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霍捷耶夫:

——纪念斯大林123周年诞辰

斯大林逝世后的这半个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总是争论不断。但不管怎样,历史总是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生活实践总会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判。

在新的世纪,人们对斯大林的一生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表现出的爱好正在不断增强。斯大林在继续列宁事业的同时,领导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使苏联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引导苏联取得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而且成了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首领。对斯大林及其活动的爱好,也随着千百万人以求对他逝世以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寻找真实答案的不懈努力而与日俱增。这些问题包括: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资本主义在后苏联地区的复辟、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瓦解、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所有这些为什么都已成为可能?当然,对斯大林的生活与活动的爱好,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诞辰125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对斯大林逝世后的半个世纪应该从科学的立场上加以思考。

斯大林的誓言

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和领袖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后,斯大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誓捍卫并履行列宁的遗嘱。他的誓言包括:

高度坚持并维护党员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
像爱护眼珠那样维护我们党的统一;
捍卫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和扩大各共和国联盟;
巩固和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

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将彼得堡改名为列宁格勒,并决定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上建造列宁陵墓供后人瞻仰。

斯大林倡议让青年工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改变党的社会组成和平均年龄。为响应列宁关于入党的号召,他在1924年4月初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原理》的讲演,后来又在《真理报》上发表。这一对列宁主义的详尽阐述以及深刻的理论思考,后来便形成了斯大林的再版过11次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也是在那个1924年的11月,斯大林又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讲,并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看作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它总是一贯地不相信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能变成社会主义俄国的事业。”

1941年11月7日在列宁墓的讲台上,斯大林向即将走上前线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红军将士们赠言说:“让列宁的所向无敌的旗帜保佑你们吧!”就是这样,30年来同列宁的名字在一起,在战胜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障碍和困难的同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心委员会首脑的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沿着无人开辟过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道路一直向前。

正是斯大林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创造性发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无力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他们在为苏联埃政权的革命和斗争的某个时期内同列宁比较亲近。但他们都缺乏自信性、彻底性、坚定性,对俄国人民建立历史性功绩——沿着从未感受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道路前进——的能力缺乏信心。

遗憾的是,生活只给了列宁总共只有7年的时间直接领导了俄国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当他察觉到了自己健康状况的变化时,便从1922年11月始口授了几封致即将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件,以及几篇有关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国务,经济和党的制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文章。就实质而言,列宁的这些著作,正是他独特的政治和理论遗嘱。

当列宁由于疾病的折磨已不可能再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并领导党和国家的情况非常明朗时,在这种情势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便发动了反对斯大林的斗争。这一政治斗争的阴谋和残忍就在于:用列宁的威望,具体而言就是所谓的列宁遗嘱来反对斯大林。实际上,列宁的信件和口述都带有非凡的组织内部的性质,而且是供中心委员会们参阅的,当然其中也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更不是为了公开发表。在违反了列宁的起初意志并且背叛了他所缔造的党的利益之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曲解了列宁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列宁只是认为可以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可他们就竭力不答应斯大林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分子对舆论界隐瞒了列宁有关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布哈林不懂辩证法、皮达科夫的长官作风等评价。

正如人们所知,历史有其不同的评判。被列宁称为“最忠诚的和最积极的革命者”的斯大林,及其高超的组织才能、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非凡的政治意志,多年以来一直忠心地为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社会事业而服务。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当他们走上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时,就遭到了道德政治上的失败。

现在的当权机构,连同其大量的宣传工具,广泛地利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生活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活动的评价,正是为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服务,正是为了同社会主义理想、同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遗产作斗争。

历史的闹剧

假如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么通常总是一场闹剧形式。作为苏共中心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他对已故的斯大林的攻击,便是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复活。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奴颜婢膝地宣誓永远对其效忠。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作为俄共(布)中心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曾这样公布说:

