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终结》(第二部·上卷)

终结(第二部)
沙黑 著

我得重下海去,

去那寂寥的大海和长天;

我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航船,

一颗星星为我导航。

—— 约·梅斯菲尔德

目录

上卷

第 一 章 力尽(之一)

第 二 章 力尽(之二)

第 三 章 力尽 (之三)

第 四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一)

第 五 章 力尽(之四)

第 六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二)

第 七 章 力尽(之五)

下卷

第 八 章 乔丽的往事回忆:女牢(之三)

第 九 章 力尽(之六)

第 十 章 力尽(之七)

第十一章 力尽(之八)

第十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沉渣

第十三章 力尽(之九)

第十四章 力尽(之十)

第十五章 服刑

上卷

第一章 力尽(之一)

对于他来说,作为亭州的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开展以来第一个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点钟,一个人闯进办公室,他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李宝安吗?是在昭阳初中那阵浪潮中“经过去”了的干部。吃惊之后,接着就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作为市委书记,作为决策人,很对不起李宝安。他产生着一种冲动,似乎要立即把“假开除”的秘密告诉李宝安。但这是不可以的,他无权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学生愤闹起来,就要出大事。细想起来,简直有点荒谬了。他抹去心中乱乱的纠结,让思想面对现实。令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李宝安的神态并不是一个受了严重处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倒像是对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的。这让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让李宝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给他,说,秘书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宝安站起来,双手接过茶杯,头低着,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叭叭”掉进杯中。他背过身去,心中也十分难过。李宝安哽噎的声音说:杨书记,我是来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的……。听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宝安不是为自己而悲,还会有什么事呢?

……曹家骏……!

悲声使他头皮一麻,打了一个寒颤。他转过身来。

李宝安一声啜泣,随即又克制住了。他按着李宝安的肩,让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给他。

李宝安说,我们一开始是挨了少数几个学生的拳头,当然,旁边也有别的学生略加劝阻的,但这向时,学生对我们其实已经放松了,按理不该这时候出事。曹家骏是内心有压力,因为他被学生搜出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对我说过,他在工作上问心无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小将们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会放在心上,他最对不起党的,就是他丢了作为一个校长不能丢的脸。我看他心理压力大,是劝过他的,但他化不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头总是缩着。但我万万想不到他会寻短见。他是中午以后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在城墙脚下园田上一个小河边,上吊死了,一只老鹰在那里盘旋不落下,那棵树是那只老鹰经常栖歇在上面的,于是一个浇菜水的农民发现了他。这个菜农认得是曹校长,跑来报告了学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句话: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对不起家人。是他的笔迹。公安局也去验过了,判断是自杀。他的家属到了现场,什么话也没有说,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场去了。红旗兵团的学生把我叫去……

他们,怎么说?他瞪着李宝安。

李宝安说,小家伙们脸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镇静,对我说,曹校长这样,不是我们学生所希望的,我们很难过,为他可惜。他被开除了党籍,这只是一种过程,他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错误。我们向你说明我们的态度,不要像他一样寻短见。小家伙们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他们的水平在运动中迅速提高,无师自通。他们还跟我招呼说,马上有大标语要贴出去,只能那样写,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标语?他问。

曹家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

他听了说不出一句话。李宝安说,这条标语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杨书记,在劫在数在难逃啊!李宝安终于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他望着窗外灰白的广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让李宝安喝茶。李宝安这才喝了一大口茶,说,杨书记,我对不起市委,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着李宝安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劝过他,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是市委、特别是我有责任啊!李宝安强忍悲痛,说,不能怪市委,这样的运动,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机会,跟各单位的同志取得联系,沟通思想,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对,思想要跟上来,可以利用“靠边站”的时间,多多学习、多多思考,光是用在苦恼上何必呢。李宝安点头。他问曹家骏家住何处?李宝安说,杨书记,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说,你告诉我,我假如路过那里,也好心里有数,默默凭吊,总不能无动于衷就走过去了。李宝安拿起桌上的笔写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辞了。他看到,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槐桥北街。

槐桥北街是一片幽静的居民区,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长成了曲折龙蛇形的老树下,有一条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洁净,终年静静地流淌,不知为何被称作溱水,显然从《诗经》借来,取其古意,而实际上风马牛不相及。溱水两岸住满人家,房屋都青砖青瓦、高大齐整,岸边小街宽度只在一丈左右。水边有些很老的垂杨树,岸下甚至生长有一些芦苇,特意要构成风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处显现着这样的幽静,但人们似乎也并不特别感到珍贵。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驳的拱形的砖桥,被叫做溱水桥,便利着两岸的来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两盏黯淡的路灯,河水幽幽地流,偶尔有鱼儿蹦起的水声。那里很少见行人。自从发现这条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欢从那里经过,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但他好像已经怕到那里去了……

