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小团体武装斗争的异化与失败是国际共运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1977年：德国“恐怖之年”
提起“红军派”，德国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深受极左思潮影响、发端于西德“68年学潮”的团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震动世界的暴力恐怖组织。1968月4月2日晚，极左青年安德雷亚斯·巴德和古德伦·恩斯森（女）伙同另外两人用自制的燃烧物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从而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1970年，巴德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红军派”组织，它的成员大都出身富裕家庭，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两名律师和两名记者。他们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红军派”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德国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在联邦德国历史上，1977年是一个“恐怖之年”，也被称为“德国的多事之秋”。这年4月，“红军派”首恶分子巴德、拉斯佩和恩斯森三人被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他们在狱中集体绝食。与此同时，铁窗之外的“红军派”组织大打出手。4月7日，“红军派”谋杀了德国联邦总检察官希格弗里德·布巴克。7月30日，又刺杀了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那一年夏季，“红军派”还试图用火箭筒袭击联邦检察院。9月5日，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耶尔遭到恐怖分子绑架。“红军派”向德国政府提出，要拿施莱耶尔的性命换回被囚禁的11名“红军派”成员，要求波恩政府给在押的巴德等11人每人发放10万马克并送他们出国。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施密特政府的断然拒绝。作为声援和策应，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于10月13日劫持了从西班牙飞往法兰克福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航班“兰茨胡特”号，这架载有88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的飞机，几经辗转最后迫降在索马里首都。10月18日，德国政府派出的“边防军第9大队”一举粉碎了这场恐怖阴谋，这便是震动世界的“摩加迪沙事件”。第二天，对营救行动彻底失望的巴德和拉斯佩双双在牢房里用私藏的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恩斯森也在同一天用一根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10月19日，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被绑架40余天的施莱耶尔的尸体。当年制造这些惨案的元凶中，就包括眼下要求宽赦的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
反对者：他们不思悔改
24年的监禁能否使罪犯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人们在莫、克两人的身上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该不该宽恕这两名不知悔改的恐怖分子，成为目前德国舆论争论的热门话题。
明确反对给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减刑的人中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受害者家属。被“红军派”谋杀的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耶尔的遗孀瓦尔特鲁德女士近日一再表示，果断反对释放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她指出，这两人从未为自己的罪行道歉，怎能轻易让他们逃脱惩罚呢？34个受害者家属中绝大多数也反对宽赦。连“红军派”创立者迈因霍夫的女儿罗尔也希望莫、拉两人能够积极忏悔。她对《明镜网》说：“从道义上讲，他们除了认罪，没有其他的选择。”
1971至1981年担任德国联邦刑警局局长的霍斯特·赫罗尔德博士当年亲自经历和处理了许多恐怖案件。他认为，事过几十年后，人们虽然能客观地看待这些人，但也不可忘记他们在制造血腥事件时表现出的嗜杀成性和残忍。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认为，不应宽赦这两个不肯公开表示悔改的人。他对《法兰克福汇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能够宽恕它的敌人，这一点固然不错。但前提是，乞求宽恕者必须对自己的罪行表示忏悔。只有在两名恐怖分子向受害者家属请求宽恕后，才能考虑对他们的宽待。”
支持者：宽恕展现人道
翻开30年前的斯图加特地方报纸，人们仍能从大批读者来信中感受到当年德国人对恐怖分子的深恶痛绝。许多人认为，这些罪犯死有余辜，杀不足惜。1977年，巴德等人在狱中自杀后，一些德国人要求把他们的尸首扔到垃圾焚烧场里烧掉。但当年的斯图加特市市长罗默尔制止了公众怒火的无限膨胀。他让这几个人集体葬在了多恩哈尔登墓地。他说，人一死，一了百了。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起，德国就有人提出对“红军派”恐怖分子进行宽恕。时任德国联邦司法部长的金克尔公开提出了这个主张。他提出，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也应得到尊严，国家应当给这些恐怖分子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
此次莫因豪普特提出减刑申请后，支持宽赦者也不乏其人。德国联邦议院绿党议会党团干事长贝克认为，宽恕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姿态，是和解的一个信号。在“红军派”恐怖分子服刑20多年后提出这个想法是适当的。如今，自民党政治家金克尔仍然一如既往地主张对“红军派”成员进行宽恕，他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铁窗生活，这些人已应该有所反思。只要时机成熟，国家应当考虑减刑。他相信，对莫因豪普特等人给予宽恕，可以表现国家的力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也持这种观点。当年，他是第一个下令宽恕恐怖分子的在任总统。他认为，“让原来的恐怖分子重返社会，是当今反恐斗争的最好方式。”
科勒总统：面临艰难选择
一些专家认为，这场讨论涉及法律、政治和道德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它反映出人们在法律权威、人道主义、重返社会理念以及社会安全方面的不同理念。然而对国家来说，要害还要考虑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这些人获得自由后，是否还会对社会构成危害。
根据德国法律，只有联邦总统有权对终身囚犯的赦免问题进行裁决。按照相关程序，今年2月，将由德国总统进行裁决。以往，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在前任德国总统任职期间就曾提出过减刑申请，但当时均因其“罪行非凡严重”而遭到拒绝。而今，这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再次提出，德国媒体说，“德国多事之秋”30年之后，科勒总统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本报慕尼黑1月28日电）
附录:德国红军派领导人简介
布里吉特·莫因豪普特，女，1949年6月24日出生于德国北-威州的莱因贝格。1960年，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1967年，莫因豪普特完成高中学业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1971年，深受极左思想影响的莫因豪普特参加了“红军派”，负责后勤供给以及购买武器等工作。1972年因涉嫌恐怖活动在柏林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77年2月8日，莫因豪普特获释，但不思悔改的她又回到恐怖组织怀抱，1977年4月至10月间参与谋杀德国联邦总检察官布巴克和银行家于尔根·庞托的行动。1978年，莫因豪普特与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在南斯拉夫被捕。但当时德国政府未能将其引渡回国。1981年，莫因豪普特潜回德国，并于当年9月15日在海德堡参与了对美军将领弗·克罗森的刺杀行动。1982年11月，这个“红军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德国落网。
克里斯蒂安·克拉尔，男，1952年出生于德国弗莱堡一个教师家庭。1972年，克拉尔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76年，24岁的克拉尔参加了“红军派”。之后参与了一系列的恐怖暴力行动。1982年，克拉尔在汉堡被捕。三年后，他与莫因豪普特同时被分别判处5个“终身监禁”，外加一个15年的有斯徒刑。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德国总共抓获了26名“红军派”恐怖分子，他们都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十多年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转变了思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先后有19人获得自由。然而莫因豪普特和克拉尔迄今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没有丝毫悔过，也从未在司法机关查案时给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