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彭德怀冤枉论”

按:这是前些日子本人写的一篇文章。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在文档中停留了一段时间。今天想到了有这篇文章,于是作了一些修改后发了上来。

驳“彭德怀冤枉论”
彭德怀是河蟹册封的“老‘革命’家”,也是为资产阶级文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正气直言大将军”。而在文革中,众所周知他是毛主席亲自定性的反党集团头子。
本来,资产阶级“主流”舆论工具大刮翻案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在“泛左翼”中也一直流传着诸如此类的说法:“彭总其实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彭总是支持毛主席的,是刘邓的受害者”······
彭德怀果真“冤枉”吗?不!
为彭德怀喊冤的人,常常说:“彭总那封信其实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确实,彭德怀在信中曾一再声称“拥护毛主席”,但看问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何况彭德怀在信中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对群众运动的态度由此可窥见一斑。联系到他之前的发言中散布的“人民公社办早了”之类的论调,不得不令人思考:其对三面红旗是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彭总的措词或许有些不妥,但从他总的发言来看,他还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的嘛!”
仅仅从某人“公开场合的发言”就可以判定其“拥护毛主席”吗?否。
看看毛主席又是怎么说的吧:“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惨痛历史、林彪、华国锋一类假左“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卑劣行径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论断的正确性!
下面转引一组材料:
摘录《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章: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年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看到了吧,在公开场合,彭黄张周集团确实伪装成拥护三面红旗的样子,但在暗中却在散布种种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论调,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敌!
这里顺便谈一下斯大林问题。斯大林同志在生前确实犯有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影响很大。但是,“缺点毕竟是战士,完美无非老苍蝇”,斯大林同志的错误,绝不影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修正主义者也在谈论“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斯大林的功绩!
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应当由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评价,轮不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们来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行动,与当时的苏修赫鲁晓夫集团是有联系的。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率领代表团访问东欧,赫鲁晓夫等苏修头目在会见时多次当着他的面诽谤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并不反驳,事后也不汇报。在告别宴会上其又耐人寻味地宣称:“我回去以后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回国后他又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
在历史上,彭德怀也并非“一贯支持毛主席”,恰恰相反,在多个重大历史时刻,他都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积极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对1930年2月的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井冈山的丢失),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又站在王明一边,系统地传达了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他还向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经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彭德怀等人对此置若罔闻,于1940年8月擅自发动所谓“百团大战”。“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使华北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遭受巨大挫折。1943年4月,他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建政之初,彭德怀又积极参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
“历史旧账”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难道没有其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吗?
最后谈一下所谓“彭总是刘邓的受害者”的问题。彭德怀应当与刘邓之间有过冲突,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不同“山头”之间的相互倾轧罢了。事实上就在下庐山后不久,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就开始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大做“理论论证”,与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的刘邓集团的活动相配合。而刘邓集团也通过其在文艺界的走卒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针锋相对地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最终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持“彭德怀冤枉论”者喜欢将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彭德怀反党集团采取果断措施说成“在刘邓压力下”不得不“牺牲”彭德怀的“无奈之举”。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发表其“高论”时,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绝非封建帝王!
同样是在庐山,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操纵“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妄图除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等革命者,以至“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面对林彪集团的猖狂进攻,毛主席“牺牲”张春桥等革命者了吗?没有!恰恰相反,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断然反击,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
毛泽东时代党内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走资派(即1976·10·6之后的官资右翼)与官僚主义者阶级(即1976·10·6之后的官资左翼)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没有分歧,其分歧在于“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之间的相互撕咬,绝不能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
将彭德怀等人美化为“毛主席的支持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毛主席不会冤枉高岗、彭德怀和林彪,正如毛主席不会冤枉刘少奇和邓小平一样。
但是,偏偏有一些号称“拥毛、肯定文革”的“左派”,就是要为那些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毛主席亲自定性的错误路线头子鸣冤叫屈!
归根结底,还是反马列毛的英雄史观在作怪!
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工农大众浴血奋战的结果。没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流血牺牲,哪来的那些所谓“英雄”、“功臣”们的“功劳”?
还是记住毛泽东的话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6-25 17:42 编辑 ]

大野心家、大阴謀家、大軍閥彭德怀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滔天罪行

(网络资料摘选)


彭贼是平江起义的投机分子,从他混入革命队伍至今,从未间断反党、反毛主席、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活动。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他是两次“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是破坏革命根据地的罪魁祸首。在长征路上他对抗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伙同张闻天大搞分裂活动。战日战爭时期,他充当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吹鼓手,甘当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狗奴才。在战美援朝期间,多次违反毛主席的命令和指示,大大減少了应得胜利。

解放后大搞阴谋活动,他不仅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黑头目,1959年他又组织了反革命“军 事俱乐部”伙同黃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赤膊上阵,大反三面红旗,向党向毛主席进行猖狂的进攻。罢官之后,彭贼野心不死,到处游说,收集材料,继续恶毒攻击党、攻击党的政策,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1962年抛出洋洋八万字的翻案书。彭德怀一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罪行累累,我们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一、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

1.平江早在1922年就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亲手建立起来第一个党小组。1926年平江地区已出现了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其中的许多骨干是毛主席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出来的。在1928年2月以前,以夏明翰、罗纳川同志亲自指挥的游击队恢复了农协会,控制了平江周围的农村,二月进行了二十万人的“二月扑城”之役,五月又进行了“湘坪”之役。初步具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之三个条件,而井岗山根据地的建立,又直接影响着平江地区的革命。因此,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我党地方组织支持、黄公略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暴发了平江起义,而大野心家彭德怀。一直把平江起义当做自己“光荣”的历史,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打扮成“平江起义的创始人”。例如湖南平江起义纪念馆的陈列根本沒有党的领导,只突出彭德怀的功劳,彭看后说很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彭反对掛黄公略同志的象。

2.1957年还在三座门召开平江起义座谈会,为平江起义三十周年宣传作准备,并恬不知耻的说:“平江起义是成功的,南昌、广州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农民。“竭力夸大平江起义的作用,借以抬高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3.平江起义,是黄公略同志于1928年7月22日首先在平江的嘉义举行起义,接着在彭德怀团中的共产党员邓萍、李灿、黄纯一等同志响应,于7月23日在平江起义,当时彭正因未当上团长而闹情绪,同时因黄公略同志与他有牵连,彭迫于形势的压力,带着八股思想参加了起义。起义时平江县委曾组织数万农民进城支援。

4.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窃取了红五军军长的职位,他违背红五军党委关于放弃平江城将起义部队分散到北乡和东乡发动群众的决议,擅自改变党委决定,在平江死守了七天,当敌人用七个团向平江猛攻时,彭调回黄公略的四团与敌人硬拼,寡不敌众,使部队受很大损失。七团团长兼党代表黄纯一同志英勇牺牲,使原有2500人的起义部队最后只剩下500人了,彭打了败仗,还把罪名加在黃公略同志身上。

  1. 平江起义后,彭东窜西窜,杀人放火,把固城全区房子烧光,夜袭万寨,烧了一条街曾说:“要使三十里路无人烟,叫敌人不敢来“‘围剿”’。

6.平江起义后,彭德怀违背红五军党委关于清洗不可靠的旧军官的决定,对省委派出的党代表膝代远同志很看不起,只相信旧军官,结果这些旧军官,大多数叛变投敌,如他提拔的两个旧军官任团长,其中一个起义不久就准备带着队伍投敌,另一个在1932年打赣州时叛变了,彭提升的旧军官任军需处长,起义后沒几天,就携带红五军的全部军饷(三万多现洋)逃跑了,给红五军造成很大困难。