“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将带着热爱和感激之情去描写和谈论他而劳动者的敌人们也将带着疯狂的恶意去描写和谈论他。全世界的劳动者都把斯大林同志看作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的资本主义桎梏的解放者。而我国的劳动者则把斯大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导师、朋友和父亲。”

1949年斯大林70寿诞时,中心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写道:“千百万人对斯大林怀着最深厚的热爱和和忠诚,因为他同列宁一道创建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就在苏共20大召开前的5个月里,赫鲁晓夫还在苏共中心总结报告的文稿中肯定地表示,列宁和斯大林“使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续人。”

可是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却用愚蠢的谎言和个人的仇恨偷换了对斯大林的活动的意义和政治分析。在自己的亲近圈里,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说:“当年列宁曾为自己的兄弟而报复沙皇家族,而我现在则要为自己的儿子报复斯大林,哪怕他已是个死人。” 赫鲁晓夫为了竭力消除斯大林在人民的记忆中和在历史上的形象,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行动:

1956年2月,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已经完成其所有日程后的一次闭幕会上,他提出斯大林才是杀害苏联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凶手,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错误的惟一责任人,并且应对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失败承担个人罪名;

号召从一些州和市、企业和机构的名称中撤去斯大林的名字;一些把斯大林赞扬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统帅的高级军官遭到斥责;禁止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和有关斯大林的书籍,禁止发行有关斯大林甚至在某些镜头中出现斯大林形象的影片:

1961年10月,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形成了一个苏共22次代表大会关于将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后来遗体在夜色的掩护下被静静地埋藏在红墙旁边。

在领导国家和共产党的活动中,赫鲁晓夫一步一步地远离列宁主义的治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原则和准则。直到后赫鲁晓夫时期,对作为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都未能恢复一种客观的态度。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也是在斯大林时期才成为党的一个大活动家的。正是根据斯大林在1952年的提议,勃列日涅夫才成为苏共中心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心书记处成员。可是在1964~1982年间,他同样也未解决自己对斯大林遗产的态度,也未能拒绝赫鲁晓夫式的关于斯大林的思维,也未对此提出过异议。勃列日涅夫只是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时提到过作为统帅的斯大林的名字,而仅此一点就在广大民众之中引起了一片赞许。而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时,他又指出党和国家的活动在斯大林时期曾出现过“暂时的挫折和错误。”

当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心总书记时,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活动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评价。在拥护国内应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在策划,而紧接着就开始实施自己那些使苏共、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合作归于崩溃的罪恶计划。对他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的斯大林乃是一个大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危险。对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何一种态度,都可以映照出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犯的罪行的背叛实质,他们是在背叛社会主义事业。

有一种说法:共产党陷入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可是,对斯大林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理论创建和党务政务活动,并没有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不仅仅是指我们有责任去怀念这位世界范围的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及其活动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舍此不可能获得关于共产党、苏联和它的人民,以及人类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次经验的历史准确的概念。

只要雇用劳动者们暂时还没有了解对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的真实评价,现在以布什和布莱尔、戈尔巴乔夫和雅可夫列夫,以及叶利饮等人为代表的黑暗的倒退势力,都将企图(有时还是不无成就地)把历史拉向后退。

我和你们,尊敬的读者们,都是见证人。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斯大林的猜测和臆断比比皆是,对他的活动仍然缺乏真实的评价;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地下工作者,简直就是沙皇的一名奸细;或者说,他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那杰日达·阿利卢耶娃,5年以后又杀死了列宁的夫人那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而且他还指示杀死了自己的战友基洛夫,尽管还把后者称为自己的兄弟。或者说,他贬低了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作为战争统帅的作用,而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或者说,他搞乱了理论,死乞白赖地把自己的爱好强加于文学和音乐。而所有的这一切臆断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在我们建立了极权制度的20世纪的非凡残忍的独裁者和无足轻重的政治家。

