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本质上是新时代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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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的“集体经济”不如说是“集中经济”,这种集中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逐步发展至垄断化的必然后果。赵修搞农村集体经济,结果只会是农村的生产资料将集中垄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而农民则被迫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奴隶。
2.好话谁都会说,不能因为有集体两个字就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就像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同志们必须认识清楚,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说扶贫是民间资本下乡,那此次农村集体经济法就是官僚资本下乡,把农村农业全部组织到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生产当中,进一步扩大其阶级力量,这个所谓的集体经济政策,是完全为官老爷服务的。

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计划于2025年5月1日起实行。“集体”是假,“垄断”为真。有关媒体对该法案解释道:“供销社将逐步深度参与接手土地,不会给大资本也不会抛荒。”“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言外之意即是——农村土地将流转并集中到国有垄断资本手中,作为对帝国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仅不是重返社会主义,反而说明了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

农村集体经济法

消灭小生产就是资本积累的铁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中讲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一规律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清楚了:在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以后,一方面,一小部分家中劳力和生产资料较多的迅速富裕起来,转而经营其他产业,农村中的集体产业被一小撮在农村基层政权中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所吞并;在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浪潮的席卷下,贫下农因为缺乏规模和技术,单纯经营农业的利润越来越低,再加上小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太低,贫下农日趋破产,于是不得不涌入城市打工。最终传统农业生产就一步步被资本主义农业所取代,农民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正如毛主席所预言:“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困农民破产,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农村生产资料重新提出集中的要求,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们就重新打出了“集体经济”的旗号。

解散集体经济和“恢复集体经济”本质上是赵国资产阶级向劳动者进攻的不同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资产阶级解散农村集体经济一方面是为了扶植起农村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剑指城市国营企业,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公社被解散,农村的交通、学校、医院和乡镇工厂等建设工程被迫中断,城市化进程夭折,大量农业机械业闲置,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品就失去了销路,国营企业就会很快就陷入商品堆积的危机,面临破产,这就为党内资产阶级实行国企改制提供了借力点。通过“国企改制”把国企吞到自家腰包里去,这才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农村包围城市”的复辟路线。 正如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所讲:“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八九十年代时,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自曝邓氏家族坐拥上万亿资产,邓小平的次子邓质方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垄断了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的房地产产业,叶剑英叶氏家族垄断了整个广东地区的产业链,江泽民家族垄断了赵国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垄断了赵国的电力系统……党内资产阶级踩着劳动人民的尸山登上了人生巅峰,而他们的这一“兴家大业”正是从解散农村集体经济开始的。

作茧自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画像,也是赵国农村改革的画像。 因为公社解散,乡镇企业得不到组织和保护,在90年代就大批破产,农村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城市,农村的资本市场发展就陷入了停滞状态。另一方面,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但是他们的住房在乡下,老人孩子也在乡下,离乡的脐带割不断,从而成为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群体。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问题大大削弱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失去了农村的消费市场,生产过剩危机就进一步恶化,从而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XJP等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推行所谓“深化改革”,着手弥补走资派给自己挖下的这些大坑。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以来,经济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农村开辟新的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方面,赵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想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加速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中,作为国有垄断资本的补充,这正如同英国中世纪的圈地运动;另一方面,通过扶植农村企业来带动农村消费,促进城市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消耗,这正如同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应对大萧条而大量兴修学校、公路、公园等城市设施。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对圈地运动描述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如今在赵国,“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的情况也正在上演。在该法案出台以前,村干部侵吞土地的现象就已经存在多年,而该法案的出台则是要把党内资产阶级侵吞土地的过程给制度化、“合法”化,利用国家机器的利用系统地进行圈地运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赵国帝国主义政权再一次扮演社会主义的可笑景象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感到愤怒,却使红皮老保们陷入了高潮。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认为,生产的集中从来不等于公有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在生产的集中中诞生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生产资料的集中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里难道有什么公有制可言吗?修正主义者们鼓吹“农民占股”“合作社分红”等等制度,认为股份制就是“公有化”的体现,事实恰恰相反,股份制、“资本民主化”恰恰是垄断资本为了进一步巩固经济掌控力所放出的毒气弹。 马克思对此写道:股份制度越是扩大,就越能“提供在一定界限内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力。”(《资本论 第三卷》)列宁对于这种谬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它会造成‘资本民主化’,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其实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权力的一种手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和帝国主义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是工农联盟领导,还是党内资产阶级领导,而不在于叫什么名字、有怎样的表面形式。在毛主席时代,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既是一个公有制生产单位,又是一个基层政权,贫下中农是这种政权的主导力量。“工农联盟领导”是假口号还是真行动,根本上是看是否进行了广泛的群众政治运动。 在文化大革命夺权后,以四川革委会常委为例,共47人中有32人出身于毫无背景的农民家庭,30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有18人。农民群众广泛监督干部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三同”(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基层干部若敢私吞共有财产,则会遭到革命群众的揪斗。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干部才不仅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而且实际上是“人民的公仆”。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资产阶级篡夺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权以后同样不会改变“公有制”的名号,但是实际上却做的残酷压迫农民群众之事。正如张春桥同志所说:“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6年7月著名的调查报告《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生动地记录了党内资产阶级侵吞农村集体经济的情况:

