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 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 “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 “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10.18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关于军阀邢士廉查封上海总工会,传讯刘少奇的报导

●总工会被封后所闻

淞沪戒严司令部金副官长、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总工会、当同杨副官带排长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区、经宁署长派杨巡官率长警一排、至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内、将一干人驱出门外、屋内器物案卷逐一检点登册毕、于门上加司令部之封条、并于该里口贴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将封存物件、一并用汽车运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闻此次总工会突遭解散、其原因颇多、自日纱厂工潮解决时、工会方面种种要挟、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迨工部局电气处复工问题磋商、英国当道遂主无条件复工、而总工会又提出五条、嗣经邢司令许交涉员张道尹等议决、凡电气处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报导、一面由虞会长设法与之接洽、又经许多周折、是以政府与江苏郑省长等早有密电邢司令等、取严厉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无煽惑工人以及越轨行动、稍存宽厚之心、暂不置议、讵此次九七案件、发生交涉、邢司令适又在宁、闻悉之后、颇为震怒、于是郑省长遂密电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当场捕拿云云、闻邢司令于封闭该工会后、除通饬所属军警密为戒备防范外、昨已赴宁、面谒郑省长、报告一切、并顺道贺寿云、又闻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于前日查封总工会时,讵委员长李立三被其脱逃、只将职员刘贯之拘获、昨闻司令部人云、须李立三到案、刘贯之可无大罪。

又迅、近半月来、总工会屡有被封之传说、自委员长李立三晋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监视甚严、旋设计出京返沪、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决意严厉取缔、至前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沪警察厅邢总司令、同时接奉执政府密电、饬即会同查封、迅速具报等因、邢总司令因当晚赴宁公干、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长、及各官署代表执行查封手续、适下午洋务工会工友数百人、赴总工会索取救济费、人数麇集甚众、至傍晚饬派军警前往弹压解散后、总工会各科重要职员、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饬派军队一排、淞沪长警一排、于八时许前往查封、将住会人等一概逐出、门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区警署封条、此查封时之情形也、昨日淞沪戒严总司令部、特传讯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刘少奇· 会务科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等、查询五卅以来经收捐款之帐目、及会内情形、但闻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注:奉系军阀邢士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的报导

○戒严司令部 逮捕刘少奇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刘少奇逃到长沙后,藏在贡院西街文化书社,军阀赵恒惕令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刘少奇逮捕。

(3)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会计工作。1925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其他的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 1968.10.15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斩决”的交待

1925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刘“斩决”

1925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
1967.8.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安源教员黄静原被枪毙矣

▲临刑时大呼口号──

▲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人──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见前报。当时工部所属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工部职员兼教员黄静原亦在内。黄被刑讯多次。于昨十六正午被镇署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原死不要紧”等语。闻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个。黄曾充稻田第一女师教员。被押后现任稻田女师徐校长曾去电营救。教育司亦去电请予开释。不料竟尔枪毙。究不知内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节录)

主席遇险,在伪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长市清水街被伪省长赵恒惕逮捕危殆万状据云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后他来会我。(我居长县湘民盟总部)且出示叶开鑫手书一纸其云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等语并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以是知叶开鑫亦早知共产党有出头日子。

注:成秉真是刘少奇的表兄,他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中所称“主席”系指刘少奇。“简介”对刘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刘少奇被“逮捕危殆万状”,“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并馈赠洋银百元之多为盘资”。成秉真为美化刘少奇,改为“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敌人对刘少奇叛变革命,颇为赞赏。军阀叶开鑫特意为其题词说:“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此人以后被刘少奇擅令枪毙,此事足以证明刘少奇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杨剑雄反省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系大恶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表姐夫,因而杨成为参预策划刘少奇叛变出狱的重要人物。杨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后所写的笔供,虽然是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后,完全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应为民国十四年。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已死)。叶开鑫(已死)、贺耀祖(已死),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
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工人之路》报关于刘少奇叛变出狱溜到广州的报导

刘少奇被释放抵粤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刘君出狱后即来广州,经于昨日抵步,故友闻讯,争相访候,谈述湘赵之强暴,无人不为发指云。

注:刘少奇接受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以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变出狱,旋往广州。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重要职务,向报界吹嘘自己,蒙蔽群众。

(11)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名。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廿九日

注:杨剑雄是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刘少奇接到宁乡县的报告后,做贼心虚,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经任何手续私自电复宁乡县公安局。刘在复电中,利用报告中写错了年份(将一九二五,写成一九二四),对杨剑雄所谓“救”他出狱一事,矢口否认,并要公安局将杨犯照原判死刑处理。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按照刘少奇授意会同县法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犯处决,杀人灭口。

刘少奇在复电中诡称同杨犯“在小学同过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出狱之事“与杨剑雄毫无关系”,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是:刘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杨剑雄逃避了农民斗争;杨不但与刘有来往,而且与刘少奇前妻何宝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犯给刘少奇写信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九五一年土改时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少奇这种杀人灭口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16)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适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 十一月八日
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17)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
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乡县人民法庭判决 法 刑 字 第14 号

起诉人: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 告:杨剑雄,男,现年52岁,宁乡人,住三区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注: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厦大学),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接到刘少奇电报后,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判为恶霸案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等地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 “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大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 “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份见下页放大的记录。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注:汪精卫对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装,极为赞赏,说:“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刘少奇乞求派兵去保护他,汪精卫同意派兵保护。这充份说明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前是与汪精卫有密谋的。

(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谣言,挑拨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 租 界 巡 捕 房

第六十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 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 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 第一书记

许白昊 第二书记

项 英 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 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 孟 若

(4)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夥伴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游行,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觉群原系汉口公共汽车公司教员已退休。现在北京监护。

(5)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报导的放大部份。

(6)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镇压工人运动的报导

影印件内容摘要:

各工会联席会昨晚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愤激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7)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係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拏经济主义来消失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拏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嚇,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叛徒董锄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8)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附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中。

(9)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铭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夹着公文皮包去的。

张登平
1968.5.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夥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省工会努力工兵联合

