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定县主义”和“村治派”的批判
李培林
本世纪3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改良运动，汇集了来自学校、机关和民间团体的各种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有普及平民教育的，有推广宗教的社会服务的，有便利行政的，有发展交通的，有增进工业原料供给的，还有救济都市、推销工业制品存货的，但总的口号是“民族改造”和“民族自救”。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于1933年7月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到会代表70余人；第二次于1934年10月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召开，到会150余人。这两次讨论会的召集者代表着中国乡村改良运动中的两大派：“旧派”和“新派”，或曰“村治派”和“定县主义”派。关于人口过密化逼迫的工业化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派”或“定县主义”派，而关于乡村建设引发工业化的观点，则属于“旧派”或“村治派”。
“旧派”的历史，可以远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定县翟城村的“村治”，经过民国以后山西的“模范”村治制度，“五四”后的新村运动，一直到梁漱溟的河南村治学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旧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所谓非凡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其特征就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它既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农村的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的衰退。所以，乡村建设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和政治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基本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工业化，基本手段是“软功夫”的教育工作。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代表的“旧派”，也被日本学者称为“农业社会主义派”。“新派”主要由平民教育促进会推动，以定县为乡村改良的实验基地，其理论上的特点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定县主义”就是外国学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工作所加的用语。但实际上与“旧派”的更大的差别是，“新派”有“国际的”资金和人力帮助，每年有30-40万元的经费和100-200个办事人员，“国际交流”也多，还在美国教授的协助下从事合乎学术标准的实地调查[7]，而“旧派”并不欢迎外来势力直接参与“乡村建设”（李紫翔，1935b:508）。平教会（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成立）的创始人晏阳初先生，早年由美国到法国办理华工教育，回国后初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后坚信普及平民教育应到农村去，平教会的工作受到美国的大力资助，把全国划分成7个实施平民教育的区域，但后来主要的人力和财力都集中到“定县实验区”。“新派”的理论基础，是一种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是“人”的问题。他们以为，中国近代发生过5次自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现在他们从事的乡村改良实验运动是第6次自救运动，但不同的是要克服前5次运动“忽视平民教育”的“缺陷”，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李紫翔，1935b:509；千家驹，1934a:410－411）。正如李景汉在为自己的《定县生活概况调查》写的序言中所说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运动的目标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解决生活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的事实，深知‘愚’‘穷’‘弱’‘私’为人民生活上之基本缺点；因此主张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平民教育既是以实际生活为研究对象，就必须到民间来实地工作，......因此本会对于社会调查甚为注重，并认清中国的基础是农村，所以非凡着重农民的教育与农村的建设，遂选定县为实验区。”（李景汉，1933）
乡村改良运动的“旧派”和“新派”，均受到当时左翼学者的批判[8]，而且在左翼学者看来，“村治派”和“定县主义”在理论上是殊途同归的。对他们的共同理论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新派”认为中国的问题的症结是“愚”“穷”“弱”“私”，“旧派”认为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但这些都是社会的病态现象，造成这些病态现象的还有更根本的社会原因；（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抽象的“人”和“民族”概念上，没有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亦没有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意义；（3）把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简化成了一个农村问题，一个平民教育问题；（4）“旧派”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顽固保守派，对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新派”则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习俗为敌”，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欲以西方的精神技术和物质帮助，造成中国农村的所谓“现代化”、“科学化”。（李紫翔，1935b:509）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所以，“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孙冶方，1936:653-654）
在工业化问题上,对“村治派”和“定县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们想在维护现存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说，批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基本根源不是愚穷弱私，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以批判者认为，实际上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的工业化，只能推引出“帝国主义的在华市场和商品市场”，农村合作道路的“工业化”，也不过是民族革命失败后的“反求诸己”，“进一步退二步的殖民地经济学说”（李紫翔，1935b:506）。甚至一些并非属激进左翼阵营的学者，虽认为有些批评冤枉了平教会的工作，如说定县的工作是美国的金圆铸成的，别处无力仿效，说定县没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只是零星的乱干等等，但也尖锐地批评到，他们要撇开中国根本问题，以谋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这一夹道中去找出路，自然是经常碰壁，“例如他们为提倡农村工业以裕农民生计，曾在高头村设立一个小规模的毛棉纺织厂，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当地的农民，因为近来棉织品卖不起价，偏偏不愿来学，以致该厂不得不移至城里，这是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社会（......），每一农产品的产销差不多都要受着世界市场的操纵和影响。我们闭着眼睛，在一个外货可以任意倾销的毫无保障的国际市场上，空叫农民养‘来航鸡’，改良麦种，改种美棉，乃至复兴家庭纺织副业，是决不能济事的。”（吴半农[9]，1934:537）
在这种争论中，一些彷徨的乡村工作者，询问那些批判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你们的主张和你们所说的出路是什么呢？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要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因素，但“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10]，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说明”。（孙冶方，1936:655）他们对走组织起来的革命道路的暗示，其实是很明显的，但仍表示“环境是不容许我作明显的表示”。（千家驹，b: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