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多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愿望：使国家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林则徐和魏源大胆地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提倡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此后，废科举，兴学校，留学国外，中国努力学习西方。“科学”和“民主”成为“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但是，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科教救国”行不通。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将科学技术视为革命者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重要工具，在封锁禁运、苏联毁约的困境下，千方百计引进先进科技，同时促进自主研发，果断地发展高科技术产业，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21世纪新形势下，中共中心、国务院做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回顾毛泽东与中国科学技术自主研发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有助于深刻熟悉和实践这一决策。
一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是由近代史提出的，即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经济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科技进步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内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尽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的印信颁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也随即建立或重建。中国科学院建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到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发展为840多个，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1]
1951年，我国财政首次实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国家立即注视新兴产业，决定发展航空工业。1955年，又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1月，中共中心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2]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心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他还非凡指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4月，毛泽东又在中心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技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从巩固国防安全的角度提出，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由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一规划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建立自己的科学技术体系并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对党和国家领导班子的人才结构进行了思考，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中心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心，还不是科学中心，将来它的成分是会改变的，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样就是一个科学中心委员会了。[3]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去，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4]
在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封锁的恶劣环境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来自苏联的技术和设备援助十分珍惜。尽管所有的技术和设备都是通过贸易形式交换取得的，中国却一直称之为“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苏联的帮助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5]
然而在关系到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1960年6月，二机部部长刘鼎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两种导弹的七个项目，一个大口径炮厂、三个配套的扩建项目的设计与设备供给期限问题。苏方采取了既不拒绝又不积极援助的态度。设计要在1961－1963年才能完成，设备要在1965－1968年才能供给，把建设时间拖到八年之久。虽经反复谈判，苏方始终坚持原来意见不变。这次谈判后不久，7月份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撤离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8月16日苏联外贸部通知中国，停止对中国签合同，并对核子仪器、微波设备零件、电子管等已达成协议的商品提出撤销供给。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的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与东欧各国合作的技术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使“大跃进”后已经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更加难过。
二
在遭遇重大灾难的背景下，对于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中国是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面临新的抉择。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科技人员再次发扬领导革命战争时的大无畏精神。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说过：“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6]。运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人者千方百计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科学技术。
1．毛泽东关于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维
得知苏联政府撤走专家的照会后，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工作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假如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7]1961年，中心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纠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明确科研单位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以后，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的333项，基础研究41项。[8]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9]他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列为人类的三项实践之一。1964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再次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0]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一步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要害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1]自此，毛泽东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楚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毛泽东洞见先进技术在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中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12] “最先的进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联接，既是因果关系，又是手段-目的行为，只有技术的跨越才能完成“赶上”的目标。毛泽东还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作了区分：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叫做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广泛、深刻影响的，叫技术革命。毛泽东认为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提出了引进与自主创新的问题。
毛泽东还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能：“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3]1964年初，国家科委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针对科学规划问题作出以下指示：1．十年科学规划既然搞了，就一定要认真执行，所需经费不多，可以保证。2．这一仗是要打的，生产关系的仗打了以后，还要打生产力这一仗，不打科学仗，生产力就上不去。3．理论研究要专门搞，摆上一批人，不要催他马上拿成果，好好搞点研究工作。战争向来有两手，一手防，一手攻。讲数量我们赶不上人家，因此，要考虑一点办法，从防的方面想办法，可以胜过别人，可以超过他们。4．要培养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又红又专。留学生不要都派往国外，国内也有很多很好经验值得学习。[14]
