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的材料的摘自右派吴思所写《毛泽东的农民》，请读者加以辨析，仅供参考。陈永贵在十月反革命政变中的立场也是错误的，这也造成了他晚年的无可挽回的政治污点。但是，陈永贵同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对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有着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学习他的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当今反修反复辟的事业，对于我们活学活用马列毛主义的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这些都是革命政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应当继承。在陈永贵同志的工作方法里就能看到“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也即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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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极高的警觉性与值班制度
1974年初至1976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
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
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
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
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
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永贵才告诉司机今天的去处。这天上午他想到西寨
公社看看。陈永贵一路看着庄稼的长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西寨。8月中旬正是大暑刚
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社员们挂了锄，公社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西寨人山人海地
唱开戏了。陈永贵的吉普车溜进公社，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了戏台旁边开的
老牛市场。这里做起买卖了！”
陈永贵冒火了。等到西寨公社的领导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陈永贵面前，陈永贵黑着脸
问道：“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食品部门，非往河北山东那边处理？这叫什么？这不
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还唱戏？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地里
那么多草就挂起锄头唱戏了？玉茭高了，大锄进不去小锄锄，小锄不能锄用手抠。抠一
抠就是二两油嘛。要这样干，辛苦田呀！”
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训了一通。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成
果，便宣布以后检查工作就是要搞突然袭击，免得下边事先做了手脚。“我不说给你，
看你怎么办呀，”陈永贵说，“从此以后就不告他们说了。临去时来一个车，坐上出了
村外，你开到哪里就知道啦。”B17
陈永贵不能容忍昔阳的庄稼地里长荒草。有一年他发现有几个公社地里的草多，就
把主持工作的刘树岗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陈永贵问，我从平定县过来看了。人家的地
里不荒，你昔阳怎么倒荒了？你怎么干的？刘树岗被训出了一头汗，立刻表示马上改正
错误，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消灭草荒。陈永贵不干，说：“把人全叫来，开辆车去平定看
看！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荒？李锁寿在平定学昔阳，人家地不荒，你怎么就荒？去看看！”
于是，盛夏时节，陈永贵亲自率领昔阳的公社书记们赴平定转了两天，陈永贵不高兴就
不爱理人，一路上沉着脸不说话，公社书记们看着老陈的脸色体会着县耻的滋味。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好像是在运粮食。
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陈永贵一查，原来是昔阳的老
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昔阳有的是玉米，而老百姓偏偏喜欢吃白面，便假称换麦
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肯真管，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陈永贵却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粮食外流，投
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B18
陈永贵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下令道：“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他对县
委包庇此事极为不满，说：“这个问题，县委包得严严的。这是我给县委提意见哩。去
年，搞种子在河北换回那么多！你就是不搞种子，人家河北还不给了哩？昔阳县哩，人
家怕哩，你要跳蚤油，人家也要想办法闹哩。购回那么多小麦，河北给我来数，六百多
万斤。这个数还不完全统计。可是问县里，没有多少，就是个几十万斤！问了大寨一个
公社，一百二十万斤。这是几十万斤？太不像话了！你错了你就说么。不少哩呀。今年
不行。就算需要种子，也要经过县里批准。”B18
陈永贵宣布：“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
这个抓什么！”
陈永贵对于沾上了商品交换的边的东西极为警觉。洪水公社东沟大队“主业不主，
副业不副”，“价值规律支配了集体经济”，木匠铁匠和煤窑干得很红火。陈永贵认为
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典型。1975年第一次全农会之前，陈永贵想把东沟大队
的材料推荐到大会上，就事先跟东沟打了个招呼，希望“东沟爆炸个原子弹”。东沟的
干部闻讯亦喜亦忧。老陈要在全中国面前解剖他们，可是毕竟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据记载，当时东沟的干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永贵同志的关怀，大批资本主义
一定要批出样子来，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于是，煤窑归了公社，木工厂
也停止了来料加工，打铁组更是冒着冻结付款的风险单方撕毁了与大同水泥石签订的20
吨钢球加工合同。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到人造小平原上大干苦干，而且一口气苦干了三
年。结果，这个大队的分值不仅没有增加，兑现率还下降了30%，不过，今天的人们很感
激当年创业者用汗水为他们打下了千秋基业。
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
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多买了一点，自己留下干私活赚外快。事
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
化公为私运动”。
“我也有，”陈永贵当着全县的公社书记说他也有化公为私方面的问题，“我十多
天来反复查，我给了焕成一百元钱，把吃了的闹得清清楚楚。”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
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
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
荒。”
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
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
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
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
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
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
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
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
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
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
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
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
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
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
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
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
“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
“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
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
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
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
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
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
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
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
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
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
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
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
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
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
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
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
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
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
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
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
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
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
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B20后来各地果然纷纷来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
农会期间参观了石坪大队，对那里长达十六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的五百多亩人造平原印
象极深。华国锋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
们那里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于是陈有棠就当了华国锋的
