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98%][tr][td=2,1]进化不是进步吗？——看演化论的反动本质[/td][/tr][tr][td=2,1]
[/td][/tr][tr][td=2,1][table=98%][tr][td]
提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师田(氵名)ｍíｎｇ先生，多年来一直以贩卖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达尔文主义为已任。《进化是进步吗？》正是此人的一个代表作。据说，“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 是要使“进化问题的讨论”更“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正如此人所言，他们的目的远不至于驳倒恩格斯，推翻“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而是直指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理论，以及人本质的理论，劳动必将能为人的第一需要的理论——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早就指出：进化论（适应与遗传或活动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石，而田氵名先生所代表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就是要从根本上挖掉这个基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埋葬掉。
当然，如果适应与遗传以及建立在这个自然科学基石之上马克思主义真是一个权变术伪科学的话，那我们确实应该勇敢地批判它，而不管它是什么人创立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我们就以《进化是进步吗？》一文为切入点，来看看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目 录
一，资产阶级为何对达尔文失望
二，进化不是进步的证明
三，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
★
★
一，资产阶级为何对达尔文失望
1，田先生的感叹
在文章的开头，田 先生就这样写道：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时间又过去了37年（田文写于1996年——作者），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且不说田 先生毫不顾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是否也会“感叹”！）
比较一下田 先生的译作《自达尔文以来》，他的美国老师古尔德（我这样说不知古尔德是否乐意，但田 先生一定很自豪，也算是投其所好吧：））。在其书序言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抱怨道：‘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这一[b]特别黯然的评价/b使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
那么，“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古尔德 先生并没有接着说，而是转过话头，问道：“为什么那么难以理解达尔文？”
应该说，田 先生还是基本准确地阐明了老师想要表达的意思。可惜，他并没有弄明白老师这样做的深意；也正是这么一来，现化达尔文主义的马脚更明显的露了出来。
试想：不论“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如何“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达尔文身后——作者注）进化理论发展”又如何的“迟缓”，这都怨不得达尔文呀。就算达尔文写得不够通俗，有一定责任，但他对进化论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不至于因此就贬低到这一“特别黯然”，几乎一钱不值的程度吧？就是田(氵名)先生，也毕竟是研究生院，讲解自然辩证法的教师，他又怎么可能连这一点逻辑关系也理不清呢？更不用说世界级一流专家古尔德先生了。
那么穆勒之流又为什么对达尔文失望呢？达尔文究竟做了什么，以至招来这样一个“特别黯然”的评价呢？说来话长，这里有一个历史渊源，资产阶级与达尔文的恩恩怨怨就是源于这个历史的缘故。
2，科学发展与阶级统治
众所周知，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被当众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1600年2月17日，请记住这个真理纪念日）。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不理解：日心说也好地心说也好，这又碍着谁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仅仅因为坚持日心说，就把布鲁诺囚禁长达八年后，还一定要大庭广众地烧死呢？这仅仅是科学之争吗？当然不是的。
列宁说：“如果几何学的定律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是要推翻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封建统治阶级是主张君权神授，是唯出身论的，为了让民众相信封建君主与贵族的特权是上帝旨意的鬼话，就杜撰出诸地心说和神创论之类的伪科学。因为在那个时代，推翻地心说就意味着推翻封建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试想，封建统治阶级又怎能善罢甘休呢？
其实，在达尔文之前，进化论与神创论之间的交锋就存在了一百多年。甚至，达尔文的祖父也是个进化论者，达尔文也读过他祖父的著作（见达尔文传）。有些史学家认为，布丰不是个英雄，他在封建统治阶级的高压下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其实，与哥白尼一样，布丰后来也不得不尽量避免与封建统治阶级正面冲突，而在课堂上，在民间积极宣传自己的正确观点，这才在哥白尼之后有布鲁诺等人，在布丰之后有拉马克等一代英雄。
或曰：为什么在达尔文之前，进化论就不能战胜神创论呢①？
因为在那时，进化论还只在少数学者之间流传，一般民众不仅很少有人知道进化论，而且他们与进化论之间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而，少数学者之间流传的进化论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厉封锁和围剿之下自然很难得到发展与普及。
