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1989，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杨梅菊 发自北京
大剪刀剪断边界铁丝网
1989年夏天，匈牙利进入恼人的雨季。
5月2日，倾盆大雨，布达佩斯去往边境的公路上，一辆米黄色奔驰轿车在艰难前行，疯狂的雨水拍打着车窗，因为专注于辨认方向和道路，开车的人看起来神色并不轻松，而更令这个47岁的中国男人感到不安的是，从布达佩斯冒雨驱行3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上路——5月1日，身为新华社驻匈牙利首席记者的侯凤菁接到该国外交部的电话，第二天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匈牙利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镇海杰什豪洛姆，这个偏僻的地名，对在匈牙利待了数年的侯凤菁来说依然十分陌生。
3个小时后，当他出现在小镇唯一的会议厅时，发现那里早已坐满了西方记者，而摄像机已密密匝匝地占据了有利位置。很快，活动组织者走上台，宣布了匈牙利当局的决定：他们要拆除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边境站的电子设施——这条布满了守卫和地雷的边界，多少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之间最为紧张的铁幕地带。
说完，组织者走出教堂，媒体和官兵们鱼贯而出，外面大雨依旧，多数人没有雨具，但似乎没有谁在意这些。人们围聚在泥水中，看铁丝网被官兵们拿着大剪刀剪断、水泥柱子被吊车连根拔起。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事件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他们的想像。
渐渐地，聚集在匈牙利大街上的特劳奔特(东德产车，由塑料壳和马粪纸构成)越来越多，他们被当作房车使用，然后被遗弃在荒郊野外和多瑙河畔，东德人不断涌来一批又很快消失一批，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到奥地利去，到西德去。有些人有签证，有些人则总能想到办法，找蛇头，或者用珍藏了几年的西德马克收买把关人。这一年，数百东德人的穿越行为，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跨欧洲野餐”事件，随后，数以万计的东德公民从这里走向西方。
苍老的工会活动家走上前台
1989年9月12日，波兰华沙。
这天一大早，中国驻波兰大使裴远颖匆匆吃过早饭，驱车前往波兰议会大厦。在这里，将要举行一场具有震撼效果的会议，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组阁成功，这意味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了执政党地位。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无异于一声平地惊雷。
裴远颖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但以往人气并不旺的会议大厅却几乎座无虚席。在使团旁听席入坐后，邻坐的一位来自北欧的大使低声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波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你有什么看法？”“自然，对于波兰会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很关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波兰人民自己的意愿。”裴远颖这样回应他。
此时，受命组阁的马佐维茨基走上了讲台。这个团结工会顾问、天主教知识分子、曾经的老报人如今年岁已长。花白的头发，清癯而显苍老的面容，修长而有点佝偻的身材，温文儒雅的举止，使他看起来同一般的团结工会活动家有所不同。他显得有些疲惫，在讲话的过程中一度因体力不支，被迫休息了十多分钟。当他重返讲台的时候，自我调侃地说：“现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波兰的经济，但愿它也象我现在这样，经过短暂的虚脱之后，很快重新站立起来。”。
两个钟头后，裴远颖随着人流默默走出大厅，他的汽车穿过耶路撒冷大街路口，沿着新世界大街向使馆驶去。街上的气氛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一排排熟悉的商店、行色匆匆的路人在车旁掠过。裴远颖却无心观看街景，他亟须将眼前的形势思考清楚，并以恰当的态度面对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的一切。陷入沉思的裴远颖知道，等在波兰人面前的，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巨变和捉摸不定的未来……
人流推倒了那堵墙
两个月后，裴远颖的预见在波兰以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方式一点点变成现实，不过，整个东欧剧变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幕还在后面。
1989年11月9日下午4点，接到通知的新华社驻东柏林分社记者王德峰参加了一场记者招待会。
在这里待久了的记者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东柏林一直以来议而不决的办事作风，也习惯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当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出现在会场上，宣布将放宽措施、减免手续，陆续放宽对于柏林墙的控制时，在场的记者开始出现骚动。这时一个意大利记者站起来问：“能不能讲清楚一点？例如具体时间和如何实行？例如居民是否可以凭借身份证出入东西柏林？”
此时的沙波夫斯基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今天晚上7点钟，电视里会有具体规定。”他说。
就是这句回答，令现场炸了锅。这简直是天大的新闻，可以出境，还可能包括东西柏林，这就意味着柏林墙要开放了！
所有的人都立刻起身，奔向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车。回到分社，王德峰赶紧打开电视，7点，果然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第一时间向国内发回简短报道后，王德峰走上街头。