不过,为斯大林作画而且还在继续作画的并不是某个一知半解的中学生,而都是一些冒充为严厉的政治家、大学者和知名作家的人物。而各种各样的雅可夫列夫们和拉津斯基式的滑头滑脑的歪曲历史者们的所有的梦呓,又由于电子的和传统的传媒手段在人们的意识里生根,而且通过大量的列宗型的令人起疑的作者们的谎言书刊强加于读者。现在,对这股浑浊的“胡扯”溪流仍然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障碍,相反倒是为其开辟了通向大众的平坦大道。

那些旨在客观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和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声音,暂时还很难敲响。不是电视节目里没有空余时间,就是出版社里缺少纸张。可是为什么对于那种恶毒污蔑真正的爱国者的东西,不管是电视台也好,出版社也好,总是机会充足呢?

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

闻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伊凡·谢蒙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在谈起斯大林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难摹仿的动作:用两只手指捋顺胡须,同时还做了一个约瑟夫·维萨里奥维奇的造型。斯大林的精神影响在我的这位交谈者的身上是不同平常的。

他说:“说他爱好音乐,也不说其他什么。他懂音乐。我是一个音乐人,我知道什么才是懂音乐”。“生活使我结识了许多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纯正的党务工作者、学者和教养非凡良好的人,比如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尔任采夫、卢那察尔斯基、契切林等。他们都是一种观念的人。我是一个演员,我的生活就是音乐。斯大林又是一种观念的人,他的生活就是政治,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

伊凡·谢蒙诺维奇作为一个音乐人,其同一个革命者的这种比较,在我看来是出色的,而且是非凡的深刻和形象的。

一个15岁的中学生,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了一名革命者。还在1901年,他就看出乌利扬诺夫(列宁)不仅是党的一个缔造者、组织者,而且是党在未来的一位天才领导人。自1902年起,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柯巴就开始了一个革命者—地下工作者的丝毫不轻松的、布满着危险、跟踪、逮捕和流放的生活。1903年起与列宁建立通讯联系,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第一次与列宁见面。在此之前,列宁已经熟读了朱加什维利-柯巴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几篇正是克鲁普斯卡娅通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帮助才弄到的。

自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见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一直是列宁最亲密的忠实战友,而在列宁去世后的30年间又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并发展了他的学说。斯大林总是战战兢兢的、带着极大的尊重把列宁既当作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又把他当作一个常人。这一榜样是非凡可贵的,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从“诋毁”自己的前任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1912年,斯大林已经进入布尔什维克党闻名活动家的行列,在布拉格代表会议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随即被遴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心委员会委员,并领导中心委员会俄国局。1912年,列宁和斯大林创办了一份大众化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以促进俄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列宁高度评价了“神奇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该书奠定了布尔什维克民族纲领的基础。

1917年4月斯大林从图鲁汉边疆区回来,他是于1914年同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员一起被流放的。回来后立即投入了工作,并实际负责《真理报》的编辑部。1917年10月,在那次讨论发动武装起义的历史性的俄共(布)中心全会上,斯大林被选进最初成立的中心政治局。同列宁一起领导了铺平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的第6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6日斯大林被选为列宁领导的第一个人民委员会的负责民族事务的人民委员。

不久,斯大林又被任命为一个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作为新的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斯大林表现出了一名优秀组织者的才能,从事了大量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又非凡重要的具体日常工作。正因为这些才能,列宁才建议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心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2年4月3日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心委员会的总书记。斯大林成了一个新型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积极的缔造者之一。

现在,一些学者和作家非凡广泛而大量地在传播这样一些类型的题目:“列宁害怕丢失权力”、“列宁力求摆脱机会主义分子”、“斯大林消灭反对派”、“斯大林害怕交出权力”等等。这样的议论和评判,就意味着不懂得列宁和斯大林都是社会革命家,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缔造者。列宁还在世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新的苏维埃政权,使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而且这一切也是为了人民,使政权成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所向往的政权。同时,他们也始终不懈地关心着苏维埃政权能否学会自我保护,苏维埃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帝国主义的敌对进攻这样一些问题。