老家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对于各地向昔阳要干部的事，陈永贵也是喜忧参半。他愿意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
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抽空了。有一回主持昔
阳工作的李喜慎到北京开会，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
起去。李先念是政治局常委，可以随便调片子看，他也时常请上几位关系好的在国务院
小礼堂里看电影消遣，陈永贵是常客之一。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
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李喜慎笑着不说话。纪登奎道：“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
昔阳。”
陈永贵笑道：“不行，我不能丢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道：“你讲点风格嘛！”
由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山西流传开一句话，叫做“会说昔阳话，就能掌印把。”
与五台县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如出一辙。但是以学大寨
的政绩而论，昔阳调出的干部大多是强手，在各地大批大干尤其是农田建设方面的战绩
相当显赫。李锁寿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县吃水用水的问题，平定人至今受益。十年后平
定投票选县长，有的选票上竟写着这位早已下台回乡的大寨式干部的名字。
按：陈永贵很会选人，选帮手。一种方法不行，很快会找另外一种方法，很有灵活性。
仔细看他对付铁匠的那个片段，就看出他很有智谋，肯动脑筋。
1952年年底，陈永贵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回到大寨。在太原参加丰产劳模
会期间，他听说了不少农民英雄的大名，其中有两位还是他的山西老乡，1952年爱国丰
产金星奖章的荣获者，金星英雄李顺达和郭玉恩。陈永贵的眼界更开阔了，他知道了中
国最拔尖的农民正在干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回到大寨后，陈永贵立即加紧活动筹办级社。这并不太难，唯一的麻烦就是县里反
对规模过大。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有49户，县里只批准他办一个30户的社，他必须动员
十几户退出去单干。
陈永贵动员了几户，可是尝到了合作的甜头的农民不肯退出去，劝急了，据说还有
人对陈永贵瞪了眼，说要干就一块干，不干就谁也别干。这是认准了陈永贵能带他们过
上好日子，跟着陈永贵不会吃亏。陈永贵挨了这样的顶撞心里高兴，一拍大腿说，不管
他狗日的，咱给他闹个两本账，明账写上30户，谁爱查谁查，暗账写上咱49户，谁来也
不给看。
1953年2月18日，大寨的“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了。此时大寨村里出现了
一幅群雄争霸的局面：陈永贵领导的合作社为一方，贾进才、贾寿元和李二和领导的三
个互助组为另一方，还有几个自视其高，谁也不依附的单干户。陈永贵似乎还嫌这种暗
暗叫劲的格局的火药味不浓，又叫人起草了一份挑战书，由他出面正式向三个互助组下
战书挑战，签字画押，当面鼓对面锣地赛了起来。
初级社与互助组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土地的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农业社手里，
也就是转到了社长陈永贵一个人手里。过去闹互助组的时候各家有各家的地，虽然有了
换工互助，自己的地总还要自己操心。如今土地作股归了大堆，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全凭
陈永贵一个人张罗，49个积极性变成了一个积极性。另外分配也成了难题。以前哪户的
地里打下的粮食自然就是哪户的，如今全是社里的，各户按土地股该分多少，按出勤和
贡献又该分多少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那时陈永贵几乎还不识字，因此也不会记账。不过他算账算得很精，譬如他曾带头
低报自家地的粮食产量，以此迫使各户在土地折股时少算股份，相应地扩大按劳分配的
比重从而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种账他很会算。管记账的会计叫贾承让，以前曾
经读过几个月的村学。据大寨的老人说，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大队长小时候很
捣蛋，上三个月的学有两个月是逃学，剩下一个月则是睡觉。陈永贵选中他当会计主要
是看中了他不自私，不往家里捞便宜，肉烂了也是烂在集体的锅里。陈永贵管这位会计
叫“万笔清”。
一个初春的早晨，陈永贵和几个人坐在地头抽了半天烟，才见到几位社员稀稀拉拉
地扛着家伙过来了。他心里直冒火。头一天说得好好的在这块地干活，可这些人来得一
个比一个晚。这么下去还比个什么赛？又等了一会，他黑着脸问一位刚到地头的社员另
外一个人干什么呢，“就来就来”，那位社员说，“这会该出门了。”陈永贵压着火才
没有骂出声来：“我们等了半天狗日的还没出门？”
等到人来齐了，陈永贵黑着脸训了一通话，说明天咱换个办法，在村里集合好一块
上地。过了几天，陈永贵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灵，在村里集合与在地头集合差不了多少，
于是他又规定吹牛角号，牛角号一响谁也别磨蹭，大伙一起上地。
办社初期农业社的管理相当混乱。开头的热乎劲凉下去之后，不按时出工，出工了
又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
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
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
且会走向减产。”B20这时社员们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起来，说他“不民主”，“主观主
义的包办”，“营生混乱”。B21
有一天陈永贵召集了一个社员大会，专门谈这个营生混乱的问题。他这次既没有训
人，也没有发脾气，上来先做了一通自我批评，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提意见。陈永贵叫
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嗑嗑吧吧地念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问大伙这个
办法沾不沾，众人纷纷说好。陈永贵说，咱们以后也按这个办法来。
那时候的大寨似乎也是一包就灵，社员的劲头立刻就上来了。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
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
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带头拣难做的活干，还不时挑起几个小竞赛。再加上
他嘻笑怒骂挥洒自如的表扬批评，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陈永贵描绘道：“过去光
嫌休息的时间少，现在害怕休息时间大，做活少。这时社员说，这样不但能多做营生而
且精神愉快高兴。”B22这一年的7月17日，一位县里的干部来调查了一番，对陈永贵说
你领导得很好。陈永贵高兴之余略带夸张地答道：“不是学习外地经验，不用说把大寨
领导得这样好，就连我自己也会领导不好。”B23
1953年有个美好的秋天。按照当时的眼光，农业社的庄稼好得叫人眼亮，平均亩产
高达240斤。与农业社比赛的那三个互助组平均亩产是180斤，四个单干户平均亩产才16
0斤。按百分制计算，互助组被评为75分，农业社得了95分，挑战方大获全胜。陈永贵喜
气洋洋，召开了一个庆丰收大会，把全村人都叫来了。他有心扩大农业社，在会上大讲
特讲农业社的大丰收。
陈永贵正讲得兴起，一位会打铁的单干户高声插言道：“你农业社亩产二百四就大
惊小怪的，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像你们好，我一亩地产它三百多斤还觉得没什么呢！”
陈永贵顿时被噎住了。那时是晚上，看不清众人的表情，只听得会场上议论四起，
乱乱哄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庆丰收大会似乎没法继续开了。陈永贵问身边的党
支委们咋办，支委们也没办法，一位支委说，你看吧，咋想个办法整整这家伙。陈永贵
思谋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刚上县参加的会是统购统销会，国家给咱四万二的统购
任务，我今天晚上就亮出来吧。”那一年是统购统销的第一年，支委们也不懂啥叫统购
统销，说你就来吧，行。
陈永贵清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好！你丰收了好！这还不好？你单干户丰收
我们表扬，互助组也说丰收我们也表扬。丰收了还能不表扬？国家今年要我们卖四万二
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产量分下去哩，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
报产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这回轮到那位铁匠目瞪口呆了。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
多，1952年农民每卖给国家100元的农产品要少得17.9元，1953年更甚，达到23元，197
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
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
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云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是黑色的，一头是黄色的。
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
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
那位铁匠听了陈永贵的话，顿时脸色就变了，顾不上体面，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
嘴巴，骂道：“我这是屁眼嘴，坏嘴！我是想自己会打铁，抽空挣点钱，不想入社。我
那三百斤是假的，我也就150斤，连我秸秆算上也没有三百斤。”
众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铁匠和陈永贵。陈永贵冷冷地说：“你这可
是自己打自己，我们没打你。三百斤是你自己报的，自己报的还能有什么假哩？这个产
不能下！就按你报的数购！”
铁匠急了，说：“你要按我报的那个数征购，我全家不用吃东西也完不成！”
陈永贵道：“你没吃的我们不管。任务你必须完成。这个会上不给你下产！要下产
啦？就是大寨这60多户人家，你挨门挨户去恳求吧。大家给你同意下产就下啦，不给你
下就是不给你下！”
铁匠没别的办法，次日一早果然挨门挨户去求，丢了大脸。B25
这一年陈永贵在完成统购任务中充分显示了他国家至上的风格，一般农民都想少吃
亏少卖粮，陈永贵则相反，四万二的任务他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他征购
征得太狠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
永贵当着村干部，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
余粮，陈永贵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后来陈永贵还很有道理地把这些社员的余粮说成是农业社优于互助组和单干户的证据。
办社的第一年就这样左冲右杀地过来了，陈永贵在一连串的胜利中证实了自己的才
能。是年冬，他又拿出了一份改天换地的十年造地规划，准备带领社员从根本上解决大
寨的粮食问题。对于这个过程，莎荫和范银怀在那篇轰动全国，并且给毛泽东主席留下
印象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做过详细描绘：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六十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
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来个劳力，
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
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
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
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一里半，三
丈多宽，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才，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任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五十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
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四个
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
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
