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米·亚•西尔文著
kite 校对
2.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著
Saviour校对
3.回忆列宁——斯莫尔尼宫的不平凡之夜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著
洪流校对
4.同列宁会见
列别辛斯卡娅著 历史校对
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米·亚•西尔文
kite 校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我们交流经验的几次小组会以后，很快就建议我们研究理论问题，要我们从作报告或专题报告开始，报告可以由组员轮流来作。我自告奋勇第一个作报告。
“那您能给我出个什么题目吗?”我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手指了指刚出版的瓦•沃•(沃龙佐夫)写的书《我们的方向》，于是我就从这本书着手了。我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到现在我还记得，报告的措词很尖锐，但内容却很贫乏。报告我是在自己房间里作的。听报告的人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还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马尔琴科、瓦涅也夫和格•波•克拉辛。由于报告的内容太贫乏，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也没有交换意见，大家都尴尬地闷坐在那里，最不好受的当然是我这个作者本人，因为这彻底的失败是我造成的，我灰心极了，等听报告的人一走，就把报告稿撕得粉碎。
格•波•克拉辛当时被大家默认为我们小组的领导人，他倒是决定要挽回这个局面，提议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一个关于市场问题的专题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皮包里大概不止有一篇这样的报告，但他故意不作声。他显然是想先知道谁来作这个报告。
会议是在斯•伊•拉德琴柯那里举行的，他这时已经结婚了，在彼斯基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单独的住所。到会的人相当多，除了老相识以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窗户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远离围坐着报告人和我们小组其他许多人的大桌子。格•波•克拉辛口才很差，报告是照着一个四开的本子念的，本子折成两半，因此就留有半页空白，在这些空白处写了许多反对意见，这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事先看这篇报告时写的。这个本子后来在我们中间传阅过；我们既看正文，也看反对意见。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反驳报告时所作的发言却要完整得多。他的发言很长，发言显示了他特有的技巧，他总是设法避免刺痛报告人，但报告人还是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在座的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次发言可以说只是个大纲。他没有引用任何统计数字，也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任何词句，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应当从研究我们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他用鲜明的线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说明正是由于农民的破产和分化，正是由于货币经济排挤了自然经济才出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
所有这些意见后来都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尽的发挥，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但在当时这些意见听起来完全是一种新发现。
“他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带路人，我们的理论家哩，跟着他我们决不会吃亏。”每个人都这么想。我们的心头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因为正是我们小组，我们这个组织拥有这样一个大睿大智的人。当时决定再举行一次会议，继续进行辩论。克拉辛试图反对，但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克拉辛的领导地位垮了。
自从这次辩论会以后，我便常常到小哥萨克胡同七号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久他就在那里长住下来，一直住到1895年春天。他的无穷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刚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尊敬他。我把他看作鼓舞我去进行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我对这个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他了解这一点，他珍视我的忠诚，因而在革命事业中给我以信任，对于我的许多大小弱点都友爱地加以宽容。他性情非常温和，同别人谈话时十分亲切，他是个赤诚的同志，在待人接物方面既朴实又爽朗。当同志们偶尔聚在一起乐一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拘束，总是非常高兴。有两三次在彼得堡，有几次在我家里和在流放地，我看见他对朋友们是那么亲密，那么随和。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思想集中，寸步不让，极端严峻，从不温情。
他说：“革命不是儿戏，来不得半点庸俗。”
他为人爽直，从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从不自我标榜。他用自己平常使用的语言跟工人们谈话，为他们写文章，从不借口使用纯粹的大众语言而生造词语，他不用这种低级庸俗的办法去迎合“下等人”，他不像某些同志那样，好像是为了使意思更明了，用廉价的大众化方法来叙述自己的思想。
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干巴巴的书呆子，他热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乐趣，但他最大的乐趣是斗争，是争取胜利。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革命。除了与革命密切相关的生活以外，他没有别的生活，也没有别的需求。[b]对于那些不能全心全意参加工人运动，不能同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彻底决裂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大喜欢的。他认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要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变种好得多。[/b][b][/b]
当时在民粹派的杂志上，特别是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不同作者而主要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我们大家都再三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击他们，答应他用最大的力量去印行他的著作(哪怕是用胶印版)，使它在我们这个范围不大的小组之外广为流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才着手写作，1894年春天《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本书便写出来了。他写得很快，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那部分在4月间就已经完成。这本书没有在小组里朗读过，至少我不记得有这回事。我个人读过这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作者家里抽空读的。第一版的印制工作由拉德琴柯负责。究竟是谁印的，我不知道。用胶印版印的书页印好以后一包一包地陆续送到我们的住处来，我和瓦涅也夫把书页整理好，装订成小册子，然后由瓦涅也夫送到工艺学院，由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向外发行。按当时的技术条件，第一版不会超过五十册。我相信一次不可能调制出更多的胶印油。
