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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少数机会主义者总是要时时刻刻在实践上展现出其机会主义特征的，是自觉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推行其路线的。而多数的人民群众，可能在一时半会儿犯了错误、被错误路线所蒙蔽而没有分清楚革命和反革命，但是其行为是自发的，对于敌人是要斗争的，也是愿意接受革命改造的。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就更需要自觉的革命家组织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力量在实践中清除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灌输中唤醒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2、对于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我们要坚决斗争并打倒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激浊扬清、挽救糊涂不清的中间派、打倒不可救药的少数派。而同样的，我们的团结手段也是如此，对于团结的对象不能无原则去团结，而是要基于对路线的共识去团结，面对路线问题，即便是同志也要坚决进行斗争，列宁在二大上的例子就是如此，曾经的战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路线斗争就是如此不可让步，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2024年12月26日，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131周年的诞辰，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资本主义暴政下继续受压迫的一年。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全世界革命人民失去了指明的灯塔，社会主义中国轰然倒塌。全世界反动派门不由得欢呼他们暂时的胜利，疯狂大肆的屠杀革命者，妄图压得劳动人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还把毛主席当做无害的神像，以此来愚弄和安慰被压迫的人民。随着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激烈，经济危机愈来愈严重，世界人民的斗争也愈来愈高涨。我们马列毛主义者要认真向毛主席学习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毛主席是怎样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
1949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
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采取以讨论，思想改造的方式，从不采取强制的方式。即使对于阶级敌人也同意给他们新出路，将它们改造，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安分守己，不起来造反就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的时间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都秉持着这个伟大思想。
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后，1957年，毛主席再一次客观的总结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首次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将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 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主席在这部光辉著作里面系统性的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对各种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接下来，让我们在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处理中，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中学习在今天的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发现和分析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邓小平，这个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是混入先锋队的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长期以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秉持着他那一套修正主义世界观。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同样，他与所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一样，不会把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的真实面目写在脸上，他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暴露的。而毛主席正确发现并且处理邓小平问题，就是一个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最好的范例。
在革命的过程中总是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贯穿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就鼓吹要延长新民主主义时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则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迫害左派知识分子，以打击右派的名义来将反右运动扩大化等一系列行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行径。而失败后又打着唯生产力的旗号，搞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而在这个过程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不断实践过程中纠正错误，并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果。在斗争过程中，毛主席逐渐意识到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幽灵，始终围绕在新中国的上空。最终，毛主席在不断实践过程中发现，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发现，刘少奇，邓小平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司令。于是，毛主席通过唤起广大工农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垮斗的让，亿万工农起来造反，驳回革命路线，保证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蚂蚁缘槐夸大国，蜉蝣撼树谈何易。很快，在亿万工农兵的伟大斗争下，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攻破，刘少奇邓小平也分别被打倒。
在刘邓被打倒以后，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虽然两人都坚持自己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但是刘少奇始终表现出内心所想（即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不真正的了解什么是马列主义）知行合一，始终坚持自己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在党中央和工农兵群众多次教育斗争无果后彻底打倒。而邓小平虽然也坚持自己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但是性质更加恶劣。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洗心革面的革命派干部，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已经改造了世界观的马列毛主义者，在他那封臭名昭著我的自述中，这样写道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 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看看，同志们看看，多么诚恳的一封信啊。他说什么 我诚恳的无保留的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他的世界观真的得到改造了吗？这些真的是符合他内心所想的吗？当然不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未得到改变，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反革命路线，但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过得花天酒地，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马列毛主义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犯错误的同志。
