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19)

(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篇1)

民主是一种人文化,顾名思义“民”是指国家民族所包含的不同种族、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念、不同阶级的所有国民;“主”既当家做主之意义,又是社会一切权力之源泉一切权力之主宰。诚然,这种主的含义解释为事无巨细的社会权力,可事无巨细甭说是人民(全体)就是帝王这个人这个党派也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于是,事无巨细的社会权力,“民皇帝”就的和“人皇帝”(“党皇帝”)一样是委托授权专业人士代表行使民之主权,但其中的“树大旗,拿大主意”的国家民族主权——民权,是不能授权委托的,是私有性的。总之,民主是宇宙“盘古”的民生命,是人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民皇帝”私有制生命体。民权包括:确定社会各阶级权力及权力关系——社会形态;决定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及权力职责范围及之间的权力关系——政治体制;择优政治集团聘为社会统治阶级(国民的管家)等关乎国运民运之权力——意识形态。一切权力归属于全体国民是民主思想的核心,也是政治民主的内容,而政治民主的形式无疑就是国民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表现内容形式,二者任一不可偏废。判定政治的民主与否,就看他是否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公正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百句“为人民服务”、一千个“焦裕禄”不如一行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在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下的真实意愿的表达,包含有自由、平等、竞争。这种属于公民私有的权力从来就不是上天的恩赐,更不是官僚的施舍,是人民经过持续不断斗争从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民道”结晶。它标志着人类告别愚昧“王道”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民道”社会,标志着由人学说之“王权”进化到民学说之“民权”的一次权力文化大革命。

法制是一种社会文化,顾名思义“法”是约束社会权力的规定——法律、法则,具有强制性制裁性。正是由于法的内在本质决定了社会一切权力都是因“法”授权而又因“法”限制,于是构成了“法”大于权力的关系。如果社会存在着不受“法”限制或终身制或专制集权,那么“法”的存在就仅仅是为某种权力“黄袍加身”的侍从,“法”变成了权力的奴隶,也就是常说的“王法”。对此,中国的教科书是这样科学的,“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是保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阶级专政的工具。”显然这种法律观念这种封建专制法理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被“欧洲历史文化大革命”所唾弃,也正是“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所要破除更新的思想观念之一,是一种陈旧腐朽的人学说思维“王道”逻辑,突出显示的是“哀的美敦书”。凭什么人民的意志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人民意志大于天还是统治阶级意志大于天?然而,就广义统治阶级而言,上述作为法学的解释又不能算是错误,根本关键的,是“民皇帝”的法旨还是“人皇帝”(“党皇帝”)的圣旨,这才是法律的本质,显然,这是超出了法学范畴的民学说。因此,“法”的真正社会意义是“民法”,“民法”的机理是民性,基础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的民权,反应的不该是那统治阶级意志,是人民意志。“法”就是“情”与“理”的对立统一,而其“情”因时代各异,进而“理”之不同,于是,“法”不仅有其历史共性,也有时代个性,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王法还是民法,本质于国民有没有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民情,有没有民情内容之民权,民法与民权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民法”就是“社会权力和约”或“社会权力合同”,而合同有关各主体法律地位的权力平等相互制约正是构筑合同的基础,离开这基础那就不是合同。是合同,就必然具有合同应该具有的所有性质,想必这种性质与行政“实施条例”“管理条例”的性质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两者更不能相混淆。既然是社会“权力和约”或“权力合同”,自然就要体现出和约或合同的一般常识性,当然也就需要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制定,可见,“民法”与民情虽对立但也统一,统一的或许不是人情(统治阶级情,某一利益群体情),但是大情,是民情,是民族情,是人类情。表现这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制定的国情就是国家最高法律之宪法。宪法是民性民权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总权力和约”或“最高权力合同”,相形之下法律就是“总权力和约”或“最高权力合同”细化出具体的“权力和约章节”或“权力合同条款”。可见宪法和法律具有和约性或合同性,而没有和约性或合同性的宪法和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和法律。小的时侯,大人告诉说,法律就是不讲道理,是我规定你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是“王权”的文明袈裟,这是因为“王法”缺少的就是主体权力地位平等相互制约的合同基础,是社会“权力哀的美敦书”,是国民权力被官僚权力所垄断“管制你没商量!”的权力私有制,自然无须国民的什么权力了,充其量国民权力也是花瓶摆设——无产阶级政权,从根本上失去了社会权力的契约性或合同性。法制是法律、法则所形成的制度体系,是任何社会权力无限扩大化的系统制约,是权力有限的系统范围化,不存在不受制约的社会权力,如果说有无处不在永远永恒至高无上的社会权力,那么法制如同虚设,因此,封建专制社会是有法律法则,但那是维护官僚垄断权力的法律法则,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或是漏洞百出的法制,真正意义的法制是民主社会和民权文化的产物;即便是确有法学意义的法制,那封建专制也是计划法制,而民主法制也是市场法制,虽然都可以称之为法制,但法制的文化却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社会权力是羊群,法制就是圈养羊群的围栏。那种无处不在永恒至高无上的无限权力存在事实,无疑就是相当于在围栏上撕开了个个豁口,供其进出自由,于是,围栏圈进的功能不在围栏本身,而在于羊自己是否愿意走出围栏,权力自身是否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愿,如果没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愿,法律自然是无能为力,只好求助于官僚自身的清正廉明,生活在这样的法制,民族苦不堪言。法制是体系不断完善的权力围栏,圈进的是社会一切权力,都必须纳入社会“权力和约”或社会“权力合同”。“民道”意义的法制是法律公有制,“王道”意义的法制是法律私有制,而且是极端的官僚私有制——专制。

