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1989,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参考:1989,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大剪刀剪断边界铁丝网
1989年夏天,匈牙利进入恼人的雨季。
5月2日,倾盆大雨,布达佩斯去往边境的公路上,一辆米黄色奔驰轿车在艰难前行,疯狂的雨水拍打着车窗,因为专注于辨认方向和道路,开车的人看起来神色并不轻松,而更令这个47岁的中国男人感到不安的是,从布达佩斯冒雨驱行3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上路——5月1日,身为新华社驻匈牙利首席记者的侯凤菁接到该国外交部的电话,第二天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匈牙利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镇海杰什豪洛姆,这个偏僻的地名,对在匈牙利待了数年的侯凤菁来说依然十分陌生。
3个小时后,当他出现在小镇唯一的会议厅时,发现那里早已坐满了西方记者,而摄像机已密密匝匝地占据了有利位置。很快,活动组织者走上台,宣布了匈牙利当局的决定:他们要拆除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边境站的电子设施——这条布满了守卫和地雷的边界,多少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之间最为紧张的铁幕地带。
说完,组织者走出教堂,媒体和官兵们鱼贯而出,外面大雨依旧,多数人没有雨具,但似乎没有谁在意这些。人们围聚在泥水中,看铁丝网被官兵们拿着大剪刀剪断、水泥柱子被吊车连根拔起。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事件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
渐渐地,聚集在匈牙利大街上的特劳奔特(东德产车,由塑料壳和马粪纸构成)越来越多,他们被当作房车使用,然后被遗弃在荒郊野外和多瑙河畔,东德人不断涌来一批又很快消失一批,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到奥地利去,到西德去。有些人有签证,有些人则总能想到办法,找蛇头,或者用珍藏了几年的西德马克收买把关人。这一年,数百东德人的穿越行为,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跨欧洲野餐”事件,随后,数以万计的东德公民从这里走向西方。
苍老的工会活动家走上前台
1989年9月12日,波兰华沙。
这天一大早,中国驻波兰大使裴远颖匆匆吃过早饭,驱车前往波兰议会大厦。在这里,将要举行一场具有震撼效果的会议,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组阁成功,这意味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党地位。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无异于一声平地惊雷。
裴远颖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但以往人气并不旺的会议大厅却几乎座无虚席。在使团旁听席入坐后,邻坐的一位来自北欧的大使低声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波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你有什么看法?”“自然,对于波兰会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很关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波兰人民自己的意愿。”裴远颖这样回应他。
此时,受命组阁的马佐维茨基走上了讲台。这个团结工会顾问、天主教知识分子、曾经的老报人如今年岁已长。花白的头发,清癯而显苍老的面容,修长而有点佝偻的身材,温文儒雅的举止,使他看起来同一般的团结工会活动家有所不同。他显得有些疲惫,在讲话的过程中一度因体力不支,被迫休息了十多分钟。当他重返讲台的时候,自我调侃地说:“现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波兰的经济,但愿它也象我现在这样,经过短暂的虚脱之后,很快重新站立起来。”。
两个钟头后,裴远颖随着人流默默走出大厅,他的汽车穿过耶路撒冷大街路口,沿着新世界大街向使馆驶去。街上的气氛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一排排熟悉的商店、行色匆匆的路人在车旁掠过。裴远颖却无心观看街景,他亟须将眼前的形势思考清楚,并以恰当的态度面对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一切。陷入沉思的裴远颖知道,等在波兰人面前的,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巨变和捉摸不定的未来……
人流推倒了那堵墙
两个月后,裴远颖的预见在波兰以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方式一点点变成现实,不过,整个东欧剧变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幕还在后面。
1989年11月9日下午4点,接到通知的新华社驻东柏林分社记者王德峰参加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这里待久了的记者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东柏林一直以来议而不决的办事作风,也习惯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当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出现在会场上,宣布将放宽措施、减免手续,陆续放宽对于柏林墙的控制时,在场的记者开始出现骚动。这时一个意大利记者站起来问:“能不能讲清楚一点?例如具体时间和如何实行?例如居民是否可以凭借身份证出入东西柏林?”
