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游历乌有之乡，看到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先生的《南拉拉夫：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文中对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赞赏有加：“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进行的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之一。”事实果真如此吗？
前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确实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一场复辟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
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诞生于1963年9月26日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三评》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叛变后，南斯拉夫中止了战后初期一度实行过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从50年代初起，在铁托集团的政策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象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当时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者”按照法令最多雇用五名工人（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到六百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1961年12月8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1961年12月20日贝尔格莱得<<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得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的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的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当时的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仅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甚至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
南斯拉夫农村同样资本主义泛滥。
南斯拉夫在战后初期曾经实行过土地改革，也组织过一批农民劳动合作社，但基本上没有触动富农经济。从1951年起，铁托集团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到1953年底，这种合作社由1950年的六千九百多个，减少到一千二百多个。到60年代中期，只剩二十多个。1974年南共联盟十大后，南斯拉夫倒是建立了许多“综合合作社”，但入社者依然保留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铁托集团宣称，农业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们恶毒地咒骂“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按他们的主张，农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竟赛的基础上”。
从1953年开始，南斯拉夫当局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造成两极分化日益加据。南斯拉夫前农林秘书科马尔承认:“一九五九年，在农村中，占地五公顷以下的贫苦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拥有的耕地。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他们拥有的耕地，却占私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马尔还承认，每年进行土地买卖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左右。出卖土地的农户，多数是贫苦农户。”南斯拉夫官方的《战斗报》承认，在一个县，就有“成千农户拥有大大超过法定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土地”。在比耶利纳区，“发现有五百家农户拥有十公顷到三十公顷的田产”。
“农村的两极分化，还表现在耕畜和农具占有的悬殊。在主要产粮区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万八千农户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耕畜。拥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占这个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点七，但他们的耕犁只占耕犁总数的百分之四点四，平均每二十户才有一张犁。这个地区的富裕农民，不仅拥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车，还有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和大量的其他农业机器。”
科马尔承认，“有些农户的主人‘近年来在强大起来，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如下的活动获得收入:非法经商，不仅加工自己的产品，而且加工别人的产品，酿私酒，通过买地或者经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隐匿公有土地等办法，占有超过最高限额十公顷的农地，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
大批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据1962年8月20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的材料，1961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的货币收入，大约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卖劳动力获得的。”
在南斯拉夫的农村中，高利贷者也积极活动，利息往往高达百分之百。
铁托集团叛变后，南斯拉夫所推行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等农业组织也并非社会主义成分。,所谓“农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场。所谓 “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其主要作用是帮助发展富农经济。
南斯拉夫当局给予“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垄断权.这种所谓“合作社”凭借这种特权，利用农产品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肆剥削农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趁机哄抬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发展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是铁托集团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政策。铁托本人在1955年宣称：“我们并不放弃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将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所谓“公营”企业，也蜕化变质了。
由原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吉拉斯设计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曾名噪一时，但这种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主义性质的，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称为“社会所有制”，声称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
事实上，所谓“工人自治”，是铁托集团从无政府工团主义那里求来的“无价之宝”。
在国际共运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十月革命胜利后，联共（布）党内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工人反对派”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列宁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
其实，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也并不是真的让工人来“自治”，而是一个骗人的幌子。
1973年4月南斯拉夫修改宪法时，“明确的阐明了社会所有制的概念，即它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也就是说，在支配社会财产和收入时，每个人都必须尊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并按已签定的社会协议和契约办事。”（《铁托选集1961~1973》第376页）劳动集体和直接生产者按契约履行了对社会的义务之后，可以自行决定生产和分配留下的一部分收入，自行规定一些计酬标准，并把一部分收入用于集体的共同需要和经济组织今后发展的需要方面。仅仅在经营方面，劳动创造的社会财产和收入属于整个社会，企业完成与社会的契约义务后，可自行进行再分配，“使经济摆脱国家机关的具体的和直接的干预。”（《铁托选集》1961~1973第125页）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就是在生产资料国有制条件下，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经营者，而企业的经营者仍然由地方政府任免、“调动”、“撤换”。这种所谓的“社会所有制”，不是公有制，是“国有私营”。
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改革，使工人成为随时被解雇的雇佣奴隶。《三评》指出，“铁托集团还通过经理来控制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名义上由企业招聘，实际上是铁托集团任命的。”“这些所谓“工人自治”的企业内部，经理同工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雇佣同被雇佣、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
“社会所有制”企业的经理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向，有权处理生产资料，有权决定企业收入的分配，有权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承认：‘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
“广大工人的生活是贫苦的。工人的就业没有保障。大批工人因企业倒闭而失业。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三年二月失业者的人数达三十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在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还有大量工人流亡国外。”
铁托集团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大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并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经济部门和企业之间充满着资本主义式的激烈竞争。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打击竞争对手，为了追求利润，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贪污行贿，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甚至利用报纸和电台互相攻击，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苏南冲突后，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逐渐投靠美帝国主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铁托集团的各种“援助”，总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圆。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有三十五亿美圆。这些援助的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0年以后给的。”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美国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得到的贷款，共计三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圆，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如果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款包括在内，那么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从所有西方国家得到的援款，共计四亿九千三百多万美圆，相当于当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六。”
