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幻想”专栏:“贾府中国”与“河蟹大观园"

《“贾府中国”及’河蟹大观园"的覆灭》


丢掉幻想专栏


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给你们一个说法!


——论新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孙翎

一.潜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今天我们想从两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起: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砍杀教授案;杨佳袭警案;

故事的来龙去脉不必赘述了,我们只摘出几个重要细节来讨论: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南方周末》“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

付成励是百中2003届三年级二班的活宝。联欢会上,他大声地唱《我的中国心》,五音不全令大家哄笑起来,可付成励依然自娱自乐。

付成励的兴趣在政治,爱好是和同学侃侃而谈,无论男生女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雄心壮志——他要当总理,因为他总是向别人表露自己的壮志。他在寝室里侃天侃地侃人生,说官场黑暗,但是当了总理一定会不辱使命捍卫正义。他拿着剪报,告诉同学朱镕基是他的偶像,甚至上课时也在桌肚里拿出收音机偷偷听温家宝答记者问,边听边得意地向周围女生眨眼,满足而快乐。

最近一段时间,付成励在读历史,本学期开学以后,他就喜欢上了读《中国通史》,并且选修了网球课。没有考研计划的付成励想朋友透露想考公务员,要多给自己留条路。暑假里,他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实习,每日在昌平与市区间辛劳奔波,他参加了奥运会相关报道,他的文章热情地为祖国的盛会鼓与呼。

——《三联生活周刊》“迷途付成励:成长是一种痛”

付成励,杨佳是什么样的形象,想必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来了。“好人”,“老实人”,“透明”,“阳光”,“乐于助人”,为什么他们被逼上了绝路?

在付成励案后,他的高中老师给他一封信,透露出了这个社会的潜规则:

在你的价值观里没有中庸之道,没有灰色地带。也正因为这样,你在遇到问题时,才会采用你认为的方法去做,但你忘记了,地球是圆的,它有360度,这么多的角度,你却只肯选择你的那个角度。

——《山西晚报》“中国政法大学:大四男生教室里砍死教授”续闻

既然是潜规则,就不会在河蟹的歌舞升平中展现;既然是潜规则,就不会在师尊的道貌岸然里表达。而且我们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它虽然“潜”,但还是“规则”;而上得了台面的那些“规则”是让付成励,杨佳们陶醉并研习,直至上当受骗的。

“中庸之道”,“灰色地带”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社会其实是没有摆得上台面的规则的。有的只是对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默许。一切都在围绕着资本与利润进行运转。这个社会没有是非黑白,没有对错,没有真假,有的只是“吃人”与“被吃”。

这两个事件的背后已经撕裂出这个社会极度肮脏的本来面目。这里只是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世界,这里只是一个“追逐逃杀,人人自危”的斗兽场。这里没有亲情,因为它太虚弱;这里没有爱情,因为它严格遵循价值规律;这里没有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资本像牲口一样呼来喝去。

这个社会让我们很难受,整个中国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贾府,“只有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弄权的大小“王熙凤”们,在践踏每个人的尊严。这个社会千疮百孔,这个国家纸醉金迷,然而表面上它又“井然有序”,“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所以这个社会一旦出现另类,就一定要把另类除之而后快。出了杨佳和付成励这样的“好人”,这个社会就一定要用潜规则折磨他们,蹂躏他们,先是利用,然后是榨干其所有美好的价值观,最后当他们濒临奔溃,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招数引诱他们走上绝路。贾府中国用杨佳和付成励们的鲜血祭奠“潜规则”,这是人类学上最阴冷最残酷的“黑暗崇拜”。

这个潜规则教训人们:从一开始就要算计别人,要估量价值,用温柔的办法来利用人,最后榨干他们的全部。

这个潜规则教训人们:不要有任何信仰,顶多有时候把它当作大麻或毒品来自我陶醉一番。不要有任何承诺,不要有任何确定的东西,人要像游蛇一样在贾府中国的污泥浊水里翻腾觅食。