此时的沙波夫斯基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今天晚上7点钟,电视里会有具体规定。”他说。
就是这句回答,令现场炸了锅。这简直是天大的新闻,可以出境,还可能包括东西柏林,这就意味着柏林墙要开放了!
所有的人都立刻起身,奔向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车。回到分社,王德峰赶紧打开电视,7点,果然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第一时间向国内发回简短报道后,王德峰走上街头。
在伯恩霍姆边境站,人越来越多。刚开始,将信将疑地试试,结果边检人员不放行,东德人抗议:“电视都讲了你怎么还不放?”边检人员迫于压力打电话请示,放下电话后,对面前的东德人说:“是的,你可以过去。”
拿着身份证,第一批东德人走了出去,还不太相信,又赶紧回来,直到确信真的能进出自由。有胆子大的年轻人跑到东西柏林之间白色边界线上,来来回回地跳来跳去,高兴得像小孩子。
西柏林的人也看了电视,跑出来,迎接东德人。“两边人相见,那种高兴的劲头啊,就别重逢一样亲人一样,拥抱、亲吻、相互问候,其实谁都不认识谁。”
王德峰和同伴便在其中,走到半途,车已经开不动,四周全是人,人山人海,只好把车放在路边,裹挟在人流中慢慢向伯恩霍姆走,摩肩接踵中,王德峰试图问些什么,例如什么心情,可是那些欣喜若狂的德国人根本没有人理他,只是拿手指一下前方,便被另一股人流冲向前去。
转天,王德峰再次来到现场,有个男人冲每一个人喊:“快过去吧,我和我哥哥几十年不见,昨晚聊了一夜,怕家里人担心,今天就赶紧回来。”
当年柏林墙一夜建成,多少家庭硬生生被拆散了。如今20多年过去,当年的少壮已经老去,孩子们也早已难辨面目。见面的心情迫不及待,许多人就那么踮着脚在人群里找,有些人找到了,抱在一起失声痛哭,热泪盈眶,有些人仍不甘心,苦苦追寻。
尽管作为局外人身份旁观这一场景,王德峰亦不禁热泪满面。
那个圣诞夜的枪声
就在德国和波兰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变轨,25岁的罗马尼亚中国留学生赵磊,则见证了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以流血为代价完成的涅槃。
12月21日,赵磊正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室上课,对面党中央大厦广场上越来越喧闹的口号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齐奥塞斯库的集会几乎经常举行,赵磊以为这次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正是在这次集会上,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的局势开始失去掌控。下课后,经过大学广场时,他看到了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的人,他们举着同样的标语,喊着同样的口号:“打倒齐奥塞斯库!”
第二天早晨起来,布加勒斯特上空就有战斗机在巡航。出门的赵磊经过大学广场,立刻被情绪激动的罗马尼亚老百姓团团围住,“你一定把这些情况介绍给中国,齐奥塞斯库政权又开枪又杀人。”
早上9点钟,广场开始骚动,人们高喊着“军队和我们站在一起”,陆续有坦克和部队出现。当天晚上,布加勒斯特开始有枪声。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窗外子弹密集的呼啸声和打在墙上沉闷的响声,赵磊和同伴几乎一夜未睡。广场上的老百姓也没有撤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死也不走”的口号一再回荡在布加勒斯特夜空中,分外响亮。在罗马尼亚待了4年,赵磊印象中的罗马尼亚人一向温和,而在压抑了几十年后,赵磊在这个变革之夜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性格中最为亢奋的一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站到了新政权一边。
此后,枪战依然继续,大学广场周围和党中央大厦几乎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而电视台则成为临时司令部,机器架在那里,谁进来就冲镜头说几句,还有老百姓闯进其中控诉齐奥塞斯库。
就在同一天,电视宣布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国名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
后来,大学停课,几个中国留学生集中起来,搭伴住着。那段时间,反而成为赵磊在罗马尼亚四年里营养最好的时候——统一广场的商店里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吃的,过去从来没见过的肉、肠、酸奶、蔬菜满满当当地摆在货架上,一派富足。齐奥塞斯库时期将农产品抵外债,国民供应严重不足,而正是在枪弹战火中,匈牙利老百姓的菜篮子才真正丰富起来。不过,拎着蔬菜肉蛋回来的路上,常常能看见拉着尸体的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枪林弹雨中的不安,吃上一顿好饭菜的幸福感,以及非正常生活状态中的黑色幽默,几种截然相反的感受,就是这样矛盾而又十分自然地留在赵磊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而罗马尼亚变革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环,发生在圣诞夜。
12月24日的电视播报了一条令罗马尼亚举国震惊的新闻——齐奥塞斯库在经过法庭审判后被秘密枪决。
罗马尼亚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圣诞节,告别了1989年。
让历史告诉未来