7.彭德怀从平江败退后,沒有深入农村发劫群众,到处流窜,使部队屡受损失,湘鄂赣五县联系会议,为了挽救这支队伍,决定将红五军与各县游击队合编成五个纵队。这时敌人向平浏进攻,彭只顾个人逃跑,仓惶带两个纵队逃上井岗山,由于湘鄂赣党组织不知这一行动,沒有隐蔽,结果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受到很大损失,被敌人杀害13万多人,为此湘鄂赣特委给彭德怀以党纪处分。

8.彭德怀一上井岗山,就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说什么:“泪人鼻酸”流露出他对建立根据地悲观失望情绪。

9.1928年12月白露村会议上,毛主席决定红五军与红四军合并,井把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的三十三团。还决定毛主席带领原红四军到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由彭德怀留守井岗山。当1929年1月毛主席到外线作战后,彭德怀又擅自打起红五军的旗号,搞分裂活动,自封为军长。

10.根据当时的情况,彭德怀完全可以守住井岗山革命根据地,而彭在军事上对抗毛主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分散兵力,处处把守,消极防御,不留机动力量,结果毛主席离开井岗山才十多天,井岗山的要塞——黄洋界、八面山等地就被敌占领,彭打败仗后,却贪生怕死,不顾毛主席让他坚持防守的指示,放弃井岗山逃跑,后被敌人包围,突围后红五军只剩下380人,抢支也损失一半,毛主席亲自建立的井岗山根据地被敌人烧杀掠夺,遭塌的不象样子,一百多名伤员,也全部遇害,这是彭贼欠下革命人民的一笔血债。

11.彭德怀丢失井岗山后,南下与毛主席会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打了一些胜仗,前委给予了充足的物资兵员补充,此后又决定让彭带着部队回井岗山,这时井岗山的敌人由于王佐、袁文才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抗击而撤走。而大野心家彭德怀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不惜采取军阀手段,给王佐、袁文才同志捏造了“叛变”的罪名,骗王、袁到永新集结、将王、袁部队并吞了,袁文才同志被杀害,王佐同志被逼落水身死。

12 1930年党的六屆三中全会工是“立三路线”占据着统治,彭德怀就是李立三冒险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彭德怀就带领三军团下了井岗山,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打下了长沙。打下长沙后,他以为马上就可以同一军团会师武汉,而把长沙当作后方,因此就将后方机关搬到长沙,缴获的胜利品也不转移,由于敌人猖狂反扑,三军团迫于八月五日撤出,后方机关受很大损失。同时,使湖南地区的军阀也停止了混战,勾结起来对付红军,丧失了利用军阀战爭的矛盾迅速扩大根据地的时机。

13.由于彭德怀忠实执行“立三路线”,当时成立的湖南苏维埃便由李立三任主席(未到职),彭德怀任付主席。

14.1930年9月二次打长沙,由于敌人已有准备,以二十一个团的兵力固守,久攻不克,伤亡很大,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撤围,把队伍拉到醴陵去发动群众,并向萍乡、宜春、赣江方向发展。而1930年10月的峡江会议,彭德怀打着立三路线的破旗,坚持要“打下南昌、九江、切断长江,形成左封锁长江。右威胁南京的局面”,恶毒攻击毛主席不打长沙的决策是“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是“逃跑主义”等。并阴谋夺取毛主席担任的前委书记的权力和分裂红一方面军。后因主席的耐心工作使彭的阴谋未能得逞。

15.第二次打长沙时,彭德怀决定用“火牛阵进攻,敌人反击后,部队和群众损失很大,彭却诿过于人,说四师师长卢义才未完成任务,按兵不动,是“托派”,便把卢枪决了。

16.彭德怀在执行立三路线时期,还积极推行错误的组织路线,对不同意他打中心城市的同志,实行残酷斗爭,无情打击,当时第八军政治委员邓干元同志反对攻打长沙夺取武汉,彭就诬蔑邓“走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了害怕斗爭的心理”、“违背中央积极进攻的策略”等等。撤销了邓的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19日,在平江长寿街召开的五、八、十六各军党代会上,邓干元同志再次致信代表大会,坚持以为打长沙是军事冒险的拼命主义,又被彭德怀扣上“坚持他的个性”、“坚持个人主张”等罪名,井“决定察看三个月,令其脫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

17.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武装群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光辉思想。他到处并吞地方武装。1930年红四军前委同赣西南特委发了一个决议,指出让彭德怀归还某地方游击队的枪。又如彭德怀在莲花路口战斗后,缴获多余的枪不发给地方武装,扩大游击队,而将枪栓取下装在洋油桶里埋下,只将枪身交地方苏维埃保管。等他的队伍扩大了,再取来自己用。他还编併赤卫军,曾提出:“一枝枪也要集中到主力去”的口号。

18.1931年秋打江西高兴墟时,友邻部队发出号令,彭问司号长万恩有:“吹的是什么号?”万回答说“沒听清楚。”彭军阀作风发作,下命令立即枪毙万。

19.1931年11月在江西南部党代会上,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竟取消了毛主席在党內军內的的职务,而王明的头号帮凶彭德怀得到了重用和提拔,当了中央军委付主席。后又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20.1932年第三次反围剿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主席的建议,而主张打中心城市,要占领一、二个重要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决定攻打赣州。毛主席不同意,彭德怀站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边坚决支持攻打赣州,并亲自指挥,结果损失很大。

21.“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毛主席提出打漳州,并取得胜利以后,1932年8月召开了宁都会议,大反所谓“毛泽东的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彭也站在错误路线上猖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撤了毛主席在军队里的一切领导职务,把毛主席排斥在红军之外。

22.在第五次反“围剿”战爭中,彭德怀更加竭力推行王明的所谓“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战役上的“持久战”,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搞什么“短促突击”等等保守主义的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还写了一篇题为:“顽強防御与短促突击”的文章极力宣扬王明路线。1934年1月党的五中全会上,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违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完全失败。

二、长征路上的分裂活动

1.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由于红军主力削弱,并且非常疲劳,敌人却逐步向我们集中,敌人主力从云南调到贵阳,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猖狂向我进攻。为了避免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绕过敌人,把敌人抛到我们的后面,而我们要跑到敌人的前面。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彭德怀在部队中散布所谓“军事领导错误”,说毛主席“瞎指挥”,并煽动一些人反对毛主席。当时张闻天经常到三兵团串门,议论“军事领导的错误”,彭、张勾结进行反对毛主席的罪恶活动。

2.彭德怀和张闻天在红军中企图制造分裂,召开会理会议,毛主席对这种分裂红军和破坏组织纪律行为,作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彭德怀不但不接受主席的批评,反而怀恨在心。

3.一九三五年八月,张国焘闹分裂的时候,彭德怀主张用武力解决四方面军。彭要求逮捕×××,×××被毛主席制止了,彭又背着毛主席下令枪毙“红大”教育长××,收缴红大四方面军干部的枪械,均被毛主席制止。彭就是按其资产阶级军阀主义行事的。

4.一九三六年,红军过了草地,一、三军团合并起来不到两万人,能作战的部队只有几千人,中央决定一、三军团合并,成立陕甘支队,在此关系到红军命运的紧要关头,彭德怀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与资本。伙同黃克诚经常在干部中进行挑拨离间,策划分裂,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污蔑,说是把三军团取消了。说:“一军团杀了三军团的人”,扬言红军还要“继续长征,进到蒙古,背靠苏联”,等等。竭力在下面煽阴风,点鬼火,以达到分裂党的罪恶目的。

