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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在团结的愿望下出发，对错误路线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和批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成团结。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不是“调和”“你好我也好”的小资产阶级式的虚情假意，而是坚决的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从服务于革命的角度出发思考什么是有利于革命的，什么是不利于革命的，对错误倾向坚决斗争的划清界限。而其中关键的是“人”而非制度，不同的制度抑或是原则，在不同的人身上，也会在自觉的服务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挂帅下走向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者为革命添砖加瓦。一者为自身政治投机，蝇营狗苟牟利。
2、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和处理两类矛盾的正确方法论，不是无条件的团结，不允许用模糊的态度和无限期拖延的改正来从事实上否认掉“毖后”。对于承认错误又愿意接受改造的，要给予其机会并帮助他，而在后续又暴露出机会主义面目的就要果断的专政掉。事物是在不停运动中的，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完美的、一劳永逸的定性是不存在的，定性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让现实去为定性服务。
为什么分析定性是十分重要的呢？因为分析定性就是分析矛盾，对革命实践来说就要导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上，进而决定究竟是采取面对敌我矛盾的方法论、还是采取面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论，如果是思想认识问题那么就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确切的立场路线矛盾那么就是敌我矛盾。而在面对历史上的具体定性时，总有同志会搞出错误定性，具体表现往往就是要么右倾、要么“左倾”，右倾就是不敢抓主要矛盾果断定性、“左倾”就是不分矛盾地脱离革命实际乱定性，两种错误定性本质都是在给机会主义者钻空子的机会，所以说只有学会了合理定性才能促进自身的革命自觉性发展并警惕自觉的机会主义分子。
其实分析定性和改造帮扶在方法论的原则上是共通的，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革命者与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对待“犯错”的根本区别，以几个具体的人物为例就足以说明要如何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定性。
两个具体事例
博古李德两个同志是犯“左”倾冒进错误的代表，他们犯过的错误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导致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的罪魁祸首，于是乎有些人对此大骂“蠢坏”了，好像都要忍不住替党组织把他们开除党籍、逐出党外了。但毛主席在这之后就有直接清洗掉他们的政治生命吗？也没有，因为从事实出发来看博古李德只是思想认识上有错误的同志，在被纠正帮扶后依旧能脚踏实地的干好组织工作，所以他们也还是好同志。李德在此之后成了唯一走完长征的外国同志，还在张国焘搞机会主义山头另立中央时坚决抵制分裂、并维护了党的决议和统一，而博古则是在之后虚心接受批判，脚踏实地干好了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毛主席的革命领导路线。对此毛主席也评价到“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因此，革命者和革命党其实并不排斥“犯错”，相反，即便是大的错误只要能够虚心接受批评改进，承认革命路线的领导，那么就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我们把犯了认识错误的同志直接打为敌人那就是“左”倾打击了，就是要把博古李德这样立场原则正确而方法认识有误的好同志给清洗掉、而助推了像张国焘这样自觉的机会主义者搞篡党篡权行动。博古李德两个同志所体现的就是“惩前毖后”的积极事例，真正的革命者不仅不怕犯错更是敢于改错，“惩前”就是要充分认识批判好之前犯过的错、“毙后”就是要在之后保证不会再犯，如果我们连犯错同志的改造机会都不给，那么发展革命力量、保护真同志并打击机会主义就都是无从谈起的。
如果拒绝进行坚决的惩前毙后呢？高岗就是消极的事例。虽然高岗在搞山头主义前一直都是好同志，但党组织能因为他之前工作一直搞得都很好就直接放过他搞山头的错吗？也不能，最后还是得要求他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这当然不是像那些小资产阶级自媒体讲的阴谋论一样是在搞党争，难道说党组织要求他写检讨是在打压他吗？其实正是只有在诚恳的“惩前” 后我们才能够给他“毙后”的机会，我们批判高岗不是为了搞死他而是为了“治病救人”、为了给他一个改造的机会，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是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来证明的，但最终他却消极反抗不愿意承认错误主动自杀了，这也是事实，而且是确立了他机会主义性质的事实，因为他是抗拒改造、抗拒继续为革命服务的，所以也就足以见得他并非思想认识上落后，而是在搞投机夺权行动失败并被揭露后心灰意冷只得放弃了。
经验教训
