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转变，最后一个转变就是，政治伦理大旗由单纯的金钱价值观转变为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六中全会在思想领域里的最大成就，就是放弃了金钱价值观这面大旗，恢复了先进政党应有的政治伦理。可以这样讲，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入思想旗帜，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天天说美国是金钱国家，可美国的国家旗帜上写的也不是金钱，写的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唯有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把金钱写入了政治旗帜，这就是所谓生产力标准，闻名的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可以这样讲，我国这次历史转变，能转变到什么程度，转变过程中会付出多大代价，最终得到多大历史成果，其中一个要害性的因素，就是取决于我们对旧有价值观批判的程度。价值观的转变是根本转变，是所有转变的基础。中国落到今天这种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就是价值观转变的结果，摆脱这种状况仍然要靠价值观的转变。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三个理论：“猫论”、“特色论”和“国情论”。<?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第一，发展目标上的“猫论”。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按照整个理论，一个姑娘走上社会，做工人这只猫，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做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几百块钱，你说哪只猫好？肯定是做小姐这只猫好。于是中国进入了“无恶不作”的时代，所谓无恶不作，就是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罪恶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无恶不作”的含义。你看，我们环境毁掉了，环保产业就发展起来了；社会风气恶化了，防盗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伪劣假冒兴起了，打假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并且伪劣假冒产品越多，GDP增长就越快。总之是罪恶越多工作越多，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只有罪恶才能推动工作。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论。特色理论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建立权利约束机制的理论依据。几十年来一直在讨伐批判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提“姓资姓社”就骂你是极左，骂你是僵化，就骂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只有傻瓜才会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才成为精英集团妖魔化的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就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约束体制；假如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就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约束体制。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包括封建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约束体制。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色理论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标准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咱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假如现在忽然冒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男人，这个社会就全乱套了，他进女厕所时说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则区别；他进男厕所时又说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质区别；他哪个厕所都能进，想进哪个就进哪个，那男女厕所秩序就全乱了。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和结婚要问是男是女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就用什么价值观来约束它。就像马路上的行人车辆，要么向右行驶，要么向左行驶，假如说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规则，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涂不可。所以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确定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发展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质的确定，没有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结婚的形式可以讲特色，但是男女结婚的性别确定，绝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现性别不确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论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讲特色，国家讲特色，单位讲特色，个人就也跟着讲特色，世界上再也没有固有真理和统一规则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行业一种产品不造假，所有行业都在制造有“特色的产品”，除了小商贩小老板还知道廉耻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板无一不是公开造假，去大商场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服装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可是中国所有大商场都铺天盖地的在销售欧美原装的进口服装，甚至大批的手工针织品都说是欧美原装进口，进入大商场你才知道中国已经发达到让美国妇女给我们织袜子了。大家都在骂有毒食品，其实农村的偷偷造假说明还有道德还有希望，城市的公开造假则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廉耻丧尽了。
可见，民间道德的丧失，个体行为的紊乱，是一个国家政治伦理混乱的结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么设，水就怎么流，不纠正国家的政治伦理，就不可能重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国老百姓本身并没有问题，那些知识精英们总是骂中国人素质低，还拍了个《河殇》专门贬低中国人，说中国黄土地上产生的“黄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让西方“蓝色文明”来替代它。其实中国的问题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素质没有问题，看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就明白了。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毛泽东，我也可能会认为是中国人有问题，鲁迅那么伟大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有问题，像《阿Q正传》就是说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泽东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并不差。