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回归，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中华民族向人类政治文明的回归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28年，是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政治文明前列的时期；后来被称为改革的这28年，则是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时期。我们完全是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倒着走，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约束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可是我们却是人为做大这两个集团，一方面用放权让利的改革做大权利集团，另一方面用市场化改革做大资本集团，再加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强势集团。其结果是不仅越来越远的游离于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之外，甚至突破了所有文明社会的道德底线，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道德底线都突破了。大到国家政治安排小到老百姓菜篮子食品，无所不用其奸无所不用其假，当今世界哪个国家敢让总统当军队副司令？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无论在台上的还是被推翻的，哪个共产党国家敢让党的总书记当军队副主席？我们的精英集团就敢！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担任军队副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根本不能履行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责，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假如说连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都不能保证是真的，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能是真的！现在至少我们的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是真的了，约束强势集团扶助弱势群体的政治路线是真的了，所以说，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这一伟大历史转变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由上述转变构成的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和大众文化，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历史内容。所以人本主义大旗的兴起，不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伟大转变，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伟大转变。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
可以说，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由于其间中国忽然转向复辟，目前美国便成为唯一的开始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的国家，注重我们这里说的美国是开始了过渡而不是说完成了过渡，其他所有国家甚至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过程。我经常讲，虽然美国和欧洲人均收入差不多，但是他们之间是一个质的差别，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洲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和集团政治时代；虽然欧洲和中国、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人均收入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之间只是一个量的差别，只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进行的大众政治建设，可说是殊途同归，毛泽东当时是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一种主动探索，今天美国的大众政治则是和美国其他创新一样，完全是被动的一种客观进程。美国之所以会形成向大众政治的过渡，主要就是经济虚拟化和资本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主体，改变了经济占有制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把握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公众，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改造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比如由美国资本市场推向全球的有罪推定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特征，可以说，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是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政治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是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它被推翻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原则的历史性否定。许多人都记得，中国的法学精英骂了文革近30年的一大罪名，就是文革大搞有罪推定，说什么无罪推定是伟大的政治文明，是最符合人性的伟大法律原则，并且在无罪推定的指导下搞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结果怎么样？