正如古尔德先生所说：达尔文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然后过了21年，才发表了他的观点。达尔文为什么拖延得那么久呢？ 古尔德先生认为：达尔文害怕自己的“异端学说危及自己有前景的事业”。其实，除了对进化论的研究，真很难说达尔文还有什么“有前景的事业”，而哥白尼、布鲁诺及布丰等前人的故事他却不可能不知道。而且，还有一点古尔德先生也许没有注意到：达尔文坚信博物学和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对进化论的普及带来越来越有利的社会条件。20多年里，达尔文始终没有减少对博物学和考古学的极大热情。也从没间断过对进化论的研讨，否则，后来他的朋友也不会因华来士要发表进化论的论文去找他了②。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达尔文忍着作为一个年轻人获得一个极其重大发现的激动心情，他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发表的有利时机。
二十多年的等待，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并不是由于博物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而是达尔文意料之外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没落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是现代达尔文主义不愿提及的。可是，我们即使不说马克思《资本论》有关原始积累的章节，在现代达尔文主义之前的一个著名的老达尔文主义者，美国的动物学家老克利夫兰的《动物学大全》里也有一些虽然简单却很中肯的记录。
当年，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大多不是贵族出身，不能挤身于上流社会，他们与那些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没落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正是由于那些没落的封建贵族总是要不时地掀起他们屁股后面的遮丑布，让他们沾满鲜血的罪恶丑陋的发家史赤裸裸的暴露在世人面前。正是在这样一个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来为他们辩解的历史时刻，达尔文为他们送来的“淘汰论”。一时间，所有在自由竞争中侥幸获得成功了的机会主义者，以及那些投机家、冒险家、阴谋家和野心家们，不论他们是否知道达尔文为何物都统统地聚集到进化论的旗帜下。用老克利夫兰的话说，他们把“适者生存”的口号捣鼓的象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甚至，当时还有人提出“存在即合理”极端论调，当即受到恩格斯批判。
那么，资产阶级又为何对达尔文不满呢？
3，倔强的达尔文
原来，在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中不仅包含“淘汰论”，“适应与遗传”也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达尔文认为，物种变异是原因很多，比如地理的，气候的以及器官的的使用与不使用等等，也就是适应与遗传，只是因为“自然选择”为进化规定了方向，所以它是生物进化的主动因（既不是进化的全部动因，更不是进化的唯一动因）。而这个“适应与遗传”正是资产阶级所深恶痛绝的。他们不承认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的发展史，也就因为那时的进化论主要就是“适应与遗传”。那么，这个理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
建立在“适应与遗传”这个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活动，是劳动创造了人；这个“活动”或创造了人的“劳动”，决不是那种被肢解的失去了内容，只剩下简单机械的往复动作的“异化劳动”，而是有作丰富内容的，能够发挥劳动者聪明才智和各种潜能素质的劳动。在阶级阶级社会这个“头脚倒立的世界”里，正因为劳动被肢解了，异化了，所有被劳动奴役和脱离劳动的人们也被异化了，劳动者隶属于生产线或机器，不过是会说话的或简单或相对精密的劳动工具，连脱离劳动的资本家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那些那些大大小小腐败官僚也不过是各种特权的人格化。从本质上说，人类，连同所有动物也都是各自种类特有的生存活动的有形化和生命化。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的生存活动形式多种，内容丰富，而动物生存活动的形式则是固定的，内容也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的进化是无止境的，而这个进化也只能在让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发挥和和发展自己聪明才智的前提才有可能。试想，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类本身的不断进化更重要更有意义呢？
对于资产阶级来和官僚统治阶级来说，要让劳苦大众心甘情愿的被当做牛马来驱使，并对他们不劳而获的占有，除了能勉强维持劳苦大众基本生存之外的所有社会财富心悦诚服，那么，还有什么比“适应与遗传”和马克思主义更讨厌的东西呢？
因此，早在“物种起源”问世不久，他们就着手来铲除达尔文学说中的“适应与遗传”的部分了。那时，孟德尔的遗传学还不被人们所重视，分子生物学就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资产阶级由于还不能从理论上来作假，那就只有偷偷地篡改了。最早，他们只是把“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动因，偷偷改成了“动因”；这么一来，“自然选择”就成了进化的唯一动因，“适应与遗传”就可望被挤出达尔文的学说了。然而，达尔文很快就察觉了他们的无耻行径，多次声明：“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主动因。也正因为达尔文具有这样正义感，他才能为马克思两个最敬重的人之一。而资产阶级则把他看成消灭“适应与遗传”这个进化观的绊脚石。不用说，达尔文去世之后，他们又把主动因的主字去掉了，并自我标榜为现化或新达尔文主义。可惜这段历史却是他们永远也抹杀不掉的。
二，进化不是进步的证明
1，田先生的指责
田 先生接着说：“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我们应该读作‘现代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