就精神风貌和道德风尚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世界学习的榜样，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人是全世界道德风尚的反面教材，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会看到简体中文的道德提示，有个世界闻名的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观感中，赞扬北京无私助人的社会风气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城市，由于她是拥邓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为文革涂脂抹粉，所讲的北京状况应该更加真实。再就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来说，中国人表现的更是感天动地，就说朝鲜战场，当时美国人打败天下无敌手，单挑两个法西斯国家全都踩在脚下，绝对是“东方不败”，可是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焦头烂额，以拍战争片闻名世界的美国好莱坞，拍尽了历史上所有战争，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鲜战争，为什么？因为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说中国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中华民族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十年逼良为娼的结果，是逼良为娼的文化、逼良为娼的体制，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酱缸，无论放进去什么，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淘汰好人的机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实在事的口号，事情就更荒唐更极端了，最终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却统统变成了做明白人干实在事，可什么是明白人到现在也没下过一个定义，于是社会就理解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就是明白人；贪污受贿，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所以只有捞钱才是实在事，其它都他妈是虚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可能大家会感觉郎咸平的话过激，感觉我讲的也过激，其实并不过激，大家对照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黨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实政治腐败并不可怕，政治腐败好解决，就像一个人长了病，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保守疗法——改革；二是外科手术——革命；对于政治腐败改革不行就革命，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却很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变成负数，变成社会的灾难，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特色理论必须要批判，特色理论已经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最初公开指出这一点的，还不是大陆人，（大陆人怎么了？好事都不是大陆人干的，你看这次批判右派也是郎咸平干的），而是香港人，是当时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仑女士，她针对中国股市的肆意欺诈讲到：“邓公的中国特色本来是个好东西，现在却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所有的坏事都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特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为什么？中国特色；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为什么？中国特色；操纵股价会计造假，为什么？中国特色；诈骗被抓不赔偿，为什么？中国特色；领导看谁不顺眼扫地出门，为什么？中国特色；扒别人房子不给钱，为什么？中国特色；总之，永远都只是一句话：中国特色！回顾近三十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面对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了。
第三，就是所谓的“国情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国情论”。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国情论”，当时搞洋务运动，针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路线，认为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怎么样呢？差点儿亡国灭种。第二次是蒋介石的“国情论”，认为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结果是天下丢在了共产主义者手中。这是第三次“国情论”，认为今天西方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不符合中国国情。假如说特色理论是干尽一切坏事的借口，那么国情论则成为拒绝当代所有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借口，什么人权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公费医疗不符合中国国情，免费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国国情，总之，凡是好东西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华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道理很简单，国情论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方是正确的，只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其它国家都是适合的。说人权不适合中国国情，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侮，也是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敌视。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别说人权问题没有什么国情不国情的束缚，即便是真的有国情的束缚，人类宁可改变国情也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类物质上追求幸福，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即便是国情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用国情论把自己放到历史被告席上，在价值观上判了自己的死刑，结果让美国的价值观一下子统帅了世界。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中美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中国由人权的原告变成了被告，曾几何时，毛泽东时代中国大民主的人权观念横扫整个西方世界，那时候是西方讲国情，认为中国的东西不符合西方国情，现在怎么倒过来了？同样很简单，那个时候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权的确超过西方国家，后来的中国人民别说人权了，连动植物的权利都没有了，过去用草菅人命来形容恶官，意思是把人看的和草一样的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连草都不如了，草还有个保护法还有个植树节，可是中国老百姓有什么？连西方国家工人100多年前争取到的罢工自由都丢了，西方国家工人争取到的“五一劳动节”，在中国都变成了“五一老板节”，看看前些年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老板，为什么？因为邓小平说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板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老板和工人都是劳动者，人家老板比你工人重要，属于先进生产力，五一劳动节自然就变成五一老板节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这种地步，如何不在价值观上成为历史被告！