形成了人类历史对权贵和富人犯罪的最大法律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现在大家看到美国，才知道我们文革时搞的有罪推定是走在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前列，后来搞的这个无罪推定是世界正在消除的东西，我们完全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里我把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含义，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无罪推定是指，只要拿不出证据证实你有罪，你就是清白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大家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外许多黑手党领袖能够公开活动，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结果，只要你拿不出证据，明知道他是黑手党也没办法。与此相反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拿不出证据证实你是清白的，你就是有罪。这个法律原则的前提依据是什么，就是朗咸平演讲中介绍的那个富人原罪说，富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那个成份论，既然富人天生就有罪，你要证实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你就活该倒霉。中国的知识精英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品质恶劣，多少年来一直大骂有罪推定是法西斯，现在一看他们最推崇的美国搞起了有罪推定，并且全世界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又说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仍然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中国精英集团为什么那么喜欢无罪推定原则？道理很简单，无罪推定是保护富人的法律原则，因为穷人永远都拿不到富人的证据，即便有可能拿到，穷人也拿不起证据，举证是要花钱的，并且要花许多钱，穷人没有钱，拿不出证据，也就打不赢官司，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冤死不告状的原因。有罪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穷人就不怕和富人打官司了，这对于那些随便欺负老百姓的富人是很不利的，所以无论是文革搞的也好美国搞的也罢，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此都布满仇恨。可以说，只要实行无罪推定，就只能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永远就只有两条极端选择：要么含冤死，要么去杀人，此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股市，银行业受到外资挤压前景不妙，房地产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预期收益下降，可偏偏是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票在暴涨，很明显是有人在操纵股价，是在从事刑事犯罪，可是由于股票交易所只接受公安部的调查取证，一般投资者就是亏死也拿不到证据，这就完全堵塞了法律解决的通道，作为一般投资者除了自杀、杀人或等待动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了。这就是无罪推定的奥秘，让股民拿不到庄家的证据，患者拿不到医院的证据，员工拿不到公司的证据，下级拿不到上级的证据，弱者拿不到强者的证据，受害者拿不到害人者的证据，维权者拿不到侵权者的证据，这样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的高枕无忧了。最初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富人打天下，形成保护富人的法律制度大家还只能忍着，后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的社会化，成为经济主体的美国老百姓逐渐意识到，无罪推定这个东西，是富人专门对付穷人的法律，所以便开始进行改革，确立了有罪推定这个穷人的法律原则。还是马克思那个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肯定随着变。目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美国老百姓手里的有价证券，不算基金和债券，仅股票就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１１万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追上了美国的总产值１４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正是美国大众经济基础的形成，导致了它向大众政治制度的转变，这里说的有罪推定仅仅是一个例子，诸如它的惩罚性赔偿，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等等许多制度变革，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以往社会富人主导的集团政治制度，富人的违规成本越来越高，穷人的维权成本越来越低，富人穷人的法律关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换位，人类进入大众政治时代的历史开始了。有个典型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二０００年，美国证券会主席代表广大股民，状告美国三百家坐市商（证券公司），这几乎是把美国整个金融资本集团告到了法庭上，结果官司没打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三百家证券公司认为举证太困难，所以主动认输赔钱。事后美国证券会主席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中国证券报》用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说之所以官司能够打赢，应该归功于美国有罪推定的法律制度，就是辩方承担举证责任。这个事件的典型性就在于，国家证券会主席代表股民同证券公司打官司，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同时状告三百家证券官司居然还能赢，同样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其实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就把富人给管住了，只要发现有人操纵股价，你就可以告他，告完你可以回家睡大觉，由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来证实自己是清白的，证实不了就是有罪，就要陪你的损失，这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富人是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敢随便欺负穷人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文革中的大字报，老百姓对权贵不满足，就可以贴一张大字报表示质疑，然后由权贵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证实不了就是有问题。