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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警察的记事本上的名单能让手工业小组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吗？这只是机会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历史上共产党人已经通过更多白色警察的“拉清单”总结出来，要一个列宁式的先锋队才能不被拉清单，才能革命，这才叫做质量互变——而机会主义者却寄希望于摔跤本身能教人走路，实际上，教人走路的只有人本身，即使列宁已经把组织改怎么走路放在他们眼前，只要他们一天不想走路，那么一天就可以胡搅蛮缠说：“摔跤还不够。”这是由机会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定的。各革命者切记擦亮眼睛！
编者按2、机会主义者对工业化组织毫无概念，只能以己度人，在他们的认识下组织就是足够大的手工业小组，这也是为什么机会主义者会得到“以组织去融工会被一网打尽”和“手工业小组会发展成工业化组织”的结论。在机会主义者去忽悠更多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错误的路线进行持续的批判，对其小组阶段论的谎言进行揭露。
机会主义者所谓的围剿计划还未开始实施，就被迫疲于奔命地进入战略防御阶段，挑肥拣瘦地选择性回应布站文章。手工业的低效产出令大群（尤其是令我）十分失望，我到现在都没看到对自己文章的回应，不过好歹有几个问题是明明白白地摆出来了，机会主义者缩在“小组阶段”的乌龟壳里免疫一切攻击，本文就继续把他们的乌龟壳砸个稀巴烂。
小组阶段于现在之必要性何在？
一个事实上的，而非口头、妄想的实际工作者必然是根据现存问题来制定策略的，而一群忙碌着打造革命奇观的“线下革命者”就不需要进行这种计划，只需要空洞洞地强调“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只能由小组阶段发展而来”就足够了。我在上一篇文章的末尾说东风只能抓住这一个句子，而给不出任何实际依据，而他们果然就把这个句子孤零零地搬上来了。现在在致远星头脑发昏地反扑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例对手工业方式的必要性说明，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可以小心的伪装成各种人，和工人们交流，教育，隐藏，而让宪兵晕头转向，而不像你们，宪兵最轻易就能逮捕你们这些叫革命叫的最大声的人。”
“你们如此执着于让马列毛主义者要以一种组织下基层，你们考虑过一网打尽的事情没有？你们如何保证，你们的组织，这个或者由小资和流水线写手组成的组织，连实际工作都可能没有，东风都会有的问题，你以为你不会出现？你们要用什么来保证组织严密安全？仅仅是靠空泛的党纲和你们所谓的政治输入？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把这些话翻译一下，情况就是这样的：一群要大力发展手工业的人向工业化组织炫耀他们保密工作的本领，言称手工业的分散的小组更能应对宪兵的围剿，而一个工业化的组织就会面临“一网打尽”的风险。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论断，我庆幸致远星永远不用担忧“一网打尽”的问题。那么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或许是这样（由于他们一直不正面回应我的问题，我只能使用“或许”）：手工业存在之必要性在于安全问题，如果不竭尽全力地保持一种分散、低效、无能的状态，如果有任何组织起来的举动，宪兵就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亦或者更进一步，小组的分散程度依旧不够，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分散，从而能够及时断尾求生。手工业作坊似乎是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工作的，他们知道不能因噎废食，但又因为头上戴着“小组阶段”的紧箍咒，所以必须用手工业小组的模式来开展工作，必须光着身子立马赶赴战场。这种松散落后的状态让他们习以为常了，以至于觉得被逮捕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所要考虑的就只是如何降低被逮捕的影响，因此工业化的组织就犯了他们的忌讳，他们照完镜子看到自己的无能，也觉得工业化组织内也全都是这种无能之辈，杞人忧天地担忧什么“一网打尽”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机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融工报告中是不讲安全防范的，如何与政治警察作斗争，如何应对资方反攻倒算，如何应对编制内的黑社会打手，这些内容在他们的实践中统统不存在。我们因此称这些剧本是融工童话，这种融工队伍是郊游团队，他们把革命家的任务降低到了工联书记的程度，（甚至还不到，工农解放社已经降低到锻炼意志力上去了），因此所有与警察斗争的艺术是完全不加考虑的，至于说什么“小心的伪装成各种人”更是随便抓了点事情来说，心思单纯到以为自己只要不说我是来造反的，警察就看不穿我，而他们“小心的伪装成各种人”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哦，在微信群里组织工人指挥罢工，给积极工人上政治课，还有比这更自欺欺人的伪装吗？
我们可以帮致远星找一找他的好朋友，看看一个世纪前的“实际工作者”是怎么描述对安全工作的高深见解的：
“做工作的不是百来个蠢人，而是十来个聪明人。十来个人常常可以一网打尽（编者注：我们又发现了"一网打尽"，我怀疑他们彼此间有心灵感应），但是只要一个组织能够包括广大群众，一切事情都由群众来干，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
