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革命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链条中薄弱环节的农村爆发并取得最后胜利
——论左派的斗争方向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道路
2008．5．9
这段文字也许显得并不那么活泼，却关系到左派是否能够取得彻底胜利唯一道路的讨论。
在复辟时期，变化缓慢的上层建筑反而能够为遏止资本主义全面的复辟创造条件。革命的辩证法的原则既要照顾到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斗争理论，也要从适当地从反的方向来灵活运用“活的革命的辩证法”（徐亮：《复辟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颠倒、反的意识形态斗争》）。
从这一“活的革命辩证法”出发，无论社会主义的和平复兴，还是革命，都将在资本主义复辟行动中最脆弱、薄弱、最边缘的农村地区爆发，并使左派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新式的“农村包围城市”
资本主义复辟到什么程度，仅仅从城市是不能完全了解和体察的。有人说，了解中国既不能从报纸上看，也不能单纯从社会的个别的焦点来分析，而是要走出城市三十里。这说明理论的分析必然遵循辩证法全面性的逻辑，要求思想者进行系统地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毛主义的箴言一点也没有过时。
当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是否建立在中国的多数地区是濒临破产的农村，具有对理论是非的价值标针。
城市占据了经济力量的主体，农村则占据了中国居民力量的主体。如果毛主义者总是将自己的定位基点建立在城市，那么他们是无法获得群众的多数的，甚至也不能占据城市人群的主体，因为在城市，官僚资本的力量具有优势，能够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控制网将毛派的斗争消灭于无形。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二元性质，辩证法在各个领域内应当有不同的写法，甚至辩证法应当也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应用是综合的辩证法。
这必须考虑到左派的依靠源泉，左派究竟将自己的力量建立在哪里？是试图依靠多数人重建社会主义，还是试图去依靠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和被资本、官僚以及他们的舆论弄得分崩离析的工人群众。
不能将目前的工人群众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只是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同一被剥削状态中。他们并没有被组织成一个阶级。被组织起来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官僚。甚至工人官僚也不能组织起工人阶级来。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复辟后采取过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甚至和平行动都没有。
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在被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然后在官僚化、虚无化发展的过程中彻底沉默和分崩离析，是一道重大的课题。
左翼的网络阵地，应当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即从试图影响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上谏、奏折”政治学、“盛世危言”经济学转移到争取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和基点上来。左派应当建立起自己的舆论队伍，将他们分散到主要的网络中，至少鼓励爱国主义者和左派分子到主要的网络阵地中，建立起网络舆论左派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体系”。
二、意识形态变动的缓慢性恰恰隐含着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
历史唯物论有一个观点，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上层建筑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动”。这句被重复了千万次的话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了，但是实际上，这句话的应用包含了将来左派斗争的主要路径。
我们首先确立观点，经济基础的变动集中于城市，因为城市在中国集中了经济的主要力量。因此在经济基础变动的直接领域，阶级矛盾和思想的变动也最为尖锐，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城市里频繁发生各种灾祸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城市的上层建筑变革也基本已经完成，即那些主要的政府机关，尤其在中央已经失去控制的地方政府，已经彻底演化为资本的工具和代理人了。在这部分领域，上层建筑首先为资本创造发展的条件，然后从思想、文化、经济理论、文艺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为资本的统治扫清道路。现在资本文化已经发展到为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资本市场清除一切官僚资本、国家垄断资本、私人资本障碍的程度，而政府仍然毫无作为，仍然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毒药中沾沾自喜，不能自拔。
因此，城市的阶级斗争显得异常尖锐，这里集中了左翼的最主要力量。但是这种集中并不能影响多数群众，而只是试图影响政府、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证明。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是不能依靠他们挽救危机中的中国的。
当然，斗争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并不意味着放弃城市，这里仍然是斗争的思想中心和舆论战的主要领域。
