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
1、既然我们以中修作为对手，那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全国都是我们的战场，融工绝不能是掩耳盗铃的“地上合法政治”组织，这样主动权掌握在中修手里，恰恰是通过远离中修统治的地下革命家组织作为中心，我们才能通过地下组织把全国真正变为革命运动的棋盘，利用中修在基层的薄弱统治和复杂矛盾进攻和撤退，这样的融工才是毛主席政治意义上战争指导思想。
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阶级敌人掌控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专政机器，能够随意调动全国力量进行最残酷的镇压时，我们要想打败敌人，夺取最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能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能不开始着手搭建全国性的地下网络——这个可以同敌人抗衡的革命工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座里程碑，就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开创的毛泽东主义，这其中就包括持久人民战争在内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革命战争中的成果，例如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得出的建设根据地的思想。由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马克思和列宁，毛主席得以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得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原理。
这些贡献决不能被简单冠以所谓“中国特色”，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尽管在毛主席军事著作中有个别具体结论仅仅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情况而制定的，如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但实践证明这些结论放到今天的任何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是成立的，更何况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精辟论述中无处不蕴含着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甚至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因此，这些贡献并不是过时的，我们时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对这些贡献不能不加以全面的继承和运用。在这篇文章，我们首先谈谈当代持久战的基础。
一、无产阶级革命与持久战
1、当代无产阶级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共同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将二十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几个特点概括如下：
-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 第二个特点——敌人的强大。
- 第三个特点——红军的弱小。
- 第四个特点——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点并不仅仅是对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起到决定作用，而且对于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也同样起到决定作用，所以在具体的军事策略上或许会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在政治路线上却是具有高度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如把“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概括来说，就是“敌强我弱”。这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更是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的特点。又如把“半殖民地的大国”概括来说，就是“敌衰我兴”，而这也不仅仅适用于半殖民地，难不成帝国主义的大国就不“敌衰我兴”了吗？世界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不都正处在衰亡的过程中吗？世界上一切劳动群众不都掌握着整个社会的实物生产从而有着改天换地的伟力吗？
先说结论：敌强我弱和敌衰我兴的对立统一决定了革命斗争的持久性，并决定了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加以详述。
毛主席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也提到了敌强我弱、敌衰我兴的特点，可见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凡是人民战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就都适用。同理可知，融工也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
鼓吹唯宣传论的泛左翼先生们是不顾资产阶级专政的现状的，是不顾持久性的，为满足自己高贵的小资道德感或追名逐利的投机目的，不惜拉上刚左转的懵懂青年，大搞堂吉诃德式的“冲塔”作秀，最为出名的莫过于佳士运动后期，机会主义者振臂一呼，要请全国左派来深圳声援示威，结果落得个给总书记写信求饶的下场，工人们更是接连被捕、苦不堪言，机会主义者却能混个“革命老资历”的称号跳出来招摇撞骗；鼓吹唯武器论的泛左翼先生们是不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是不顾人民所蕴含的无限力量的，一见到中修大肆炫耀的诸如“机器狗”“无人机”一类“先进武器”，就要被吓得屁滚尿流，于是得出结论说“现在可不能搞武装斗争”，就心安理得地搞经济主义、改良主义的反动路线。可见，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现状，就要堕入“左”倾盲动主义的泥坑；不考虑“敌衰我兴”的趋势，就要堕入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
2、当代无产阶级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不同点
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也有不同。这就导致普遍规律虽也成立，但表现形式必将大有不同。
否认普遍规律，叫嚣着要取代“过时”的“传统左翼理论”的，就是修正主义者，跟伯恩施坦坐一桌；否认灵活运用，机械照搬具体表现形式的，就是教条主义者，跟王明之流坐一桌。
马列毛主义者则要把普遍规律运用于当下实际。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当代无产阶级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不同点搞明白，特别是要把“第四个特点”即革命持久战的组织基础搞明白。
当代无产阶级革命能搞公开的武装割据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封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买办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反革命军队的相对弱小和交通条件的不便造成的较难调动，由于以上的种种条件，在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能搞公开武装割据的。
但很明显的是，这些条件在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统统都不存在了。社会化大生产已全面普及，资产阶级内部的不统一并不如地主阶级内部那样大，反革命军队在各方面都已实现现代化且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这就决定在中修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搞公开武装割据的，凡是有关政治的信息都要放到地下，决不能在地上环境暴露。
