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最近英法左翼胜选,谈谈为什么马列毛主义者不要代议制1

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编者按
1、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一种虚伪的民主,它只为资产阶级专政而服务,西方国家现在流行的“工党”“左翼联盟”,不过是在资产阶级搭好的舞台上演小丑剧罢了。这种破事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不干,我们要坚持地下斗争为主,公开斗争为辅的革命路线,把资产阶级的舞台砸个稀巴烂!
2、马列毛主义者们的民主集中制度是站在无产阶级群众的立场来实施的,并非是为了掌权连任,这也就意味着马列毛主义者们并不需要口头上的口号与宣讲来拉拢所谓的选票,而是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
“一个为自己票仓努力了一百年的政党,只要停止运转一百天,他的票仓就会流失的一干二净”只有具体的民主的生动体现,在亲民的政客,出色的能力以及深刻反映群众的观点之前,最重要的还是运行政党的资金。

对世界政治局势有所了解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最近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工党党魁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而人民阵线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第一大党。这看起来是值得左翼振奋的事情,继而自十月革命以来就总像小狗咬裤脚一样绊住我们的所谓“温和左翼”就马上跳出来庆祝他们的伟大胜利,并继续指责正是所谓“革命左翼”过分强调“狭隘片面”的阶级斗争和“极端狂热”的激进革命导致这些“温和左翼”不能早些登上庙堂,“代表工人阶级”在合法的范围内和平的为“所有人的福祉”而奋斗。

他们最擅于把马克思降到一个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家们一样的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的科学模糊为美好的愿景,继而使无产阶级远离它,这样就可以把坚决的革命行动软化,以避免染上他们视之如狂犬病的革命热情。自由派、保守党等一切尊重现行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并珍爱和平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切妄图维持这个以人吃人为手段和目的;以维持层层分明等级森严为手段和目的;以使自己与所有人动物化、机械化、商品化为手段和目的的社会的那些死不悔改的反动派们,就忙不迭的跑出来,为与他们共同保卫现代生活的“左翼同志”们出来表示接受、理解和认可了。

“你们真是吵的我们不行了!我们烦透你们了!”——布哈林

看看,要富农发财的布哈林同志都无法忍受了!

让我们来稍微谈谈这些问题:来讲一讲为什么革命左翼不要代议制和资产阶级民主选举?为什么马列毛主义认为革命是唯一出路?为什么只有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反议会不等于反民主,反私有不等于反自由。就像资产阶级把他们这个阶级的一切宣称为全人类的自古以来、把他们的贪婪自私神圣化为自然界赋予的基因本能一样,资产阶级像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一样垄断了意识形态,继而理所当然的宣称只有代议制是民主的,只有个人私有的是自由的。他们挥着和平与秩序的大棒去反“暴力”,他们拿写着“言论自由”的法律去堵“独裁者”和其“信徒们”的嘴。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坦率的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及其鹰犬不是上帝与天使,他们的大炮和我们的大炮发射一样的炮弹,而非“自由、平等、博爱”。

资产阶级议员们的议会不仅不是诸神的议事会,用来公正仁慈的裁决评断人间事务,甚至其本身便代表了垄断暴力的国家机器内的污垢,它既自诩为全知全能的民主,宣称一切的意志在这里表达并被施行,但又在实质上对现实内的痛苦不闻不问,甚至恰恰是因它而受苦。因此,实际上完全可以将对任何一类独裁政体的指责放在议会制身上,将其作为“不负责统治”的代名词。现代代议制的全部含义,即将一个人身上100%的不负责分给100个人,让这一百个人去互相指责对方是不负责的100%,然后再让每个人的100%组成其整体的100%不负责。

