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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我们可以看出,三勤三化不过是在地上地下隔离的秘密组织工作中,一种为组织工作服务的手段。而如今的机会主义者却把它上升到了一条路线的高度,全然不提当年三勤三化背后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前提,其目的就是要假借历史的权威性,来给他们赖在手工业泥潭中的错误路线辩护。
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阅读革命原著的时候不上升到具体路线的高度,不根据古今革命情势的不同来进行批判性的阅读,而是要全盘照抄,那么必然导致“照猫画虎反成犬”的谬误。
“白区秘密工作”、“给一位同志的信”与我们时代的地下到地上(上)
对于了解过马列毛主义的人、有一定政治思想的人,都知道革命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从革命活动当中的各种表现,很容易认识到秘密与公开的区分。秘密工作是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方法。如今的泛左翼“同好”们也明白这一点,也期望有“低烈度”到“高烈度”,基本的方法能把握住、说得头头是道,却不能发动根本的夺权斗争。泛左翼的组织缺乏,这致命的误区让有效的具体方法也得不到成就,反而如激流那样把斗争方法变成骗人享乐的话语、败坏左派名声。我们今天用1902年列宁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和1939年武光编写的《白区秘密工作》,来比较认识一下。认识地下到地上的暴力革命和具体方法,不仅是让路线和方法统一,而且必须有人、有组织能决策、执行、监督着来贯彻下去。由于篇幅原因,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过去时代的阶级斗争,革命组织基础上的秘密与公开
我们首先来看《白区秘密工作》,《白区秘密工作》是武光在一九三九年写下的,具体阐述了党员的秘密工作方法、让工作内容和党组织任务统一,例如整体上为战略防御阶段的统一战线服务,具体到化妆联络的方法,以及怎么协调地方减租减息的斗争烈度。 我们主要看它在当下特色国家背景下的容易出现的理解误区和局限,然后反思秘密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武光总结秘密工作的时候,整体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斗争阶段的性质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公开地上非法斗争的台阶了。经过四一二的反革命围剿,再也不能容忍为资产阶级做嫁衣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了,只有立刻武装起义。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已十年、暂停已三年,建立了工农红军掌握了枪杆子,党指挥枪,以思想政治领导建设出了延安边区的一切。当时面对的敌人,日帝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以及各地反动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而正因这样的力量对比,发动群众之后建设红色根据地政权是可以存在并发展开来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根据地和游击的进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根据这样的斗争双方力量对比和划分持久战的斗争阶段而成功的。秘密工作的方法才有的放矢。
但现在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马列毛主义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斗争条件和斗争阶段?《白区秘密工作》有什么具体方法不再适用? 张闻天总结周恩来代表的白区工作方法:“三勤三化”,非常有名,《白区秘密工作》里面也有相关部分,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这些只是具体方法、甚至只适用于静默组织情报关系的时候的方法。“交朋友”只是搭建人际关系开展工作以及隐蔽党员政治身份的一个微小的部分,红军不可能靠连长跟每个战士交成朋友而实现统一行动、上行下效,就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在敌后发动群众还是需要基层建立起党组织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抗日会、农协,才能配合在敌后游击作战的部队、并发动新的群众加入民兵和进入游击队。《白区秘密工作》提出的具体方法到现在都是相通的,乔装打扮、伪装身份、职业庇护、交友联络、准备口供、设置记号,几乎没什么不能用的方法。但是方法论为什么能指导实践、为什么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我们却常常忘记。秉持“融工玄学”机会主义者们离不开“交朋友”这个具体方法乃至将其作为路线指导,声称这是建设起来基层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确实建成了,但无产阶级的组织从未形成。就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面提到的: 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 对于革命家搭建的群众组织来说也是如此,在特色国家,一个工厂的组织怎么建立起来、一个工厂的组织采用什么架构、一个工厂的组织怎么决策事务、一个工厂的组织怎么让群众做出判断、执行具体行动,就绝对不是暂时存在的个别小组、地上实体所能自行生长出来的,“一个地方的政权需要执行一切国家事务”, 一个地方的地上组织和地下组织也就需要执行整个革命组织的最基本组织架构关系和纲领,才有之后的领导、决策以及发动群众。 总之以上是我们认识《白区秘密工作》最容易忽略的、整个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关系的大前提。下面我们体会一些原理和准则。
1.秘密工作到底是什么任务、什么工作?