在伯恩霍姆边境站，人越来越多。刚开始，将信将疑地试试，结果边检人员不放行，东德人抗议：“电视都讲了你怎么还不放？”边检人员迫于压力打电话请示，放下电话后，对面前的东德人说：“是的，你可以过去。”
拿着身份证，第一批东德人走了出去，还不太相信，又赶紧回来，直到确信真的能进出自由。有胆子大的年轻人跑到东西柏林之间白色边界线上，来来回回地跳来跳去，高兴得像小孩子。
西柏林的人也看了电视，跑出来，迎接东德人。“两边人相见，那种高兴的劲头啊，就别重逢一样亲人一样，拥抱、亲吻、相互问候，其实谁都不认识谁。”
王德峰和同伴便在其中，走到半途，车已经开不动，四周全是人，人山人海，只好把车放在路边，裹挟在人流中慢慢向伯恩霍姆走，摩肩接踵中，王德峰试图问些什么，例如什么心情，可是那些欣喜若狂的德国人根本没有人理他，只是拿手指一下前方，便被另一股人流冲向前去。
转天，王德峰再次来到现场，有个男人冲每一个人喊：“快过去吧，我和我哥哥几十年不见，昨晚聊了一夜，怕家里人担心，今天就赶紧回来。”
当年柏林墙一夜建成，多少家庭硬生生被拆散了。如今20多年过去，当年的少壮已经老去，孩子们也早已难辨面目。见面的心情迫不及待，许多人就那么踮着脚在人群里找，有些人找到了，抱在一起失声痛哭，热泪盈眶，有些人仍不甘心，苦苦追寻。
尽管作为局外人身份旁观这一场景，王德峰亦不禁热泪满面。
那个圣诞夜的枪声
就在德国和波兰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变轨，25岁的罗马尼亚中国留学生赵磊，则见证了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以流血为代价完成的涅槃。
12月21日，赵磊正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室上课，对面党中央大厦广场上越来越喧闹的口号声吸引了他的注意，齐奥塞斯库的集会几乎经常举行，赵磊以为这次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正是在这次集会上，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的局势开始失去掌控。下课后，经过大学广场时，他看到了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的人，他们举着同样的标语，喊着同样的口号：“打倒齐奥塞斯库！”
第二天早晨起来，布加勒斯特上空就有战斗机在巡航。出门的赵磊经过大学广场，立刻被情绪激动的罗马尼亚老百姓团团围住，“你一定把这些情况介绍给中国，齐奥塞斯库政权又开枪又杀人。”
早上9点钟，广场开始骚动，人们高喊着“军队和我们站在一起”，陆续有坦克和部队出现。当天晚上，布加勒斯特开始有枪声。晚上躺在宿舍里，听着窗外子弹密集的呼啸声和打在墙上沉闷的响声，赵磊和同伴几乎一夜未睡。广场上的老百姓也没有撤去，“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死也不走”的口号一再回荡在布加勒斯特夜空中，分外响亮。在罗马尼亚待了4年，赵磊印象中的罗马尼亚人一向温和，而在压抑了几十年后，赵磊在这个变革之夜看到了罗马尼亚人性格中最为亢奋的一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们站到了新政权一边。
此后，枪战依然继续，大学广场周围和党中央大厦几乎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而电视台则成为临时司令部，机器架在那里，谁进来就冲镜头说几句，还有老百姓闯进其中控诉齐奥塞斯库。
就在同一天，电视宣布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国名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
后来，大学停课，几个中国留学生集中起来，搭伴住着。那段时间，反而成为赵磊在罗马尼亚四年里营养最好的时候——统一广场的商店里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吃的，过去从来没见过的肉、肠、酸奶、蔬菜满满当当地摆在货架上，一派富足。齐奥塞斯库时期将农产品抵外债，国民供应严重不足，而正是在枪弹战火中，匈牙利老百姓的菜篮子才真正丰富起来。不过，拎着蔬菜肉蛋回来的路上，常常能看见拉着尸体的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枪林弹雨中的不安，吃上一顿好饭菜的幸福感，以及非正常生活状态中的黑色幽默，几种截然相反的感受，就是这样矛盾而又十分自然地留在赵磊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而罗马尼亚变革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环，发生在圣诞夜。
12月24日的电视播报了一条令罗马尼亚举国震惊的新闻——齐奥塞斯库在经过法庭审判后被秘密枪决。
罗马尼亚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度过了圣诞节，告别了1989年。
让历史告诉未来
事实上，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言，当年身处东欧风云之下的中国人，也不能做到完全的旁观和不动声色。正如裴远颖曾经这样概括自己面对波兰共产党政权失利时的心情：对于他们的失败我感到辛酸，但也只能像他们那样，坦然接受。“如果说波兰剧变留给我怎样的启示，那就是，别人的事情，只能是他们自己解决，你在旁边着急，但是千万不要妄加干涉。”裴远颖说。20年后，在北京渐渐冷起来的天气中，裴远颖说，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波兰岁月是他最为难忘的时光。他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华沙，重新感受一座全新的城市。
多年后，赵磊不只一次返回罗马尼亚，但没有哪一年的记忆，如1989来得如此深刻和不容忘却。如今已经告别青春时代、身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磊理性地看待那场变革：“一个社会制度的垮掉的确值得惋惜，但是这反倒可以促使我们有一个反思。透过一面镜子，中国应该思考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
正如当地老百姓所说，“过去的并不是所有的都坏，现在的也不是所有都好”，在赵磊看来，在裴远颖看来，一次剧变呈现在每个人的眼中有着不同的棱角，但是，其背后的实质在于，人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所作出的选择也许并不能以简单的对错来评判，有些选择有其必然合理性，有些选择却是因为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