事实上,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言,当年身处东欧风云之下的中国人,也不能做到完全的旁观和不动声色。正如裴远颖曾经这样概括自己面对波兰共产党政权失利时的心情:对于他们的失败我感到辛酸,但也只能像他们那样,坦然接受。“如果说波兰剧变留给我怎样的启示,那就是,别人的事情,只能是他们自己解决,你在旁边着急,但是千万不要妄加干涉。”裴远颖说。20年后,在北京渐渐冷起来的天气中,裴远颖说,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波兰岁月是他最为难忘的时光。他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华沙,重新感受一座全新的城市。
多年后,赵磊不只一次返回罗马尼亚,但没有哪一年的记忆,如1989来得如此深刻和不容忘却。如今已经告别青春时代、身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磊理性地看待那场变革:“一个社会制度的垮掉的确值得惋惜,但是这反倒可以促使我们有一个反思。透过一面镜子,中国应该思考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
正如当地老百姓所说,“过去的并不是所有的都坏,现在的也不是所有都好”,在赵磊看来,在裴远颖看来,一次剧变呈现在每个人的眼中有着不同的棱角,但是,其背后的实质在于,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所作出的选择也许并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来评判,有些选择有其必然合理性,有些选择却是因为别无选择……

柏林墙倒塌20年后,东欧转轨国家在享受种种变化的同时,依然体会着转轨带来的种种“撕裂”之痛 岁月悠悠,2009年11月6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完整的柏林墙已不复存在,只有缪伦大街旁的那段1.3公里长的柏林墙还矗立在那里,墙面的画被重新彩绘一新,一些游人在画前拍照纪念,一些老人在墙下徘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小兵、刘向、张章、林惠芬、孙希有、杨柯、陈璟贝、杨梅菊发自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地拉那、北京
柏林墙倒塌20周年将至,德国人精心准备近一年时间:如今国会大厦已粉饰一新,电视报纸每天铺天盖地在回顾和总结20年来的德国统一变迁,勃兰登堡门前搭起了庆祝的舞台,欧盟各国首脑们将应邀在11月9日会聚柏林,参加这场庆祝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活动高潮将把1000块宽约1.3米、厚0.2米、高2.5米的柏林墙象征性墙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
不过,横隔在人们心中的墙,或许无法那么轻易地轰然倒塌。
是融入,还是被吞噬
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柏林乃至东德不可同日而语。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甚至比西德还要好。
有这样一个例子,前东德生产的“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一位最近访德归来的中国专家记述在柏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而“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
不过,一种心理失落感也相伴而生,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在东德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人。
60多岁的东柏林人霍斯特·埃克特博士就有这样的感触:“我们的生活曾经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我们不打算放弃这些习惯。”
柏林墙被推倒后,东德人很快就可以买好车、住上好点的房子,但失业问题也随之出现。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德国东部的失业率是西部的两倍。埃克特博士说,东德人很在乎工作,失业对东德人就是一场灾难,西德人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如果他们失业,可以先去国外玩一整年,然后回来领救济。
有一丝怀念,亦有几分淡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东欧人都不否认剧变及转轨之后,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记者也发现,并不是每一个都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
巴希雅才21岁,看上去很成熟,谈起国家的现状,她一脸的冷漠,看着远方,好像在和记者说着一个和她毫不相关的话题。
“你可以想像100美元的月薪生存有多么困难吗?”她告诉记者,由于经济危机的到来,罗马尼亚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今天,罗马尼亚人早已实现了20年前在街头高喊的愿望:“反对独裁”“言论自由”“出行自由”“民主选举”“多党制”……然而,在政坛,朝野两派相互攻讦,执政联盟联而不盟,政府重组接二连三;在街头,示威抗议频频不断,人们要求按时发放工资、确保就业、提高退休金……
这种情况下,怀旧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如果说罗马尼亚人在1989年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曾经刻意去丢弃、毁坏“齐奥塞斯库时代”所有印记的话,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平静、客观地去谈论那个时代和齐奥塞斯库这个人物,甚至收藏社会主义时期的物品。