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进沟里，整天价和年
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
也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干了一个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B26
首战白驼沟共投工1500个，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这是大
寨村古往今来头一份大规模的造地工程，地地道道的空前壮举。大功告成之后，陈永贵
豪气冲天，将祖祖辈辈叫了数百年的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按：仔细看陈永贵放猪那个情节，还有他引蛇出洞那个情节，证明他很善于动脑筋，想办法，不蛮干。
在他身上看不到娇娇滴滴的喊什么客观困难。他很善于解决问题。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地把
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摆摆地回
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之说。队干
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猪和鸡倾巢而出。
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
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
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
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
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
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
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多挣
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看着
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
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
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看法哩？”二队长
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还闹
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
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B44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
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
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
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
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
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
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
“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B45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给共
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鸣放部署
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干部说，就是
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产党？这是明摆着
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天，
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装起下台
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用多说，你就
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B46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了一
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问支部会
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还不
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果然
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的什
么都说，还觉得挺痛快。这些年来大寨的农民也积了不少怨气，特别是在办社和卖粮这
两个大问题上。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在外边闯荡过，回到村里后一直自负得紧，
却又不得志。他便带头跳出来替众人出气。
赵启福首先热血沸腾地骂了一通陈永贵等村干部向国家卖粮太多。卖粮多自然农民
吃亏就多，这一骂很得人心，当下就有不少人插嘴附和。赵启福得意起来，骂完了陈永
贵卖粮又骂陈永贵办高级社。“高级社算个甚？”赵启福问道，“一切财务都归公！甚
也得听他陈永贵的！劳动生产也不由人了。高级社不就是富户背穷户么！”听他的意思，
似乎是反对公有制提倡单干。
会场上的穷户不少，富户们也不好多说。不过在卖粮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众人就专说卖粮。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有人笑骂道，“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
哩！”
有人恨恨地把陈永贵是外来户的老底也联系起来了：“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
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他除了卖粮还会干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陈永贵听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不过他忍住了，最后甚至是挂着笑脸出现在瞠目结
舌恨不得拔腿溜走的众人面前。他笑道：“我拥护大家，同志们对我关心，对我的帮助
很大。我首先表明态度，绝对不报复，除了不报复还要表扬大家，对我很好，很关心……”
接着又向众人解释卖粮问题。
很难判断陈永贵这么说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做。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1957年5月15日，
毛泽东主席写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
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
这种鱼的浮游工具。”B47不久，将55万条“鲨鱼”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回头看
去，毛泽东最初的鼓励鸣放，竟然是一个陷阱，一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1959年8月22日中共昔阳基层干部训练班党总支印发的
《大寨管理区党支部领导群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经验》介绍：“支部及时组织社员，
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于是，回头
看去，陈永贵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大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例之一。1969年11月13日，陈永
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提到此事时说：“五七年大鸣大放，那一小撮
阶级敌人把我说成什么狗！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怨愤之
情依然不减当年。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谋私，
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
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
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
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B48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们普
遍不参加劳动，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过去是一
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合作社“养活不了干部，拖拉不起
累户”。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男女老幼齐生产，
干部天天不上地。”
视察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大不
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任怨自不
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到地一个人顶
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大诗人毛泽东
的喝彩叫好。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张
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也下
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劳动。村
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永贵
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一贯劳动就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十二点以后休息，早上四点起床，白
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如4月23日
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社员们都
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
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
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
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
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
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
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
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
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
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
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
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面材料来。
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方面
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操心。读
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家，又从贾
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转达到
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贾
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
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