这个潜规则教训人们:及时行乐,不必对任何人负责,不要沾染上内疚,自责。大胆地骗人与害人,愚弄他们,陷害他们,直到他们完全臣服。如不臣服,就妖魔化他们,直到干掉他们。

这个社会运行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好人”,“老实人”被逼上了绝路,然而他们也用自己的鲜血预告一个旧时代的灭亡,以及这个时代所配套的游戏规则的覆亡。这个社会的潜规则比起“饥荒,霍乱,战争”,更加成批成批地把全人类送上“和谐纳粹”的毒气室与集中营。

二.启蒙年代的历史个案

付成励,杨佳是旧制度,旧时代的牺牲品,他们也预告了一个新的启蒙年代的到来。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个著名的启蒙年代:

1.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15世纪在欧洲盛行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6世纪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直接造成了今天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这个启蒙年代的历史成果。

2.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揭开了俄国启蒙运动,这一启蒙本来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的最终成果却到1917年十月革命才得以完成。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劳动解放社”,到1905年革命,再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最后到十月革命,俄国革命青年前赴后继,不断地新陈代谢,终于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3.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启蒙运动,直到1976年10月,整个中国都处于一个伟大的启蒙年代,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都得益于这个启蒙年代。不幸的是这个启蒙年代被反革命政变所扼杀,其后中国又经历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中世纪”。

如今两个中国青年的鲜血将警醒世人,因为他们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游戏规则的牺牲品,他们“透明”,“阳光”,“乐于助人”的形象是对这个卑鄙社会的最大反讽。这两个中国青年的鲜血具有世界意义,他们直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秩序。

如果我们善于反思历史,那么就会发现任何旧制度旧秩序的崩塌都是从一些鲜活的个案开始的。

俄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列宁的血肉联系就是明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俄国青年奉为“生活的教科书”,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都曾从这部小说中吸取过“精神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列宁十分喜爱这部作品。他热情赞扬“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在它的影响下,成百成千的人变成了革命家。”

《怎么办?》有哪些生动鲜活的个案呢?

俄国的旧游戏规则:

《怎么办?》里象征“新生力量”(New Forces)的韦罗奇卡在听她“市侩的母亲”说话,她母亲要逼她做富人的情妇,她母亲说:

(蓝色的代表潜规则)

“韦罗奇卡,你刚才谢我。我好久没听到你说谢谢了。你认为我心狠。对,我心狠,可是不能不心狠啊!你看我这虚弱的身子已经不行了,韦罗奇卡!是喝酒害的,还有我这把年纪,你又给我添乱,韦罗奇卡,你真叫我伤心透了。我的身子就这样垮下来了。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韦罗奇卡。我不愿意你再过这种日子了。但愿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吃过多少苦,韦罗奇卡,哎,多少苦!你不记得,你爹还没当管房人的时候,我跟他怎么过日子!穷过,哎,那时候多苦啊,那时候我倒还是个老实人,韦罗奇卡!现在我可不老实了。可是,不,我不作孽,不在你面前撒谎,不说我现在还是老实人!哪儿还有老实人!老实的年头儿早过去了。韦罗奇卡,你有学问,我是个大老粗,可你们书上写的什么我全知道。书上写着:不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家说我:‘你不老实!’你爹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他是你的爹,不是娜坚卡的爹——连他也来挖苦我,欺负我!好,我心一狠,说,你们看我不老实,我就不老实,结果生下了娜坚卡。呃,这又怎么样,生了又怎么样?是谁教我这么干的?是谁捞到了肥差?就这事来说,我可没他罪孽大。但是他们把她抢走了,送进了育婴堂,还不许我打听她的下落,这样就再没看见过她,也不知她的死活……恐怕不会活着了!嗯,现在我已经不那么痛苦了;当时真不好受。从此心变得更狠了,我就成了个狠心的人。这样一下子却都好起来了。你的父亲、这个大傻瓜弄到了份肥差,谁给他弄到手的?我弄到的;他被提拔当上了房屋管理人,是谁提拔他的?我提拔他的。从此我们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什么缘故?因为我变得不老实了,变得心狠了。我知道,韦罗奇卡,你们书上写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又不老实又狠心的人才能过好日子。这是大实话,韦罗奇卡!现在你爹靠我供着,也有了几个钱。我也有钱,可能比他的钱还多,这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给自己准备了几块面包防老。你的傻老爹也才尊敬起我来,对我服服帖帖的。我把他调教出来了。早先他压迫我,欺负我。为了什么?不为别的,韦罗奇卡,只为我心不狠。你们书上又写着,韦罗奇卡,人不该这样生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书上还写着:要不这样生活,那么一切都应当重新安排,而照今天的习惯,就不能照书上说的那样生活。他们为什么不照新的办法来安排生活呢?唉,韦罗奇卡,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书上写的新办法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是好办法,不过我和你活不到那时候。老百姓太愚蠢,有这样的老百姓,怎么能采用好办法!我们还是照老法子过,你也照老法子过吧。而老法子是什么样?你们书上也写了:老法子无非就是抢人和骗人。这是大实话,韦罗奇卡,这就是说,没有新办法,就照老法子过:抢人、骗人

