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与狂飙——毛泽东军事生涯（1927—1935）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 毛泽东
毛泽东军事生涯（一） 毛泽东虎口脱险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裂谷。
国民党政府血腥杀戮，共产党人绝地反击。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毛泽东出席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一著名论断的提出，不仅对中国革命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毛泽东开启了成为伟大统帅的征程。
会后，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向刚刚当选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征求意见，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一心要上前线的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12日，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着手筹备秋收起义。这名被通缉的要犯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奔走在省会长沙的街头，国民党军士兵还向他恭敬地敬礼。
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9月初，毛泽东来到其亲手播下火种的地方——安源，点燃燎原之火。
毛泽东在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兵分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南，会攻长沙。
6日，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赶往铜鼓，准备亲率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会合驻扎在修水的警卫团，一同攻取浏阳。
为了保证安全，永和区农协委员长刘建中和周克民化装成肩挑小贩，挑着担子在前面引路，毛泽东、潘心源拉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
刘建中、周克民担心失掉联络，走一段路，就回头看一下，看到毛泽东跟上来，才放心地往前走。
9日，他们行至浏阳张家坊村附近，刘建中、周克民刚走过去，一些手持梭镖的张家坊挨户团团丁冒了出来，拦住毛泽东、潘心源。
毛泽东身穿长衫，潘心源穿的也不是本地农民的服装，两人的穿着引起团丁的怀疑，一盘问，口音也不对，便把两人押往团防局。
路上，经过交谈，毛泽东了解到这些团丁过去参加过农会，现在迫于团总的威逼来把界。走到距团防局不到200米时，路边是一处杂草丛生的斜坡地，正好是个脱身的地方，毛泽东便说：“天已不早，我们要赶路到万载买夏布，还是让我们赶路吧。”
团丁们虽认为他俩是好人，但怕团总处罚，不敢放人。
毛泽东灵机一动，向潘心源借来几十块银元，撒在地上。团丁们一哄而上，拼命地抢银元。毛泽东、潘心源趁机逃走。
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故意往大路上跑，又被捉住，押到团防局。团总根据口音判断他是浏阳人，让两个团丁将其押往浏阳县，潘心源于途中脱身。
9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描述了当年的险境：“我跑到一处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在这里，我一直藏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又强迫几个农民帮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离我很近，有一两次我差点就碰着了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逃脱了。尽管有六七次我都不抱希望了，觉得我肯定要被重新抓住。终于，在天黑时，他们放弃了寻找。我马上翻山越岭，整夜赶路。我没穿鞋，脚磨得出了血。”
困厄之时，毛泽东遇到一位砍柴人，与之交谈起来。谈到农会，打柴人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
毛泽东说明情况：“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
打柴人很惊讶：“怎么帮法？”
毛泽东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
打柴人一口答应：“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打柴人转身离去。
急需帮助的毛泽东等待着这个素昧平生的人。
13年后，共产党的另一位英雄、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也是在困厄之时遇到几个打柴的，杨靖宇也是拿钱请他们帮助买些粮食和衣服、棉鞋，他们也是一口答应。
结果，他们出卖了杨靖宇，引来日本侵略军。
天快黑时，打柴人如约出现，带来草鞋和饭。
打柴人把毛泽东送到通往铜鼓的大路上，还担心他走错路，反复说明见了岔路要往那边走。打柴人一直望着毛泽东走对了路，而且走出很远后，他才回去。
毛泽东曾问打柴人的姓名，他做好事并不求回报，始终不肯说出。
这位朴实、善良的打柴人没有留名中国史册，但他救助的读书人却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毛泽东走到一个市镇，这里情况也有些紧张。毛泽东走到一家店门口，问：“老板，歇得客吗？”
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
连问几家，连碰几个钉子。
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毛泽东索性不问了，径直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
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
走在前面的刘建中、周克民等了很久，也不见毛泽东、潘心源跟上来，估计是出了问题，急忙赶到铜鼓肖家祠堂1师3团团部报信。3团派人分头寻找。
10日上午，3团的几位负责人正在肖家祠堂二楼上商议对策，门卫送来一张纸条，上写三个字：毛泽东。
大家欢欣若狂，三步并做两步跑下楼，只见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着草鞋，手拿雨伞，站在门口，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
这天正是中秋节。
毛泽东军事生涯（二） 秋收起义军出师不利
秋收起义已经爆发，毛泽东脱险归来，豪情满怀，写就《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9日，1师师部和1团2000余人在驻地修水发动起义，1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由平江工农义勇军和崇城、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
师部新做100面大红旗，大张旗鼓，向平江进军。
驻扎在长寿街以北的黔军邱国轩部不知起义军实力，为保存自己，前来投诚。师长余洒度未经请示，将其收编为第4团，用为前卫。
11日，由1团团部和二、三营组成的第一梯队跟进至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邱国轩派人送来情报，说前边小河对岸发现有敌人。10连连长张宗逊（上将）奉命率队过河搜索。
10连正在搜索，后面突然响起枪声。
邱国轩部哗变，从两侧高地发起袭击，1团被打个猝不及防，伤亡很大，团长钟文璋等一些军官失踪、跑散，辎重全部丢失，有的连队士兵仅存30余人。
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收容余部，，向2、3团靠拢。
11日晨，3团从铜鼓出发，进攻浏阳白沙镇。该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的1个营组成，团长为苏先俊。
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磨烂，不能行走。大家找张椅子，绑上两个杠子抬着他行军。毛泽东为抵御仲秋的晨露，在细布短褂外披上一条白布夹被。
没有四轮小车，没有羽扇纶巾，毛泽东初出茅庐。
轻取白沙后，毛泽东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2日，3团进占东门市，1个营的国民党守军退至达浒。毛泽东要求警惕达浒、官渡之敌，黄埔四期生苏先俊不以为然。
毛泽东来到东门老街，察看地形。一位看见他的农妇后来对人说：一辈子只看见一个有美人痣的男人，古代传说这种人了不得，原来是毛主席。
14日早饭后，毛泽东在教堂的二楼上召开3团党的负责人会议，部署恢复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等工作。会议进行中，有与会者突然从窗子上看到，后面山上有军队正向东门市急进，立刻惊呼：“穿灰衣服的，是敌人！”
随即，弹雨瓢泼。
