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文革的伟大实践和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将来重建更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这是目前摆在马列毛主义者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
我们推荐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希望能做为引玉之砖，引发同志们的进一步思考。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09-8-31 19: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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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问题
张角
引言
我们需从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切入。中共九大以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毛主席在国体与政体的变革上有重大的战略部署。“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我们姑且撇开林彪反党集团对此部署的发难细节，撇开林彪反党集团执意要设国家主席的政治阴谋，我们单从无产阶级专政史，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的角度来探讨毛主席的重大的战略部署。这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体将有很大帮助。
一．国体，政体，学说史
国体就是国家的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当今世界绝大数国家的国体是资产阶级专政，整个世界也是资产阶级一统天下。与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是主动阶级。从1871年巴黎公社起，无数革命志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未来新人类浇灌着幸福之花。在20世纪，无产阶级专政在地球的很多地区实践过。今天，马列毛主义者要想在全世界复兴共产主义运动，也必然要在世界各地砸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必由之路。谁不这么做，谁就必遭失败；谁对此口是心非，谁就是革命的叛徒。
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分析与研究，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创造性地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学说也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起经历的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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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细节与经验得失，我们不打算在本文展开，期待以后有时间写出这方面的专著。我们由上述脉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人类实践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国体，已经有了161年的经验与教训。而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若从1573年尼德兰革命算起，大约经历了436年。新生事物要取代旧事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按照《国家与革命》中证明的相关原理，未来共产主义是没有国家的，也就不存在国体问题。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的最后一个国体，按照辩证法的相关规定，这一国体是非常特殊的，它将不断抛弃自己的旧形式而走向消亡。但是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消亡不是自动的，自发的，而是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国体是纲。一个国家确定了谁是领导阶级，谁是主动的阶级，势必要求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便是政体。领导阶级如何实现统治，如何巩固阶级利益，如何使一切天经地义，这便是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都是代议制的，即通过选举产生议员，组成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世袭或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行使权利，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内阁以及内阁首脑，而内阁及内阁首脑对国家元首或议会负责行使行政权。在不同的国家，国家元首与内阁首脑的权力划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有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他们之间的区别与沿革，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二．代议制和代表制
与资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代议制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那一年英国的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国王收税要通过议会，王权遭到抑制。简而言之，代议制就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议会与议员，议会责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这种政体的特点就是议政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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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是扯皮的清谈馆，《国家与革命》对此的经典描述是：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
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代表制始于巴黎公社，臻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委员会。1967年上海工人阶级向党内资产阶级夺权，率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其后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革命委员会，就说明了这种历史渊源。这种代表制的特征是什么？代表仍然通过选举产生，但是代表“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
以上的区别，列宁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接下来再说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采取新国体，即唯一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国体的国家。在当时还有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要独立，要解放，要翻身。在这些黑暗的土地上，反动的统治阶级无比残暴，而资本主义又无比的脆弱。这一类国家是否能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类国家是否需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供了若干思路：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完美完成这一理论任务的是毛主席。1939年毛主席和其他同志在延安与其他同志合写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的第二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论点，其后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加以阐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当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需要一个前奏即“新民主主义”；但是“新民主主义”并不意味着先搞一段资本主义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个特殊的国体，然而适应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一个特殊性。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国体有一种特殊类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专政。
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专政”相适应的政体是什么？毛主席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政体的特征：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政府。这样既表现民意又能指挥革命斗争，故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我们发现新民主主义的政体具有代表制特征，但是又是议政分离的。所以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兼具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特征。
