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正当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左翼们对于各种改良模型孜孜以求的时候，什么“五有之乡”，“人民本位的国家资本主义”，“乡土建设”花样繁多，然而重庆丰岩合作社试验败局面前，我们有理由让他们SHUT－UP，这就是改良主义的必然下场。一个没有改造国家机器所必须具备的宏大远景的“改良小酌”必定是苦涩的。
中国农村正如城市一样需要一场革命的改造。在30多年的中国复辟史里，已经有足够多的改良闹剧，难道还需要我们中国青年去填他们的无底洞吗？不！青年们，快醒醒！快醒醒！改良是走不通的！
改造这个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宏大抱负与激情想象，只有革命手段才能满足你们！是的，那些大大小小泛左翼学者所提供的各种“促狭楼阁”已经摇晃不已，他们在人民风暴面前将是卑微可笑的。
中国将来会怎样？革命说了算！我们说了算！
马列毛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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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绝无出路！重庆丰岩合作社试验失败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吴鹏 重庆綦江报道
合作社——这个正在各地大量出现的村民自治组织，毋庸置疑，其在组织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参与市场竞争的定价权，均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指出，要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而如何把合作社植于现实的土壤中并顺利成长，也是一个不得不深加考量的问题。
丰岩综合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丰岩合作社”)大门紧闭着，窗户上挂着蜘蛛网，透过两扇木门的缝隙，仍然看得到这家合作社四年前成立时经济学家温铁军写下的这行大字——没有农夫，谁活天地间。
重庆市綦江县石角镇丰岩村合作社，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批支持的合作社之一。该学院成立于2003年7月份，由温铁军出资兴办，温还亲自担任院长。这个学院同时成为温铁军发展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的“讲习所”。
“温铁军院长给了我们一万块的启动资金，然后我们还在学院里低息贷了3万块，搞起了这个合作社，不过自打换了届之后，现在已经快一年半都没有开过会了，合作社可以说是半死不活。”谈起这家曾被誉为西南第一、全国九大之一的合作社，丰岩合作社理事刘万田满脸凄楚。
“眼看着还钱的日子已经到了，不知道现在咋办。”刘万田焦灼万分地说。
丰岩合作社陷入这样的窘境，也不是刘万伦愿意看到的。他是合作社第一届理事长，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批受训学员。如今，因为家庭贫困，他只得来到重庆市打工。
四年前，刘万伦从晏阳初乡建学院回乡，为这家合作社定下了最初的章程，设立了合作社的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社代会，还有一系列的发展规划。
“这些设想基本上没实现。”刘万田说。
目前，除丰岩村合作社外，晏阳初乡建学院首批试点的合作社在全国还有河北定州翟城合作社、山东济宁鱼台镇姜庄合作社、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山西汾阳栗家庄合作社等等近40个。
不过，从本报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们基本上都遇到了丰岩村合作社同样的发展障碍和生存危机。
如乡建学院第一期学员史存义在家乡组织了史河口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陷于解散的边缘，大部分社员已退社。
合作社，这个弱势农民的自助组织，这样的发展路径以及面临的生存危机，让当时的设计者和参与者们深感意外。对于合作社的现状，温铁军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一次农民合作社交流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农民的发言权的确增强了”
丰岩是一个位于重庆以南，人口2000多人的普通的山区村庄。
4年前，刘通过某媒体了解到了晏阳初乡建学院。2004年4月14日，他与同村的一个年轻人一起到那里参加学习。学习班由温铁军主持，授课的还有其他知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和东部一些先进合作社的代表。
回到村里后，经过一番探讨，刘万伦等人成立了合作社筹备小组，并将合作社章程拟定好。2004年6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丰岩综合经济合作社宣告成立。每个农民交纳10元入社费即成为合作社社员。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乡建学院向合作社无偿资助1万元，并于2005年向合作社提供了3万元贷款，这4万元成为合作社初期最大一笔运转资金。
刘万田至今还记得合作社成立后，来自中国农民大学的博士杨雅如女士在这里讲课时举起拳头比划着说：弱势的农民应该合作起来，我们为了抵御中间商的盘剥和市场风险也应该这么做。
“当时我们就记着温院长说的八字真经：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设，收效最高。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刘万田说他.