▲派队宣传工兵联合之意义

▲并解释自动解除武装之理由

湖北全省总工会以反动派藉工人纠察队武装为口实,造出种种谣言,淆乱听闻,近杜绝反动派之藉口及表现工兵亲密结合起见,遂于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纠察武装,并请政府保护工人运动,自该会停止纠察武装后,外面仍多谣传,影响所及,误会必多。昨特通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并将最近工兵联合战线之事实,如帮助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慰劳受伤将士等,详为报告,停一般民众得以晓然云。(人民社)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交枪投降报告的报导

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

△决案共十项

中国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于昨二日开二次会议。

一,报告:(一)主席报告前次会议结果,(二)刘少奇同志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三)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保护工人团体之办法及经过,(四)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武汉店员存在经过及结果,(五)主席报告本部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结果,(六)丁觉群同志报告工商纠纷委员会,已移归工商俱乐部办理。

(12)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到现在,没有找过我,说也没有找过党。

刘少奇1952年六月

退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我认识他,1928年以前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好的。他所说1928年被捕以前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释放出狱,出狱后,又在反动的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工作,从来没有找过党的关系。他似乎没有当过特务,没有积极进行反党的活动。

刘少奇 1958年六月六日

(13)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2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923年工人罢工失败,劳动组部被封,北洋军阀政府对我们的压迫加紧,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律宾。

1926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从菲律宾回国,到武汉湖北全总工作,表现也不坏。

1927年革命失败后,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我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一星期出狱,就找不到党的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宾去显然是害怕,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而是逃跑。

全国解放后,董锄平又回到北京,并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当时我批评了他,并说不能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危险的时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参加工作。

董锄平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在反动统治猖獗时,也没有听到他作过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危险的时候即自动脱离组织。作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不够条件的。

刘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刘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过,后脱离党的关系,请你介绍他到你们办的政治研究所学习为荷。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找齐燕铭副秘书长分配你一点工作,你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属生活)亦可老实地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祝你

进步!

刘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你的来信我已转交中央组织部。

张善孚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接洽,将你如何脱离党以及脱党以后的经过情形,全部无隐瞒大地向组织部写一报告,中央组织部在问明你的情况后,将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白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善孚(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 “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摘要: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做为共产党案审讯,而做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叛徒孟用潜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时,同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漥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凤翥,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陈元祯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年1月23日

注:陈元祯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9)关庆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关庆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是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沈阳市监护。

(10)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
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3)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满洲临委的信

注:刘少奇被捕叛变“出狱”后,向我党中央做了假报告,因而又窃据了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的职位。

(14)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CY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据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实罪恶至极!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在线下载讲稿,须支付2元。

中发[68]155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份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葬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己分子。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刘少奇一贯使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招降纳叛,里通外国,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了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这个最阴险,最凶恶的反革命头子挖出来,把他的一小撮反革命同夥挖出来,对于纯洁和加强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和加强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现仅将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 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 “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 “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10.18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关于军阀邢士廉查封上海总工会,传讯刘少奇的报导

●总工会被封后所闻

淞沪戒严司令部金副官长、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总工会、当同杨副官带排长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区、经宁署长派杨巡官率长警一排、至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内、将一干人驱出门外、屋内器物案卷逐一检点登册毕、于门上加司令部之封条、并于该里口贴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将封存物件、一并用汽车运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闻此次总工会突遭解散、其原因颇多、自日纱厂工潮解决时、工会方面种种要挟、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迨工部局电气处复工问题磋商、英国当道遂主无条件复工、而总工会又提出五条、嗣经邢司令许交涉员张道尹等议决、凡电气处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报导、一面由虞会长设法与之接洽、又经许多周折、是以政府与江苏郑省长等早有密电邢司令等、取严厉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无煽惑工人以及越轨行动、稍存宽厚之心、暂不置议、讵此次九七案件、发生交涉、邢司令适又在宁、闻悉之后、颇为震怒、于是郑省长遂密电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当场捕拿云云、闻邢司令于封闭该工会后、除通饬所属军警密为戒备防范外、昨已赴宁、面谒郑省长、报告一切、并顺道贺寿云、又闻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于前日查封总工会时,讵委员长李立三被其脱逃、只将职员刘贯之拘获、昨闻司令部人云、须李立三到案、刘贯之可无大罪。

又迅、近半月来、总工会屡有被封之传说、自委员长李立三晋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监视甚严、旋设计出京返沪、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决意严厉取缔、至前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沪警察厅邢总司令、同时接奉执政府密电、饬即会同查封、迅速具报等因、邢总司令因当晚赴宁公干、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长、及各官署代表执行查封手续、适下午洋务工会工友数百人、赴总工会索取救济费、人数麇集甚众、至傍晚饬派军警前往弹压解散后、总工会各科重要职员、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饬派军队一排、淞沪长警一排、于八时许前往查封、将住会人等一概逐出、门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区警署封条、此查封时之情形也、昨日淞沪戒严总司令部、特传讯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刘少奇· 会务科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等、查询五卅以来经收捐款之帐目、及会内情形、但闻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注:奉系军阀邢士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的报导

○戒严司令部 逮捕刘少奇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刘少奇逃到长沙后,藏在贡院西街文化书社,军阀赵恒惕令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刘少奇逮捕。

(3)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会计工作。1925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其他的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 1968.10.15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斩决”的交待

1925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刘“斩决”

1925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
1967.8.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安源教员黄静原被枪毙矣

▲临刑时大呼口号──

▲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人──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见前报。当时工部所属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工部职员兼教员黄静原亦在内。黄被刑讯多次。于昨十六正午被镇署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原死不要紧”等语。闻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个。黄曾充稻田第一女师教员。被押后现任稻田女师徐校长曾去电营救。教育司亦去电请予开释。不料竟尔枪毙。究不知内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节录)

主席遇险,在伪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长市清水街被伪省长赵恒惕逮捕危殆万状据云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后他来会我。(我居长县湘民盟总部)且出示叶开鑫手书一纸其云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等语并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以是知叶开鑫亦早知共产党有出头日子。

