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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阻碍古代中国工业革命进程的，绝对不是什么满清王朝。这种观点只是从简单的表象去看待，并没能从事实上去分析。从阶级的角度去分析，古代中国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就是腐朽的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于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极力压制，避免自身的统治地位被取代。皇汉们幻想的，明朝不被满清入关，开启工业革命，振兴中华的时间线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不是矛盾，这是明确的阶级矛盾！
2、本文只讲了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将地主阶级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不符合唯物史观。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力是劳动人民，推动古中国历史发展的是农民阶级的三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研究。没有黄巾起义汉朝不会亡，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曲辕犁、活字印刷术等伟大发明。古中国无法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很简单：地主阶级从夺取政权以后就是腐朽反动的，它极力压制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发展。就和今天的资产阶级极力压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样。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新生产关系无法发展的问题。今天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是走政治报路线建设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在其领导下彻底打碎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无论它是资产阶级、封建主阶级还是奴隶主阶级。
3、本文过度关注且单纯描述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没有对其进行阶级定性；对真正促进进步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阶级斗争论述几乎没有，容易误导读者以为历史进步是依靠统治阶级自发改良进行的，读者同志阅读时应谨慎查看，避免被部分非马列毛史观的错误分析、观念所误导。实际上地主阶级的种种改良措施基本都是无数农民起义不断冲击下被迫作出的妥协。 这放在今天的斗争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幻想指望资产阶级“良心发现”减轻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相反，革命者应当以彻底的态度执行政治报路线将资产阶级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从而解放无产阶级。
近日，互联网上兴起了一股给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翻案招魂的逆流。诸多明清遗老赛博哭坟，满遗皇汉相互攻击，一时间好不热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皇汉哭诉满清误中华三百年错过工业革命，并幻想着明朝再复兴开启工业革命，剥削全世界。然而这是纯粹的幻想，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地主阶级，而非特定的民族。
为什么明朝及其之后的王朝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先说结论：因为东亚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和由此滋生的庞大地主阶级，钳制了资产阶级诞生的土壤，因而无法转化为资产阶级进而启动工业革命。任何企图在17、18世纪的中国搞工业革命的人，他首先要面临的是几乎占据了东亚所有可耕土地的庞大地主阶级的反攻，在这个庞大的体量下任何妨碍地主阶级的新生事物都会遭到无情碾压。要想理解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先把时间线倒推回唐宋时期，唐宋之间的变化影响了后世千余年历史走向。而关于这期间的变化，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就被提了出来。
何谓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经宫崎市定等人阐发，认为中国唐朝至宋朝是从中古向近世转变的关键时期，核心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贵族政治（中古）衰落，门阀贵族衰落，君主专制强化，文官政治与科举制成为主流，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平民社会与货币经济（近世）崛起，表现为政治上中央集权加强、科举制发展，经济上商业繁荣、城市化，文化上新儒学兴起等，标志着中国告别封建时代，进入一个更接近近现代的阶段。
简言之，唐宋变革论描绘了从贵族主导、庄园经济为主的中古社会，转变为官僚主导、货币经济繁荣、城市兴起的近世社会的过程，而唐宋之间正是这一剧变发生和完成的“变革期”。