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当然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主张一定要寄一本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就这一点向我指出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米哈伊洛夫斯基，而是为了[b]：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这是小市民思想，是为小生产者辩护的。”[/b][b][/b]
第二编也是4月间开始写于彼得堡。第三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夏天在莫斯科或莫斯科郊区写成的。
1894年春天第一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发行。有几本分别寄给了一些报刊编辑部，其中包括《俄国财富》杂志。书价没有规定，给多少就收多少。书款交给了我们小组的出纳处，但连印刷费都难以抵偿。书很受欢迎，这一版一下子就销完了，于是便考虑印刷第二版。
9月中旬瓦涅也夫又负责印刷了第三版(如果把甘申和马斯连尼科夫在莫斯科印刷的一版算作第三版，那么这就是第四版)，这一版注明的日期是1894年9月，并标有“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
第二编，即论尤沙柯夫的那一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5月间就写好了，我们阅读过。第三编是他在夏天写成的。但他要先印第三编(论克里文柯)。
当我们完成了第一编第四版(也就是我们彼得堡的第三版)和第三编第一版(也是唯一的一版)的印刷任务以后，我们曾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允许我们着手印行第二编(论尤沙柯夫)。
这已是1894年l0月的事。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情况，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再考虑用我们的资金去印行论尤沙柯夫的著作。
[b]写书和有关的操心事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我们组织的地下活动，相反，他的注意力主要正是集中在这方面。[/b][b][/b]
[b]我们的秘密活动在那时是相当原始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只是由于私人友谊才联系在一起。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们都起了外号。瓦•瓦•斯塔尔科夫叫“捷姆利亚尼卡”，扎波罗热茨叫“古楚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叫“苏斯利克”，瓦涅也夫叫“米宁”，我叫“波扎尔斯基”①，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开玩笑的外号，宪兵们始终没有弄清楚真相。[/b][b][/b]
后来，到了1895年，过渡到了“鼓动”阶段，组织扩大了，除了老同志的中心组，还发展了庞大的外围组织，即由宣传员、技术员、秘密书刊的保管员和传递员、联络员等组成的几个附属小组。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组织成员按区分组；第二，严格划分每个成员的职責和在党内应尽的义务；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来；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喜欢写信，特别是喜欢往外省写信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用各种方法或明或暗地提到老相识，提到事业的发展情况，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断扩大自己和我们在小组中的工作，他注意组织的成长，逐渐改组了组织，分出了中心工作组和写作组，并按区建立了分组。他向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工作与群众运动脱节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我们当时在涅瓦关卡外的谢勉尼柯夫工厂有一些关系。1894年底或1895年初，这个厂发生了一次风潮闹得很凶的罢工。工人们捣毁了工厂办公处，痛打了某些高级职员，向赶来镇压的警察投掷了石块。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到一个小组去(在这个工厂里有一个小组是他亲自掌握的)，问自己的组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又不及时让他了解情况?小组里的人只是就运动应当先深入后扩大等问题作了泛泛的解释。这又一次证明，我们那些参加小组的工人严重脱离群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搜集了关于事件的材料以后写了一份传单——一份归纳了罢工工人要求的告罢工工人书，然后就去找扎波罗热茨(当时他也掌握着谢勉尼柯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小组)，问他是否有可能把传单印出来。当时没有这种可能。而事情又很紧急，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用印刷体把传单抄写了几份，交给谢勉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小组去散发。传单当然是发迟了，因为事件已经结束，工厂也已平静下来。不过人们还是在工厂各处大声朗读了传单，传单很有意思，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议论①。
在这前后，出现过一本引起很多议论的小册子《论鼓动》。它的主题涉及我们活动中最尖锐的问题：怎样从小组活动过渡到群众活动，怎样吸引群众参加运动?
研究各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早就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了。这时他编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现在要是能在旧宪兵档案里找到它才有意思呢。这种四开纸的调查提纲有四页多写满了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这种调查提纲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我们还把它复制出来发给其他小组的宣传员。我们非常热心于收集情况，有一个时期，连宣传工作也放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收集情况也十分热心。我们工人中不知是哪一个(是舍尔古诺夫，也可能是美尔库洛夫)到他家去看他时，常常被他盘问得汗如雨下。
关于工人生活的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要得到准确的回答也并不那么容易。比方我们问工人当前最不满意什么，抱怨什么，希望在工厂里取消什么时，有时会
① 这些外号在俄语中是“草莓”、“古楚尔人”、“黄鼠”、“地雷”、“烈火”的意思。——译者注
① 给谢勉尼柯夫工厂工人的这份传单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得到这样出入意外的回答：“厂里停止供应开水了，大家都在闹着要开水呢。”或者从别处会听到：“计件工资减少了五戈比，为这五戈比估计要罢工。”这些“开水”、“五戈比”之类的事挂在大家的嘴边上，到后来开展了鼓动工作以后，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反对地下工作新方法的人，主要是斯•伊•拉德琴柯和格•波•克拉辛，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们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耗费精力，把革命工作归结为要求开水的斗争，这是在葬送社会主义宣传事业，因为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参加我们小组活动的所有工人很快就被宪兵抓走，一切工作都将停顿下来。
怎样实际运用调查所获得的材料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提出了新的主张：要以“合法”要求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根据调查提纲从每个工厂收集来的材料不止一次地表明，现行法律已经在哪些方面遭到了破坏，程度又如何。鼓动工作应当从要求遵守法律做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介绍了莫伊先柯和他的同志们在1885年奥烈霍沃—祖耶沃大罢工中所采取的策略。大多数组员显然都同意在实践中试行新策略的决定。召开过一次会议来形成这个决定，并请来了一些工人代表参加会议。