注:成秉真是刘少奇的表兄,他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中所称“主席”系指刘少奇。“简介”对刘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刘少奇被“逮捕危殆万状”,“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并馈赠洋银百元之多为盘资”。成秉真为美化刘少奇,改为“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敌人对刘少奇叛变革命,颇为赞赏。军阀叶开鑫特意为其题词说:“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此人以后被刘少奇擅令枪毙,此事足以证明刘少奇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杨剑雄反省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系大恶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表姐夫,因而杨成为参预策划刘少奇叛变出狱的重要人物。杨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后所写的笔供,虽然是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后,完全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应为民国十四年。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已死)。叶开鑫(已死)、贺耀祖(已死),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
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工人之路》报关于刘少奇叛变出狱溜到广州的报导

刘少奇被释放抵粤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刘君出狱后即来广州,经于昨日抵步,故友闻讯,争相访候,谈述湘赵之强暴,无人不为发指云。

注:刘少奇接受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以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变出狱,旋往广州。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重要职务,向报界吹嘘自己,蒙蔽群众。

(11)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名。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
一月廿九日

注:杨剑雄是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刘少奇接到宁乡县的报告后,做贼心虚,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经任何手续私自电复宁乡县公安局。刘在复电中,利用报告中写错了年份(将一九二五,写成一九二四),对杨剑雄所谓“救”他出狱一事,矢口否认,并要公安局将杨犯照原判死刑处理。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按照刘少奇授意会同县法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犯处决,杀人灭口。

刘少奇在复电中诡称同杨犯“在小学同过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出狱之事“与杨剑雄毫无关系”,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是:刘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杨剑雄逃避了农民斗争;杨不但与刘有来往,而且与刘少奇前妻何宝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犯给刘少奇写信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九五一年土改时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少奇这种杀人灭口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16)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适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 十一月八日
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17)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
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乡县人民法庭判决 法 刑 字 第14 号

起诉人: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 告:杨剑雄,男,现年52岁,宁乡人,住三区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注: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厦大学),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接到刘少奇电报后,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判为恶霸案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等地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 “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大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 “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份见下页放大的记录。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注:汪精卫对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装,极为赞赏,说:“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刘少奇乞求派兵去保护他,汪精卫同意派兵保护。这充份说明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前是与汪精卫有密谋的。

(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谣言,挑拨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 租 界 巡 捕 房

第六十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 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 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 第一书记

许白昊 第二书记

项 英 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 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 孟 若

(4)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夥伴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游行,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觉群原系汉口公共汽车公司教员已退休。现在北京监护。

(5)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报导的放大部份。

(6)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镇压工人运动的报导

影印件内容摘要:

各工会联席会昨晚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愤激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7)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係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拏经济主义来消失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拏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嚇,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叛徒董锄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8)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附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中。

(9)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铭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夹着公文皮包去的。

张登平
1968.5.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夥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省工会努力工兵联合

▲派队宣传工兵联合之意义

▲并解释自动解除武装之理由

湖北全省总工会以反动派藉工人纠察队武装为口实,造出种种谣言,淆乱听闻,近杜绝反动派之藉口及表现工兵亲密结合起见,遂于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纠察武装,并请政府保护工人运动,自该会停止纠察武装后,外面仍多谣传,影响所及,误会必多。昨特通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并将最近工兵联合战线之事实,如帮助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慰劳受伤将士等,详为报告,停一般民众得以晓然云。(人民社)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交枪投降报告的报导

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

△决案共十项

中国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于昨二日开二次会议。

一,报告:(一)主席报告前次会议结果,(二)刘少奇同志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三)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保护工人团体之办法及经过,(四)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武汉店员存在经过及结果,(五)主席报告本部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结果,(六)丁觉群同志报告工商纠纷委员会,已移归工商俱乐部办理。

(12)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到现在,没有找过我,说也没有找过党。

刘少奇1952年六月

退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我认识他,1928年以前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好的。他所说1928年被捕以前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释放出狱,出狱后,又在反动的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工作,从来没有找过党的关系。他似乎没有当过特务,没有积极进行反党的活动。

刘少奇 1958年六月六日

(13)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2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923年工人罢工失败,劳动组部被封,北洋军阀政府对我们的压迫加紧,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律宾。

1926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从菲律宾回国,到武汉湖北全总工作,表现也不坏。

1927年革命失败后,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我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一星期出狱,就找不到党的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宾去显然是害怕,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而是逃跑。

全国解放后,董锄平又回到北京,并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当时我批评了他,并说不能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危险的时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参加工作。

董锄平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在反动统治猖獗时,也没有听到他作过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危险的时候即自动脱离组织。作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不够条件的。

刘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刘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过,后脱离党的关系,请你介绍他到你们办的政治研究所学习为荷。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找齐燕铭副秘书长分配你一点工作,你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属生活)亦可老实地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祝你

进步!

刘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你的来信我已转交中央组织部。

张善孚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接洽,将你如何脱离党以及脱党以后的经过情形,全部无隐瞒大地向组织部写一报告,中央组织部在问明你的情况后,将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白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善孚(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 “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摘要: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做为共产党案审讯,而做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叛徒孟用潜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时,同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漥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凤翥,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陈元祯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年1月23日

注:陈元祯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9)关庆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关庆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是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沈阳市监护。

(10)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
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3)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满洲临委的信

注:刘少奇被捕叛变“出狱”后,向我党中央做了假报告,因而又窃据了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的职位。

(14)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CY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据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实罪恶至极!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

[一] 被捕被俘后,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组织或党领导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的,出卖同志或出卖党的机密的:

王凯 原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局长。男,七十四岁,福建省闽侯县人。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二五年参加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五日,王凯担任我党中央交通时,在上海孟纳拉路四号,被公共租界新闸巡捕房逮捕。四月十日,被引渡到上海市伪公安局。四月十六日,被解押南京国民党中央特种刑事临时法庭,后转蒋匪总司令部军法司看守所。他向敌人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中央跑北方的交通。还供出一九二七年到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东方贸易公司给李大钊送过信。出卖了当时与他有工作关系的我党中央交通顾建业。一九二八年五月,被判无期徒刑。一九三七年八月被释放。同年九月,王去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隐瞒了自首叛变问题,混进党内。