马列毛主义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上看待“唐宋变革”的本质，笔者认为，唐宋变革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由外向扩张的军功勋贵地主阶级被内敛守成的科举文官地主阶级所替代，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生产方式由“增量开拓”，生产力发展主要依赖于外延扩张；转向“存量争夺”，生产力触及传统农业的天花板外拓收益下降。也是地主阶级由相对先进的阶级向没落腐朽的阶级转变过程。这里的先进腐朽笔者定义为统治阶级是不是将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因此笔者认为，要考察历史上某阶段的地主阶级是不是先进（即发挥出了地主阶级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就不能不去考察其所有制和生产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先进性”是相对后世的地主阶级而言的，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地主阶级自诞生以来就浸透了农民的鲜血。因此地主阶级愈是进步，农民就愈是困苦，地主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农民剥削的“飞跃”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
考察自秦至清的地主阶级演变，不难发现其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由上升到停滞的过程。唐以前，地主阶级的生产潜力尚未完全发挥。他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自耕庄园与部曲制度（此时的地主阶级更接近于庄园主，非后世典型士绅形象），具有强烈的扩张动力。地主通过军功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或开垦荒地，或控制商道以追求经济利益。从汉代的“凿空西域”北破匈奴，到唐朝的分裂东西突厥、中亚扩张极限（最远至条支都督府，即今伊朗东部边缘），都体现出这一阶级向外发展的极限。在政治层面，门阀世家作为皇权的合作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扩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相对独立武装的门阀世族始终是皇权的隐患（唐文宗的哀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最终在五代达到了顶峰，武人乱政，各地藩镇互相攻伐不休。
而至宋代以后，地主阶级的生产力已发挥到极限。租佃制成为土地经营的主流，经济格局趋于稳定。由于国家已无法再分配土地，荒地也基本开垦完毕（两晋以来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至此基本完成），昔日商道衰落，无利可图。此时的地主阶级不再具有扩张动力，转而专注于土地兼并与放高利贷，逐渐演变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寄生阶级，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宋神宗时的名臣文彦博有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是此种情景无耻的表达与体现。在随后的蒙古入侵，其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秩序，却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关系，而是在破坏中加速了旧制度的劣化。蒙古贵族在发现自身落后的游牧经济难以维持庞大的帝国统治时，迅速与汉地地主阶层形成利益同盟，建立起元朝（因此蒙古帝国分裂解体本质是各地蒙古贵族与当地原有统治阶级达成合作，导致维持蒙古帝国存在的生产关系不复存在）。元代统治者使用简单粗暴的包税制代替了唐宋相对精细的两税法——这给了地主阶级极大的经济自由，加速了地主阶级的膨胀与腐朽。因此在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一时间竟出现了江南士绅怀念元朝的奇观。明代的地主阶级经过元代的狂飙突进，变得愈发顽固保守反动，因而极大地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政策，也造就了此后承袭明制却更进一步的黑暗的清代。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唐德宗建中元年即780年颁布“两税法”是关键转折点。此法的实施，虽然触犯了庄园主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但是历史的大势，阶级的力量是个人无法扭转的。这标志着自北魏以来均田制的彻底终结，也意味着自秦汉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国有制进行调控的体系瓦解；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被正式承认，租佃制成为主要的土地生产方式，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 此后，地主阶级的再生产方式由获取军功与开垦荒地，转变为依靠租佃收益和高利贷扩张财产。
这在政治上的显著表现就是，原来的军功勋贵与门阀世家逐渐被依靠科举出身的文官士绅地主阶级所取代。前者依靠军功部曲和开荒维持家族势力，后者则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朝堂，为家族的土地兼并和金融活动提供便利。这一转变使地主阶级由皇权的“合伙人”——安重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沦为皇帝的“家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在政治上服从皇权，在经济上维护封建秩序，追求社会的恒定与稳定。
因此，结论就是：自唐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逐渐减弱。由于地主阶级出于自我保护而形成的保守心理，其阶级利益本能地排斥一切革新与新生力量的出现，社会因此丧失了持续的外向扩张与制度创新的驱动。虽然在经济与社会结构层面，中国已显现出资产阶级萌芽的迹象，但在地理相对封闭的东亚与地主阶级权势异常集中的条件下，本土资产阶级始终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直到近代工业革命冲击，英国炮舰开关之前，这一以科举士绅为核心的庞大地主阶级，早已结成稳固的反动同盟，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变革的最主要障碍。