其次，在广大农村，农民已经丧失了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农业已经完全丧失了经济主体的地位，成为资本的附庸。
在毛泽东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立在自然经济解体的边缘，尤其是思想意识变动的缓慢，使这些贫农的思想较多地接近于淳朴的自然经济面貌，而较少地受到资本思想的侵染。他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外来的帝国主义资本的残酷压迫和在这个总体格局下的经济破产，这是资本主义能够带给农民的唯一的印象。毛泽东能够把握这一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吻合点，发动了农村对城市的包围，而且从思想上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那些受到儒家思想浸染，但是却保持了作为贫苦农民所具备的淳朴本性。这使得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有了天然的基础。
目前，农村发生了这样的形势：农村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度迅速解体为变相的个体制。这种隐性的私有化使农民重新分散为利于控制的个体，从而为政府控制农民，也为资本侵蚀农民扫除了道路。
当政府和资本联合起来掠夺农民的土地，从而建造房屋、企业、高尔夫球场，当农民无奈地失去土地，不过证明了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是多么地不堪一击。
虽然农业的集体化从1956年以来只保持到1978年，但是这20多年以来，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完成了对农村居民的改造，使他们具有了团结意识和集体的意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更是使这种反抗资本压迫的思想达到了顶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集体主义的思想遭受到了个体经济的侵蚀，但是它的基本层次，却以毛泽东思想和他的文革语录等崇拜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这里蕴含着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资本主义的复辟势力集中于城镇，使其对农村的影响成为脆弱的一环。这也是法轮功悄悄在农村发展势力，而并不把关注点集中于城市，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反动力量，正是农村是资本主义复辟链条脆弱一环的明证。在矛盾的集中爆发时期，农村居民的团结程度要高于城市里的工人阶级。20世纪90年代，成群结队的农民自发组成准自卫组织，反抗贪官污吏的“苛捐杂税征收队伍”。农民的“随大溜”意识，一般被攻击为没有独立思想，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集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说明，只要有人带头，有领袖和先锋队组织，农民将组织起强大的力量。
三、革命、社会主义的和平复兴或将在资本主义复辟最薄弱的环节——农村爆发并取得胜利
农村的资本主义思想复辟和资本主义经济复辟都是缓慢的。在资本的眼界里，农村只是经济附庸和应当消失世界的代名词。因而资本放弃农村，放弃农村世界是现实的。政府曾经在前20年内几乎放弃了农村，但是胡温又拣起了农村，从而保障了农村的安定。但是这种幸福看来并不能持续，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高通货膨胀压力将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重新卷入急剧下降的地步，直接抵消了胡温农村新政的成果。农民最后将发现，他们看到的“毛泽东去世以后最好的一届领导人”将消失在官僚利益集团的抵制中，成为一针虚幻的安慰剂。
城市里觉悟的小资产阶级应当和农民结合起来，并组织起来成为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力量。对于农村而言，封闭的思想环境恰恰保护着他们免受新自由主义和卖国主义者们的思想杀戮，从而在个体经济模式下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左派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内心的集体意识重新激发出来，使其战胜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而这一旗帜，无疑是伟大而永远光辉的毛泽东及其思想。
上层建筑变动的缓慢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是传统、陈旧思想不能适应革命的生产力的结果。然而，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资本统治形势下，农村不仅隐藏了革命力量，而且直接隐藏了道德复兴的源泉。
农村居民的互助，淳朴，爱国，尤其在较少受到资本侵蚀的中西部广大农村，这种力量越是表现得强大。与农村相反，我们在城市里看到面对危机时的漠不关心，那种对见义勇为的冷漠和对周围人群的冷漠。多数市侩们只对切身利益以及和这个利益相关的人和物感兴趣。
中国社会明显按照经济富裕程度分为经济上的第一、二、三、四世界。在东南部受到资本感染严重的第一世界的农村，毛泽东思想的保留程度一点也不比中西部农村差。同样地，依据这一情况，农村中应当采取网络和传统传播方式结合的方式，促进农民对政治的觉悟。
这是帝国主义资本代理人如此害怕毛泽东，如此害怕依托人民（农民为主体）的所谓“民粹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群众立场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少数帝国主义寡头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区别就在这里。
如果有革命，或者是和平的社会主义复兴，也必然是从城市这一矛盾集中的地区，迅速地使部分知识分子革命力量转向农村，从而使历史重现“破产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劳动者”结合起来的面貌，而这一面貌是否具有进步性质，完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是否能够成为这批“下乡”知识分子集团的主导思想。如果不是，那么其建立的将仍然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旧体制。
[ 本帖最后由 马克思之箭 于 2008-5-10 09: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