同列宁一样,斯大林懂得在俄罗斯应该建在一个怎样的社会;而且懂得这一新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在实施的任务,必须通过斗争才能解决。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国内国外都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目标,在自己的周转团结了国内各民族的人民,并且吸收了一切政治力量和一切有才能的人,包括自己一贯的反对派和对手们,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结果,那些理解并且希望建设新社会的人,都跟在了党和斯大林的后面;而那些同新生政权斗争的人都被剥夺,并遭到了失败。拒绝他们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所以,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

斯大林本人说过,“在提升工人阶级并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假如我走的每一步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么我会认为自己的一生便是毫无目标的。”

也许,正是由于斯大林的钢铁般的意志、坚不可摧的信心和逻辑的力量,苏联人民才取得了新世界的建设和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而这一文明在世界历史上将永远成为一根明亮的标杆和一级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梯。

正是在1929年,工业和国防建设开始向前猛冲。1931年2月在第一次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讲话,他说,“我们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赶上这段距离。要么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就是我们被击垮。”

为了继续列宁的事业,恰恰正是斯大林善于把新形态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的那个领导核心紧紧团结在自己四周,也正是这个领导核心唤起苏联人民走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团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批新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成长了起来,通过了新的宪法——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宪法,红军实现了当时条件下的现代武器设备。所有这些巨大的工作都是在10~12年内做完的,可是到1941年,苏联人民的建设劳动却由于法西斯德国强盗的进攻而被迫中止。正如现在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和他的一帮人表现出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后的能干的组织者。在解决由于法西斯侵略而遭到破坏的贫血的苏联恢复工作的最紧迫任务的同时,党和国家的领导还在1946年就制定了苏联的近期和远景发展计划。斯大林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而且,根据他的倡导,开展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研究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任务,建立了音乐文化活动家会商制度,制订了发展文艺作品的基本方针,从而提高了文艺作品在教育培养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中的作用。有关制订苏联新纲领的任务的提出,不仅仅是要求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而且要求对近15~20年乃至更长远的苏联发展前景中,苏联人民在福利的提高以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实际界限进行界定。

苏维埃国家的捍卫者

在斯大林参与党和国家领导的期间内,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处于国内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及消除战争的破坏后果的时期。自然,国家生活中这些非常时期不可能不在其领导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中得到体现。斯大林是列宁在与国内的反对派和1918~1920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进干涉进行斗争的可靠支柱。作为党的中心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政府的人民委员,斯大林又作为工农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而参与活动,是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部、西部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察里津防御战、彼得堡保卫战、粉碎邓尼金的军队、反对波兰占领军和德国占领军的斗争的闻名组织者之一。同列宁和其他闻名的党务及军事活动家一起,斯大林参与了红军的建设和红军战略的制订。不过,可以说,斯大林最充分的统帅才能在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最严重的1941~1945年间才得到了发挥。一个正在浴血作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决策权力杠杆都攥在他一人手中。二战前,他就是联共(布)中心总书记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战争期间,他又成为国家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大本营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国防部人民委员。这些岗位赋予他非凡的责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行家,运筹自如,因为他是一个政治战略高手,而且他的战争艺术也是炉火纯青。他说,“我认为,斯大林无疑该归于出色的统帅之列。”朱可夫元帅称斯大林为“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的苏联元帅和闻名的军事指挥官们,都把他视为统帅,都珍爱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性格,都敬仰他具有高度的智力和高深的军事知识,但同时也善于重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干。不管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方面,还是发展和巩固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新型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斯大林的功绩是毫无疑义的。在斯大林时代,为苏联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地缘政治保障。

为什么要竭力诋毁斯大林?