三、抗日战爭时期

1.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当时抗战已经爆发,但国共两党尚未合作,国民党还未承认我党我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急于出兵,东渡黄河,与日寇硬拼,就中国民党借刀杀人之计。毛主席主张待国共合作方再出兵,即使出兵,也要留一个师的兵力保卫边区。(当时只有三个师三万多人)毛主席这一正确主张遭到彭德怀的蝎力反对,他坚决反对留部队保卫边区,而要把部队全部带走,以此和毛主席爭权。

2.洛川会议毛主席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区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的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公开反对这一方针,并狂妄地搞了一个军分区小册子,提出什么“运动游击战”,要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井胡说什么“把敌人吸住在山西,山西的抗战是华北决定性的关键”。以后毛主席批评了他,他反诬蔑毛主席说:“你坐在延安,脫离实际”。

3.一九三八年春临汾会议,彭德怀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彭系统地传达了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并散发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言论。如在“目前抗战的形势与爭取抗战胜利的方针”报告中,指责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使国共合作沒有得到应有的进步”,“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国防政府的作用,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国防军队的作用估计不够,因而对友军的团结、赞扬与帮助的不够,加之強调独立自主的结果,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过份地強调了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还提出“国共两党应是长期合作,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两党的合作是平等的,应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现阶段沒有任何区分”,并強调“统一军队的指挥与供给”,“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国防军队”等来公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4.彭德怀竭力保护阎锡山的封建王朝,限制破坏我党发展,甘当反动派的奴才。

一九三九年秋阎锡山反共高潮时期,彭去延安路过决死三纵队时,对决死三纵队我党负責同志说:“阎锡山还是要抗日的,对这些旧军官仍应采取团结他们……”同年十二月阎锡山政变,三纵队的五个团全部叛变,政治干部共产党员全被杀害。政变后,决死三纵队重新组建,在干部调配上,凡坚决执行彭德怀错误路线的都加以提拔重用,对反对彭德怀错误作法的人,都给以无情打击。

5.大力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彭在北方局时,大量印发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爭”的小册子(王明路线的纲领文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要太行区的部队和抗大一分校等学习洛甫(张闻天)写的“待人接物”右倾投降主义文章。

  1. 彭不仅忠实地推行王明路线,井为王明竭力吹捧,拿着王明的文章到处宣传,拿着王明在莫斯科的照片到处给人看。一九三七年在长治时,一一五师参谋长从武汉王明处到前总,带来了王明的黑指示:“让八路军把党支部组织隐蔽起来,以利和蒋介石合作”,彭德怀把此黑指示奉若神明,到处宣扬什么“武汉方面带来了重要意见”。

7.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甘当蒋匪帮的狗奴才。

(1)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彭说:“我们应该根据蒋委员长和阎卫司令官的命令,根据××司令的意旨,……借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方针”。

(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彭说:“蒋委员长对西北战场高级将领的训话,坚决昭示大家……蒋委员长这样坚决的态度,伟大的号召,一定可以鼓励全国居民走向抗战胜利的辉煌前程,粉碎一切傍徨和战之间的烟幕”。

(3)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彭说:“蒋委员长诚然是抗日领袖……。”

(4)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彭在太北各界纪念抗战三周年会上说:“哪一些事实证明中国不会亡呢?因为我们有了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蒋委员长,当抗战每次进入严重关头(如上海、南京、武汉失守的时候),我们的蒋委员长,在坚持抗战这一点上始终沒有动搖过。全国人民从蒋委员长坚持抗战的意旨上得到了极大的兴奋。同时全国人民还必须坚持团结,力求进步,以充实蒋委员长抗战的实际內容”。并说:“当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以后,我们许多抗日将领在民族英雄白崇禧、卫立煌将军领导下,曾进行了严正的声讨,……这些具体表现充分证明了蒋委员长坚持抗战的主张是如何代表中国人民大多数的愿望……。”

(5)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彭说“职等卒领全军将士,悲愤之余,谨再向钧座表示忠诚,坚决拥护(国民党),拥护钧座”。

(6)彭说:“我国抗战在钧座领导下,再接再励,愈战愈強,益戚振奋……向钧座致最高敬礼。恭贺新喜,敬祝健康”。

(7)彭说:“盛大的拥护蒋委员长的群众运动,就是对日寇的一个迎头痛击。”

(8)彭说:“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男女老幼,一致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神圣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9)彭说:“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他是伟大的民族领袖,始终如一地与汉奸、亲日派进行坚决的斗爭。

(10)彭还说:“对于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们是坚决服从的,我们不分党派,不分彼此,以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锦绣河山夺回来。”

(11)彭无耻地说:“我们对伟大领袖蒋委员长,是完全无愧的拥护者,我们光荣地站在拥护蒋委员长的大旗下,站在炎黄子孙应当站的岗位上。”

(12)彭还说:“我们并且要以战爭的精神,来拥护蒋委员长……不是单单喊喊口号和开会,而是要战胜一切困难,把光辉灿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永远插在石家庄、太源、北平、天津去。”

(13)彭说:“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

(14)彭无条件拥护蒋介石,他把“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中“抗战到底”四字砍掉,变成了无条件“拥护蒋委员长。”

8 彭贼极力保护蒋介石,一九四○年八月,沒请示党中央毛主席,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由于过早暴露了我军力量,使日寇放弃对蒋介石的进攻,而集中兵力向我根据地进攻。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地惨遭破坏,敌人在华北实行了“三光政策”。在我军受到严重损失之际,由于罪恶滔天的彭德怀保护蒋介石有功,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蒋委员长嘉奖八路军朱付长官彭付司令员: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它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 正

彭贼在四一年一月十七日给当时在华中的刘少奇的电报中透露:“百团大战为的是打破当时日寇对重庆的压力”。“假使敌人还要进攻,威胁到重庆,……我们又用百团大战,撑起蒋介石的腰”。真是反动透顶,彭德怀罪该万死。

9.彭德怀积极鼓吹推行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

(1)彭贼把我党的统一战线变成投降主义的路线,把统战的立脚点放在国民党军队上,胡说:“国共合作基本上是我党与国民党军队的合作”,“爭取二百万友军成为坚持继续抗战的中心一环,谁要忽视了爭取二百万友军工作的重要性,谁就是忽视了统一战线,谁就是忽视了统一战线中最中心的一环”。

(2)彭贼对国民党军队百般照顾,显示出一付奴才象。彭贼说:“爭取友军是爭取他们继续抗战,因此要从各方面去帮助友军,帮助他们进步,而不是瓦解友军,而是用诚恳的、坦白的态度与友军十分亲近,善意地帮助他们进步,互相策动,克服目前已经到来的空前困难。”

(3)歪曲我党抗日吋期“三三”制政策,把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拱手让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彭说:“为什么需要‘三三制’的政权?‘三三制’政权是阶级合作、阶级平等的民主政权。……这种政权最适合于抗战的共同需要,合乎阶级共同利益,最易启发人民抗战的自觉心和责任心。
彭还说:“在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专政下,无法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我们不赞成大资产阶级或国民党的政权,也不赞成无产阶级或共产党专政的政权。我们所赞成的是‘三三制’的——包括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以平等的民主原则选出的适合共同抗日与各阶级利益的政权。”
“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
彭胡说:“今天根据地所要的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种专政,但也不是工农专政,而是各抗日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4)彭贼大搞阶级调合,不要阶级斗爭:
彭贼胡说:“……我们处理统一战线中的斗爭问题,必须把斗爭约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许可的范围之內,不要超过统一战线基本原则,要将斗爭在一定限度內得到解决,如果无原则的強调阶级斗爭,那就会两败俱伤”。

10.彭猖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他打着“爭取中间势力”的旗号,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听所谓“开明绅士”诉苦,打击进步群众。致使有些地主明目张胆地要求不減租,不減息,还诬蔑我基层干部“不懂政策”。