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批判国情论，不是像民运派那样要搞什么西方式的民主人权，而是要重建远远高于西方集团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把人权由集团内部推向全体百姓。可以这样讲，当今世界关于人类价值观的选择和斗争，将主要表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上，中国和美国。过去20世纪影响世界半个世纪的是这两个国家，今后21世纪影响世界的，还是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总是认为中国的GDP很小，不足以影响世界，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是如此。可以这样讲，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悲剧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一度的背叛，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悲剧，多哈会谈就是典型，本来2000年要谈成的东西，到现在多谈了六年还是谈不下来，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一盘散沙，缺少了中国这个政治领袖。当初中国要搞现代化，在精英们的鼓噪下，中国改变外交路线，抛弃穷兄弟，只交富朋友，结果是富朋友没交住，穷兄弟也丢了，中国变成了孤家寡人，联合国一开会就投弃权票，成了弃权专业户，自己和穷兄弟都遭受到巨大损失。这一次好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中国又回归到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当中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兄弟又连在一起了，这是中华民族命运的一大转折点，是毛主席生前摆好的一局大棋活棋，中非论坛标志着我们又回到毛主席生前设立的国际战略框架中来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伟大转折，的确是只能用伟大转折才能形容。我们换个思维方式来看中非论坛，也能看出它对美国对西方国家巨大的制约作用，按照中国古代“五行”说，东方是木，西方是金，南方是火，北方是水，中间是土。五行中是金克木、火克金，金克木如同狼吃羊一样是天然的秩序，这是冥冥中注定的，注定了西方征服东方征服中国，而中国不可能单靠自己力量去征服西方，如同木不可能反过来克金，羊也不可能反过来吃狼一样，木头是不可能砍斧子的。那中国怎么办？毛主席一代大佛，给我们留下一套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以火克金，这绝对是个法宝啊，可惜我们后来丢掉了。现在我们正在重新拾起这个法宝，以火克金，有两把火，一是非洲这把火，二是伊斯兰这把火。21世纪中华民族就要借助这两把大火，同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孙族群展开历史大较量，由较量形成平衡，由平衡形成合作，在合作基础上双方携起手来在共同整合东西方文化，共同创建地球村的合理规则和和谐文化。世界上只有中美两个国家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进行过解放全人类的教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天天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现在决定美国政策的新保守主义，也在天天讲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教育，只有中国和美国，在进行地球村的教育，进行全球一体化的规划整合。并且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具备了创建新文化的能力，都有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化，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初步实验；现在的美国则已经在制度上开始实践大众政治文化。这两个目前表面上十分敌对的国家，在带领人类社会实现向大众政治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却是相反相成，配合的相当好。经常有人对我说，现在不要提文化大革命，最好是把文革绕过去，我说不能绕过去，这是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现在搞的大众政治，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为什么要绕过去？我们的知识产权丢的还少吗？四大发明的知识产权，全世界都在用，到现在也没收回过一分钱，这次大众政治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再丢了，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政治、大众经济，大众文化组成的大众时代，这个知识产权是我们的，是我们文革期间创造的。这几十年就是丢了这个知识产权，讲国情论，自己创造的东西却说不适合自己，结果把自己弄成了背离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被告。可以说，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现在集团政治的全面腐败和腐烂，也从反面说明它已经走到头了。精英集团讲的什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完全是胡说八道，台湾是民选政府，可是它的腐败远远超过大陆，意大利三届总理，361个内阁成员全都是腐败分子，那可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家。今天的腐败已经不是集团内部权利制衡能够解决的了，它反映了集团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将要成为历史了，人类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任务，集团政治曾经是伟大的，曾经在几百年里给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它应该退出历史了。就像穿衣服一样，一到冬天我们的西服就要换成羽绒服，不是说西服不好，是季节变了，我就得换上羽绒服。人类政治模式也是这样，时代变了就得随着变。我们反对那些右派精英的政治改革主张，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既然集团政治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干嘛再要去走一遍呢？我们这二十多年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课补的还不够吗？还不够痛苦不够悲惨吗？还要再去补资本主义集团政治那一课？那不是自己找着亡国灭种吗？毛泽东曾经实验的、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大众政治，才是我们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啊真是伟大预言家！老人家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是生命是有限的，老人家感觉到来不及了，又不想让中国人走太多弯路，所以搞了文化大革命，想以此告诉人们一些东西，如同父母对孩子一样，明知道孩子不兴奋，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也要约束孩子去上学。假如没有美国今天客观上的实践，我们也不知道文革是对的；同样，假如没有文革，我们更不知道美国今天变化的历史意义。现在我们知道了文革并不是乌托邦，如同现在这个乌有之乡，虽然叫乌有之乡，可并不是真的乌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好了，关于伟大转变的内容，就说这么多。
二、伟大战略转变的意义
谈到这次伟大转折的意义，我把它概括为是三个回归，第一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第二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第三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下面分别讲述：
第一个回归，是中国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