根据罗马尼亚著名的民调机构库尔斯的一项调查,27%的罗马尼亚人认为1989年前生活得更好,比持相反意见的人多出4个百分点;在回答“今日罗马尼亚印象时”,竟然有66%的人以“糟糕”作答,只有12%的受访者给予正面评价;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最令人留恋的方面”时,43%的人认为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基本保障是大家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怀念过去并不等于人们想要回到过去。中国社科院东欧问题专家朱晓中就认为,“人们留恋的是过去的便利、稳定,而非一个社会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苗华寿也指出,“如果真的要他们回去,那愿意的人其实很少。”
事实上,今天很多东欧的年轻人并不了解那段历史。19岁的保加利亚女孩艾维特认为,今天的保加利亚年轻人一般对20年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27岁的捷克男子博智洋则告诉记者,捷克中小学的历史书里,只有古代史和到二战之前的近代史,二战之后,捷克发生了什么,学校根本就没有教授给学生。
热闹的舞台,冷漠的选民
11月22日,罗马尼亚将举行5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这是剧变后该国第6次总统选举。不过,一位曾经是工程师的出租车司机却对记者说:“我不会去投票,选举纯粹是政治家愚弄百姓的游戏。我曾经满腔热情去参加投票,希望新政权能改变我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却在开出租车。”
这位司机的选择并非孤立现象。尽管各候选人正在进行如火如荼地竞选活动,但罗马尼亚选民对政治的热情、对候选人的期待今非昔比。民调显示,12位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将无一获得绝对多数胜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认为,目前新欧洲国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冷漠化”。
不可否认,剧变后,东欧人的确曾一度非常热情地拥抱多党制——这一在西方被标榜为最民主的执政方式。
以捷克为例,20年来,在捷克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最多时一下子冒出来150多个政党:喜欢喝啤酒的人成立了啤酒党,关心生态的人创建了绿党,维护地方利益的人组建起自治同盟,无政府主义者为参与国家事务也建立了共和党,滋事的年轻人成立光头党……
但在热情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却发现,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由于政党利益的纷争,捷克政府难以出台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政策。今年5月,捷克众议院通过了政府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但总统克劳斯却在7月份否决了这一计划。克劳斯的否决并非毫无道理,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强化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而是显示总统的权力和威望。
于是乎,东欧改行多党制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虽然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但无人倾听他们的呼声。
长久下来,选民自然失去热情:今年6月阿尔巴尼亚举行了该国自转型以来的第5次议会选举,登记合法选民310万人,实际投票率仅为50%。而在波兰,某个党派在大选中高票当选,然后支持率直线下降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东西方夹缝里,身份的迷惘
这些地理和外交上被置于俄罗斯与美国、西欧之间夹缝的国家,往往被称为“三明治国家”。
“三明治国家”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就在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波兰部署反导系统计划生变之后,波兰许多媒体指责美国背叛了自己。“美国向俄罗斯出卖了我们。还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
苗华寿认为,有一部分人会有沦为大国牺牲品的感觉。
正是由于东欧国家奉行的“亲欧美疏俄”政策,对俄美关系、俄欧关系影响很大,这些国家也被深深卷入了俄罗斯与欧美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当中。目前除了少数几个前南联盟解体出来的国家和阿尔巴尼亚外,当初的东欧剧变国家均已加入北约或欧盟。
然而,也有些即便已加入欧盟的国家,还是有身份迷茫。
博智洋在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时,遇到“老欧洲”国家的人们问起他是哪国人,“当我回答‘捷克’时,我能看见他们流露出不屑的眼光,仿佛在说,‘哦,他还不是真的欧洲人。’”
对于这种现象,朱晓中的解释是,“成为一个欧洲国家,国家身份的转变可能基本完成,但是对于东欧人融入、成为‘欧洲人’,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可能还需要另一个20年,可能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