不同的是美国的大字报贴在了法庭上，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了墙上，所以美国形成了制度，而我们只是运动。不过美国这些大众政治的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我们中国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可惜的是文革爆发在中国，开花结果却落在了美国。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法律总是起保护犯罪的作用了吧，为什么中国的穷人好人怕打官司，富人恶人把打官司经常挂在嘴边，就是一个犯罪成本问题，在中国，富人对穷人，坏人对好人，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公司对员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有本事你就去告我，爱告到哪里就告到哪里”为什么坏人会如此理直气壮？因为他知道，中国法律的举证责任就能压死你，你从打官司那一天开始就等于是走上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不归路，所以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反映，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喷血喊出一句“我豁出去倾家荡产也要告你！”可见中国老百姓打官司的成本有多高！中国法律制度改革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犯罪成本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越来越高，相反，老百姓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维权收益却完全是负数，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纲常败坏腐败腐烂的根本原因。其实治理国家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像庄子讲的那样“治大国若烹小鲜”，只要调节好犯罪的成本收益就够了，因为犯罪也有个风险收益的比较问题。为什么主席那个时期政风清廉、民风清正？就是当时把犯罪成本调得很高，犯罪收益调得很低。可是后来在改革的旗号下，把犯罪成本调得越来越低，犯罪收益调得越来越高，以至于最后奉公守法的人变成了人们眼里有毛病的人，谁不搞经济犯罪谁就是二百五，谁就是大傻帽，甚至在老婆孩子眼里都是一个没用的人。最近世界上流行什么反人类罪，我说把人类尊严和良知糟践到这种程度，把人变成了不知廉耻的畜生野兽，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
我们说整个人类社会，正在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正在由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可是我们偏偏去重复集团政治的模式，人为地创造了一个由权利、资本加知识组成的强势集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又创造了一个权力市场，就是专门买卖权利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精英集团坚持要搞市场经济的原因，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权力市场的形成，虽然满足了精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却是害苦了国家害苦了社会，比当初中世纪西方教堂买卖“赎罪券”的后果更加可怕：一是造成了社会全面腐败，二是造成了社会极端不公平，三是造成了经济的巨大的泡沫化。这后一个问题大家还没注重，还属于没有暴露出来的潜伏危机，但是后果相当可怕相当严重，就是权利买卖在整个GDP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由权利买卖形成的虚假产值的比例越来越大，经济泡沫现象越来越严重。大家知道，当初导致东南亚、东欧、南美、日韩等国经济泡沫破灭的原因，只是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而现在中国不仅有着更加严重的金融不良资产的泡沫，还有着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权利资产的泡沫，这两个经济大泡沫一旦破灭，后果要更加严重更加可怕。权利买卖创造的GDP完全是虚的，没有增加任何实际财富，说是泡沫，其实连泡沫都不如，至少泡沫本身还是一种客观存在，权利买卖创造的GDP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在推动GDP本身呼呼上涨，就拿我们的上市公司来说，一个上市公司的资格是５０００万，也就是说公司要获得上市资格，就要支付５０００万现金，１４００多家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就创造了七百多亿的GDP，还有出版社书号的买卖，国际版权协会免费分配给中国的书号几千年都用不完，阿拉伯数字随便排嘛，可我们国家出版总署一分配就变成了资源，一个书号２万，去年仅书号买卖就创造了５０亿产值。大家想想，类似的治理权的买卖在中国能有多少！每年能创造多少产值！并且权利买卖创造的收入全部进入了个人腰包，分文没有进入国家财政，虽然权利是公共的，但是权利买卖创造的财富却是权利者个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既不搞社会主义也不搞市场经济，偏偏要搞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的奥妙所在。这些年行业规范化的口号响彻云霄，越来越多的权利潮水般涌入市场，成为买卖对象，由此创造的GDP越来越大，社会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个人的收入也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权力集团挥霍无度的根本原因，不仅公款挥霍无度，个人花钱也挥霍无度，就是因为权利买卖带来的金钱太轻易了。这实际上是以整个国家经济的大崩盘来换取个人奢华生活的大挥霍。