俄国“新生力量”所向往的新游戏规则:

(红色的代表新规则)

富人的情妇朱丽在开导韦罗奇卡,而韦罗奇卡说出了她心目中的新规则,俄国青年留了无数鲜血,艰难跋涉将近一个世纪才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我亲爱的孩子,这是我激动时说的,在激动的时候,这话是对的,好的!可生活是平淡无味,需要计算的。”

“不,决不,决不!他卑鄙,令人厌恶!叫他们吃掉我吧,我不会作贱自己的,我可以跳窗户自杀,可以去讨饭……但叫我嫁给一个卑鄙。下流的小人,不,那还不如死掉!”

朱丽开始解释嫁给他的好处:“您可以摆脱母亲的折磨。您现在有被出卖的危险,他并不是凶恶之徒,而只是个庸碌之辈,对于聪明刚强的女子来说,找一个平庸而不凶恶的丈夫是最上策,您就能成为家中的主人。”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些女演员和女舞蹈家的境况,她们在爱情中不是听命于男子,而是处于主宰的地位,“这是妇女在社会中的最佳的境况。除此之外,对妇女拥有独立和权利的这种境况,如果社会方面能够正式地确认其合法性,就是说如果丈夫对妻子也能像戏迷对女演员那样,就更好了。”她说得很多,韦罗奇卡也说得很多,两人都有几分激动了。最后,韦罗奇卡竞慷慨陈辞起来:

“您叫我空想家,您问我对生活有什么想法。我不愿支配人,也不愿听命于人;不愿欺骗,也不愿装假。我不愿迁就别人的意见去追求别人向我推荐的、而我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我不习惯有很多钱财,既然我自己并不需要它,我为什么还要去寻求它呢?难道只因为别人认为大家都喜爱它,因此我也就必须喜爱它吗?我没有出入过上流社会,没有体验过荣华富贵,也不爱慕它,那我为什么要不惜做出牺牲去谋取它呢?难道只是为了别人的看法,别人喜爱它?我不会为我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做出任何牺牲的,不但不会牺牲自己,甚至连自己耍小脾气的任性习惯也不会舍弃掉的。我要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凡是我自己需要的,我就一定去争取,凡是我不需要的,就决不希求。我将来需要什么,我不知道。您说:我年轻,没有经验,总有一天我会变的。好,要变就变吧,可是现在,凡是我不想要的,我决不希求,不希求。您问我现在有什么愿望?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想要爱一个男子?我不知道,比方,昨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哪里知道,我会爱上您。在爱上您之前几个钟头,我都不知道我会爱上您,也不知道爱上您是什么感觉。同样,现在我不知道爱上一个男子有什么感觉,我只知道我不愿屈从于任何人,我愿意自己是自由的,不愿意对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我要使得没有人敢对我说:你有义务为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只想于我所愿意干的事情,也希望别人都能这样做;我无求于任何人,也不愿限制任何人的自由,总之我自己想做个自由人。”

以上是一个个案,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个案。

中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之父鲁迅与毛泽东的血肉联系就是明证。毛泽东说他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又给我们揭示出哪些鲜活的个案呢?