王凯被捕后自首叛变,按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张孟旭 原国务院文办副主任。男,六十六岁,河北安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张孟旭一九三○年六月在天津师范读书时,被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逮捕。据敌档记载,张在受审期间,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供出同时被捕的同学、共产党员孟庆章与他“同为担任宣传”,参加过散发传单和开会等活动。后被敌判刑八年,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刑满出狱。一九三七年十月,组织安平县委时,张通过特委吴健民恢复了组织关系。

张对被捕供出政治身份等问题,一九四五年一月向组织作了交代,但长期隐瞒了供出孟庆章的问题,直到一九六八年二月才作了交代。认罪态度较差。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雷任民 原外贸部副部长。男,六十六岁,山西平遥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团,一九三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一月参加工作。

雷任民一九三一年九月在北平被伪公安局逮捕以后,承认了共青团员和北平团市委组织委员身份,写了“口供自录”和“我的转变及经过”,出卖了北平团市委及其所属清华、法学院、师大、燕大等支部和革命同志十多人,垂帘指认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常棣。并在“刑事申诉”中辱骂共产党。

以上问题,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五年审干时,本人基本上作了交代,组织上先后作了“自首供人,政治上一度动摇”和“自首叛变行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雷又作了补充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雷任民叛变罪行严重,本应严处,考虑到他在任山西决死四纵队政委时,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晋西事变中,反顽斗争坚决,并带领该纵队编入我军。本人认罪态度尚好。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杨述 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男,六十二岁,江苏淮安县人。一九三六年七月入党,一九三六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五年,杨述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十月被伪北平公安局逮捕,供认自己是“社联”成员,并供出了“社联”内活动情况和进步组织成员张风阁等六人(其中五人在杨被捕前已向敌人登报自首),同时恶毒污蔑“共党实为摧残我民族国家之罪魁”,叫嚷“愿站在三民主义立场”,“实行铲共工作”。之后又写反共文章一篇。同年十月十九日,在伪《世界日报》上发表了《杨德基(按:即杨述)脱离共党附属组织社联启事》,辱骂共产党,“已属穷途”,表示“诚意自首”。一九三五年十月底被释放。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张友渔 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男,七十六岁,山西省灵石县人。一九二七年六月入党,同时参加工作。

一九二七年张友渔任北京临时市委秘书时,由于市委成员许锡仁叛卖,于同年十二月初,被北京张作霖反动政府京师警察厅逮捕后,供认是共产党员、北京临时市委秘书;出卖了北京临时市委书记谭啸云等七名领导成员。他还写了“消灭共产党”的《意见书》,为敌人出谋献策。敌人认为张“悔过之心诚恳”,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追究”。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经伪县知事赵子瑗(张的姑父)等人保释出狱。

张一九二八年出狱后到天津,隐瞒叛变罪行,经廖化平(当时北方局军委负责人之一,已故)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张友渔是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安排适当工作。

宋劭文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男,六十五岁,山西省太原市人。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党,一九三五年九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三年宋劭文在北平北京大学读书时,担任过北平“社联”秘书、党团书记等职。一九三四年五月因叛徒关文彬出卖,被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逮捕。他向敌人供认参加过“社联”,担任过北平“社联”宣传干事、秘书职务,供出了清华、燕京两大学、“社联”组织,出卖了北平“社联”秘书老潘(张盘石)、组织雷民生、“社联”成员袁成隆等十一人。国民党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曾用宋的供词作为判处袁成隆徒刑的“证据”。一九三四年六月宋劭文被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同年八月被判处两年半徒刑,送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他写过反动文章,诬蔑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五年四月他出院时,领取了“自新证”,并在印有“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以后不做危害民国的事情”的“悔过具结”上签了字。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他回到太原投靠了阎锡山亲信邱仰浚,参加了阎匪反动组织“建设救国社”,负责宣传工作,宣传阎匪反动谬论,并介绍一些人参加这个反动组织。同年九月,他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宋劭文是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鉴于他一九三九年对其叛党问题基本作过交代,此次被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好,放到基层分配适当工作。

杨浩庐 原外贸部副部长。男,六十四岁,四川宜宾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六年入党。

杨浩庐一九三三年暑假,在四川宜宾家中被“伪二十八军叙南清乡司令部”逮捕,供认是共产党员,写了“卢启文(杨浩庐)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反共宣传。

一九三四年杨到上海,隐瞒了一九三一年叛变罪行,于一九三六年混入党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上海被英租界警务处逮捕,供出我地下联络地点——上海市青岛路七十七号,并随同英帝巡捕前往七十七号搜查,致使我工作人员何车平、金瑾两人遭捕,此后,敌人又在该处和捕杨地点守捕我十几人。杨在巡捕房拘押三个星期左右,被驱逐出上海送江苏南通。

杨对以上两次叛变,长期向党隐瞒。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本人作了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苏幼农 原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男,七十二岁,四川邻水县人。一九二五年九月入团,同年十月转党。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党,被开除党籍,一九四一年又混入党内。

一九三一年二月,苏在四川万县任下川东特委书记时,被国民党逮捕。被捕后,向敌人供出省委通信处和省委负责人姓名;向敌人献策,提出让他继续与省委保持联系,以便将来破坏省委组织;并以特委名义写信给特委所辖各县党、团负责人到万县开会,诱使陈良、罗祥麟等到万县,被敌人逮捕;苏还伙同其他叛徒指捕了我党下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罗南辉等二人。不久,苏乘敌人戒备不严逃跑回家,后作教员、川报编辑。一九三五年,其原妻黄梦谷(当时参加红军)被国民党逮捕,苏又出面与黄联名写了“悔过书”,向敌人自首。后来,苏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在大特务康泽的伪军委会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和国民党四十四军政训处任处员。一九四○年,苏到延安后,隐瞒了其主要叛变罪行,于一九四一年混入党内。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原邮政总局副局长职务。

