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百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人间百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斗争矛盾正在从“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向‘意识形态混乱的人民群众同腐朽、没落的官僚统治”转化。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群众在经过短暂的、无奈的徘徊后,重新熟悉共产主义。官僚阶层的统治和企图再次奴役人民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将再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说,“世界最终将纳入正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学说将指引我们沿着人类解放的轨道迅跑。
共产主义者目前最轻易也是最可能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维护广大无产阶级、被剥削者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困苦呐喊。只要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国内矛盾输出,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空洞的说教,要让人民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同物理学、数学、生物学一样的科学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非常紧迫,大多数年轻人沉迷于各种反动庸俗的文化文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嗤之以鼻,而为数不多的喜欢哲学理论的人又徜徉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对马列主义亦是不屑一顾。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没有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封建意识同资本主义市侩理论的杂交品却大肆泛滥。东欧剧变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假如没能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宗旨的新机制来策动生产体系,而只是仿效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治理生产及社会运转或完全寄希望于纯粹的人的觉悟,那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无疑地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那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变革。就目前我国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来看,很难说是社会主义。“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可归结为在“人民民主专政”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在基本消灭剥削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但在我国沿海城市,不计其数的来自落后地区的民工在建筑工地、在厂房车间挥汗做工,而他们拿到的工资却少的可怜,更不要说其他的待遇。相比之下,一部分的“白领阶层”的收入非常高,异乎平常的高。这里面难道纯粹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造成的吗?一部分“白领阶层”创造的社会财富真有他们的收入那样多吗?这一点十分可疑。资本主义剥削体系是一个体系,被剥削者和受惠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被雇佣者和雇佣者的关系,剩余价值会在整个剥削体系的经济网络中再分配。在经济社会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可以将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首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中国人“富”起来了!但下岗工人没富,民办教师没富,山区农民没富。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令人难以置信。贫富差距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我们已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要怎样面对财富?有人估算过,改革开放20几年来,公有财产向私人转移的财富大约有30万亿元。但旱涝不均,有的摊得多,有的摊得少。并且根据统计数字,这种差别还相当巨大。最近美国一家杂志登出了中国50名首富,其中荣毅仁家族排在首位,财富量大约为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60亿元。其余的从10亿美元到几亿美元。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预期的是入世(WTO)以后会加速中国现在正在急速变动的阶层分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在事实上已重处于社会的边缘、底层。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质是通过市场利益调整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走的是以权力市场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变革、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使他们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财富占有不平等的状态,是中国社会长期演变自然选择形成的;而现在财富占有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暴发形成的,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借助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这就是所谓腐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由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中国的腐败目前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带头腐败;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其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赢利机会。并且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过渡,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反腐败最终要靠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反贪、杀一儆百已失去威慑力,并加大了财政负担和社会成本,(纪检、监察、政法委、非凡稽查),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已变成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大干会使体制面临极高的综合政治风险。近年来中国决策者几乎陷入两难境地,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中国当前决策者总是徘徊在推行高风险的全国改革和无所作为两个极端之间。
