量供给。古巴人每月需约20多比索就可以把自己那份生活物资全部买下，与目前古巴人均430比索(约合18美元)的月工资相比，这个数字显然不算多。此外，古巴的机关、企业里还有为职工提供免费午餐的公共食堂，大约300万人曾长期从中受益。
支撑这一切“优越制度”的，是1990年代以前古巴根据“计划”正常发展的国民经济；而自从“计划”被苏东剧变打乱之后，古巴的经济、民生便遭遇了“如革命刚成功时那般巨大的挑战”。
19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古巴的粮食、石油、工业原料等援助相继停止，古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蔗糖、镍等也于同时失去了最重要的市场。从1991年到1994年，古巴陷入物资全面匮乏的“特殊困难时期”。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清楚地记得：“我们使馆请客需要牛肉，最终是去墨西哥买回来。后来江泽民主席访问古巴时，知道古巴物资供应紧张，还专门给使馆带去好多大米、面粉。”
“特殊困难时期”结束时，古巴的GDP较此前直降35%，古巴经济因此元气大伤。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余年间，古巴经济逐渐好转。然而最近几年，却又再次陷入低迷。
雪上加霜的是2008年的三场飓风，《纽约时报》说，几场飓风使这个岛国至少蒙受了100亿美元的损失。事实上，农业一直是古巴经济的薄弱环节。自19世纪末美国资本进入古巴之后，甘蔗园就占去了古巴的大片耕地。1972年，古巴加入“经互会”——一个由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生产分工，甘蔗种植在古巴农业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粮食供应则更加依赖进口和援助。
在外援断绝和内力不足的双重压力下，食品供应成了古巴政府最大的心病。
追求平等累赘了经济发展
鉴于“特殊困难时期”的严重情况，自1993年8月起，古巴政府陆续推出一些改革举措，例如允许在部分行业内发展私营经济，允许美元流通，开设外汇商店和自由市场等。只是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自由竞争和贫富差距的高度警惕，那些措施看起来仍被“五花大绑”。
“那时候古巴出现了一些个体小饭馆，但是政府对经营活动有很多限制。”陈久长说，“经营者不能雇人，因为雇佣就是剥削，只能找亲戚来帮忙；饭馆最多摆三张桌子，同时最多招待十二个顾客；禁止出售牛肉、海鲜这类紧缺食品；不能跨省经营。”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与法国《外交世界》杂志前主编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的谈话中说得更加直白：“在我们开设外汇商店的那一天，我们心里是多痛苦啊。设立那些商店的目的是为了回收一部分人从国外得到的钱——以便我们将收益用于满足那些从国外无法获得任何东西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尽管如此，收入差距和由此导致的不满情绪还是出现了。“搞个体行业的人当时每月能挣1000到2000比索，一般人的工资只有300到400比索”，陈久长说，“改革增加了税收，方便了生活，但也引发了抱怨。”
“古巴人非常强调平等”，徐贻聪认为，当平等和发展相冲突的时候，古巴人可能更倾向于前者。关于古巴人崇尚的平等价值，有一件事让徐贻聪印象深刻。
有一次，古巴的一位副省长告诉徐贻聪自己受到了记过处分。徐贻聪问时得知，不久前有个妇女在路上拦住这位副省长的车，希望能顺路搭乘一段，他当时有紧急公务，所以没同意，结果那位妇女便将这位副省长告发。
“古巴汽油紧缺，政府规定除外交使节、外国企业和军队的车辆外，所有汽车都要允许路人搭乘，政府高官的专车也不例外。”徐贻聪说，“古巴领导人没有任何特权，和老百姓一样，老百姓没有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照样没有。”据他所知，古巴部长级官员的月薪目前也只有大约600比索。
于是至少在古巴政府看来，导致月收入2000比索与300比索之间差距的改革，就成了一件难以接受的事。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即古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相关改革陷入停滞。“政府开始增加税收和限制，并且减少发放私营执照，直到私营领域严重瘫痪。”法新社如此评价。
“瘫痪”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追求平等累赘了经济发展却是事实。（据《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