陈穆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局长。男,六十五岁,南京市人。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五月,陈在伪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任营救部长。同年七月,在上海参加江苏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时被捕,判刑十年,送苏州江苏军人监狱关押。一九三五年春,狱中的共产党员互相传递纸条酝酿绝食斗争。这时陈主动向敌人写自首书,供出这次绝食斗争的准备情况和狱内党员的组织活动情况,请求自新。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把陈供出的狱中党员王致中等九人和三名代传信件的看守,解往南京匪军政部军法司审讯,陈出庭对质,致使王致中等九人加刑八年多,三名看守各判刑五年半,陈则被免刑,转入江苏反省院。陈曾任反省人自治市市长,发表反动文章,密告同在反省院的彭康等四人的活动。一九三六年七月履行自新手续出反省院。一九三九年十月,陈隐瞒叛变罪行混入党内。

陈对上述事实,一九四三年整风时,做过一般交代。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作了交代,认罪态度尚好。

拟定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职务。

[二] 公开或秘密地投靠敌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

张省三 原农垦部副部长。男,七十岁,河北定县人。一九二六年十月入党。

张省三于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燕大读书。一九二七年燕大党组织被敌破坏,张回定县。一九二八年登记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定县指导委员会宣传干事、县党部执行委员、训练部长等反动职务。张在此期间进行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为国民党进行“党化教育”,亲自授课;并发展了国民党员。

一九三二年,张在定县职业中学任校长时,隐瞒投敌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一九三三年保定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张一九三四年跑到山东荷泽伪县政府任科员,一九三七年初任荷泽县保安旅少校中队长。在此期间,张为国民党扩充实力,为伪区公所维持地方治安等。

一九三八年二月,张所在的保安旅第一中队,编入由我党控制的范筑先部队,当组织决定审查该中队副队长程牧的托派嫌疑问题,并调张为中校参谋时,张对此不满,与程一起携枪投奔国民党部队。同年,又混入革命队伍。

张参加革命后,长时隐瞒其主要罪恶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作了交代。

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

王超北 原外贸部五金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男,七十三岁,陕西省澄城县人。一九二五年入党。

王超北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主动乞求伪武功县县长赵任卿向伪陕西省主席来哲元说情求饶,表示“不再干共产党了”,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在伪《陕西中山日报》,上发表脱党“启事”,叛党投敌,在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当干事,成为可耻的叛徒。

一九四一年五月,在我利用王超北在西安搞情报期间,他被中统特务李茂堂突击参加了中统。此后,他在李的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他多次将我电台呼,号、密码密报给敌人。按照中统局的旨意,掩护李茂堂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当胡宗南部进犯延安时,他多次发报,让我将中央驻地告诉他,妄图配合蒋匪追剿我中央机关。西安解放前夕,他掩护李茂堂、王克平在西安潜伏下来。解放后,他通过习仲勋的关系,将大批特务网罗起来,组成“西北军区社会工作队”,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王超北是一个叛徒,特务,罪行严重,认罪态度不好。根据党章规定,将王超北清除出党,剥夺其公民权,交群众管制。

杜俊西 原十六军后勤部部长。男,五十四岁,河南省清丰县人。一九四○年重新入党,一九四三年十月入伍。

杜俊西一九三八年八月加入我党,一九三九年春在清丰县南苏村当小学教员时,背着我党组织参加了国民党,并担任小组长。当组织发现杜参加国民党,指出其错误后,杜毫无改悔,一九三九年夏参加清丰县国民党县党部训练班受训后,极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他亲自发展国民党五人,并对他发展的国民党员郑守道说:“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有咱无他,和他不共戴天”。一九三九年底被选为国民党柳格区分部委员。不到一个月当地解放,区分部没再活动。

杜入伍后只交代参加过国民党,对他担任国民党小组长、区分部委员和发展国民党员等重要情节,长期作了隐瞒。一九六九年在军区学习班主动作了交代,态度较好。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行政撤职,分配适当工作。

薛桂树 原粮食部科研院处长。男,六十岁,江苏省涟水县人。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三○年在涟水县参加“八一”暴动,暴动失败与党脱离关系,一九四○年十一月重新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六月重新入党。

一九三五年薛桂树由叛徒薛桂蟾陪同去,涟水县向特务室主任王士华主动自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填写了自首书,供出薛味五、许怀珍、沈华山等五名共产党员。不久即担任薛集特工中心组组员。曾动员、诱迫薛集、罗冲等村庄的地下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数十人。自首叛变,严重地破坏了我党在涟水县的地下组织和农民协会。由于薛忠实为敌效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被涟水县特务室委任为薛集特工中心组组长。后继续破坏我党的组织,从事对叛变自首分子进行反动教育等罪恶活动。

拟定为叛徒、特务,清除出党,撤销处长职务。

[三] 被捕被俘后,拥护和宣传敌人反动主张,攻击诬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

廖鲁言 原农业部长。男,一九一三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入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参加工作。一九七二年病故。

廖鲁言在北平国民党陆军军医学校读书时,在一九三二年参加八月一日示威游行前,因叛徒卞永汉出卖,被宪兵侦缉队逮捕。在审讯中他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散发过传单,贴过标语,参加过示威游行,供出了“八·一”游行的集合信号。后被判刑六年,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解送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他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在《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共启事》,声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叛变出狱。

廖鲁言对其被捕叛变的罪行,历史上作过一些交代,但隐瞒了登《反共启事》这一罪行。此次被审查期间认罪态度较发。

廖鲁言是一个叛徒,根据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张茂甫 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商业信贷局局长。男,七十岁,山西晋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张任中共晋城县委委员时,因太原党的通信机关和张的政治身份被暴露而被捕。同年十月,经伪山西陆军审判处判刑四年五个月,押往山西第一模范监狱,一九三一年七月转山西反省院。张在反省院曾多次在反省人出院宣誓、院长或训育主任“训话”大会上担任记录(均有反共内容,会后整理刊登在《自新月刊》上),张还多次。在反省院出版的《自新月刊》上发表反共文章,宣扬“行易知难是指导人类生活的一切行动之惟一最高原则”,攻击、诬蔑共产党“残暴万恶”、“逆理悖情”,“无存在于中国社会之可能”,“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社会需要”。一九三二年六月,张在敌人印好的反动誓词上签字划押,取保释放。出院后还按敌人规定,向反省院写信报告自己的行踪。一九三七年,张隐瞒了叛党的重要情节,重新入党。