秘密工作是在强敌暴力压迫之下偷偷地去进行革命抗敌工作,它不是我们奋斗的目的,不是为“秘密”而去工作。而是为了工作,为了完成我们的神圣任务,被迫不得不避免敌人的压迫摧残所必需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
在阐释秘密工作是完成组织任务的特殊条件之后, 武光又通过强调公开的工作,侧面限定秘密工作的范围,指出不能完全陷入秘密斗争,这也是如同我们前面强调的,当时斗争条件所致。 举不恰当的、农民革命的例子,就是“拜上帝教”已经发展到金田的山洞里容不下更多人的时候、官府把刀架到冯云山头上的时候,洪秀全等再带着几个人去传教招人、试图贿赂官府的人,那就是葬送自己的力量。但也不能成为冲塔的号召,例如佳士运动还历历在目,只有“秘密和公开”的区分,最终建立的“内外围组织”学生社团和维护劳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就在中修警察的问话下变成了透明的、纸糊的窗户纸。也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代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全共斗运动的特殊例子,至今还有人在不断的谴责他们拿共产主义理论行恐怖主义之实。秘密工作就是秘密工作,是为了完成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的任务所采取的方法,秘密工作只能是一个条件、工具,它本身带来不了组织的关系,因为这要靠民主集中制的多种矛盾统一当中解决;它本身也不成为组织工作的目的,不是干什么能反政府然后干就完事了, 马列毛主义者组织起来夺权,是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消除阶级差别的获取权力的一步,一切秘密工作服务于当前阶段最大的组织任务 ——在抗战时是发动敌后力量促进统一战线,在当下建立革命家组织的基础然后建立群众组织,如果进行秘密工作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最终只能人心四散、组织四分五裂。
- 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辩证关系,是关系组织存亡的形态,也是革命阶段的要求。在敌人内部打入,是靠组织力量争取,而不是个人宣传能力。最终靠群众力量决定抗战,改变阶级力量对比,转向反攻阶段 。
在被压迫者的力量还不够和敌人正面作战时,只有用这种秘密工作的方法去进行斗争(当然还有公开的斗争),发展自己的力量,蓄积自己的力量,准备于适当的时机响应我们的游击队或直接独立和敌人正面作战,并争取我抗战全面地迅速地胜利。
前文说明了秘密工作和革命组织以及整个革命阶段主要任务的关系,所以一切秘密工作的方法都围绕持久战制胜的关键——即发展群众力量转变阶级力量对比态势。这时候会遇上无数问题,基层群众组织不可能都让党员作为集中领导、参与革命的人也不只有工农群众还有资产阶级各派、分化瓦解敌人也是斗争方法……不过这些并不影响马列毛主义者抓住发展人民起义的力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主要矛盾。就比如建立斗争的领导机关:
当斗争发动起来时(如能在发动前建立起来更好)领导斗争机关的建立(如罢工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在建立这一机关时不要只企图清一色,包办,而必要将各派领袖都选入领导机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最大多数群众都在斗争领导机关的周围而使斗争得到胜利。
各种斗争方法需要根据组织力量、阶级力量对比决定。即使用了合法斗争的方法,也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能把主动权交给阶级敌人。在群众组织当中或者《白区秘密工作》的“斗争领导机关”当中,不仅仅要注意具体的人——基层组织成员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还要注意抽象的人——基层组织的工作需要由先锋队负责思想政治领导。我们不能不提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血泪史,最神似的就是共产党人都在夺权的任务上被党内外的右倾机会主义给绊了个头破血流。列宁在资产阶级篡夺二月革命的十年前就开始强调起义和革命最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却迟迟碍于机会主义者的干预让资产阶级掌控了政权;毛泽东在四一二反革命三年前就提出国民党右派一定会倒行逆施,却得不到他正确意见的通过,被形式上正确的上级和上级组织的流程否决——革命先烈牺牲多少生命才换来的路线指引,和人的问题一样,不仅要有指引革命的抽象的理论,还要有保障正确路线的具体的方法,让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就要让持有正确意见的人负责集中的权利,同时民主的监督和罢免必须能够得到实行。所以 路线原则永远不是单个的思想方法,而需要组织保障的物质基础 。