2．重视大众教育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主导因素。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15]其中包含了人的素质提高和受教育问题。为了奠定科技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始终注重大众教育。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实行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大众教育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1965年，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51.8%，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16]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于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3．高技术开发与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
高技术产业是当代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起先导和核心作用的产业。高技术产业与其它产业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与开发费用以及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普遍超过一般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率先进行高技术开发，拥有高技术攻关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技术产业的国家。建国初期，1951年我国即注视新兴产业，发展了航空工业。1955年做出了发展核技术和核工业的决定。1956年在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确定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57项重点任务和61 6个中心问题，为我国最急需的科技领域，并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1949年以来的30年中，我国累计向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全部建设投资的6．3％。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拥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估算已达到740多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17]
为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有效组织全国大协作，毛泽东专门批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中心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罗瑞卿兼任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主任，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指挥机构，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从此，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毛泽东又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300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而且与国外相比，事故少，成功率高，耗资也最少。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入轨。[18]
1965年成立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当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豪迈誓言，不到十年，他们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19]这里铸造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这些工作为21世纪的民用核能奠定了基础。
由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世界科技发展加速的趋势做出的具有远见的决策，主管机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高科技攻关人员的勤奋拚搏，到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就，体现了毛泽东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辩证思维的胜利。
4.民用科技、基础理论的开发与创新
科学的逻辑理性，崇尚自然规律，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各项民用事业中也得到了发扬。从红旗渠的人定胜天到万吨水压机的精工演绎，以及农业、中医药、石油勘探、三线建设、交通建设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在农业方面，1963年，毛泽东提出：把科学实验作为三大革命运动之一。[20]1964年他又指出：“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21]1965年4月5日，中共中心批转《关于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科学实验非凡是农业科学实验的领导，既要抓样板田，又要抓专业的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和农民群众的科学实验活动，要学一点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广大农村中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纷纷建立起来，不少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下乡蹲点，办起了领导干部、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结合的样板田。此后，由农业科学研究部门约4000人兴建的样板近1200个，由农业技术推广站12000人兴建的样板有四千多个，群众科学实验小组兴建的数量更多。样板的典型材料既有粮、棉等大田作物，也有畜牧、兽医、果树、橡胶、机械等专业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由解放前不足千人，发展到1965年的15000人，推广站的技术人员发展到近五万人。[22]1964年6月，任职于湖南省安江农校的袁隆平最先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带领研究组开展了杂交水稻的研究。1967年，这一研究项目被列入湖南省重点科研课题。1972年春，杂交水稻研究被列入全国重点科研项目。1973年，实现了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这一新技术。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交优势的国家。
在医药方面，毛泽东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明确地指出:中国医药学“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音乐工作者时说:“应该学外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23]1954年，北京医学院泌尿研究室吴阶平发表了论文《肾结核中对侧积水问题》，这篇论文发表后迅速得到重视和广泛应用，使全国数以千计的病人得到拯救。
在石油开发方面，“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的悲观论调曾经很有影响。1953年底毛泽东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提出咨询建议。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中心领导同志说，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并具体提出，要害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勘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随后经毛泽东同意，党中心就李四光的建议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由陈云副总理具体组织推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找油工作，改变偏于“西北一隅”（以玉门为中心）的局面；1954年3月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治理总局做报告，他这样开头：“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非凡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接着他提出石油生成的条件。[24]这是当时具有创新性的地质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于1959年下半年发现工业性油流，从而开始了物探与钻探大会战，证实了松辽平原下蕴藏着大量石油，此后建成了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发现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地质学家在成油理论、成油构造、地层、沉积、生油环境、生产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工作。[25]
在三线建设方面，1964年10月11日，国家计委关于三线钢铁基地采用新技术问题向总理和中心书记处报告：要建设一个技术上先进的、在投资和生产的各项指标上都是多快好省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个钢铁基地的建设，从矿山、炼铁、炼钢到轧制钢材，都要成套地采用经济效果大的先进技术。在综合利用问题上，也要有完善的方案。总之，规模（人数、占地）要小，技术要精，投资要省，效果要大，不能再走老路子。周恩来于1964年10月10日批示应逐项派治理部门的干部亲临现场蹲点，摸清技术，督促投产，进口样机，加紧仿造，务期两三年内搞好这套新技术，以利钢铁三线基地的建设和原有基地的改造。根据总理的批示，国家计委于11月17日邀集国家科委张有萱、章敬三，冶金部王玉清，一机部郭力，煤炭部王金林，化工部杨维哲等有关部门的同志，对报告和批示中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具体讨论，并对氧气顶吹转炉等新技术的试验和采用提出方案。1．由冶金部和一机部成立联合设计组，共同进行大型设备（共计35项）设计，绝大部分是新产品。2．需由国外进口的样机，必须在今年提出去，以便争取早进口，早试制等。[26]毛泽东于1965年3月4日批示：此件很好。