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两个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是资本集团的抢劫，另一方面是权利集团的挥霍，并且这两个矛盾是彼此依存、互为存在前提的。资本集团以权利集团的挥霍为借口，大肆进行私有化抢劫运动，典型代表就是所谓“冰棍理论”，认为国有资产是冰棍，不抢就融化了，所以应该抢，这等于是说对少女应该强奸，不强奸她就老了，这就是我们的北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宣扬的理论！反过来，权利集团又以资本集团的抢劫为借口，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占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随意大肆挥霍。中国如同落入两个流氓手中的悲惨妇女，双方互相以对方的罪恶作为肆意折磨这个妇女的理由，并且这两个流氓的疯狂程度是互相刺激互相推动的。看看房地产市场，就知道资本集团的抢劫有多么厉害，扒掉一片平房盖２０层大楼，其中每一层楼都包含有地产价格，即便把其中一层的钱付给老百姓，仍然白赚19层的地产价格，可是就这一层的钱都不给，就是强行拆迁，你想反抗，他白道有武警法院，黑道有各类打手，你说黑到了什么程度。再看权利集团的挥霍，据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的数据，我们省级部门查出的行政超支是６０００亿，还有就是来自中心党校的数据，每年公车消费超过３０００亿，吃喝超过２０００亿，出国培训３０００亿，大家知道能统计出来的挥霍要远远低于实际的挥霍，就这统计出来的就是８０００亿，加上前面的６０００亿，一共是１４０００亿，正好把我们去年１０％的经济增长全吃掉了。这就是中国富豪取代阿拉伯富豪纵横天下的经济基础，一个人均收入在发展中国家都排名落后的国家，其富豪却震动世界，让世界５００强的跨国公司老板都自叹不如，上千万一辆的宾利轿车，中国大陆销售量超过全世界的总和；中国高档化妆品的销售量，超过欧洲日本，直追美国；全世界赌场的标志都换上了简体中文，澳门赌场赌资的８５％以上来自中国大陆；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追求女明星，出手一个生日礼物就是200多万的豪华轿车，那位比他低一级的刘金宝更不逊色，仅为了把情人打造成中学时代的心中偶像，出手就是整容费400万。如此的惊人挥霍，别说是１０％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１００％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被统统吃掉的。可以说，今天的权力买卖和大肆挥霍，已经越来越接近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前夕那个极度糜烂的赎罪券买卖时代了；不同的只是当初僧侣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天堂的权利，无论你多么邪恶，只要你买得起赎罪券，你就能够上天堂，相反，无论你做多少好事都要下地狱，穷人就彻底绝望了，不仅活着没希望，死了还要下地狱，干脆就拼了，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革命；今天权利集团买卖的是进入市场的权利，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物，只要你买得起权利，市场就统统可以准入，否则就干什么都违法，偌大个中国连老百姓随意摆个摊的地方都没有。当初的僧侣集团依靠买卖赎罪券把自己卖成了第一阶级，同时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卖到了绝望的地步，今天的权利集团依靠买卖权利也把自己卖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同样也把老百姓卖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怎么能不绝望？社会两大强势集团，一个在疯狂抢劫，一个在大肆挥霍，我们能有多少资源经得起这么挥霍这么抢啊！老百姓头上又怎么能不重新压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三座大山！朗咸平讲目前中国是历史上最野蛮最疯狂的时代，遭受到大陆知识精英恶狗般的疯狂谩骂，其实对比一下历史就会看到朗咸平并没有丝毫夸张。我们就用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做比较，标准不能算高吧，当初希特勒对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里有几间民房不满足，德国财政部长为了讨好希特勒，用三倍于市场价格的价钱把房子买来拆掉，那还是国家公园需要的拆迁。可是我们今天一个房地产商就可以带着警察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的房子，然后再把老百姓作为“钉子户”拿到法院去判决，拿到电视台去暴光，所谓暴光就是过去的游街示众，从而形成了远远超过当初英国羊吃人的房吃人时代。羊吃人时代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可是和我们今天相比却是文明多了，第一，当时贵族圈地主要圈的是自己的土地，公地很少，只是把租种农作物的农民赶走，用来养羊；第二，当时贵族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圈地，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一样，丫鬟吴琼花跑了，派自己人打着灯笼去追捕。我们则是动用国家专政力量为开发商去拆迁，用武警去圈地。房子被强行拆迁土地被强制圈占的老百姓连打官司的权利都没有，最高法院规定一律不准受理拆迁户的上诉。现在好了，事情完全倒过来了，最高法院又做了一个针锋相对的相反规定，一律不准接受开发商对拆迁户的上诉，政府还规定，公检法不准参与拆迁，水电部门不能对拆迁户断水断电，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开发商、贪官污吏、知识精英提起中心政策就破口大骂的原因，天又变了，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以上是我所讲的三个回归，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向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在此我还要非凡强调前面曾经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本主义大旗，标志着我们不仅仅是向世界文明政治进程的简单回归，而且抓住了社会历史转变的龙头，从这个角度讲，我坚信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年来我一直坚信，六中全会后我更加坚信了。我们说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是指经济，而是指文化，是指东方文化的和谐本质。西方文化的本质是竞争，合作也是为了更好的竞争，传统经济社会是竞争主导的社会，所以西方文化占据了龙头地位，主导了整个工业社会。东方文化的本质是和谐合作，竞争也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为了更高的和谐，而以网络信息和虚拟经济为基础的双赢社会，恰恰需要和谐合作代替竞争，所以西方的竞争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了，在客观上要求代之以和谐的东方文化，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２１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打开世界发展史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观点是有着可靠历史根据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谁抓住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者。为什么欧洲能够主导世界几百年？就是因为它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率先抓住了工业社会的文化龙头，首先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所以工业革命才在欧洲开花结果。