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不是卖大米而是卖理念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3-27 4:28:57<?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农民合作社不能只靠农民

单纯的学术救不了中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挂职结束了吗?

何慧丽(以下简称“何”):去年 11月就结束了。

记:你是以农大老师的身份挂职副县长的,这个在高校里还比较少见吧?

何:对,2003年号称是最穷的农业大市开封市,和中国最高的农业学府中国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共建。因为我是在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教社会学的,我感到既然教社会学嘛,不能只有理论,要多一些对基层现实的感悟,所以我就报名。我刚在“三农”中国这个网站上发了篇《新农村建设试验在兰考》,有1万多字,讲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你是不是觉得学校的学问和基层太脱节了?

何:对。我一直是好学生,从小学到重点中学,然后到重点大学,在农大教了四年书后就想考博士,考完博士也想出国留洋,但在北大读博士时我就感觉真正的成才之道不是从学校到学校,从北京到纽约。

记:为什么在北大有这样的感觉了呢?

何:北大是最高学府了,应该说精华都在那儿。北大有很精致的思想,很聪明的理论,逻辑的多元性,思维的丰富性,理论的多样性,但我就觉得假如不到乡下去挖掘本土的学问,比如说知道一些国情常识,我永远也超越不了那些大师。你看过《大长今》吧。

记:看了啊,你也看吗?

何:过年的时候家人在看《大长今》,我跟着看也入迷了。我发现宫廷里的问题在宫廷里解决不了。宫廷就是一个很极致的地方了,但是创造性的来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在那个叫姜熟手的人,在农村,大长今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了问题赶紧跑去请教,她就比其他宫女懂得多。我感觉在北大我不出去就永远撵不上别的娘娘,必须到乡下去做学问,去发现真的问题和真的治学之路。

记:你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写理论完美的文章。

何:下乡之前,我基本上都写的是很宏大的文章。去乡下后发现,以前的文章很可笑,你以为执政者不知道的问题,其实谁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真的不是基层干部的原因,真的不是农民的原因,所以到了基层,我不再埋怨基层干部,我也不埋怨农民,虽然我也觉得农民素质低了一点,干部有大吃大喝,但是想一想,一个知识分子在城里工作可以收入三四千,一个管着全乡三万人的书记,一个月工资才四百多。我到乡下明白了许多问题是积少成多的结果,是政策出台不恰当的结果。直接表现是农民和干部的矛盾,干部素质低劣,但是深层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问题积累的结果,比如也许与我们的财税制度有关,也许与我们上级部门坐在屋子里制定出的不切合实际的政策有关。

组织农民不能只靠农民

记:去了之后,是不是就感觉到是找了个很难做的课题在做?

何:当然是。比如要项目,兰考是国家级贫困县,下级跟上级要项目很正常,要项目是人家的专业,比你何慧丽更会要。说招商引资,我是挂职的,我又没有实权,我招谁呢。所以我发现我几乎做不成什么。幸运的是我在北京结识了一批知道国情的人,比如说温铁军老师,以前插过队,现在在中心政策部门做研究,他做过试验,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还有湖北的贺雪峰。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意义不在于给兰考人民带来实惠,而是有可能对中国农民的走向提供经验和教训。你何慧丽通过什么办法在村庄做试验,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个比带来一项技术,带来资金修个路打个井还重要。

记:组织农民不是很轻易吧。

何:我搜寻了四种人,一种是大学生和以温铁军老师为首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我在兰考结识的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还有城里的志愿者,另外,我还物色了一些村子里的经济能人和品德和行动比较统一的支书,也就是农民精英。我们在六个乡的六个村子捣鼓了农民合作的事情,开始是大众文艺队,发育了六支妇女腰鼓队,又发育了四支盘鼓队,这是农民合作的典型,通过这样的合作,是让农民互相之间熟悉和信任。

记:这四种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何:当然有意义。你知道组建农民组织,只依靠农民是不行的,必须其他人也跟进去。我们先通过文艺建设先凝聚人心,形成团结的文化合作的文化,然后就开始搞合作的社会和合作的经济。合作的社会就是建老人协会,我们现在就是建了三四个老人协会,有的搞得非常好。现在就搞合作的经济了,除了我卖米的这个南马庄,我们还有其它的合作社。经济上我们可以做两个事情,一个是资金互助,我们叫金融合作社。因为一到乡下去,农民知道我是个县长,五句话中肯定有这么一句话,县长我缺钱啊!我就说,走到哪儿都跟我要钱,我是给你还是给他?大家都缺钱,那么穷人就和穷人一起搞资金互助,你们一百二百入股,我在外面再找一些城里人入股,一个庄假如200户的话,一家一百不就两万块,就可以干成事。另外我们第二个经验叫统一购买农资。以前一家一户买化肥农药,到小商贩手里买有假价钱也高,现在全村作为一个合作社统一起来,到正规厂家去进,这样可以讲价,也可以买到真的。

不是卖大米而是卖理念

记:无公害大米这个项目是不是有风险的项目?