在交通运输方面，成昆铁路是我国铁路的主干线之一，全长1100公里，其中600公里穿越地势险峻的大渡河、金沙江等世界闻名大断裂带河谷，300 公里位于烈度8～9度地震区，曾被国外专家称为铁路的“禁区”。成昆铁路的建设者在选线方面采用了长隧道、复杂的展线、高桥大跨结构、线路多过河等方法；在施工方面，对长隧道实行快速掘进，对桥梁采用跨度176米简支式双线钢横梁、跨度54米的石拱桥等建桥技术，采用新型架桥机解决桥隧相连地段架梁的难关；在运输设备方面，采用小同轴通信电缆、电子调度集中、内燃机车牵引等。创造了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建铁路的新技术。这条铁路于1956年底选定线路走向；1964年全面展开施工；1970年7月1日，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谭葆宪等主持设计，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等单位负责施工的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1971年1月1日，正式交付运营。[27]
在基础理论方面，华罗庚是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1954年，华罗庚完成了《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一书的初稿。1956年，他因在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为可以提高治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的回信是十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其中称赞他的想法“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受此巨大鼓舞，他在近二十年间深入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毛泽东后来又一次给华罗庚复信说：“你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28]1954年，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 ）由美国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以英文出版。1956年、1957年和1958年俄文、德文和中文译本先后出版。全书18章，把一般概括性理论和实际工程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工程技术各个系统的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理论作了一个全面的探讨。此书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技术科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指出了这门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无论在学术上和国民经济上都有重要的意义。1956年，此项研究荣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3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在1966年发表对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2）的证实提要之后，发表了具体证实的全文并改进了1966年公布的数值结果。全部具体证实在世界同类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不断开创、填补和发展各个领域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本文选取的部分具有国际水平或重大影响的事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头30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功案例。
三
美国闻名的兰德公司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分析报告中曾指出：一国的技术独立是经济独立的基础，技术及经济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目前我国在技术独立方面的现状不容乐观。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29]说明了自主研发的不足与薄弱。回顾历史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
1. 全球化不能“替代”自主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的唯一选择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战略机遇期。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后发国家经济起步有重要帮助；但是，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就必须努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经济竞争背后是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背后必然有科技“保护”。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享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和尊严。毛泽东将科技研发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并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定不移，绝不放弃自主攻关，突破高科技的瓶颈。这种自力自强的精神今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2.科学无止境，自主创新需要聪明和勇气
“自主创新”在科学技术上意味着不依靠于外来技术，包括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而要实现创新，要害是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大多数中国人不缺少聪明，缺少的是创新的勇气。要真正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你要有勇气，要理性地去面对权威的成论。为了激发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提升创新能力，需要毛泽东提倡的大无畏精神。爱因斯坦写作他最闻名的五篇文章时，仅仅是专利局里的普通职员，没有在任何一所大学、科研机构拥有职位。但是他改写了整个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毫无疑问，他达到这样的高度需要理性的指引。
在追求真理的历程中，社会科学承担着人文素质和思维能力开发与提升的职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根据当时的社会、科技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新思想、新理论。他们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毛泽东在总结人类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30]毛泽东这种关于科学无止境的思想正是自主创新聪明和勇气的来源。
3.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广泛的科技创新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框架。发挥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力，不仅需要技术基础和技术标准，而且需要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从政策上扶持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目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许多企业只重视有形资产的积累与保护，忽视了对企业发展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模拟照搬，漠视他人权利。这种情况同历史上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相关联。反思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非凡是“文革”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容漠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要对创造性的构思加以鼓励和奖赏，并宽容创新过程中的失误。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发展成毛泽东追求理想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方式。他构想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是“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31]这成为1958年后毛泽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创新思维不仅难以得到保护，而且可能被轻易扼杀。这是我国在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和经济水平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确总结和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知识产权制度。短短2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但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需要得到普遍认同并切实贯彻落实。
4.注重知识普及、基础研究、人的素质提高与尖端人才的培养