陈景章、王文青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计的扩大私有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陈景章多占自留地六亩四分九厘,平均每口人多占九分三厘,超过政策规定的四倍多,平均每年打粮二—三千斤。七五年就打粮二千八百斤,平均每人四百斤。王文青除以同样手段多占自留地三亩二分外,为了扩大个人养蜂蜜源,在集体树林和撂荒地种植草苜樨十亩,还把集体一亩一分地簸箕柳据为己有。他们还大搞家庭副业,陈景章七五年养猪六头,宰杀四头,高价出售,仅此一项就收入五百多元。王文青经营家庭副业品种之广、数量之多更是惊人:养猪,每年五头,母猪每年繁殖猪崽两窝,均投入自由市场,卖高价,可收入八百余元;养蜂,自七一年来每年三,四箱,多时六箱。为了使蜂多采蜜,曾多次用大烟喷蜜蜂;养羊,七三年以来养奶羊一只,用奶喂猪。还养许多兔。这几项总计,每年可获利一千多元。群众说:“王文青家,有哼哼的(猪),有嗡嗡的(蜂),有三半嘴(兔),有四条腿(羊),成了资本主义的饲养场。”

这还尚且是社会主义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资派还不敢公开作孽。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党内资产阶级侵吞集体经济的情况就完全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了。 就在今年3月2日,广东普宁还曝出了一村干部被指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60亩土地之事,该村干部利用其中40亩地盖起了高楼、别墅和厂房。赵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如今要“重建集体经济”,却丝毫不谈(也不可能谈)群众政治的必要性,那么“集体经济”的实际掌控权怎能不落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手里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推行必然会激化农村的阶级矛盾,从而激起农民斗争,使得农民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来。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大量农民无产化,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则会进一步地、全面地使农民发生无产化转变。小生产的农民在现在就会斗争起来,而不会等到彻底沦为无产者的那一天,就如同1999年江西丰城数万农民捣毁乡政府那样。 有的同志或许会认为:小生产者的无产化、生产的集中,这将为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应当支持资本下乡。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则驳斥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如果他们不愿意使自己丢尽脸皮的话。
……
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这些机会主义者看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也能够完成生产资料的集中,而且应当比资本主义完成得更好。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集中化是资产阶级主导的,农民处于被统治地位,这便是矛盾所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规模化经营完全可以由农民自己主导,这些矛盾就得以避免。 正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它(俄国农村)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砸烂假公有制,建立真公有制——这是一切劳动者和革命同志应当致力的事业。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稳政权。 如今,赵国农村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已然比过去俄国革命时和中国革命时要高得多,小生产的现象正在逐渐趋于消灭,农业生产资料由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所掌握。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些农业企业中的职工同其他任何工种一样,也会进行罢工、夺厂夺权,最终直接实现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这一农业形式,而不需要经过集体化的阶段。在国营农场中,遵循鞍钢宪法的历史经验,职工参与管理。而对于小部分仍然存在小生产的农村,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其集体化历程也将缩短很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将建立起来,从而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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