六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心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向中心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具有权威性并有较具体数据的有关社会各阶层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报告。该报告是向中心政治局、中共十六大筹备领导小组制订各项政策、措施提供参考的。该报告分三大部分:一、社会政治;二、社会经济;三、社会政局。
该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经济」中指出:当前,整个社会财富拥有、持有状况贫富严重两极化,各阶层经济收入、来源高低悬殊严重两极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力量(指工人、农民)基础,已经在经济发展、变化中瓦解,基本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党政中级或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离退休党政中、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成为支柱力量。该报告披露:全国二百万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实际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根据组织部门至六月底的统计资料,现职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有三十二万五千多人,离退休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有四十万一千多人,现职、离退休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家属(配偶及其子女),共一百三十一万多人。该报告还披露:四亿七千万城市人口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财富,而八亿四千万农村人口,仅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十二以下的财富。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在今年三月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OOO年,八亿四千万农村人口拥有、占有全民财富的百分之九点五还不到;而一九九七年时,七亿六千万农村人口拥有、占有全民财富的百分之十六点五。
该报告又披露:至今年六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七万五千二百亿元,其中的四万二千七百亿元是用匿名、假公司开设的帐户。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仅二千二百十五余亿元。但据该报告指出,这些人实际拥有的存款达三万八千亿至四万亿元。该报告还披露:在全国个人外汇存款的八百七十二亿美元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七百亿美元以上。该报告还披露:股市证券市场中的六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五千亿元。在五万名持有二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三千多个。据该报告披露: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已离退休者)的家属,有百分之九十二以上在经济流通领域(金融、证券)、国家资金开办的贸易公司、驻境外或国外公司、企业,担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等握有经济实权的职位。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山东、福建、江苏、河南等省市,更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在经济流通领域、驻外经贸系统工作。
该报告还披露:资金、资产外流,是从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开始加剧的。至2OOO年的四年半,资金、资产外流达到九千亿至一万二千亿元人民币,其中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是流入到驻境外中资高层、在境外和国外干部家属及国内干部家属在境外、国外的帐户中。该报告又披露:在香港、澳门特区的一万三千多名内地党政军离退休中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在当地拥有资产值达六千亿港元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的资产来源是非合法或在合法正常交易中非法占有的。该报告披露: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平均拥有住宅面积为一百八十平方米至二百五十平方米,市值达一百万至一百六十万元。副部(省)级或以上高级干部平均拥有住宅面积为二百至五百平方米,市值达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元。如广东省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平均拥有住宅二点五幢,达四百五十平方米以上,市值三百至三百五十万元,是广东省副厅级干部年薪、津贴一分不花的八十年的收入,是广东省城市职工二百八十年至三百二十年平均收入的总和(广东省城市职工年收入为一万零五百至一万二干五百元)。
该报告指出:财富拥有、占有的贫富两极化,经济来源收入高低的两极化,已经是社会矛盾激化、冲突爆发的主要焦点,情况不但没有缓和的趋势,而且这种两极化还在扩大,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来自各阶层的呼声、抗争力量,要求改变、改革这种官僚新生阶层占有、控制国家经济,金融、股市、证券的局面。
当今中国到底哪些人最富有?哪些人最穷?有关的调查了解结果是:最富裕的为以下十类人: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有的“中国首富”个人财富超过一百亿元。二、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月收入六百至二千美金不等。三、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年收入二十到三百万元不等。四、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五、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年收入五十万元至一千万元不等。六、着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去年足球甲A有的球员年收入达到五十万元。影星和歌星的收入更多一些。有的作家一部书稿卖到一百万元。七、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普通律师的年薪以十万元为起点,少数律师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八、一些经常讲课、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司局长。一般讲课费为三小时一千至五千元不等,个别闻名经济学者作关于市场形势的分析报告,半天收入超过二十万元。九、违法经营者。有的走私者财富已经超过亿元。其中也包括有不少从事卖淫、贩毒、贩卖人口、贩卖文物者。十、少数腐败官员。目前揪出的最腐败官员,已经拥有各种财产数千万元至上亿元。
