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把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果断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民军的大多数，都预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生意人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轻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九 起义的终结］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作过类似的阐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50多年前欧洲革命图卷里的这一幕幕活剧，是否会在今日普罗昌达们所鼓吹的尼泊尔“制宪会议”的舞台上重演？
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普拉昌达们后半生的历史面目如何？
普拉昌达们后半生将给世人呈上怎样的剧目？
150多年前的历史会不会在尼泊尔的“制宪议会”重演？
——————请看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十七
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 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第564页◎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忽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布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假如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倦怠的行政权代替它，行政权一定能拯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假如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预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种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第565页◎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 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公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注：莱奥波德。——编者注）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假如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预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第566页◎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天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练习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假如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天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注：丹东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熟悉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果断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公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果断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第567页◎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预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们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后者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公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注：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讨论一个措词极为暖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公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台。——568。）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重。
1852年8月于伦敦
中间阶级，尤其是小生意人阶级，立即公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中间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似乎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马上加以解决。因此中间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以便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作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1852年4月于伦敦
150多年前欧洲革命图卷里的这一幕幕活剧，是否会在今日普罗昌达们所鼓吹的尼泊尔“制宪会议”的舞台上重演？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1852年3月于伦敦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思笔下150多年前欧洲革命中的“制宪会议”吧：
马克思论“制宪会议”（《1848——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节录）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
（注：《国民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其中的最闻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
的四周。在外省，《国民报》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第402页◎朝。他们马上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分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果断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集团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作罪犯来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于是，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 日
（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
和6月25日
（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
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似乎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预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公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公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第408页◎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进行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这时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 现在劳动权换成了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10月23日结束了。9月2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不公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侏儒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假如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100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600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5倍
（注：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继续了犹太的王位。——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