拟定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局长职务。

洪沛然 原纺织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男,七十一岁,四川资阳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团,一九二七年转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一年,洪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三三年四月转伪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期间,洪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任务,并在《反省半月刊》上发表《一个反省人应有的认识》和《说反省》两篇反动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社会当作一个实验室,把民命当作贱价的化学药品”“是一种滔天的罪恶”,鼓动其他反省人要“冷静地、诚挚地”反省悔过。一九三四年五月,洪填写了悔过书,领取了“自新证”出反省院。出院后继续给反省院写信,吹捧蒋介石“励行新政”。一九三五年六月,又在四川《合川时报》上发表鼓吹“新生活运动”、吹捧蒋介石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洪隐瞒其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本人认罪态度较好。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原职务。

[四] 书面或口头向敌人自首悔过的:

汪道涵 原对外经委副主任。男,六十岁,安徽嘉山县人。一九三三年春入党,一九三八年七月重新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汪道涵,一九三三年任我党上海市法南区反帝委员会党团小组书记,于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捕。未暴露党员身份。由其父通过敌伪要员的关系,向伪上海市长吴铁城进行活动,汪道涵向敌人写了要求释放的“报告”,并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的上海《晨报》、《民报》上发表《汪导淮(汪道涵)紧要启事》:“前因爱国心切,一时误入共产党领导之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旋因发觉该同盟为共产党所主持,当即无形脱离,兹为避免被该党所利用起见,正式宣告脱离该同盟,并声明此后永远不参加任何反动集团,恐未周知,特此登报声明”。后获释出狱。

汪于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时,将他的被捕和登报发表紧要启事等问题向组织作了交代。

定为自首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调基层工作。

王含馥 原湖南省副省长。男,六十五岁,河北广宗县人。一九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一年转党,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王含馥在邢台第四师范读书担任党支部书记时,被叛徒胡丰登、周痒出卖被捕。当年十一月转押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四年王履行了自首手续,于七月四日至十日与王景德等十七人在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晨报》上连续发表“脱离共产党启事”,说:“被人诱惑,误入共党”,“共产主义绝不适宜于中国”,“共产政策亦复极端错误”,表示“永远脱离共党,誓死不与共党发生关系”。后交保释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隐瞒了自首变节的重要情节,重新入党。

王含馥承认在敌人写的悔过书上按了手印,悔过书的内容与他出狱后看到报上登的“反共启事”内容相同,要求保留党籍。

拟定自首变节分子,清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分配适当工作。

赖祖烈 原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主任。男,六十九岁,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

赖祖烈任赣南军区供给部长时,由于悲观动摇,离职脱队,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江西省安远县仁丰地区,被国民党广东独立第八师俘后投降敌人,供认他是红军被服厂的文书,接受敌人“准返回原籍,安分守已,做一个良民,不要再当共产党”的训话。同年四月初,他拿着敌人发给的通行证,返回福建省永定县原籍,又向国民党第八区区公所自首,并到伪县政府办了自首手续。供认他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在他写的“自新人申请书”和“自首书”中,辱骂我党、我军为“共匪”、“匪军”,恶毒地诽谤苏区根据地“惨不可言”,“民众皆叫苦连天”。声称“我本欲几次投诚反正来归,皆无法逃出。”“蒙国军及政府宽怀,准予自新始得脱险。”他还将我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出卖给敌人。一九三八年,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赖祖烈是叛徒,罪行严重。按照党章规定,清除出党。

赵仲池 原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领导小组组长。男,六十四岁,山西五台县人。一九三三年八月入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赵仲池在任我河北省委驻冀热边代表并领导冀热边特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将我地下党活动地点向敌人告密,赵去该活动地点接头时,被已埋伏下的伪冀东保安队逮捕,解押到河北省蓟县监狱。审讯时赵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写了“张志周(当时的化名)参加共产党甚悔,今后出狱,保证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的悔过书。并代同狱人写了有类似内容的悔过书。一九三六年四月被释放出狱。

赵仲池出狱后,找到河北省委向组织上报告了写悔过书等情节。

拟定赵仲池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职务,安排适当工作。

[五] 唆使和策动别人向敌人投降、自首的:

帅孟奇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女,七十九岁,湖南省汉寿县人。一九二六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月,帅孟奇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时,因叛徒朱镜如告密,被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同年十一月三日解押到伪南京宪兵司令部。在敌人审讯中,帅孟奇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江苏省委妇女部长,丝厂罢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留学生。她还动员和支持同狱人黄静汶写叛党自首书,劝说同狱人饶卫华对敌人“不要太倔强”,“可以表示消极”。帅孟奇先后被关押于伪江苏第一监狱和伪首都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五月,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景鸿等人“保”出反省院。回到原籍湖南汉寿后,她还向反省院写信报告她的情况。一九三八年一月,帅隐瞒叛党罪行,重新混入党内。

综上所述,帅孟奇是个叛徒,长期向党隐瞒其叛党罪行,根据党章规定,将其清除出党。

陈艺先 原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男,七十三岁,江西泗阳县人。一九三二年三月入党,一九四○年九月参加工作。

一九三四年四月,陈在我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会联合会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时被捕。同年六月,解送到匪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向敌人供出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及在党内的任职经过,向敌人写了自首书,出卖了共产党员苏觉馨等人,劝说同时被捕的共产党员刘克明、孙宝琦自首叛变,并向伪看守所长汇报过同狱人的思想情况。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释放出狱。

陈出狱后,向组织交代了其叛变罪行,一九四二年四月重新入党。

拟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邮政总局副局长职务。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且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

