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想起了一九五五年打响批判胡风时的那场斗争。她，在这场风波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公开对毛泽东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成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毛泽东看了信后，对江青说：“胡风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让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组织批评。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于以彻底地批判。”江青当即向陆定一和周扬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陆定一和周扬又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对胡风可以开一个小会，对他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不是打倒他。”
毛泽东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决定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公开发表胡风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他对江青和周扬当面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把胡风先生的高见让大家见识一下，大有好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就发表胡风上书，写了卷头说明：“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的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方便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胡风得知《文艺报》要登载他的意见书后，于一月十四日晚找到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开始后，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时，我首先声明两点：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把胡风找他的情况和意见向陆定一汇报后，又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毛泽东微笑着对江青说：“ 你看，我说胡风也是一只纸老虎嘛，刚刚要发表他的意见书，他就恐慌了，可见其内心有鬼。他越怕，我们越要按他怕的来！ ”
江青也说：“ 不要给他喘息的空子。他的那篇检查不能发，好像他已经检查了。其实是在耍花招。这也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王明不正是那样吗？ ”
毛泽东当日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
于是，一场大讨论开始了。半年后，揭发胡风的材料越来越多，胡风也作了检查。这年五月九日，周扬根据江青转达的要求，把一批新的材料给毛泽东送上，请毛泽东定夺。
周扬托秘书送来胡风的材料后，江青最先看完。这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而例行公事的。尽管江青对周扬、夏衍这些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在他们反对胡风的活动中，她还是支持他们的行动的。她觉得，胡风这个人太猖狂了，自称体系，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完全是想把文艺战线作为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或曰“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对胡风问题的批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不是那么满意的。他对江青说：“他们抓不住要领，看问题太表面化了。依我看，这是一场我们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继续。没有这样一场斗争。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会出问题的。”
江青记下了他的话，她翻开材料，刚看第一页时，就吃了一惊：胡风写信怎么都是暗语？ “我一到老爷那里，就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但是，我从心里憎恨这些披着红袍子的官僚。最高皇帝一声令下，新贵们都跃跃而跳，我还是有自己的气节，绝不想跟着皇家的节奏来跳舞……”
这里的“两位马褂”是指谁？“江青打电话问周扬，她要在毛泽东还没有看材料之前，先把有些情况了解清楚。
周扬说：“‘马褂’是指何其芳和刘白羽；‘豪绅们’是指一些进步作家；‘权贵’和‘老爷们’是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皇帝’是指……”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江青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再给主席写个详细的报告，把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个说明，这样主席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江青把当天要让他批示的材料送到他的案头。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毛泽东坐在床上问道。 江青说：“周扬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揭发送来了。这次整胡风的风，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好东西。我看了周扬他们写的按语，没劲！”
毛泽东伸出手：“拿来我看。”
江青把材料递上去后，给他念了周扬的信： “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
毛泽东问：“胡风的历史你都查清了吗？”
江青说：“差不多都清楚了。 一九二七年夏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时候，也进行了文化上的围剿。可以说，胡风是他进行文化围剿的干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胡风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的主编，武汉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国民党第九军政治部教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特约撰稿人，国民党江西省党务干部学校教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用谷音、张古因、鼓声等化名写了很多的反共文章、文件。如在《如此武汉》中，公开号召国民党要加倍努力，奔赴火线，驱逐共产党，为蒋介石效力。在《鄂南的悲剧》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用魔鬼的方法蛊惑农民，要国民党也来注意农民，领导农民，争夺农民。在《再论汪先生回国》中，胡风把汪精卫吹捧成‘伟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党的领袖之一’，鼓吹要汪精卫回国重新领导国民党，与蒋介石一起合作反共。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共反人民的。 ”
毛泽东开始阅读胡风的信件： “……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起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应该跳他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对于大师每的回敬，太斗鸡似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鞭打囚徒的办法，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认为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对我们党和党的文化领导人竟有如此的仇恨，太危险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
江青说：“ 依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些人，哪里能发现这种隐蔽着的反革命呢？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在四·一二大屠杀后，这几个人有的叛党逃跑，有的消声敛迹以求活命，有的则卖身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比如田汉就是跑到蒋介石的政治部里任职去了。 他自己说，他到那里是因为哀叹南京武汉分家，出于对蒋介石的英雄的心的同情，表示‘愿意跟着蒋介石走，渡河杀敌’，‘遂直捣黄龙之愿’。他到了南京以后，在蒋介石政府总政治部宣传部主任何公敢的属下，掌管电影戏剧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田汉以国民党政府艺术顾问的名义，到日本京都、大阪、东京去聘请电影舞台装置师，准备拍摄他的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影片《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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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继续往下看那几份材料： “我计量了太多的仇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的可恶和可恨，是难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说明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皇帝不懂装懂就要害相当的一批人了……”
毛泽东看完材料以后，从床上一跃而跳下来，大声说：“变了！性质完全变了！我们过去虽然不同意他的文化方面的观点，但是始终是把他当作进步的文艺人看待的，可是他却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他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江青说。“我一看这份材料就感到胡风的问题要升级。周扬他们的按语得重新写。”
毛泽东说：“你给他们改写一下，然后送我审阅。看来我也得做文章了。要不是革命成功，我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就要当我的作家和评论家去。我最喜欢的差事，还是写文章。现在，胡风给了我一个条件。这一段，正愁着没有文章可作呢。江青啊，我看这篇按语是不是你先写一下呢？”
江青笑了：“我估计你要把打草稿的任务交给我的。”
“巾帼女将，披挂上阵嘛。”毛泽东也笑了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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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原来由周扬等人认定是一个属于人民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的问题，被上升到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原来的按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词汇，都是很温和的，现在一弄，整个气氛大变了。
三天后，即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关于胡风按语的起草情况，他的话语很谨慎：
“如果主席对胡风的问题作了考虑，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不过，考虑到胡风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他的事情上是否给他一条出路，请主席深思为盼！”
江青说：“胡风的问题现在显然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文艺思想’的范围了。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胡风于一九二八年跑到日本，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被监禁了三个月，后回到上海，混进左联，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历史是可疑的，我们还应该查清。主席的态度是继续揭露这个反党分子，其余的问题等揭开以后再定。”
周恩来表示：“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江青替毛泽东起草，毛泽东也亲自写了一部分按语和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经江青起草、毛泽东修改后的批示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除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秦城冷月》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10-5-13 12: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