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运动的领导权却始终被资产阶级所把握，这最终使得民族解放运动半途而废。这段历史再次证实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彻底胜利。
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和1916年复活节起义<?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1906年，记者阿瑟‧格里菲斯（1872～1922）重组新芬尼亚党，称「新芬党」（Sinn Fein，即「我们自己」）。他号召人民选出自己的议员，不向英国国会登记，但他又矛盾地承认英王的统治。社会主义者康诺利（J. Connolly, 1868～1916）和新教徒结婚，1896年成立「爱尔兰社会共和党」（ISRP），与新芬党合作。1903～10年他去美国，1910年回国领导罢工。1916年他被俘就义。康诺利坚持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斗争的意志坚定的继续人。
厄尔斯特的新教徒在1913年成立20万人的义勇军，反对自治，坚持由母国统治。天主教徒也在1913年11月成立3,000人的爱尔兰义勇军，表明建立民族政府的决心。
1913年，都柏林的雇主联合会向爱尔兰工联会（1908年成立）下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退出组织，否则予以解雇。工人不从，墨菲关闭雅可布饼干厂。<?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8月26日上午10点，都柏林电车司机佩上工会的「红牛」徽章，一个个罢驶。报童不为墨菲的《自立报》派报，工人走上街头示威；拉金（Lakin）被捕，女工也参加救援活动。英国各地工会的援救基金涌入都柏林，五天后在ITGWU总会前，警察以武力驱散示威群众，混乱中打死二名工人，五十多名警察受伤。
罢工终告失败，但这是爱尔兰人第一次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的新里程碑，爱尔兰市民军（Citizen Army）在罢工中冲锋陷阵。1914年3月，爱尔兰人喊出「爱尔兰的精神、物质的所有权归爱尔兰人所有」、「为团结全体爱尔兰民族而战斗」的战斗口号。
1914年《自治法》通过，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英国参战。自治派呼吁爱尔兰义勇军为英国效命，新芬党坚持只为保卫本土而战，不当外国人的炮灰。康诺利也号召反战，不要为将来的美国债主、高利贷来牺牲工人的灵魂。
自治派获胜，剩下不到11,000人，另立新的国民义勇军。康诺利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简直和俄国的列宁同一个论调，不过至少50万爱尔兰人去当兵。
1915年8月1日，为了迎接美国的芬尼亚党老战士罗萨的遗体，爱尔兰义勇军人人全副武装出现。9月，2,000名战士公然在都柏林街头行进；10月他们进行了演习。11月，战斗各派展开反征兵示威，形成新的民族统一战线。
1916年，康诺利和IRB的皮亚斯（P. Pearse）等人密商，决定在4月23日（复活节）起义。4月24日，起义部队从自由厅出发，攻占中心邮局，挂上绿、白、橙三色的「共和国」旗帜。下午1时，共和国总统皮亚斯、副总统康诺利及其它五人昂然签署了《临时共和国宣言》：
「爱尔兰的男女同胞们：
在神以及去世的祖先的名义下，爱尔兰承继了她的民族传统，号召她的子孙在她的旗帜下，为争取自由而战斗。……
我们宣言爱尔兰的所有权，及把握爱尔兰的命运是爱尔兰人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且不可被破坏的权利。即使长久以来被外国人及外国政府所剥夺，也不能消灭它；而且这个权利也不会随着爱尔兰人民的灭绝或消灭而消失，每个时代的爱尔兰人都主张民族的自由与主权。过去三百年间我们历经六次的拿起武器的主张，为了主张这个基本权利，在世界的面前我们再度拿起武器，在此，我们公布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到2,000人的义军分散四处，占领据点。29日被英军反扑，皮亚斯下令停止战斗。5月3日，他和克拉克、麦克多纳等三人被英军枪决，重伤的康诺利等十五人也在10日被杀。
康诺利在临刑前说：「我们为了切断和英国的关系，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战斗！……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将会牺牲性命来换取民族权利的那一天，作为一个人，我感谢上帝！」
皮亚斯学过法律，在都柏林创办圣恩达学校，1913年加入兄弟会。他写遗书给母亲中说：
「我相信自己会战死，请别为我悲叹，我们为了爱尔兰的荣誉，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战斗。上星期的行动已经在整个爱尔兰历史创造了光辉的一页。现在，世人将严厉谴责我们，然后，后世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此后，我们将接受后人的祝福。母亲，您也将为我祝福吧？」
诗人叶慈哀叹地写下《复活节，1916》（Easter, 1916）长诗。他嘲笑过莫德‧冈的丈夫：
「这另一个人是粗鄙的
好虚荣的酒鬼，我曾想
他曾对接近我心灵的人
有过一些最无理的行动，
但在这只歌里我要提他：
他也从荒诞的喜剧中，
辞去了他扮演的角色，
他和其它人一样，
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了。」
在最后一首，一连串的人名形成了光荣的火炬：
「我用诗把它写出来CD
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莱，
康诺利和皮亚斯，
现在和将来，无论在那里，
只要有绿色在磨动，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了。」*
诗人当时身在法国，十分沮丧，莫德‧冈告诉他：「这个悲剧的尊严又回到了爱尔兰。」工党却谴责新芬党的叛乱行动。远在瑞士的列宁反驳这种书呆子的教条─他们宣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小民族的生命力已经耗尽，不能起任何反帝的作用，把爱尔兰起义视为十足的盲动。
他强调爱尔兰起义给予英帝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打击，「这种打击的政治意义要比亚洲或非洲的起义大一百倍。」然而，爱尔兰人的不幸在于起义的不是时候，……但是，「正是起义的时间、地点和种类的不同，才能保证整个运动广泛地深入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