11.彭德怀同刘少奇一唱一和,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对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讲话》,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所谓的“平等、自由、博爱”。公开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唱反调,在他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说:“什么是民主精神呢?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并吹虛说:“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來,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

彭德怀说:“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政治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封建时代尚具有要求这种平等的呼声,在我们民主运动更应该注意及此,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的规定”。

彭贼还说:“所谓博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但在被剝削之间,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相互之间;则又要求有高度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是可以巩固团结、增加抗战力量,使绝对多数人民更加奋发向上的,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人家的痛苦看成自己的快乐,对人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

12.彭德怀站在大地主、大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立场,放肆地篡改党的減租減息政策。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讲话说:“我们主张減租減息,同时主张还租还息,推行这个政策,地主与农民更加团结了”。

13.极力鼓吹建立“和平民主”和“和平建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彭说:

(1)“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毫无疑义是‘和平建国’与‘民主自由’,这就是战后决定新中国建国的基本力量。”

(2)“所以战后我党的基本口号是‘和平民主’。”

(3)“今天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抗战,必须把这和下一个中心任务——战后的和平民主自由紧紧相连,并且要一步步有中心的把革命推向前进。”

(4)“我们共产党中央是坚决要求实行民主政策的,要求阶级平等的,要求一切被压迫阶级取得他自己的主人翁应得的权利,今天还有少数共产党员不了解民主的重要,脑子里充满了封建等级观念。”

四、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

解放战爭时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彭德怀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贺龙以及老牌的反党分子习仲勋等人控制着大西北,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

1.抗日战爭胜利后,彭德怀等人建立平原军区,企图通过豫皖苏地委控制新四军,剝夺毛主席和军委对军队的领导。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彭德怀等人的阴谋,严厉地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彭德怀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2.彭积极推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路线,胡说什么:“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的政治运动和要求将仅仅是和平民主”。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他说:“我可以肯定地答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经济制度仍然属于资本范畴”。这是同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论述大唱反调。

3.1946年11月17日在蒋介石、胡宗南匪帮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的进攻,彭德怀仍然叫嚷:“我们要民主,要中国变成是大家的”。死抱着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放。”

4.1946年11月30日,彭贼肉麻地吹捧××,别有用心地抬高××,贬低毛主席,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和亲自领导的中国革命歪曲成是××缔造和领导的,他说:“你(指××)创造的人民军队已成为保卫人民利益的坚強力量”。“你(指××)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事业必然是胜利的”。

5.1947年上半年彭贼违背毛主席当时关于“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而应采取‘蘑菇’战术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的英明指示,两次攻打榆林结果均未成功,扰乱毛主席的伟大布署,由于毛主席亲自在陕北指挥作战,彭贼的错误才沒有带来严重的后果。

6.1942年秋,彭贼又违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企图在同敌人兵力相当的情况下在延长同敌决战,由于毛主席去电批评他才勉強停止了行动,但很不服气。

7.1948年春在西府战役中,彭贼不是根据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是长驱直入,造成胡宗南、马步芳匪军对我尾追夹击,使我军从宝鸡,一直退到渭北黄龙山地区。这次作战所以不利,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但彭贼却把责任推到下边准备不好,四纵队党委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而沒有把对敌估计不足(对胡匪集结12个旅援宝鸡估计过小)轻敌放在首位。

8.1948年6月在“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中极力吹棒国民党、地主、三青团说:“地主阶级除个别逃跑表示反对外,一般的地主均善意表现,暂时中立,而工商者则表示拥护我军,多数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声明脫离反动组织,保安队、自卫队不少部分自动缴械投诚。”

  1. 1948年宜川战役击毙了胡宗南的20军军长刘戡,俘虏了刘的参谋长刘振之及旅长刘子奇。只经过一年彭贼就让刘振之当了我九旅参谋长,后又到二十五师当师长,刘手奇当了一野后勤军务部长,加以重用。并狂叫:要“反对机械的阶级观点”。

  2. 在西北多次战斗中,彭德怀都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犯错误,打了不少败仗。但彭贼却不断吹噓自己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有功”。这都是胡说八道。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爭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领导的。沒有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而按彭德怀的意见行事,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爭是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11.解放战爭胜利后,彭德怀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义秩序,至少二十七年不变”的反动主张。忠实贯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

12.彭德怀在西北某次代表会上一次讲话中,打算与地主长期共处下去,说什么:“我觉得将来社会进步了,地主阶级的日子也会比现在过的好一点,可是他们沒有那样长远的眼光。”

13.彭德怀保护富农,说什么:“……因为那时富农是跟着敌人地主阶级跑的,反对我们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就不动富农了,这是因为我们巳取得了基本胜利。富农基本上倒向我们这面,不积极反对我们或保持中立、再加我们不动富农,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应付我们的。同时不动富农经济可以使富农安心生产,减少土改的阻力。”

14.追随刘少奇鼓励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说:“只要你们跟着社会发展走,只要你(指资本家)进步,那么你现在是个经理,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你还可以当经理。”

15.彭德怀在军区党代会上“关于目前形势、统战工作、部队任务的报告”中,鼓吹阶级熄灭论,说:“和平阵营思想是一致的,方向是一致的,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矛盾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苏联是沒有阶级的社会,政治上、经济上是统一的。全国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还鼓吹与资产阶级合作,说:“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就要很好地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只要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得很好,经济建设会快,如果团结不好,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经济建设就会慢。”

l6 彭德怀在“野战军及地方兵团今冬(1949,12,1)几件基本工作的报告”中对待敌伪人员,自己不作阶级分析,反而批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的高度阶级觉悟,说:“在部队中,某些个別干部……甚至对于某些从反动堡垒中分化出来的上层分子参加人民政府表示怀疑与不满”。

五、抗美援朝时期


1.志愿军入朝前毛主席就做出了周密的予定方案,彭贼不但不执行反而造谣说:“毛主席历來决心多变,使志愿军过江后又撤回来,后来因为部队打响了,我不赞成,才沒撤回”。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1. 全国人民怀着对美帝的满腔愤怒,強烈要求志愿到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彭贼到朝鲜却胡说什么:“我们不是志愿来的!”公开诽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3.二次战役后毛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形勢和敌我情况,指示要彭组织第三决战役,并強调指出:“第三次战役的政治意义很大”。而彭贼却大唱反调,胡说:“沒有什么政治意义!”并借口部队疲劳需要休正,提出所谓:“过冬休整”的错误口号。经毛主席四次命令彭贼才被迫勉强执行。

4.四次战役毛主席依据敌进我退的原则,指示部队退到三八线附近进行调整,以便诱敌上来更有效地消灭其有生力量”。彭贼却抵制主席的指示不是集中兵力消灭茅边里的美军、而是反击横城地区的伪军,放走了美帝的一批主力军。

5.第五次战役彭贼拒绝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作主张,执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致使我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战役开始前毛主席指示要迟一点打,井指出:“如果在此次战役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彭贼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不认真地作好战役的准备,而且口张的很大,提出要分两阶段打,仅第一阶段就要求歼敌五个师又三个旅,结果使兵力形成平推,根本违背了毛主席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特别是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在转移中,由于彭贼组织不周密,在敌人反击中右倾逃跑,致使部队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彭贼欠下的一笔血债。

6.五次战役以后,毛主席指示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或排、或连、或营的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大意),可是彭完全与主席的方针对立,还准备打六次战役,后被主席制止。

7.五次战役后毛主席批评彭德怀:口张大了打远了打急了。彭大发牢骚,并攻击主席,他讲:“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讲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因此他永远不会犯错误的”。

