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090622中国的“张国焘现象”
看过《丑陋的中国人》其中揭露了中国人身上存在的劣根性即至命的缺点，读过《阿Q正传》的人一定对阿Q的那种精神胜利法十分了解，其实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几千年来被封建主义奴役的中国人变成奴隶的真实写照。虽然阿Q有了儒弱的精神胜利法，却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原则作为人的与立场，宁愿说自己是小虫也不承认自己是蓄牲。
但中国人的另一个丑陋的劣根性，却让许多人忽略了中国人的变节劣根性，这就是出尔反尔、从一个极瑞面跳向另一个极瑞面。在法官面前痛哭流泣悔恨交加，一旦离开法庭就倒打一把，坚决否定自己的违法行为，并指责法庭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没有错那道也罢，你出尔反尔就是必然的有道理的，奇怪的是一些人明明是自己正确的，却出尔反尔反过来说自己是错误的，这就可笑至极了。
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首领，起家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他杀了所谓“改组派”，仿佛他才是最革命的了。后来他帅第四方面军南下公开分裂革命队伍，三过草原使红军付出极大的生命代价，将军县有十二个人的女兵班只剩下两个人，他与北上的中央对着干，其实这是他背叛党的开始，他认为北上是退却只有南下才是最革命的，他是那么坚决彻底。切切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坚决彻底的革命者”，竟然一下跳到反人民反党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像这样的张国焘行为：出尔反尔，不守信誉，丧失人格，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党内都屡见不鲜。例如那些右派在反右时都认错了，78年后又倒打一把指责组织错了别人错了，却让犯错误的组织帮他平反昭雪，就像日本鬼子让中国人帮他平反昭雪摘去侵略者帽子一样可笑；那些参加大跃进进最积极的人也反过来指责大跃进是“左倾”浮夸风，破坏了森林；一些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们，也反过来反过来指责文革“极左”“动乱”“浩劫”从支持文革跳动到反文革，从人民的立场跳到官僚走资派的立场上去了，从拥护毛主席跳到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去了；那些反官僚反买办的人也跳到对老面姓的对立面去成为新的官僚腐败者。
是什么原因导至这种错误呢？一是这些人意志不坚定，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失去做人的最基本的立场与原则，所以“今天刮东风他是东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政治上的原因，政治大脑不清醒，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具体的事物没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他们跟随着形势走完全是盲从。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真理的坚守者，更不可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的。如同张国焘的所谓革命，原来是为他个人服务的，是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和威性，一旦失去这些权力地位和威性他就必然要叛党叛国叛变革命事业。这种狭隘自私的思想意识显然是落后的消极的，革命的关键时刻必然成为叛变者。今天，可以说党内80%的人都是这样滑头派即机会主义者，他们的革命都是不觉悟的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他们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也是被毛泽东思想思所引导被共产党所逼迫的，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可靠的。
革命成功后，大批这样带着浓厚封建意识的革命者开始为自己的特权享受而“革命”而工作，人民成为他们的累赘和抛弃的对象，甚至成为他们重新骑在头上作威作福的奴隶，成为他们搞腐败享受荣华富贵的障碍，由于革命的目的不同他们就成为国家政权中新的寄生虫。他们可以享有特权：公薪、公车、公房、公费医疗，却不许人民享有，人民要求当家作主在他们眼里成为“极左”行为，可见在现实上，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新的“土皇帝”，与人民为敌，却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而口头上却满嘴法制、仁义道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这样文革就成为必然，觉悟的人投入了文革，不觉悟的人也投入了，由于不明白文革的实质意义，也没有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一旦走资派复辟对他们反攻倒算，他们就感到意外，政治上受打击，经济上受损失，人格上受诬辱，甚至是牢役之灾，他们就可能由支持文革跳到反对和否定文革的立场上去，责怪文革使他们蒙受灾难。奇怪的是明明是走资派整了他们，他们不怪罪走资派，而是出尔反尔，反过来责怪文革和文革的发动者，这种思维就失去正确的逻辑性。按他们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与“南京大屠杀”，都是抗日造成的，那么抗日岂不也成了错误？那么解放战争中死了那么多烈士岂不也证明解放人民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林则渠等老干部统统赶下台岂不也成了错误？“易涨易满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这种“张国焘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张国焘最终跑到国民党的怀抱里去了，全国解放后他又去了加拿大孤独地死在那里，连他的妻子都说万万没想到反共反了一生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那么真正的革命者、迷茫者还是会觉悟的，坚持革命到底的，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