陆定一,男,现年六十九岁,江苏省无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加入共青团,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进行审查,一九六八年五月逮捕关押。

(一)阶级异己分子。陆定一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僚大地主家庭。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秉承其父“两面有人才能保住家产”的旨意,混入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从查获陆家解放前寄存在上海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中,发现有陆定一一九二八年(当时已任我团中央宣传部长)给他父亲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现在觉到这样下去,只有害处,毫无益处。我要自己打开一条新的生路”,“实行您所计划着的我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无锡陆的家中还查出,一九三七年陆在担任我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长之后,在去南京治病期间,于九月十日,亲笔给其庶母和二叔的两封信,表示:“幸赖鼎力维持,卒能于一切不景气之中使家道未致中落,无限欣慰”,“他日得有寸进,以光陆氏门第与父亲大人之墓茔”。同年九月中旬,陆按照其父亲的遗嘱,从南京专程回家,亲笔签了《分书》,分洋三千一百多元,分田三十四亩,并将田产委托其弟媳杨剑华代为出租,长期进行剥削。解放后,陆家按照陆定一的授意,将田契全部隐藏起来,等待变天。陆定一在其过去写的历史自传中,对于上述问题,都作了隐瞒,至今未交代。

陆定一明知其弟陆亘一是个叛徒、军统特务,却于一九三七年将他安插到我军委三局,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出具假证明,进行包庇。

(二)反党分子。陆定一在担任中宣部长期间,把中宣部搞成了“阎王殿”,进行了许多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苏修“二十大”以后,陆多次在会议讲话中,胡说斯大林“独裁”,“象秦始皇”;攻击我们党“比斯大林还厉害”,“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还大”;诬蔑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都是“秦始皇的办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去庐山开会途中,他同彭德怀在火车上密谋反党。庐山会议前后,他诬蔑总路线只有“主观精神”,“没有客观基础”;大跃进是“大吹牛皮”;人民公社“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一九六一年冬,他紧密配合刘少奇向党进攻,攻击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在旧中宣部组织人员秘密检查中央文件,炮制反党黑材料。一九六二年二月上旬,他在七千人大会的文教小组会上,攻击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一九六六年二月,他紧密勾结彭真,炮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三月,他在安徽、江西等地,继续兜售《二月提纲》的黑货,妄图对抗、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陆定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三)内奸嫌疑问题。陆定一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供认:一九三○年十一月在上海被两个特务秘密绑架到一品香饭店,并在吴开先亲信写好的自首书上签了名,得了一千元,沦落为叛徒内奸;一九三七年在南京、一九四六年在重庆两次秘密会晤吴开先,向敌人提供情报,出谋献策。

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初步调查,有以下几个证明材料,可以印证陆定一的笔供:(1)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的秘书黄旭初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交代:一九三○年九月下旬,他从邮检来的共产党的团中央刊物上看到了陆定一的文章,确悉陆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经和吴开先策划,派特务于十一月十二日左右,把陆绑架到一品香饭店,陆在威胁利诱下,接受了吴开先提出的要他留在共产党内提供情报、吴保证他在上海安全的条件,履行了自首手续,吴给了陆一千元支票。黄的交代与陆的供词在主要情节上基本一致。(2)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确实经过杨尚昆批准,由陕西到南京治病。吴绍澍、黄旭初证明,陆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秘密会见过吴开先。(3)军统渝特区党政小组长陈兰荪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交代: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旧政协谈判期间,派特务跟踪发现,陆定一密访过CC特务头子吴开先。黄旭初也证明确有此事。(4)陆定一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我的历史问题》手稿中,有意将他一九三○年七、八月间从苏联回国,编造为“一九三一年回国”,妄图掩盖他一九三○年在上海发生的问题。(5) 大量的人证、物证表明,敌特机关一九三三年二月对我上海团中央的大破坏,首先是从陆定一联系的虹口招待所开始的。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敌人在这里守捕了与陆经常联系的总交通蒋屏,八天之内,共捕获了书记王云程等二十三人。在破坏过程中,敌人连看守机关的老妇、幼童都没有放过,有的一般工作人员已经转移八天之后,还被敌人利用叛徒引诱捕获,惟独陆定一,在叛徒蒋屏两次供出他的住址之后,仍然未被敌人逮捕。这次团中央大破坏是否与陆有关,很值得怀疑。(6) 中统局秘书张文一九七四年九月交代:他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听中统局局长叶秀峰说:“他们的中央委员陆定一就是我们的人”。

陆定一对他的内奸问题交代以后又翻案。但是以上几个证人至今仍然坚持原来交代。由于我们没有查到直接物证,此问题可以挂起来考察。

(四) 匿名信问题。从一九六○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查获陆定一之妻严慰冰发出攻击林彪、叶群的匿名信三十二封。在尚未发现林彪、叶群的问题之前,严慰冰采取这种手段,陆定一对她加以包庇是错误的,对他们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可以结案。

陆定一在审查期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遵照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建议释放,清除出党,保留公民权,安置到外地,养起来,每月发给二百元生活费。陆定一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妥否,请批示。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

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证据

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证据

一、阶级异己分子的证据

1、陆定一曾祖父等三代照片(图略)

注:照片由左至右,陆的曾祖父陆敦善清朝“布政使司理问”,陆的祖父陆蓉第“候选州同”,陆的父亲陆澄宙北洋政府京师高等检察厅代理厅长。

2、陆定一一九三七年由南京回家亲笔签署的《分书》(节录)

定一受分田产,计平低回叁拾肆亩肆厘贰毫伍系,秋租叁拾柒石另壹升玖合,经账为凭。

现款存数……尚余洋壹万肆千玖百肆拾贰元,四份均分,每份计洋叁千柒百叁拾伍元伍角。……定一一份,曾用去洋伍百伍拾元.应受分洋叁千壹百捌拾伍元伍角。

次男陆定一(盖印)
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补签

3、陆定一的堂兄陆雅达关于陆定一出租土地的交代(节录)