何:这事是这样的。我的四个合作社中,南马庄最适合种水稻。农民也觉得他们的水稻非常好,以前小商小贩来收,先是空手来,后来换三轮、大汽车,也就两三年时间就赚几十万,农民们觉得这钱应该他们自己来赚,以前他们想合作但合不起来,我帮他们搞了个合作社。

记:听起来合作社成立很要害。

何:对。以前没有胆量搞无公害大米,合作社成立后有个办公室,天天嘀咕讨论,就讨论出这么个事来了。我只是做了辅助性工作,大量的工作是他们自己做的。我老提醒他们要害环节在卖,他们认为没问题。在水稻快要成熟时,他们到郑州、洛阳看了看,粮价在跌,市场非常乱,农民又老实,根本不懂怎么进入市场,还受了骗。我那时已经离开兰考到郑州一个区挂职当区长了,但是我看不下去了。其实不是我要什么大米秀啊,政治秀啊,秀不是这样的,是实在受不了了。但是我也挺笨的,先到那家骗他们的公司把大米要回来,然后跑团购,不行,走超市,门槛费就是三万,农民哪有这个钱!我觉得农民走市场不行。

记:是不是因为新产品才进入市场还不被接受。

何:有这个原因。但我认为现在的市场是排斥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的利益的。大家都觉得农民就该卖给小商贩,小商贩就该卖给大批发商,大批发商进超市,然后再到消费者手里。我觉得粮食这个东西要增收,必须要通过一些非市场的方式,比如政府补贴,比如农村形成了生产合作社,城里是不是相应的应该有消费合作社,或者说合作社的农民开店销售合作社的产品,政府是不是可以出台优惠政策,免税免费。

记:你们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卖大米领导小组,是不是就有点像成立了一个消费者协会。

何:我倒希望是这样的。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在北京有这样大的轰动,我只是想在兰考弄了这么多事,农民这么受委屈,我不帮谁帮。我当时是想让他们先带十吨大米来北京,我认为北京市场比郑州好一些吧,大不了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北京的批发市场还是满多的,另一条北京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多,支持或者赞同农民进行合作经济试验的人,是不是可以身体力行买大米。

记: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想法还是挺天真的。

何:假如许多人都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就是组织农民,那就用行动支持农民。我觉得我不是在卖大米,我是在卖理念,就是希望通过种种方式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记:但是市场是不可能取代的。

何:根本不可能取代,但是不能让冷冰冰的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横行霸道。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发现北京的市场照样混乱得没法说,根本就不认这一套。1月2日这天,我没搞新闻发布会,我只是把我那帮知识分子朋友叫到书店做了一个讲座,叫城乡如何和谐互动,城市居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就想拿这个卖大米来说事。当时我拿了100公斤大米去,我很自信我何慧丽声色俱厉地来说这个故事,就会有人买。果不其然,拿少了,我拿了100公斤,卖了200 公斤。第二天又有个教授在那儿做讲座,讲座完了又卖了200公 斤,这样在书店卖大米的模式就出来了。媒体报道以后,没想到喜剧性效果出现了,央视还把我评为 2006 年第一周的十大新闻人物之一,然后更多媒体找我,买米的找我,商场也找我,出主意打气的也找我,这样我就成了名人了。后来十吨大米十天就卖完了。

记:从整个过程来看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还是非常重要。

何:可能吧。我发现回过头来还是在做另外的治学之路。其实从卖大米到背后的实践,总结出来的道理,这些不是学问吗。

记:你身边现在这样做的知识分子多吗?

何:我还是希望这样的人多一些。还有就是如何把这种上山下乡,作为真正的自我改造,而不是浮光掠影地下去。

采访手记

“为什么只说我卖大米呢?其实还好多事呢。”这好多事是2003年何慧丽挂职河南兰考县当副县长时捣鼓出来的。“我好强嘛,不想给人感觉是锻炼锻炼就走了。”何慧丽是带着自己的想法下去的。她在北京结识了温铁军、贺雪峰这些被称之为乡村建设派的学者们,他们当时的一个研究课题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会不会是农村发展的一个模式。而何慧丽就想在农村做做试验,看农民能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她认为这比带来一项技术,或者带点资金修个路打个井还重要一些。于是何慧丽先是捣鼓老年协会,然后组织文艺队,最后搞合作社,进行资金、生产互助试验等等。

“学问分很多派的,我这个叫行动派。”何慧丽觉得,理论无论如何完美,不行动都是白搭,尤其是农村问题。“那些对农村问题指手画脚的人,能真正下到农村去,能在一个村子组织一个文艺队,我就佩服他。”所以,当其中一个合作社在卖大米的过程中处处碰壁的时候,何慧丽不顾别人的议论,亲自叫卖大米,虽然她也承认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但是“那种农民压价卖给小商贩,再到批发商、再进超市、再零售给消费者,这样一个被层层盘剥的链条,才是成熟的市场行为吗?”想不通,也暂时找不到好的出路的前提下,何慧丽只好赤膊上阵,能让农民少受点委屈就少受点吧。“只有真正到了农村,你才真正知道农民有多苦,我们不帮他们,谁帮他们。”

当然何慧丽不只有激情和感动,她口才好,很有鼓动性。我能想象今年一月她在北京一家叫乌有之乡的小书店搞讲座,听完她讲述在兰考的所见所思所为,她的新乡村建设的梦想和实践之后,在座的人是如何心情激动地争购她带到现场的无公害大米。“我以前还帮农村老太太卖过她们自己做的鞋垫呢,一会工夫就卖了800多元。”何慧丽非常自得。

何慧丽,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北大博士研究生,假如不是在北大读书期间有了深刻感悟,也许她此时应该在纽约某大学的校园里做自己的学问。这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往的成功之路,但何慧丽认为它是单向度的路,而且“这个路程对中国来说是有害的。”“现在的学术渊源都源于西方,这个学术救不了中国,它不能完成改造中国、造福中国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些博士硕士,把大好青春都耗到那儿,我感觉这是一种浪费。”

于是,何慧丽回到了乡村。她要走另外一条学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