过去的、非凡是当今的斯大林的敌手们,总是首先企图把他与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相对立,以便最后把这一切加起来以诋毁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的对手们得逞了,而且并非不无成就,他们注入大众意识中的斯大林的形象,是一个残忍的人,一个残杀所有不同意见或者他所不喜欢的人,哪怕是他的亲人的统治暴君。所有这些谎言不停地轮番散播,并且又以新的阴谋而附生。在这种情况下,诽谤者们甚至“忘记了”斯大林还是一个人,一个国务活动家,也“忘记了”党和斯大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碰到了这种国内外的阶级对抗,而不进行残酷的、毫不留情的斗争,便不可能取得胜利。历史证实,首先是经济上的重大失误,加上斯大林死后时期警惕性的丧失,以及以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叶利饮和其他蜕化变节分子为首的国内“第五纵队”的建立,使国内外的反对势力搞垮了党和国家。苏联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潜力,而是成了敌视政治和变叛行为的牺牲品。现在,当局的执政制度把俄罗斯抛向了以侵略成性、一向与我国为敌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强盗的“七国集团”的怀抱。在斯大林时代,不管是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还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其他知名的资本家们,都以同苏联的首脑打交道为荣。可现在呢,西方同一个已经削弱和毁败了的俄罗斯已经不讲礼仪,并迫使其不走运的那些统治者们一会儿支持美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一会儿促成美国在反恐借口下在前苏联中亚各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在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当中,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意识到,他能够也应该维护苏联人民的利益,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在党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劳动者们,也从废墟上托起了我们的国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人民建设了自己的新生活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自豪。人们记得斯大林,爱护斯大林,尊敬斯大林,尽管他也犯了错误和扰乱了经济。可是也有不少的人,他们不辨是非,或者敌意地、怀着仇恨地对待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外交家的斯大林、作为一名统帅的斯大林和作为一名反帝斗士的斯大林。赫鲁晓夫们、戈尔巴乔夫们、叶利饮们和“民主党人”们之所以必须推倒斯大林,就是为了在西方投资和财政集团的强力支持下,预备并实现反革命,使苏联垮台,变换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盗窃后苏联土地上的财富。为了解除伟大人民的精神武器,向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几步抹黑,确立美国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必须要攻击列宁、斯大林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斯大林的遗嘱

斯大林形式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政治遗嘱。斯大林走过了74年的人生历程。实际上,他很健康,在最后的几年里,他并未看过病。他的猝然死亡是始料不及的。有理由认为,他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质上是从世界政治中的消失,是过早了一点。他的立场和远景计划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而其他人也还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当然,在他的四周,有人是急于自己当领袖的。

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看作是他的遗嘱。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曾让他宣读《经济问题》第二部分,但他感到困窘和羞愧。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其同年10月16日在苏共中心全会上将近2个小时的发言,亦可看作是他的遗嘱。斯大林在这些发言中谈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要求,谈到了全世界保障战后和平的新条件。他认为,现在仅仅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公正,或者单单是具有保卫社会主义的勇气还是不够的。现在还必须自觉地、内行地建设社会主义,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完成这些新的任务,必须成为一个理论上和专业上都有一定素养,而思想上又锻炼坚强的人。

斯大林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和苏维埃活动家们提出了非凡的要求。他们应该经受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在实现党的总路线的活动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应该具有主动和创新意识、高度的文化和道德修养,在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同反共主义的斗争中应该毫不妥协。

斯大林果断而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莫洛托夫在政治上的优柔寡断和错误,以及米高扬的理论谬误。拿他们为例,斯大林指出,作为高级领导人,应该成为思想坚定的、高度专业的和主动创新的工作者,应该同社会发展的新条件相适应。在他看来,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的、坚定的、受到全面锻炼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一般需要10~15年时间。