首先,哪怕看过《纸牌屋》或者《是,大臣/首相》都知道,但又总是每每被所有人遗忘的道理,就是政党或政治集团的选举,不是选民简单把票放进票仓的事情,对于任何参与选举的政党而言,这都是需要资源和权力来运转的事情。一个为自己票仓努力了一百年的政党,只要停止运转一百天,他的票仓就会流失的一干二净。党毕竟不是俱乐部,不能大家坐在党的总部里喝喝咖啡交流一下思想,然后出去演个讲就当选,如果不是依靠群众基础和基层组织按照政治原则和组织纪律运作的列宁式共产党,那就必然要和某集团或某些有权有钱的人相互勾结,然后再和其他政党互相拼杀。由此就构成了现代所谓的选战:当政的政党总会在临选前发一批临时性的福利,政治人物总要进行明星式的媒体作秀,竞选资金和政治献金所构成的官商勾结是现代代议制选举的基础,其运作核心与中世纪时欧洲城市里几个世袭的家族互相争夺议会与执政官的席位并无不同。这还是在最“民主”的几个西欧代议制国家里。而对于那些具有一定威权性质或者大政府的代议制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日本,这些国家的代议制宣称自己产生政府,而政府不干预选举,但事实上选举作为公众性集会和法定政治活动,本身就由国家机器运转才能进行,就连这种中世纪商业共和国的模式都没有,倒退为拜占庭式的官僚与阴谋。

而在那些所谓的公平选战中,我们要由为注意一点:代议制选举与其附生的选战中天然有利于那些足够灵活、足够开门、没有底线和原则的政党。因为说到底选举的一票只是很短的一刻,竞选的党派与其说是在争取你的信任和认同,不如说是在勾起你热血上头的一念之决,就像电信诈骗一样,你可以坚持十分钟,但只要在第十一分钟你松动了,你的钱就没了。所以你越没原则、越没底线、越对不起信任你的群众、越不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负责,恰恰往往就在选举中更成功。

比如英国工党,正是工党的高层精英在本次大选前抛弃了自己更偏左、更重视工人阶级的党魁科尔宾,才有此次斯塔默的上台与胜选。而法国人民阵线更是从绿党到极左无所不包的左翼大帐篷式政党联盟。的那些坚持马列主义原则,但又无力发动革命,不得不参与选举的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在选举中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死亡,而是安静的长眠。葡萄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总能在选举中获得大概10%到20%的选票,想要成为热门候选党则力所不及,但也不是不值一提的底边小党。

这恰恰反应了一个列宁式共产党在现代选举中所遭遇的困境,不是独裁或者激进的指责,虽然这些经典的责难从来不少,但群众不买账了。更多的问题在于恪守原则而曝光度不足:按照阶级斗争原则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党的确可以吸引本阶级的选票,而且甚至是铁票仓,但在全体成员参与表决的选举中,总是比不上那些为了当选掌权不惜牺牲一切的政治啦啦队。社会阶层的进一步细致分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传统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衰落,进一步造成了共产党组织与成员的萎缩,继而造成经费和预算不足引起政治上的收缩和退步,进入恶行循环,连面对大党的攻势防御起来都捉襟见肘了。

另一个问题则是伴随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那就是选举的外包化和专业化。选战的进行越来越不是政党本身的职能,转而外包给专业的各种团队甚至公司。依靠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在人力密集地区进行组织活动已经成为食古不化的老古董。在现代提及党纪、党的意识形态、党的原则、党的立场、党的作风只会被人嘲笑为“深受极权主义荼毒的老古董”,还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政治俱乐部更符合“现代人”。很坦率的讲,今天一位体面的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度和认识,还不如十九世纪在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办的夜校里读书识字的工人成熟。这群热心在政治市场自由选择商品的投机者怎能忘记,一切产品都早在上市前便标好了售价?是的,放弃不代表逃避。总得有人完成集资、宣传、动员等一系列工作。而权力也就在这一过程完成了巧妙的转移:于是以私营或公立机构为代表的主要赞助人、各类媒体大鳄、乃至选战智囊团取代了先前统一的政党司令部,各自表演起民意的不同类别来。最后的结果便是选战与执政的二元分离。