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按：这里充分展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伟力。类似于革命战争中需要英雄气概。
1963年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窗外落雨了。雨水哗哗地响了一夜，
第二天仍然没有止住的迹象。
这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一篇燕凌写的通讯，题目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
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燕凌笔下的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革命。三十亩
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
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
开着开着会，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就来了，这个感觉想必很独特。不过这
篇赞扬陈永贵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注意，中国那么大，能人那么多，陈永
贵要名震四海还得再干点更惊人的事。
窗外的雨一连下了五六天仍然不停，下得陈永贵心慌意乱，人大代表们也坐不住了。
这雨太邪门了。陈永贵很想回大寨看看，又听说松溪河发了洪水，过不去了。他往村里
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线路断了。据说全县电话线路的56%都已经被洪水破坏。大家都感
到要坏事。已经有某某村窑榻地毁人亡的消息传过来，而且人员伤亡的消息越来越多。
大寨确实乱得一团糟。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高达500多毫米，超过了前一
年全年降雨量。大寨村里房倒屋榻。莎荫和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七天七
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共青团村支书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
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
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
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奋战
了两个多小时，三万斤粮食刚出窑洞，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
塌下来。”
当陈永贵绕着洪水赶回大寨时，全村的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
间房和5眼窑可以住人。村里泥泞不堪，360多口人多数无处安身。陈永贵带领大寨人苦
心经营了11年的梯田也毁了个一塌糊涂。山沟里到处是稀乎乎流下来的泥滩，玉米全倒
成了一片。十年来垒下的一百多条石坝也塌了。苹果园里，不少果树东倒西歪地翘出了
新鲜的树根。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狼窝掌依然如故，没有被再次冲毁。这倒显得是
个奇迹。
陈永贵进村后，干部和社员们很快就围了上来。经过七天七夜的折腾，人人都像大
病了一场，干部们也在危急时刻过去之后懈了下来，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
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连讲，旁边的人愁眉苦脸地点头插嘴。有一位老人抱着陈永贵叫着：
“金小，咱们可怎么活下去呀！”
陈永贵阴沉着脸听着，一言不发。整个村里笼罩着愁云惨雾，陈永贵似乎成了最后
一根支柱。他一垮，大寨便要稀里花啦地瘫了。
这时陈永贵反倒显得轻松了。他平静地问众人：“人伤了没有？”
“人倒是没受伤。”一位干部说。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永贵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我回来是给大家
贺喜哩！”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陈永贵该不是疯了吧？有人摇了摇头：“永
贵喝上酒了。地冲房倒窑塌，还有什么喜事哩？”
陈永贵扫了面面相觑的众人一眼，继续朗声说道：“人在还不是大喜？自古常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人就甚也不怕！刮了地我们能
修，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坏事能变成好事！”B57
大寨人需要的正是主心骨。陈永贵这番很有戏剧性的表现，好像在愁云惨雾之中吹
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
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干部们火火爆爆地一闹，社
员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不少，有些打算出去逃荒的人也不走了。不过，五年修地十年修房
的恢复计划仍然显得太乐观了。“十年？三十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几百年才
修下一个旧大寨，破大寨，十年就想建设一个新大寨？不用想！”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
珠当时21岁，一位老汉对他说：“娃呀，我这辈子是不行啦，等你到我这把年纪，也许
是能恢复吧。”
一旦动手干起来，形势反而转乐观了，当时最大的争论之一是先修房还是先修地。
陈永贵主张先修地，也就是“行治坡，后治窝”。“修了新房，打不下粮食，冬天住在
新房里挨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一齐上了地。
大寨人就挤在仓房、学校、办公室和机器房里住下，开始重建家园。当时200多口人
都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间的办公室居然住进了一百多口人，一头还隔了
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好在大家都苦。陈永贵家的房子没塌，他的儿媳妇正在坐月子，他
也把窑洞让出来与大家共患难。这时候的大寨真像是一所陈永贵一直极为欣赏的军营了。
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倒伏的玉米一棵棵一片片地扶起来，地里渐渐像
个样子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士气就开始上涨了。这时连最灰心丧气的人脸上也有了喜
色，也承认天灾面前陈永贵那伙干部挺棒。倒伏的谷子穗大秆细，东边扶起西边倒，陈
永贵就出了个主意，把谷子一束束地捆在一起，形成许许多多金字塔。有人一边捆一边
笑道：“现在这人甚也日能，共产党甚也日能，这庄稼也能组织起来！”
不管怎么说，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涨起来了。大家白天上地，晚
上修房，一干就是半夜，本来大寨人还有个午睡的习惯，陈永贵问郭凤莲：“你们青年
突击队，年轻人就不能不睡午觉？”于是青年们自动取消了午休。这一年冬天，郭凤莲
等27位姑娘冒着大雪和零下22℃的严寒进山修复石坝，从此被誉为“铁姑娘”。
大寨的共产党员们表现得极为出色。贾进才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
不清石头才回来，两眼熬得血红，手掌裂了许多口子，贴得满是胶布。从那一场灾起，
他大锤一抡就是好几年，他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
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二十年共产党员。”
这类献身式的举动感染了人们，人们又互相感染，整个大寨像是烧起来了。后来当
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
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
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天晚上开社员大会，党支部号召大家集资建房，当晚就集资一万二千多元现金。
李喜庆老汉一个人就拍出了一千块。干部问他怎么算利息，老汉答道：“我要是要利息，
大队去银行还怕贷不下款？我不仅不要利息，我的本还不知道要不要哩！”
此时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
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农民每天都
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社员们的干劲高得连陈永贵也感到吃惊。他后来说：“原来就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
劲。”既然白天修地，晚上修房，一天顶两天用了，大队党支部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叫
做五年修地，七年修房，比过去缩短了三年。实际上的速度还要快，三年左右地就修复
了，四五年内房子就盖起来了，而且比过去盖得要好，是按照陈永贵在五十年代反复鼓
吹的“楼上楼下，电话电话”的理想盖成的“大寨楼”，一色的青砖钢瓦，远远看去像
是长长的列车，一列压着一列依山而起。
大寨人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的时候，不少村庄正在争夺救济款和救济物资。陈永贵
描述说：“这个救济一来，县里头嫌上头给的少，公社嫌县里给的少，大队嫌公社给的
少，社员嫌大队干部给得少，他们这样互争不休。”他所描述的场面看起来很真实，很
合情合理。大寨和陈永贵的表现却高得令人难以企及，“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后来
竟感动了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那里找到了知音。
遭灾不久，一位公社领导给陈永贵打电话，说拨给了他们80元医药补助费。陈永贵
答道：“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过了几天公社又来电话，说拨给100块钱买苇席，搭些席棚当临时住处。陈永贵又谢
绝了：“我们大寨有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第三次救济来得动静很大，一辆马车拉着寒衣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车
把式吃了顿便饭，没让卸车，在众目睽睽之下又让人家把衣服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不少大寨社员也对此不能理解，说别人“找还不到，寻还寻不来，送上门来，你们
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有想不通的，就骂道：“傻瓜子干部！”有想通
的，就说：“不要就是为了当模范哩！”“这样的干部还能要？这能是关心群众？”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孤家寡人。不要救济也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想法。一天早晨，
陈永贵和贾进才相遇，蹲下抽烟，聊起了救济的事。陈永贵问贾进才：“你说咱要不要
国家的救济？”贾进才一贯忠厚，善于替别人着想，他说：“我想是不能要。水泉大队
今年遭灾，劳动日每个预分五分钱，怎也得先救济他才对。”
不仅仅贾进才支持陈永贵。陈永贵后来谈起此事：“群众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较高
的路线觉悟，这下可麻烦了，恐怕起码得把干部揪斗几天。结果呢，积极分子涌现出来
了。”所谓积极分子，就是指一些说“不要这些物资是对的”的社员。
这时候，陈永贵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他们“商量”了再商量，想了再想，
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才坚定下来，救灾三不
要”。B58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大寨在三次拒绝了小额的
国家救济之后，又第四次谢绝了国家拨给的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的款，把这笔钱转给了
水泉大队和孟山大队。
“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陈永贵说，“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
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
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
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提出了“三不要”，很快又提出了“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
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
在1963年的毁灭性灾害面前，大寨人确实表现出了一股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这不