虽然孕育工业革命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但是中国没有适应工业革命的政治文化环境，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生长了几百年仍然只是萌芽。现在，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又开始了更伟大的历史转变，同样是谁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谁就是未来世界的主导，人本主义大旗和建立和谐社会，标志着我们抓住了历史转变的文化龙头，所以未来世界的主导将一定是中国。以东方文化的和谐价值观为基础重新整合东西方文化，形成与全球一体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将是２１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变革，也是未来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所要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坚持数年并在今年达到高潮的中国左派对右派的批判斗争，将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开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实现，而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中崛起。在这一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中，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弘扬真正的东方文化，把封建文化从东方文化中剔除出去，防止和避免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演变成封建文化的历史性泛滥，否则我们民族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要清醒的看到，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历史上极其野蛮残酷的文化，其野蛮残酷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其典型代表就是它的另一个四大发明：太监，小脚，金鱼，盆景。大家看，太监、小脚、金鱼、盆景这四个东西，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事物的天然状态，都是事物天性强制扭曲的结果，以天性扭曲作为审美对像，这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一种文化，它毒化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扭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总是以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依靠在座的青年和大学生了，欧洲政治文化的变革用了２００多年的时间，就算历史加速度发展，我们也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这就只能依靠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了，或许还要包括下一代年轻人，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三、实现伟大转变所面临的斗争
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简单说一下六中全会后思想领域将会出现的斗争。从现在起到明年十七大召开的期间，斗争将会集中在和谐社会的解释权上，围绕这个问题，左派和右派将展开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各种政治力量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解读什么是和谐社会以及怎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目前来看，关于和谐社会解读权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首要问题就是谁是不和谐因素的问题。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消除不和谐因素，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那么现在中国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和谐因素就是精英集团对国有资产疯狂抢劫和大肆挥霍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并且这一分化已经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逼上了绝路，已经把中华民族拖到了大灾难大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所以，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这个精英集团，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中国人民与这个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共戴天的矛盾。当然这里不是指肉体上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而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的。在谁是不和谐因素的问题上，一定要接受当初“稳定压倒一切”的教训，当初中心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精英集团就利用话语霸权对不稳定因素做出了相反的解释，他们不是把扒房子圈地的流氓恶霸看作是不稳定因素，而是把在房屋废墟上哭天抢地的拆迁户看作是不稳定因素，他们不是把流氓强奸看作是不稳定因素，而是把受害妇女的哭喊看作是不稳定因素，从而把“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他们干尽一切坏事的挡箭牌，现在一定要防止他们再把“和谐压倒一切”变成新的作恶借口。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有所谓精英跳出来，像刘吉、李剑阁等人，大骂所谓看病难住房难就是否定改革，否定改革就是不和谐，高尚全还说什么要通过改革建立和谐社会，真是荒唐！现在老百姓已经被改的还剩半条命了，还要怎么改？难道非要把老百姓改死不成！