原来，退守达浒的国民党军，由一个熟悉道路的反共分子（于35年被苏维埃政府处决）指引，抄小路反扑。3团只在东门通往达浒的大路上设置警戒哨，山上的瞭望哨也只注视大路，没有发现敌人。国民党军占据浏阳河大溪支流两岸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其火力得以充分发挥。
3团处于不利地形，加之病号较多，难以支撑，退至上坪。
11日，2团从安源出发，进攻萍乡县城。该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为王兴亚。
2团本来想偷袭守军，不料派遣的爆炸队混进城后，被守军发觉，被迫退了出来。偷袭变成了强攻，连攻数次，均未得手。2团改变计划，分乘5列火车，经株萍铁路，西进夺取老关。
12日，2团夺取醴陵县城。13日，公开成立了湖南省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3营8连连长刘先胜（中将）看到：“满街是人，有不少用红布扎着脖子，都是喜气洋洋的互相打招呼。一打听，原来都是各处逃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他们在别的地方遭受了百般迫害，今天到了自己的城市，怎么不扬眉吐气呢！”
欢乐是短暂的。国民党军集结兵力，准备包围醴陵。14日，2团放弃醴陵，向北攻击浏阳城。
15日晨，2团进占浏阳县城。官兵们信心十足，准备围攻长沙。有些干部认为：“一鼓作气，连下三城，反革命力量也不过如此。不消三天，长沙城一定会是我们的。”
2团在城里休息两天，官兵们都去逛街，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8连驻扎在东门附近，东门外是大路，刘先胜向上级请示如何布置警戒，营部回答：“团部没有组织侦察警戒，你们看着办吧！”刘先胜只好自己拿主意，在山上布哨，向东警戒。
刘先胜曾几次去找团长王兴亚，都没有见到，有一次听说他是和营长们喝酒去了。
17日下午三四点钟，一位浏阳农民军的同志告诉刘先胜：“城外不远发现了反革命部队。”
刘先胜急忙说：“快报告团部去！”
“报告过了，团长不相信。”
刘先胜感到事情不妙，赶快跑到营部，营部没有人。
再赶往团部，还未赶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
刘先胜转身回连集合部队，部下还未到齐，国民党军已扑到眼前。他只好带领20余人，以炸药包开道，杀出城去。
2团被敌军打散，王兴亚、潘心源率剩下的120余人枪转移至岩前。当天夜里，王兴亚带着几名亲信不辞而别，仅存的这支小部队随之解体。
痛定思痛，中共醴陵县委书记邓乾元在《关于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马日事变后，党内分化最明显，投机分子及没斗争性的小资产阶级，实有清除必要，不然党会蜕化，变为国民党同样的东西。现在应立即定出清党条例，毫不客气地洗去无用的分子。”
毛泽东军事生涯（三） 文家市——新起点
预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8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央：“某同志（指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的三路人马均受挫,兵力由5000人锐减至1500人。9月19日，1、3团及2团余部会合于浏阳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
就在同一天，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严厉斥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提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为“全权代表”，立即从汉口赶赴长沙，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不许丝毫游移”。
尽管前敌委员会还不知晓这一指令，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些军官也在会上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
当时，长沙守敌有9000余人，湖南省内的国民党军共有5万余人，以不足两千兵力不顾后果地一味蛮干，无异于自杀。
毛泽东是李维汉（曾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入党介绍人，李维汉对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有所了解：“秋收起义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开始也要打长沙城啊。长沙城打不开，他不打了，要到浏阳那里打几仗，后来不行了，看来跟敌人硬拼不行了，就上井冈山。只是毛主席的确是比别人聪明一点。”
毛泽东审时度势，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余洒度自以为是，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
总指挥卢德铭的发言平息争论：现在敌人正在集中兵力打我们，长沙守敌也早有准备。而我军初次战斗就损失严重，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反之，如果我们暂时避敌之精锐，到广大乡村去休养生息，发展力量，待我身强力壮之时，再举起有力的拳头去打击敌人，就可以东山再起，从失败走向胜利。
卢德铭是黄埔二期生，因表现突出，曾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全校学生要以德铭为学习楷模。”北伐期间，卢德铭军功卓著，27年6月升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党员卢德铭率部离开武昌，“舳舻直下，破浪中流”。因起义军已南下，追赶不及，警卫团遂成为秋收起义第一团。
卢德铭德才兼备，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表态是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会议进行到深夜，最终“议决退往湘南”。
夜里，毛泽东就睡在一张门板上。
次日清晨，1师官兵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集合。士兵黄永胜（上将）日后在题为：《跟毛主席上井冈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正当大家纷纷议论的当儿，一位负责干部开始整理队伍，把前来集合的所有部队整理成一个讲话队形。队伍整理好了之后，他便大声地对我们讲道：“士兵兄弟们（那时都是这样称呼的）！等一会儿毛委员要向我们讲话，大家要注意听……。”
他的话一讲完，刚平静下来的部队便又沸腾起来。我们这些新兵，只知道军队里有师长、团长、营长……，至于“委员”是个什么官？毛委员又是什么人？可就没人了解了。大家你问我，我问你，谁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解答，结果却是越问越不得要领，有人就说：“反正是个大官儿就是了！”
这时，只见远处一个身材魁梧，大约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在几位部队首长的陪同下，迈着稳重有力的步伐向着我们走来。他身穿一件旧蓝布衫、脚穿草鞋、脸色晒得通红，头发长长的，大概已有好久没有理发了，一望而知是经过长途辛勤跋涉的。我们心想，大概这就是要给我们讲话的毛委员了。
当时，部队还不习惯鼓掌欢迎。毛泽东伸出双手向官兵们摆了几下，满脸笑容地说：“弟兄们，请坐下吧！”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血雨腥风打断，旌旗招展的工农革命军被明枪暗箭击伤，部队挫损锐气。1师的另一名士兵陈士榘（上将）对此有形象的描摹：“我们这些首战失利的青年战士，犹如一群迷途的羔羊，彷徨在十字路口，举目四望，面前是漆黑的夜幕，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毛泽东的好友、中共领导人蔡和森称道他为了不起的人物，是“坐定如山，意坚如铁”。首战失利的毛泽东并不气馁，他伸出左手捏着食指和中指，微笑着为官兵们指明方向：“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高潮一定会到来的，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还没有被推倒，各种矛盾相互交错。这些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大地象堆满了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信心百倍、形象生动的讲话，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队列中的师部参谋罗荣桓（元帅）虽久闻毛泽东的大名，但到现在才首次见到毛泽东和聆听其讲话。从此刻起，罗荣桓开始了敬仰、追随毛泽东的人生之路。
两个孩子攀上里仁学校的墙头，似懂非懂地听着那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长发蓬松的陌生人的讲话。
他们是：表哥统伢子，后来的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