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探索还有一个突出贡献：民主集中制既是政体，又是革命先锋队内部的组织原则，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欲治国，必先治党。这开启了其后“革命委员会与党的一元化领导结合”的政体设计思路，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有详述。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只是个过渡，是个矛盾体，这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谈话，1967.3）
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所以其政体具有代议制与代表制两重性就毫不奇怪了。但是，如果共产党选择长期滞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路线，那么其实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我们将得到几个推论：共产党必须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必须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下典型的代议制，否则就是不伦不类的代议制。今天中修当局的演变正好符合这个推论。
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确立的国体与政体就应该被扬弃，因为代议制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代议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基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确立的代议制政体有其历史合理性（参见前文所述的“两个特殊性”），但若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及时变更，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温床。一句话，向前走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所特有的代表制，向后退便是清谈馆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变更
有两种变更，一种是变得更好，另一种是变得更坏。
先说说变得更坏的情形。这种情形在苏联发生过，从苏维埃的代表制演变为挂苏维埃牌子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代议制”，最后又变为不挂苏维埃牌子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议制”。其政体沿革可概括为：杜马—>真苏维埃—>假苏维埃—>杜马。
按照历史经验判断，现在的朝鲜与古巴也会步苏联政体沿革之后尘。
为什么会变得更坏？为什么“代表制”会滑向“代议制”？
我们先来看看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对苏维埃代表制的解释，应该说这是严格按照《国家与革命》的原理来加以阐发的：
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与“国体-政体”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问题在于，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对国体有反作用。国体是纲，政体是目，纲举才能目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详见陈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两朵乌云”》，载于星火导刊第20期第53页），也就是说国体问题上的悬疑导致了政体也有悬念。
既然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那么试问“党变修了怎么办？”？斯大林的手段是“清洗”，但是“清洗”并不是制度建设，因而无法上升为政体探索。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怎样拱卫“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怎样成为劳动者的群众组织？苏维埃代表制怎样不变成清谈馆式的代议制？党和苏维埃的关系是什么？
不解决这些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体就无可挽救地向坏的方面滑去。下面让我们稍微展开一下苏维埃历史沿革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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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苏联宪法修改了选举方式：由以前的按生产单位选举，变为按地区选举。最高苏维埃制代替了原来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由代表制向代议制演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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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后，力主加强并扩大苏维埃内部的常设委员会，为此苏共中央在1957年1月通过一个所谓《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决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1962-1966年第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成员比1938-1945年的第一届增加了3倍。苏共党内资产阶级本意是想让常设委员会督促各部，主管部门的工作，结果议政分离进一步加剧，官僚机构持续臃肿。这种不伦不类的代议制后来终于在苏联分崩离析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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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苏维埃本来只是为解决民族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结果却成为与联盟苏维埃平行的权力机关，其后“尾大不掉”搞成了两院制，表现上看可以相互制衡，实际上后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平衡权力争斗的“泄洪阀”。正如中修当局所搞的“两会制”（人代会与政协），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滑稽的两院制。
以上我们所展开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政体越变越坏的情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变更呢？其一要考虑国体的变更，当着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变更是迟早的事情。其二要考虑到变更过程中一些细节，例如“按生产单位选举，变为按地区选举”，事实上就是让人民群众放弃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切入点，从而使选举与行政脱钩，于是代议制便大行其道。关于这一点，我们略作展开，其后还有详述。
选举也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选举。毛主席说：“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同他们讲过话呢！”（《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
毛主席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所以一旦脱离生产单位进行选举，立法权与行政权势必是分离的。立法机关一旦剥离去行政机关，势必要求独立的司法机构予以监督，这一连串代议制的弊病，就像酵母一样不可回避。
我们再来说说变得更好的情形。在这里我们只说明由坏变好的思路，至于好在哪里，为什么好，我们将在后文篇幅中详述。
前文我们已经论及无产阶级专政下代议制的不足之处，但是要纠正这种不足，需要革命的疾风暴雨。首先要打破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政体不可变更的迷信。修正主义分子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了一党独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形下借助代议制的某些形式使整体获得改善几无可能。而只有革命才能冲破那一潭死水。
政体究竟应该怎么变？我们已经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继续革命的方法才能使人类走向“不需要国家”的新境界，即只有通过继续革命的办法才能使未来新人类不再需要国体。在这一总纲下，我们才能探讨政体之变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她在某些地方已经不能适应继续革命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找到一种制度“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一制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得到了初步的描摹：应该存在一种组织，这个组织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这个组织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这个组织的成员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文革爆发以后，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找到这样一种组织，这便是革命委员会。毛主席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对这次政体变更予以了确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政体诞生了，下面我们来掸去中外反动派扣在她身上的种种污蔑之词，还原一下人类文明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四．对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分析