民主与法制结合成为民主法制,也就是说是人民心理那个民主(民道)中国的法制,民主法制是一种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结合形成的民主文化,是人民心中的那个(民主中国)国家体系的文化,在这里人文化的民主和民权决定了法制的性质和灵魂。然而,民主法制由西方飘洋过海来到东方社会,民主之核心——国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拆解了下来抛入了大海,遇到仁慈些的统治者,把“自由”留给了自己“举”据为己有,公民只剩有空泛“选”的过场,甚至马克思连“选”都彻底毁灭,这既没有平等公正自由,又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美其名曰真正的“民主”,人类文明成果就是这样被彻头彻尾换成了惟我独尊“王道”的“官主”或“己主”。谁上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人民)有了可以支配我自己意愿的决定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管谁在台上,至少他得尊重敬畏我手中的权力,尊奉我人民,这就是人类民主文明成果最朴素的理解。既然社会有些人或政治集团的权力无限扩大化,法制的机理(权力有限范围化)就变得毫无意义,法制的社会功能只是按少数人意志规范大多数人行为的强制工具,由此,国家概念顺理成章为统治阶级人学说的专政工具,法制成为专制。有不受法制约束的无限扩大化社会权力,就必然寄养着众多权力同样可以置身法制之外。法制与专制的区别就在于“契约”或“合同”与“哀的美敦书”的公平、公正性的差异上、权力公有制与权力私有制的差异上。法制是各个权力主体共同协商明确各方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对各主体都具有约束作用的合同体系,不会因政治、思想观念不同和阶级社会地位不同合同体系作用发生变化,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规范性。而专制是统治阶级强加于国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会随着统治阶级政治、思想观念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明显具有统治阶级的个体性和随意性。专制适合于维护统治秩序,不适合调节、规范日益复杂的生产生活社会活动,而这恰恰是法制权力主体对立统一的长处。

法制是“礼制”,民主作为其民主法制的“礼”就注定民主法制这个“礼制”是不同于封建专制那个“礼制”的“礼制”,因此,法律形成法制不是法律的叠加,不是东面立个桩子,西面插个竿子就可以说是权力围栏。可偏有人这样认为,说每年生产了有多少部法律,到某年就初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体系等等。这是中国文化对法制的曲解,一个据说研究十年被吹嘘能治理腐败的“什么财产申报法”“什么实名制法”就是此一例,且不说在没有三权分立的封建专制既没有市场(民主)政治、政治市场(民主)能否实施(据我所知,这部条例好多年前就公布实行了,可事实呢?),就算是实行了,可那些官僚能像你研究的那么天真傻冒吗?如果有意不一五一十财产申报、实名制或者官僚集团相互刻意掩盖庇护,那又该怎么办?制定再好的制度,人家不执行,你又能如何?转了一圈问题不是又回到了从前吗?再怎么严密再怎么严厉,你的那些法大得过他们手里的专制集权吗?人民能约束罢免那些官吏呢?问题还是回到了“三权分立”这个纲举,“什么财产申报法”“什么实名制法”等等才能目张的权与法关系实质——政治市场、市场政治。其实“什么财产申报法”“什么实名制法”……,不过是翻版的“包公”思维逻辑——政治计划而计划政治,这样计划政治而政治计划或政治计划而计划政治的怪圈,中国已经走了千多年了,可恨的是至今还在一圈一圈又一圈。抛开专制文化对法制的曲解姑且不论,单就体系而言,法律的对象是具体的特定社会领域,可法制的对象是社会全领域,而社会全领域并不是由特定领域简单叠加构成的,这是不能用小学算术可以完成的课题,社会领域是众多特定领域相互交织,犬牙交错,对立统一的领域网络,既政治中有思想、经济;经济中有政治、思想等等。相应的法律与法律的关系也必须具有犬牙交错,对立统一的性质,于是,则产生理解、应用、观念和协调作用等问题。法律是社会权力围栏的立柱,要形成围栏仅仅有立柱是不够的,还要有丝网的连接,为此,不仅要有协调法律的法律,还应有社会政治、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诸多要素的调控规范。可见,把法律网结成社会权力围栏,完成法制体系,远不是法律自身所能完成的使命,甚至,法律以外的东西要比法律本身更为重要。一个是发展民主(民道)那个国家,是民学说之“民皇帝”的专制,一个是发展王道那个国家,是人(党)学说之“人皇帝”(“党皇帝”)的专制,这就是民主法制与封建专制本质性的区别。