8.彭对志愿军战史进行了别有用心的修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句中,他勾去了“和毛泽东同志”六字。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字句旁边,他画了个问号。

9.志愿军战史第一稿送彭审查时,彭说:“你们太夸大了毛主席的作用。毛主席在战略上是高明的,战役上战术上不见得。有些我还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毛主席对志愿军一、二、三次至五次战役的具体指示都被彭删掉了。原来在序言中写上了“毛主席英明的决策,中国人民敢于同美国作战……。”这段全被划掉了。

毛泽东关于批评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一封信

(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你在二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移、通讯和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不应该受任何干涉。其他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人是太大,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少、太小与太有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十一舟公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如又在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而未将革命与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中国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且强调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的牺牲与1950年11月24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的电报

毛岸英资料
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 ,1950年10月,毛泽东决定毛岸英入朝 ,10月8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0月19日随志愿军司令部到朝鲜,担任司令部俄文翻译兼机要秘书,任党支部书记 ,11月25日上午,壮烈牺牲,时年28岁。
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六位亲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

毛泽东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1〕等的电报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2〕,并告高贺〔3〕:
(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笔录件刊印。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注 释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指邓华,朴,指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反党活动


长征战斗团《红春雷》编,八一红卫兵,徐州机械学校、徐州化工学校、徐州会计学校井冈山兵团翻印

彭德怀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阴谋篡党篡军。

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后达到高潮。他开会跳了出来,纠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反革命分子组成反党集团,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动了极其猖狂的进攻。
在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上,彭德怀攻击毛主席反对反“冒进”是为了建立个人威信,不注意集体威信。当毛主席批评下面对中央封锁消息时,彭说:“有材料你自己不看,怪谁?”

一九五九年三月上海会议期间,当主席讲到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时,彭德怀恶毒攻击说:“过去还不是你挂帅?”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路过莫斯科十,居心叵测地对我们留学生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和他的同伙大反党分子张闻天密谈,胡说:“去年九月后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彭德怀同大反党分子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在车上,彭德怀向贺龙讲了上面他向张闻 天讲的大黑话。他们还共同密谋在庐山会议上如何向党和毛主席进攻,甚至险恶地对张闻天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真是反动透顶,罪该万死!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贼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目刘少奇邓小平的暗中支持和怂恿下,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后的支持,上窜下跳,与其反党同伙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策划于密室,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
他居然攻击毛主席“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
他恶毒攻击毛主席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不民主。”
他污蔑毛主席“相信浮夸,只喜欢听好的”。
他还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错误,叫嚷要“大家脱裤子,毫无列处(?)”
他竟叫嚣:“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又一次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经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七月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抛出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射了一支大毒箭,疯狂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胡说毛主席被“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的发展”,污蔑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倾冒进”的表现。污蔑大跃进“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宣扬“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领导干部也是毛主席“头脑发热”的产物,等等,真实混帐透顶!
黑信发出后,他得意洋洋地对同伙张闻天说:“我在新中放了几根‘刺’,要‘刺’一下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紧接着,彭德怀又指使他的同伙张闻天等,在各种会议上,向毛主席,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三面红旗,发动全面的,猖狂的进攻,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向党进攻后,彭德怀极力为张闻天打气,说“你讲得比较完备”。整个庐山会议,一时妖雾弥漫乌气瘴烟。

七月二十三日,一轮红日普照大地,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戳穿了在刘、邓和赫秃支持下彭、黄、周阴谋篡国篡军的罪恶阴谋,并发出了对反党集团还击的动员令。这些纸老虎一个个很快地现了原形,暴露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本质。

但是,彭德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顽抗,他说:“我准备撤职,脑袋砍掉也可以,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劳动生产。”

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罢了官,但他的反动本质未改,一直伺机反攻倒算,一九六一年初,在庐山会议上叫嚷“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的刘少奇,眼看时机成熟,也出来公开替彭德怀翻案,他在一月二十六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叫嚷,“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和彭德怀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可以翻案”。

在刘少奇的直接鼓动下,彭德怀与同年六月十六日和八月二日,连续抛出两封翻案信,胡说什么他一九五九年七月写给毛主席的信动机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说他在庐山会议上没有搞反党派别活动,胡说认为有阴谋篡党是“莫须有的罪名”。对参加高、饶反党联盟说成只是“受了高岗的蒙蔽”。而他之所以“手蒙蔽”,是因为“中央信任高岗”。嚣张气焰达到了极点。

文化大革命以来,彭德怀仍然是贼心不死,居然伸手要兵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奋起革命的千均棒,把彭德怀这个反党篡军的大坏蛋斗倒,斗垮,斗臭,使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彭德怀的供词——看押彭德怀时的审讯记录

1966.12.28-1967.1.5

一、 解放前,我七大时讲过: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是对的,百分之零点一是不对的。

二、 解放初期,我主要是学苏修一套,在贺龙主持下(我积极参加了)搞物质挂帅,连军队装备也是全盘苏化,后来人民反对,主席批评才改过来。在朝鲜,我同金日成吵了一架,主席批评我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金日成不是修了吗?

三、 庐山会议前,我主持军委工作时,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和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但不能怪我,甚么东西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我掉了队,怎么掉的,我不知道。对新事物不理解,这是立场问题!我接受不了。不能说我是屠杀群众的刽子手,我可是一半对一半,有错误也有功劳。

五八年开八大时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五八年我可忙了,全国到处跑,干什么呢?五八年大跃进,工农业齐进,但在完成生产产量上,我是有怀疑的,但是我没有做声。wengewang.org

北戴河会议后,我去西北兰州,去郑州的火车上,我们也开过会反“共产风”。我去武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还去湖南一带调查,看一看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减产了,这时我做了一首诗:“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我不能沉默了,我要当海瑞了。
后,我去江西、安徽等地调查,我决定在庐山会议上讲一下。

四、 庐山会议期间:
五九年七月十三日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七月十四日印出来发给到会同志。

主要内容:
(一) 五八年大跃进有失有得,失是主要的。实际增加的比公布的低一些。

(二) 当前严重的问题是比例失调,每天几千万人去炼钢,要采取积极措施,有的要下马一些。

(三) 不老实,抄假报告,全国各地各部门都有这样的报告。

(四) 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把多年来的群众路线置于脑后。主观主义,铺张浪费。
我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有张飞之细。

主席十七日收到我的信,在二十三日主席就我的问题发言四十分钟,击中我的要害有“彭德怀的信是纲领性质的,是一个反对我们总路线的的,不要看表面拥护人民公社”“彭德怀心细,我们讲有得有失,他讲有失有得,失在前头。”“讲几千万人炼钢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全国各地各部门,实际上不要人民公社,彭也讲了比例失调等”,“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我认为主席讲话太过分了,我有保留。主席说我的信是“招兵买马”“有野心”“伪君子”,我接受不了。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无官一身轻。我不行有人比我行,就得让位。从庐山会议后,我这个“海瑞”也就完蛋了。wengewang.org

(《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1969,香港明报月刊社P15-16,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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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浦安修

1967年

我叫浦安修,三八年在延安与彭德怀结婚,他的事我不了解,不知道。

五三年以后经常听他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不喜欢我了,不重视我了,青年们上来了,我不要当道了。我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帝国主义,平生志愿完成了,可以回家种地了,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有时中央首长照相,有毛主席他就不愿意去,中央开会12点以后他也不愿意去。
北京郊区有个地方修得很好,供中央首长休息的,供毛主席休息的,星期天,我说去休息一下,他不愿去,说:那是主席住的,你要去你去,我不去,那个地方修得太浪费了。wengewang.org

五八年彭德怀回湖南考察,回北京后说:他家里人连锅都砸了,煮饭不方便,都是大炼钢铁用的。对群众运动不满,他发牢骚叹气。

五八年彭德怀对我说:“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戳了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戳他。”