先分析一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哪些问题。
1. 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实现了精兵简政
举个例子：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时，工作人员是全国最多的，共有1200人。即便是这样，也比旧省委，旧省人委的人员编制总和缩减了70%。可想而知，原来的官僚机构多么的庞大。
2. 改变了选举制度
变行政区域的形式主义的普选为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普选。
《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指出：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3. 实现了列宁的设想“议政合一”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4. 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
纵向看：
中央政府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管外交与国防，这些方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里“集中”的一面。
横向看：
地方政府与地方权力机关合并为革命委员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与中央适度分权，这些方面体现了民主集中制里“民主”的一面。
然后再梳理一下“革命委员会”的创新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兼具代议制和代表制两种特征。而革命委员会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合理扬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功能被继承下来了，而人大委员会与党委会的功能却合并了，合并后功能由“革命委员会”来继承，地方政府的职能被弱化了，它被并入“革命委员会”行使职能。三套班子整合成一个领导集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这一变化首次在制度上保证了“议政合一”。
2．民主集中制贯穿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民主集中制本来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次把这一原则上升为政体。革命委员会由于实现了三结合（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军队），则使这一组织原则在革命政党，群众组织，革命军队里得到融会贯通。这一融合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强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治党，治国，治军三位一体。政党与军队同时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立法行政与司法完全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明确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3．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帮助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踢开了因循守旧的旧党委，广大的党员与干部也在革命运动中得到了检验与考核。“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党看成在革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发展着的组织，不要看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组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见《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这种自下而上的开门整党的办法，已被实践证明为唯一有效的办法，舍此不足以完成吐故纳新。
4．弱化了国家元首的职能。由于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与中央政府适度分权（外交与国防除外），由于全国人大在立法，释法，外交方面通过其常设机构行使职权，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故国家元首已无设置之必要。国家元首这一人类几千年私有制的产物，可以率先退出历史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元首先于国家消亡。这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所探讨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最后说一下革命委员会对于未来政体设计的启示。
1．“三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与工代会）的基础作用有待加强。理论上讲，革命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包括了“三代会”在内的广大群众组织推选产生的权力机构。那么“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制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指的代议制那些所谓的条文制衡，而是以实际的革命行动来制衡，就像革命委员会兴起时那股闯劲与干劲。“三代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不能仅仅成为一哄而起的临时选举机关，一旦选举完毕则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则不再谈起。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一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代表会与委员会的矛盾。
2．革命的秩序与制度靠人来实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一定任期的，这与群众所要求的“随时罢免”仍有一定距离。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代议制下的议员没有太大区别。然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是不以人为的主观制度所转移。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难免落后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制度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诞生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代表制的第二个有待解决的矛盾便是：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
3．有些中国的泛左翼主张多党制，而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都只是形式。无论是多党还是一党，如果沉溺在代议制的大染缸里，一样会背弃人民的信任，成为议会清谈家。这从尼共（毛）将近1年来的执政表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制度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客观现实，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国体的办法只能是继续革命，一切政体设计必须围绕着革命斗争，而不是臆想出脱离革命的僵硬制度。国家是在阶级斗争过程中消亡的，而不是在和谐中走向消亡的。
4．我们从革命委员会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整党”这一案例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之处在于她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现新陈代谢，这也是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我们还看出：随着革命委员会帮助“整党”的不断推进，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断内化于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革命委员会逐渐融为一体，由于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革命委员会同时可以改善政府职能，帮助整顿军队。这一趋势就是政党消亡的趋势，国家消亡的趋势，军队（暴力机器）消亡的趋势。
关于这个趋势，我们再做一定的分析：
“三结合”（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结合）形式的初衷是：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融合在一起。“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实行“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
我们从“三结合”可以看出三个要素的融合：
革命军人 — 军队（暴力机器）消亡主要依靠革命军人与革命群众相结合。如果军人始终留在兵营里，那个军人身份势必变成一种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职业。
革命群众 — 国家消亡主要依靠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群众要对暴力机器有感性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革命群众要对政党的运作，行政机关的运行有基本的感性的认识，才能谈得上使它消亡。群众在文革中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然后才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干部 — 通过三结合才能不脱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通过三结合帮助自己整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三结合”在政体设计上与“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的天然契合。其实在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式，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第一个版本：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以上这两段话，还有另一个版本，也很重要）