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是在特罗伊茨基大街三号我和瓦涅也夫的住处召开的，时间是在1894—1895年的那一冬天。到会的人除我们两人以外，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波•克拉辛、斯塔尔科夫、扎波罗热茨、拉德琴柯、雅库波娃、舍尔古诺夫、巴布什金、美尔库洛夫以及其他几个参加小组活动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问题作了说明，有人朗读了小册子《论鼓动》中的片断，再一次听取了“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也听取了为新办法辩护的理由，在克拉辛和拉德琴柯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由小组宣传(并不停止这种宣传)过渡到以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依据，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任何与运动的政治任务无关、与“劳动解放社”老原则无关的话都没有谈起。当时认为，运动的政治方面可以体现在小组宣传和将要用来进行鼓动的口号之中，如果运动领导人——工人们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
严格说来，1895年春天，我们还没有进行鼓动，但工作范围毕竟扩大了。各区小组的数目增加了，我们的组织不仅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工人，也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知识分子。尽可能把在彼得堡进行同一方面活动的小组联合起来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为了利用技术设备，我们同民意社建立了联系。
由于作出了以要求遵守现行法律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写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①，这本小册子是由民意社印刷的。
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明显地加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到国外去，以便同“劳动解放社”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为争取经常供应我们通俗的秘密书刊进行一些活动。复活节那天，同志们聚集在皇村我住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给我们分配了在他万一被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担的任务。这是4月间的事，5月他就出国了。
9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归来。他知道我们需要书刊，他像我们组织的任何一个普通成员一样，用夹底箱从国外带回了满满一箱秘密书刊。箱子顺利地带进来了，也许是故意放过他的，为的是进一步监视他。后来这只箱子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必须把箱子和箱子里的东西尽快藏起宋。密探到了也没找到箱子。
秋天，马尔托夫来到彼得堡之后，我们同他的接触多起来了。马尔托夫有一批人，他们在国境线上有可靠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有一部油印机，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有用了，对印刷传单极为重要。现在传单不必再甩手抄了，可以用打字机打出来，无须忙碌地调制胶印油就能很快地印出相当像样、便于阅读的传单来。我们第一次试用油印机是在11月，到12月我们就用它全速进行工作了。
把在彼得堡进行活动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全都联合起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又一个主张，但这件事直到他被捕以后通过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才得以实现。利用有生力量的大量补充以及与民意社取得的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创办《工人事业报》。为这件事我们的组织在拉德琴柯家里(辛比尔斯克街十二号)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一次会议称之为“立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与马尔托夫小组进行合并，建立了一个由五人(乌里杨诺夫、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也夫，都作为区的代表)组成的核心，并整顿了组织。会上还确定了中心组的候补人选，中心组当时由十七人组成。另一次会议是编辑会议，是在被捕前三天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工人事业报》编辑的身份给我们朗读了第一号的全部稿件。在第一号也是唯一的一号上有四篇文章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撰写的：一篇是一般政治性内容的社论，一篇是《1895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一篇是悼念弗•恩格斯逝世的文章①，还有一篇是评论杜尔诺沃通令的文章(《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②)。被捕前几天，扎波罗热茨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把他那笔迹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手稿直接交到印刷所去，并有所准备地把它重抄了一遍。因此，后来宪兵就把扎波罗热茨当作这些文章的作者，把他看作头头，判了他更长期限的流放。在那次会议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全部材料都交给了负责与印刷所联系的瓦涅也夫；在工2月9日凌晨的那次搜查中，这些材料也全都从瓦涅也夫那里抄走了。
但是鼓动运动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波里斯•季诺维也夫和彼得•卡拉梅舍夫同由他们挑选出来的一批青年人，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都进———————————
①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2页。——编者注
行了公开的鼓动，他们在大街上，在成堆的工人当中，在厂门口和其他地方堂而皇之地散发传单。传单往往触及时弊，例如，舞弊营私，违反法律，不预先通知
就削减工资等等。于是工厂督察来了，开始了侦查，警察也进行了讯问。这一切在单调的工厂生活中是大事件，它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关心。
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传单事件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舞弊营私、专横跋扈本来只是内部知道的事情，现在把它公之于众，当然激起了人们的义愤。
“骂得真痛快!”有人在人群里一边读刚捡到的新传单，一边说。
传单现在已经被人大声地朗读，也就是公开地朗读了，这样朗读传单的人多半是那些给传单提供过材料并负责散发的工人。
宣传员现在到小组里去，不再是去物色那些能够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知识水平高的工人了。他现在要找的倒是那些能够掌握群众情绪、能够发现重要事实、有可能成为鼓动员的活跃积极的同志。“鼓动”使我们着了迷，过了不久我们简直就没有时间去搞小组工作了，于是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更加强了。
我们当时念念不忘的是，要给群众运动灌输自觉的政治思想，即为推翻专制制度、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思想。但是由于害怕采取为时过早的、策略上错误的步骤，我们不自觉地滚进了“经济主义”的泥坑，“经济主义”过两三年以后在《工人思想报》上被大肆宣扬了一番。