它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朋友们”经常性地爆出“事前一套,事后一套”的开空头支票笑话。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选举被本末倒置,便巧妙的成为了目的本身:以此落实主要赞助人,而非候选人口中所谓代言人利益的“真正纲领”。对此的答复也很简单:你一不给本党缴费,二不参与本党活动,三不承担本党义务。你真的觉得,我们只会由于你给出了谁都能抛出的一票,便将你的诉求抬到同赞助者一般的地位?尽管这恰恰正是他之前在选举时所承诺的。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阶层对政党的诉求也会轻易地发生转型。考虑到选战市场对投资者的亲睐程度,必然是那些最能保证现有秩序不动摇,但又能装出一副“改革”模样吸引热情的市民阶层,为投票箱添加民意的两面人最能成为诸位的菜。所有选举前的风火聒噪,都将为选举后的政治冷感泼上一层冷水。更进一步降低人民对选举的参与与认可,事实上哪怕是在代议制民主最成熟最发达的欧美,投票率都已经常年在半数的50%左右徘徊了。

除此之外,议会制本身还具有巧妙的排他性——即当人们谈论议会代表民意的时刻,总会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那些不在议会内列席的力量,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又该通过哪种渠道,展示自己的诉求与应当在国内享有的一席?暂且不论政治参与被矮化为议会入阁,从而排斥任何一类区域性自治或群众组织内部民主管理的去向。即便从议会本身出发,也有的是话可以讲:出于防御“极端主义”必要,要求政党获得一定票数才可步入议会的议员门槛制度早已成为在各政权内的共识,并经常性地同议会献金制度相伴而行:顾名思义,即根据政党目前在议会内席位数目,为其下次竞选活动按比例分配预算激励的扶持政策。就此方面而言,美国的日本朋友在这方面可是身体力行,以此创造了一派自民党霸权。生出不同美国,却胜似美国的生态。引得年轻人高度赞叹说:“既然投谁的结果都一样,那我为什么不如就投自民党呢?”其他发达国家在此方面也是有样学样,共同创造了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卡特尔式政党治理的下述现象,其内涵包括但不限于:

1、一切以竞选为主要职能的社会组织,其优先目的不在于实现社会改良/革命,而是实现掌权、连任、乃至这一过程产生的经济效益(即议会与国家补贴)——于是《1984》内的为掌权而掌权的理论,率先在“议会民主国家”得到实现。

2、适配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选战竞争本身转为也类似垄断竞争的形式。主要的议会政党根据局势签署临时政治协定,形成攻守联盟。旨在排除新的政治挑战者,维持自身在该生态位的垄断地位与议会席位。

3、国家机器深度干预议会选举与运作机制,并灵活运用门槛控制政治准入。国家雇员与政党职员、议会议员的界限变得模糊。议会与全国政治生态出现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

4、由于群众组织职能被各类倾心于市场经营范式的新式治理主体取代。导致议会政党本身出现再精英化趋势,脱离受托者的偶像类政客、政治资本积攒者与智囊团性质角色成为了议会内的主要发言人。议会本身也就逐步转型为国家级合唱团,而非任何一类的“人民利益执行机构”。

如此看来,启蒙时代卢梭对人民主权的分析所言不假:“政治体的本质就是服从和自由的统一,‘臣民’和‘主权者’两个词的含义完全对等,两者的意义结合为‘公民’一词。”而开发出议会制样本的英国人则被他视为“利用自由的方式,注定失去自由”的一群把自身的政治身份、代表权与负责意识切成碎片的可怜人。倘若他能看到今日议会、政党与国家机器的多重整合,乃至如此多的吹鼓手对其顶礼膜拜的盛况。想必只会感慨英国人放出的利维坦为何后患无穷,居然还有将人拉回启蒙之前的恐怖威力呢?

未完待续

2 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