最穷的是以下这些人:一、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一般比下岗职工津贴要低一些。二、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八十至三百二十元不等。三、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六十至二百三十元不等。四、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的落后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一百元。五、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三百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六、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补助只有十五元钱,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里刨食。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工人阶级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企业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所谓漂泊工人阶级。他们即不属于农民,又不属于工人,即不属于乡村,又不属于城市,无钱、无权、无势、无望、无地位、无知识、无依靠。美国记者P P Pan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女工过劳死的报道,具体地叙述了来自四川的19岁女工李春梅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松冈镇,为南朝鲜资本家开的开明工业有限公司的一个承包厂制做纺织品玩具动物,为了在耶诞节前赶进世界市场,强迫无偿加班过长,终因劳动强度过大,过劳而死。但是为了那支看不见的资本黑手付出了宝贵生命代价的李春梅的小时工资是多少呢?12美分,也就是比世界银行和IMF规定的12.5美分的最低或贫穷线小时工资还少。更何况,这个工资仅是名义工资,假如减去公司每月扣除的12美元的食宿费以及其他任意罚款等费用,所剩更少。宪法中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事实上已重处于社会的边缘、底层。劳资关系出现返祖现象,劳资关系退回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在亚洲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工人们被迫天天连续工作十至十二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三至四分钟时间,且有次数限制。这类工人报酬微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繁,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差,因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连任何防毒设备都没有。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保持一种私人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而每当事态严重时,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往往在“为了不打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口下了结。在边缘化的工农阶层中,这个阶层是最无助的阶层:远离家乡与亲人,求告无门。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四点八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左右。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已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磨擦状态中就业,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一亿左右,(中国不肯承认失业,创造了待岗、下岗这一类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占总从业人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以上两类人口相加约占从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办统计失业率达9.36%,2000年已过10.1%。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堪称世界之最。目前还有那么多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就业空间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也成问题,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年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之一,也是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
农民,可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划分,可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责任田可以养活自已,大地主阶级目前没机会诞生,但在城市有几千万被称为“新无产者”的农民打工族,漂泊工人阶级。他们在城市的遇境,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无产者。当今农村的那些富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村当权者及其相关亲属利用职权之利致富,此类为目前农村富裕的大多数,可将其划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类是靠自已的能力发家致富的,此类并非多数,可划为资产阶级。可以肯定,在农村,两级分化及其对立应该相当严重,因为在农村,以村、镇所体现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透明的社会现实,贫富差距及对立情绪也应是非常直接的。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是有关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还呈发展趋势。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无不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也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原因之一。这些由农村政治精英向地方黑恶势力转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一是腐化变质,以黑恶手段获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利益主导行为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使得有些农村干部开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村组干部的"合法权力"控制的经济资源有限,权力寻租难以满足他们的私欲。为了更好地获利,他们就采用一些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就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股黑恶势力,并逐渐将村级政权变成他们从事非法活动的掩蔽所。这些把握了村级政权的政治精英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或有甚者,亦官亦黑,一身二任。农村政治领域出现真空,地方恶势力就进入到了村级政治之中。这些由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串通、依靠、仰仗一些被拉拢、腐蚀和腐化变质的地方官员、头面人物,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凶恶势力的客观存在,标志着国家政权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衰退状况。