这种“尾巴主义”的因素，这种为运动服务而不是去领导运动的倾向，在1896年我们所有的传单和声明中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够，不能胜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以后由我们来充当的重要角色——运动领导人的角色。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的最初阶段，我思想苦闷时去找他，他总是用这样的话来鼓舞我：
“您一定会看到，我们很快就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党。革命一定会到来，我们将作为一个准备去完成自己使命的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l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
出版社版第14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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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三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著
Saviour校对
从1884年起我就在新船坞港钳工车间当学徒，1889年满师当技工。港口里的工作进行得毫无生气，工作方式也很原始，连车间已有的机床也不利用。有时候你去向领班要砂纸磨铜制品，他会回答说：“哎呀，你真是个差劲的师傅！还想要砂纸呢，你就弄点刨屑，撒点金刚砂磨磨好了。”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一一工作的时间少，浪费的时间多。
从波罗的海工厂来了几个青年技工；后来知道，他们是作为“危险分子”被波罗的海工厂开除出来的。他们给港口带来了一股朝气。搁置不用的机床一下子开动起来了，计日工改成了计件工，因而工资也提高了。
同时，这几个技工还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从工厂的青年中挑选优秀分子。着手组织了一些小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我在小组里获得一些知识以后，立刻就到我的朋友中间去传播．除了口头宣传以外，还传阅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偶尔也有一些秘密书刊传到我们手里来。但是这些秘密书刊不容易“扎根”，因为很难保存。
为了让工人在政治上受到正确的培养，我们在港口建立了一些当时称之为“民主大学”的组织，每个组织的人数不超过五人。我们都这么说：“如果工人自己不能来上大学，大学就去找他。”果然不错，小组成员的发展工作这样一来就进行得很快。
我们这些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小组的组织者。
1894—1895年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同扎波罗热茨和斯塔尔科夫一起制订了一个学习大纲，我们工人小组的工作从此就开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了。
我记得，当我在彼得堡区，在瓦西里岛，在维堡区和在科尔皮诺镇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表示必须派一些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做报告时，中心组的人对我说：“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会到你们那里去的。他是我们当中一个出色的同志，因此小组的成员应该是可靠和正派的人。”
由于这一指示，我在要参加小组的工人当中挑选了四个我最了解的人——伊林、阿斯塔菲也夫、克雷洛夫、尼良杰尔，第五个就是我自己．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住的房间里举行的。我的房间在彼得堡区斯也任斯卡娅街和大普什卡尔斯卡娅街转角上的一幢房子里，从楼梯到我的房间有一个单独的过道，因此有人到我这里来，房东是看不见的。
到了约定的时间，有人来敲门了。我打开门，看见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撮浅红色的小胡子，圓圆的脸，目光很敏锐，一顶便帽戴得快盖住眼睛了。虽然是夏天，他穿的却是秋季大衣，领子翻得高高的。总之，从外表上看，我说不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一进门就问：“克尼亚泽夫住在这里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他说：“我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我们都在等您。”——“因为我不能直接到这里来……
所以耽误了。人都到齐了吗？”他边脱大衣边问。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严峻，好像在发布命令，这就使得你不由自主地要听从他的话。于是我急忙宽慰他说，人都来齐了，可以开会了。
他走到参加会议的人跟前，同他们一一认识以后，就坐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开始给大家介绍我们为之来开会的那项工作的计划。他讲话的特点是严肃，明确，周密，并且他的话好像是不容反驳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注意地听着他讲。他们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工厂工作？厂里工人的水平如何?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什么？他们在读些什么书？等等。
我们认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主要思想是，人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而主要的是还不会利用能够加以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妨碍他们得到美好未来的一切障碍。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独立自主地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摆脱奴隶状态，等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们听得并不吃力，因为他把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都讲清楚了。把他的讲话同别的知识分子的讲话比较一下，就能明显地看出，他的讲话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定了下次会议的时间，离开我们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部问我：“这是谁？讲得真带劲。”
但是我没法向他们说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谁，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常到我们这里来——每周一次。他也常到给他指定的其他小组去。在黑河边上，工人普•德米特里也夫那里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虽然路很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是常到这个小组去。他也常到瓦西里岛七马路克罗契金－费多罗夫的小组去。去这个小组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那里有人跟踪他。这个小组的五个人在1894年11月全都被捕了。
因为我是中心组的成员，所以经常有其他小组的代表和知识分子在我的住处集会。这些会议是更加秘密的。主持这些会议的就是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但是他的真名叫什么，连在这里开会的工人也是谁都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这些会议上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个小组去，给他们作指示，向他们介绍这些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在小组里要讲些什么。
1893年我的祖母死了，遗产应该由我继承。我知道我有什么事时同志们总是会出主意的，为了获得这笔遗产，我便去找他们商量了。他们叫我去找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杨诺夫，并且警告我说，不要把他的地址写下来，记住就行了，如果非写不可，就有意在门牌号码和房间号码前面加个九字。
