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斯大林生于1879 年,比列宁小9岁,从19世纪90 年代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列宁的学生和战友。他和列宁一道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初期的伟大斗争。列宁逝世后,又作为列宁伟大事业的接班人,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熟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谢序辛著为了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统地位,为了否定斯大林领导的的社会主义苏联,不遗余力地大反斯大林,说什么“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是对革命历史的歪曲和嘲弄。对于他们的这一谬论,理应拨乱反正,加以批驳;同时,对于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他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经常受到攻击的“个人崇拜”、“独裁”和“大清洗”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反斯大林的离谱出奇的“创新”
应该说,反斯大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反对斯大林的是列甫·托洛茨基。早在他与斯大林共事时就是斯大林的对立面,被清洗后逃往国外,一直到1940年8月被枪杀,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反斯大林的活动。他的未完成著作《斯大林评传》就是一个证实。另一个反斯大林的闻名人物是尼·谢·赫鲁晓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 年苏共20大作了秘密报告。自那以后,反斯大林的声浪就没有停止过。对斯大林的漫骂和污蔑,可说是应有尽有:什么“强盗”、“暴君”、“刑事犯”、“独裁者”、“人民奴役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还有人把他说成是“法西斯”、“纳粹分子”,把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至于像谢序辛著那样,把斯大林称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则还从未听说过,无疑是反斯大林的一个“创新”。
不过在我看来,加给斯大林的这个 “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新头衔,新则新矣,只是是“新”得太离谱太出奇了,和斯大林的实际是如此格格不入,根本对不上号,以致“新”到了不会有人相信的程度,这恐怕是谢序辛著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这里显然需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引用列宁的定义,因为谢序辛著对列宁是根本否定的,他们自然不会接受列宁的定义。我们也不想引用毛泽东的定义,因为谢序辛著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很清楚,他们自然也不会接受毛泽东的定义。对于谢序辛著的作者而言,最好是引用伯恩斯坦的说法,因为他们虽然否定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但是他们对伯恩斯坦除了亦步亦趋的紧跟以外,还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微词,对于伯恩施坦的说法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伯恩施坦又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个词不是由我首先创造的,是休恩朗克(1859-1901,曾任《前进报》代理主编和《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引者)1894年在法兰克福说,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修正是必要的。我从未说过对社会主义的修正,而是是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修正主义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假如把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实践的或理论的问题上和绝大多数党员观点不同的人统统都称作修正主义者,就可以聚集起一大群人,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抱批评态度的人到处都比抱教条主义的人难于聚集得多。……我不承认党内有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仅仅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一种对党的正式的科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所代表的观点来说是非正统的、对立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00页)
伯恩施坦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虽然不是他的首创,但是,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还对修正主义者下了定义:一是修正主义者是“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实践的或理论的问题上和绝大多数党员观点不同的人”;二是“他们具有一种对党的正式的科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所代表的观点来说是非正统的、对立的观点”;三是“抱批评态度的人”和“抱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是对立的。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斯大林可说是一条也不符合。显然,把斯大林列入所谓“修正主义者”的范畴是错误的;而他连一般的修正主义者都不是,又何言他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谢序辛著说“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论据”:“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一文中已经指出:把恩格斯在《导言》中说的“斗争方法”的改变说成是放弃暴力革命,改为合法斗争、和平过渡,这是对原著的恶意篡改。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陈旧的方法”,指的只是“旧式的起义”即“筑垒的巷战”,而决不是否定暴力革命。固然,1848年的革命,1871年巴黎的流血斗争,最后没有成功,这既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有关,也与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有关,但是,这并不说明,在条件具备时,不能进行暴力革命。恩格斯在《导言》中所强调的“革命权”和关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过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页)的论述,就是绝好的证实。
实际上,谢序辛著对暴力革命的否定,只能证实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的背离和修正,怎么能说斯大林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而且,谢序辛著又用什么证实,斯大林是把马克思的论述“当作旗帜挥舞”的呢?人们看不到这样的证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斯大林真的是把马克思的某个论述“当作旗帜挥舞”的话,那他所犯的也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决不是修正主义的错误,又怎么会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
二、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斯大林
和一切反斯大林的人的看法相反,也和谢序辛著的看法相反,大多数人民都把斯大林看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我们先来看看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所作出的贡献:
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列宁曾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几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它的正确。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1924 年4-5月间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报告时是这样说的: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非凡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少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之引文,此段文字后来有了较大修改。)
但是后来,斯大林发现了上述说法是有缺点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个以否定的回答。”(《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事实上,斯大林早在1924 年12月写《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这本小册子时就已经改变了4-5月间的说法,把两个混在一起的问题分成为两个问题。