表弟九伢子，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美国女记者斯特朗认为：“在湖南的心脏地区，在已经破碎的革命的余波中，我感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有勇气把自己的国家从中世纪带入现代世界的，决不会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将军们，不会是那些富有而又卑躬屈膝的上海资产阶级，不会是那些胆小怕事的政客和官僚们，而必定是这样的农民和工人。”
——纪念秋收起义爆发80周年
毛泽东军事生涯（四） 通向井冈之路（上）
乡间小镇文家市，中国革命新起点。
9月21日，工农革命军撤离文家市，沿湘赣边界南下。
途中，毛泽东接到宋任穷（上将）送来的江西省委的密信，省委书记汪泽楷要求部队南下，从铜鼓向莲花县、宁冈县行动，那里有党领导的武装，有枪，到那里再说。
毛泽东听完宋任穷的汇报、看完密信后，仰天沉思了一会。对于他来讲，这已不是第一次听到江西宁冈县那支武装的消息了。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王兴亚说过：“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跑，跑到井冈山去，那地方高山大岭，藏得千军万马，我有两个老庚（结拜兄弟）在那儿……”
就在7月底，王兴亚率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率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王佐率遂川县新遂边陲农民自卫军，合力攻克永新县城，从狱中解救中共永新县委、县农协负责人刘珍、王怀、贺敏学、贺子珍等50余人，随即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贺敏学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王佐等任副主席，袁文才任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国民党调兵反攻，贺敏学、袁文才、王佐等人退回宁冈、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正在寻找立脚点的毛泽东被那片传闻中的山地所吸引，部队向赣西萍乡、莲花前进。
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工农革命军展开围追堵截，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
22日，工农革命军进至萍乡县上栗市，了解到县城中驻有敌军，遂绕道芦溪进入莲花。24日，部队到达芦溪镇。师部命令在镇上宿营，毛泽东则认为在街上宿营不妥，传令移住芦溪西南大山下宿营，途中不准点灯火。
25日拂晓，部队从芦溪出发，向大安里山区前进。1团1营为前卫，师部率1团2营为本队，3团为后卫。当1营进入山口岩时，国民党军朱培德部特务营从萍乡方向杀来，3团因团长苏先俊侦察不力、指挥错误，遭到突袭，损失人枪各二三百。
2营也遇袭，何长工（后任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被两个敌兵抓住，他急中生智，从袋子里掏出两吊铜钱抛在面前，敌兵抛开何长工去抢钱，何长工乘机开枪打死一名敌兵，冲出包围。
卢德铭飞马率一个连返回接应3团，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胸，年仅23岁的总指挥坠马牺牲。
卢德铭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军事搭档，他的坚定支持，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落实。将星陨落，倚重卢德铭的毛泽东极为痛心，他怒斥苏先俊：“还我卢德铭！”
24年，卢德铭离乡报考黄埔军校。“投身革命即为家”，他为不使未婚妻韶华空度，从军中寄书家里：因归期不定，请父母将颜家婚事退掉，如颜氏不允，则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
颜氏“似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一直等他归来。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犹是春闺梦里人”。
25年后，正如卢德铭的预见，革命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胜利。
家中始终没有得到卢德铭的消息。多年以来，卢德铭的母亲虽不知道他加入中共、领导秋收起义的经历，但也意识到他已不在人世。每年农历五月初七卢德铭生日这天，母亲就点燃香火，摆上祭品，面对苍天悲呼小儿子的名字：德铭、德铭……
安葬卢德铭的芦溪人民没有忘记他。77年，正逢秋收起义50周年，萍乡市芦溪区（现为芦溪县）政府要为卢总指挥建造纪念碑。然而，大家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四川人。于是，区委派专人到省内外进行调查。
调查人员从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查到卢德铭的通讯地址：宜宾县双石铺。经了解，双石铺已划归自贡市管辖。调查人员来到双石铺，找到卢德铭的侄子、时年56岁的卢定义，出示两张黄埔军校政治部全体职员的合影，请他辨认。卢定义指着第二张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人，激动地连声说：这个就是我叔叔，这个就是我叔叔……
卢德铭——功不可没的英雄。
工农革命军突破敌军的包围，当晚进至莲花县甘家村。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毛泽东了解到莲花县农民自卫军于18日发起的攻城行动失败，有90余人被捕。毛泽东没有因新败而退缩，决定攻打莲花县城。
26日清晨，部队冒雨奔袭，夺取莲花县城，救出落难同志，取得南下以来的第一个胜利。下午，毛泽东召开会议，听取县委负责人朱亦岳等人的汇报，从中证实井冈山确有两支地方武装。
晚上，毛泽东出席余洒度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得知余洒度将国民党县保安队长释放时，予以严厉批评：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到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余洒度原本就以为兵权在手，轻视党的干部，但碍于卢德铭的领导，有所顾忌。卢德铭牺牲后，余洒度更加飞扬跋扈。他不仅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还反唇相讥：“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会议不欢而散。
27日，部队离开莲花县城，向永新前进。毛泽东距属于他的山峰——井冈山越来越近，离中央命令他攻取的目标——长沙越来越远。
当日，“全权代表”任弼时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临时省委常委会。20年，16岁的中学生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萧劲光（大将）经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介绍，走上留学俄国之路。现在，任弼时学成归来，面临着如何学以致用的考验。
湖南省委常委夏明翰在会上反映：“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如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任弼时经过了解，掌握一线情况：湘东初败，湘西及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平浏已不在工农军手中，长沙城内有敌九千余，且戒备森严，而工人及四郊农民能发动的只有千人左右；武器方面，虽有炸弹千余枚，能用的只占半数，另有盒子炮二十枝。
鉴于此，任弼时与马也尔商量决定：长沙暂不举行暴动。
3个月后，任弼时写成《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阐述自己的看法：“恩格斯说‘暴动是一种艺术’，绝对不是‘一切争斗皆成暴动’的‘无动不暴’。若是我们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或是群众有了强固的组织和暴动情绪，而统治阶级并没有动摇，或是统治阶级已经动摇了，而群众尚没有具备暴动条件而贸然发动，这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
2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管辖湖南、江西等七省工作）人选问题。瞿秋白提议：“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有人提出毛泽东正在指挥秋收起义军，实际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对他参加长江局领导工作持异议。
瞿秋白力持：“泽东不能来，任旭（任弼时）加入也可以”，“或者，任旭加入，泽东还是加入”。
经反复讨论，会议通过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等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瞿秋白一向赞赏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组织发动群众，重实干而不说空话，讲话、写文章没有知识分子腔，说理通俗透彻，有煽动力。”