第二个版本：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
“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以下段落两个版本的文字都一样）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可以这样说，“五七指示”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找到了“三结合”这种形式，“三结合”在政体上的体现便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终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
因此综合3、4所述，我们从革命委员会这一政体设计上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特点：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政党，军队，国家趋于消亡。
五．未来国体与政体之猜测
我们站在了新一波共产主义运动的潮头浪尖。复兴之路上，我们对于国体与政体应有一大致的设想，以期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能坐稳红色江山。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未来中国的国体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未来中国的政体即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代表会）的结合，以此体现民主集中制。苏维埃代表民主的一面，革命委员会代表集中的一面。革命委员会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
可以设想在反修反复辟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每一片土地上都会冒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的形成是基于生产单位的，就像当年土地革命中乡村是基本的生产的单位。今天反修反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从工厂结构或办公室结构开始的，并由此形成一定行政区域的武装割据。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红色区域内，各行各业小苏维埃合并成大苏维埃，其执行机关也由小合并为大，最后形成这些红色区域的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可及时撤换革命委员会，可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不信任，但一旦形成正式的革命决议就应当坚决执行，绝不可有半点的虚无主义，任何怠工与松懈都是对革命犯罪。
通过持久的武装斗争，使整个中国成为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的天下。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全国性政权可以叫苏维埃（中华），Soviet of China。苏维埃（中华）应该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个野蛮与落后的名词”，“中国原疆域只是实际控制线，中国可以理解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只是这个区域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民族色彩”。
苏维埃（中华）应立即宣布成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筹备委员会，宣布苏维埃（中华）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解放区。
苏维埃（中华）应该很容易处理与台湾的关系，苏维埃（中华）支持台湾人民成立苏维埃（台湾），苏维埃（台湾）可以并入苏维埃（中华），也可以独立的身份加入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只要台湾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苏维埃（中华）就有理由在合适的时机解放台湾，帮助台湾人民建立苏维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上个世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匪败退台湾，其后国民党残匪继续迫害台湾人民，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兴起，他们联合本土的小资产阶级造就了台湾独立运动，必须看到这种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若放在19世纪则有进步性，然而今天台独运动只不过帝国主义者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而已，台湾本土资产阶级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残酷压榨台湾人民，他们在大陆投资设厂，把魔爪伸向了大陆，他们与中修当局沆瀣一气，都属于中国人民首要打到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台湾独立来打压苏维埃（中华）是办不到的，因为苏维埃（中华）不承认民族国家。
苏维埃（中华）要推动日本，南朝鲜，蒙古，越南人民的革命运动，直到形成巩固的苏维埃（东亚）。
苏维埃（中华）要推动苏维埃（南亚）的实现，要向原苏维埃联盟共和国地区送去马列毛主义，帮助当地的革命政党破除修正主义迷雾，帮助他们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苏维埃（中华）积极援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人民的解放事业，使阿拉伯人民认识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苏维埃（中华）积极帮助红色高棉的重建，苏维埃（中华）与苏维埃（菲律宾）携起手来，致力于苏维埃（亚洲）Soviet of Asia的早日实现。
随着苏维埃（非洲），苏维埃（拉美）相继成立，世界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实现了总包围。
我们不期望“不战而胜”，我们希望“来之能战，战而能胜”。
愚公尽扫饕蚊日，家祭无忘告马翁。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只是人类告别史前史的一个开篇，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等着我们，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还会有各种反复，我们只是初步探索出继续革命的体制，然而这个体制本身的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还是那句老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2-7-21 11:06 编辑 ]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之若干问题的思考
赤 眉
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所谓政体，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政体是为该国家的统治阶级的专政服务的，这就是政体的根本作用和目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当然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实践来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并不是始终都能很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相反有的政体形式却有利于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篡权，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更加有利于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复辟作斗争，能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政体。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在过去实践中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新老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通过继续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才能实现。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就应该为革命的群众运动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最根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促进革命的群众运动，而不是镇压、限制群众运动；是群众监督、管理、改造国家政权，而不是国家政权监督管理群众。具体来说，最关键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有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的机制，即要保证群众有能力、有办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来改变国家政权机关的错误路线和政策、改造国家政权机关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部分和打倒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历史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中国文革前17年的政体，从有利于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说都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第一就是等级森严、机构臃肿、严重脱离群众；第二就是基本没有吐故纳新的机制，权力垄断在党的干部手中，普通群众基本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全面监督、参与、改造国家机关。