我找到了哥萨克胡同七号第十三号房间，我是按照别人给我画的图找到这个地方的。按门铃后，女房东开门对我说，乌里杨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并让我在他房里等他。房间有两个窗户。家具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一只五斗橱。打量了这全部陈设以后，我心里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律师呢？他会不会承办我的案子……”门铃响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啊，您已经在等我啦？”他说着，迅速地脱下大衣，整了整他那身有点皱了的燕尾服。“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换好衣服，来和您谈问题。”
我朝这位律师的面孔看了看，楞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等我清醒过来，出现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换了一套衣服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了。他指着椅子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您从头给我讲起。”我坐下以后，就尽我所能把来龙去脉都讲给他听，他不时打断我的话，要我解释清楚，好像是要把一件件事情都从我嘴里掏出去一样。我说我的祖母是在一个将军家里做奴仆死的，这个将军自己虽然有一幢三层的石砌楼房，还是有可能要强占遗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听了以后，搓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能胜诉，就能把房子接收过来。困难只在于很难找到户口册，因为死者是农奴。”
说完他就拿出一张纸，写借阅纳税人口花名册[①]的申请书。写好以后，他告诉我要到哪里去递交申请书，并且嘱咐我一得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消息就立刻去找他。
“好，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吧。小组的情况怎么样？工厂里怎么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详细地问起我来。我勉强回答了他的问题。“您，”他对我说，“作为各个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经常了解工F"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有什么不满，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您应该了解工人的需求，要知道他们最关心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
我听着，感到要达到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得那么坚定，我当然不敢加以拒绝了。
“现在，”他继续说，“您组织了一个小组。您自己要在知识上超过组员，才能起领导作用。您应当多读些书，提高自己，提高别人。我听说您喜欢跳舞，抛弃这个爱好吧，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工作。您应当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到那时，您在小组里的全部工作对您来说就会是一种享受了……”
我们告别后分手了。想起他交给我的这些任务，我的心情很不轻松．从他那里出来走到街上以后，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过了两三天我见到扎波罗热茨，我向他讲了我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弗•伊•乌里杨诺夫)见面的情形以及他要我完成的任务。扎波罗热茨听我讲完后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您要以他为榜样，他自己也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也要这样工作，要帮助他。”
从这时起我便定期到弗•伊•乌里杨诺夫那里去，把从工厂里收集到的情况告诉他，每次也从他那里接受新的指示。
“您等着瞧吧，”他说，“我们要他们听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取得组织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好过些了。必须使工人了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获得力量，就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弗•伊•乌里杨诺夫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兴奋。我离开他时也是情绪高涨，干劲十足。
在工厂里，我尽力把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听来的一切都讲给工人们听。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讲，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尊敬我了。但好景不常。我进行宣传这件事让上级知道了，我只好离开工厂了。
有一次，我到弗•伊•乌里杨诺夫那里去，我听到他这样问我：“怎么样？！如果您被捕，您知道在审讯中，在法庭上该怎么办吗？”“我知道。” 我回答说。……在审讯中应持的态度就是不作任何交代。“那么，”他继续说，“既然您知道，那您就向所有的同志都说一说吧!你们有互助储金吗？有图书馆吗？里面有些什么书？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图书馆，制定一个相应的读书计划。应该知道怎样帮助被捕的同志们和被流放的同志们。办这些事需要经费。要责成党员缴纳党费，要举办抽彩活动，耍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筹集经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这个组织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都尽量告诉我了。我在他那里坐了大约一小时，答应他尽可能去做，然后我就走了。
不久，我听说他被捕了。在他被捕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后来我就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去了。
载于《关于伊里奇(论文、回忆录、
文件和资料汇编）》1924年列宁格
勒波涛出版社版第112一117页
回忆列宁——斯莫尔尼宫的不平凡之夜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著
洪流校对
整个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在一条条走廊上情绪激昂的人群川流不息。每个房间里，都是热气腾腾的场面，但是热情最高、情绪最热烈的，是在楼上走廊拐角的地方。在那里最末了的一个房间里，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有几个姑娘已经疲惫不堪了，然而还在顽强地应付着那些前来要求解释问题、听取指示、提出种种要求和申诉的人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压力。
如果卷进这个漩涡，那就能从四面八方看见一张张非常焦急的面孔和一双双要求取得某项指示或某种委任书的手。
一些重大的任务和任命就是在这里决定的。打字机当场就哒哒不停地打下口授的文件，随即把文件摊在膝盖上用铅笔签署。一个幸运地获得了任命的年轻同志，拚命地驾着汽车飞也似地消失在黑夜里。而在最末了的那个房间里，有几个同志坐在桌旁，犹如一道道电流似地把自己的命令发给全国各地的起义城市。
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件了不起的工作时，我不能不感到惊讶。我至今仍然认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的日子里的活动是人的精力的一种表现，它证明了在革命的心灵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而当这颗心灵在革命惊雷的召唤下，它又能干出什么事来。
晚上，在斯莫尔尼宫的白厅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前来开会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吋群情激昂，尽管冬宫周围的战斗还在进行，时而还传来极其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是没有出现丝毫的慌张。
我说没有丝毫的慌张，是指布尔什维克而言，是指代表大会上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极大多数人而言。相反，凶狠、窘迫，焦躁的“社会党”的右翼分子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会议终于开幕的时候，大会的情绪就完全明朗了。布尔什维克的演说受到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欢迎。大家怀着热烈赞叹的心情听取前来报告冬官周围战斗的真实情况的年轻水兵们的发言。众所周知，冬宫周围的战斗打完时我们方面牺牲了一些人。