斯大林指出,“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那本小册子公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同上,第62页)
1925 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中又把这个问题和两种矛盾的理论联系了起来。他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想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来建设。”“不用说,把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农民是极乐意走这第二条道路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58年版,第91-93页)至于第二种矛盾即外部的矛盾,斯大林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有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同上,第99-100页),
这就是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上所解决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怎样估计它的意义,都不会过高。试想,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就会感到没有前途,没有信心,谁也不会为一个没有前途的事业去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样还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吗?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会迸发出无比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把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时,提出解决两种矛盾的途径,这就为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就赢得了内部和外部两个力量源泉,从而也就为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其工业比之那些先进的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为了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了改造农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建立强大的国防,也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显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他说:
“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轻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转移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定这条道路。……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对于斯大林的这段话,20多年前,我国经济学界曾有些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是错误的,造成了苏联轻工业产品的长期落后,我国不应该采用这个方法。笔者曾撰文(文题为《关于工业化的方法问题》,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是正确的,不过同时认为,这一方法的根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因为根据利润平均化的规律,重工业也是能够获得平均利润的。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交通、原材料工业(非凡是煤炭和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也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不如此,轻工业的发展就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装备。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观点也有点偏激。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说“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轻易”还是有道理的,说轻工业“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不仅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没有有意识地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而且也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重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还要受到重工业的资本最低额高而单个资本不能与之相适应这个问题的制约。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人们能够根据经济规律有意识地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而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可以集中资金大力发展重工业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表现。
这里,我们可以看看苏联和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工业增长速度的比较:
国 别 年 份 年平均增长速度 %
苏联 1929-1940 16.8
美国 1980-1985 8.5
1985-1913 5.0
西欧 1870-1900 3.7
日本 1907-1913 8.6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事实证实,斯大林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使苏联只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其速度大大快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功不可没的
Ⅲ 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创造性探索
现在有不少同志在讲到斯大林时都强调他“实行了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存商品货币关系的,正是斯大林。
有人可能会认为,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重视水平何必关系的是列宁,而不斯大林。不错,列宁曾说过,“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假如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但是,很显然,列宁的话是针对新经济政策和过度时期说的,并没有涉及社会主义建成后是否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而斯大林就不同了。斯大林在30年代明确提出,“扩展苏维埃商业是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并且针对当时流行于红色教授和某些商业工作人员中的要实行产品直接交换的“‘左派’小资产阶级废话”,明白无误地公布:“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存在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完成时。”(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953年版,第726-727页)
到了5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他针对有人根据恩格斯关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论断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商品生产的观点,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45-546页)但是,苏联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列宁公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同上,第550页)他还强调,“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但是,他认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已经有了变化。在流通领域,价值规律仍然起着调节者的作用,而在生产领域,则不起调节者的作用。今天看来,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有不少已经为后人所突破,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他作为前驱的贡献.而不是他的不足。
当然,斯大林在理论上的贡献远不止这么一些,这里所述只是比较重要的的几点。即使这样,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斯大林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何等巨大。