这种政体的缺陷也正是新生资产阶级产生和篡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体制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缺陷，十年中创造了伟大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教训主要在于：如何在制度上保证政权机关通过革命群众运动吐故纳新、保证群众自下而上造反斗争的权利，如何把革命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从体制上加以巩固落实，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因此，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沿着文革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样的政体应该是精简高效、密切联系群众的；应该是充分保证群众对国家机关的全面监督、参与和改造的；应该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常实现吐故纳新的。一句话，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
二、
选举和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红旗》1968年第4期社论总结文革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生活中，也应当吸取这个经验。”
这些论述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选举，而是深刻揭露了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的虚伪。选举不是超阶级的，绝对公平公正的，而是有着为什么阶级服务的问题的。资产阶级的选举就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种选举的本质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也就是说广大群众完全是消极的看客，始终只能旁观几个资产阶级政客集团作秀表演，然后在每隔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日中选择其中一个，而投票结束后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运动对这种选举造反有理，革命群众的直接行动毫无疑问地高于这种资产阶级选举，完全应该突破这种选举的限制，不承认其选举结果。
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选举如果不发动群众，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而只是每隔一段时间由干部、党组织提出几个候选人让群众选，那么也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选举。这种选举要么沦为纯粹虚假的形式，挫伤群众政治热情，要么选出的就是走资派。这样的选举必然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反而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是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选举。也就是说只有劳动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进行了充分的大辩论，各候选人在群众运动中都经过了考验并为群众所熟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要有选举。因为第一，选举是对群众革命运动成果的确认和巩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群众领袖，应该通过群众的选举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使其有充分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第二，选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重要机制。通过选举，可以定期审查和改组国家机关，使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实现制度化。在文革中，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就没有很好地解决继续吐故纳新的问题，使得许多革委会又被走资派所把持，许多革命造反派又被排挤出政权机关。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选举和群众运动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国家机关吐故纳新的机制。每一次选举，应该同时也是一次群众运动。在选举过程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揭露批判国家机关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要对国家机关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大辩论，要发动群众提出改造国家机关的方案，并要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候选人，最终通过选举实现国家机关的吐故纳新。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积极领导这样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发挥其先锋队作用。
三、
党和群众组织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先锋党又可能蜕变为修正主义党，从而颠覆无产阶级革命、葬送无产阶级政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在先锋党蜕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还能够自下而上地纠正先锋党的错误路线，整顿、重建先锋党？这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泛左翼”中一些人提出了“多党制”作为解决方案。我认为“多党制”、“一党制”都只是形式，并不解决根本问题。防止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开了继续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无论“一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将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多党制”也完全可能成为走资派愚弄群众、进行分赃的工具。
而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和逻辑来说，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党，只可能有一个。因为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路线，只可能有一条。而如果都接受同一条正确路线的话，那么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没有理由保持分裂状态，而是应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统一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山头，在革命高潮和与敌人面临决战的情况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应该、也一定会统一起来。而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左翼政党，无产阶级先锋党和他们之间是正确和错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批判和斗争的关系，或者是统一战线中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些“泛左翼”党完全没有资格和无产阶级先锋党“平等竞争”。
那么，这样一个单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也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再分成几个不同的党来搞“多党制”。因此“一党制”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而“多党制”只能是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党制”，而在于无产阶级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党，要能够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革命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开展继续革命，监督无产阶级先锋党，造修正主义反的伟大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这一宝贵经验，为革命群众组织创造最广阔的舞台。也就是说要充分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的自由，保证革命群众组织开展活动的权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却不能自由结社，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吸取过去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的严重教训，决不能把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打成反革命团体、反党集团。只要不进行武装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活动，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即使有错误，也应该用说服的方式，用做群众工作的方式，使群众自己来纠正错误，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进行打压。