27年2月，毛泽东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该书作序：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5个月后，“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以退为进，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那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军事生涯（五） 通向井冈之路（下）
通向井冈的路坎坷不平。
陈士榘有着这样的亲身经历：“……敌人像苍蝇似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总想把这支仍然举着义旗的革命种子收拾精光，甚至连地方的民团、保安团也来欺负我们，沿途围、追、偷袭。由于战斗频繁，疲劳、饥饿、困苦、惊恐的情绪困扰着部队。与此同时，疟疾、痢疾等传染病也向战士们袭来，路旁的草丛里，有时候没多远就躺下几个呼吸微弱的战友……，在我们离开宿营地几里路的地方，便能闻到一种刺鼻的腥臭味儿。再加上天不作美，常常得在风雨中边打边走，不敢停留。真个是腥风血雨，步履艰难。人人随时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部队军心涣散，逃亡变成公开的事，有些人甚至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
纷乱的队列中，走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布衣，他从一个连队走到另一个连队。有士兵拉他挑担子，他笑着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
有人认出他：“不对呀，他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
士兵们惊异地围着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们在家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大家纷纷向他诉说着自己的经历。
士兵们关心毛泽东的脚伤，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请他坐。
据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谭希林（中将）回忆：“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54年，前国民党军将领郑洞国在中南海的一次会见中，问毛泽东：“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似乎觉得郑洞国问得太突然，怔了怔，望着他。
郑洞国感到自己提了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有些不好意思了。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实际家” 毛泽东经过一路上的观察、思考，头脑中形成了重整旗鼓的良策。
9月29日，部队进至永新县三湾村。三湾地处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位于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处，有50多户人家。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和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陈浩为团长。
次日，不足千人的部队在三湾村枫树坪一棵历经千年风雨的大枫树下集合,由领导宣布改编决定。
余洒度原本酬躇满志、要进军省城，现在则垂头丧气地对部下说：“什么样子啦？我们的部队象打了几十个败仗，人是越来越少了。部队又要改编，从一个师改编成一个团，一个团也不足了，要改编成两个营……只有两个营啦……。”
毛泽东的态度与余洒度截然不同，他激励官兵：“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斗宣言！
1917年11月，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组织数百名学生，在长沙郊外，以少量枪支和木枪、鞭炮，袭击3000余名北洋军溃兵，这些惊弓之鸟全部缴械。首次用兵的毛泽东被赞誉为：“毛奇”。
十年之后，毛泽东在三湾村部署着奇崛的建军方案，“老毛”将在功业、名望上远远超过普鲁士名将老毛奇。
毛泽东接受血的教训：“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对症下药的效果是显著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双管齐下，同时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一年以后，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进行分析：“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溶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中共领导的新型军队在小山村中应运而生。
亲历其境的罗荣桓元帅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毛泽东对部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开具证明允许那些动摇的官兵离队，视其路途远近赠给3－5元路费，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毛泽东豁达大度地放人走，却不放弃一条枪，他不准离开的人携带武器。毛泽东将用剩余的700多条枪，写下惊风雨、泣鬼神的史诗。
（六） 联合袁文才
就在到达三湾村的当晚，毛泽东给袁文才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了一封信，派该村农民李长俚、李立（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叔侄送往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袁文才，1898年出生于茅坪马源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袁家祖辈从北方迁移至此，深受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袁家人为改变低下的社会处境，省吃俭用供袁文才入私塾读书，期望他光宗耀祖。袁文才的学业时断时续，1917年，袁文才实在读不起书了，只好成家务农。
袁文才新婚不久，妻子就被茅坪的一个土豪劣绅霸占。豪绅们还嘲笑他：“你袁选三读书，是牯牛读经书，将来肚子里有草无文！”
经过几年的积攒，家里人又把袁文才送回学堂。21年，袁文才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刚学了一年，不幸再次降临，老父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家中负债累累，袁文才的求学路彻底终止。
豪绅们仍旧嘲讽退学的袁文才：“早就看得出，袁文才若能读书出人头地，我们家里的牯牛也会中状元公哩！”
仇恨的火焰在袁文才的胸中升腾。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宁冈、酃县（今炎陵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为四千平方公里。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井冈山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山上大小五井、茨坪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
民国以来，井冈山地区先后聚集有朱孔阳、王佐等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在距袁文才家乡不远的半岗山上，就有一支名叫“马刀队”的绿林武装，他们常去“吊羊”的对象，正是欺凌袁文才的豪绅地主。满腔仇怨的袁文才加入“马刀队”，因有文化而当上出谋划策的师爷。
豪绅地主们从外地请来军阀部队，捉拿袁文才。军阀部队冲进袁家，杀鸡打狗，大吃大喝，走时把袁文才的哥哥押往县城。一名敌兵喝醉了，错把袁家背木头的的撑棍当枪扛走了。袁文才的嫂子上山把那支枪交给袁文才。
军阀部队找不到枪，竟残忍地将袁文才的母亲杀害。
仇深似海。
国共两党合作后，江西省参议会议长之子、中共党员龙超清回到宁冈，秘密开展工作。25年，经龙超清的周旋，“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长。袁文才与龙超清结拜为生死之交，在其教育帮助下，被“逼上梁山”的袁文才表示愿意服从中共的领导。26年秋，袁文才发动起义，夺取宁冈县政权。11月，袁文才经龙超清介绍加入中共。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王佐灵活应对，各保存一支拥有六十条枪、一百五六十人的队伍。