相对应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必然会在上层建筑上有所体现：汉唐前的地主阶级文人多以建立军功为荣，呈现积极尚武的精神面貌，对外向扩张的是持鼓励态度的，且此时和君主关系多为合伙人关系，因而常有与之共荣的情绪。西汉陈汤 “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东汉班超投笔从戎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三国曹植《白马篇》“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唐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白《塞上曲》“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无不表现着此时的地主阶级作为先进阶级奋发进取的积极精神，此时对于新生事物持开放接纳的态度，诸多改进生产力促进生产的科学技术被广泛推行。
宋后的理学兴起，汉唐的雄浑外向不再，文化意识形态由开拓进取趋向萎靡保守没落，文人士大夫多关注个人闲情逸致，往往专注于自身修养而胜过关注于技术革新 ，思想活力在繁琐的道德说教中逐渐枯竭。这显著与汉唐宏大气象有异。宋代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为开端，文人开始满足于个人修养，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元代文坛寂寞，异族统治者轻视文人，以及对程朱理学的再次拔高，导致元代文学意识形态多以苦闷隐士见长，无疑地进一步加速恶化了思想上层建筑的腐朽，马致远《天净沙-秋》“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就是此种心情的写照。明代文坛盛行复古，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看似雄壮，实则是缺乏原创力的僵化复古，昭示着文人创造精神的没落。明人认为文学的巅峰已过，今人只需模仿，这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守旧。清代的黑暗政治现实、文字狱的思想禁锢残害更是将这种没落腐朽推向了高峰。文人彻底丧失政治独立人格，被驯化为君主的家奴，只敢于故纸堆里寻章摘字，不过问现实，训诂考据一时成风。这本质上是思想腐烂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只是一昧究古而无对现实有任何改造作用。埋头于古文考据的乾嘉学派“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语）形象地体现封建制度晚期文人学子一心沉溺于学术空论以饱腹度日，不敢谈论现实问题的的悲哀状况。这些事实无不控诉着地主阶级的没落腐朽，对新思想的阻碍毒害。
自唐宋起，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就注定了其无法开启工业革命，不管是明还是清，抑或是假想的顺，概莫能外。内藤湖南提出的种种变化如：政治上贵族衰落、科举官僚兴起；经济上土地私有化、城市商业化；社会上平民流动增加；文化上理学兴起、庶民文化繁荣等只是外在表现。
为什么明朝及其之后的假想汉人王朝无法开启工业革命？
根据上文分析来看，明代的可耕作土地已经开发到极限，租佃制作为绝对主流，统治阶级利益和现有耕地高度绑定，上层建筑保守腐朽，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动力。因此有明一代，对于边疆的治理经略除去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尚有一定成效外其余方向堪称失败，为什么？因为此时西南地区尚且还有未被兼并的少数民族开发的耕地，因而统治阶级对于争夺西南而进行的改土归流政策较为上心。而其余边疆由于没有多余耕地可供扩张，无利益可攫取，被视为不毛之地。因此，统治阶级对于其余边疆治理多以守成为主，仅专注于东南耕地利益。因此困扰整个明代的蒙古边患就始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比起汉唐的灵活应对显得极其迟钝和无从所适。此外地主阶级迫切希望保持现有制度不变，因此对于一切新生事物是极度的排斥，其在意识形态上显著表现就是推崇理学，鄙视科学发展，将其打为奇技淫巧，这就是统治阶级在舆论上对一切新生事物所做的反动舆论准备，这与汉唐的地主为强烈扩张意愿推广新兴科技形成鲜明对比。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就导致对于辽东建州女真的处理，明代的统治阶级始终举棋不定，对满洲贵族的威胁认识远不如汉唐地主清晰（同样是东北强权，隋唐两朝连续对高句丽积极用兵以灭国解除威胁），以致使其抓住时机，初步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制的转型：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控制辽东，标志建州女真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制的飞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则标志着封建制的成熟完备，尽管这个转变过程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转型，因此这场改革必然是不彻底的，必然会保留了旧有的落后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这些落后的部分严重影响了后续历史发展路径——但是这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比明朝的农民军赢得了太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明廷对内部农民起义的高度灵敏和严厉打击，他们处于阶级仇恨对于农民军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因为对于这些士绅来说，远在天边的女真人只不过是小问题，他们大体上还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因此即便女真人打进来了，也只不过是换个皇帝而已，不会触动阶级利益，他们的日子照常过。然而农民军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剑指封建生产关系，直接严重威胁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是地主阶级的绝对死敌。因此从1627年王二起义到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夕这十七年的时间里，农民军在官军巨大围剿压力下大部分时候只能流动作战，而无法长期占据建设根据地从而进行政治转型。因此这就导致了始终处于松散政治联盟下的农民军在攻入北京，来不及作更进一步的整合便在随后的与已经完成封建化转型的清军作战中败下阵来。