无产阶级先锋党应该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的活动，同时必须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要允许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这种反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反对是错误的，党是正确的。革命群众组织受到了错误思潮的影响，甚至受到了阶级敌人的操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党也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压服。因为压服是脱离群众的，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党应该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让群众在大辩论中自己发觉和纠正错误，自己来揭露个别坏人，最终达成团结和教育群众、分清是非的结果。
第二种可能性：反对是正确的，党是错误的。那么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大辩论中争取大多数群众，并和党内革命派团结起来一起通过斗争来纠正党的错误。而如果党的错误发展成为路线错误，党发生重大蜕变的情况下，起来反对错误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就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雏形，革命群众组织要坚决发动群众造修正主义的反，并和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一起打倒修正主义当权派，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
党充分尊重并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及开展活动的权利，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积极监督党，对党的错误路线则坚决造反，随时准备与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实现的关系。
四、
代表会和委员会
“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井冈山的斗争》）
毛主席的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代表会和委员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委员会就没有了联系群众的组织纽带，群众就不能对委员会随时监督。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史中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文革中，不但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也建立了革命群众大联合的，直接由基层劳动群众产生的三代会（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但是三代会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也没有明确三代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然而文革中的实践证明，革命委员会往往被走资派再次篡夺，而三代会、特别是工代会却成为革命造反派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文革的经验、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建立直接从基层劳动群众中产生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以此作为选举并监督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代表会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群众对革命委员会实行吐故纳新的工具。
代表会也应该是议行合一的。革命委员会不应该像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那样自上而下地对群众发号施令，而是应该始终走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来施政。代表会就是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每一个代表都应该成为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的联络员，成为群众的组织员，发动群众贯彻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同时又代表群众来监督革命委员会、决定革命委员会的人选和大政方针。
问题不在于“一党制”，而在于无产阶级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党，要能够继续革命。
————————————————————————————————————
赞同。
以下是冬子同志《关于所谓“无产阶级多党制”问题的立场》中的观点，也代表了我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
“在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之后的 无产阶级专政 条件 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 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阶段，正确的路线只能是、也必 须是————在共产党的一元化（实际也就是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也就是“从群众中来”或曰“集中”）领导下，强化群众专政（也就是群众路线、也就是“ 到群众中去”或曰“民主”），通过群众专政清理大大小小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 （走资派）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 成员 ，清理那些蔑视劳动、轻视群众、满脑子英雄史观的“自居功高者”、“ 敢 论 功 高 者 ”。就是要各级干部都 必须 参加 集体生产劳动 ，坚持 无产 阶 级 政 治 挂帅，反对 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无产阶级 必须 在 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 对 资产阶级 实行 全 面 的 专政，就是要使人民解放军永远成为一支 战斗队 、 工作队 、 生产队，同时大办民兵师，武装工农群众，就是要限制、破除工资、货币、等级差别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打破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建立执行精简原则、主要由工农兵组成、具有蓬勃朝气、革命批判战斗的老、中、青三结合的 新型 无产阶级 国家 机关 。要使这个“没有 资本家 的 资产阶级国家 ” 更加“无产 阶 级 化 ”，“ 踏 破官 僚 机 器， 挥 斥 资 产 阶 级”！ ”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3-11 15:52 编辑 ]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史上的重要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全文
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一月十七日通过）
详见：
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ad.php?tid=5558
马列毛主义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一部宪法，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作。
全面武装起来的工农联盟，便是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工具。
针对2楼文章中“五．未来国体与政体之猜测”中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提法，一个考虑是是否改为：“世界共产主义地区”？“中华”是世界共产主义地区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原来存在的国家是中国。当然，这是从长远来看。
[ 本帖最后由 春雷 于 2009-3-13 16:39 编辑 ]
3楼的文章中，下面这段话讲出了问题的关键：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先锋党又可能蜕变为修正主义党，从而颠覆无产阶级革命、葬送无产阶级政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在先锋党蜕变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还能够自下而上地纠正先锋党的错误路线，整顿、重建先锋党？这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文中的答案是：“一句话，必须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赞同！
继续革命很关键，你不可能绝对保证党不变修，变修了就来重建，客观上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希望无产阶级革命一朝胜利并能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是主观的。所以，关于无产阶级政体，在文中下面的两段话说的好：
“党充分尊重并保证劳动群众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及开展活动的权利，积极领导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监督；革命群众组织自觉接受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积极监督党，对党的错误路线则坚决造反，随时准备与党内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重建无产阶级先锋党——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应该实现的关系。”