宋任穷上将如此评价袁、王佐两部：“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阶级有深刻的矛盾，因而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他们平时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比较守纪律，专打土豪，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因此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拥护和保护。群众经常为他们通风报信，敌人的暗探很难从老百姓那里探到关于袁、王部队的情况。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还在山上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
当工农革命军到达三湾村时，袁文才因情况不明，将所部撤回，分散隐蔽在茅坪步云山一带。
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有所顾虑，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敝地民贫山瘠，犹江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10月初，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文书陈慕平到三湾面见毛泽东，陈慕平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毛泽东向二人表明合作的诚意，赠给二人及其随从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
毛泽东又修书一封：“袁文才总指挥拜鉴：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党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军阀。”
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以先到离此地30里的古城。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进至位于深山之中的古城。这里虽曾是县治所在地，但仅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荒凉破败，人烟稀少。那些思想动摇的军官看到这一番景象后，又有数十人请了“长假”。
当天，毛泽东在文昌宫召开历时两天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
会上，有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袁文才、王佐部。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西奔东投竟莫容，那堪造物弄英雄”。现在，下级要“林冲水寨大并火”，毛泽东则对“晁盖梁山小夺泊”不屑一顾，他晓之以理：“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决定对袁、王两部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6日清晨，毛泽东只带数名官兵，骑马赶往大仓村，会见袁文才。
心中无数的袁文才已做好两手准备。杀了一头大猪，置办一桌酒菜，以礼待客。同时，在林家祠堂埋伏20多名荷枪实弹的手下，以防不测。布置好后，袁文才站在祠堂门口石桥上，这里视野开阔，一旦看到毛泽东率兵冲来，袁文才就可命令手下迎战。
当袁文才看到毛泽东轻装简从而来，疑云顿消。
袁文才给人的印象是：“中等身材，长得很文静，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小秀才袁文才将大文豪毛泽东迎入村中，从上午10时长谈到太阳快落山。
初来乍到的毛泽东态度诚恳，表示要赠给袁文才100条枪。
手中只有“坏枪”的袁文才喜出望外，当即回赠1000块大洋，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医院和后方留守处，并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次日，毛泽东率部进至茅坪一带，井冈山近在眼前。
（七）叛卖与忠诚
信任并不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完全建立起来。
袁文才对毛泽东表示：“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毛泽东明白袁文才的弦外之音，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游击，熟悉周边情况，打听南昌起义军的下落。
出发前，毛泽东指示下级，沿途要用郭亮的名义出布告，以扩大政治影响。郭亮于20年加入新民学会，此后一直在湖南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在湘赣两省人民中有很高威信。
10月13日，部队进驻湖南酃县水口。余洒度、苏先俊企图私自离队，警惕的哨兵将其拦住，质问：“走，谁批准的？”
起兵之初，余洒度、苏先俊兵权在手，趾高气扬。余洒度一身“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腿）的行头，可谓是个“漂亮人物”。而今，二人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毛委员允许的。”
士兵们同声喝道：“没有证明，这里不能通过！”
毛泽东听到报告后，宽宏地放行：“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何苦强留呢！”
余洒度、苏先俊离队后仍不思悔改，以怨报德。
余洒度恶人先告状，到湖南省委指责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打长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争，到山区同绿林为伍，并送了大批枪支，导致省委向中央反映：“润之在赣时曾有一大错误。”
很快，慷慨陈词的余洒度再次溜之乎也，他脱离中共，加入中华革命党，被捕后投降国民党，最后被蒋介石弃杀。
苏先俊对工农革命军的前途丧失信心，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惟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将近严寒，士兵尚着单衣，给养亦日虞不足，加之四面受敌，该部队恐难久存也。”
28年3月，湘鄂赣边特委军委书记苏先俊在被捕后叛变，凶恶地带着国民党军、警、密探，捕杀特委书记郭亮等许多共产党员，用昔日同志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当上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原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参议，兼湖南省“铲共法院”处长。
《申报》为此发表题为《湘省共产党省委会破获》的通讯：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鲁迅读到这则报道，愤然写下《铲共大观》一文：
……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 ——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
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入长沙，苏先俊落网被处决。
“淘尽泥沙始见金”。
毛泽东决定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为党补充新鲜血液。到达水口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一个大祠堂里主持入党仪式，发展赖毅（中将）、陈士榘等6名战士入党。
毛泽东逐一向6名新党员提问：“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回答基本一样：“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
会场的桌子上压着两张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毛泽东把那三个大家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念“西西皮”（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
最后，毛泽东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带领新党员宣誓。他说一句，新党员重复一句：“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赖毅将军认为这个夜晚是“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
几天后，湘军分兵两路从茶陵扑来。毛泽东决定：团长陈浩、团党代表何挺颖率1营2、3连经安仁到茶陵游击，扰乱敌人后方，打破其进攻计划，筹得款子后到井冈山会合；自己率团部、3营、1营1连、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1营2、3连一共仅有100余人，路上不敢多停留，穿过三四个县城，急行回到井冈山。
2连战士赖毅记述这段行程：
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由于当时部队刚建立不久，纪律松，办法少，又远离毛委员的领导，闹出了不少事情。