光是陈永贵一个人的事，陈永贵以身作则，又及时得法调动了蕴藏在大寨农民心底的英
雄气，使社员们感到社会需要这种气概，赞赏并鼓励这种气概，而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
竟能在无安家之地的困境中挺身而出，响应三不要三不少的号召，凭着破筐扁担、?头
铁锨，用自己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双手与灭顶之灾搏斗，为幸福生活和国家富强日夜苦
干，他们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自强不息的铮铮硬骨，展现的是毛泽东坚信不移
的那种人类的精神力量。尽管它出类拔萃到了罕见的程度，它毕竟是存在的。它体现了
人类的崇高和尊严。
按：值得注意的是吴思写的最后两段很有参考价值，但也要注意其中的毒素。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
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
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
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
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
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
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
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
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文革初期的一天，大寨的大队长贾承让带着一拨社员下地干活。打歇的时候，几位
年轻社员把镢头往地下一扔，大叫了一声累，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位小伙子这个说累，
那个说渴，贾承让听了笑道：“累了坐沙发，渴了喝汽水嘛！”
类似的场面本是极寻常的，陈永贵却从中发现了关乎路线的大问题。他抓住这件事
专门组织了一次社员会。
在那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了七八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室里，胸前戴了个毛主席
大像章的陈永贵问面前的社员们：“为什么过去冰天雪地，三战狼窝掌，大家把苦变甜？
现在干一般农活就觉得苦？觉得累？为什么有的人见了歪风邪气不批评？”他让大家联
系实际斗私批修。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纷纷发言，联系实际斗私批修。
陈永贵是这样斗私批修的，他把叫苦叫累与私心和修正主义联系了起来：“我们建
设虎头山，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他说，“我们多做出一分成绩，就对世界革命多一分
贡献。心里想革命，越干越有劲，成绩再大不自满，担子再重不觉重，工作再苦也觉甜，
心里想自己，冷不得，热不得，就会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B40
在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眼里，在大批记者的笔下，大寨的农民们整天埋头干活，吃粗
粮，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俨然是一心为工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化身。这就是斗
私批修逼出来的。陈永贵说：“有人说，大寨社员思想好，觉悟高，思想斗争不太尖锐
了。这话也说的不对。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
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
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陈永贵为了战胜大寨社员头脑里的私字，创造出一心为公的新农民，确实付出了巨
大努力，费尽了心机。
六十年代初，闹洪灾之前，大寨社员还没有住进“大寨楼”，各家各户还有自家的
厕所，自家的猪圈和自留地，“私字”还有自己的大本营。那时候，大队需要肥料了，
陈永贵得在头天晚上召集支委会秘密决定第二天掏茅厕。次日一早，社员全体集合，陈
永贵宣布今天要掏厕所，于是全体出动，分片掏走，颇像是一场突袭。为什么呢？陈永
贵解释说：“头一天晚上不敢宣布。如果一宣布，有些社员连夜就把好茅粪担到自留地
里去，再掺入黄粘土充好的。猪圈也如此，把真猪粪担到自留地，掺上黑土给生产队。”
B41
1963年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
陈永贵心中暗喜。“这一下，人心也齐了，”陈永贵后来说，“我想这回不搞自留地了，
要不然矛盾又来了。于是，我们在搞了集体地以后，就搞集体房，……房前屋后的自留
地、自留树没有了。修了集体房，盖了集体厕所，也就无法在肥上掺假了，肥料评定的
等级公不公的矛盾也解决了，因为都混在一起了，一律二毛钱一担。”B42
可是大寨社员私心不死。有一位日子过得比较宽绰的社员向陈永贵抗议道：“俺们
生活好，吃得好，茅粪质量高，多作价才合理。”与他同样认为自己的“茅粪质量高”
的社员也附合说，一律两毛钱一担不合理。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糊弄这些人，尽量往复杂
了说。“你吃得好，茅粪质量好，这不假，”陈永贵说，“吃得差的人家吃得多，茅粪
也多，都屙在一块，又该怎么算？”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一听，老陈说得也在理，确实没
法算。这时就有人建议干脆别算了，反正一人一份，全归集体，全上到地里，打下粮食
来人人有份，何必再作价算钱？陈永贵说好，咱们趁热打铁，不再算钱了。如此就攻下
了一块“私”的阵地。
攻克自留地也是天随人愿。1963年的大水刮走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
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
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
的。”
冲掉自留地的责任可以推到老天爷头上，可是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
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了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
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
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
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
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
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
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
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
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
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
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我听了这一批评，心里可高兴呢，”他后来回
忆说，“于是，我们就问大家怎么办？”陈永贵一问，大家便纷纷嚷：“取消！”陈永
贵又问：“取消，政策规定怎么办？”众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还怎么办？谁想要谁就
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
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
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
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按照陈永贵的逻辑推演，取消自留地显然是合理的。自留地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集
体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块多劳肯定可以多得的地方，一块别人无法搭自己的便车，无
法占自己的便宜的地方。于是，这块小小的地方吸纳了中国农民巨量的心血和汗水，吸
纳量大到了与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远远不成比例的程度。一心要把集体经济搞好人们，
自然要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之类的东西当成对头。这是博弈双方杀急了眼，很容易逼出
来的违规动作。陈永贵拼出犯错误消灭了这个对头，他比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正式规
定的农村政策还要左得多，激进得多。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1971年11月15日，
周恩来曾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
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
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注：参见冯
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但是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做法，后来还总想着把
这项违规动作合法化，作为正规政策推向全国，只不过屡次受挫。这是后话。
大寨的最具全国影响的破私立公手段当数“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常言
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陈永贵想从根本上破私立公。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
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但是也有限。陈永
贵曾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包工制的弊病。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社员在虎头山上深刨玉米，有棵玉米的根部正好有块石头。他用
镢头一勾，勾开了石头刨了玉米根下的土，石头仍在地里撂着。旁边的一位老社员看不
过去，道：“咋就不顺手甩沟里去？”那位年轻人答道：“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号着工
分没有？”
陈永贵对这种缺乏责任心，不顾农活需要斤斤计较工分的现象深恶痛绝。“把社员
都养成这样的斤斤计较，还怎能跟自然界斗争呀？”他说。他很想纠一纠这种弊病，很
想揪住几个偷奸耍滑的整一整。他把这叫“逮典型”。就是看准思想落后，技术不高，
好偷懒，就专门去细细地检查他干的活，挑出毛病来在会上臭训一顿，罚他的工分，让
他回去返工。结果呢，陈永贵说，质量还是提不高。比如深刨土地，规定刨八寸深，你
也不能把人家刨的每一镢头都扒开量一量够不够八寸。怎么办？农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模
糊，给监督管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劳动者本人具备高度的责
任心，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就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一样。于是陈永贵就从这个责任
心下手，他要改造人心，他评工分要评责任心。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
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究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
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
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
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
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
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
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借这种高扬精神力量，忽视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陈永贵彻底取消了大寨的定额管
理制度，建立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这就是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