“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必须继承文革的经验、吸取文革的教训。必须建立直接从基层劳动群众中产生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以此作为选举并监督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代表会是革命委员会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群众对革命委员会实行吐故纳新的工具。”
[ 本帖最后由 春雷 于 2009-3-12 23:33 编辑 ]
张角、赤眉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的观点和论述，我基完全赞同。德东、Валия以及春雷同志的评论也很不错。我只补充一点，那就是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
一百五十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温床。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人们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奴性意识、个人主义、怕得罪人的利已主义以及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等资产阶级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学等旧观念、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等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因此，要使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在国家消亡之前这一长期的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不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还要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斗争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发动和领导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行自我革命，逐步缩小、限制直到消灭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广泛动员、发动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的革命激情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头脑中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的伟大实践中。不仅要革资产阶级分子的命，革命修正主义的命，更重要的是革命自己头脑中私有观念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彻底铲除孳生新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否则，即使有保证继续革命的环境条件和政治舞台，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褪色也依然是一句空话。
[
认识准确，关键是怎么很好地解决？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时期。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前发展，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是向后倒退，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着。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取决于贯彻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取决于是否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全面专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然，制度建设是必要的，但决不能认为有了一套“制度、体系”就万事大吉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在马列毛革命理论指引下、在执行正确路线的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由千百万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资产阶级、同党内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经过你死我活的尖锐剧烈地阶级斗争斗出来、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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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历史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靠所谓的“制度、体系”“设计”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是在马列毛革命理论指引下、在执行正确路线的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千百万的革命群众同资产阶级、同党内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经过你死我活的 尖锐剧烈地阶级斗争 斗出来、干出来的。
这个斗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就要不断扶植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同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给予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而1976.10.6之前共产党内的一切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总是深恶痛绝，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辩证法的规律说明，新生力量同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不会停止，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社会变革不会停止。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有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任务。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前发展，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是向后倒退，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着。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取决于贯彻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取决于是否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全面专政。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它，还是巩固、扩大、强化它，始终是1949.10.1——1976.10.6期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重要问题。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为首、毛江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经济领域里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并且创造条件，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冬子：必须对文革彻底肯定》
说的不对
[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一百五十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温床。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人们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奴性意识、个人主义、怕得罪人的利已主义以及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等资产阶级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学等旧观念、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等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因此，要使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在国家消亡之前这一长期的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不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还要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斗争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发动和领导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行自我革命，逐步缩小、限制直到消灭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广泛动员、发动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的革命激情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头脑中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的伟大实践中。不仅要革资产阶级分子的命，革命修正主义的命，更重要的是革命自己头脑中私有观念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彻底铲除孳生新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否则，即使有保证继续革命的环境条件和政治舞台，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褪色也依然是一句空话。