为了取得美援，铁托集团同美国缔结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军事援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等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条约。同时从1950年起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向国际垄断资本大开门户。
毛泽东指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铁托集团投靠美帝国主义，造成了什么后果？
“第一，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业品涌进了南斯拉夫的市场为外国垄断资本服务而大发横财的南斯拉夫买办资本家们，为了追逐私利，对于国内能够生产、甚至有大量库存的商品也源源进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报》承认，‘随处都能发现”南斯拉夫工业“正处在外国工业的不断的和非常复杂的竞争的打击下’。
第二，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
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许多是靠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建立起来的。许多外国的私人垄断资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国家投资银行总经理帕皮奇说，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这段期间，‘国外资金的参加，达到经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说，南斯拉夫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西方’。
第三，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铁托集团就根据美南‘军事援助协定’，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大量战略原料。据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来，南斯拉夫出口的镁、铅、锌、锑等重要矿产，有一半左右输往美国。
第四，南斯拉夫的工业企业变成了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
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业，都是按照西方国家的许可证，依靠尽快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来进行生产的。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处在西方垄断资本企业支配之下。
事实上，南斯拉夫的许多工业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现成的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说，‘我们某些工业部门开始变为特种商业组织，它们不是进行生产，而是进行安装，仅仅把自己的商标贴在他人的产品上。’”
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论在财政经济等各方面，都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成不解之源，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了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1949年7月10日，铁托放弃了一度支持希望革命的立场，宣布对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封锁南希边境。同时，却允许得到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希腊保皇派军队通过南斯拉夫领土，从背后打击希腊人民武装。希腊人民革命就这样被扼杀了。
1950年9月6日，当时的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卡德尔发表声明，公然诬蔑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为美帝国主义辩护。12月1日，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攻击中国“积极干涉了朝鲜战争”，并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对中国和朝鲜“禁运”。
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长期对阿尔巴尼亚进行颠复活动和武装挑衅活动（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阿尔巴尼亚是革命的）。1948——1958年，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达四百七十多次。1960年，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配合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策划过一次对阿尔巴尼亚的武装进攻。
铁托集团在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以后，铁托和卡德尔一唱一合，支持叛徒纳吉的各项右倾机会主义措施。11月11日，铁托发表讲话，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进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线”得胜，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得胜的问题。
195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的挑衅活动，炮击金门。铁托集团把中国的正义斗争诬蔑为“对全世界的威胁”，“有害于和平”。
1960年夏，当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刚果进行武装侵略的时候，铁托集团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美帝国主义，而且遵照美帝国主义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军人员，直接参加对刚果人民的血腥镇压。
1961年1月，当美帝国主义扩大对老挝的干涉时，铁托集团却宣传美国“真正关心老挝的和平和中立化”。1963年5月，当美帝国主义在老挝制造政治谋杀和武装冲突时，铁托集团又攻击老挝爱国力量“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
1961年8月，美国为了抵消古巴革命的影响，胁迫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同它订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作为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这个侵略计划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铁托集团却捧场说，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国家的要求”。
自从印度反动派在1959年制造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以来，铁托集团一贯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的扩张、侵略和挑衅活动。他们公开造谣说“划界工作在本世纪初就以众所周知的麦克马洪线的形式完成了”，他们还诬蔑中国“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对印度的边界”，“侵略”印度。
古巴革命胜利后，铁托集团发表了大量评论，攻击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说什么古巴革命“与其说是典范，倒不如说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1962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铁托集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辩护，说什么“困难是从古巴革命刺着了美国公司的痛处开始的”，说“美国可能为在古巴，在它的近邻设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这是可以理解的”。
······
在同苏修争霸时，美帝也用得上铁托集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政权的所谓“布拉格之春”就受南斯拉夫影响。如果苏修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就有可能直接投靠美帝，成为南斯拉夫第二（注：马列毛主义者既反对苏修的侵略行径，也反对捷修的叛卖行径）。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
铁托集团的叛变，首先在党内引起强烈反抗。铁托集团为此以清洗“情报局分子”为名，在国内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大肆逮捕和杀害南斯拉夫的马列主义者、革命干部、革命群众。1948——1952年，有20多万原南共党员被开除出党，3万多人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与此同时，大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被吸收入党）。此后反对“社会主义贵族”的多次群众斗争也被镇压。铁托集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在南斯拉夫“越来越没有必要”。不错，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了，有的是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产阶级通常也是买办资产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与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紧密同盟。
由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产生的“社会官僚资产阶级”，是否同时是买办资产阶级呢？这要视情况而定，买办并不是到处都能贴的标签。赫鲁晓夫集团篡党夺权后的苏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两霸之一，苏联社会官僚资产阶级自然不会是买办资产阶级。而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政治上依附于美帝国主义，南斯拉夫社会官僚资产阶级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因此，将南斯拉夫新的统治阶级称为“社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并不为过。
南斯拉夫社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外依靠美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城市私人工商业资产阶级、富农、工人贵族，维持其倒行逆施的统治。
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既是对建立在两种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反动，又是通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转站。
由于没有工农大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加上社会官僚资产阶级内部“改革派”的推动，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市场化”浪潮面前只有败下阵来。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欢呼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大失败”，殊不知，这只是资本主义“大家庭”不愿承认的“野孩子”社会资本主义的死亡而已。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4-21 06:0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