中国民谣曰: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五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九等人,水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十等人,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十一等人,管收税,不塞票子你倒霉;十二等人,是教师,一年四季欠工资;十三等人,老大哥,工厂关门没吃喝;十四等人,作田佬,交了粮食收白条;十五等人,是盲流,不知何处是尽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经过数十位社会学学者历时3年调查研究,已取得重大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已成书公开出版。专家们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1:国家与社会治理阶层2:经理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清华大学李强分析,利益群体分为四层,社会底层、利益受损群体、普遍受益集团、非凡获利集团。社会底层全国大约在1.48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000元,占总人口43%,利益受损群体全国约1.6亿户,户均存款不足2万元占总数47.6%。两者相加共3亿户,涵盖人口近11亿人口。普遍受益2513万户,户均不足10万元,占7.4%.中国富人是非凡获利集团,441万户,户均54万元,占1.3%。普遍受益和非凡获利集团总共不到3000万户涵盖人口1.2亿。
各种分类方法千奇百怪,在中国还存在着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这个阶级的产生有它的非凡性,也可以说是在目前中国的非凡产物。官僚资产阶级表现在,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提供全程服务的买办官僚。三.由官员、企业名流和知识精英联合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已培育出一个自我繁殖,自我发展的利益集团,它是以侵害人民利益为生存基础的。利益格局决定人们的行为方式,它以牺牲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来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诸候经济"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弱了民营经济,权贵资本垄断专营利益上死死咬住,使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在一个"坏市场"上苦苦挣扎。利益集团的出现:代表了4500万中心、地方官员,代表了440万企业精英,代表了700万富知识分子,已形成非凡利益集团。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已日渐成熟。这个阶级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有着官僚的身份,把握着具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他们往往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被行政任命,从而成为此类企业或机构的老总、经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逐渐积累了自已的私有资产,或许这部分资产他们可以不直接使用,而是以各种投资方式进行资产的运营操作。这部分人往往又有其政治上的偏好,他们往往成为各种媒体盛赞的对象,往往堂而皇之地成为言政、论政的最有威慑的力量。他们组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框架。一类是,有着高级官僚的背景,或亲属、或子女、或世交,他们依靠着这种关系,在经济上的发展一般都会畅通无阻,并且,可以把握最直接、最快捷的信息,在最初改革时,这部分人是最先发起来的,最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虽然当年学生运动也着实地刺激了他们一下,但事过境迁,如今这部分人更加名正言顺地放手地去做了。这部分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催化剂。还有一类,这一类人比较普遍,他们属于官员,但不如前两种那么有势力,但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已或亲属朋友获得利益,如:国营、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或部门负责人及其亲属;某局、某处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县、区、镇、村的领导、负责人及其他们的亲属等等此类。是这部分人构筑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基础。他们可以借权力之便,将一个工厂搞垮,但却把自已变成富翁;他们可以空手参股,成为董事,因为职权便是股本;他们可以成为村中的首富,因为他们是村中唯一的权势。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有着统治阶级的身份或背景,但是,这部分人却已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只不过在他们口头上是不会承认的。
按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公务员没有存在的必要。当政治存在于经济社会中之后,公务员才有了产生的必要,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因此说,公务员是政治派生的,也就是说,公务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机器,所以说,公务员不是什么劳动者,即使称他们为劳动者,也只是政治劳动者,这同经济劳动又决非同一概念。公务员们并不是什么劳动者,但却享有比劳动者还要高的待遇,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它却实实在在成为了合理,为什么,因为公务员们虽不是经济上的劳动者,但他们却是政治上的劳动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必然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酬金,那么,这些酬金又从哪里来呢?是从被统治的劳动者们那里征收的、压榨出来的。上述这些套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似乎是合理,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呢?!毛泽东早就明智地看到这一点,他告诫他的部下们:要为人民服务。