中国的旧游戏规则(人肉宴席):

(蓝色的代表潜规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日记》

中国“新生力量”所向往的新游戏规则:

(红色的代表新规则)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须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谋借,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整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作“不动的财产”。又将叫作“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仅只有一佛朗一辨士的零星给与。做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金钱和知识,他们即便设了军营练兵,设了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地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招牌,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了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目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就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作“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者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地唤。这一阵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貌貅十万,忽然将惊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的三种方法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到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拚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以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箐人,也不必杀他;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的一周,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亲善一一不是日本的亲善一一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斗作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因子历史的势力一一习惯一一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个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拚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乃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

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吗?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口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象学校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众的大联合》

三.新启蒙年代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殊性

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是必定要有宏伟蓝图的。而启蒙运动正是“新生力量”对旧时代旧制度的痛苦反思,并构想出美好的未来图景,前赴后继予以实现之。旧的游戏规则灭亡了,于是就一定需要新的游戏规则。启蒙运动就是在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付成励,杨佳的鲜活个案在警示人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然而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为什么中国能在21世纪迎来一场更深厚,更长远,乃至于彻底翻天覆地的启蒙运动?这个答案可能要从中国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殊性来考察。

上个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给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人们用不同角度咀嚼那段历史时,左派,右派,游离的中间派别都惊讶于:人竟然可以这样想,这样过,这样活。而中国30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使不同阶级的人们都不得不激赏于辩证法的伟力:天堂与地狱,人与鬼的幻变只是历史的一瞬。所以鲁迅说: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对中国人民来说压迫越深,反抗也就越强。而且这一次的压迫是不同于上一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所受的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一次的压迫是资本主义直接给予的。这一特殊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忘记了这一特殊性,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

与之相关的就是警惕各国资产阶级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整个社会处于原子化的状态,当然是资产阶级最乐于见到的和谐图景。但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各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会一时一地祭起民族主义的破旗,用一个所谓“民族共同体”来掩人耳目。在这个虚幻的想象的共同体下,“贾府中国”依旧,“王熙凤们”杀人依旧,“付成励杨佳们”走上不归路依旧。甚至于民族主义驱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去杀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这样的惨剧在20世纪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还要警惕的是中国的泛左翼抛开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殊性,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正摇尾乞怜,为他们制造新的意识形态。他们在2008年已经表演得非常充分了。他们臆造并裁剪历史如下:

4·19全球华人在欧美各国高举五星红旗大集会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4·19运动让全世界看到新一代自强自立自信自由的中国人,他们高举国旗的游行是完全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他们响彻全球的呼声更是完全自由地从内心最深处发出。以80后这一代为主的4·19运动凝聚着中国人五千年文明的骄傲,百年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六十年奋发建国自强自立的底气,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自信和自由精神。

百年来的中国,有四个时刻最全民一致激动人心:第一个时刻是1919年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第二个时刻是1949年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三个时刻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全民欢庆迎来改革开放;第四个时刻就是2008年4·19运动全球华人怒吼“做人不要CNN”!4·19运动的意义实际已经超出了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候,中国社会和政治毕竟处于最糟糕的时候,4·19运动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奥运会比赛本身。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自强自立自信自由的中国”

中国的泛左翼利用二十世纪的反帝话语为当今的政权涂脂抹粉,希图能够从中分享残羹冷炙,混淆视听,并将进一步阻碍新的启蒙运动的开展。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特殊性,中国泛左翼很可能成为当局得力的打手,成为中国人民凶狠的敌人。