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譬如是十分，大家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掂量
着报自己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工分每干一阶段农活评一次，评的时候，自己报少
了众人乐得往上加，落个人情，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
比比自己是不是够。“我们欢迎你多报”，陈永贵在介绍经验时说，“多劳多得嘛！还
能限制你多劳动？你想多得工分，你就得跟着标兵一起劳动。你不多劳动想多得工分不
行。我们还有办法，办法就是每天他干什么，你也必须干什么。这样干了一段，效果不
错。什么效果呢？就是投机取巧的，少劳多报的由标兵拉他。能不能干同样的活？他确
实干不了。有的干上一天就说，我认输了吧！再也不捣乱了。”B43
这套后来被嘲笑为“大概工”的办法显然比定额包工模糊多了，也更强调了众人对
某个具体人的印象，更强调了总体的劳动态度和质量数量。这套办法捎带着还造成了一
个好处，就是把干部从监工验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干部们也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了。
陈永贵创造出这套办法之后非常得意。第二年，晋中地区开先进单位代表会，陈永
贵就想在会上宣传他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一位地委领导人问他：“永贵，你准备发什
么言？”陈永贵说：“想发发劳动管理。”这位领导听说过这种办法，他把它称为“神
仙一把抓”。他觉得这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便拉着官腔问道：“可发呀不可发？”
陈永贵说：“你们考虑吧。”
晋中地委怕这套模糊的办法冲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定额管理制度，最后决定不
让陈永贵在大会上讲。陈永贵老大不高兴，心想你一个晋中的代表会才两千来人，我大
寨每天都有上千的参观者，你不让我发言我回去发！看谁的影响大！于是陈永贵得空便
对人宣传他发明的这套办法。
陈永贵的发明传到了以党内大秀才、大笔杆子著称的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给毛
泽东当过大秘书，深知毛泽东很欣赏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1966年
3月2日，陈伯达向人们推荐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但我听说大寨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我
建议你们到大寨去学习。他说：“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
土生土长的创造性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寨的办法
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
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
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他赞扬了“大寨评工，主要评劳动态
度”，同时还建议用“标准工分”取代“标兵工分”。陈永贵很快就采纳了陈伯达的建
议，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经陈伯达一鼓吹，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效法的楷
模。1966年3月22日，陈伯达推荐大寨评工记分法的20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大块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专为陈永贵的这篇讲话加的编者按指出：“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
(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浪大大推动了大寨的报酬制度的普及。1967年9月和1968年
1月，农业部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性的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这时陈永贵已经把“标准
工分、自报公议”改得更红，更强调人的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
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是很识货的内行，听了介绍，便一致认为大寨用政治
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
会议纪要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题发往全国，从此，全中国的农民便
抛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原则，随着陈永贵和大寨一起踏上了“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
创造一个新人新世界的征途。
在昔阳境内，陈永贵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奋力清除“私字”的各种阵地。
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
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
陈永贵就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大寨公社收回了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三年，昔阳全县除巴州公社外，基本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四年，也就是昔阳宣布建成大寨县的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
社员的自留地。同年，全县关闭了所有农村集市贸易点，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
交换活动一概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论处。
破私还要立公。在陈永贵刚刚掌握县级权力的时候，昔阳的社会主义阵地确实乏善
可陈。农民有怪话道：“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陈永贵派人调查情况，
发现全县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二千万斤，人均一百斤。欠债的比例高达两个８０％——８
０％的生产大队中８０％的社员都背着债。
１９６８年春播之后，陈永贵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大
队和生产队干部，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数千人云集大寨。陈永贵在大寨场院的主席
台上扯着嗓子说：“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
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
产搞好。”也就是说，以前的不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前任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不
好。陈永贵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
干部听了大喜，热烈鼓掌。县里的干部听了大眼瞪小眼，都觉得老陈胆大包天。国家的
粮食正紧，二千万斤的集体财产又不是他家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谁给他的权力？
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１９６８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到了分配粮食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领导讨
论如何兑现老陈的诺言。有人提出免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
主富农不免。打电话问老陈，陈永贵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
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
统统免。”
陈永贵的这个决定在昔阳各公社，各大队的大会上宣布了，十几万人身上的沉重债
务甩掉了，老百姓的感激难于言表。吃不饱饭的人能特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大笔粮食意
味着什么。在宣布决定的大会上就有人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万岁”。陈永贵试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显然大有成绩。
陈永贵后来曾对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他说，他免掉的实际上指使
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
极性，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说，即使纯粹算经济帐，社会主义集体也没有吃亏。
（注：陈永贵免粮之事，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９１页）
在扩大“公字”并攻占“私字”的有形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境内发起了“两
种世界观大辩论”。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讲
话，要求全县大搞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什么叫思想革命化？”陈永贵自问自
答道，“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啦，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私
自利呀，私心杂念呀，个人主义呀。”这类强调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的道德劝诫是
长期贯穿于陈永贵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长期抓住不放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寨建成大寨楼之后，社员们一般都愿意住在下街，不愿意住上街。大寨楼依山而
建，上街就是楼上，社员们怕水上不去楼，担心挑水太远，又觉得住楼上不习惯，便争
抢下街。陈永贵立刻抓住这种反映了私心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又是作为斗私批
修的一个问题，抓住不放松啦。这就是活思想嘛。就地取材，取不完的材，抓不完的活
东西。这就抓住了，抓住就不放松啦，一直斗私批修。斗，斗，斗，一直斗，那可斗深
了，越斗越深。”
社员争住处、青年人戴手表、年轻干部争外出参观的机会、社员干活叫苦叫累，这
些都是斗私批修的大题目。就连贾进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斗私，他检讨说：“毛
主席让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我没有抓紧时间学文化，总认
为自己老了，一天劳动累了，懒得学。这是我对党最大的不忠实，也是我最大的私。”
七斗八斗之下，大寨人的道德水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起来是昔阳县各村最好的，
其它村里的斗私批修要来得猛烈得多。
三都公社宗峪大队的一位名叫刘金鱼的妇女，借用队里的毛驴给自己家磨面。那毛
驴偷吃了刘金鱼的面，她就恨恨地抡着树条抽毛驴，打坏了毛驴的耳朵。队里当天就开
会批斗这位私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妇女。在批斗中，干部让刘金鱼和她男人各拿
一根树枝互相对着抽打，直打得两口子鲜血淋淋。事后刘金鱼又多次挨斗，刘金鱼觉得
没活路了，自杀身亡。B44
有一位党员，一时糊涂偷了队里十几穗玉米，被逮住了。当时在各地农村偷队里几
穗玉米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般也就是罚几天的工分拉倒。可是在昔阳境内，在斗
私批修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下，这件事便成了很了不得的大事。私心严重到了挖
社会主义墙角的程度，队里连夜组织开会批判。这位党员丢了大脸，觉得再也活不出个
人样来了，便跳井自杀。
在苦干实干学大寨的重压之下，社队干部们干不好就无法交账，就无法在昔阳立足。
于是全体干部拚命地向社员施以重压。冬天，下地干活讲究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如果有
谁晚了，打歇时就可能有地头斗私批修会。一位昔阳农民这样描述那时的标准场面：
队长把来晚的社员叫过来站在中间，念过毛主席语录，便质问道：“你咋就晚了？
为什么别人不晚就你晚？你挖挖根子吧，给大伙讲讲。”你还不敢讲怪话，遇到不听话