民主法制遵循的是“物交天合,普渡众生”的“演化论。民主法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礼制”,是具有现代文明的“礼制”,它集中展示的是社会政治体制,虽然所展示的政治体制是“民道”的政治体制,但它不排除“王道”,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民主(民道)国家和王道国家两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国家,就是每个人每个阶级每个族群心理中的那个国家,也有王道和民主之分,理解表达也有王道和民主因地因时之不同,因此确切地说是“民道”与“王道”对立统一的产物。“民道”包含有“王道”,“王道”也包含有“民道”,“民道”就是人民的“王道”,同样“王”也是人民的内涵当然也有自己的“王道”。“民道”既为“民为君纲”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民之“王道”,人民没有自己的“王道”和“帝王”没有自己的“王道”,其没有“王道”性的“民道”和没有“民道”性的“王道”都是毫无意义的,那种“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君轻民重”等等恰恰就是(人民做为不平等的弱势主体)这种毫无意义的没有王道性的“民道”,貌似所谓“民道”的“王道”。这是因为在“民道”的眼里人民就是“帝王”,“帝王”也是人民,两主体是平等的,人民作为皇帝拥有属于自己的“王道”权力,“帝王”同样也拥有作为人民属于自己的“王道”权力,可见“民道”的社会现实意义就是“王道”的市场化,是“王道”的公有制,是“市场王道”,总之反映的是社会性——国家的社会性、阶级的社会性、企业经济的社会性等等,而“王道”的社会现实意义则是“民道”的计划性,是“民道”的私有制,是“计划民道”,总之反映的是个体性——国家的个体性、阶级的个体性、企业经济的个体性等等。这一点也是符合科学权力运行规律的,否则,“民道”必然走向它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民道”中同样也需要大气霸气的“王道”,是与“民道”对立统一的“王道”,这是社会政治体制的一条原则。是“民道”的还是“王道”的、是“民为君纲”的还是“君为民纲”的社会政治体制,直接决定着是法制还是专制、是法律公有制还是法律私有制、是社会权力公有制还是社会权力私有制属性。因此,有必要从剖析世界政治体制特点及内涵和发展过程入手,从中认清中国自己的历史、今天和未来。今天的世界,任何政治体制模式都不可能否认自己具有民主性,想必这里一定存在着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假民主。赋予民主政治体制模式的真假性或是民族文化特点不论,单就民主政治体制发展历史最早最正宗而言,世界民主政治体制可分为两个派系:以英国为代表的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总统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体制。两派系的各具特色是与民主政治体制本身无关,而是各自诞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导致的差异,决不是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假民主”。