付成励,杨佳的鲜活个案早就撕下了民族国家的画皮,随着新一轮启蒙运动的开展,民族国家也将被扔到历史垃圾堆里。

付成励,杨佳的不幸根本不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产物。拿上个世纪启蒙时代的只言片语来骗人是不可能奏效的。付成励,杨佳的不幸直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直指这一套旧的游戏规则和总秩序,而且在中国显得尤为惨烈。中国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要走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这自然对于中国人民是极大的痛苦与折磨。可以说中国30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是世界资本主义苦难不幸历史的超级浓缩,所以中国人民的革命前景也就极其光明与伟大。

付成励,杨佳的牺牲已经告诉我们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了。也就是说新的启蒙运动首先要揭示他们不幸的普遍性,进而造成一个广大的思想运动,让中国青年能从他们的鲜血中警醒过来,正如上个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上上个世纪的俄国启蒙运动,最广泛的揭露,最广泛地发动,最广泛地寻找未来的新路。正如鲁迅所说:“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杨佳的话是豪迈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旧的游戏规则崩塌了,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寻找光明青年一起来制定,杨佳的话就是注解,也是号角。

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将向世界人民揭示那万古不移的真理: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 本帖最后由 斗争 于 2010-2-21 13:53 编辑 ]

黄天当立,立在我辈!

继续革命的前奏

——1949-1965新中国政治路线斗争速写

孙翎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找到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即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农业问题。土地革命只是使耕者有其田,但是农村迅速产生了两极分化,大量的分了土地的农民还是很穷,而一小部分富农则转变成农村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党内面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外反革命分子到处造谣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是有意在混淆视听,妄图瓦解工农联盟。党内变节分子则污蔑农民懒惰,提出了“谁致富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荒谬口号,他们完全无视“农业小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贫穷”这一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经由合作化使农村步入社会主义。另一条则是在所谓“发展农村经济”的幌子下,搞四大自由,并且有了一系列“依靠商人”的纲领性提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在1955年打退了这次逆流,《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就记录了这次路线斗争的全过程。这股逆流下头一个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是邓子恢,然而邓子恢的后台老板还没有真正冒出来,他们丢卒保车希图过关。很明显,革命队伍已经产生了分化,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结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然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形成是不平衡的,他们在政权的各个层面上滋生,首先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然后结成了“神圣联盟”,这个随着我们讲述新中国政治斗争的不断演进,大家就会发现这道神奇诡异的光谱。

由于中国人民在合作化方向上的坚定不移,这造成了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伴随着这一大好形势,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高涨起来了,贫下中农穷了2000多年,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他们能不欣喜若狂吗?于是全民炼钢,大办基础工业,中国人民进入了跃进年代。初级社变成了高级社,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成为基层政权。这一基层政权内部,两套路线的斗争仍然继续着: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冒头,他们妄图一笔抹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把大跃进引向歧途。

机会主义路线波及面很大,从1958到19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成都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这首先体现在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主张“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由县一级政权直接办人民公社,并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这实质上体现了资产阶级阳奉阴违,消极怠工的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左倾”机会主义指示县委搞三板斧,即臭名昭著的“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平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就是把一个单位和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种层层摊派的“共产主义”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这是把“鱼水关系”变成“猫鼠关系”。“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了农村的混乱,个别地区出现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麿洋工”,“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左倾”机会主义倒打一耙,他们把农民的自发抵制说成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而毛泽东坚决站在群众这一边:“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1959年的农业歉收,除了自然灾害外,与“左倾”机会主义有直接的联系。这个时候,“左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推卸责任,矢口否认他们在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上的“一意孤行,胡干蛮干”。更为卑鄙的是以彭德怀,张闻天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栽赃,这便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的总爆发。