一九三七年秋,陆定一从南京回家领取了分得的地主家产。……钱,他带走了;田,交杨剑华代管出租。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就是靠吃这些田的租米。

一九五○年秋,陆婉巽与我到北京去找陆定一商量对付土改办法。……陆定一说。“将来中央公布土改办法后,定一个日子,准备些便菜在家里请农民吃顿便饭。饭后,把田单交给农民,田契不要就不交……房租可以收。……”我们回来就找陆家四房,将陆定一的办法告诉他们, 并商量了做法。土改开始时即将田单交了,弄了个“开明地主”,逃避了斗争。田契隐藏起来没有交,等待变天。

4、陆定一无锡家中隐藏的田契(图略)

注:文化大革命初期,陆定一的四弟陆正一将隐藏的田契,账册拿出来销毁,被红卫兵发现。这是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部分田契。

二、内奸嫌疑问题的证据

1、特务分子黄旭初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笔供(节录)

(1)一九三○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对吴开先说……“陆定一回来了”。吴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邮检来的共产党的团中央刊物上看到了陆定一的文章”。一九三○年十月初,CC大特务吴开先(注:吴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在南京国民党中组部调统科(代理)科长张冲处证实陆定一从苏联回到上海,即对陆进行侦查活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吴开先召集国民党上海市组织部总干事张小通、调查科科长胡星耀和我在他家里共同研究,决定把陆绑架到旅馆,如不答允提供情报,即逮捕法办。约在十一月十二日左右,由张、胡、陈(唯一)三人,把陆绑架到伪市党部调查科秘密办案的地方,西藏路一品香饭店三楼东南角最后一间。张小通打电话给吴开先。吴邀我一起去。

我推门进去,张小通即说,“老黄来了”。我说“……今天请陆先生来这里,决没有为难你的意思,只要你能够在可能范围内提供些情报,开先兄就可以回复(伪)中央。否则只有照命令办事。”……我看陆低头沉思,没有反抗意思,即示意张小通邀吴开先进来。

吴一进来,即抢步上前,与陆握手说,“我来迟了,很抱歉。”并说,“我今天看到你,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你在南洋(即交大)我在同文(书院)的情景。……(伪)中央虽有命令,但我为朋友交情,先请你来商量,你帮了我忙,我也要尽力保证你在上海的安全。提供情报办法,我有个信箱,可以利用。”张小通说,“陆先生如果没有意见,就请签个约罢。”于是我即拟写约书,大意是说陆定一对吴开先提供情报,吴开先对陆定一保证不逮捕。写好后,即给吴看,吴看过,递给陆,陆过目即说,“没有意见”。……于是他签上“陆定一”三个字。签字以后,陆说要小便,进了卫生室。吴从支票簿上撕下一张。张小通轻声问多少,吴把手翻了一翻,知是一千元。陆出来,吴即把支票递过去说,“小意思,随便花花。”陆迟疑未接,我即接了来塞在陆的大衣袋里。

(2)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吴开先从上海到南京,充任伪军委会第六部第一组中将组长,住在程沧波家。九月初,陆定一两次来程家秘密会见吴开先。

(3)一九四六年一月,……陆定一(在重庆)来牛角沱二十五号看吴开先。

注:曾任伪军委会第六部第一组处长的吴绍澍也证实陆定一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秘密见过吴开先。

2、匪军统局渝特区第四组党政小组长陈兰荪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交代(节录)

一九四六年旧政协谈判期间,……陆定一……与反动派接触频繁。据匪军统渝特区监视组报称:陆定一出入匪国民党中央党部……高级职员宿舍,即上清寺、蔚庐等。匪区区长叶翔之当即电匪渝市组,匪组长杨政商就于我,决定派……组员陈伯毅进一步调查陆所访为何人?陈去了解以后,得知陆是拜访CC特务头子吴开先。

3、叛徒蒋屏(现名庄祖方)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笔供(节录)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在团中央担任交通组组长,当时的化名是蒋屏。我经常跑四个机关。……陆定一住的房子……我至少三天必去那里一次。一九三三年一月底或二月初,一天晚上,我送钱去虹口招待所,被守候的特务胡大海逮捕,……当时我就供出了与党中央外交通接头的自己住址,第二天供出了……组织部秘书陆定一和交通员小唐的住址。陆定一的地址写在一张条子上,交给了马绍武,过了两天,马匪却找我说:陆定一地址的条子掉了,要我重开给他,我又照开了。又过一天,特务张光英等四、五人押我去引破陆住处,从后门进去一直上楼,陆已不在,而房内陈设如常,……其时,张匪等略微搜看一下,也没有向二房东查问,似乎他们早就知道陆已不在了。

4、中统局秘书张文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笔供(节录)

一九四六年四月匪中统局长叶秀峰从外地视察回转重庆后一二天,在匪局长室召集其高级骨干约十人开会,……他自鸣得意的说:“共产党他们能派人到我们这里来(……指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钱壮飞……任徐恩曾私人秘书……)我们也能打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中央委员陆定一就是我们的人。”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六五份。(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967.03.16;中发[67]96号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主贴文字太多,导致浏览器几乎僵死,建议把主贴分成几个跟帖,貌似主贴有部分文字重复了。

很好 展望历史开创未来 待看 事实教育群众 理论联系群众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
想总结自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主张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他
提出“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
就可以翻案。”同样产生了人民公社办早了的看法。他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当时
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我主张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
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在他的提议下,他制定了对“凡是在拔白旗、反
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
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的文件,掀起了被毛泽东认
为是“右倾”的“翻案风”。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
主持会议。着重研究分析财政经济的形势,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当前不
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估计不够
的危险。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
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1958年以来,搞了多年高指标,以后订计划定低
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会后不久,彭
德怀向中央送了8万多字的要求平反的申诉材料,否认他搞反党的派别活动,认为
给他定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参加高岗、饶漱石集团说成是“受高
岗的蒙蔽”,而他之所以“受蒙蔽”,是因为“中央信任高岗”。

与此同时,刘少奇再版和修改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人注目地加了
这么一段话:“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
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
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
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
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
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
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