当代机会主义者也是类似的想法：“如果我们的手工业大肆发展，如果全国各地都有星罗棋布的手工业小组，那无论谁怎样想方设法也不能伤害我们的事业了。”百来个蠢人要比十来个聪明人更能够继承，一百个小作坊要比一个流水线更不容易一网打尽，“这个了不起的真理（对于你们提出这个真理，百来个蠢人总是会拍手叫好的），看来好象是不辩自明的”。机会主义者随即反驳：“列宁说的聪明人是职业革命家，和工业化有什么关系？你又在断章取义！”，然而职业革命家就是和工业化有关系，没有一个工业化的组织就提不出职业革命家，一个手工业的小组尤其提不出职业革命家。
小组阶段于现在之恶劣影响何在？
列宁是如何在保证不降低革命家任务的情况下严守秘密继承组织的呢？答案是严格区分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区分地上与地下，要不断地“提出”专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职业革命家，一切秘密的职能要集中在这尽可能少的职业革命家手中，而群众组织则要尽可能地广泛，广泛到海量的秘密工作不再成为秘密。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之间依靠代办员来互联互通，代办员的地下政治身份是绝对保密的，他绝不会愚蠢到面对面地给几个工人上政治课。而融化在工人中的手工业小组则完全没能力进行这种划分，甚至意识不到要进行这种划分，他们把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还妄想着用所谓的“实际工作”来锻炼出职业革命家，如果手工业小组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那列宁还写一篇《怎么办》干嘛？如果机会主义者真的正视起革命家的任务，而不是以什么锻炼的借口跑去打工，那他们就应该首先完成基本的训练，佩戴好基本的装备，锻炼好基本的组织协同，保证自己不在工厂中（甚至还没到工厂）自行解体、实名造反。光着身子跑到“广阔天地”中“大有可为”的后果是什么呢？我要反复引用这句话:“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故意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手工业完全解决不了安全问题，只有职业革命家才能与政治警察作周旋，而职业革命家只能通过工业化的组织提出来，手工业小组缺少这种“修养”，缺少严格的军事纪律。“安全”看上去是小组阶段存在的理由，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安全”是小组阶段解决不了的顽疾。
机会主义者给自己的小组阶段套了个“量变质变”规律，手工业小组就是“量”，工业化组织就是“质”，没有广泛的手工业就搞不出工业化。这听起来很吓唬人，但把抽象名词背后的具体内容抽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一个个毫无正规训练的小作坊跟在工人自发运动后面起哄，同时竭尽全力地发号施令，想要领导斗争，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了组织的核心，单个小组或是被当作肥羊暂时放养，或是锒铛入狱。机会主义者总结出经验，之所以会被抓，不在于自身组织架构不严密，不在于自己缺少“修养”，不在于缺少一个更为复杂的革命家组织，而只是手工业发展不够，百来个蠢人还不够多，还得有成千上万个！
我们都知道一句谚语：“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如果有人以为单纯地重复失败，并且无止境地把失败重复下去就可以带来成功，那他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现在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就是这样一个蠢人，当现实向他们提出工业化的要求时，他们捂着眼睛看不见，反过来说要“大力发展手工业”，说什么“量变引起质变”，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些被登记在警察记事本上的“量”是如何促进“质”的转变的吗？机会主义者在嘴上叫嚷着最凶横的词句时，实际行动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们在“量”上的毫无建树，因为“实际工作确实陷入困难”，所以要来抢夺“线上流量”以引导至“线下融工”。我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机会主义者往大海里倒了一桶沙子，分散的沙粒一眨眼就被海浪冲走了，消失地干干净净，他把沙子倒完了也没聚集出一片滩地，于是指责我们把沙子都拦在外面，不让他继续倒。他叫嚷着“量变质变”，指责我们不采取实际行动，觉得这么一直倒沙子才是最革命的实践。我只能一拳将其撂倒，撕烂他那蛊惑人心的嘴，筛选锻炼出不至于一下子冲散的碎石子，再投入大海组建先锋队。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在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后来我愈是经常回想起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就愈是痛恨那些假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用他们的宣传来“玷污革命家的称号”，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为把革命家降低为手工业者辩护，而是要把手工业者提高为革命家。”
小组阶段之所以在机会主义者那里不可逾越，只是为了匹配他们的无能而已。
题外话：回应机会主义者所谓的“KPI”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进一步，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