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说:“无官一身轻呀!”还说:“我要是反毛主席,过去反就反成功了,还解放后才反?”还说:“我是吃民主革命饭的:现在不行了。”于是买了一些关于农业技术的书,搞一块鱼池、一块地养鱼种菜。

他认为大跃进是比例失调,认为他没有错,是中央和毛主席错了,还说这是路线问题。
六二年写了翻案书,还认为他对。


后来调他去三线,我去看他了,他说毛主席接见了他,主席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被什么包袱,但他不愿意去,想回家种地。
过去朱德、贺龙、黄克诚、张闻天,还有×××,×××,×××,经常上我家与彭玩,串门子。

(《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1969,香港明报月刊社P17-18,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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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3],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 1907的俄国革命[4]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 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5]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6],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3],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4],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 批评 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5]、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摘录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

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摘录)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2〕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3〕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4〕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5〕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6〕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7〕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8〕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9〕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10〕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11〕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12〕,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13〕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4〕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15〕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16〕,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7〕。

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8〕。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9〕,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20〕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21〕,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22〕。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23〕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31〕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32〕,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33〕,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毛主席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25日)

http://maobo.7x.com.cn/maoxuan/huibian.html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简述了党史,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

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又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语录: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区别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则问题,指引我们从根本上去批判种种历史唯心论的谬论。
《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 引自《人民日报》(1970、7、22)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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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心于“公平创造财富”的某乡,其“历史研究”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是对林彪乃至彭德怀、高岗的鸣冤叫屈甚至评功摆好,这实际上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用反马列毛的英雄史观来歪曲历史,误导人民群众的一种表现。

彭德怀是河蟹册封的“老‘革命’家”,也是为资产阶级文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正气直言大将军”。而在文革中,众所周知他是毛主席亲自定性的反党集团头子。
本来,资产阶级“主流”舆论工具大刮翻案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在“泛左翼”中也一直流传着诸如此类的说法:“彭总其实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彭总是支持毛主席的,是刘邓的受害者”······
彭德怀果真“冤枉”吗?不!
为彭德怀喊冤的人,常常说:“彭总那封信其实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确实,彭德怀在信中曾一再声称“拥护毛主席”,但看问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何况彭德怀在信中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对群众运动的态度由此可窥见一斑。联系到他之前的发言中散布的“人民公社办早了”之类的论调,不得不令人思考:其对三面红旗是不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彭总的措词或许有些不妥,但从他总的发言来看,他还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的嘛!”
仅仅从某人“公开场合的发言”就可以判定其“拥护毛主席”吗?否。
看看毛主席又是怎么说的吧:“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惨痛历史、林彪、华国锋一类假左“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卑劣行径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论断的正确性!
下面转引一组材料:
摘录、整理《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二章提供的相关材料: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惠说: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

看到了吧,在公开场合,彭黄张周集团确实伪装成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样子,但在暗中却在散布种种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论调,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敌!
此外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集团曾一再声称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依据。资本主义复辟后,当年曾追随彭德怀的胡乔木等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
这里顺便谈一下斯大林问题。斯大林同志在生前确实犯有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影响很大。但是,“缺点毕竟是战士,完美无非老苍蝇”,斯大林同志的错误,绝不影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修正主义者也在谈论“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斯大林的功绩!
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应当由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评价,轮不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们来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行动,与当时的苏修赫鲁晓夫集团是有联系的。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率领代表团访问东欧,赫鲁晓夫等苏修头目在会见时多次当着他的面诽谤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并不反驳,事后也不汇报。在告别宴会上其又耐人寻味地宣称:“我回去以后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回国后他又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
在历史上,彭德怀也并非“一贯支持毛主席”,恰恰相反,在多个重大历史时刻,他都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积极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对1930年2月的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该事件直接导致了井冈山的丢失),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又站在王明一边,系统地传达了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纲领。他还向群众运动大泼冷水,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经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彭德怀等人对此置若罔闻,于1940年8月擅自发动所谓“百团大战”。“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使华北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遭受巨大挫折。1943年4月,他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儒家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建政之初,彭德怀又积极参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政之后彭德怀曾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起到比较突出的干扰破坏作用。他鼓吹所谓“正规化、现代化”,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妄图取消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大肆推行“一长制”。他还攻击民兵制度“过时”,妄图取消普遍民兵制度。彭德怀的所作所为,与保持无产阶级军队革命性的要求、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旧账”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难道没有其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吗?
最后谈一下所谓“彭总是刘邓的受害者”的问题。彭德怀应当与刘邓之间有过冲突,但这充其量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不同“山头”之间的相互倾轧罢了。事实上就在下庐山后不久,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就开始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大做“理论论证”,与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的刘邓集团的活动相配合。而刘邓集团也通过其在文艺界的走卒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针锋相对地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最终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持“彭德怀冤枉论”者喜欢将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彭德怀反党集团采取果断措施说成“在刘邓压力下”不得不“牺牲”彭德怀的“无奈之举”。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发表其“高论”时,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绝非封建帝王!
同样是在庐山,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操纵“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妄图除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等革命者,以至“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面对林彪集团的猖狂进攻,毛主席“牺牲”张春桥等革命者了吗?没有!恰恰相反,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断然反击,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的彭黄张周集团除了攻击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含沙射影地诽谤毛主席外,还将矛头指向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等同志。这倒是与后来林彪集团阴谋“揪张春桥”有些相似。
毛泽东时代党内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走资派(即1976·10·6之后的官资右翼)与官僚主义者阶级(即1976·10·6之后的官资左翼)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没有分歧,其分歧在于“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之间的相互撕咬,绝不能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
将彭德怀等人美化为“毛主席的支持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毛主席不会冤枉高岗、彭德怀和林彪,正如毛主席不会冤枉刘少奇和邓小平一样。
但是,偏偏有一些号称“拥毛、肯定文革”的“左派”,就是要为那些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毛主席亲自定性的错误路线头子鸣冤叫屈!
归根结底,还是反马列毛的英雄史观在作怪!
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工农大众浴血奋战的结果。没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流血牺牲,哪来的那些所谓“英雄”、“功臣”们的“功劳”?
还是记住毛泽东的话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彭德怀是革命家、军事家,这是他的贡献。但彭是个粗人,政治不及格。相比其他所谓政客,彭是拥护毛主席的。彭能够接受被打倒和接受改造,是那些所谓政客和两面派能比的吗?
彭追求真理,也跟着毛主席,但也要跟的上呀。后来党的所谓平反,难道不是那些政客和别有用心,用彭的万言书来攻击和反对毛主席吗?这才是本质问题。不要因为彭犯过错误,讲了错误的话,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就完全否定他。

先前彭老总在我眼里还是有些魄力的,是从照片留下的印象,以及革命事业有他的份,除此一无所知。看完全文,我认为彭的劣迹不是政治、思想及不及格的问题,陈毅讲晚节不保一笔勾销。用在他身上不怨。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这个也是反革命那个也是,德东你不觉得革命者太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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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观的大暴露。
“革命者”就是那几个所谓的“功臣”?你把千百万革命人民置于何地何地!