的，蛮横的，大帽子有的是，专政工具也等着。
这一手并不比扣工分罚奖金之类的物质惩罚差，那时候多数人可是真干，真下力气。
尽管偷奸耍滑的人也难免有几个。
据统计，自1966年5月至1978年年底，昔阳学大寨12年，造地六万余亩。同期，非正
常死亡141人，其中“直接打死2人，上吊62年，投井30人，跳崖6人，跳水库2人，投水
池2人，栽水瓮2人，投水窑2人，致病而死14人”。B45尽管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学
大寨运动有关尚存争议，学大寨逼死过人则是公认的。昔阳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是1968年，大寨模式在昔阳初创的一年。
不能说昔阳农民的苦干精神完全是斗出来的，逼出来的，农民自身完全没有主动的
精神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陈永贵就指名道姓地表扬过两位与集体经济高度和
谐的理想农民。
贫农王柱成，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车把式。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
危险，为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急刹车，自己摔下车来，一条腿被车轮压
成三截，当场疼昏了过去。这位王柱成在医院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队里的
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
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上山割柴熏肥。他干活太
拚命，担得太重，而且眼神不好，从坎塄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
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兢兢业业，三年中
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据陈永贵说，昔阳县里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
成千上万”。B46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
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
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
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
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
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
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
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
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按：这个片段可以说是陈永贵最后的理论贡献，
主张人民公社的核算由小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
这是很有创见和胆识的。对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非常有借鉴意义。
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
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
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
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
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
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
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
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
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
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
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
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
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
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
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
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
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
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
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
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
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
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
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
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
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
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
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
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
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积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
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
‘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
么能大干快上呢？”
按：这篇材料值得细读，里面有大量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要反复读几篇，领会活的思想。
“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给大家说几句话。”刚刚当选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
永贵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113名新当选的县革委会委员在下边听着。“首先一点，就是
要求我们每个委员有一个新的作风，使广大群众真正拥护我们。”
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指的根部夹着劣质烟卷。这副形象
似乎是他谈的“新作风”的注解。
“第二个问题是，回去以后在一斗二批三改方面，我们每个委员要首先考虑自己，
有问题自己要首先交待。不然，你打倒皇帝做皇帝，群众还是心情不舒畅。无论如何不
能压制群众。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
陈永贵短短的就职演说一共只讲了三个问题，除了最后一个问题谈学大寨之外，前
两个问题说的都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可见陈永贵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陈永贵爱看古装戏，而且挺留心总结前朝人的经验。一年前他曾在山西省第二届党
代会上讲过一番他看历史剧的心得：“咱们在旧戏里看过，李闯王在初闹革命的时候很
坚决，因为他没有什么顾虑。后来，一连打大胜仗，一直打到北京。一进北京，思想就
坏了，就闹个人打算，革命最后失败了。以大比小，咱们闹革命也是这样。”
如果拿历史上农民造反的领袖做类比，陈永贵确实不像“一进北京思想就坏了”的
李自成，却有点像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出身贫农，深知贪官污吏之害，称帝后兴修水
利、抑制豪强，而且约束官吏极严。县官随意出城惊扰百姓即论死罪，贪污30两银子以
上者更要“枭首实革”——砍了头还得将贪官的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
奇特的倒是明朝治吏最严而贪污之风偏偏又是最盛。朱元璋死后不过十几年，全国各级
官吏便贪污成风。到了后期，不贪污的倒成了怪物。
陈永贵掌权后，立即动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和所有的庄稼人一样，陈永贵对坐机
关的干部没什么好印象。“国家干部，脱产干部，吃饭，拿钱，熬时间”，陈永贵说，
“那群众就让你呀？你认为铁饭碗不能打？非打不行！一成了脱产干部，什么也有了，
一天不上班，十天不上班，仨月不上班，钱也少不了。”B48
陈永贵打破铁饭碗的办法是把机关干部赶到县办的牧场、农场、林场和五七干校等
处去修地种庄稼。当时县机关共有干部三百多人，还不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半，陈永贵当
了革委会主任，只留用不到一百人，原有的人马一下子砍去三分之二，原来的一堆部、
局、室并为四个组：生产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政法组和办事组。
坐惯了机关的干部一下子被赶去抡镢头，心里难免不痛快。陈永贵在县社两级干部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训斥道：“只能当官不能做老百姓。……你看那农业是低价？搞牧
业，搞农业，搞林业，副业，这是低价，那你怎么高了来？你凭什么高了来？你在你家
拿钱拿粮来哇？一点也高不了！你光想人侍候你，光想人民为你服务，你不想为人民服
务，你不垮台倒怎么办呀？”B49事关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问题，事关垮不垮台的
命运问题，机关干部们没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进“三场”，上“干校”。
剩下的那些幸运的干部也不能整天在机关里坐着。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
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他本人也带头参加劳动。陈永贵很
少介入日常的机关工作，只管拿大主意和督促检查，再就是进京上省或者下地干活。新
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经悄悄盯了他一年，计算陈永贵每年到底劳动多少天。冯东书
在二十多年之后写道：1971年，陈永贵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还兼着中共昔阳县委书记，又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杂事很多。但是他和社员一起劳动不
少于150天。（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42页）
1968年曾有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陈永贵掌权之后的几天的生活，摘录如下。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他1967年国庆节前后几天的活动吧。9月29日下午，他从地
里劳动归来，晚上乘火车到北京，30日在北京住了一天，10月1日登上天空门城楼参加国
庆典礼，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2日，陪同巴基斯坦外宾参观。3日陪
同阿尔巴尼亚朋友坐飞机上午十点到大寨，参观结束已经下午一点左右，永贵同志又陪
外宾吃饭，介绍情况，送外宾乘飞机离开大寨时，已经五点到六点钟左右。
“这时，秋末冬初，天气较短，太阳已经落山。社员劳动快要收工了。昔阳县革命
委员会的几个同志和永贵一同送走外宾，县里的一个同志看到永贵同志身体已经很累了，
就说：‘老陈！你回去该休息休息了！’陈永贵同志说，不，我还有事！说罢，扭头就
下地剥玉茭了。他整整又劳动了一个小时，天黑后才回村。”
秋收大忙季节里，整整五天时间陈永贵不管县里的一件事。可是他要成果，要最后
的产量，要社会安定，要老百姓没意见。于是他的助手们就忙得难得回趟家了。好在他
的助手都是些娴熟于严密细致的组织管理工作的老手。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的第一任组
长是原昔阳县县长王贵科，第二任组长是原县委常委，当过宣传部长和好几任公社书记
的李韩锁，副主任是原副县长赵满仓。这些“十月事件受害者”卷土重来后都憋了一股
劲，要干出个样子来让那些整过他们的人看看。有了这么一股火，又浇上学大寨的油，
昔阳的机关工作果然显出了极高的效率。一百人除了原有的例行公事之外又是搞革命，