远到什么程度呢？
“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
请看，即使仅仅这个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也落后了整整一百年！“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这真让人深感惭愧呀！
我们也“且不谈”这个“整整一百年”究竟有什么依据。
田 先生举例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
“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
特使田 先生不满意的是“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
由此看来，中国学者的智力实在是太低下了，连“进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理解不了，当然，他田 先生除外。
既然如此，那就只有请田 先生来为我们启蒙了。
2．田先生的解释
田 先生说道：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它的词根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 ……”
请读者注意，这是现代达尔文主义惯用的伎俩：假装博学，故弄玄虚。人们往往就在他们博学的烟幕下被牵着鼻子走。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并不复杂，若不是这种科学界的江湖骗子故意搅混水，不用大学生或研究生，小学生也不难弄清楚：
说到底，进化究竟是不是事实，这本来就不是一个词源学上的问题；要证明它也只能在生物界里找依据而不是到词源学里去找依据。因此，不论中文“进化”这个词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也不论它有过那些历史的演变，这都与进化究竟是不是个事实这个问题本身毫无关系。
恰恰相反，全世界的语言不论它是英语、法语还是拉丁语，所有词汇都会在使用过程演化或演变（这里才不存在进化），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词性和词义都有可能改变。因此，我们若要研究一个词汇就应该把它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把它看成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僵化的看待一个词汇，反过来教条地用它来证明历史。
就比如“老板”这个词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国它还是个贬义词，专指旧社会里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资本家或企业主。那时，如果职工对本单位的书记（当时的一把手）不满，往往就会在背地里称之为“老板”。而现如今，凡是说了算的都是“老板”，连老婆称老公也说：“我们家老板”，可见一点贬义也没有了。
当然，田 先生的观点都是 从他 老师那里贩来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也有必要比对一下 古尔德 先生是怎么说的。
3，奇怪的古尔德先生
古尔德先生在文章的一开头是这样说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只好不厌其烦的把它整段的转录如下）：
“作为一个概念，对进化的理解已经耗尽了上千位科学家一生的时光。在这篇文章中，我谈论一个比较狭窄而有趣的小问题：理解进化这个词本身。我将追溯生物变化如何被称作进化。作为一次好古的纯粹词源探索，这个故事复杂而令人激动。但是太认真就危险了，因为正是这个词过去的用法致使外行们经常且依然普遍地误解了科学家们所讲的进化。”
顺便说说，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小手法、小阴谋吧，正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裁缝：你要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那么，你就不过是不入门的“外行”，更不能称之为“科学家”，中国的有关学者，你们好意思吗？
从这段话里，我们也不难看出：
第一，正如开头我们所看到的手法，提一下穆勒的抱怨就跳转话提一样，在这里，他先说一句什么“耗尽了上千位科学家的一生的时光”，好象这个问题来由已久，而说到底还是由古尔德先生自己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古尔德之前，并没有人对“进化”这个词的词义进行过相关的论证或讨论；换句话说，是古尔德先生自己最早“发现”了“进化”这个词本来主要只是“演化”的意思。再顺便说说，根据 田 先生翻译的《自达尔文以来》，古尔德不过出生于1945年，我们就算他一出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吧，那我们也不至于落后了一百年呀。
第二，在田 先生看来，这是个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原则问题；而他的老师却说，不过是个“有趣的小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太认真，因为太认真反倒会“误解了科学家们所讲的进化”。
大多数读者一定会奇怪：这是什么话呢？我历来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对待科学的态度就是要认真！所谓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认认真真的态度。可为什么到这里反倒就不能认真了呢？又为什么一认真反倒会“误解了科学家们所讲的进化”呢？
相比之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古尔德远不象田 先生那样：似乎证据确凿，理直气壮的质问：进化是进步吗？在古尔德先生这里，我们反倒没有了：进化是事实还是词源学的问题了，因为他早就很谨慎地把问题局限一个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申明：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词源探索”。这么一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细想起来，这也正是古尔德的高明之处。
在这里，请读者特别要注意：西方的生物学界早把“进化论”改名为“演化论”了，近些年来，我国的学界在田先生之类的大力倡导下也正在积极跟进，我们追根溯原，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也正是这个古尔德先生的所谓“有趣的小问题”、不能太认真的“纯粹的词源探索”！