假如中华民族是部大电脑,中国社会是部大电脑,那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就是电脑软件更新加装,加装更新二代封建专制软件的第三代民主软件,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软件更新及加装怎么可能脱离得了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软件程序运行,认识中国命运必须认清人类命运。循着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的轨迹,是发展人民心理那个民主(民道)国家,还是发展统治阶级心理那个王道国家,历史到了人类有意识做出自己选择,民主看似就这么简单,本就没有中国与西方那么大差异,只不过英国早在几百年前就有所认识了这个问题。在英国也有自己的那个民主(民道)英国和王道英国,英国人民勇敢地选择了发展英国自己的那个民主(民道)英国,比较中认识“东亚病夫”自己,不断强化发展中国自己的却是那个王道中国。人类社会由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向民主法制政治体制过渡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期间,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也迫切需求公平、公正的社会新秩序与之相适应,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腐败堕落,日渐失去法理性为社会所不容,这些都从内在本质促进了公平、公正、自由、竞争的社会发展。这是教科书的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但如果从1600年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显然,此时英国并没有进入社会化工业大生产,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发生在欧洲的英国,应该是发生在东方的GDP世界第一的“康乾盛世”,教科书的结论误人子弟,所以真正促成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原因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1600年前后期间所进行的西方人文化革命——“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对于英国叫新教)。无疑“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已经为民主法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到来充分做好了前期的思想及人文化准备,而社会化工业大生产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快推动丰富发展了资产阶级社会革命。从这个角度讲,对照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经历过程,中国等的社会革命,没有前期“文艺复兴”的思想及人文化准备,革命就只是自欺欺人,就只能是不断失败。如果资产阶级是从官僚贵族阶层衍生的,那么这场革命就是多此一举,显然民众演化出新生的资产阶级,于是,人民和社会的变革与统治阶级专制形成了尖锐对立和冲突。就当时的英国而言,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也许是强大的,可自身的思想仍还不完善,政治幼稚,文化朦胧,革命力量不仅仅要面对的是英国封建专制的反对,更要应对欧洲封建专制的联合反扑。就在英王查理一世走向断头台前,他(怎么觉得像是党)理直气壮质问着克伦威尔(似乎是人民),我是英国国王(政治帝王),我是英国教会领袖(思想、精神帝王),你们(议会)凭什么有权力审判我(“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们管得太宽了吧”)?克伦威尔没有回答,无言以答。可悲的是,这个也是中国近代百年社会革命的历史命题,依然在不断地提问着中国,中国至今没有回答,无言以答。克伦威尔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的出这个从“世袭制”到“选举制”革命所价值观的政治、思想命题,这是克伦威尔的历史局限性(却丝毫不影响他在英国历史的伟大,但如果是在中国文化,克伦威尔就是又一个曹操),也正是这场革命要探索的不解。但一百多年后却是美国(也就是英国“被羊吃”的民众)回答了这个核心价值问题——民道。人民就是上帝,是你国王的国王,是你党皇帝的皇帝,上帝有权审判一切,包括你国王,上帝有权选择一切,包括你党皇帝。正是这民道认识的朦朦胧胧,历史为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最佳选择了妥协——君主立宪制,除了请回威尔士王子做回了国王别无思想可求(恰似于汉高祖专制与分封的妥协)。

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是在斗争与相互妥协中求得权力平衡得以实现的,社会权力体系在求同存异中得以构建。国王及王权是现成的,自然无须选举产生,甚至连国王任命首相的权力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不仅如此,封建贵族阶层的权力在新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求得由国王任命的贵族、法官、教会等组成的上议院权力机构,当然国王再能找些农、工、商、科、文、卫,主持的、演戏的、跑步的听命于自己的穿上少数民族漂亮服饰,上议院则就是那个最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封建专制国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人美哉:党领导人民的选择,专制美哉:“可控民主”。

——阶级、民族等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共同价值观,既然都是人类,就必然有人类的共性,所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基本或基础性价值观),当然民主也就应该有它基本或基础性的普遍适用人类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反对民主普世价值的,其实自己就有着封建专制自己的普世价值;批判全盘西化的,自己尊崇的恰恰是国王查理一世的全盘西化,否定的不过是克伦威尔的全盘西化,“可控民主”正是以封建专制普世价值反对控制民主普世价值;以国王查理一世的全盘西化否定克伦威尔的全盘西化。三百多年后的中国思想发展,仅仅也就比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多了点知道如何装饰加以点缀而蒙人的聪明而已,国王查理一世稍微也弄点红色票箱,也美名选举,那么他就可以自豪地理直气壮批斗克伦威尔,“你那是资产阶级假民主,我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民主,我们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只有我查理一世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全盘西化是个伪命题,再怎么全盘再怎么西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中国血脉能全盘能西化得了吗?香港、澳门、台湾、(租界林立的上海、青岛……)就不是中国了吗?就是把中国搬到欧洲,那也是中国。看看自己,瞧瞧四周,除了中国历史印在我们心灵的沧桑和血脉流淌在我们身体的遗传之外,我们还有不西化的吗?马克思不是西化难道还是东化吗?马克思主义这个西化叫中国化,民主法制这个西化就叫全盘西化,这是哪家的逻辑?全盘西化就是个“自己画个老虎吓唬自己”的伪命题,民道与王道、民学说与人学说、民主法制与封建专制才其为事情的实质。