- “珊瑚式”、单线联系的人员组织关系。秘密的最高原则是“群众化” 。
对于某些取得公开地位的同志,当地党都应该给以经常的监督。另一方面应该绝对避免给他以不能执行的过高的任务,这种任务的提出或执行,会立刻使敌人发现他的真相而使他塌台,使他牺牲……为了使这类同志能够维护已经取得的地位,当地党不应使一般同志知道他是同志,以防止泄露秘密前功尽弃。而只由最负责的一个同志与他接头。
“珊瑚式”的接头关系,上级对接下级,从地下的组织基础,一个一个地向上发展,这是面对统治阶级压迫时,马列毛主义者非常现实的工作方法,也是秘密工作开展的原因之一。 但这些不仅仅是工作形式的表现,和前文的组织关系以及路线关系一样,其实秘密工作仍然是地上和地下的关系。秘密工作,在工作过程中讲求的就是一个“和周围人一样”、不留“犯罪”证据。 “犯罪”,犯的谁的罪?是统治阶级制定的罪,只要干预到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们想,被压迫者乃至他们中间的异见者有思想上的反抗,都不缺可以扣上的罪名。想找公道去上访,给你安个“寻衅滋事”,你再不服气就去吃牢饭。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搞民主化,给你揪出来所有可用的人际关系,然后把你偷税漏税、贿赂交易的老底全翻出来,抄家充公。地下地上的关系设置就是为了对抗阶级矛盾当中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只要不被扣上政治犯、间谍罪的帽子,一切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因“扰乱治安”、“打架斗殴”被丢到看守所里也还有机会被捞出来。在革命准备阶段,马列毛主义者不能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带到公开的地上,隐藏在群众中间,不是让群众背黑锅,而是要在引导群众力量的时候切实保卫群众的利益。以资产阶级之间的交易为例,“法无禁止即可为”,拿一个国字头的赛事名号去卖给培训机构当标榜,只要合同上不写就行。马列毛主义者所说的先锋队政党和革命斗争,都包括群众组织和地上暴力组织的无数工作,即使不说到政治斗争的那一步, 群众对具体情况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处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关系当中、和自己的同路人是心照不宣。这并不是说群众的自发性只要有先锋队的领导就可以超越了 ,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灌输,先进分子还不能成为革命家的一员、还达不到能够接受革命家组织纲领、承担更多义务权利的条件,提到前面的自发认识,仅对于现在说明地上地下隔离政治的方面有效,正如武光在一次走路的时候被群众看破:
1932 年初秋,河北省灵寿县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因为群众的要求太迫切,所以未经上级批准,县委就领导群众干了起来,我们尚没适当的人可以派去领导。不得已, 那时我便决定自己到那里去领导这一武装斗争。可是正在路上走着,便碰到了一个普通农民,他竟看破了我是到那里去的,多幸,他是同情这一斗争的人 ,我算没被他告密。但是这一事件却严重地教训了我,“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特殊外貌在白区里是非时时注意消灭不可”。
这里武光强调的是身份外貌的注意事项,百年前的百姓眼光已经如此深刻,更不必说当代特色国家的阶级压迫现实以及社会科学普及的条件,给群众布下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思想基础。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坚持地上地下的路线区分,隐藏身份不必说,隔离政治既是保卫群众也是保卫革命组织,更是在革命低潮期准备壮大革命力量的唯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