李宝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烟来,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会上总是显得很镇静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乱无主,他要努力让自己有个主见,而主见从何而来呢?一是领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针对本地情况作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临机处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好领导,但渐渐觉得稳妥灵活更为重要。表面镇静自信的他,内心疑问其实越来越多。一些好像考虑得比较正确的思想,随后就会发生疑惑,就会有相反的思想来取而代之。思想夹杂着现实,拥挤一起,在头脑里纠结,有的根本就解不开来。他力图把握自己内在的思想过程,试着站到身外去较客观地对待,让自己能避开一种精神的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经常处在这种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对自己内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会上表现出来。在常委会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导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负起一方的工作责任,而不能顺着那种“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积极响应,特别是《十六条》发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满的人也有,说话达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惊的地步,可是你还觉得不怎么好处理,因为那种情绪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说他是反党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广大干部的对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闻或示以严肃神色,就连婉言相劝也不大好开口。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这促使他去看书、看资料,力求从马列主义理论上、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深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站在别的角度,比如资本世界的、封建社会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来观察与思考中国当前的运动,这方面无论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头闪过,都觉得不足为据,很快熄灭,一切还是回到现实的政治思想环境里来考虑问题比较实际。

就这样,通过看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阅读《九评》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文选》,他觉得接触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甚至觉得他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赞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对运动,疑问就会出来,干部中那种反对的和不理解的意见就显得反映了实际的一些方面。当然,在毛主席的雄伟气魄面前,这些都显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眼前,但干部的思想现状,确实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实是以某种兼顾,来担当亭州运动的“领导”。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倾向去行事,那就是从思想的对立,走向行动的对立了,那要犯大错误;但你也很难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他不能让亭州乱起来。他是力求站在最适当的立足点,力求游刃有余,让一切显得是“顺应”,是“引导”,而不是对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他觉得,他顶多、顶好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能否这样保持下去,也无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诚的,是跟着党的,同时又是结合着实际、谨慎处理问题的,就不会错,至少不会大错。

从某一方面说,运动中有人自杀并不奇怪。他经历过各种运动,有内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针对着人、涉及到个人命运的,就会有想不开、挺不住、寻短见的。就某一运动统计起来,这样自杀掉的人乃至可能达到一定数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好,作为上级,会要求下面注意政策、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说来,自杀毕竟出于自杀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运动中听说有人自杀了,好像也不曾怎样往心里去过,只觉得这种人精神上的脆弱。但这回好像不同,这回他一方面也极其冷静,另一方面呢,却在心里发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内疚,因为曹家骏的死,是与他的决策直接有关的。他提出了一种“经过去”的说法,这是不是对干部不够负责呢?难道在昭阳中学的问题上,所谓“经过去”,非得开除二人党籍不可吗?免职检查不也可以吗?对医校,就没有开除校长的党籍,群众也通过了,而在医校是逮捕过师生的,得罪群众的情况实际上还要严重些。

意味深长的是,从李宝安所说可知,好像就连小小的初中学生,对于问题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过他们只能照着问题的这一面来做。比如,他们好像就知道,所谓“开除党籍”是目前特定情况下的事情,是一种过程,跟平时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因为犯了大错被组织上开除党籍是不一样的,不要当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严重。可是曹家骏为何就不能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呢?或者,虽然也是能悟到这一面的,却觉得脸丢尽了,无颜活下去。头脑的灵活,还不如他的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真是聪明绝顶了。他们好像知道,他们的校长至少还没有被发现真正属于问题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敢于坚决地要“打倒”校长。他们似乎认为,这时候需要顺应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们的校长则应当扮演遭到革命打击的人,就像在舞台上,演员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间的角色,就要做出规定动作,以一定的夸张来在自己心中以及观众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但心中却不要当成真的。

曹家骏连一条真正的错误也没有(至于初期在学校里“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所谓矛头向下的问题,那该由我们上面的指导负责)。群众抓住了某种形势来逼市委,市委也就没有办法,只有暂且让步。正好发生照片的事情,一时激起群众盲目的情绪,多数人也就随大流或者作壁上观,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

严格说,裸照之类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人究竟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艺术收藏呢?只要不妨碍、不侵犯别人,大约该是允许的吧?当然,我们一贯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东西、鄙视某些东西的,但在艺术的、研究的范围内,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宽一些。曹家骏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兴趣呢?这样看来,群众是“莫须有”地给曹家骏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须有”地就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就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就在我们自己的政权下,我们自己的一个并无什么实质性问题的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我们自己整死了。

大约应当说,所有的人都该负有一份责任,只有当时就能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对、表示疑问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这一份责任。但这种“应当说”,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你不可能这样去“应当说”。市委其实是顺应了不好的东西,而这不好的东西,是利用着运动的一哄而起、人们的模模糊糊,来形成了声势、造成了结果。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阳中学里也许、或必然有个很坏的人,至少是个很聪明的人,他窥测方向,把握形势,煽阴风,点鬼火,撺掇学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骏的口号,以便在全市开“头炮”,来逼市委,而且市委就这样被他“算”住了。在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软弱了,没有顶得住压力,没有坚持住原则,是另外一种“怕”字当头,怕被说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要说这件事上的责任,他的责任最大!