因为他知道,自已假如脱离了人民,那么就会被人民视为另一个统治阶级,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迟早要激化。然而他的话现在只能作为装饰品点缀在豪华机关的大门前。公务员不能没有监督,失去了监督的公务员就会腐败,公务员腐败,则必然动摇统治。在“两会”上,总理一声“高薪养廉”的号召,便引来了一大批捧臭脚的马屁精们的赞誉,无耻地说什么:公务员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不仅该长,还应长幅大一些。其言外之意似乎公务员们现在正处于生活的窘境当中,呈现已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悲惨状况。那么与之相比较,成千上万的失业者们呢?数以千万计的下岗职工们呢?背井离乡过着朝不饱夕生活的打工族们呢?他们是否已不算是人了?他们是否已没有资格养家糊口了?他们是否不愿过安逸快乐的日子,去享受着丰富多姿的物质生活?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倍,我国民营企业总数已有3000多万家,去年的年产值5万亿元人民币,最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0万家,各项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在30%以上,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2001年90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超过了国营企业就业的4600万人,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部门。是实现国企改革的重要依托,是安排就业社会稳定的主渠道之一。说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有人则不承认他们已然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把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关糸,又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管是否有成形的组织,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工人属弱势集团。国企领导者比民营私营业主更强势,他们靠经济资本支持联合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构成强势集团。他们拥有很多代言人和"闻名经济学家",又有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党和政府内的一些官员,已然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本权贵的"组织糸统"之发达,以及他们拥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资本家。国企、政府机构已成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据调查,今年1-5月份,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职务犯罪已占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89%。在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企业"案件多,即垄断行业、热门行业、亏损企业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不断增多的"下岗"失业的城市、农村大军,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我国日益增多的无业人员为黑社会组织提供了庞大的后备队伍,可以预见,将来黑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日益增大。假如腐败的趋势,国家机关膨胀的趋势,政府不当干预趋势,企业自身垄断的趋势,都在"市场经济"的大旗下得到张扬,系统化的剥夺最后要剥夺到最底层的人身上。问题在于,最底层的也是人,他们虽然文化低,素质低,不懂法律,但出于本能,也不愿为社会牺牲。他们也知道城里的花天酒地,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去暴富。至于他们用什么手段,能干些什么,倒不重要,反正原则是一样的。假如中国不能从正面抑制腐败,行使社会职能,那么就会有黑社会的横行,一直搞到有钱、有权人也惶惶不安的程度。 绝望者不是为了谋生而犯罪,大多数为了发财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2000年抢银行及运钞车,成了现阶段犯罪热点。黑帮不是天生的,大多是从亚文化群走上黑道的。我国的流动人口中,已形成为数不少的黑社会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地缘型黑社会组织。在中国曾经销声匿迹几十年的黑社会组织,近十多年来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化到组织化。全国各省、区都有黑社会组织,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山西等省尤为活跃。黑社会组织中比较成熟的高级形态,目前还不太多,但已有苗头。这些人与社会权力机构有较好关系,其组织成员已打破血缘、地缘界限,一些头目还受过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社会身份。其主要财源有三种:一是成立公司,如追债公司或某某资产重组公司,让人还觉得这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产物。二是跻身於一些新兴行业,如啤酒屋、健身行业。或由自己直接经营,或与别人共同经营,或参股。三是向妈咪收费。黑社会组织的主流还是传统的以暴力为资本,进行诸如走私、贩卖枪支、偷运毒品、组织非法偷渡、伪造各种证件,欺行霸市等活动。这类团伙一般为紧密型,多以地缘或血缘为结合纽带。这些组织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鲜批发市场欺行霸市,形成恶势力,然後走向娱乐业。尔後在公安系统也结纳了一定关系,渐渐走向“正规化”,打打杀杀逐渐干得少一点了。其主要收入来自酒楼娱乐业的保护费及向其保护场地的妈咪收场费,有些也参股娱乐业。这些以暴力为资本的黑社会组织,正采用各种形式介入社会正常经济生活。在经济信用严重失常的情况下,一些经商者和政府基层单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证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竟启用一些地方流氓来帮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税费。据说这些人物讨债成效显着,只要他们一上门,不仅欠债赖债者会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连一些多年的死帐也被他们讨回。大多数黑社会组织从事与黄、赌、毒及拐卖人口有关的违法活动,有些组织且有自己的武装。社会犯罪率现在以每年60%的比率上升,从各类传媒披露来看,黑社会组织的大量存在与刑事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重有密切关系。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黄色行业发展得很快。这种快後面实际隐藏着一种价值伦理观念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这些黄色行业的从业者的动机可证:据调查,这些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是出於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认为这一行业挣钱快且多,且无需投入资本,只要年青就行。中国的黄色行业中的女性,在80年代还大多处於自由状态,没有黑社会涉足其中。