庐山会议本是一系列“纠左会议”中的一次,重要性远不及郑州会议与成都会议。但是由于国际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苏修集团向中国的大小资产阶级司令部抛出了媚眼。于是彭德怀散布了自己的意见书,他之所以成竹在胸,自信源于秘密的17人军事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涉及到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彭德怀与黄克诚在政治上属于“父子关系”。这个俱乐部,外通苏修,内结刘邓,凡是苏修与刘邓不方便正式摊牌的,都由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通过小道消息加以渗透。他们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一术语是赫鲁晓夫与彭德怀所共用的。他们在意见书里进一步暗示全党“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另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是:就在彭德怀公开意见书的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专家。庐山会议的现场乌云密布,杀气腾腾。但是来的快,去的也快。彭德怀,张闻天不得党心与民心,莅会的党的高级干部坚决抵制了错误路线,甚至潜藏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缴械投降,迅速抛弃了与彭张的短暂联盟。毛泽东事后总结:“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的倒行逆施,加之1959年到1961年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步入了调整期,这一调整期事实上也是贯彻了毛泽东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战略意图。从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与这一总方针对立的是“三自一包”路线(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刘邓司令部的干将邓子恢再次匹马上阵,先是借口形势一片漆黑,然后挥手砍掉了很多地方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警觉,他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耕者有其田后,是继续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还是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止步不前,这是两大司令部第一回合的交锋。把握了这一点,才把握住了新中国历史的主要脉络。

为了总结1959年到1961年调整期的得失,为了进一步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即在调整期从“极左”跳到了“极右”的刘邓路线),毛泽东主张召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全会,这便是1962年1月底七千人大会的由来。毛泽东希望这次大会能系统的纠正机会主义路线,也希望那些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事与愿违,刘邓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一方面他们在大会上把调整期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则充分抹黑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并进一步质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们的招牌口号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仅如此,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主张为彭德怀翻案,他说:“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毛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想当初庐山会议上,刘邓见形势不妙,众怒难犯,果断地抛弃了彭张,现在又来个180度大转弯,政治品行恶劣可见一斑。在错误路线的诱导下,七千人大会甚至作出了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到了4月份,刘邓司令部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加速进行干部甄别工作”。

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无独有偶,这一年上半年小说《刘志丹》出版了,小说极度夸大和拔高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当时人们戏称:“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这部小说的用意何在呢?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这是要为高岗翻案。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讲一下高饶集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彭德怀为首的17人军事俱乐部,而这个军事俱乐部的前身就是高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成型最早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新中国建立以后若论阴谋分裂党,篡党夺权,这个司令部是最早的。他们的组织路线是清晰的,至于说政治路线基本上也是沿袭苏修的陈词滥调,但远没有刘邓司令部来的完备与深厚。这个司令部与刘邓是既勾结又斗争。彭德怀早年与高饶暗中勾结,高饶倒台后则收编其党羽,秘密成立了军事俱乐部。若论政治两面派而言,彭德怀与刘少奇比起高岗,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后来的史料揭露:彭德怀与高岗在陕北就勾结在一起。而在小说《刘志丹》吹捧的另一个人物“许钟”的原型就是习仲勋。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由于共同的工作经历,相同的政治需要,使得他们的“西北反党集团”前赴后继,终于在1962年借小说《刘志丹》得以总爆发。

后来毛泽东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此时的彭德怀也不失时机地在6月、8月先后写了申辩书提交给刘邓所把持的中央,头一封信竟然长达8万字。

更有意思的是沉寂多年,常年“抱病”的王稼祥,也在这一年精神焕发,树起了外事领域的独立王国,这个小小司令部也叽叽歪歪的说:“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毛泽东风趣地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陈毅同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三和一少”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对1962年的上半年是这样总结的: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

然后更精彩的故事还是留在了1962年的下半年。刘邓司令部为了加强其在其他大小司令部前的总盟主地位,决定抛出一个杀手锏。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印过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过,这次出版是再版了。有一段话格外醒目:“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羞耻地要求我们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当年刘少奇这段话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这段话为什么不删去呢?难道是一时疏忽吗?据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次重新发表前,刘少奇做了大量修改。我们姑且不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抛弃阶级斗争,没有半点马列主义的气味。光是这样一段醒目的耐人寻味的讨伐,矛头再明显不过了。反动派急了,他们真的急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年还有一个伏笔,在以后的路线斗争里将成为耀眼的信号弹。这一年,江青同志注意到了一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有意思的“罢官戏”写于1959年,公演于1961年,当江青在1962年提出质疑时,无数双幕后黑手颤抖了,他们欲盖弥彰。