这时候就有人说了，我不怀念明朝，我只是单纯认为清不应该成为取代明朝的朝代，我希望是汉人王朝替代，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晚清的腐朽无能。可是事实如何呢？不去触及腐朽的生产关系不去革掉封建地主阶级的命，无论汉人王朝也好，还是满人王朝也好，甚至是蒙人王朝，也都一样会面临属于它们的1840时刻，面对西方资产阶级的降维打击丢盔弃甲。换句话说，即便是李自成成功建立起大顺王朝，想长久统治下去就必然会和地主阶级妥协媾和，承认地主阶级政治利益，那么这一样会导致在王朝晚期被整个腐朽的地主阶级拖入深渊。这无关乎民族，而是血淋淋的残酷阶级斗争现实！
因此，可以说是明朝的整个反动地主阶级亲手扼杀了整个中国的未来，他们对农民军不遗余力的围剿使其无法转型为新生王朝，而对于边疆威胁的迟钝导致建州女真的发展壮大，双管齐下，共同造就了带有落后奴隶制残留的满清贵族与反动无耻的汉人大地主组成腐朽联盟从而入关取代明朝造就此后近三百年的黑暗历史进程，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冷酷事实。
农民起义口号变迁
此外，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考察唐前宋后特别是以780年唐德宗下诏确立两税法作为划分节点的农民起义口号，不难发现其也呈现出了两种形态：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赤眉铜马、黄巾、李密、黄巢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简切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即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顺、王小波，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
——郭沫若
就是说唐前的农民起义诉求大多是“换个好皇帝”，即拥护部分混入农民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好皇帝”，打倒现有朝堂上的“坏皇帝”。多表现为要求减轻政治压迫比如徭役兵役等，以进行政治改良，并未否定封建制度本身，虽偶有平等口号，但未成主流政治诉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口号“伐无道，诛暴秦 ”为反抗秦朝严苛暴政；王莽新朝末绿林、赤眉起义口号“刘氏复起，李氏复辅 ”期望刘家人代替王莽重新振兴汉朝；东汉末黄巾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则直言代表汉朝的苍天当死，当有新天代替；南北朝史料未详载，但是考虑北方著名的六镇起义直接原因是北魏朝廷改革汉化后南迁对原驻地军卒政治待遇上的冷落，以及六镇起义后的河阴之变对汉化派官员的政治报复，南方的侯景之乱侯景通过释放南朝门阀蓄养奴婢所带动的梁末奴婢解放运动，固然是侯景为补充兵员、打击士族而作出的权宜行径，但是在客观上也表现了奴婢们反抗南朝门阀荒淫无道压榨的意愿，因此也应当会有类似的改良式口号，可惜史料不载；隋末王薄起义创作歌谣《无向辽东浪死歌》“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宁可和官军对阵而亡也不愿死在三征高句丽的前线等等，不难看出这期间的农民起义口号多是针对表面压迫的开火，仅将其视为皇帝好坏的附属产物，并未触及到所有制的问题。
而唐后的农民起义，特别是以唐中叶“两税法”的确立为标志，农民起义军则是普遍地抛弃了对封建制度本身的幻想，不再局满足于简单地更换皇帝或者进行不痛不痒的政治改良，而是将矛头直指向腐朽的土地生产关系和地主所有制开火，呼喊出了虽然朴实却是极大进步的革命口号：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提出了“平均”“天补均平”口号，首开农民军抨击封建制度之先声 ；到了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第一次打出了“均贫富”这一革命性的口号，并第一次将口号转变为实际行动；这标志着此后的农民起义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制度是造成他们苦难的来源，尽管这个认识是粗糙的不完善的，且受限于时代认识无法提出更为科学的口号纲领，但是他们的口号仍然是开创性的，犹如火炬照亮后续农民起义的路线， 深刻影响了后世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随后北宋末的方腊起义假借摩尼教“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宣传平等观念；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的“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将口号转为具体的行动，这些无一不是“均贫富”的深化实践；元末的农民起义则是同时参杂了民族和阶级因素，因而口号“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就暂时回归到了推翻“坏（异族）皇帝”统治的范畴；而代表着封建社会最高发展水平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的“均田免粮”更是深刻影响了明末格局；最后晚清的太平天国起义所颁布的历代农民起义纲领集大成者——《天朝田亩制度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代表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最高追求，是对腐朽地主阶级全面宣战的最强音。
这些口号变迁深刻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由相对先进转向腐朽没落的历程：唐前尚有改良空间，农民斗争限于政治层面；两税法后私有化固化，农民斗争直指生产关系根基。这无不是自唐宋以来历代英雄的人民群众对腐朽地主阶级的怒火与进攻的最好写照，他们的精神激励着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起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