同样地，在上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列宁虽走过圣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弯路，走过手工业小组的弯路，但也没有一蹶不振，三年流放生涯过完后凭借着正确的路线东山再起了，这是由沙俄浓重的封建残余决定的，在今天要遭遇的恐怕就不仅仅是流放三年这么简单了，斗争协会的成员恐怕也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在上世纪的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无需具有遍布全国每一个区县的代办员网络就能开展革命，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极不统一决定的，但在今天就做不到了，革命者将面临的是全面工业化且凶悍至极的反动武装。
仅以武警为例：一个地级市有武警属地支队两千人左右，每个区县能够分配两个中队即两百名武警实施镇压。没有受地下先锋队统一协调指挥的遍布全国的代办员网络，就不可能做到视野开阔、进退有据，就不可能对付得了机动性并不弱的反动武装；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先进组织形式，就不可能在每个区县组织起几十万人，就不可能对付得了两百人的反动武装。
所以，如要对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进行论述，我们有必要在“共产党”前面加上“全国集中统一的工业化的”定语。那么，该如何建成这样的共产党呢？请看接下来的论述。
3、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基础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保证工作的继承性和连贯性，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而且还必须是全国集中统一和工业化的领导核心，否则就绝无可能对付中修，就绝无可能保持住继承性和连贯性。
这样的领导核心何以建成？我们发现，列宁在《怎么办？》中详细论述的“全俄政治报”路线与之完美契合。这条路线的要义，一在“全俄”，二在“政治报”，三在“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划分。
首先是“全俄”。代办员来自五湖四海，但不各立小组、各自为政，而是通过《火星报》的业务协同服从同一个政党的领导，构成同一个政党的全国性组织网络，以深入而广泛地掌握各地信息、安排各地协同。有了这样一张网，视野就比反动政府还要开阔，因为反动政府的基层是薄弱的腐朽的，是不可能深入熟人网络从而充分掌握劳动群众中的各类情况的。这样，就不必怕敌人搞跨区镇压协同，因为我方能凭扎根熟人网络的工业化群众组织开展更高水平的跨区斗争协同，视情况决定应敌还是撤退；而无论是应敌还是撤退，游弋于广大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敌人是摧毁不了我们的。相反，如把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单点突破”，那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和小资幻想，必然要被反动政府一举围剿殆尽。要知道，当年工农红军所面临的围剿，即使是由比中修要弱不少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没有广布的根据地尚且不能打破围剿，现如今直面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已实现帝国主义工业化的强敌，全国性网络的必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次是“政治报”。醉翁之意不在酒。办政治报的核心目的并非办报本身，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报不仅是集体的鼓动员和宣传员，还是集体的组织者。撰文、审校、排版、发行等一系列流程，实际上就是一套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有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流程，就是一套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流程，在这条工业化流水线上，每一位“工人”都受统一的指挥，并且在细致的分工中形成紧密的集体和高效和协同。自然，每一个“工位”上的人都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义务劳动，这就是工人阶级式的纪律，是不依赖个人狂热性的有规律性的纪律，与小资小作坊式的自由散漫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流程中，显然也不会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就要用到民主集中制，用集中决策防止错误意见大行其道，用民主监督防止错误指令胡作非为。职业革命家有了这种先进的组织形式，就有办好革命工作的把握；职业革命家组织臻于成熟时，就可派出代办员将这种先进的组织形式带到工人中，而这种先进的组织形式一旦为工人阶级所掌握，就必然要爆发出改天换地的无限力量。
无论是“全俄”还是“政治报”，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党性的发挥和对力量的凝聚。无产阶级内部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并且掌握着社会化大生产，具备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而能够组织起全国集中统一的先锋队、因而能够建设起统一指挥、细致分工、纪律严明、民主集中的组织。
只有通过“全俄政治报”路线建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工业化的先锋队，才能从这个先锋队派出代办员到地上去融工，将列宁主义的先进组织形式融到工人中去，从而才能让事实上的工人苏维埃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才能在斗争水平从最低烈度到最高烈度的整个过程中，闯过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激流险滩。
最后是“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划分。由于革命家组织必须建在地下、工人组织只能建在地上，我们也习惯于将其称为“地下组织”和“地上组织”的划分。这种划分的意义后文还会提到，这里就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是秘密性的角度。由于前文所述的当代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的特点，我们不可能在中修易于监视的地上环境公然谈论政治，否则无异于送死，因此思想灌输必须在地下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先锋队必须建在地下。地上要建立的只能是像经济互助组织那样的日常斗争组织，即使是在进行夺取生产资料这样的操作的时候也不能暴露政治性质，必须以“黑社会”或别的一些名目进行掩盖。所以我们说要在地上建立的是事实上的工人苏维埃，而不必也不应是写着“工人苏维埃”五个大字的组织。至于怎样造成这样一种效果，使得中修能发现的仅仅是和自发斗争无异的小打小闹，却在事实上是革命斗争行动，我们将在后文详谈。
二是事物发展的角度。毛主席曾说，根据地的发展要实行波浪式的扩张政策。毛主席后来又进一步教导我们说，由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着的，其发展就一定具有曲折性，就一定是波浪式前进的。诚然如此。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肯定与否定的因素，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就使事物的发展呈现波浪式的形态，所以“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任何事物总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决不能幻想在中修易于监视的地上环境“一条龙”地完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否则，从无到有的过程还没走完，你就被中修镇压下去了。你或许认为可以让幸免于难的人马重整旗鼓，然而暂且不论人家信不信任你，在这种路线下，再怎么重整旗鼓也无济于事，每次都会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被发现、被镇压，因而就怎样也无法取得胜利。可见，必须要先在地下从无到有地建成民主集中制，有了这个基础再派训练有素的代办员到地上去发展民主集中制，这样即使在地上遇到了麻烦，也能做有序的而非仓皇的撤退，而且这种“撤退”甚至能够起到“进攻”的效果，这点也将在后文详述。总而言之，先在地下建成先锋队，再在地上建立苏维埃，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