顺便说一下,在彭德怀的问题上,毛主席生前是决不让步的。文革后期曾有不少“老‘革命’家”被“解放”,但对彭德怀“反党分子”的定性一直保持着。

【转帖】庐山: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
庐山: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
庐山是天下闻名的风景名胜,也是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在毛泽东时代,这座著名的奇山也曾是路线斗争激烈交锋的战场。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上,出现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彭黄张周集团的斗争。这是实实在在的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也正因为如此,这次原本十分平常的会议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但不少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那种剥削阶级的英雄史观统治了他们的头脑。似乎由于彭德怀等人曾经的“功劳”,他们成了不可触犯的“国宝”,对他们的斗争,是“忘恩负义”,是“迫害功臣”。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更是借此做尽了诅咒革命的文章:“你要干革命?先看看彭德怀的悲惨结局吧!”本来资产阶级舆论工具如此行动也在意料之中,但是,一些号称“拥毛、肯定文革”的人,被“彭德怀冤枉”之声所笼罩,于是也随波逐流,只是有时也会“辩解”几句诸如“毛主席是为了党的团结”、“毛主席是迫于刘邓集团的压力不得不牺牲彭总”之类的话,但这些苍白无力的“辩解”随即淹没在资产阶级舆论工具的聒噪中。面对一派乌烟瘴气,我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一)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召开。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文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正气直言大将军”彭德怀,从苏联、东欧访问归来,带着“大干一场”的狂想,踌躇满志地上了庐山,开始了他的行动。彭德怀的密友黄克诚,昔日王明宗派集团的“理论家”张闻天,当时担任湖南省党政领导职务的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锐、田家英、胡乔木等几个“笔杆子”,都站到了彭德怀一边。

彭德怀抓住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已经或者正在得到纠正的错误不放,向三面红旗、向群众运动猛烈开火。他宣称:人民公社“办早了”,全民炼纲是“‘左’的东西”,并且宣称“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在其抛出的著名的“万言书”中,他在作了一番“肯定三面红旗”的表面文章的同时,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指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声称大跃进“有失有得”(注意他是将“失”放在前面)。

“理论家”张闻天与彭德怀配合默契,他打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叫嚷“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攻击群众运动是“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此人在下庐山后依然为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大作“理论论证”,其在资本主义复辟后被资产阶级舆论工具大肆吹捧,不是偶然的——作者注)。
李锐、田家英、胡乔木等几个“笔杆子”“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不错,大跃进中是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但这是刘邓集团实行形“左”实右的操作导致的恶果,绝不能成为否定三面红旗、否定群众运动的理由!更何况毛主席一直是反对并力主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在这之前的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在“纠‘左’”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彭德怀及其同道者的发难真的是在“为民请命”吗?否。他们是在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企图建立所谓“集体领导”,只不过是抓住经济领域的问题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而已。

彭德怀本人宣称:“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声称“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黄克诚后来相当露骨地声称:“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资本主义复辟后,一些尚健在的当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同道者,更是参与到了聒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大合唱中——作者注)

彭黄张周集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苏修赫鲁晓夫集团打着“反对个人迷信”旗号大反斯大林,无疑鼓舞了各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事实上彭德怀在回国前夕的告别宴会上就宣称“我回去以后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赫鲁晓夫后来也声称彭德怀是“苏联人民的朋友”。

毛主席后来指出,彭黄张周集团主张的所谓“集体领导”是向赫鲁晓夫“取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

对彭黄张周集团的突然袭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等革命者进行了坚决反击。一些人出于不同的考虑也表示反对。彭黄张周集团对柯庆施等“‘左派’司令部的挂帅人物”恨之入骨。周小舟含沙射影地声称:“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李锐干脆咒骂柯庆施是“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

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彭黄张周集团的进攻进行了断然反击。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 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终战胜了彭黄张周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一度笼罩庐山的阴云终于散去,一次阴谋被粉碎了。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刘少奇及其徒党在庐山上的表现。刘邓集团对彭黄张周集团的行动,是乐见其成的。但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反击后,他们见势不妙,加上也有考虑到彭德怀“不好驾驭”的因素,于是“积极”反彭。实际上,刘邓集团与彭德怀集团之争,充其量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不同“山头”之间的撕咬罢了。但如今一些“左派”却由于英雄史观作怪,将彭德怀美化为“毛主席的支持者,刘邓集团的受害者”,岂不可笑!
可能有人又要叫起来了:“不管怎么说,彭总他们还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不然毛主席为什么会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呢?”
不错,彭德怀是在民主革命和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那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更是与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流血牺牲分不开!没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流血牺牲,哪来的“英雄”、“功臣”们的所谓“功劳”!

不错,毛主席是写下过“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但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彭德怀等人对民主革命还是愿意参加的(不过他们在方法也不时弄错)。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有人非要拿彭德怀在民主革命中的“功劳”说事,那么他们也必须正视,彭德怀历史上也曾多次追随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损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统战主义主张的忠实拥趸。
在建政之后,彭德怀也曾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起到比较突出的干扰破坏作用。他鼓吹所谓“正规化、现代化”,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妄图取消军队的政治工作,在军队中大肆推行“一长制”。他还攻击民兵制度“过时”,妄图取消普遍民兵制度。彭德怀的所作所为,与保持无产阶级军队革命性的要求、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功劳”,多半是民主革命的“功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扮演的是开历史倒车的角色。他们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变节者。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二)
1950年代初期,彭德怀、黄克诚等人曾卷入高饶集团的活动,彭德怀在其中“陷得相当深”,甚至可以说“彭和高,实际的首领是彭”。不过,高岗如今也是一个被不少“左派”同情的人物,据说他是“与刘少奇进行了斗争”、“被刘邓集团迫害致死”的。在那些持英雄史观的“左派”眼中,彭德怀等人参与高饶集团的活动也成了他们“拥护毛主席”的证据。因此也有必要谈一下高饶集团的问题。

当年的高岗、饶漱石等人确实曾与刘少奇一伙有过比较激烈的冲突,但能够因此就说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吗?否。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是“山头”之争。高岗等人曾批评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就在高岗的主要政治盟友饶漱石主持工作的华东一些地区,那里的富农经济在土改后反而一度有所发展。此外饶漱石在保卫工作中推行的“以特反特”也实有包庇反革命分子之嫌。高岗本人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看上去似乎积极一些,但他却是“红区党”和“军党论”的鼓吹者。这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忧虑。

“红区”走出的“功臣”们,到底是些什么货色?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惨痛历史已经使无产阶级感受得足够多了。
即使当年高岗不死,这位笃信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英雄史观者会真心支持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主张、真正赞同广大无产阶级“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起来当家作主么?他会比后来的那个也曾一度“紧跟”的“副统帅”走得更远吗?
高岗、饶漱石失败后,与高、饶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收编了高饶集团的残余势力,秘密成立了“军事俱乐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集团的行动,正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延续和发展。

(三)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又一场交锋开始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凌厉攻势下,当时刘邓集团已经土崩瓦解。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前进,这就引起了到站下车者的不安和恐惧。
至迟到中共九大前,林彪集团已经形成。

文革开始后,“林彪一类”也参与了对刘邓集团的进攻,甚至曾表现得相当“积极”。但他们不是为了在运动中改造自己、改造国家机器,不是贯彻马列毛原理,更不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 阶级 专政”、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是为了“打倒皇帝自己做皇帝”。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斗争,他们用头脑中狭隘的“私有”观念解释为“权力斗争”、 “帮派斗争”、“利益之争”、“山头之争”、“官位之争”,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理解,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埋葬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 政治 大革命”!
在“林彪一类”看来,打倒了刘邓,“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运动不断”的局面就该结束了,就该“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啦。
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同意吗?不会!