苏维埃政权终于进入了冬宫，资产阶级部长们被逮捕了——这一盼望已久的消息受到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同时，在当时的军队组织里很起作用的孟什维克库钦中尉走到讲台前面来，威胁我们，说要立刻把他那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调到彼得格勒来。他代表第一、第二、第三，直至第十二集团军，同时还包括一个独立的集团军，宣读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未了，他公然对敢于采取“这种冒险行动”的彼得格勒进行赤裸裸的恫吓。
这种做法吓不倒任何人。而那种宣称全国的农民在我们面前就象一片汪洋大海，要把我们淹没的说法也是吓不倒任何人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鱼得水，他愉快地不停地工作，已经在一个角落里草拟了新的政权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这些法令将成为本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篇章，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除了上面寥寥几笔之外，我还想回忆一下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任命情况。那是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的椅子上扔满了大衣和帽子，大家挤在一张灯光暗淡的桌子周围。我们在选举新生的俄国的领导人。我觉得选举时通常带有偶然性，我老是担心被选上的那些人同重大的任务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因为我对于他们是很了解的；我觉得他们担负无论那一种专门工作都还不够水平。令人懊恼的是列宁不管我这些顾虑，却笑着说道：“目前所有的岗位上都需要负责的人员，做了再看吧，如果不行，我们还能够换。”
列宁是多么的正确啊! 当然，有的人撤换了；有的人还留在岗位上。那些曾不无胆怯地担负起委任给他们的工作，后来表明是完全称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的人——不只是目睹革命的人，而且是参加革命的人——面对宏伟的远景和似乎不能战胜的困难晕头转向了。列宁以惊人的稳健神态，谛视着巨大的目标并紧紧地把握着它，就象一位富有经验的领港员，操纵着一艘远洋巨轮的舵轮。
载于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和论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24-—26页
同列宁会见
作者：列别辛斯卡娅校对：
我初次同列宁见面是在1894 年。在彼得堡近郊列斯纳依的一个小别墅里，举行了一次秘密晚会。会上有一位身材不高、非常活泼的青年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那双聪慧而敏锐的眼睛，在宽大凸出的前额下面闪闪发光。这位年轻人同司徒卢威辩论起来了。司徒卢威斜着两只眼睛，用一种茂蔑视的目光望右这个大胆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而这人却毫不在意，手指叉在前胸西服背心边上，热烈而令人信服地对年高望重的“青年导师”展开了批评。争论到最后，这位年轻人向对方说了这徉一句括：“如果您的思想继续照这材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将分道扬镳，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这位新出现的发言人的名字，在大家的口里传开了：“他就乌里扬诺夫，一位青年律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秘密晚会上的发言，使我们心神向往。他对马克思学说非凡的深划了解，使我们或到惊奇。他不是抽象地引用马克思原理，而是符合当时俄国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实际。他的演解充满对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热忱信心。他把“合法马克思主义”评价为一个同革命任务相敌对的派别，这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列宁在晚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与司徒卢威进行笔战。不久，司徒卢威出版了一本关于民粹主义者经济理论的书籍。列宁在1894年秋天给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所做的以“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为题的学术报告里对这部书做了批钊。他后来的巨著“民悴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所著一书内受到的批钊”，就是以这篇学术报告做基础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刻地揭发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本质。
列宁很快就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只们的尊敬和爱戴。他采取的步骤，对进一步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和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其有巨大的意义：他把彼得堡一些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成立了“工人阶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成为向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的学校。它通过所做的革命工作使工人的经济需求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
1894年12 月9
日夜里列宁被捕，度过十四个月的监禁之后被流放。我和我的丈夫也在流放之列。
我们最初住在卡查钦斯克村。后来因为我是一名医士，又把我转到米努辛斯克州叶尔马克夫斯克村。途中我去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到达之后听说去流放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到了那里。我很想见他一面，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找他。忽然听到了敲门声，接着精神焕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进了我的房间。他听说我到达，便马上来找我，打听在卡查钦斯克区流放者们的生活情况。他详细地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物质生活情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意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问大家是否进行写作。
他对我这个即将做母亲的人给予了莫大的关怀。伊里奇问我：“您想吃些什么吗？”我开玩笑回答说：“我的胎儿想吃龙虾。”我相信这种要求在流放的条件下是无法满足的，正象冬天找不到莓果一样。可是伊里奇竟拿起帽子，快步走了出去。他终于在一家铺子里找到了罐头龙虾和螃蟹，并且买来送给了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爱大自然。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近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区之一。雄伟耸立的苍松古柏，在丘陵起伏的叶尼塞河彼岸形成一道绿叶密茂的墙壁。松林的后面又有那萨扬山脉的侧影隐约可见。伊里奇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米努辛斯克的途中，站在轮船甲板上眺望那连绵的山峦，欣赏叶尼塞河的自然美景。
在十人的大船舱里，我们的床位挨在一起。我无意中注意到伊里奇看书时，书页翻得非常快。我翻开一页刚刚读五、六行，旁边伊里奇的书却又翻了一页。我着了看伊里奇手里的书本，发观那是外文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是在读书还是在浏览呢？"
“当然是读书，而且读得非常仔细。”
“真能读得那么快吗？”
伊里奇笑着说：
“您说得对，我读得很快。非这样不可，我需要看许多东西，读慢了对我来说是不成的。．
几天的工夫，列宁在船舱里所读的书，换上别人的话，足够读一年的。
