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外孙女婿成了第一富豪有感

/文﹕南方朔 2007年3月12日
【明报专讯】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最近报道,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外孙女婿杰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由于拥有最大的「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在这个铝价高涨的时刻,已取代原来的艾巴莫域(Roman Abramovich),成了俄国第一富豪,身价高达212亿美元,而他今年才39岁!

而杰里帕斯卡并非白手起家的企业人物,却是靠特权而致富的现代传奇。他的岳父尤马舍夫(Valentin Yumashev)是叶利钦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幕僚长兼文胆。尤马舍夫后来娶了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Tatyana Dyachenko)。杰里帕斯卡虽然是尤马舍夫的前妻所生,但法律上仍算叶利钦的外孙女婿,他的致富,靠的是身分关系权力。

另外,最近「美国之音」也报道,俄国的亿万富豪有多人预备到中国开发房地产,名单里最抢眼的是俄国最大石油公司「鲁克石油」老板阿列克佩罗夫(Vagit Alekperov)要到中国收购土地开设连锁加油站;莫斯科前市长鲁兹科夫(Yuri Luzhkov)之妻芭杜琳娜要到中国开设连锁酒店。这些人也都是10亿美元级的超富,鲁兹科夫之妻固不必说;阿列克佩罗夫也非泛泛之辈,他在叶利钦时代是燃料能源部副部长,他掌控最大的石油公司,靠的也是特权者的近水楼台。

近年来,所谓的「金砖四国论」甚嚣尘上,但这四国里,俄罗斯虽拜石油、金属矿物等价格上涨之赐而成长快速,2006年甚至付清了一切外债,但它却是四国里最可疑的一个。主因即在于它的改革开放过程,有如俄国「市场问题研究所」前副主任波拉玛托夫所说,「乃是场大型的劫掠」。叶利钦任内为了把握政权与财权,遂在亲信幕僚长尤马舍夫、女儿塔季扬娜、总理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年轻外贸官吏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国安局副秘书长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共青团副主任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总统俱乐部」成员部署下,提出所谓「贷款换股权」的案子,以大约平均1%的价格,一举让出44家国营公司。例如,一度排名第一的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即以3亿美元取得了市价350亿美元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波塔宁则抢到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艾巴莫域则在石油、航空、铝矿等方面大有斩获。就这样一分,一两年内俄国平空即诞生了两打10亿美元级的超级富豪。这些富豪皆属叶利钦亲信,其中多数后来都转而支持普京,因而财富得保,而反普京的则难免遭到清算。霍多尔科夫斯基目前关在狱中,别列佐夫斯基流亡伦敦,另一个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则流亡以色列。

但俄国平空产生一群富豪后,他们显然并未在经济上发挥带头作用,而是做尽令世人侧目的夸张行径。过去的第一富豪艾巴莫域买英国球队、花2亿英镑订做全球最豪华的游艇。他泡名模,号称要付55亿英镑赡养费给元配。至于最新排名第一的杰里帕斯卡,他们家族早已在伦敦拥有豪宅并常住。伦敦的「俄罗斯富豪帮」,是英国八卦记者最爱的题目。我们还不要忘了,最近法国闹了个大新闻,波塔宁旗下的「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会定期包下豪华酒店,招待友人客户高干搞性狂欢,最近就因集体非法性交易,一票25人被抓到警察局。而排场更大的,乃是2002年起,全球由于富豪增多,已出现一个「富豪博览会」,阿姆斯特丹、康城、迪拜、上海都办过,莫斯科则已办了两届。成熟的资产阶级文化,要以敬业、慈善、回馈、文化艺术等为特质,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则是暴发户,除了夸张的豪奢生活方式,甚至还和黑道挂外,他们别无其它,他们靠特权坐收渔利,得到的财富并没有用来发展经济。而他们夸张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的身分是民而非官,人们也无法监督批判。特权贪腐在官,可以批判纠正;当它披上民这个护身符,它就变成了人们拿它没办法的八卦!

因此,俄国所有权制的改变,由于行政法制的不良,缺乏了合理的运作规范,加以又没有足够的监督与制衡,于是就透过黑箱作业,大笔大笔的国家财富就被少数寡头特权阶级搬运一空。这样的民营,其实未必真的优于国营,而只能算是「赃掠政治」的现代版。

而类似于俄国这种夸张荒唐的事情,在许多地方也都以一种规模较小,但本质却相同的方式出现。最近,柬埔寨由于经济发展、土地需求扩大,于是官僚商人联合夺走农民土地之事遂大举出现。而在中国大陆,2005年人民聚众滋事事件号称2.6万宗,2006年降为2.3万宗,其中的多数也都和夺地有关。另外,中国大陆现有中心直属的国营企业161家,到2010年将减为80到100家,由于有俄国的前车之鉴,《物权法》问题才会那么受到争议。有关《物权法》的争议,我们其实并不能将它简化为左右问题。私有财产制的保障当然没有让步的空间,但在过渡的过程里,国家权力也有其当尽的责任。中国要走向私有财产制,过渡的工程设计才最重要。最近,英国《经济学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一种双重革命的挑战,新兴资产及小资阶级为了更大的自由及发展空间,已必须在私产制上求得突破;而农村及都市穷人由于自由与发展的空间日益窄缩,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福利等基本人权已必须更有保障。这种双重革命同时涌现,但无论如何,俄国式的经验可绝不容出现!

南方朔

《亚洲周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