当然，古尔德必竟不是田 先生，他不会仅仅在“纯粹的词源”上，也一定要在物种起源上来证明进化的不存在。这里，我且放下词源问题，来看看古尔德先生是怎么阐述“演化论”的。
4，古尔德先生谈“演化论”
记得有个相声，捧、逗哏打赌，人们交谈中能不能不说“好”字。那一位，什么“可以”“行”“同意”，甚至连连“YES”“OK”都用上了，还真是“没”说一个“好”字。我们这位古尔德先生在阐述“演化论”（其实是“进化论”）的过程中又是怎样处理这个类似的问题的呢？
古尔德先生的那篇文章叫做《生命的五边形》。他介绍说：
“细菌和蓝藻没有内部结构或高等细胞的‘细胞器’。”…“这样简单的细胞叫做‘原核的’”（细胞）“具有细胞器的细胞被称作‘真核的’细胞。”
可见，至少在这里，他还是承认这两者之间还是有高低等及简单与较复杂之分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专门用一小节来讲解《真核细胞的进化意义》。 古尔德 先生说道：
“…20多亿年了，藻席还是藻席。但是真核细胞却使性成为事实，而且，不到10亿年的时间，已经有了我们人类、蟑螂、海马、牵牛花和帘蛤。”
顺便说说，现化达尔文主义不是坚持说：作为为自然选择提供对象的唯一源泉，生物的遗传基因总是在不停地，无目地无缘由地，还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变异着吗？那么，既然如此，即使没有性，原核生物也不应该总是不变呀，必竟“20多亿年了”！为什么“藻席还是藻席”呢？其实有性也一样，达尔文就说过：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物种（就是人们称之为‘活化石’的那些动植物种——作者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却仍然是原来的形态《人的由来》。”记得有位现代达尔文主义者（确切地说应该是“追随者”）竟说：太简单了，那些变异的被淘汰了呗。试想，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话，《物种起源》还该放在达尔文的名下吗？
接下来，古尔德先生为我们介绍了现代生物学的“三层五界”说。所谓“三层”，是指在生物的进化史上有承接关系的三个层次，其中：原核生物在最底层，而在真核生物中，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生物各为一层。
所谓“五界”就是：“在单细胞生物中确立了两个界：包括原核生物（细菌和蓝绿藻）的原核生物界；包括一些真核生物的原生生物界。”“在多细胞生物中，植物界和动物界”以及“真菌。”
他还承认：“通过原生生物，至少四次进化出植物，至少五次进化出真菌，至少三次进化出动物…”
如此看来，古尔德是不是就该承认进化是事实了呢？当然不是的，阐述是一回事，承认与不承认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说：“乍一看，三个层次五个界的系统好像记录了生命史上的必然进步。多样性增加与多重转变似乎反映出一种确定无疑向着高等生物的进步。但是地质记录并不支持这种解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古尔德先生解释说：因为“在生命构造与功能的更高水平发展中，并不存在稳定的进步。”
太好了，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是，这不正证明了它的存在吗？不稳定的进步不也是进步吗？世界上不稳定的事物太多了，比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很“稳定”了吗？还有现代达尔文主义本身不也一直在修修补补吗？为什么就不否定还要一再坚持呢？不用说，不稳定的事物不一定就是进步的事物，比如资本主义和现代达尔文主义就是反动的，而进步的事物也常常是不稳定的，就因为：稳定的进步往往都是相对的，而不稳定的进步才是进步的常态。
“相反（古尔德先生继续说），在整个生命系统中，既有变化很小的枝叉，又有没有变化的枝叉，还是突发进化的枝叉。”
的确，有些物种（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人们称之为“活化石”的动植物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这是淘汰论所不能解释的。但是，不论怎么说，有“没有变化的枝叉”也正说明“有变化的枝叉”即：进化是确实存在的。更何况不变的不过是占少数的珍稀物种。除些之外的大多数不都有明显的进步吗？
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些“活化石”，我们后再做简要的介绍。
5，所谓寒武纪大爆发
寒武纪大爆发最早是独创论者为了证明上帝创世纪的六天的确存在，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古尔德反对它作为神创论的依椐，却又把它作为“突发进化”的例子，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在前寒武纪发现的只是简单的细菌和蓝藻，以及一些像绿藻一样的高等植物。复杂的后生动物（多细胞动物）的进化还是像是突发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六亿年以前，在地质年代上叫做寒武纪的早期，大约经历了几百到一千万年地时间。他还特别指出：“读者必须记住地质学家对迅速有独到的看法，1千万年的光阴充其量是慢慢的一闪。而且，一千万年是地球历史的1/450，在一个地质学家看来，那只是一瞬间。”
请看，他在这里把独创论观点说成是“地质学家”的看法，用以表明他的“客观公正”。然而众所周知，所谓一瞬间也就是一眨眼。我们就算地球年龄也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45岁吧（好算一点），那么，45年的1/450是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吧？请问，世界上什么人眨一下眼睛也要用1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们人类的新生儿出生，只要不是难产，大概也就几个小时，不会超一天吧，我们就算一天，这也是45年的1/16425，这与地球历史的1/450相比也快了16425/450倍，请问：又有谁说过，新生儿是一瞬间“爆发”出来的呢？
至于为什么大多数什么后生动物的祖先，都是在那个时期进化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本来的面目，它是为了为现代达尔文主义服务才变了样的。正如 古尔德 先生所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了原核细胞后20亿年才产生出真核细胞。”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了单细胞生物后20多亿年才产生出多细胞生物？但是我们知道，尽管现代生物物种成千上万，但组成这些生物的基本元素——细胞的基本结构却没有什么改变。因此，我们也能够理解：正是由于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才导致了生物的多样性。这其中也包括：生存环境既然已经进步到能够让多细胞生物出现，那么生物的多样性也应该能与这个环境相适应。