毛主席在看到这些信之后，也认为邓小平深刻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打算将邓小平作为一个从走资派转变为革命派干部的代表复出，希望那些曾经犯过错误的走资派回到革命路线上，也就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团结犯过错误的老干部，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也由于邓小平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毛主席便同意邓小平复出。
可以看出，毛主席一直高举着马列毛主义的大旗，秉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对待党内的同志。即使他们犯过错误，只要愿意回到革命路线上，只要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可以继续参加工作，继续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大量的实践证明，很多犯过错误的同志是能够回到革命路线上来的。比如河南省委刘建勋虽然在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经过工农兵群众的批评以及自身的世界观转变以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路线上来，坚决的支持河南造反派，成为了走资派干部到革命派干部的一个积极转变。
但是，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的期望。
一个人可以打着马列毛的旗号，可以用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写出无比革命的词句，可以用革命派的面貌示人。但是，在实践中，就会立刻就会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他们无法在实践中隐瞒自己的真实面目。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会立刻暴露出他们反革命的面目，邓小平也是如此。在邓小平复出以后，立刻着手实行他计谋已久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首先在工交战线系统上，通过堵两头的方式，让工业系统中革命造反派干部十分不通畅。只要不听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就立刻让你生产下降，不给你资源，让你受批评，最终再把你清除出去。他又着手在科学方面鼓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荒谬言论，甚至把这些修正主义言论的旗号按在毛主席头上，伪造毛主席指示，扛着红旗反红旗；他还阻止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编辑和出版；不批判修正主义，以三项指示为纲代替阶级斗争为纲，把斗争矛头从走资派转为造反派，以清除派性来打击造反派，扼杀革命群众等恶劣手段，以达到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在邓小平实施他的反革命行径以后，毛主席很快看出了这些行为的错误，并多次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是邓小平也只是表面上做一些检讨，仍坚持他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仍执行他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路线。但是，毛主席此时仍然认为邓小平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于是多次展开了对他的座谈会批评，会希望他能够回到革命路线上来。
在1975年底，看到邓小平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违反自己的承诺（永不翻案），毛主席仍秉承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希望他起草一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邓小平狂妄的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不听毛主席的指示，能压倒毛主席革命路线，迅速的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了，拒绝了毛主席的帮扶。于是，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但是，反动阶级是不甘自觉退出历史舞台的，邓小平为了篡夺党的最高权力，为了将革命路线彻底打倒，在1976年4月5号借着纪念周恩来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搞反革命暴乱。他指使暴徒实行打砸抢：烧毁警车，冲击民兵指挥部，冲击首都大会堂，妄图将权力篡夺至走资派手里。而首都的革命人民革命民兵和广大的造反派，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首都民兵的宣传下，大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离去了，而那些反革命分子仍想在天安门广场上顽固到底，于是革命民兵便逮捕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没有开枪只是采取了逮捕一小撮头头，而大部分头痛在1976年10月6号的反革命政变之前都已经放走。
在4·5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毛主席便清楚的意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将邓小平彻底打倒。但是很可惜，由于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过早的离开了我们，而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组织派将，中央革命派一网打尽，是中国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最终使文化大革命失败，邓小平重新篡夺了权力。
通过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中必然会产生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而他们的实践必然暴露出他们的世界观，必然显现出他们的本质。他们顽固的坚持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仍坚持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革命，为了自己能吃喝玩乐而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与犯过错误而后改正的同志不同，经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反动世界观。他们会在表面上支持革命路线，他们会打着革命的词句和旗号，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执行反革命的路线，那么马列毛主义者就要坚决的将他们发现，并驱逐出党用专政机器，将他们彻底清除。
但是犯错误的同志与这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本质上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导致自己的行为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而他们经过全体同志的批评教育，是可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的，是可以继续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的，他们也是主观上愿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必须不能用强制行政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专政，而必须要在交流批评帮扶的过程中逐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回到革命路线上来。
我们在革命过程中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自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用无产阶级纪律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克服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让自己处于在革命路线上，保证与革命路线高度一致，对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批判。对于身边的同志，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也许会犯或多或少的错误，而在这些错误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因为他们是我们亲密的人，认识的人就放松对他们的批判，对他们放松警惕。如果让放任自流，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彻底堕落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在他们的机会主义苗头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坚决的帮扶与批判，扼杀资本主义的苗，帮助他们回到革命路线上来。不是，在帮扶彻底无果之后，就不应该对他再抱有任何期望，用专政机器将他清除出革命队伍，保持革命路线的纯洁性，保证党的凝聚力与组织能力。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成功，只有这样，党才能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