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

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

—— 隆重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30周年!

作者:片一 2006/01/12 中国工人网 http://www.zggr.org

农业学大寨——建设新农村
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农村的方案:
农村:a.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用“人民公社”使集体经济制度化。人民公社是党在农村组织与动员农民的制度工具。人民公社也来源于它的反题: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因此,只有走进集体经济;b.城乡结合。
农业:a.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b.机械化;c.办工业。
农民:a.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b.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c.教育农民。
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五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内涵。大寨精神描述了这个方向。
一、大寨精神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心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资料来源《农业学大寨始末》)
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草案》于1962年9月的中共中心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对原草案作了八点修改和补充:
1.确定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2.人民公社的规模为一乡一社,长期不变;
3.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可以是公社和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
4.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必须厉行精简,减少对干部的补贴工分;
5.公社、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
6.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的5—7%,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
7.国家征收农业税和统购粮食的数量,应在适当水平上在一定时期中稳定下来;
8.国家应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逐步地规定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
注重其中的两个“长期不变”的意义。这两个长期不变,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动。人民公社探索中出现的极左思潮已被清除。1971年8月12日至9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提出:从1972年起,用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用5年、10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实现“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能够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鼓励社员在宅旁、屋前、屋后或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树,自种自有。所谓“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指责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主流精英在评价人民公社时,只讲人民公社创建时出现的问题,不讲《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后的公社,这显然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在学大寨运动中,人民公社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农村人多地少,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仅在现有的农田资源上谈不上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多大的意义。农民积极性的调动主要显现在如下几个方向上,而这些事业最好的选择就是依托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现了对农民的组织与动员,把农民团结在党强国富民的目标上,形成了生产力的巨大力量。“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1]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水利事业。实例:
1969年 7月 8日:历时9年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分为长达140华里的总干渠和203华里的干渠及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使林县形成了一个水利浇灌网络,全县水浇地面由解放前的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仅1969年的小麦产量就比1968年增加三成。
1971年10月29日新华社报道: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大力开展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治山、治水、治沙、治滩,十几年来已建成保土保水的水平梯田等1000多万亩,植树种草3000多万亩,在支流修建了一批大、中、小型水库。
1972年 2月20日新华社报道: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解放22年来,完成土石方180亿立方米,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使长江中下游的浇灌总面积达到1.5亿多亩,其中建成的旱涝保收农田1.1亿亩,沿江平原可以排泄5年到10年一遇的渍涝,丘陵浇灌区可以抗御持续50天到70天或更长时间的干旱。长江经过治理疏浚,改造了航道条件,长江航运货运量比解放初期增长约8倍。
1972年 2月29日新华社报道:治理淮河成绩显著。21年来,淮河流域开挖了11条大型骨干河道,总长达1000多公里,兴建了30多座大型水库及2000多座中小型水库,兴建了大型灌区及大量的机电排灌站,浇灌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目前全流域已有20多个县、市和1万多个生产队粮食亩产超过《纲要》指标。
1972年 5月25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建成大批机井,扩大农田浇灌面积。
1972年 9月25日新华社报道:全国治理黄河取得巨大成绩。经过20多年的努力,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已修建成引黄涵闸60多座,虹吸工程80多处和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及大、中、小型水力电力工程,浇灌面积达到800多万亩。1971年全流域粮、棉产量分别比1949年增长79%和137%。
农田基本建设和开荒

机耕面积
(万公顷)

浇灌面积
(万公顷)

其中机电浇灌
(万公顷)

总播种面积
(万亩)

1952年

13.6

1995.9

31.7

211884

1957年

263.6

2733.9

120.2

235866

1978年

4067

4496.5

2489.5

225156

农业事业机构(单位:个)

农业技术
推广站

牲畜配种站

畜牧兽医站

种子站(公司)

国营良种场

1950年

10

143

251

1952年

232

389

1005

1957年

13669

821

2930

1390

1899

1979年

17622

1174

8495

2369

2481

1984年

14035

1174

8495

2369

24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
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靠,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社论还要求,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应该答应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林、鱼区,应该分别以经营牧、林、鱼业为主。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
(万吨)

肉猪出栏头数
(万头)

猪年底头数
(万头)