但由於这一阶层基本处於无助状态,涉娼凶杀案逐渐增多,她们比较倾向於找保护人,这就是广东俗称“鸡头”产生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由於色情行业获利巨大,许多黑社会势力也逐渐介入。到了90年代以後,色情行业渐为黑社会控制。在这类妓院里,卖淫女已失去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和经济收益,嫖资大部分被黑社会组织榨取。在全国范围内,黑社会组织介入娱乐业已不是秘密。中国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张新枫称,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迅速滋生和发展,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张新枫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中国内地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组织形式”。“有些城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从公开的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等‘掠夺式’犯罪,向制贩毒品、组织偷渡、走私、诈骗、开办赌场和色情场所等隐蔽的犯罪发展。其中有些还以非法所得注册公司、投资办厂,有计划地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企图垄断经营,夺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为黑社会提供非法保护是腐败的一种形态,这种现象不仅是个人行为,它反映了一种制度漏洞。对一般公民来说,最专制的政府也比最开明的黑社会组织的统治要仁慈。
中国的社会文化“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在逃犯,投机家、大款、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文化精英傍上权力资本,傍上国际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社会地位飞速分化。一元化意识形态控制不了多元化社会发展。所谓精英统治还剩下什么?靠权力加资本。二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把握权力资本、经济资本、知识资本的精英集团。无视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迎合权力资本的扩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呈现无序的脆化状态,大多数人包括富人和高官也缺乏安全感。中国已经具备导致社会无序的诸多要素,最终恶果就会降临,不稳定因素最后聚焦在腐败、失业与暴力上。哈佛大学魏尚进曾论述过:高度腐败导致高发事故,高度腐败导致高度暴力。腐败使政府各层组织优势丧失,产生的负效率加大社会成本,恶性事故屡见不鲜,恐怖活动开始冒头。谁为穷人说话?中国文化精英中的相当部分已演变成资产阶级及走狗。当代中国精英是自1900年以来100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眼睛还是向下的,到世纪末,知识分子眼睛全都冲上了,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非凡的群体。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 ,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 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比,他们善于表演,轻易动摇,很轻易受利益所诱惑,更轻易被收买。精英们处于大动荡、大分化时代。学人精英毫无掩饰为利益集团服务,招致内外部的质议也就愈来愈多,精英经济学家的声誉也愈来愈低。精英们在极力妖魔化并仇视工农大众。一些政治、文化精英以及主流媒体,怀着对“文革”的惧怕仇视工农大众,改革开放长期忽视牺牲工农利益,从决策上向利益集团靠拢。他们常依附于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为"御用"或"帮闲"。他们将构成经济上的实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以知识为中介交换,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斗士,却吸着外国资本的奶,摇身一变好象就成了高官权贵一样。学人大分化早已发生,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是世俗社会, 金钱与权力几乎统治了一切, 80年代的精英以虚幻的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人文关怀、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当代中国学人已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观点也在大分化。经过2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寻找最佳路径进入主流社会。顾炎武当年说: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中国社会结构已形成巨大的断裂,社会秩序恶化,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昭然显著。假如中国精英全都去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干脆就想当富爸爸,那么穷人也会把各类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愈是富有、愈是高层人士,愈有权、愈有钱的各类精英,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愈大。高层的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肆意弱化中心政权,并弱化民族主权。中国高官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出国、永久身份等等。富人权贵人心离散导致整个中层信心崩溃。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个国家破产。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同期的外商对中国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於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中国这条“船”正在由部分权力精英们努力将它凿沉,而他们早已为其家庭成员们预备好了后路,做为一种合法的行贿,美国一直对中国高层官员的子女到美、加留学开放绿灯,中国的市级以上领导人的孩子基本上都到美国留学。而且,通常都能争取到美国的绿卡,甚至成为美国公民。这也是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高低收入差之比) 为0.434,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 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但超过0.4就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