——“民主可控”似乎没有改变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只是掺和挤进了一个由全体国民争取得到的由资产阶层选举产生的下议院权力机构,但更是挤进了核心价值——民道,这一点恰恰是那些盲目肯定或否定全盘西化的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也是所忽视的核心价值。也许,正是因为只有资产阶层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场社会革命,所以才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由此,那种只有少数官僚少数文凭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社会,历史真不知应该称之为什么社会合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剥夺人民自由平等公正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党才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反革命。

随着“欧洲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其“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动荡大发展,经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断的社会斗争,工人争取自身公正自由权力运动的风起云涌、人权思想的深入发展,当选举制发展到现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扩大至各阶层全体国民范围,还依然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胡说科学,人类社会发展认识也由此被知识引入歧途。因此科学地说,今天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社会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形态。从“下”字多少可以感觉到下议院最初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一个是“民道”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领导对人民负责;另一个是“王道”议会的上议院,是国王(党)领导对国王(党)负责,两种普世价值共生共存的奇怪现象,显然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也注定了民主普世价值与封建专制普世价值的斗争将是必然的长期的。“民道”议会的下议院由从属地位到核心地位,民主普世价值由社会边缘思想到社会主流思想,尽管这一发展过程较为漫长,也仅仅是社会革命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远不是社会革命的全部,但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革命迈出的关键紧要一步,也是“议会”诞生意义之所在。如果按照国人的思维逻辑建立的是“王道”意义的下议院,那和上议院又有什么区别呢?又何必多此一举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呢?恐怕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就应该改写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了,恐怕国王查理一世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高举的就是“猫论”那个伟大旗帜了。所谓真民主的“王道”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会不过就是几百年前英国的上议院,沿袭的不过是几百年前英国国王的人学说思维“王道”逻辑——封建专制普世价值,是党领导对党这个“党皇帝”负责(听命、忠诚)。“王道”的上议院不会给几百年前的英国带来社会革命,同样,“王道”议会也不会给中国一百多年近代史带来社会变革,带来的只能是不断的失败和遍体的伤痛,但两者的命运却是共同的,“王道”议会作为“王权”的组成,其本性决定了自身的存在就是重叠多余的,自然都沦落为象征性,同样不完善(缺乏民众权力有效制约)的民选议会(下议院),也会腐朽堕落。民主法制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意义开启了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独立行使权力的议会,并对其权力规范制约。“民道”下议院的诞生,标志着民权的历史降生,而“辛亥革命”失败的表现内容形式也正是议会意义的失败民权的夭折,之中的“约法斗争”其实质不仅是民主意义与专制意义——民道核心价值与王道核心价值的斗争,也是议会意义与专权意义的斗争,也是几百年前英国国王和下议院夺权斗争在中国的重演,其失败无疑丧失了议会意义在中国存在发展的必要。由此可见,尽管国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选举制发展过程,但近代人类社会政治体制的革命恰恰就起步于国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使,社会革命与国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其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而不在于漂亮共和国号的建立什么党的领导,这是“民道”议会不同于“王道”议会的本质性区别。脱离议会之国民意义的社会革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全体国民平等、公正、自由选举的议会同样也是毫无生机的(就像今天英国的上议院)。既然下议院的诞生是社会变革迈出的头一步,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今天凡是剥夺国民选举权剥夺国民被选举权,还大言不惭以所谓议会欺世盗名的社会革命,恐怕连英国最初资产阶级革命的头一步都没有迈得出去,依然是停留在英国当时建立上议院以维持封建专制思想的十七世纪呢?难道社会革命就是剥夺人民自由平等公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吗?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封建专制还是民主法制就看其政治体制是否是“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对待国民选举权被选举权,不是态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体制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变革实质问题,关系到“还权于民,还政于民”的民学说建立。