刚刚过去的医校学生静坐绝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荡起伏。小小亭州的运动,来了这么一出戏,就像在一个级别不够的舞台上演出一种大事件一样,而共产党的市委,面对请愿的学生,何曾敢想到“镇压”二字,只有让步。那么,医校的浪潮,昭阳中学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好像应该算,至少其中有这个基本的成份,可是问题很复杂。

8月26日《人民日报》,通栏标题就是“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论》题目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两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五十万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发动学生,用他们来推动贯彻8月9日向全国公布的《十六条》。一切是紧锣密鼓,因势利导,步步推进。这可算是一场特殊的“民主”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并且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要求各级党委顺应潮流,“反修防修”。有则反之,无则防之,运动一场。

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民主”就这样前所未有地给了群众,这就是形势,也可以说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广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一贯的要求来分析,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导了最广泛的民主,最上面与最下面直接结合,问题在于,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的民主权利何在?当然,在以前的“上挂下联”阶段、“横扫”阶段,我们也剥夺了文联主席老齐、医校教师郁平这些人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给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现在,正好反了过来。唉,真是很难把握。

李宝安说“在劫在数在难逃”。当着市委书记的面讲出这种错误言论,而他连一句批评也没有,好像是默认或无言以对一样。现在情况的特殊,大约可以用临济和尚的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离家舍”。虽然可以如李宝安所说是“劫”,大家却又都没有离开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领着工资,上班处理工作,回家过着日子,并非兵荒马乱。对各级干部而言,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沉住气,怎样安全地度过这一“劫”,发牢骚也没有用,好在还“不离家舍”嘛,也不是那样“难逃”的。

像曹家骏,被群众的“民主”攻住了,这“民主”有点不正常,呈现一种极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飞机、拳打脚踢这些“武斗”的成份,这是因为群众的性情和水平参差不齐。而市委呢,总的来说,不但暂时不能救你,而且还不能否定“群众运动”,一方面是“烧”我们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确实不可避免是要“经过去”一下的,这是“劫”中会有之事。

但曹家骏对运动缺乏这种正反两面的较深的理解,没有能逃过去,离了家舍,离了一切,就连他的学校整他的学生也以为不必如此,这真是意味深长。曹家骏的死,反过来说明曹家骏心中的品德基准较高,如果能降一点下来,他就不会去死了。糊涂污浊者生,清醒洁净者死,有时事情就是这样。

这场“反修防修”运动,按党内传达到县团级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说,真正被“反”掉的范围,只在百分之五以内,并且目标在上层的“党政军文”里头,那是要“清洗”和“调动”的。推论下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过关,也就不会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来,方式是通过“反”、达到“防”,所以范围闹得很大,也闹得很厉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阳初级中学里。全国的运动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没有烧不到的角落。面对这一分析,他觉得这里面已经决定了运动将会发生的一切斗争和可能的结局。

比如,那个上层的百分之五,既然这样被预先告知要针对他们(甚至他们是参加制定和通过文件的),那么他们会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辩,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应对和抵抗吗?既然运动在全国这样铺开,而核心的问题却又在上层的那个百分之五,那么这二者之间,此前此后,会有些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毛主席又将怎样把握中央斗争与全国运动的关系呢?很明显的一条是,展开全国的运动,来对中央的那个百分之五施加压力,形成了一种大包围。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挥三大战役时那种高度的战争艺术来,某处战略包围,某处战役包围,某处围而不攻,某处隔而不围,某处坚守,某种打援,一边打着这个战役,一边准备着下一个战役,调兵遣将,使敌人无不就范、无不就歼,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啊。还有在那样多方困难的建国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乖乖地退到“三八线”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个寒颤。看来,斗争是激烈的、无情的。但他当然相信,毛主席是为了党、为了人民;毛主席如果为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做,他老人家是七十三岁的人了。

曹家骏被群众运动“烧”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姿态,于是吃不消了。在这个问题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时间,扩大了“清洗”的范围,是违背中央明确规定的战略部署的。当时未能坚持这一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不得已时,可以像对王淮兴这样“撤职”,但不可以“开除党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条》第七条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还是针对群众、针对学生而言的,何况是干部问题呢?所以,主要是他没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坚持原则,曹家骏之死的教训,从市委、从他来说,是在这里。当然,分析是可以这样分析的,但假如当时真的跟昭阳中学的学生硬顶到底,不采取退却让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难说啊!

运动本身的特点,将决定运动的一切,而一切还在展开之中,大有难以把握之势!多数干部,包括可能要“经过去”的干部,最终应当能走过来,就像长征一样,大部队过来了,少数受了伤、掉了队、被打散的人,也要过来,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的以及受委屈的情况下都不能抛弃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说吗,“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这些意思,告诉各级干部。你即使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