在组织安排上,斯大林在全会上建议让许多在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提拔的新的年轻的具有才能的党务和经济工作者、学者和军事活动家进入中心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心政治局。这就令人信服地证实,斯大林感到不安和时刻关心的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力棒把握在什么人的手中,遗憾的是,他对干部的那些要求很快就被忘却。斯大林所提拔的那些人还在敌手们断定斯大林已逝世这前就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从中心委员会和扩大的中心政治局里清除了出去。

斯大林号召提高共产党的作用。他要求牢记列宁关于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取得具体的实际效果的必要性的指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斯大林在苏共19大上指出,“过去一直需要将来也同样需要国外的兄弟党和人民所给予的信任、同情和支持。”他号召共产党员关注当代资本主义行为的战略和策略的变化。人和民族的平等原则正在遭到践踏,代之而行的原则是剥削者少数具有充分的权利,而被剥削者多数则毫无权利。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被扔在了一旁。现在,资产阶级正在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以换取美金。

1952年,《纽约时报》的外交记者问斯大林:“在您看来,当代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在哪里?”斯大林回答说:“处处存在,只要还存在旨在反对苏联的‘冷战’政策的侵略行动。”

现在人们认为,“冷战”已经过去。但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掠夺政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同过去反对苏联一样,现在美国反对俄罗斯,正在推行把它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以及廉价的原料、智力和体力劳动力的供给地的政策。1946年,斯大林把已退职的丘吉尔首相当作战争的纵火犯。杜鲁门总统不远千里去听他在富尔敦的演说。而当时,斯大林就富有预见地说:“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一方面同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是多么惊人地相似。希特勒策动战争的事业是这样开始的,他提出了一个种族理论,公布只有说德语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够格的民族。而美国的种族理论也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一个结论,即说英语的民族作为惟一够格的民族,应该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就事情的本质而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英国、美国朋友们是向那些不说英语的民族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假如你们自愿地承认我们的统治,那么一切都将秩序井然,而相反的话,战争将不可避免。”

也是在1946年,斯大林就预言,美国和英国将有意地对苏联形成一种“资本主义包围”。现在,这一点由于北约的向俄罗斯边境推进的东进政策,以及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反俄战线而正在得到实现。现在,小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和他们的朋友们在对俄罗斯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中,远远胜过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杜鲁门本人。然而,从俄罗斯的领导方面来说,对这种企图统治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张,也未曾听到坚定的、经地深思熟虑的斯大林式的回答。可是这种无独立性必将导致灾难。

为了防止批评家们指责作者是在吹捧斯大林,我发觉我并没有把作为一个人和一位政治家的斯大林加以理想化的念头。斯大林有过失和错误。不管他是否希望如此,从他的良心上说,那些牺牲的人都是无辜的。但是历史也不能因此而忘记,他是一个为了劳动人民的体面生活、为了国家和世界的公正的配置构成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历史将毫无疑义地铭记: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和一个具有广博知识与高尚文化的人;

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更高于社会主义和多民族苏联的利益,更高于对祖国经济、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关心,更高于对普通苏联人的福利的关心;

斯大林爱护、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具有才能的人,能干的组织人才,以及思想果敢、忠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

斯大林提高并维护了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员伟大称号和纯洁性,教育培养了党的领导干部并取得了他们在行动上的统一;

斯大林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斯大林果断而果敢地战胜了那些企图不答应或者至少也要拖延社会主义建设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反抗;
斯大林创造性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引旁证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任何一种历史的造假者;

斯大林反对人的被压迫和受剥削,以及人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他果断反对会造成千百万人死亡以及造成生产力损失的破坏性战争。他的统帅才干是普遍公认的;

斯大林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对任何的变叛行为不可容忍。

正是由于这样,那些反对者们、平庸的政治家们和假历史学家们才憎恨他。斯大林并非简单地只属于历史。在目前我们社会的一切变性中,他在世时以及在他的领导下所实现的一切,早已成为并正在成为我们目前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大林是自己人民的伟大儿子,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