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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路线不对，再怎么要求人数比例指标，再怎么镇压，搞什么虚假的关怀特殊待遇，都无法掩盖资产阶级专政下民族不平等的事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如今已经是反动腐朽落后的东西了。要想让世界人民大团结，平等是重要的。亲不亲，阶级分。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才是一家人！
2.在走资派上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之后，先是平反之前被打倒的各路剥削阶级，想通过给予这些少数民族资产阶级一些特权来培养买办，通过这些买办剥削压迫少数民族无产阶级，在新疆推行反革命的教育路线；在90年代之后，官僚资产阶级政府在新疆全面建立残酷的民族剥削压迫系统，把新疆经济改造为脆弱的殖民地经济；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当局鼓吹的“民族团结”完全是骗人的谎话，不过是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剥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罢了，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过是不同资产阶级集团分赃不均罢了。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当局才能取得解放，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各民族的自由、各民族才有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自决万岁！
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新疆地区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此起彼伏，赵修的法西斯铁拳屡次砸到他们的头上，而民族问题造成的社会动乱也成为了赵修分裂无产阶级的手段。随着近来大汉族主义的兴起和赵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愈来愈猖狂，马列毛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疆独立问题？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新疆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广大农民处于少地或无地状态，地主凭借着大量土地的占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农民。思想上，伊斯兰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二十世纪初传入新疆，也被大量的反动地主广泛接受。反动阶级渴望通过民族主义来更残酷的剥削人民，所以广泛传播。新中国建立后，新疆的封建制度被一扫而空，人民获得了解放，农奴翻身把歌唱，尽管，这时的伊斯兰教和双泛主义仍然还有巨大影响力，但显然他们已经无法阻止这一切了：人民如滔天洪水般对于新政权的拥护。可见，民族矛盾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值一提。事实上，各民族能够被统一起来，只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时代的民族关系当然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少数异见分子，则通过群众监督的方式进行教育和批判。这样，通过发动群众，新疆得以实现长治久安。
可惜，这欣欣向荣的局面只持续到了1978年。马克思指出：“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让我们看看，那些走资派是如何依着自己的阶级本性，自觉不自觉的转移阶级矛盾的。
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平反工作，许多曾经被打倒的奴隶主们，现在又重新压到人民头上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分离主义倾向，明里暗里的支持一些分离主义运动，由此造成的思想混乱附带一系列社会冲突，也不难理解了。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六条横空出世。 “ 新疆六条”主要包括这样几条：招工、招兵、大学招生少数民族要占 60％以上（所谓“三个60％”）；各级政府主要干部要由少数民族担任，将汉族干部的比例降到10％以下。
这是所有反动阶级的惯用计量：通过差别对待来破坏不同民族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挑唆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在缓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时，这也是为了拉拢新疆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当他们的买办，来方便剥削新疆人民。
走资派们天真的认为，只要向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示好并给予一些特权，他们就可以轻松的统治新疆并剥削新疆的劳动人民了。但现实就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解决，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同把持中央政权的资产阶级客观上存在的矛盾。这也是之后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的最主要原因。
显然政策得不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反而加剧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使某些分离主义团体膨胀，让我们看看其后果吧：