至于为什么这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千万年，以后就再没有大量的出现新物种呢？各物种之间互为生存条件，也相互制约，当一个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后，新物种自然就不容易再产生了。除非这个系统的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古尔德 先生“纯粹的词源探索”吧。
4，古尔德先生的词源泉探索
古尔德先生说道：“达尔文、拉马克和海克尔这些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最伟大的进化论者，在他们最初的著作中都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达尔文使用的是‘带有饰变的由来’，拉马克使用的是‘转形’，海克尔则爱用‘递变理论’或‘由来理论’。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进化’？”
就比如英特网吧，早先就有人叫“万维网”，也有人叫“英特勒特”，后来才统称为“英特网”。差不多所有概念都有这个过程：早先各异，尔后才被规定或约定俗成统一起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在古尔这里怎么就成了问题呢？
请记住马克思的碑文：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世界…
正因为统治阶级要求把“进化论”改造成“演化论”，古尔德们就必须去求证，谁编造的理论最能欺骗劳苦大众，他当然就是最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哲学家或理论家。
古尔德先生接着说：“出于两个原因，达尔文在陈述自己的理论时不使用进化一词。首先，在他那个时代，‘进化’在生物界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事实上，‘进化’被用来描述一种可能与达尔文的生物发展理论不太相同的胚胎学理论。”…
我们且不问达尔文究竟在什么地方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封建统治阶级早有明确解释的物种起源问题达尔文也要做不同的解释，如果达尔文想用一个词汇来表达与过去不同的意思，他也完全可以自己重新定义它，况且还仅仅是“可能”“不太相同”。
第二，古尔德先生又接着说：“哈勒的胚胎进化似乎是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理论的阻碍。假如人类的全部历史预先存在于夏娃的子宫中，那么自然选择（或其它的作用）怎么能改变我们预定好的寄居在地球上的历程？”…
看他们多有学问呀，英文，法文，拉丁文，多国的词源学，还有什么哈勒的古老的胚胎学，如果只是个普通的劳动者，你能拎得清爽吗？不过不要被他吓倒，也不用知道那么多，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里又用了“似乎是”这样一个很不确定的词。众所周知，“短、平、快”本来也只是一个排球术语，后来也被用在其它方面，这不但没有引起人们思维的混乱反而让语言更生动。其实，这里的“似乎是”本身就说明了：古尔德是明知这个理由是站不脚的，可他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
我们知道，差不多所有强词夺理的人都明知自己的理由其实并没有道理，只不这个理由对他有利，或者他不得不如此罢了。
最后，古尔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似乎更迷惑了。哈勒的词汇怎么变成意义几乎相反的用法？”
在这里我们倒可以帮他把话说的更清楚一些：进化这个词本来是只是演化的意思，并不含有进步发展的意思，可是后来怎么变成含有进步发展的一个概念呢？“可能”“大概”“也许”“似乎是”…一句话，我论证来论证去自己也越来越弄不清楚了。
但是结论是预定的，不能含糊：“达尔文在陈述自己的理论时不使用进化一词”，“在一个著名的警句中，达尔文提醒自己在描述生物的结构时绝不说‘高等’或 ‘低等’”
为什么呢？他自问自答地接着说：
“因为假如一个阿米巴（一种单细胞生物，又叫变形虫——作者）可以很好地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生物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作者）所以达尔文不用进化一词描述他的带有饰变的由来的理论，既因为这个词的专业含义与他的信念不同，又因为他不满意这个英语术语中所带有的必然进步含义”。
这真是达尔文自己的意思吗？
古尔德先生有句话我们还是应该牢记的，就是对他的这个“纯粹的词源探索”千万不要“太认真”或太当真。他先说达尔文最初不使用进化这个词，而是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人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两者的含义一定是截然不同的。可一转眼他又说：“根据达尔文的描述看，‘进化’，即‘带有饰变的由来’它含有进步发展的概念…因此，在英语中，进化与进步的概念紧密相关。达尔文正是按照本国语的含义使用了进化一词…”那么， 达尔文为什么又要这样用这个词呢？达尔文仅仅“要以生物发展的变迁与诸如万有引力这类物理定律的固定不变作比较”…
如果读者的耐心特别好，头脑还没有被绕晕的话，当然还可以跟着古尔德大师绕下去。不过一句话，跟着这个大师走总会让你觉得：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正象赵本山、牛群的小品：公鸡下蛋。你要问公鸡怎么能下蛋呢？古大师答道：大概，也许，可能是这样的吧，总之，我也弄不清楚。不过，我说公鸡下了一个蛋，那么它就一定能下蛋！因为它已经下了一个蛋，而且，这是不是实事你可不要太认真，因为这不过是“纯粹的理论推导”，所以，你必须承认：这公鸡下蛋就是事实！
三，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1，进化、演化与进化论
众所周知，我想田 先生也不反对，我们人类起源于动物界，而人类的潜能素质却是任何其它动物都无法比拟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即使是残疾人也一样，通过适时适当的培养和锻炼都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或学者；而再科学周到的教育也不可能让一只猴子象田 先生那样到课堂上去讲解自然辩证法。试问田 先生，这是不是进步，如果这还不算进步的话，那么请问，什么才是进步呢？或者，“进步”这个词概念又应该作何解释？