它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粉碎了把中国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是各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时代，共产党纷纷改成了社会民主党。我们很多同志批判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但并不完全是戈尔巴乔夫造成的，还有一个人没有说，是谁？对，就是下面那个同志讲的邓小平。为什么呢？正是六四那一枪打掉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东欧苏联老百姓心里打掉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当时整个苏联东欧的报纸全部沉寂了，不知道该怎么表态，假如和西方国家一起骂社会主义中国？觉得不符合共产党的立场；假如赞扬对老百姓开枪，觉得也不符合共产党的身份。经过整整半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最终火山般猛烈爆发了，苏联东欧那么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争先恐后的全垮了。所以说，是中国打响了苏东事变的第一枪，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一枪，正是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使他改变了社会主义立场，解散了苏联共产党，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巨变。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着一个东西，就是所谓政治遗言，真假我们不知道，里边有两个东西最值得注重：一个是政治遗言里讲，将来有机会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所谓争取历史主动；另一个是政治遗言里讲，将来有机会要对毛泽东重新评价，所谓重新评价就是全面否定，并且说中心曾经还有个将来要对毛泽东重新评价的决议。这个所谓政治遗言流传十分广泛，据说还有一帮老家伙上书胡锦涛，要求执行政治遗言，公开中心五中全会决议，把毛泽东像从天安门上摘下来。这完全是坑害胡锦涛，激怒老百姓，现在你不摘毛主席像，老百姓还有个希望，哪怕是虚幻的也是希望，你摘掉之后他就彻底绝望了，社会非出大问题不可。
网上流传的关于共产党改名的政治遗言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不过后来的三个代表，倒确实有些像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这也是到现在对三个代表始终不加解释的原因，三个代表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却始终不指出哪些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哪些是中国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解释不明确？党的指导理论应该堂堂正正，内容明确，为什么要像男女恋爱或黑道暗语那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奥秘就在于它偷换了一个概念，偷换了一个先进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讲工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不是根据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大小，而是根据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质和发展要求来确定的，他这个阶级大公无私，他的阶级利益的实现能够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剥削，是从这个角度把工人阶级定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马克思的智商并不比我们低，不可能不懂得治理人员和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更大，可是我们偏偏认为我们比马克思智商高，认为生产过程中治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工人大，因此他们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但是又不好公开说，所以便成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论，公开说出来共产党就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可以说，偷换先进生产力的概念，是在思想路线上，由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标志。在组织路线上，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主要是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提出共产党员带头致富，本来共产党没有自己的非凡利益，现在都变成富人了，党员就有了自己的非凡利益，据统计现在中国富豪中三分之一是党员。第二步是答应资本家入党，不是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放弃资本家身份入党，而是带着资本家身份入党，这样一来，资本家进来工人出去，党的成分变了。第三步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兼任，党的性质开始变化了。董事长是资方代表，党委书记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这俩职务由一个人兼任，就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资本家先锋队了，所以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是个质变，是由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质变。这样搞对共产党很不利的一个方面，就是把共产党推向了矛盾第一线，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我们今天讲中国遭受的危害都是来自精英集团、来自官僚买办集团以及汉奸集团，可一般老百姓却不这么看，老百姓不管你这派那派这集团那集团，在老百姓看来，所有这一切就是共产党干的。这就使精英集团达到了一石双鸟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抢劫百姓，大家看看前些年扒房子的，都是武警加推土机，用国家专政机器为私人开发商服务，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另一方面又在积极预备金蝉脱壳，把一切罪名都按在共产党的头上，为最后打倒共产党作好预备，这个一石双鸟非凡恶毒。所以说，这一次党的阶级性的回归具有重大意义，它粉碎了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企图。
可能有人会说，换成社会民主党有什么不好，其它国家不都换了吗？我说中国不行，中国不能换，为什么？一是有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块招牌，你就有个为穷人说话的根据，一旦公开挂出富人政党的招牌，你连个说话的根据都没有了。二是共产党这块牌子一丢，各种政治力量群雄并起，中国的内外矛盾全面爆发，谁最倒霉？老百姓最倒霉！中国老百姓根据切身经验总结出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他宁做太平时期的狗也不愿意作乱世中的人，因为乱起来老百姓最倒霉。非凡是目前中国面临被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集团内外瓜分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拧在一起，假如共产党垮台的话，老百姓更倒霉，中国更没有希望。大家要看清楚，今天中国要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民主派，和苏联东欧的民主派完全不同，苏联东欧的民主派并不是既得利益者，在利益上和老百姓是一致的，能够反映老百姓的部分要求，所以他上台以后没有把老百姓的福利给推翻。而中国的所谓民主派大部分是由精英集团、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组成，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目的是感觉共产党妨碍了他们的抢劫，现在共产党还存在就把国有资产几乎抢光了，假如共产党垮台的话肯定会连老百姓的财产也一并抢光，到时候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同时走上极端，天下大乱，中国就完了。中国今天社会的资源基础、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极其脆弱，经不起任何动乱了，包括革命都失去了积极意义，就像一个极度衰弱的患者，已经承受不了任何手术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恢复和巩固共产党的阶级性质。这不单纯是在为共产党辩护，更主要的是在为老百姓辩护，只要以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来看问题的话，就会看到这次共产党阶级性质的回归，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老百姓的福音。至于大家经常讲的什么多党制衡权利监督等等，则属于另外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党制和两党制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美国的两党制就民主了？那不过是推出两个流氓来让你挑一个，你只有选择其中一个流氓的民主，而没有选择不选择流氓的民主，这是什么民主？这就叫集团民主，是在两个流氓之间选择的民主，和老百姓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们中国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中国要建立的自由民主，绝不是美国那种两个流氓选一个的民主，而是包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大自由大民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回归。