虽然历史悠久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仅仅只是被人民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撬开了一道有限的缝隙,社会革命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正是这道缝隙并在裂缝中播种下民主政治体制的民学说胚胎却把人类民主的阳光投射到了人类社会。民学说的种子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使有限的一道裂缝最终崩裂为二道、三道……,直至社会核裂变使人类民主的阳光普照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最初所形成国家权力体系:上议院、下议院、首相、国王,表面看来只是一个增加权力机构的问题,而实质却是涉及重新分配社会权力问题,更是涉及到“权力货币市场经济”“人货币市场经济”建立发展的问题,这社会核裂聚变对封建专制社会思想、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的冲击是具有革命性的。就法理性、权威性而言,自下议院诞生之日起,它的权力基础于广泛的国民授权信用,决定其权力影响远高于国王、上议院、首相权力,为日后实际权力运行中各权力机构矛盾、斗争、妥协、调整埋下了伏笔占得了先机,最终使权力的天平逐渐向下议院倾斜。斗争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对首相任免权的争夺上,起始于下议院不可能替代首相处理日常国务的行政权,而下议院客观上又迫切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把自己的主张附注实施,这也恐怕源于下议院与国王任命的首相在具体主张贯彻执行中产生的(行政与立法)矛盾,下议院有被架空夭折的危险,社会有倒退的可能(走上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最终引发了下议院与国王争夺掌握控制首相人事权的斗争。看来不只是中国,英国也曾产生过“约法斗争”,而且这场“约法斗争”也引发了“国会军”与“国王军”的内战和动乱,就是在法国,“约法斗争”自“法国大革命”开始也经历了反反复复长达近百年的“劫难”,对照之下,中国近代百年社会革命所历经的“内战”“劫难”“文革”等等就是社会核裂核聚变所必然的,是中国历史逃脱不了的。所不同的是英国的下议院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中国人民却是这场斗争的惨败者,可见,如果没有后来围绕公民选举为内容争夺行政权为形式的“约法斗争”的胜利,英国选举制也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只能流于说辞其社会革命更是只有落得中途夭折的下场,相反,也正是中国百年前那场“约法斗争”的失败,注定了其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走向的“命运”,党就是这错误历史、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错误产物。任何历史都有他的偶然性更有他的必然性,不管是什么历史,不管是什么人,谁都不要否定历史,历史谁也否定不了,谁都不要割断历史,历史谁都割断不了,现实的轨迹总是在历史中所画定,永远无法挣脱其影响,甚至是其束缚,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无法改变历史,但可以创造未来,“命运”也是可以创新的,但“命运”的影响情结却是无法消除的,注定了这种挣脱这种创新不是无根基无度的,是受到“命运”制约的,历史和现实、束缚和挣脱、守旧和创新的对立统一,总是围绕着“命运”而全景展开,是围绕着“命运”的挣脱和创新。脱离“命运”的挣脱和创新将无从谈起变得毫无意义,就像是脱离人类历史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命运”的马列主义创新,其学说依然是一种乌托邦,其实践根本就没能脱离得了人类历史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命运”的束缚,其自然是毫无创新意义。必须正确认识马列主义学说与人类历史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命运”的关系,真正马列主义学说的创新,是围绕着人类历史文化“命运”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命运”的创新,是驾驭着“人类历史文化大革命”以及“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发展潮流的创新。

假如把“民道”文化思想的人文化革命(核心价值革命)比做社会革命迈出的第一步,那么公民选举制就是社会革命迈出的第二步,紧接着的“约法斗争”就是社会革命迈出的第三步,当然还有社会革命迈出第四步、第五步……,从而构成“民道”文化思想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英国民族创新自己“命运”给中国全盘西化的启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人皇帝”禅位于“民皇帝”的历史 ,而“约法斗争”实质是“民皇帝”与“人皇帝”(“党皇帝”)争夺权利的斗争(对立统一的斗争),如此,克伦威尔在英国的历史地位,甚至在人类历史,恰于中国秦始皇,是英国(现代文化)的秦始皇。西方“人文化革命”使国王在权力的法理性、权威性上输给了下议院,不得不向下议院交出首相任免权,“人皇帝”禅让“民皇帝”,而缺少“人文化革命”的中国文化或者说十七世纪那场中国文化的“人文化革命”,却使“约法斗争”的结果恰恰相反,议会在权力的法理性、权威性上输给了专制集权,议会不得不向专制屈辱称臣,自己反倒成了象征性的权力(橡皮图章)空有其表,架空傀儡了的反倒是“民皇帝”自己。可见,人文化的属性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法理,也决定着随后建立的法制及权力属性和社会文化内容形式,更决定着社会发展轨迹民族“命运”。孙中山没能给中国民主,袁世凯没有给中国民主,北洋军阀也没有给中国民主,蒋介石更没有给中国民主,有些中国人实在太愚昧了,难道形式上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那个连国家都保不住的宣统皇帝就能给中国民主了?泰国等国的周期性军人政变其本质和世界大多数国家就是如此,打着民主的旗帜,行的是封建专制,尤其人文化的封建专制属性,决定了这场“约法斗争”的长期性和归罪于西方民主的污名化,显然“泰国王”仍居这场斗争的文化强势(而尼泊尔国王趋于弱势),给政党套上枷锁,一人有罪诛灭九族,以反腐为借口,司法凌驾并扫荡政体(请问西方民主是这样吗?能是这样吗?),尤其军队独立于人民(议会)之外效忠并政治于的是“国王”(或党皇帝),就是今天,日本“天皇”文化的强大也依然充斥,不是美驻军威慑的话。“民皇帝”的(法理)确立,使下议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中流砥柱,由最初过渡性机构“光荣革命”为今天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真正的国家权力机构变成了下议院和首相,国王和上议院只剩下了象征性的权力,更多的只是了一种民族历史文化,一种鲜活的历史古迹。