所以结合两个事例我们也能够得出，“治病救人”是分析定性的基础，胡乱定性为立场路线矛盾就像是把得了小病的人直接判成了绝症，真正的革命者不会去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没有人是天生而确切的机会主义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有把他们放到革命实践中来“惩前毖后”才能得出其实际的性质矛盾。对待错误的态度是重要的表现，往前一步是博古李德、往后一步就是高岗了，但是倘若我们连惩前毖后都不做直接就主观定性为犯错的同志为自觉的机会主义分子呢？恐怕就要把博古李德这样的好同志给清洗掉、又让高岗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充分的暴露空间，只会使普通的同志人人自危，非但不能解决错误的产生，还会让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成分，把基层同志都推倒张国焘那里去，更是会让邓小平这样潜藏的自觉机会主义者从中得利。
其实正确实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论的具体案例就是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处理，总是有同志不理解毛主席在文革时期对其的态度变化，其实这就是禁止看待矛盾转换而脱离革命实际了，在文革前中期，因为邓小平作为一个自觉的走资派定性已经落实了所以才把他下放到基层，而在基层度过一段时间后他也诚恳做出了全面的自我批判，因此从事实上来看此时邓小平就从敌人变成可统战的对象了，可是他在被统战后仍暗中进行反党反革命行动，于是乎毛主席才又果断明确了对其的走资派定性把他打倒了，这一整个流程反而是符合革命实际的，正是因为给了邓小平惩前毖后的机会，才能够在进一步的后续实践中论证得出其实他并非是和博古李德一样的好同志，而是比高岗还自觉的懂得伪装和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
站在上帝视角进行完美定性显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从事实出发且符合革命实际的定性才是正确的革命定性。道理反过来思考也一样，如果在高岗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前我们就随便找个次要矛盾把他给下意识彻底移除了，其他犯错的基层同志会怎么看？如果邓小平这样一个自觉的反革命都诚恳认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无脑残酷打击，其他自发的反革命或者说认识不充分的、可统战可改造的同志会怎么想？因此不论如何，定性时都要思考其对革命实际和对人的影响，应当从事实出发而非主观定性。
综上所述
具体的事例已经足以说明实事求是的帮扶和分析定性是多么重要了，我们进行细致的帮扶灌输是为了保护真革命的好同志、我们进行严谨的分析定性是为了打击真投机的机会主义分子，对于帮扶的人来说要首先秉持治病救人的原则，被帮扶的人则要符合实际地进行惩前毖后，如果被帮扶的好同志已经对犯过的错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了，那么我们就要给予他重新表现的机会，否则就要犯“左”倾打击的错误；如果被帮扶的是个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像高岗那样消极对待批判帮扶或邓小平那样口头支持革命路线，面对他们如果我们不抓大放小地抓准其抵抗组织路线的本质还对其抱有幻想，那么就要犯右倾温情的错误。
但应当注意的是，就我们对当下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团体的观察来说，也能透过各种乱象发现其是完全不具备改造人、发展人的能力或条件的。因此也只有在革命的党组织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帮扶原则和正确的分析定性才能够得到落实，而在机会主义的团体中则是无法实现的，根本的分歧就在于革命组织搞分析定性是为了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保护真革命的好同志，而机会主义团体的本质则是为了个人或小组利益而投机，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犯错的态度要么是搞残酷打击、要么是搞偏袒的放纵包容。因此革命组织和机会主义团体是不可能相融联合的，自觉的革命党组织也不会幻想去给自觉的机会主义团体“治病救人”，这也是因为只有在自觉的革命组织领导下才具备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定性环境。
所以进一步扩展的来讲，定性权其实是被包含在专政权里的，以邓小平为例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够对他这样的反革命进行定性就是因为革命者掌握着无产阶级的专政权，而当邓小平篡夺革命掌权后，他之所以能够给文革小组定反革命的性而给走资派们平反，也是因为专政权被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走资派给篡夺了。所以我们在当下的革命发展也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在总的领导路线上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革命组织中，才能创造出局部的无产阶级专政环境、才能把握住革命的定性权，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发展革命力量并打击机会主义势力。
因此我们当下的革命实践就必须落脚到当代的革命党组织建设上，否则“治病救人”的方法论就会是空谈、没有自觉力量领导的分析定性就没有改造人的物质力量和发展空间，即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环境，在当代革命的防御阶段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当下创造和建设这样的局部环境，并逐步发展扩大它到足以实现与特色资产阶级专政相持，此时在革命党组织的领导建设和为革命实践而服务的分析定性下，“治病救人”的革命方法论的改造力量将被无限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