第二个回归，是中国改革历史性质的回归。
六中全会意味着中国真正的改革开始了，我们以往的所谓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抢劫，是典型的还乡团回来了。大家打开历史看看，古今中外的改革，它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扶弱锄强、劫富济贫。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到最后清朝戊戌变法，期间潮起潮落无数次改革，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扶弱锄强，抑制和打击社会的强势集团；横向看世界非凡是西方国家的改革，所有国家改革的共同特点就是劫富济贫，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可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却相反，是扶强锄弱、劫贫济富。六中全会开始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从而恢复了改革的历史性质，使中国的改革汇入了世界改革的大潮之中，真正的改革将由此开始。以往中国改革最大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向改革，二是人为的制造一个强势集团，三是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下面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反向改革，它不是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而是把穷人的钱拿来给富人。你看，富人在国内特区经营实行免税，富人出口经营实行退税，穷人摆个地摊都要纳税；富人开汽车国家给补贴，穷人骑自行车向国家买税牌；富人贷款穷人存钱，所以就收利息税；甚至纳税方法都不一样，富人所得税是主动申报，穷人则是工资扣除，等等。结果改革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代名词，老百姓一听改革就打哆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改革这个名词更让老百姓惧怕的了，非凡是朱镕基上台以后，提出了“砸三铁”的口号，“以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开始了更加全面剥夺老百姓的综合改革，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开始了：用工制度改革把工作拿走了；住房改革把房子拿走了；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教育改革把免费教育拿走了；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把老百姓剥夺得干干净净。并且最后把剥夺老百姓作为GDP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主要依靠，对老百姓剥夺的越干净，老百姓对明天的预期就越悲观，就越是只存不取的拼命存钱；老百姓越拼命存钱，金融就越安全，少数官僚富豪就越是肆意侵占银行资产；银行不良资产越多，就越需要老百姓存更多的钱；要让老百姓存更多钱，就必须对老百姓更大规模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个双重循环，对强势集团是良性循环，对老百姓是恶性循环。很多国外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什么当初日本韩国金融不良资产不到17%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超过40％却很安全，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不提钱，他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不得不存钱。用铁手腕砸铁饭碗，迫使老百姓不敢花钱，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不敢提的口号，怎么能用铁手腕对付这老百姓呢？老百姓是人啊，他总得吃饭啊，你砸了铁饭碗他吃什么。总结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就是铁饭碗，大锅饭。我们引进的日本结构工资制度，不就是铁饭碗大锅饭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就是保障铁饭碗大锅饭吗？正是有了铁饭碗大锅饭，大家都有饭吃，西方发达国家才结束了几百年的动乱，实现了繁荣发展。就拿资本主义美国来说，不仅要有大锅饭，还要把富人锅里的东西拿过来给穷人，美国也有类似中国一样的“特区”，区别只是我们搞得是富人特区，美国搞的是穷人“特区”，穷人想创业，由中小企业治理局和国家政策银行提供帮助和贷款，假如成功了，你就去自己干；假如失败了就拉倒，贷款也不用还，没有任何负担。美国也有一系列退税制度，但都是对老百姓退税：老百姓买房子了，退税；孩子考上大学了，退税；不像我们这里只给富人退税。
我们的反向改革把整个人类文明制度完全给颠倒过来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立法扶强锄弱、劫贫济富，使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原始积累，把一个共同奋斗的光明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贫富极其悬殊的黑暗国家，最近有个数据大家都很震动，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 的人口把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把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迅速集中，在把每年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增量全部拿走后，还对现有的存量进行残酷的剥夺，从而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是工资倒着走，与经济增长形成剪刀差，如深圳工人工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800多元降到了现在的300多元，工资下降速度之快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同样惊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是用国家力量强迫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经历了一次原始积累和经济大危机的悲惨过程，中国老百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三千万下岗，六千万职工丧失国有企业身份，九千万民工没有城市待遇甚至被拖欠工资，七千万股民投资80%血流成河的亏损，1.6亿丧失土地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得到补偿，老百姓60%到80%的患者因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当初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起点，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改革的结果。你说这算什么改革？所以我说六中全会才是中国真正的改革，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改革。