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之争,只是表面形式之争,本质内容是人民有了自己的选择,有了自己自由选择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仅是人或阶级的选择,还有政治、思想等文化的选择(有些人往往只盯住美国一两个人的选举与被选举,恰恰忽视了一两个人一生都在选举与被选举以及选举与被选举背后大量的预选,背后政治、思想等文化的选举与被选举,这些人只看到选举进化论,严格地说只注重选举进化论的那个结果无视过程,看不见选举演化论),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立统一的主人地位。所以人民才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之争的本质。是的,说到人民,说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简单理想,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台独、藏独、疆独等等,谁都没有疑义,都自认为自己就是人民,谁都是以人民名义代言,人民认识都是统一的。抽象的人民认识是统一的,可具象的人民呢?人民具体落实到每个人人呢?“还政于民、还权于民”具体到人人现实呢?左派说右派不是人民,右派也同样说你左派不是人民、资产阶级说工人阶级不是人民,工人阶级同样也说你资产阶级是人民的敌人、国民党拿着道统说共产党不是人民,共产党拿着马克思说国民党是人民的公敌,还有台独、藏独、疆独等等都不是人民,甚至小偷、抢劫犯等等都不是人民,总之,你否定我,我否定你,凡是敌对自己反对自己的都不是人民。那还剩下的哪些是人民呢?还有人民吗?中华文化思想回答不出这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现实问题。和中国有无数个每个人心理不同的中国一样,人民也有无数个每个人心理不同的人民,无数不同的人民有无数不同的文化思想,于是,现实对立的形形色色无所不及,对立的天翻地覆风起云涌。那人民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解释人民?究竟怎样落实具体的人民?究竟怎样之间对立统一?显然,人民含义的里面有斗争与和平、乱与治,也蕴涵着哲学、思想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体制机制、法律等等系统文化学说——民学说。可见社会革命其实就是人民涵义方方面面的认识革命,正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斗争与和平、乱与治,西方“文艺复兴”的哲学、思想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的认识革命(这就是本人为什么前面乃至后面不厌其烦一一赘述的原因),才导致系统文化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遗憾的是中华文化思想(哲学、思想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和体制机制法律等等)已经解释不了人民的现代涵义,他所阐述的人民涵义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中华文化思想所人民的认识怎么可能在中国发生社会革命,近代百年的不断革命怎么可能不失败;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之争,只是表面形式之争,本质是一政治、一思想等等一文化从一而终(经济学叫垄断,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还是多政治、多思想等等多文化竞争选择。有人说,又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等的民主,又要一党制,社会主义复兴。设想是不错,可现实呢?他们统一自不必说,当然是皆大欢喜再好不过了,可要两者的对立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怎么可能都是也不可能总会为维护一党制而民主,一旦“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不符合一党制甚至威胁到一党制的生存,这超出一党制的民主该如何呢?要么弱势的一党制适应强势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而被选择而多党制,要么弱势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去适应强势的一党制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舍弃,按一党制的规范要求舍弃那些所有(被主观认为的)与一党制不相符和敌对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而有限民主、可控民主、小民主、民主集中制(由此发现,这些所谓欺世盗名的民主,完全是愚弄人民的把戏)。有人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两种民主制,但客观现实的舍弃不是你说舍弃就舍弃这样主观简单,自己主观认为的并不等于所有人都主观所认为的,人家不喜欢强加给的一党制要思想其他党的一党制等等而因此偏我思我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的民主怎样,运用“非常暴力手段、强迫接受自己意志”(己所欲,迫施于人)的马列之革命,那就只有不惜动用封建专制手段,一党制与封建专制两者构成了必然,两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如此一来,这不正画出的是“反右”“文革”吗,现实不又回到了“反右”“文革”中去了吗。所谓的两种民主制纯属愚昧人民,要么民主,要么一党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华文化思想所强势主导的正是后一条发展道路,就是“改革开放”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宿命。一党制中有多党制,远的宋明清不用说,近代史就是国民党到共产党的轮替,就是一党不也是从毛泽东系到邓小平系的轮替,人一党制老天爷多党制;多党制中有一党制,如果得到人民的拥立,在任期里人民就是赋予了一党制负责,如果能努力奋斗,百年、千年里都得到人民的拥立,就像日本自民党执政六十余年一样,期期的一党制负责就是百年、千年的一党制负责,可是只怕谁也做不到。不要把一党制建立在党人人都是天使的幼稚幻想基础上,就像建立无核化世界,建立没有小偷没有抢劫人人都是雷锋的社会一样,理想是美好也能蛊惑人心,可他现实吗?有现实意义吗?能促进客观现实的发展进步吗?谁敢保证自己是教授,儿子、孙子、重孙子……就一定是教授;自己一党制,党儿子、党孙子、党重孙子……就一定一党制。民主不是简单一概地否定一党制,民主否定的是那个终身制一党制,那个世袭制一党制,那个主导权掌握在统治阶级(党)手中被统治阶级所操纵的一党制,民主是任期制的一党制,民主是市场化的一党制,民主是主导权掌握人民手中被人民所操纵不断演化论不断整和的一党制,这正体现的是民主核心价值,也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公正。可见,多党制是任期制的一党制,是市场化的一党制;一党制是被选举制的多党制,是计划性的多党制。政见归政见,家(国)人归家(国)人,毫无疑问,“民道”的下议院是撬开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撬杠,那么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撬杠又该是什么呢?社会核裂聚变从何开启呢?有人说符合国情就是最好的,难道中华民族最好的命运就是那个千年不能变化的封建专制吗?中华民族命运悲惨的千多年还不够发人深省的吗?。