第二，就是关于民主法制的解释。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的六条定义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布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民主法治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反映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要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完了一个阶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左派的立场也好，右派的立场也好，老百姓的角度也好，中心政府的角度也好，以往那种经济改革逻辑都需要停一停了，政治体制改革将要纳入议事日程了，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以民主法治放到了六条中的首位。而六条中最能被精英集团歪曲解释的恰恰也就是民主法治，即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法治？可以说，围绕民主和法治的斗争，将是贯穿建设和谐社会整个过程的斗争，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和谐社会能不能建成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他们几十年的抢劫成果能不能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它对所有政治力量来讲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要什么样民主什么样法治的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大问题，当初在经济改革的选择上已经错了一次，现在在政治改革的选择上不能再错了，我们也错不起了，假如再错一次，东方文化会存在，中国人也会存在，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民族将不复存在，所以我才说对所有政治力量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就民主来说，民主本身就包括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度，我们这里所说的两种民主不是指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这里说的两种民主，一个是主席一生倡导和追求的人民民主，即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利的民主；另一个是集团民主，即一个集团内部的民主，虽然集团民主也打着人民的旗号，但是能够通过制度障碍把老百姓排除在外。集团民主分又为两种历史形式，一个是权力集团民主，一个是资本集团民主。集团民主的最大特点是，集团内部越民主，集团之外的老百姓就越倒霉，比如权利集团内部越民主，就越是自发地形成官官相护，老百姓就越没有希望，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无一不是形成权利集团民主的时期，要么是宦官的集体领导，要么是豪门的集体领导，要么是官僚的集体领导，总之，只要是架空皇帝形成集团民主的政治局面，老百姓的灾难就开始了。大家对此应该是有体会的，今天权力集团民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无论东方西方大家都看到了，资本集团民主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我们也尝到了。所以我们选择的民主必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绝不能是把人民排除在外的集团民主。其实民主是一个最为宽泛的政治概念，适合于所有的政治社会，只是含义不同罢了，集权政治的民主是为民做主，集团政治的民主是以民为主，大众政治的民主是由民做主。我们所要选择的就是大众政治的民主，即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由13亿中国人民做主的民主，而不是由某个集团做主的民主，无论这个集团多么先进都不行。有关民主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民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民主究竟是一种实在的利益，还是一种观望的权利？对老百姓来讲，批评顶头上司的民主和批评国家主席的民主，哪个更能带来实际利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建设，是赋予老百姓越来越多直接批评顶头上司的权利，老百姓可以运用这个权利直接获取实在的利益，比如工资、房子、职称等。我们现在的民主建正好倒了过来，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中政策，但是却不能批评顶头上司，生死荣辱的命运完全把握在顶头上司手中：男人都是顶头上司的奴仆，让谁下岗就下岗，不下岗也让你一辈子没有出头机会；女人都是顶头上司的小妾，想和谁睡就和谁睡，不上床让你一辈子没希望。知识精英总是说，现在比过去民主了，单就批评中心政策的民主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不过对老百姓来讲，这种民主纯粹是一种观望的民主，在观望批评几个集团之间如何较量，但是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却把握在顶头上司手中，明天早上醒来还有没有工作、还有没有饭吃，和国家主席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和顶头上司却有直接关系。你说哪个是真正的民主？谈到民主，还有一个与民主相联系的自由问题，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一个是西方式集团政治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知识门槛相当高，一般老百姓根本跨不过去，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专利，所以知识分子更喜欢这种自由；还有一种就是大众政治的自由，像文革时期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美国老百姓告状没有证据的自由，今天网络论坛上发帖子的自由，其实网络论坛就是一种现代大字报，这种自由没有知识门槛的限制，也不受把持媒体的文痞学霸的垄断，是所有识字老百姓都能享有的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大众政治自由。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网络这种大众政治自由的现代媒体形式，就不可能有今天左翼联盟对精英集团的批判，甚至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谈论的伟大转变，恐怕今天仍然是少数知识精英对舆论的完全垄断，就像现在的报刊等传统媒体那样，完全是强势集团的文化鹰犬。