假如中心的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的话，按照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的三的五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老百姓收入的爆炸式增长期，不仅是因为过去欠账太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中国持续数年高积累率形成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了，那么多条生产线开始向市场喷吐产品了，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才能消化这些产品，这也是这次战略转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和日本经历了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三十年经济增长工资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工资是美国的4%，制造业只相当于美国的2.9%，假如再加上美国福利保障因素，中国工人收入连美国1%都达不到，假如单就收入比重来讲，目前工人收入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并且不是增长速度落后，而是收入倒着走，不仅是相对下降，弱势群体的绝大部分是绝对下降。过去我们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什么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现在全都循环报应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假如说其中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同样有很多代价则是根本没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抢劫，中国股市就是典型。中国股民投入股市约3万亿资金，创造了中国一个新兴产业，养育了三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为国家提供了两千多亿税收，为企业同样提供了数千亿资金，七千万股民自己损失血流成河，几乎被欺诈干净。这个期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增长又超过经济增长，有什么必要去骗老百姓的血汗钱！胡温新政开始，老百姓刚刚有了一点盼头，精英集团操纵中国证监会又搞了个股权分置改革，把他们瓜分到手的成本不足三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拿到市场上和老百姓手里15元的股票一起卖，你说老百姓还不是死定了，这完全是拿国家信用坑害老百姓。当初公众股之所以能够15元卖给老百姓，是因为你保证那三分之二的国家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老百姓15元买的就是你这种国家的承诺，股票作为信用产品本身就是由承诺组成的，你现在承诺改变了，股票就不是原来那个股票了，你就要赔偿损失，至少应该把钱退还给老百姓。就像我到商店买的是电视机，无论你商店情况怎么变化，也不能最后给我一个收音机，就算给收音机也得把差价退给我。可我们就是强行规定成本3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和成本15元的公众股，一起拿到6元钱的股市上去流通，还规定假如低价卖只能卖给外国人，不能卖给那些亏损严重的股民。为什么这样干？原因很简单，卖给股民它是按比例打入个人账户，中间任何人捞不到好处；卖给外国人则是谁给我好处多我就卖给谁。什么叫买办经济？这就是买办经济。买办经济的特点，就是对个人好处大，对国家害处多。中国毁就毁在买办这个东西上了。为什么那么多官僚把中国核心企业卖给老外？他不知道危害国家吗？中国官僚是知识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集团了，他完全知道对国家的危害，为什么还要干？完全是个人利益决定的。现在有种错误的说法，就是把许多坏事都说成是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其实完全是为个人利益，这次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卖给老百姓，就纯粹是为个人腐败创造条件，没有任何部门利益问题。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利益，已经和国家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
谈到有关部门利益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担心的苗头，就是右派正在把斗争矛头引向国有大型企业，最近关于非凡利益集团的问题响彻云霄，整个社会在讨伐，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为什么呢？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边缘的，不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瓜分国有资产和百姓资产的那个利益集团，我们把他称为精英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一定要把中国这两个利益集团区分开来，由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组成的非凡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基础上的非凡利益集团，它正在把中国人民剥夺干净，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组成的非凡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部门化基础上的非凡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问题好解决，国外制约这个集团的各种方式已经十分成熟，比如用价格听证会的方法剥夺其单方定价权等，所以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太大危害。真正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危害的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那个集团，也就是精英集团或买办集团。这个主要矛头千万不能转移，否则一旦按照他们的利益去解读六中全会，中国又要走许多痛苦弯路。把矛头引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结果，就只能是把最后这９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彻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没有垄断了，他们就是这个逻辑，这是千万要警惕的大问题。我感觉乌有之乡最近就做得比较好，对高尚全等人对六中全会的歪曲解读进行了有力狙击。围绕着六中全会的解读，将会是下一步的主战场，就像毛主席讲的各个集团都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党一样，现在右派精英集团也在试图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利益，来解释这个六中全会决议。不过他们的目的很难得逞，扶助弱势群体的大旗已经打出来了，而且这次中心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公报讲“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你不可能再作别的解释了，它已经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只是下一步就该争论谁是不和谐因素了（听众笑），一定要明确，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集团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
第二，通过权利市场化，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豪强集团即强势集团，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国历史的基本政治经验，就是要抑制豪强集团，这是中国历代天下大治太平盛世走出来的基本经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有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几乎无不与豪强集团的发展有关，豪强集团的发展往往就是两种结果，要么是军阀混战，要么是逼民造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老百姓的深重灾难和中华民族的长期衰弱。所以中国老百姓非凡痛恨这个集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根本原因，皇帝当权，老百姓还有口饭吃，出现豪强集团，老百姓连命都不知道要扔在哪里。历史上每一次豪强集团的兴起，都是长久的社会大灾难，所以中国历代改革的主题都是抑制打击豪强集团，整个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如何整治豪强集团的历史，包括后来的毛主席在内，都在探索抑制豪强集团的方法。可是我们却在改革过程中人为的创造了一个豪强集团，并且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集团，这或许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悲剧根源，只要抑制不住这个集团，中国的大灾难就很难避免。