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刘邓集团虽然被打垮了,但只是在面上扫荡了“走资派”,但这仅仅是开了个头 ,接下来还要继续“斗批改”,“斗私批修”,挖掉资产阶级的“老根”,彻底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达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就是要在党的一元化(党的正确路线、从群众中来、集中)领导下,强化群众专政(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民主),通过群众专政清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清理那些蔑视劳动、轻视群众、满脑子英雄史观的“自居功高者”、“ 敢 论 功 高 者 ”。就是要各级干部都 必须 参加 集体生产劳动 ,坚持 无产 阶 级 政 治 挂帅,反对 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无产阶级 必须 在 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 对 资产阶级 实行 全 面 的 专政,就是要使人民解放军永远成为一支 战斗队 、同时又是 工作队 、 生产队,就是要限制、破除工资、货币、等级差别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打破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建立执行精简原则、主要由工农兵组成、具有蓬勃朝气、革命批判战斗的老、中、青三结合的 新型 无产阶级 国家 机关 。要使“没有 资本家 的 资产阶级国家 ” 更加“无产 阶 级 化 ”,“ 踏 破官 僚 机 器, 挥 斥 资 产 阶 级”!

林彪集团的作派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中共九大前,林彪指使陈伯达炮制了一份强调所谓“发展经济”的政治报告。这份由林彪、陈伯达炮制的唯生产力论版报告理所当然地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采纳的是由张春桥等人起草的强调继续革命的报告。中共九大上,林彪很不情愿地宣读了这份与其意愿相悖的报告。

但林彪集团并未善罢干休,依然在待机而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顽固坚持所谓“设立国家主席”的立场,大肆鼓吹“天才论”,当张春桥表示反对后,早有预谋的林彪集团对张春桥等人展开了猛烈的围攻。
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旗手,林彪集团一直是恨之入骨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企图“揪张春桥”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林彪、叶群的操纵下,“ 吴法宪 造谣, 汪东兴 点火, 陈伯达 起哄, 陈毅跳出来”。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这三名军区司令写信,气势汹汹地要求“把坏人揪出来”,由李雪峰等人炮制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出笼,要求恢复“国家主席”、对张春桥等人进行了不点名的猛烈攻击,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出现了“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曾是“二月逆流”干将的陈毅在庐山上的表现。陈毅与林彪一向关系不佳,但这次却积极参与了林彪一伙对张春桥等人的围攻,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愿意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当然,林彪垮台后此人在“揭批林彪”方面也有很“积极”的表演。

1970年8月26日,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随后,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地区大肆活动,一直呆到9月9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苏修报刊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林彪集团有两层伪装,其一是“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说江青、张春桥等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二是“拥护称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说江青、张春桥等是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所作所为是出于“拥护毛主席”,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的主张,是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步骤,林彪一伙实际上对此早已知晓,但却照样我行我素。叶群一语道破天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至于大肆鼓吹“天才论”,也不过是“名曰树毛,实则树己”的花招罢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果断指示停止小组评论。随即展开调查。
站到林彪一边的“身边人”汪东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汪东兴见势不妙,假惺惺地表示“承认错误”,声称是“受了陈伯达的骗”,把责任都推给了陈伯达(但他实际上并未真心悔改,毛主席逝世后,汪东兴在1976·10·6的反革命政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注)
为了击退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逆流,毛主席于1970年8月31日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揪出了林彪集团倚仗的“理论权威”、惯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

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陈伯达为了宣扬“天才论”而搞的“论天才”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林彪集团进行“会场上的政变”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小组讨论中止后就纷纷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上山较迟的黄永胜也销毁了事先准备的发言稿。毛主席得知后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在庐山上的斗争中失败后,林彪集团并未悬崖勒马。各地的林彪集团党羽使用“以B—52名义打击B—52力量”的狡诈伎俩(注:林彪垮台后各地揪出的林彪死党都是巧立名目镇压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积极分子),打着“抓5·16”的旗号,大肆镇压革命造反派。与此同时,林彪集团加紧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他们的政变阴谋最终破产,林彪仓惶出逃,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千古骂名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绝非后来的资产阶级文人污蔑的那样是所谓“争权夺利”,而是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走资派被打垮后,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新生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的一场恶仗。林彪集团的折戟沉沙,是继刘邓集团土崩瓦解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战果。

还原历史,让那些所谓的“革命英雄”的丑恶面目无路可逃。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假马克思主义野心家的自我漂白,永远也写不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光荣的战斗历史。

1959年迄今,正好50年。
谨以此文,作为对当年毛主席领导的反修防修斗争的记念吧。
20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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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提千百万革命人民置于何地何地!但是那些人很多都当官了,要么牺牲了,怎么牺牲的有的都不清楚!你提人民这个词有些太空。总得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头上吧?人民做了什么是不是自已要讲清楚,才好定论?具体的历史要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你讲不出来,那就别怪别人得了功,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牵头的人,也就是组织者,当时人民自已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做一个老彭一生都是反动的文章德东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原来是一群反革命在革命啊!这样的文章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 本帖最后由 盗火 于 2009-12-17 12:17 编辑 ]

最好能有原始的会议纪录作为证据,否则,也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毛主席的伟大、正确是毋庸置疑的。没有毛主席带头领导,建立、建设新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主义以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宣告共产党(确切的说是毛主席)选择了她。然而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党内是明显有分歧的,这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存在。摄于毛主席的威信和能力,党内走资派、反动派要么是形左实右,要么耍两面派,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逝世后革命政权被颠覆的主要原因。毛主席作为一个博古通今、深谙历史的政治家,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是有深思熟虑的。即便是周总理,我们不怀疑他的革命性、党性,难道周总理没有对刘、邓等庇护、保护过,那他是不是也要被打打倒、划到右派去??
毛主席对走资派的假妥协、两面派手法不可能不察觉,但并非可以简单的不是左就是右的一刀切。作为最高领袖,党内斗争还得用党性、原则来处理、教育,靠消灭肉体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而走资派对于毛主席的一些战友却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借用毛主席的只字片语,形左实右的打击,也可以挑拨离间,这难道不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吗?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人、精力有限,还要顾及党的分裂以及国际等等诸多问题,政治上采取一些妥协和引蛇出洞的法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像彭德怀这样的革命家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考验,作为后来者,毕竟不是当事人,要站在敌人的一面多考虑、多分析,而不是感情用事,被蒙蔽。
我以为:党也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完全忘却自己利益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很少的。能够自觉站在人民的立场做人、做事也是那个时代的要求,而朴实的人民群众也是这样奉献的,而反动派就是想着所谓的捷径夺权、截取劳动人民的果实。

彭德怀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变节者。他充其量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绝非无产阶级革命家!

另外,“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正在是1959年庐山会议第一次提出来的!

至于彭德怀(当然也不仅仅j是彭德怀)目前的“声望”,大半是资本主义复辟后出于反毛的需要人为“制造”的结果(这倒与出于反斯大林需要制造的“图哈切夫斯基神话”倒有些相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是王明投降主义主张的拥趸。

当然,深陷英雄史观泥潭的“功臣”崇拜症患者是对此会选择性失明的。

顺便说一下,我并不讳言,对于相当多数的“老‘革命’家”,我一向是没什么好感,因为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复辟难辞其咎!

而且从今天来看,即使是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发挥的作用,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在历史上的真实作用,恐怕与他们头顶的“光环”是不相称的。

在未来的炎黄国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不仅是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1921—1949年的民主革命历史,也是应该重写的!

另外郑重申明一次:“打江山”不等于革命!

当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修养之流即使夺取了政权,恐怕也会随之“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重温蒋家王朝的旧梦。

如果是彭德怀、林彪和其他一些“红区”走出的“将帅”顶住刘修养并取而代之,也只会搞一些“节制资本、平分土地”之类的政策,然后搞苏修赫鲁晓夫式的“‘革命英雄’治国”、官僚集团高高在上的“社会主义”。

绝不会有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四大”权利、革委会政权组织,人民群众也不会有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力。

[ 本帖最后由 失国—1976 于 2010-1-2 09: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