田 先生说，这不过是人类中心说。这里，我且不说 田 先生是否能代表整个生物物界，他的代表资格是否也在微生物界通过。在这个地球上，无疑的只能是我们人类占主导地位。就算我们人类打算与所有非人类共商球是，那也无法沟通，就算 田 先生能翻译，我们也很难确定他 田 先生应该算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代表。说到底，如果我们把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看成仅仅是适者生存的竞争关系，那么这个人类中心说显然是极其是害的，反之，如果我们把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正确理解为竞争与依存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那么，它更强调了我们人类不可替代位置和责任，那么，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田 先生认为，如果不以人类做为参照系，在一些物种之间，很难说那个更高级。如果这也算是一个理由的话，那我倒要请教田 先生，那一门科学又能有那样一个绝对的标准呢？有些生物它就界于动物与植物之间，有些物质也就是界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就连田 先生自己也曾界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田 先生是不是因此就主张没有必要区分动物与植物，生物与非生物，成人与儿童了呢？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该不该区分，而是怎样来区分生物的高级与低级。 古尔德 先生说：“假如一个阿米巴可以很好的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就象我们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一样，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等生物？”真不亏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假如一头猪爱吃糠，就象 古尔德 先生爱吃牛排一样，谁又能区分那一个学问更多？在一般人看来，不论一个蛔虫是怎样地比人类更适应环境，它也都远远不能与人类相提并论。生物学发展了几百年，在古尔德先生以前真还没有一位生物学家是用他这个标准来区分生物的高低等级的。
多年来，人们一直用生物机体的复杂程度以及智力的高低来区分物种的高低等级，虽然这个标准还很不完善，但总比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不知强了多少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观，用生存活动来做标准我想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也就是说，生存活动的形式越多样化，内容也越丰富的物种，就越高级；同理，生存活动（或生命活动）的形式越简单，僵化，内容越贫乏的物种，也越低级。当然，这个问题还要在另一篇论文中专题讨论了。
众所周知，在生物界历来就有一个各物种高低等相对位置的树状进化图谱。它是自有生物学以来多少代科学家们的心血结晶。在这个图谱中，我们人类处于树稍的位置，原核和原生单细胞生物处于树干的位置，在树干开始分叉的地方则是多细胞生物出现，并开始向不同方向分化的位置。人们一般都把从树根指向树稍的方向看作是进化地正方向，那么，很显然，大多数生物都不是向着正方向进化，而是或迟或早地向两边分化。很显然，一物种的演化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越小，它进化的程度也越小。也就是说在生物界，并不是所有的演化都是进化，而且，进化也是一种特殊的演化。因此，人们在研究生物进化的许多场合并不用“进化”，而用“演化”一词，这不也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吗？
至于在古尔德以前，科学家们为什么总把这门学科叫做“进化论”而不是“演化论”，这更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一般常识了：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机体中的细胞数量、类型，及机体的结构等总是趋向于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直到目前为到，尚没有哪位科学家发现有哪一个物种在演化过程中，它们的机体变得更简单，细胞的数量、类型变得更少。因此，前人称之为“进化论”而不是“演化论”又有什么不妥呢？
2，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现代达尔文主义否定生物界存在物种是进化的事实，要改进化论为演化论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总会联想到臭名昭著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眼看去也似有几分道理：如果我们否定了人类还需要进化的问题，那么
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也就都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了。在这里我们先看看古尔德先生是怎么说的：
“这种错误地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观念，一直有着不幸的后果。历史上，它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这种臭名昭著的理论根据假设的进化程度排列人类种群与文化，并将白种欧洲人排在顶端，而将他们征服的殖民地排在底端…”
真是这样的话，我想全世界受种族歧视的国家和民众都应该感谢 古尔德 先生，因为尽管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被消灭了，但其幽灵总不时从某处冒出来，飘飘荡荡四处吓人。正是古尔德先生能在理论上思想上把法西斯主义彻底地埋葬。
如果说骗术也有高低的话，那么古尔德先生的骗术还是很高明的，相比之下 田 先生就谈不上多高明了，他完全是自说自话：
“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
