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追忆“光辉道路”

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追忆“光辉道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咏和报道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一支支游击队。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游击战术,试图推翻所在国的政府。当时的西方媒体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都称作“毛主义者”。
[table][tr][td] [/td][/tr][/table] 如今,除了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外,“毛主义者”们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国际先驱导报》请中国前驻秘鲁大使朱祥忠再次为我们翻开那一页历史。在那个风云变幻、鱼龙混杂的年代,“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之广,也许远远超出了今天很多人的想像。
中国外长只能搞“地下活动”
《国际先驱导报》:当时的秘鲁反政府武装主要有哪些?
朱祥忠:秘鲁当时有两支影响比较大的游击队,分别是“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其中“图帕克·阿马鲁”主要是印第安人的组织。“光辉道路”是从1970年从秘鲁共产党里分离出来的,其领导人古斯曼本来是秘共的领袖之一,此人思想非常左,虽然他宣称拥护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他们和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术是不一样的。他们经常搞暗杀、绑架、抢劫银行等恐怖活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可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革的时候中国也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下,因此他们那个时候对中国比较友好。“四人帮”粉碎后,他们就认为中国变“修”了,是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把中国大使馆也列入了他们的袭击名单。经常往使馆院里扔炸弹。我们的使馆人员每次被炸后就在院子里的弹坑旁边写上日期,我1988年去的时候一看,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写满了日期。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他们就表现出了恐怖组织的一面。
朱祥忠:对,利马基本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遭到过他们的袭击。美国、日本就不用说了,苏联也被认为是在搞修正主义,就连古巴和朝鲜也因为向秘鲁政府出售武器而被炸过。
8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我们当时出去活动都不敢走一个门,每次必须从不同的门出去以免被人摸到规律。大使的车出去连国旗都不敢挂。围墙的铁丝网加了有好几米高。
1987年我陪吴学谦外长出访秘鲁,当时使馆和秘鲁安全部门都接到消息说“光辉道路”要针对中国外长制造一次国际事件。本来安排吴外长住谢拉顿大酒店的,国内和使馆商量临时改在了海军俱乐部,甚至连吴外长自己都不知道变动。中外记者找不到人采访,利马的大小媒体干脆报道“中国外长失踪了”。那时候街上巡逻的都是坦克、装甲车,每天的行程必须临时决定,吴外长还开玩笑说:“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我们还要在这里搞地下活动。”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先驱导报》: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
朱祥忠:一开始西方国家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有一些误解,因为这些人整天搞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西方就以为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后来这些人连中国使馆也开始炸,我们虽然处境比较危险,但因祸得福,反而澄清了我们和这些恐怖活动的关系。
其实“光辉道路”在秘鲁人民中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他们的成员主要来自秘鲁最贫穷、最下层的农民或者山区群众。他们抢劫银行的钱都分给穷人,因此得到了很多穷人的拥护。组织规模最大的时候达到了3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势力最大的时候,只要给每个地方的省长、议员发一个命令“必须在X月X日前辞职”,这些人就会一律如期辞职。只要命令哪个城市的商店必须关门,这些商店就都会关门。秘鲁曾有70%的领导人因此辞职,国家机构几乎瘫痪。
《国际先驱导报》:那一度这么嚣张的组织是如何盛极而衰的?
朱祥忠:1990年藤森上台,把镇压反政府武装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以前的总统都是派警察,只有藤森敢直接调动军队。自从1992年古斯曼被抓后,“光辉道路”领导核心被破坏,后来虽然有一些活动,但大多还是不成气候。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搞社会主义革命”

真是“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