在安仁县城打土豪时，没收了许多资财。按说这些东西应该分给贫苦群众。可是谁也不知道该这么办，只考虑怎样公平合理地分给全体士兵。研究了几次，还是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分配：把部队带到空地上，两个连混合起来，排好队站在一边，墙那边放着一堆堆事先搭配好了的东西，有皮袄、鞋子、被子、毯子，甚至还有草篮子、鸡蛋等等。军官们有的负责分东西，有的负责监督。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就喊起来：“第三伍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伍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10月22日，毛泽东率部进至遂川大汾镇。部队刚刚驻下，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就派人送来挑战书，声称大汾是他的防地，不准驻扎，如果不走，就要拔刀相见。
土豪肖家壁被井冈山的百姓骂为：“肖屠夫”、“肖老虎”、“肖色鬼”、“肖缺德”。他杀害的贫苦百姓和农运干部有1000余人，被其奸污后贩卖的妇女不下几百人。无耻的肖家壁有时把正在哺乳的妇女抓来同床，吮吸乳汁当水喝。
大革命时期，遂川农民协会、商业协会、总工会开展斗争，抓了县长和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肖家壁逃到南昌，请求公安局长朱德（元帅）“出兵平乱”，结果自投罗网，进了监狱。大革命失败后，肖家壁卷土重来。
1团官兵对肖家壁的恫吓不予理睬。就在进驻大汾的当晚，特务连在一个阁楼上举行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到会带领8名新党员宣誓。仪式结束后，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张宗逊送走毛泽东，回到连部休息。
罗荣桓刚入睡，就被枪声惊醒，三人一跃而起，迅速集合连队，抢占制高点。罗荣桓率先冲向一座小山的山顶，跑到半山腰，忽听得啪啦一声，一根被大刀拨开的树枝弹了回来，刮掉他的眼镜。罗荣桓蹲下去摸，没有找到。时间紧迫，他顾不了许多，继续向山顶冲去。接近山顶时，罗荣桓听到山那边人声嘈杂，知道是敌人迫近，马上指挥战士投弹，击退敌人。
天亮后，控制数座山头的1团官兵发现，四周都有敌人。
肖家壁指挥三、四百名靖卫团丁扑来。3营被切断，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的带领下，向南进至上犹与桂东交界地区。
曾士峨、罗荣桓带领2个排随毛泽东向井冈山方向转移。进至黄坳，剩余的30余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因为炊事担子跑丢了，无法做饭，只好从老百姓家中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大家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毛泽东用长衫的衣襟兜着饭吃。
大家吃完饭后，毛泽东站起身来，向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直，精神抖擞地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在半年的当兵期间，毛泽东虽没有上过战场，也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4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毛泽东对军队并不陌生。
官兵们被以军人姿态出现的毛泽东所感染，个个振作精神，持枪列队，随毛泽东继续向井冈山前进。
就在同一个月，就在几百里外的江西信丰，另一名共产党员陈毅也发出整队口令，站在排头兵位置的是南昌起义军余部的领导人——朱德。
陈毅元帅指出：“在失败时、胜利时，我们的领导者、工作者都要保持冷静的态度。打胜了不骄傲，受了挫折不悲观，不改平时风度。胜利时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受了挫折、失败时对我们更是考验，胜利的经验对我们是重要的，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是更重要的。要锻炼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不仅要有胜利的经验，更必须有失败受挫折的经验。作一个胜利时的英雄是容易的，而作为一个失败时的英雄是不容易的。我党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过去我们党的领袖并不是毛泽东同志而是别人，那些领袖在大革命失败时都跑掉了，但是毛泽东同志出来了，他受得了失败的考验。先前我们的军事领袖并不是朱德同志而是别人，大革命失败了，那些军事领袖都跑掉了，而朱德同志出来了。受挫折而能坚持，这才是我们最难得的，最不容易的。”
（八）改造袁文才、王佐部
被打散的部队重新聚合。
1营1连和张宗逊带领的一个排赶到，部队还剩100余人。罗荣桓派张宗逊带一个排掩护毛泽东先走，路上遇到王佐派来的朱诗柳（后任红四军31团便衣侦察队队长），毛泽东与他便走边谈。10月23日晚上，行至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上的一栋独立房子，屋中仅有一张床铺，张宗逊请毛泽东睡床上，自己和20余名战士在地上铺上禾草，睡在床的四周。毛泽东不嫌弃衣衫褴褛、一看就知道抽大烟的朱诗柳，让他与自己躺在床上，向他了解井冈山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24日早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官兵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这是解放军三大纪律的发端。
当晚，毛泽东率部进至井冈山上的大井，王佐前来欢迎。27日，部队到达王佐的本部：茨坪。茨坪位于井冈山的中心，四周环山，中为盆地，一溪穿过，地势险要，有山路通五大哨口和大小五井。当地有歌谣称：“行州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
毛泽东投之以桃，送给王佐70条枪。王佐报之以李，回赠500担稻谷和一些银洋。
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客籍，1898年出生于遂川下七村。幼年时，生父、养父先后去世，母亲拉扯着6个孩子艰难度日。当地豪绅欺负孤儿寡母，霸占王家仅有的一点山林。王佐从小便随哥哥姐姐们外出打短工、挑脚，艰苦备尝。十几岁时，由姐夫托人说情，一位会武术的裁缝收他当学徒。三年出师，王佐“端的是飞针走线；更兼惯习枪棒”。
23年，绿林武装首领朱聋子（即朱孔阳）请王佐作衣服，见他机灵胆大，招其入伙。24年，王佐离开朱聋子，回到下庄村，招集10余名无业游民，暗中组织自己的队伍。一天，遂川县4名税警到下庄收捐，王佐等人将其灌醉，夺得枪支，从此，王佐竖起“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旗子。
梁山泊一百八员大小头领中，有一位是：
黑瘦身材两眼鲜，智高胆大性如绵。
荆湖第一裁缝手，侯健人称通臂猿。
王佐仿佛是从《水浒》中走出来的活生生的好汉。
数月后，队伍扩大到50余人，王佐率部从下庄迁到茨坪。 26年，王佐部发生内讧，王佐到“马刀队”求援，与袁文才一见如故，结为兄弟。袁文才出兵护送王佐返回茨坪，重建队伍。王佐部“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了，便会自动地跑回山来。” 27年初，王佐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
何长工对袁文才、王佐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进行分析：“袁文才是个知识分子，据说大革命时期是党员，他是王佐的锦囊参谋，但是有谋无勇，王佐是有勇无谋，打仗主要靠他。王佐这个人很了不起，眉毛横卧，两个眼睛很大，腰插两支驳壳枪，骑在马上，一下子两支都可以打响。他拿板凳在门口，16个人都打不进去，他一冲出来，还打倒3个。他像个侠客，可以一蹲就跳到房顶上去。王佐是裁缝师傅，还是文盲。当时有个秀才当他的师爷（相当秘书），给他写文章他来改，他指指点点，增增减减，虽是文盲改得还通。王佐这个人很有些经历，主席说他整倒几个土匪头，这个人如果真正为我们用时，还是一个很好的角色。不然，我们在山下打红旗，他在山上打白旗，我们翻山不能过茨坪，一绕就是300里。他经常下山不讲政策地乱搞一通，常常是你做了许多工作，宣传红军如何如何好，可他一来，一下子就把政策破坏了，我们那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经常注意他呢？不争取他，我们的根据地就建设不好。”
袁文才兑现承诺，说服王佐欢迎工农革命军上山。他还请求毛泽东帮助整训所部。毛泽东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上将）三人，到袁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11月初，毛泽东到距袁部驻地不远的洋桥湖村居住，一边进行社会调查，一边做改造袁文才和整训所部的工作。在毛泽东的教诲下，袁文才开始清理自己部队中豪门出身的不良分子和老兵油子。原“马刀队”头领、袁文才的把兄弟胡亚春不愿参加革命，上山为匪，甚至企图谋杀毛泽东。袁文才大义灭亲，亲手处决胡亚春。袁文才在部队中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所部面貌为之一新。