三、 “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功过
斯大林不仅所以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他在实践方面有两个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一个是领导苏联人民在世界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劳动苏联人民并且联合美英中法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这两个伟大成就着,地一个成就又是根本的。可以说,没有第一个成绩也就没有第二个成就。
现在人们喜欢讲“模式”,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按照我的理解,“模式”也和模型一样,是形象的、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事物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事物的本质。人们说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其实所指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本质或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只是事物的表现形式,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它的本质。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公有制是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而产生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已经作了科学的证实,而列宁和斯大林则把这个已经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应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而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计划经济这样的体制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性,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当然,采用计划经济的新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还只是一个试验。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功过时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但是,实践证实,这个试验是成功的:
据统计,苏联1940年的工业产值是革命(前913年)的8.5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是革命前的13.5倍,消费资料的生产是革命前的5倍。(苏联部长会议中心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由于工业的高速增长,其工业在世界的排序也又由欧洲第四、世界第五提高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1931年6月,联共(布)中心曾通过一个关于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决议,非凡强调了诸如住宅、给水照明、暖气设备、排水、城市交通、市容美化、澡堂、洗衣房=公共食堂等的极端重要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人民大学1984年版,第345页)经过努力,到1935 年,就建设了地铁、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扩建了中心大街和广场,装设了花岗石堤岸,铺设了完善的路面,修建了公用房屋、住宅楼、学校、工厂式大厨房、机械化面包厂,等等等等。非凡是这一期间修建的莫斯科地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地铁。此外,还通过废除配给制、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等措施来提高人民生活。
应该说,“斯大林模式”是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甚至连兹·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反苏反共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30 年代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最初的魅力”。他还进一步说,“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更大大增加了这种魅力。甚至随后而至的冷战也不能使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从用共产主义改进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在整个50 年代,甚至进入60 年代后,在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由于苏联国内由国家领导的社会实验对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经常对苏联的可疑之处给予善意的解释。更常见的情况是,新的正统学说强调首先要用政治指导社会计划。经历过社会大萧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之后,世界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到那时,社会行为将逐渐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疏导,经济活动将服从于有计划的政治方向。即使许多新的正统学说的鼓吹者也已意识到苏联的现实已经明显地偏离了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仍然认为,实现理想的潜力蕴藏在苏联的制度之中,因此,苏联代表着未来。”(《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3页)
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搞“单一公有制”,“过分集中”,不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苏联是“单一的公有制”吗?显然不是。本文在第二部分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清楚地表明,苏联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怎么能说是“单一的公有制”呢?至于说“过分集中”,也不尽然。以苏联的集体农庄来说,农庄庄员的的宅旁园地、自留牲畜的数量都相当大,远远超出了中国过去人民公社的水平。我们过去说“大集体,小自由”,苏联农民的“小自由”比过去中国农民的“小自由”大多了,怎么能够说人家“过分集中”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它是离不开集中的。离开了集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分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邓小平年谱》,第832页)前一段时期,我国居然有人提出从根本上反对反对集中的原则,这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也有人对“斯大林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坚持把苏联的解体归结为是“斯大林模式”造成的。这是非常荒唐的。本来,苏联解体是应该由戈尔巴乔夫负责的,现在却要由隔了几代领导人、而且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的斯大林负责,这就如同一个人犯了罪,不由他自己负责,而要由他从未见过面的已经去世半个世纪的曾祖父来负责一样荒唐可笑。
四、关于 “个人崇拜”、“独裁”和“大清洗”等问题
当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开始的。但是,半个世纪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在于斯大林是不是有意识地培植了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我感到这方面有说服力的材料实在太少,甚至几乎看不到,而说明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材料倒是有根有据的:
上面已经说到,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斯大林在理论问题上的表现却是非常谦虚的。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介绍了斯大林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当他发现最初的表述存在缺点后,很快就加以改正,并且在改正后还公开承认自己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的缺点。我认为,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质朴和谦虚,比任何对他的攻击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1931年,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94页)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而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而应当根据他的言论和行动。我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他对列宁著作的引证很多,这说明他非常重视对列宁著作的学习,对列宁主义的思想确实是极其尊重的。在这方面,甚至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列宁主义不朽的遗产就是斯大林主义。”(《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4页)虽然他对“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理解都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就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来说,这一说法还是值得我们注重的。