羊年底只数
(万只)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猪牛羊肉产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长313.86%,比1957年增长266.59%;
肉猪出栏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86.75%,比1957年增长263.18%%;
猪年底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356.14%,比1957年增长219.13%;
羊年底只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96.44%,比1957年增长185.78%;
而粮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长202.61%;比1957年增长170.27%,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是均衡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八字宪法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措施,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最后被毛泽东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12月10日,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心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第一部科技大法。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八字宪法将农业发展描述为一个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等部门和城乡互动的综合系统工程,预设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并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事实中坚持实践-熟悉循环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细作,放弃广种薄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心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80篇。“八字宪法”对我国大幅度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参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报摘自《党史博览》郭圣福/文)非凡是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1973年4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文革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65年19453万吨,提升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147.18%,平均每年增长4.72%。1976年全国人均拥有粮食319公斤/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主要来源于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这些积极的人力投入。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的杂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仅有884万吨。而据专家研究,农村承包制后,粮食增长主要来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这里所提到的“5项”都在八字宪法之中。
要害是,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当年粮食达到40731万吨。然而,1985年粮食就减产,仅为37911万吨,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所以,有专家据此判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农民积极性在1985年就释放完毕。前后对比,显然农民长期的积极的人力投入与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密切相关。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新型农民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经验是:
1.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2.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3.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实例:
1973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实,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xxx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三、机械化
在农村采用先进的机械进行生产作业和从事交通运输,会引发农村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绵延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生活、行为等样态将会结束,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会跟着机械的运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会在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装备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城乡会因机械化为中介加强合作。为此,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后,给王任重复信提出农业机械化规划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1.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浇灌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
2.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浇灌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
3.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1980年使中国农、林、牧、副、鱼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国农用拖拉机要达到80万台左右,排灌动力机械要达到6000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达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规划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国平均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时的占可机耕面积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国浇灌面积,由现时的6亿亩增加到7.5亿亩,基本上实现粮、棉、油、糖、饲料加工、脱粒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每亩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实现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亩高产稳产田。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会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和补充:使农、林、牧、副、鱼各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80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左右,机耕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排灌动力由原计划的6000万马力调整为7000万马力,浇灌面积达到8.5——9亿亩;化肥年产量达到6000——6500万吨;全国粮食总产量争取达到8000亿斤。
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474.6亿瓦特;比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7.2599万台,增长1152.9%;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是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0.003956万台的47371倍;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大中型机引农具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联合收割机6704台,增长343.5%;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农用载重汽车11063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机耕面积1557.9万公顷,增长263.1%;机电浇灌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机电浇灌面积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浇灌面积占浇灌面积比重56.4%;(1965年机电浇灌面积占浇灌面积比重24.5%);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农村用电量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城市和工业支援农业——城乡结合
196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拟定《1966年工业交通企业支援农业的10条措施》。基本精神是:
1.为支援农业办好事;
2.积极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建设;
3.地方工业的生产应把为农业服务放在第一位;
4.继续执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和厂社结合、厂社挂钩的办法,实行工农结合;
5.大力协助地方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强地方工业支农能力;
6.组织“三结合”的技术服务队下乡开展技术服务;
7.有独立能力的,要把多余的水、电,支援当地的农业生产;
8.清理多占的土地退还社队耕种,清理有害农业的工业污染;
9.降低工业支援农业的费用;
10.加强领导。
“五小企业”是城市建立的支援农村的工业体系。1969年全国小钢铁厂的年钢产量将达到180万吨,生铁达到330万吨。全国90%左右的县有了农机修造厂。到1970年12月,全国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起了手扶拖拉机、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配件厂。地方小钢铁厂的炼铁能力比1969年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和合成氨,增长60——70%,各地小化肥厂,小水泥厂的产量已占全国水泥、化肥总产量的40%。1970年河南省县县都有了小农机厂,并已普及到公社一级。黑龙江省上半年县社队办了5200多个小企业。城市以技术为中介联结农村:
五、亦工亦农亦商
公社主要靠自己的积累,根据所生产的农产品优势兴办农产品加工工业,并依托供销社建立供销商业网络。1971年,国务院专门召开的农业机械化会议后,“各地人民公社陆续办起了一些农机修理,修配厂站,许多大队办起了农机修理点,随后又在这些厂,站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机械加工企业,从而使社队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社队企业,靠近上海等大城市,利用有一定技术的退休退职回乡的工人较多,……开办了一批社队企业。江苏无锡县……1971年社队工业积累达1261万元,1972年达到1649万元。”(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P36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河北省枣鹿县31个公社,……办起了……70多个轻工业小厂及柳编、瓦盆、槐胶、制皮等多种副业,生产上百种产品,一年收入200多万元。……湖南省醴陵县所有的公社和90%的大队在1975年都办有企业,共达1780个,社队企业的总产值达2700多万元,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3%。”(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P370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文章《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认为社队工业有四个方面的巨大作用:
1.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2.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
3.进一步发挥了协作的力量,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赶上较富的生产队;
4.人民公社三级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11.5万个,总收入达272.2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23.3%。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43.5亿元,比上年增长43.7%。”(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P371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公社还采取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组织社员农闲到工厂做工,增加了社队的生产资金,也增加了社员收入。
六、上山下乡:培养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
中国社会进步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对数的农民被农耕思想约束,没有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所以,毛泽东说“要害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并设想用一种直接“输入”现代思想价值观念,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办法加速对农民的改造。五十年代中期他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兴奋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城市知青响应了这个号召。1965年9月23日全国有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是“号召”一种自愿的行为加入到新农村建设,推动知识与农村的结合,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安家落户,“号召”就成了安置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的政策,并正式提出要把这批知青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力量。1973年6月22日至8月8日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六条统筹解决办法:
1.各级党委要严格检查上山下乡工作,成立领导小组,由一名书记主管;
2.切实解决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困难,给予补助,增加经费;
3.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
4.果断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5.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作果断的斗争,惩办一批迫害知识青年、强暴女青年的犯罪分子;
6.全面规划,主要采取4种形式:
a.插队;
b.建立青年队;
c.建立知识青年农场;
d.到生产建设兵团。
会议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的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1974年10月国务院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任组长。上山下乡使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客观上用“知识”和“城市青年”把城乡紧密联结起来,建立和增强了城乡合理交往的情感纽带,淡化了观念上的一些城乡界限,加快了用现代科技改造农村、农业、农民的进程。“一些下乡知青,或者本人出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意愿,或者家长为改善知青所在社、队的关系,改变知青所在地的落后环境,主动为社、队与相关单位牵线搭桥,为社队企业提供项目、技术、设备和其他物资,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一些地方为了使知青扎根农村,也投资办起了一些知青工厂。”(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P368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知青在农业战线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涌现出了金训华、刑燕子等先进典型,到1973年在800多万知青中,有5.9万人入了党,83万多人入了团,24万多人被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以上六个方面提供了思想价值观念、组织与动员制度、工农互动、知识与科技下乡的政策机制所构成的价值合理性工具和技术合理性工具的有效系统,描述了毛泽东建设“乡村型的城市”话语。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就能逐步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毛泽东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宏伟蓝图。 (来自:强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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