2001年3月中经网: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将危胁社会稳定。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身无分文却要替天行道的人层出不穷,立志出人头地、改朝换代的平民百姓从来不乏其人,野心勃勃、胆大包天的草莽英雄更是屡见不鲜。90年代先后,产生了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各种气功组织,也许是精神替代,也许是信仰鸦片,也许是对理想的绝望,也许是寻找宣泄渠道,全社会几乎不约而同爆发过一场特异功能的大合唱。可好景不常,政府忽然想起来,万一他们形成组织怎么办?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非政治性组织具有衍生发展政治功能的强烈冲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地要转变成政治性组织。谁轻视"草根族",天真地认为他们真的是"弱势群体",那就错了,"草根阶层"攻击性极强,一点火星就冒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目标,首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既否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削,又否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专横,并主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社会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依据就在于此。是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没有西方国家发达,但问题不在于自身的弊端,而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的包袱。事实上,社会主义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前苏联70年国民收入增长89倍,中国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成为现实。鸦战之后中国有一百年的“西风东渐”,但终归是一场鸡飞蛋打,为历史留下“老师打学生”的笑话。学习西方何以遭西方侵略?百年西化何以是一种积贫积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是缘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在于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它的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民主有待完善。但问题不是出在政治目标,而是权力缺乏监督,脱离群众,官僚特权从生活腐化走上政治堕落。权力过度膨胀后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前苏联在成为发达国家的同时失去了人民的政治认同,人民对它的垮台隔岸观火。这种教训怎么总结都不算过份。如何保持执政党的政治本色,如何避免干部队伍脱离群众,如何防范权力畸变,凡此种种,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今时代最为严重的课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陷入低潮,但潮涨潮落是种正常现象。莫道资本主义正春风自得,其实其基本矛盾一个也未解决。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霸权为手段,全面控制了世界市场的资本、劳动力、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及其衍生物。资本的霸权意图阻止第三世界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政治要求,从而全面奴役世界人民 。一方面。资本横行世界,而劳动力不准丝毫移动,于是资本霸权极度压迫劳动力及其价格,世界劳动工资持续下降,劳动环境继续恶化,劳动强度继续加大,社会劳动保障体制日趋破碎,甚至破产和崩溃,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日趋快速,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资本财产充塞世界,资本消费越来越成为难题,而生产过剩,有效需求欲振乏力,造成伴随着劳动阶级失业而来的资本失业,全球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就是失业,就是破产、贫困、地位低落等等苦难的根源。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跨国结合,帝国主义政权和傀儡政权的结合;但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跨国结合,人民和人民的跨国结合,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的跨国结合。
只有在一个制度不健全、非法暴富的社会,资本横行的现象才比比皆是。穷人缺少贿赂官员的手段,享有的政治权力也较少,饱受腐败之苦,穷人享受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穷人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投资项目也较少向扶贫倾斜,穷人可能面临较高税收,在出卖农产品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又无法靠小企业来摆脱贫困。腐败拉大了收入差距,加重了贫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穷人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了穷人投资风险,使税收体制服务于有钱有势者,使社会保障脱离了目标,政府的政策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人民需要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少年了,都是台上一声号召,台下一片赞歌,上呼下应,没有置疑、没有反驳、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对的欢呼,错的也欢呼,形同演戏,尽是导演一个人的思维。演员是导演挑的,人大代表们是谁选的呢?他们真的能代表广大人民吗?过去,人民代表选自社会各个阶层、群体,而如今,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下岗、失业的群体出现了,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代表席位呢?他们不算人民吗?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被我们视为是资产阶级操纵的富人游戏。那么,我们的人代会又是什么情况呢,假如是无产阶级选举的,自然也要有众多的下岗、失业职工的代表参加。我们现在老谈监督机制,却不知监督的实质就是要把利益不同的人放在一体,互相监督,尤其是让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参与,监督不是干部对干部的监督,也不是行政一把手对部下的监督,更不是钱对权的监督,而是由宪法授权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他们对当权者进行24小时全面监视。再看看现在中国“人大”里真正的工农代表比例,你就会知道:中国越来越不把受苦人、穷人放在眼里了。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2001年9月9日400名郑州工人怀念毛主席逝世25周年,在金水路立交桥边,8只警犬、几百警察与几百名工人怒目对视形成今世奇观。“经济繁荣”并不代表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危机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滋生蔓延,这决非危言耸听,当有一个时机到来时,这个危机便会爆发。假如你现在还在浮华的表面沉醉,就请醒来吧。毛泽东主席说的好:“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