随便翻开哪一本书（只要不是古、田之流所著的），随便用什么样的引擎来搜索一下，我们都不难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源于达尔文主义，要不它干嘛不叫“社会拉马克主义”而偏要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他们也可以来论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原义也就是“社会拉马克主义”，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误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可惜，“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内就是“淘汰论”，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把“淘汰论”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一种思潮，这早就是文化人的一般常识了。
如果说在达尔文主义中有“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等，那倒是事实，因为达尔文坚持认为：生物变异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上述因素，而现代达尔文主义则坚持认为：只有基因的变异才是生物变异的唯一原因。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现代达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根据拉马克主义，进化与否与生物等级的高低并没有关系。因此，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真有“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的话，那么，法西斯也就没有必要把那些他们认为的落后民族消灭掉了，而只要让他们充分发挥和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了。不正是因为他们与现代达尔文主义一样，只承认淘汰是进化的唯一途径，那才认为必须把低等民族消灭掉吗？
恩格斯明明说过：“我们只是暂且承认‘生存竞争’这个公式。”“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也曾反对把淘汰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上来。我想，作为研究生院教授自然辩证法讲师的田 先生不至于会说，他连《反杜林论》都没有看过吧？
当年，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候，赫克尔还没有堕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比达尔文更多的用拉马克主义来解释物种的进化过程，因此，恩格斯说他比“达尔文更富有唯物精神”。那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在萌芽阶段，远远没成气候（众所周知，几十年后的法西斯才是其高峰期），所以，又凭什么说恩格斯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呢？
试想，把拉马克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划等号，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恩格斯（即：马克思主义）划等号，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行径，又怎样能完全排除绝对就没有想把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划等号的嫌疑呢？
田 先生在文章最后声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代发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呀，在这里，除了现代达尔文主义， 田 先生所主张的所坚持的哪里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呢？
由此可见，要被抛弃是绝不是拉马克主义更不是进化论，而是现代达尔文主义本身！
①：达尔文所战胜只是“独创论”，他把“独创论”彻底彻底赶出了科学殿堂，从那时起，它再也不是作为一种科学而至多也只是一种寓言而存在。
[/td][/tr][/table]附：进化是进步吗？
进化是进步吗？
田名
摘要：虽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了一百多年，而且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无论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还是进化生物学本身，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不少国人在对进化的认识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有些误解源自恩格斯关于进化的论述。例如将进化视作进步，以及依然认为生物进化是生物从低等到高等的变化等等。这种看法并非真正的达尔文主义，也与现代的进化观相去甚远。
关键词：进化 进步 达尔文主义
＊ ＊ ＊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一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
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p.34）
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
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pp.106—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
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pp.162—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
二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pp.80—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pp.21—27）
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