27年底，袁文才写信告诉王佐，前委正在帮助他训练部队，并询问：如果前委也派干部来，是否同意？王佐的内心比较复杂。他想靠近工农革命军，又担心被拆台。他和左右二将刁飞林、李克昌商议后，表示欢迎。
28年1月初，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佐部任党代表。王佐心存戒备，他对何长工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话虽说得客气，实际上是在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王佐让何长工住在大井，不许接近其司令部，并派一个大个子勤务兵“照顾”他。
来之前，何长工有几分犹豫。“不要怕。”毛泽东予以鼓励：“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何长工耐心地开展工作，经常到王家去坐坐，还帮他办些家务事，并与他的母亲、哥哥、妻子交谈。王佐并不反感何长工的来访，他认为何长工“爱朋友”、“讲交情”。王佐的母亲、哥哥都说党代表是有学问的，是毛委员派来的，毛委员派来的人都不是马虎角色，要王佐向何长工学习。渐渐地，王佐开始主动接近何长工。
一天，王佐和何长工商量如何收拾尹道一。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王佐与他斗争多年，结下血仇。尹道一手下有几百人的靖卫团，他倚仗人多势众，每次同王佐打仗，都是穷追不舍。何长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献计：设法把尹道一引上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认为此计很好，与何长工着手实施。尹道一的司令部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王佐、李克昌带人拂晓时佯攻拿山，天一亮便回撤，引诱尹道一追击。从拿山到茨坪的路上有一个险要的山垇，叫旗锣垇。王佐、何长工断定：尹道一要追，一定经过此地。于是，何长工、刁飞林带一个连在此埋伏。
天将中午，尹道一率部果然追到这里。其先头部队追上山，指挥部驻下吃饭休息。团丁们有的在吃饭，有的把枪放在一边睡觉。何长工挥兵杀出，靖卫团土崩瓦解，尹道一当场毙命。刁飞林砍下其头颅，用包袱包好，回山复命。
天黑以后，刁飞林见到王佐，王佐虽早已得到消息，仍连声问道：“真的把贼子除了？”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打开包袱，将尹道一的头扔到地上。
王佐举灯一看，拍手大叫：“着！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王佐马上命人摆酒设宴，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酩酊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何长工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除掉尹道一后，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何长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议袁、王两部合编为一个团。2月上旬，袁、王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此后不久，王佐加入中共。
毛泽东亲切教导袁文才、王佐，袁文才、王佐由衷钦佩毛泽东。袁文才称赞毛泽东学识渊博，有军事才能，还经常向部下宣传毛泽东是中央一级的大能人。王佐最高兴和毛泽东谈话。一次，毛泽东路过茨坪，与王佐谈了多半夜。过后，王佐兴冲冲地对何长工说： “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九）毛泽东急行擒叛将
登井冈而观天下。
27年10月以来，广西军阀李宗仁与湖南军阀唐生智两大集团展开混战。江西的朱培德部主力调至赣北，井冈山周边各县仅剩地主武装把守。毛泽东见机行事，于11月16日派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指挥1营、特务连出击。18日拂晓，部队轻取湖南茶陵县城。
工农革命军在茶陵恢复工会和农会，成立人民委员会，部队举行武装大游行，把选派的新县长谭梓生护送到原县政府的衙门上任。谭梓生曾在安徽某县当过县长，他率由旧章，国民党“县长公署”的牌子原封不动地挂着，旧职员多数留用，每天升堂审案，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部队所需粮款。县政府工作人员和为县衙门站岗的一个排官兵，一日三餐均由饭馆包做送来，每桌是四菜一汤。
1团团部、1营营部和1、2连、特务连驻扎在汇文中学里，3连住在位于学校西北不远的祠堂里，几个连队都在学校操场上操练，各连的军官有的毕业于黄埔军校，有的来自北洋军阀的部队，各有一套操练方法，导致各连的操练动作完全不同，部队训练一片混乱。
操场就在团部的窗外，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1营长黄子吉等军官却连一次操场也没去过。他们对部队的革命工作、军政训练、行政管理等事不闻不问，甚至像学校后山那样重要的阵地都没有派哨，直到遭当地挨户团从山上袭击、打死一名副班长后才在那里设排哨。
陈浩等人常常身著便衣长袍去逛街，出入酒馆赌场，寻花问柳，挥霍其私吞的10余斤黄金。主官骄奢放纵，部队混乱不堪，2连连长刘康、副连长周伯坚、党代表何成凶一起逃跑。
兼任茶陵县委书记的宛希先多次对陈浩等人提出批评，他们置若罔闻。战士们有不满表示，他们就用打骂、体罚等手段压制。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因脚背上烂了一个洞、行动不便，留在宁冈养伤。毛泽东马上回信，批评陈浩等人，要求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
11月28日，宛希先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选出的三名常委组成：工人代表谭震林（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谭震林任政府主席。
一天，一个身着国民党军官制服，佩带国民党正规军符号的人
来到茶陵。在其证件上注明：国民党16军副官覃泽。经盘问，来人表明真实身份，他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覃奉朱德、陈毅之命，前来联络。
毛泽覃被人护送到宁冈茅坪与兄长见面，介绍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朱德、陈毅收拢余部，转移到江西崇义县，与朱德的好友、滇军将领范石生合作，部队暂时隐蔽在范部防区（详见拙文《南昌起义（四、五）》）。
12月下旬，毛泽东的脚伤略有好转，他决定下山到茶陵，指挥部队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毛泽东、毛泽覃等数人，在陈伯钧所带的袁文才部一个班护卫下，赶往茶陵。25日，他们走了六七十里，夜宿茶陵县坑口圩。
26日，估计当天可到达县城，毛泽东让那个班回井冈归队。毛泽东、毛泽覃、陈伯钧一行八九个人行至距县城二三十里时，县城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步枪射击声，他们边向沿途站岗的赤卫队员打听，边赶路。
夜色降临，毛泽东等人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也不了解部队的口令，更不掌握茶陵的情况。于是，毛泽东谨慎地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外的一个小村住下，派赤卫队员去县城侦察。
晚饭后，大家准备休息。毛泽东提醒部下，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毛泽东将自己和陈伯钧安排在下半夜和拂晓放哨，因为这段时间人最困倦，也最容易发生不测。
夜色已浓，枪声渐渐稀疏。陈伯钧据枪声判断进攻县城的敌人不会是挨户团（没有重机枪），很可能是国民党正规军。
此刻，去侦察的赤卫队员回来报告：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
陈伯钧疑惑不解：“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是像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
想到这，陈伯钧猛然一惊：“万一在我们住村附近发现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只有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支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样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
陈伯钧的目光投向正在值夜的毛泽东，毛泽东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若有所思。
27日天将拂晓，赤卫队队长回村报告：我军已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
大家更加困惑：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
毛泽东似乎心中有数，决定立刻向南追赶部队。大家顾不得吃早饭，坐船渡过河去，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沿茶陵通向湖口的大路急追。