还有一点可以证实的是,斯大林一直反对人们说“斯大林学说”这样的话。本来,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对实践也确有新的总结,假如他是一个喜欢搞“个人崇拜”的人,那他对于有人说“斯大林学说”这样的话一定是很欢迎的,而事实是,他对这样的说法非常反感,甚至加以嘲笑。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校订《斯大林传略》一书时把其中所有出现“斯大林学说”的地方都进行了删改。
反对斯大林的人还把斯大林说成是“暴君”和“独裁者”。苏联学者罗·梅德韦杰夫在一本书中说,“斯大林是一个极其不露声色的人,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在这方面,——而且也只是这方面——他从来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同谋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308页)
说这样的话无非是说斯大林独断专行,不讲民主。但是这样说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几年前,俄罗斯《独立报》上曾刊登斯大林在30 年代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通信摘要,这些信件讨论了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和对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信件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仅从1931 年到1936 年和卡冈诺维奇的通信就达800多封。(见《参考消息》2001年4月20日第12版)这些信一方面说明了斯大林勤于政务、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同时也说明他尊重别人意见和重视集体领导原则的民主作风,完全粉碎了强加于他的所谓“独裁”、“专制”等不实之词。
至于说到“大清洗”,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有些人显然别有专心地把这个问题夸大了。布热津斯基说,“政权的金字塔是由一种恐怖制度支撑的。这种恐怖制度使得人人自危,甚至连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都没有安全感。没有人能避免这位反复无常的独裁者的牺牲品。今天还是斯大林宠幸的政治局委员,明天就可能受到审判遭到枪毙。”(《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页)他还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康奎司特在《大恐怖》一书的估计,说,“虽然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受斯大林迫害的人总数到底有多少,但是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人,可能高达4000万人。”(同上书,第32页)
这样的描绘和估计很难让人相信它的正确性。有2000万到4000万人被迫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苏联每个家庭都有人遭到了迫害。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下,或者说是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制度”里,还能使人民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的积极性吗?还会使一个国家在很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欧洲所有先进的国家吗?
应该说,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所谓“恐怖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既然苏联的敌人对苏联使用了反革命的恐怖手段,那么,苏联为什么就不可以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呢?列宁在1918年4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德国要扼杀我们,日本向我们进攻,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暖和的羔羊却叫嚷我们太残忍,而忘记了他们自己曾经企图绞死邵武勉同志(当时是外高加索临时非凡委员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引者)。我可以回答他们说:是的,我们并不否认要对剥削者施行暴力。”(《列宁全集》第34 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0页)
在斯大林时代,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恐怖活动也是相当激烈的。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利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谋杀活动。在尘封了50年以后出版的罗曼·罗兰写的《莫斯科日记》里记录了1935年6月28日斯大林和他的谈话,其中说:
“‘不久前我们得知,几个出身于贵族的年轻妇女得以顺利地钻入党的领导人四周,为的是毒死他们。’(斯大林没有更加明确地说明,所说的是谁,但是不久前得知,这个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个图书馆馆员,一个没有引起怀疑的妇女,在企图毒死他时被抓住——这是由于人民委员叶努基泽的粗心大意而发生的。)‘敌人怂恿这些妇女犯罪,而这些妇女想象自己是夏洛特·科黛。(科黛是暗杀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马拉的凶手,被捕四天后处决——引者)儿童的情况更糟糕。到处出现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稻子作武器,为的是杀死先进分子——优秀的男孩和女孩……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12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犯。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听了斯大林的话后,罗曼·罗兰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着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同上,第24页)
应该看到,所谓“大清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假如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而是用其他标准看这个问题,那是不能得出正确是结论的。当然,在这方面,斯大林有一个“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好人,带来了一些后遗症,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但是,假如不洗澡的还组和洗过的脏水一起倒掉,那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同时应该看到,对敌人的镇压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对人民的保护眼。而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即使对于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人,苏联在进行转化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的。苏联对于流浪儿童的教育和对于劳改犯的改造工作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这些,恐怕也不能说是和斯大林没有关系的。
从赫理晓夫批判斯大林至今,已经过去了51年。尽管还是有人在不断地反对斯大林,把许多脏东西泼洒在他身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出自罪恶动机的诬陷不实之词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而随着一些挡案材料的解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渐渐大白于天下,一个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正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已远非赫鲁晓夫当年所可比拟,也不是戈尔巴乔夫后来所可比拟的。现在肯定斯大林的,不仅是一些老年人,更有许多青年人;不仅有共产党人,还包括一些反对过斯大林的人;甚至过去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也改变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
“公道安闲人心”,反斯大林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谢序辛著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反对斯大林,不仅是很不识时务的,而且也是绝不会有好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