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p.60）。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pp.22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pp.266—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
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
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p.251）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p.36）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三
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p.240）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p.337）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第六章，〔7〕，pp.240—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
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p.5）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代发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附注：本文曾请李伯聪先生审阅，他对文章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谨致真诚的感谢。）
＊ ＊ ＊
参考文献
[1] H.J.Muller,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 areEnough”. The Humanist, 19:139—149, 1959.
[2] J.B.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1809). Translatedby H.Elliot, London, 1914; reprinted by Univ. of Chicago,1984.
[3] C.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1859) , Facsimileof first edition, ed. E.Mayr,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4] S.J.Gould, Ever Since Darwin, W.W.Norton, 1977.
[5] P.J.Bowler, Evolution-the history of an ide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E.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HarvardUniv. Press, 1982.
[7] E.Mayr,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HarvardUniv. Press, 1988.
[8] D.Kohn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9] M.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Univ. of ChicagoPress, 1979.
[10] A.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Reprinted: Harper, 1960.
[11] S.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28章，周熙良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 E.Mayr,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HarvardUniv. Press, 1976.
[13] R.M.Young,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
[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
[15] S.Herbert ed., The Red Notebook of Charles Parwin, B252.Cornell Univ. Press, 1979.
[16] M.Ruse,Laking Darwin Serously, Basil Blackwell, 1986.
[17] M.Ridley, Evolution, Blackwell, 1993.
〔作者简介〕：田ｍíｎｇ＠①，理学硕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学部讲师。地址：北京3908信箱，100039。
（本文责任编辑 王大明）＊
〔1〕例如，笔者1995年所授硕生研究生的“进化生物学”课上， 近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中，仅一人在大学期间听过此类课，这与本世纪50—60年代我国中学、大学普遍开设“进化论”或“生物进化论”课程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又如欧美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达尔文及达尔文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行业”（industry），而我国则自1982年为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以来，有关达尔文及其理论的研究文章日见稀少。
〔2 〕笔者即将发表的论文“‘进化’概念的演变”对这个问题有更详尽的论述。
〔3〕现代进化理论已经对于达尔文的渐变论做出重大的修改， 迈尔的“奠基者学说”，尤其是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的“间断平衡学说”，都强调了生物进化的速率是渐变和突变的统一。但坚持认为生物进化变化完全是飞跃的进化生物学家很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名
[/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