从权力性质而言,首相具有国家最高行政权,下议院具有国家最高立法权和首相任免权。显而易见,首相权力有依附下议院权力的嫌疑,造成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不平衡,不利于行政权的独断性,也就是所说的“议而不决”。当然“议而不决”不符合国家权力平衡运行规则,但“决而不议”同样也有悖于权力平衡运行。为保证“既决又议”的权力运行规则,限制下议院权力有过大过滥的可能,予以首相拥有解散下议院之权力。行政权与立法权通过任命与解散的相互作用,实现权力相互制约平衡运行的目的,不仅如此,这种任命与解散的冲突斗争实际上还反映的是把首相与议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交由全体国民裁决裁量的“民道”思想。综合上述,英国民主政治体制发展历史决定了该民主政治体制深深烙有封建社会的印记,这是它先天性的缺陷,也是不足所在:其一,从人事归属关系上,没有彻底断绝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人事联系,多少有些立法权与行政权扯不清的瓜葛,极易造成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不稳定性,权力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集权与民权的对立统一不够理想,多少欠点火候。其二,行政权不具有民选性质和广泛社会基础,法理上大大弱于下议院的立法权,因而注定了行政权的优柔寡断特性。正是由于下议院具有民选的法理,英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以下议院权力为中心的议会制民主政治体制也称之为近代民主政治体制,其权力机构的配属关系侧重于议会,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权力体系。

由全体国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最高权力的国会权力机构,奠定社会的政治、思想、经济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开创性发展,更是把同时期的GDP荷兰、GDP西班牙、GDP葡萄牙远远抛在了后面,它的民学说不仅开始了封建专制社会核子裂变,也开启资本主义社会核子聚变,英国崛起、世界纷乱、那“三支船”就踹塌了的中国破败都缘起那个民主(民道)英国这社会核能量的爆炸冲击。

[

有些人大谈马列毛主义,就是忘记马列毛等导师的教导,“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同志这句话,是改造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句话。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这样说,“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马克思在这篇光辉著作中还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掌握国家政权才是人民群众最大的利益,离开了人民掌握政权,一切都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
楼主不仅在些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多党制,而且还用早就被资产阶级推翻的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来麻痹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常说是目前最科学的理论,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宣传,而要宣传封建儒教和资产阶级多党制。可见,此人不仅是一个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也属于一个思想博杂而混乱的民萃主义者。什么王道、民道!统统不过是“民为贵,君为轻”的封建腐儒的虚伪说教!

[ 本帖最后由 结驷连骑 于 2009-11-27 19: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