自己也很想知道一个好好的合作社为什么时至今日就再也维系不下去了的原因。
“现在合作社虽说还没有解散，但是完全变质了，刘万伦走后，霍建其当选了理事长，合作社现在只做些统购统销的事情，按照新理事长的说法，也就指望着年底能有一些油水分。”社代会主任杨忠群失望地对记者说。
“应该说，合作社成立之后，其社会意义大于其经济效益。在经济上确实是失败的。”合作社的社员刘年树对记者说，“起码基层政府的一些行政乱作为到了合作社这里，是很难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
比如，有了合作社后，面对着过去村上面的计划生育乱收费、土地征用、压低农产品价格方面的问题，农民的发言权的确增强了。
“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实际丈量面积和收农业税那会明显存在着差异，收农业税时偏高，不收农业税了，就偏低，导致农民和政府在这方面的纠纷不断。合作社成立之后，在这方面起码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合作社的一位社员说。
超越现实的理想
毕竟，要先发展经济，农民的腰杆才会真正硬起来。记者查阅了一份2006年底合作社的账目统计：从2006年来看，投入资金42850元，收回资本4784574元，扣除实际的可分配盈利2943.24元。
当年的合作社成员从成立时的36户发展到了128户，从没有经济项目起步发展起了养殖场3个，种植柑桔规模15亩，建立起营销网点9个。
“这是前年的情况了，总体来说头两年能够维持，进入2007年，因为寻找市场的思路不清、管理松散、约束力不强、监督力度不够等等原因，合作社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丰岩合作社前任理事长刘万伦说。
因为合作社没有钱，参与合作社的社员坐车到綦江县办事情，都要自掏腰包。“时间久了，人心也就有些涣散。”
而合作社成立时制定的一些目标，也超越了合作社本身的功能。如合作社规定了这样的发展目标：综合开发和利用本社区内的资源，如农产品开发、果园开发、养殖业开发，提供科技、教育、文化、环境等方面的服务。
但从合作社所在地方来看，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资源。比如，他们想把当地红苕加工成甜美的小食品；想把优美的村庄打造为一个旅游休闲地。但这些只能是一种设想。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合作社资金非常短缺。合作社获得上述4万元启动资金后，然后采取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合作社刚成立时，只发行了20多股，虽然以后有所扩股，但总资本也没有达到10万元。
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如合作社经营部经销的化肥只能从中间商那里进货而无法直接从厂家进货，因为从厂家进货要求数量大，而合作社没有这个经济实力。2006年，尿素从厂家进货是1280元/吨，从中间商进货每吨超过1600元，磷肥325元/吨，但从中间商进货则每吨超过420元，若直接从厂家进货，每次至少需要进60吨，但合作社并没有这么多流动资金。
不仅如此，尽管合作社有着看起来比较完善的章程，但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不少难题。财务问题就令社员们很是不满。
据合作社社员们反映，一位社员在2007年6月时用“赊账”的方式到县城里进化肥原料，后来由他人代签的方式领走了6000元钱付账，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拒绝提供货单发票。这笔钱也就成了说不清楚的无头账目。
“虽然建立了资金担保人制度，但是农村主要还是熟人社会，很难真正做到一人花钱，多人监督。”丰岩合作社原理事长刘万伦说。
在任期还有两个月届满时，刘万伦在2007年的3月份辞去合作社理事长的职务，选择到重庆打工，以偿还家庭债务。合作社理事长一职由原合作社的会计任天全代理。
“綦江一共有十余个合作社，和刘万伦一样，十个理事长有八个后来都在外地打工，原因只有一个，合作社老是干事情，就是没钱。”合作社社员刘年树告诉记者。
另一位一起参加过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的社员没有用民主直选的方式，而是“顺理成章”的做了第二任理事长，对此合作社的不少社员颇有非议。
“他这一套都是跟村里面学的，在选票上理事长一栏直接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拿着让社员们签字同意，这完全脱离了合作社原来的民主氛围。”合作社社代会主任杨忠群说。
债务问题
“重庆第一个完全由村民自治的合作社成立一年半，一直在怀疑与漠视中顽强成长。”重庆的一家媒体如此评价这家合作社。
一位叫刘万福的合作社社员，还是在2002年农业税费改革前，欠了村集体的“误工费”400元，一直到现在为止，村长、村支书还以这个不合理的费用收取为理由，拒绝按照国家政策给与其发放独生子女养老每年1000块钱的费用。其解释的理由是：数年前的这笔费用是村集体替其代垫的费用，如果刘万福不交这笔钱，那么他的独生子女费用就无法领到。
“其他的几户都已经领到了，就我是合作社社员。不光是这个事情，无论什么，村里面都要卡上一卡。”刘万福告诉记者。
刘万福的孙女已经两岁了，一直到现在，他所在的丰岩村还以种种理由拒绝为其办理户口。
而现在丰岩村合作社监事会长刘万银最担心的是：三年前借温院长的钱现在该还了。“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是要是现在把当初借的四万块钱全还给人家，拿什么发展合作社呢？”
“也不知道，温铁军院长还愿不愿意再借钱给我们这些农民。”刘万银深深的吸了一口烟，眉头紧缩。
[ 本帖最后由 列兵甲 于 2008-10-30 16: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