很正确
完全支持！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在人们思想普遍含有私心到普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过渡过程中，我们的体制应有相应的对策，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当然，尽管这是需要干（斗争）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一百五十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温床。”
这句话，我觉得值得商榷。诚然批判剥削阶级的旧文化、旧思想，消除私有观念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的确是继续革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我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民群众的私有观念，也不能把继续革命理解为主要是改造人民群众的旧思想的一场思想教育运动。
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阶级斗争，是由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等资本主义残余所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新资产阶级篡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继续革命的最主要内容也不是思想教育和改造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与新生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限制、改造、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而对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只能在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进行和实现，而不能脱离和取代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上面”、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不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落后思想，固然也需要教育和改造，但绝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而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不是思想问题（当然就个人来说，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个阶级的产生决不能用思想来解释，这是完全违背唯物史观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是毛主席晚年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成果。
刘邓当年不就是把继续革命理解为对群众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运动，并以此为借口整群众吗？现在“泛左翼”中不也把共运的挫折理解为不能消除人的私心，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缺陷，从而要批判马列、自创体系吗？我们应与这些错误思潮划清界限。
以上，供同志们参考。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上面”、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不在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落后思想，固然也需要教育和改造，但绝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而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不是思想问题（当然就个人来说，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个阶级的产生决不能用思想来解释，这是完全违背唯物史观的），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是毛主席晚年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成果。
刘邓当年不就是把继续革命理解为对群众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运动，并以此为借口整群众吗？现在“泛左翼”中不也把共运的挫折理解为不能消除人的私心，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缺陷，从而要批判马列、自创体系吗？我们应与这些错误思潮划清界限。
对，支持
[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上面”、在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不在于人民群众。”
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形成是和所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你这么说意思就肯定是“这个上面的官僚就是走资派”，这个走资派是突然独自形成的啊，和别人没有一点瓜葛的，走资派的面目很明显，只要斗争的时候注意某个“上面”的人就行了。。。。。或者说把某个人和某几个人应该早早弄死就行了，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群众即使革命的温床，也是私有制观念的温床，人类几千的私有制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消除干净。
即使你消除了某些甚至更多的“上面”的人，私有制观念的毒瘤还是会发芽生长，1万年后还会有阶级斗争，所以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今天某个有“小小私有观念”的群众看着很普通，也许将来就是篡夺革命果实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还是在所有人身上，但对私有制的斗争不是抡棍子一样针对所有群众，而是要时刻警惕、认真判断。同时“上面”也是斗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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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就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的专政，因此必然有别于以往剥削阶级的少数人的专政。少数人就自身力量来说是处于弱势的，他们要专政多数人就需要专业化的暴力机器，雇佣军队、雇佣政府机关、雇佣各种黑白势力。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多数人的专政，专政对象是少数人，那么把多数人武装起来本身就是最好的暴力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人民武装力量、全民皆兵的方式。而这又是全民参与政治的保证，没有枪杆子来保证的政治是脆弱的政治。
我想提请同志们注意几点：
首先，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谁都需要改造（当然也包括劳动人民）。正是因为劳动人民需要由先进的理论来作他们革命要求的正确引导，才产生了毛泽东为代表的GCD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这个思想、这个理论不是毛泽东凭空设计的，是毛泽东从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总结产生又运用到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从而反复提炼总结出来的，它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而又高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的。
其次，劳动人民由于认识水平不高、受了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欺骗是一回事，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受其阶级本性驱使复辟资本主义、欺压劳动人民则是另一回事！这二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于劳动人民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欺骗，才说明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学习得远远不够，才说明劳动人民的革命改造还远远不够，更应该接受毛泽东路线的教育改造，更应该对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进行深刻揭露，使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有一个理性加感性的全面认识、深刻体会。归根结底，正是劳动人民才是社会主义的创造者！正是劳动人民的主流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正是从劳动人民的革命要求中、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的集中反映！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4-2 19: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