按照说定的时间，轮船需要走三天三夜。可是正当炎热的七月天，叶尼塞河的河水深度很浅。轮船经常停泊，打乱了规定的航行时间。大多数旅客在中途就把储备的食物吃光了。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每个人都为这个问题着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了围。他趁一次抛锚的机会钻进芦丛，上了岸。过了一些时候，他把一批农民带到轮船旁边。农民们带来了牛奶、而包、奶油和鸡蛋。
列宁在流放时期同未遭逮捕的党的工作人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了解党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有一次，他把我们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到一起，告拆大家说，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报道了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高兴。他郑重地对我们说，如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成立，并建议我们全都入党。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接受了伊里奇的建议。每个人都感到非常自豪—— 一个革命者有了取得党员崇高称号权利的自豪。
列宁在舒申斯克村流放期间曾全力从事写作。他在这里写成了自己的巨大、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写了许多论文、短文和评论，译了许多英文和法文的社会经济书籍，并同许多同志进行通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虽然如此紧张而多彩，但他善于使自己的大脑得到应有的休息，善于使单调的流放生话变得丰富多彩。他很喜欢打猎、下棋和滑冰。列宁还非常关心文学。他喜欢诗，特别热爱普希金、拜伦、席勒和莎士此亚等古典苦作，他也喜欢读象巴拉腾斯基和丘特齐夫等声誉较小的诗人的作品。我们一些被流放的人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的声乐活动非常热心。他也学会唱革命歌曲。当伊里奇握起拳头，二次重唱工人战斗进行曲的最后几句歌词时，他的眼里闪闪发光：
我们要在大地上，
树起劳动红旗！
1899 年8 月在叶尔马克夫斯克我们列别辛斯基家里，举行了流放到米努辛斯克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员会议。大家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前来开会，以便对库斯科娃和普罗科坡维奇的“信条”采取决定的对策。
列宁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手稿以后，非常激愤，立刻起草了反对这一机会主义文件的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决定用集体名义发表。伊里奇说，“信条”的出现，是具有前兆性质的，决不能对它袖手旁现，而“经济主义”乃是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后患，一定要坚决同它进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经过热烈讨论之后，被一致通过了。抗议书的第一句括写道：“十七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某地（俄国境内）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如下的决议，并决定把它公布交由全体同志讨论”[②]。
会议结束后过了几天，会议参加者之一的瓦涅也夫逝世了。大家把他安葬在叶尔马克夫斯克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在墓前致追悼词，介招了这位在流放期中逝世的战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位最积极的会员一生所经历的光荣的革命道路。
1900年1月29日流放期满，所有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时被捕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州的人们，都准备归途。青年们无忧无虑，坐待启程，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考虑了如何安排行程问题。他曾写信给我，要我首先给我的小女孩奥丽娅定一辆席篷车，缝一个灰鼠皮口袋并包两千个饺子以备大家路上吃用。出发前我包好了饺子，可是忘在叶尔马克夫斯克了。因为我的小女孩正患格鲁布性肺炎，由于照顾她竟把做饺子的事情忘光了。流放期满准备同我们一道走的米努辛斯克的同志听说我们忘带了饺子，颇为不满。有人竟气得说小孩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负担，是累赘。可是一向非常关心同志们的伊里奇，给了我们安慰。
“你们生了个奥丽娅真是好极了。”他说，“她将来一定是个革命工作者……”
列宁对我们和我们的女儿表现了莫大的关怀。他到处去找医生，终于把医生请来了。甚至在夜里伊里奇还跑来打听奥丽娅的健康情况。
弗拉某米尔·伊里奇同我们谈了他的计划，这是他在很早以前就产生了的一种想法：流放归来后创办一种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来团结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工作。大家兴高彩烈地同意了伊里奇的意见。每个人都想象到将来围绕着这个报纸进一步从事革命工作的远景。列宁已报替报纸想好了名字，叫“火星”。每谈到未来的报纸的名字，列宁经常引用十二月党人欧道耶夫斯基在答复普希金“寄西伯利亚”的贺词而写的诗文中的词句：“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
由于女儿生病，我同我丈夫不得不在鄂木斯克停留两个月。我们怀着殷切的心情期待着伊里奇的消息。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丈夫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收到了他的来信；在信中他邀请我们去普斯可夫的途中到莫斯科附近的包道里斯克去看他，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同家人都住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西伯利亚归来以后，抓紧时间为实观把俄国党的力量团结在他准备创办的全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周围这一既定目标而努力。他有时去彼得堡或普斯可夫，有时到其他城市去进行必要的会见和商谈。
我丈夫对我说，他到了包道里斯克以后，受到了好客的伊里奇和乌里杨诺夫全家人的款待，列宁带他参观了包道里斯克及其附近的名胜古迹，长时间同他下棋，而最主要的是及其详尽地向我丈夫谈了他在普斯可夫的党内职务问题。他的职务是担任“火星报”特派员，这个报纸已经决定在国外出版。他在普斯可夫的职业是地方统计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已为这一工作准备了阵地，普斯可夫统计局已经知道有列别辛斯基其人将来此工作，而且在等他。我丈夫在统计员的掩护下，须秘密地为“火星报”工作，即供给通讯稿件、印好的和手写的材料，同编辑部保持密码通信、收领从国外寄来的“火星报”和其他秘密刊物并设法保藏和散发。
列宁于1900年2月出国。不久，“火星报”就出版了，该报同伊里奇在出国前在俄国国内组织的火星派中央，包括我们普斯可夫火星派分子在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1903年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伊里奇。我们在日内瓦开了一个饭馆，这个饭馆成了我们一些旅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们聚会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领导一些即将回国担任党的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们进行学习。这是一所党校，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进行党纲的学习。在该校开办的三年当中，我经常去听伊里奇讲课，侮次总会对他那卓越的教育才能佩服不已。他比任何人都善于掌握听众，培养他们对课程发生兴趣，井能使讨论活泼热烈起来。列宁同政敌的争论是无情的，但在党校里却能极其温和而耐心地听取同学们的议论。有时发言的人们谈出了错误的见解，这时伊里奇会委婉地对他们解释清楚错在什么地方。