路上，遇到3名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泽东，就像见到亲人，急切地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
毛泽东亲切地予以安慰，并把自己用的担架让给伤员坐。
从伤员那里，大家了解到一些情况。26日拂晓，湘军第8军独立团及挨户团共计20个连反攻茶陵。战至中午，1团4个连的弹药消耗殆尽。危急之时，已失去联系的3营神奇地出现。3营从大汾转入湘南桂东后，与朱德部相遇，得到及时补给，随后返回茶陵。1、3营合力抗敌，坚持到黄昏。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撤出茶陵。
大家空腹急行了30余里路，现在又累又饿，便在一个村子停歇，一边匆匆吃点饭，一边找民夫、绑担架，准备抬伤员。
毛泽东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
陈伯钧坚定地回答：“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完，陈伯钧就让警卫员去村头站岗，察看来路的动静。
经过一番忙碌，大家绑好3副担架，民夫抬上伤员，一行人继续追赶。
1团在湖口停下整队。休息一会后，前卫改变行军方向，南进，行军速度骤然加快。战士韩伟（中将）等人看到这种异常的情形，心里直犯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
突然，后面传来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
部队跟随毛泽东返回宁冈砻市，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揭露和批判陈浩等人的投敌叛卖行为，任命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
原来，黄埔一期生陈浩在校期间，与入伍生部部长兼教育长方鼎英关系密切。现在，方鼎英任13军军长，率部驻扎在桂东一带。陈浩勾结韩壮剑、徐庶等人，企图拉部队投靠方鼎英。
毛泽东及时赶到，力挽狂澜，陈浩、韩壮剑、徐庶等叛徒被处决。
（十）毛泽东初露锋芒
28年1月初，为策应赣西南万安农军暴动，毛泽东决定率部下山。毛泽东站在砻市向阳的山坡上，指点两省，为部队指明进军方向：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敌人队伍里，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我们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弱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1月4日，毛泽东、张子清率1团直捣肖家壁的老巢——遂川县大坑镇，肖家壁的靖卫团溃逃。部队在朱砂冲下面的一个村庄宿营。
战士龙开富（少将）正在河边站岗，不知从那里冒出一头老虎，情急之下，龙开富开了一枪。
这一枪可不要紧，连长以为敌军袭来，下令紧急集合。连长发现虚惊一场后，责备龙开富乱放枪，说要整他。班长骂龙开富，排长也骂他。
当时，部队里官长打骂士兵的事情并不少见。战士们都怕“点名”，因为一“点名”，就有人要挨整。龙开富惴惴不安。
毛泽东知道这事后，主持公道：“这还了得呀！阶级兄弟呀！”
工农革命军官兵“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致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生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
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实事求是地总结：“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个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毛泽东在部队中进行废止肉刑的工作，那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名叫郭天民（上将），他在毛泽东的教导下，改正了错误。不过，直到建国后，一些老战友还开玩笑地叫他：郭铁匠。
1月5日，1团夺取遂川县城。中旬，毛泽东在县城五华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遂川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
经过数月的军事实践，毛泽东认识到：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一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毛泽东在井冈山了解到山上出过一个老土匪朱聋子，他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毛泽东认为：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
25日，毛泽东命令部队从县城分兵下乡，并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宣布“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把湘军的“营规”歌谣化，写作《爱民歌》80句：“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凡是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毛泽东受此影响，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一次，毛泽东在部队准备出发时，问下级张令彬（中将）：“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了吗？”
张令彬回答：“屋里没有人，周围也找不到一个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毛泽东出了个主意：“你叫文书写一封信，和钱一起压在床垫下边，或是放在桌子的抽屉里，群众回来就会发现的，下次再见到我们就不会躲起来了。”
毛泽东想得十分周到，他担心坏人把钱拿去，又担心风把钱吹散。
2月4日，赣军调兵从万安进攻遂川，毛泽东率部转移。出发前，有人要烧毁团部驻地天主堂，被毛泽东制止，他指出：烧了天主堂，并不能打破群众中的迷信，要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是要经过革命斗争和对群众反复教育的。
28年初，赣军27师79团一个营趁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之际，进占井冈山北出的大门、宁冈的县城——新城。毛泽东一边率1团回茅坪与2团会合，准备出击新城；一边命宁冈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新城守军。
守军一开始一日数惊，坐卧不安，后来发现只是赤卫队来袭，便不以为意。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奔袭新城，并作战斗部署：1团1营担任主攻，进攻东门；1团3营进攻南、北两门；袁文才指挥2团1营和教导队在西门外设伏。毛泽东围三阙一，诱敌出逃，以便在城外聚而歼之。
18日黎明前，部队进至新城城外，部署完毕。天亮后，守军照例到城东的操场上操练。当他们架好枪、作徒手体操时，埋伏在附近的工农革命军杀出，守军逃回城中。由于城墙又高又厚，1营数次进攻东门均受挫。战至中午，双方仍相持不下。
袁文才急忙赶到棋山总指挥部，请求毛泽东下令展开全面强攻。
毛泽东认为：那样我们的损失就很大。
袁文才急躁地说：“自古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两军对战，哪有不死人的？”
毛泽东提醒他：我们应该是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用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胜利。
毛泽东一面命3营继续进攻南、北两门，吸引守军火力；一面命1营战士携带稻草、煤油，火攻东门。转瞬间，东门被烧了个大洞，1营入城。南、北两门也被攻破，守军仓皇逃出西门，落入预设的伏击圈，最后，100余名残敌跪在稻田里，举手投降。
战至15时，新城战斗结束。工农革命军全歼赣军一个营和靖卫团共500余人，俘虏近300人。新城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斗，也是秋收起义以来军事上的第一次大胜利。
当天，俘虏被押回茅坪，有些战士和农民出于愤怒而打骂俘虏。毛泽东在攀龙书院召开军民大会，针对存在的问题，宣布宽待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赣军9师师长杨池生对此发出“毒矣哉”的惊叹。
国民党军的一名营长被红军俘虏6次，前5次均被释放。当红军第6次俘虏他时，仍予以宽待，他因羞愧而自杀。
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7师21旅旅长李文彬仿效毛泽东，不杀被俘红军，医治被俘伤兵，被毛泽东称为：“聪明的敌人”。
李文彬聪明反被聪明误，再与红军交战时，有的被俘红军战士拖枪归队。
从27年10月至28年2月，毛泽东率部转战湘赣边界，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