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的权利制衡机制过程中，为了防止在此之前出现新的豪强集团，便采用了股市中一个常用术语，就是用时间换空间，采用几年一次的群众运动，不断的冲击官僚机构，把贪官污吏的腐败成本调节的很高，把腐败的收益几乎调节到了零，在升官发财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升官不再意味着发财，这就是贪官污吏提起群众运动就恨的咬牙窃齿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权利三角框架，就是把地方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心集权和群众的双重制约之下，形成一个类似西方国家那种政府、资本、劳工三角形的权利三角制衡，为了让最弱的老百姓这一角能发挥出权利制衡作用，便赋予老百姓四大自由，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这是一个比西方国家中集团之间三权分立更伟大的政治框架，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可惜主席一死，疯狂的阶级报复重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由精英集团和买办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迅速崛起，先后打出了两个旗号，最初打出的是“放权让利”的旗号，对上摆脱了中心的控制，对下摆脱了老百姓的制约，并且形成了对国家和老百姓的两头剥夺，最大限度的把一切权利和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利和资源向强势集团手里集中的过程，在控制了所有权利和资源以后，又打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旗号，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另一方面把一切公共资源公共权利在市场上直接买卖，以至于权利的买卖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医院和学校这两个自古以来的福利行业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法律这个维护人类正义的手段成为最大的作恶工具。这个集团的巨大能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因而敢于突破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所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庞大集团，当时中心还想用“以德治国”的口号控制它，可以说这个口号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失去了道德的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为什么现在的贪官污吏那么热衷于立法？各种各样立法的要求雪片般飞向人大常委会？就是大家都发现了立法是发财的最好方式，哪里立一个法哪里就肥一块肉，这就是精英集团大谈以法治国的奥妙。当时中心针锋相对的提出以德治国，就是想约束这个集团。可是“猫论”的价值观限制了以德治国，只要国家还打着金钱的旗帜，个人道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社会宏观微观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是不可分裂的，所以“以德治国”还未来得及实施，就昙花一现的失败了。现在胡温新政开始了一个伟大转变，但是让人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胡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要有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政治力量，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路线就失去了依靠，胡现在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所以现在非凡需要广大老百姓支持新的政治路线，一起维持目前这个政治格局，就目前来说，形成中心和百姓直接结合的沟通媒体就是网络，中心和百姓通过网络媒体直接结合，是目前中国政治一大特点。似乎中心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媒体沟通的格局，大家有没有注重到，去年和今年两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温总理一出来都是首先谈网络，绝口不提其他媒体。今年记者招待会，总理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发问就先向广大网民表示感谢。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家说话都是有指向的，这个政治信号说明了网络已形成了中心和百姓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沟通渠道，全力支持中心新的政治路线，我坚持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机会，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胡温新政失败，中国肯定会出现大流血、大动荡、大分裂、大灾难，无论最终结局怎么样，最遭殃最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受创伤最重的将肯定是中华民族。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就像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大呼的那样：“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其标志就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这是龚志珍的原话，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龚自珍的泣血呼号，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差点儿亡国灭种。按照龚志珍这个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够了？官场腐败吏治腐败就不说了，就说最后两条，你看我们今天还有良民还有侠盗吗？别说水泊梁山那样的侠盗没有了，就连美国意大利那样的黑道都没有了，就拿绑票来说，我们现在是付了赎金照样撕票，理由是害怕暴露，连黑社会都具有了中国特色，不再遵守什么黑道的规矩了。像这样付了赎金还撕票的黑社会，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放到香港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警察去管，单是黑社会就把它灭了，因为这样干是在砸黑社会大家的饭碗啊。所谓盗亦有道，盗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政治堕落还可以落草为寇，现在连盗寇都堕落了，也就走投无路了，也就达到极端了，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人讲，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问题，我说这是农业社会的逻辑，农业社会的逻辑就是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工业社会的逻辑，和农业社会的逻辑刚好相反，不是没饭吃才闹事，而是有饭吃，吃不好就闹事。所以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而没有说生产力萎缩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穷到极点才革命。无论是革命还是暴乱，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农民社会只有在厨房里没有东西的时候才会造反，市民社会是东西到了餐桌上吃不公平的时候才会掀桌子造反，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造反逻辑。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市民社会对豪强集团的容忍程度是远远低于农民社会的，何况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豪强集团！这就是我说的中华民族最后一次不流血的机会，就像国际歌上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只要能闯过这一关到达明天，我们中华民族就前途无量、一片光明。