日内瓦布尔什维克党校学员的成分很复杂，而且水平不齐。其中有具有相当理论修养的知识分子，也有跟他们坐在一起的来自生产岗位的工人。虽然学员成分复杂，但伊里奇讲课却能抓住全体听众，使大家在同等的程度上感到他们所学的党课基础的重要性。伊里奇是通过独特的教学方法使那些基础不同的学员们能够感到相同的兴趣。他对知识分子学员们的要求很高，同他们那种空泛的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进行斗争，同时却用那双敏锐的耳朵听取无产阶级本能所暗示出来的各种健康的工人阶级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提炼得更加明确、完整。
列宁主办的党校对我个人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我在洛桑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在自然科学的教学当中传播唯心主义理论也是相当普遍的。列宁给我们讲课时，经常能深入涉及到一些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成了一个醉心于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人。
当时俄国国内革命运动日益发展起来。到了1905年，在日内瓦各侨民团体中间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俄国的局势。当时打算召开一次包括有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别参加的联合大会。列宁从一开始就对这种召开联合大会的想法抱着怀疑的态度。
“达奈人即使是前来进贡，也要当心。”他引了一句古罗马的谚语。
但伊里奇对召开联合大会的事情终于同意了，不过他主张如果开会则需明确地谈好条件，那就是大会主席决不能同大会的参加者闹宗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等各派别均由一个代表发言，反对每个人公开或暗地里进行宗派论战。孟什维克同意了我们的一切条件。
有很多人出席了大会，伊里奇也参加了，他同几位同志——布尔什维克坐在后排的一个位子上。大会主席是查苏利奇。第一个发言的是马尔托夫。他的话讲得平庸无力、没精打彩、枯燥无味。不过他们所接受的条件，他是做到了，没有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性攻击。接着由布尔什维克代表沃依诺夫（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发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开会前半小时曾同他淡了有关发言内容和发言方式的问题。我们的发言人也没有涉及到党派的论战，讲的是总的革命问题。这次了不起的演讲很生动，充满巨大的革命热情。布尔什维克的发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时，正象列宁所估计到的那徉，那些令人遗憾的孟什维克马上破坏了协议。
唐恩同查苏利奇低声私语了些什么，查苏利奇答应他起来发言。他竞违反协议成了孟什维克的第二个发言人。唐恩的发言当中满是些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话，他批驳了沃依诺夫的发言。
伊里奇第一个站起身来小声对我们说道：
“我们走吧，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实情可做了。……”
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迅速展开了。伊里奇日夜紧张地工作着。他给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和后来的“无产者报”所写的信件、电稿、指示和论文等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战斗纲领。1905年4月初列宁到了伦敦，领导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拟订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策略路线。虽然当时俄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无产阶级对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同农民建立联盟来孤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这就是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的策略。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论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并批判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策略。
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起来了。列宁一心想回俄国。1905年11月初他回到了彼得堡，马上就积极参加了举行革命起义的准备工作。到了12月，莫斯科市内的街道上，布满丁街垒。革命起义的火焰也燃到了其他城市。然而，沙皇政府把起义镇压下去了。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但这次革命毕竟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伟大的革命家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所谓“本来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种责难时说道：“恰恰相反，本来需要更坚决、更努力和更采取攻击地动用武器……”
我们后来只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才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和我都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我们同白俄罗斯故乡的里特维带维奇村，我们准备回去之后吸收农民参加，试办一个农业公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满意这个建议，因此当时就取得了他的的同意，这时他对我们说，吸收农民加入大规模集体经济乃是我们的一件重要任务。我们回到了里特维诺维奇之后，就开始筹备公社，但在炽烈的内战影响下，这一既定的计划未能实现。
1919年列宁派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去塔什干担任土尔克斯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职务。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后，谈好了赴任的问题，他回到家来的时候，情绪振奋、精神焕发。
“什么事情使你高兴？”我问道。
“保住了两家剧院！”
“哪两家剧院？”
“又是大剧院，又是小剧院。”
“谁保下来的？”
“伊里奇保下来的。”
我丈夫对我讲了那天晚上的经过。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因故未能参加大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潘切列蒙·尼古拉耶维奇做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代理他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了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小人民委员会提出的、会内讨论时有了分歧意见的国立剧院的取暖问题。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加尔金做了报告。他说，当时工农共和国是不需要大剧院和小剧院的，因为它们演出的剧目仍然是旧资产阶级的一套和“茶花女”、“卡尔门”、“叶普根尼·奥涅金”之类的歌剧，因此没有必要把高贵的燃料填到莫斯科国家剧院的贪食的大炉子里去。
佛拉基米尔·伊里奇顺便说了一句之后，把这一问题付诸表决：
“我觉得，”伊里奇含笑的眼光一闪，然后说道，“加里金对剧院的作用和使命的看法多少有些幼稚。”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有拥护加里金的意见的，请举手。
没有一个人举手。使俄罗斯民族文化引以自豪的剧院得以继续工作。
苏维埃人一代又一代在战无不胜的列宁的思想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列宁永远活在我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热烈的号召，号召人们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生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①] 一种纳税人口的调查表；最后一次调查是在废除农奴法的时候进行的。——编者注
[②]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