又是培训干部办学习班，又是参加生产劳动，竟然也支撑下来了。
后来，陈永贵对机关工作的了解多一点了，发现这些干部也挺忙，这才决定增加二
三十人。他信不过那些在农场和干校劳动的原机关干部，下令从各村抽调一批像他一样
挣工分的农民干部来充实机关，同时也改造机关的旧班子旧作风。陈永贵把这种办法叫
“倒蹲点”，庄稼汉反过来到县机关的大楼里“蹲点”。他始终认为手上长满老茧的庄
稼人比那些吃饭拿钱熬时间的机关干部更有资格监督改造别人。几年后，昔阳的农民中
也真的出了几位随着老陈走出昔阳去改造中国的风云人物。
陈永贵调来了农民干部，但是不许他们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他死死卡住
“农转非”，连一些老干部的家属也不给转。身居要职的干部们当然也想把在农村挣工
分的老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有人就把这种愿望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眼一翻，
问道：“都转到城里干甚？游手好闲吃闲饭！在家还能养个猪喂个鸡，还能创造财富。
国家粮食紧，你转到这来光吃？”
陈永贵压农转非一压就是七年。从1967年至1973年，昔阳县干脆就不给办“农转非”。
昔阳县第一号勤务员陈永贵本人就是挣工分的，他的老婆孩子也拿着农村户口，他不转，
别人不高兴也说不出什么。直到1973年，陈永贵的老上级张怀英在昔阳当政，他拿了一
份列了十八九位被压了多年的人的名单找陈永贵，说常委研究过了，想解决这些人的城
市户口问题。陈永贵不好驳，又不愿意办，便推托道：“过一段再转吧。”于是又压了
一年。
陈永贵掌权后的表现极为平民化，因而深得人心。许多逸事在当地老百姓中传为美
谈。
1967年3月，陈永贵当选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里要给他配个秘书。陈永贵听了，
手一摆头一摇，说：“我不要！老百姓要秘书干啥！”
1967年7月，山西省军区派一位姓刘的解放军战士给陈永贵当警卫员，陈永贵不要，
可是那小刘硬来了，整天跟着陈永贵保卫他的安全。陈永贵老大不耐烦，天天轰他走，
说：“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我是一个农民！派一个警卫员？全国五亿农民，你一人派
一个能行吗？”最后到底是把小刘赶走了。
1968年3月，陈永贵进京看病。按常规县里必得派人陪着这位省领导和县里的一把手。
陈永贵不干，一个人溜了，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县里好几天四处找不着陈永贵，急得不
行，忽有人来报，说见着老陈在大寨下地劳动呢。原来他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在阳泉排队
买了长途汽车票，坐着班车回了大寨。
六十年代后期，各地去大寨参观的人有时带点什么礼物。南方人带菠萝、芒果，新
疆人带哈密瓜、葡萄干。这些礼物送到陈永贵手里，他总是极公平地分给社员，一斤一
两也不差。大寨农民至今记得，老陈把他们召到一起开社员大会，他抱来哈密瓜，提着
把菜刀，亲手将那几个瓜薄薄地切了，又横着分做许多小片，一人一片地平均分下去。
社员们一个人只能尝到一点，那心里却不胜踏实。所谓人心换人心。人心自有一杆秤，
农民们相信他办事公道，有事都愿意找他讲，陈永贵威信极高。
陈永贵上台后就开始在昔阳境内转悠。两辆小车拉着陈永贵，拉着核心小组和革委
会的几个头头，今天沿着界都河跑，明天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
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陈永贵常常半路叫车停下，他下车站在干河滩上抽
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他治下的这片贫瘠的山河。他的助手们有的在他身后摊开
地图，有的和老陈一起指点江山。很像是照片和电影上常出现的那种场面。
一年过去了，县里的各种工作已经理顺，各层领导班子大致顺了手，陈永贵心里也
有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谱。
与流行全国的印象不同，陈永贵的第一炮并不是修梯田。修梯田费工多，成本高，
不如向干河滩要地来得容易。昔阳境内有五条大川，干河滩有的是。陈永贵概括他的战
略思想说：“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
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
在昔阳的五道川里，陈永贵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这里只消打一条坝，就
可以造地两千余亩。因为挨着县城，影响也大。代价是挖土毁东关大队的好地130亩。造
地两千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但是昔阳的干部社
员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想新的干大的”陈永贵式的气派，一会说同意，一会又说东关大
队不通，犹犹豫豫地来回变。“一个村不通就不干？”一位县里的领导人火了，要开会
整整反对者，动硬的。陈永贵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
有好几条河哩。于是就改在界都河。
界都河宽700米，按陈永贵的设想，只要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
河床截直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三千亩平地。这个想法并不错，问题是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县里又缺钱，谁能白干呢？
大跃进时，城关公社曾经想平调大寨的劳力建万头猪场，陈永贵顶着不给。现在轮
到陈永贵向各公社大队抽劳力搞界都河会战了，当年他说人家是共产风，这回他该怎么
说？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召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主要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
不高”的问题。学习班到第十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和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训话。
“同志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陈永贵朗声说道，
“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
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他先把纲上到当时的最高度，即忠不忠的高度，然后就讲他和县革委的同志怎么为
建设大寨县遍了20多个公社做规划，不如此又如何不行。他说：“那么我们掌权啦，我
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
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
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毫没有问题的。”
说完规划和设想他再次上纲上线：“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
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听了这话，恐怕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绊脚石，是不是犯
错误，是不是修了。
纲和线上足之后，他终于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陈永贵说：“按照各生产队和各
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
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陈永贵以未来的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队去共公社的产的设想作为抵押，去交换即
刻向各村抽调的大批劳动力，并且一口咬定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700多名各级人尖子坐
在下边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
散会后，立即有几位积极性过人的干部上街，刷出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标语：“坚
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
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紧接着，又有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
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
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
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
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
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
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
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
“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
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
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
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
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
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
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
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
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
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
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
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
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
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
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
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
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
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
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
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
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
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
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
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
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
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
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
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
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
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
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
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
陈永贵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番话里的漏洞，似乎忘了他干的事也是抽了小集体，肥了
大集体，忘了他在大跃进时期顶过的抽劳力建猪场也是要让劳动力们去创造财富的。他
对自己的部下说：“说这是共产风东山再起？昔阳刮共产风？这共产风我们可是要刮哩！
这次会后，你们回去要刮，一直往起刮，直刮到共产主义！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