第三，中国改革第三个弊端，就是形成了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几乎是毁坏殆尽。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资源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三大资源，就是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在各个社会中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中自然资源是第一位的；工业社会中组织资源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源是第一位的。像当初的日本、英国、荷兰等这些小国，自然资源很差，征服世界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还有文化资源，英国就是依靠这两种资源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日本更是这样，他们智商很低，自然资源又少，甚至穷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日本依靠什么能冲出亚洲与欧美较量呢，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那个用武士文化形成的组织资源。我们中国很大经济也很发达，为什么总是吃亏呢？就是吃亏在这个文化上了，日本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武士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文士文化，文士和武士一较量，吃亏的肯定是文士，所以中国吃亏就吃亏在知识分子上了。对此我们的老祖宗早有预见，一直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从仓颉造字开就提醒我们要小心知识分子，大家看一下“成”“败”这两个字，什么是成？万戈为成，戈就是军队，谁的军队多谁就能成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再看这个败字，一个贝加一个文，贝文为败，谁拿着文人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江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拿着知识分子当宝贝，主席逝世后对手在组织军事政变，她却跑到清华北大组织梁晓（两校的谐音）写文章，预备为来年三月份开人大拉选票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让人铐子一扣扔进了监狱，到死也没有得到选举的机会。万戈为成，贝文为败啊！我们老祖宗造出这两个字就是警告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谁拿知识分子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危险地步，也是因为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主导了改革，被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给骗了，结果是把老百姓剥夺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贝文为败的活生生活的教训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拒绝接纳知识分子，中国当官的更是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看一下汉字的“士”和“仕”两个字，“士”是知识分子，“仕”是官员，也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官，才给加上一个人字旁，当了官才算是个人，不当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这个人字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定论，并且是传统文化源头就形成的定论，你总不能说仓颉造字是受四人帮影响的吧，总不能说中国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极左派吧。看看今天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把中国糟践成了什么样子，就明白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在造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处于老九地位的原因。右派总是说，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变成老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老九地位，你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排序很清楚，处于娼妓和乞丐之间，比娼妓的地位要低一些，比乞丐的地位稍高一些，连娼妓都不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中国那么多文学作品都在告诫老百姓要小心知识分子，甚至告诫妓女都要小心知识分子，你看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妓女的代表，李甲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今天的知识精英，结果是杜十娘被知识精英李甲给骗卖了，假如不是碰到李甲这个知识精英，杜十娘一生都可能活的挺好。还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叫吴用，就是无用的意思，没有什么好作用，后来证实这个吴用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帮着宋江搞投降，最终把弟兄们全给害了。中国历史上认为人生最不好的是两个归宿，一个是盗一个是娼，可是知识分子却连盗连娼都不如，娼骂知识分子下流，盗骂知识分子没用。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错了？还是知识分子错了？本来应该充当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用作过反思？今天，当整个知识精英集团齐声高呼“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为老百姓说话”的口号时，知识分子有没有感觉到这不仅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甚至已经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历史我们不去评说，现实我们却看的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发展资源的毁灭却是在知识分子的欢呼中形成的，在“生产力标准”的拜金主义大旗下，整个民族被推上了资源发展的不归路：森林在消失，草原在沙化，江河在断流，湖泊在枯竭，土壤在板结，大地的绿色在褪去；空气在毒化，水源在毒化，食品在毒化，文化在毒化，人性在毒化；植物在灭绝，动物在灭绝，真诚在灭绝，善良在灭绝，人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灭绝！可是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在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欢呼上帝那样的欢呼过金钱；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讴歌爱情那样的讴歌过资本；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用断子绝孙的方式大开盛宴！把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讴歌金钱的著作文章影视剧加起来，恐怕也不到中国年产量的百分之一，大家看看好莱坞电影中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干的，再看看我们央视剧中的资本家，几乎都被打造成了当代耶稣。几十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学术成果概括起来，其实就只有一句话：“我们只要金山银山，去他妈的绿水青山！”就是在这种思想毒化的氛围中，我们的自然资源崩溃了，我们的组织资源瓦解了，我们的文化资源荒漠化了，一个自然环境最好、文明最悠久、内聚力最强大的民族，被毁坏到了大家争相安排逃命退路的地步，稍有本事的人都在拼命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官员自己不方便加入外国国籍，也要安排子女亲属加入外国国籍，请问世界历史上哪有上层人物大规模外逃的空前盛世？人在国内身份外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景观：政府官员在外逃，明星大腕在外逃，富豪商人在外逃，知识分子在外逃，大学生在外逃，甚至连有背景的中学生都在设法外逃，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哪个能想到中国会落到这种地步！国人外逃如同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国人外逃是资源崩溃的先兆。所以我们讲这次是伟大的转变，是最后的机会，是改革的回归，真正改革的历史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