提高国家、城市、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夯实自主创新的人才基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现有3200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900万），研发人员总数105万人/年（全时工作当量），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位。科研投入（R&D经费）占GDP的比例2004年已达到1.23%（1998年0.7%），十年间年均增长超过15%，投入强度为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我们的科研产出，发明专利授权量世界排名仅第10左右（其中七成以上为外国公司申请），论文数量增长很快，但有影响的还不多（美国科学论文平均引用次数12次强，我国不到3次）。[32]可以说，我们缺少货真价实的创造能力。为了改变现状，需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毛泽东一贯强调和重视学习，主张全社会成为大学校。而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科技发展为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技术条件；另一方面，科技发展还为学习型社会的扩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互联网、卫星视频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使人们突破了传统的学习模式，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实现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社会需求。在世界科技革命推动之下，科技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以及不断学习、创新的强大动力和压力。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学习型社会的发展。以往公有制企业之间的“非竞争性”，使得企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的学习成本极低，可以由一个或者一群企业无条件地帮助新企业完成技术“复制”工作，这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无法得到的。今后，如何扬长避短，增加投入，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人才的培养要有长远目光，要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如同对科技发展的长线投资。忽视了基础研究，就等于遏制了自主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永远是自主创新的精神动力。
5.正确处理引进和创新的关系
技术引进是后发展国家“后发优势”的体现，引进、学习和模拟可以在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过程中节省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宝贵时间。也只有站在技术进步的最前沿，才有资格谈创新。
技术引进和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并非因果关系，技术的引进不会降低只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企业规模的增大、研发能力的提高，企业家是不会漠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因此，企业是采取引进技术和还是自主创新，应该由不同的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对市场与研发活动投资收益的独立判定自主选择。
现在，世界上的各大国都越来越清醒地熟悉到：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上更加激烈的大规模的竞争。因此，许多西方国家都力图在生产组织、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为容纳新科技革命必将导致的生产力的飞跃创造有利条件。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大选中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大声疾呼：“当前世界经济宛如一个战场，各国企业在其间无情的争斗，倒下者必定死亡，不会宽容俘虏”，“只有奋斗才能成功。”[33]当下，许多国家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在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只要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搞好改革，抓住机会，就有可能使我国落后的经济，以跳跃的方式前进。
参考文献：
张登义：《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于达维：《钱学森及50年前“回家”的科学家们》，《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6期。
二机部关于中苏谈判给李富春的报告，1960年7月2日。
驻苏商参处：就苏外贸部通知停止对中国签合同致外贸部电，1960年8月19日。
夏明星、肖鹏：《罗瑞卿大将在总参谋部》，载《军事史林》2006年第2期。
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熟悉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
邓寿鹏、于维栋：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第5版，1989年1月2日。
龙巧玲、陈英华：《赵华:走自主创新的核动力之路》，2005年12月09日《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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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胜云、马兰：《李四光年谱》，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
彭兴庭：《知识产权局：缺乏核心技术，九成企业为何不申请专利?》，《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5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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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肖巍：创新，更须克服急功近利，2006-2-22文汇报。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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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于达维：《钱学森及50年前“回家”的科学家们》，载《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5-6期。
[2] 转引自刘亚东：<重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科技和创新的论述>，2006年01月08日《科技日报》。
[3][3] 转引自刘亚东：<重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科技和创新的论述>，2006年01月08日《科技日报》。
[4] 转引自刘亚东：<重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科技和创新的论述>，2006年01月08日《科技日报》。
[5] 参见周家鼎：《周恩来与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6]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12页，红旗出版社1997年电子版。
[7]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
[8] 参见张登义：《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9] 对《中共中心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10]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11]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2。
[12]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13]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4] 转引自韩光在国家计委党组扩大会议上谈十年科学规划问题，1964年1月21日。
[15]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红旗出版社电子版。
[16]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487页。
[17] 参见见邓寿鹏、于维栋：加速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人民日报》第5版，1989年1月2日。
[18] 参见艾素珍：《新中国科学技术重大成就》，《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4期，第358－372页。
[19] 参见龙巧玲 陈英华：《赵华:走自主创新的核动力之路》，2005年12月09日《人物》杂志。
[20]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51页。
[21] 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22]中心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心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23] 转引自王曼：《学习和继续毛泽东的中医药思想发展现代化的中医药事业》，《中华中西医杂志》第5卷 第24期，2004年12月。原文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见《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423页；“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假如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见《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78-79页。
[24] 李四光：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李四光文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369页。
[25] 顾功叙：《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石油物探信息报》1989年10月1日。参见赵文津：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载2005年4月29日《科技日报》。
[26]吕东、徐驰：关于攀枝花建设向薄一波副总理报告，1965年2月20日。
[27] 参见苏拉密：《成昆铁路：宏伟深远的战略决策，卓绝壮烈的英雄史诗》，载《华岳论坛》20060520。
[28] 转引自王志军：《华罗庚-中国数学的圆心》，《北京青年报》 2001年6月29日。
[29]彭兴庭：《知识产权局:缺乏核心技术 九成企业为何不申请专利?》，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01月25日 第六版。
[30]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熟悉论和辩证法》1964年12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31]参见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一一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2]参见肖巍：《创新，更须克服急功近利》，2006-2-22文汇报。
[33]参见卫志民：中国经济被外资所左右？--评日刊文章《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企业走向衰亡》，载《经济学消息报》200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