国际上,马克思列宁的不肖子孙们也对毛泽东群起而攻之。1962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修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1962年11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毛泽东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左翼”政党也越来越多。

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了战略防御,这一精湛的红军战术终于又要在与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搏斗中重焕光彩。此时此刻,毛泽东与他的新战友们又要“重上井冈山”。

好戏还在后头。

1962年底,毛泽东给战友们推荐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咏史诗以明其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称赞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与此同时他把《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

1962年打算“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心境坦然,这一年他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他告诉未来的新人类,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他说:“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新一轮革命怎样做到“先退后进”呢?面对国内外反动派的“围剿”如何实施“战略防御”?在积极防御的总战略下,如何退却?何时反攻?如何“集中兵力”?如何速决?如何对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以及国内的刘邓司令部来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显然人民群众就是那风云帐下的奇儿,怎样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怎样才能让他们投入到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这一系列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

联系到三年调整期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联系到“三自一包”路线的广泛影响,毛泽东认为与刘邓司令部的第一场仗可以选在农村。“三自一包”的歪风邪气在农村虽然受到了颇多抵制,但是走这条路线的当权派并没有下台,他们成为人民公社的蛀虫。由于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执照,由于他们把持着基层政权,所以只要朝堂里有人吹风,他们就会坚决照办,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年的邓子恢就是这样的吹风干将。邓子恢虽然暂时倒台了,但是刘邓司令部的支支蔓蔓还在,省里县里都有他们的爪牙。所以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吹风,要在农村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吹风的过程也是排查阶级队伍的过程,哪些干部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队列,哪些干部站在刘邓司令部的队列,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这一仗也是侦查战。

至于刘邓司令部,1962年他们已经准备摊牌了,结果八级台风没有刮倒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倒是自己损兵折将,“高彭习反党集团”的倒台令他们兔死狐悲,于是他们开始力图“扭转被动局面”,这句话以后也几乎成为他们的口头禅。所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仍要争取主动,就像1959年推行左倾机会主义那样驾轻就熟。刘邓司令部的方案是大事化小,即搞所谓的“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因为毛泽东很清楚刘邓的那一套是想在经济问题上搪塞过去,并以此避免路线斗争。全党前后通过几次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这便是“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多个版本,“二十三条”这个版本才是真正贯彻毛泽东路线的决议)里“四清”的由来。

但是二十三条的制定是个曲折的过程,从1963年初到1965年1月,侦查战整整打了2年,期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这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事实上就是为了保护刘邓司令部各地爪牙而精心炮制的,一个小县城里王光美带了1万人的工作队,天天召集群众读文件,结果群众对之反应冷淡,王光美就纠集基层的爪牙整群众,污蔑他们“四不清”,这就像当年他们刮“共产风”的时候污蔑群众是“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一样。刘少奇更是恬不知耻地向全党推广“桃园经验”。但是在革命干部的抵制下,又不得不草草收场。

“二十三条”的制定还有一个积极成果:刘邓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得以充分暴露。简而言之,便是“整群众,保自己;整下级,保上级;整个案,保路线”。

事后毛泽东总结道:“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等到1965年1月“二十三条”正式推行实施时,刘邓司令部已经明显处于下风,为此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政治局上向毛泽东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当面予以驳斥:“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从1949年建国到1965年指导“四清”的“二十三条”正式推行,这17年我们看到了两个司令部的形成,看到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为了使我们的叙述不流于英雄史观,请详看一群小人物的历史《你所不知道的新中国》。

剥削阶级的历史就二个字——吃人
受压迫阶级的历史也是二个字——斗争

所谓富二代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腐蚀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反动腐朽阶级的代表!将来必将被工农群众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