其次就法治来说，在法治的解释上，中国的法学精英可谓是已经丧尽天良，其标志就是他们故意掩盖歪曲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的真相，用无耻谎言欺骗国人，宣扬了一套保护犯罪的法律制度。西方国家的法治之所以有效，源于两个根本特点：一是依据自然法，二是由公众立法。依据自然法，是指西方国家法治所说的法，不是指社会法，而是指自然法，自然法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说的天理人伦、道德良心，也就是中国人过去讲的那个道，这才是它法治的真正依据。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讲自然法讲个道的，拥护一个皇帝，就说他是有道明君；想推翻一个皇帝，就说他是无道昏君；皇帝统治百姓说是顺应天道，老百姓要造反就说是替天行道。可见以前中国人的法治观和现在西方人的法治观是一样的，都是把天理人伦、道德良心看作是法治的根本依据。并且西方国家为了保持法律和道德的统一，专门建立了陪审团制度，让那些不懂法律条文的老百姓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由于陪审团的老百姓不懂法律，就只能根据天理人伦、道德良心来判定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来，法律和道德就一致了，法律就成为了维护道德的工具。可是我们的法学精英们却是以他们自己制定的社会法作为法治的依据，并且在否定道德悖逆天理的前提下谈法治，从而把人类社会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完全颠倒过来了，法治成为了推行邪恶的工具，假如把法学精英们的社会法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一部《水浒传》，就高俅一个好人，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国民黨的辛亥革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都是违法的，乃至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是违法的。西山会议之所以说“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没有注册”，他们的理论根据就在这里。可见在权贵集团豢养的两条狗中，法学精英这条狗比主流经济学家那条狗还要无耻，主流经济学家的“抢劫经济学”固然无耻，但是至少还有一点赤裸裸的流氓豪气，法学精英则如同阴暗变态的秃头同性恋那样只能让人恶心透顶。西方国家法制成功的第二个根本特点是什么？就是公众立法，由社会公众进行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是由集团立法。自然法保证了不能违反天理良心，公众立法保证了不能违反公众利益，社会也就和谐健康了。法学精英的罪恶在于，他们在推翻自然法的同时，又搞了个集团立法，这集团立法是比封建社会的皇帝集权更加糟糕一种政治状态，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皇帝集权至少还要平衡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有点希望，集团立法则只考虑本集团的利益，只考虑怎么用来有效的对付老百姓，老百姓是半点希望都没有的。而且最荒唐的是集团内部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门划分，约束哪个部门的法律就由哪个部门负责起，电信法由电信部门来起草，证券法由证券部门来起草，会计法由财政部门来起草，统计法由统计部门来起草，等等，大家想想，由法律的约束对象来起草法律，这个法律还能有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法律是一张废纸的原因，为什么刑法有作用？就是因为刑法不是流氓小偷起草的，假如刑法也像其它法律那样由流氓小偷来起草，刑法也同样会变成一张废纸。所以要让社会公众成为立法主体，不能让集团来立法，非凡不能让法律约束对象来立法，由法律约束对象来立法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糟糕最黑暗最野蛮的“法治社会”了。
第三，就是资产的继续抢劫和反抢劫、套现和反套现以及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斗争。其中资产套现和获取合法性，将是强势集团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物权法》、引领外资全面收购制造业、控制银行业，以及故意混淆两个非凡利益集团的不同性质等等，其主要目的都是资产套现和获得合法性。现在我们说六中全会的伟大转变，还只是理论上政治上的转变，利益调整的大幕还没有拉开，一旦利益调整的大幕拉开，抢劫和反抢劫、套现和反套现、合法性和非法性的斗争就会达到白热化。看看现在的股市就会发现，左派在喊伟大的转变，右派在抓紧资产套现。明年１７大组织路线解决后，利益调整的大幕就会拉开，强势集团将会由现在的背后套现转而公开走上前台，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矛盾、强势集团和胡温新政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的走向激化。早在六中全会之前，知识精英就代表强势集团发表过一个政治宣言，声称现在中国有两大集团，一个强势集团一个弱势群体，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反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肯定要垮台。这个政治宣言已经成为他们威胁人民威胁中心威胁历史的主要叫嚣，只要他们做坏事被抓住就重复这个宣言，北大教授在课堂上造谣被学生抓住，重复的是这个宣言，复旦大学教授嫖娼被抓住，辩护者重复的也是这个宣言。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宣言是空穴来风，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媒体资源的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强势集团手中，他们面对弱势群体具有专政的绝对优势，面对胡温新政具有发动动乱的优势。而弱势群体以及代表弱势集团的左翼思想拥有两大优势，一是新的中心政治路线，二是网络这个新型的大众媒体。有这两条，这次伟大转变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前途都肯定是光明的。
最后还有一句话，伟大的历史转变已经开始，转变的成本有多大，转变的成果有多大？将取决于我们全体人民的努力，包括在座每一个人的努力，既然是大众政治，就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努力。２００６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的历史是逢六必变，１９２６年是北伐战争胜利，１９３６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１９４６年是国共内战爆发，１９５６年是所有制改造完成，１９６６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１９７６年是捕杀造反派的“宫廷政变”，１９８６年是自由化运动的开端，１９９６年是瓜分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今年是六中全会的伟大转变。下一个带六之年会是什么？让我们共同祈祷，祈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会有更伟大的好运降临！
谢谢大家，谢谢乌有之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