1980年4月9日，阿克苏县公安局刑警黄镇（汉族）把在街头酗酒的维吾尔族城镇居民尧勒瓦斯·托乎提关进阿克苏县公安局值班室后，为制止尧勒瓦斯·托乎提又喊又闹，遂给其戴手铐，用毛巾堵住其嘴，造成尧勒瓦斯·托乎提窒息死亡，黄镇当即被逮捕。此事发生后，1980年4月10日至11日，部分维吾尔族人称此事“是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呼喊“以血还血”、“打倒黑大爷政府”（“黑大爷”是维吾尔族人对汉族人的一种称呼），在他们的号召下，3000多名维吾尔族民众抬尸游行，公开高喊“打倒黑大爷”、“汉族人滚回关内去”等口号，冲击中共阿克苏地委、阿克苏县公安局、大光毛纺厂、农业银行等十多家单位，并且抢夺财物，追打汉族干部群众。党政干部被打15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维基搬运)
其后的包括1981 年的叶城“1.13”事件，和1981 年喀什“10. 30”事件，都是民族矛盾加剧的具体体现。
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后，走资派为了安抚新疆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又出版了“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
又是一个令人笑掉大牙的决策。对于汉族人，犯罪分子要多抓，对于少数民族却要少抓起来了，走资派们是多么的慈悲为怀！好似只要宽容他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他们就要一心向党起来了，就要拥护起来了。这只会更加助长某些分离主义者的嚣张气焰，连被抓都不怕了，还在意什么呢？而“犯罪分子”则几乎指明了统治阶级只是想要拉拢新疆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毕竟，广大老百姓有多少是犯罪分子？
看看走资派们还干了什么反动之事：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改革开放之前，华国锋及其他走资派们“头脑发热”的八二方案（洋跃进）所造成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而改革开放为了拉拢广大无产阶级，也支出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进行物质收买，这些问题造成的后果集中体现在了1980年末的经济危机。重开经文学校，其实质是为了削减财政开支并进一步复辟资本主义，以及拉拢部分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当自己的买办罢了
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
事实上，维文老文字比建国后设计的拉丁维文要难学地多，恢复老文字，是不想让维吾尔无产阶级掌握太多知识，并拉拢之前被打倒的维吾尔反动地主豢养的御用文人。
经过上述示例，我们知道，在80年代，走资派们对待新疆问题还主要想着拉拢，而在资本入侵伴随着的民族矛盾全面升级的90年代，他们终于醒悟了：不行，必须出重拳！
1993年，我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新疆丰富的能源以及广袤的土地自然吸引了官僚资本，由此衍生出了新疆的“一黑一白”策略：开采石油，种植棉花。
首先是能源产业。我们都知道，资本本身不分民族和国家。哪里的工人更可残酷剥削，资本就要雇佣什么人；哪里的客观条件更可使资本增值，资本就到哪里去。由于改革开放后造成的民族矛盾，不仅仅是因为“语言、文字、专业、文化素质、能力、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距客观存在”,更是因为雇佣一个新疆本地的工人带来的风险与成本远远比雇佣一个有技术的外来新疆的汉族工人要高得多，于是在市场竞争之中，新疆少数民族的工人必然受到歧视。现实就是，高端能源产业往往为汉族工人，而新疆少数民族的工人只能从事低端职务或回家种地。
其次是棉花政策。棉花是众多纺织品的原材料，其价值不必多说。就像赫鲁晓夫不顾客观条件推广玉米，加之官僚主义的包办替代，使得广大农民损失惨重，新疆的棉花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作物强制改种棉花，而棉花的小生产式的种植却根本营不了利，农民的收入不增反降，且因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愈来愈被市场和国营企业所控制。相比底层农民，移民而来的大农场主们却是赚得盆满钵满。
2023年，新疆棉花产量511.2万吨，占全国总产九成以上，但其单一的作物经济让新疆的生态和社会都变得脆弱、易碎，造成的伤害甚至比排挤维族，扩大贫富差距的能源行业还要大。
由此可见，赵修对于新疆的反动行径，或许和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行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上一层楼，而这种民族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动乱，自然成为了赵帝分化无产阶级和更加残酷剥削压迫新疆少数民族的理由。
在这种状况下，1996中共中央7号文件和1996严打出现了。严打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政权，所进行的一次对一切危害政权的团体的清算。但96年严打特殊就在于，他是对于新疆分离主义者的第一次集中打压，是统治阶级拉拢新疆少数民族资产阶级的幻想彻底破灭的产物。它代表着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压迫全面升级。而这种压迫的升级只会带来反抗的更升级，在这种互动之下，严打经历了两次升级，第一次是2009年乌鲁木齐暴乱之后，建立了全面的技术监控，2014年他们建立了便民卡系统，让维族必须申请便民卡才可以出县，第二次是2017年，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建立，标志着这种压迫达到迄今为止的巅峰。
由于本篇文章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前，故之后的事情不集中论述。
最后，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列毛主义者应该如何看待新疆的民族独立问题？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反对民族压迫这方面是进步的，但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领导这种民族主义会转化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马列毛主义者支持消灭一切民族压迫，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打倒中修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分离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自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