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民军队一起宿营
(《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道》之19，作者：李万斯托（Li.Onesto）)
《革命工人》报1037期，2000年1月19日
当代国际共运（http://www.communistwin.goin.to）翻译
现在这个时候，尼泊尔西部地区的月亮要到半夜才升起来，所以晚上还是早些出发为好，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或在早上天刚亮的时候。今晚我们太阳一落山就出发了，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然后在一个农民家里吃了晚饭。我们睡了一小会儿，早上4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沿着小路出发了。
大约早上8点我们来到了另一个住处，我们可以在这儿歇一整个白天。然后，傍晚时分，我们又出发了，爬了两个小时的很陡峭的山路。我们披荆斩棘，穿过茂密的灌木丛，过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了。游击队员们打开手电筒，微光一闪一闪照了一小会儿，以辨明我们的去路。然后我们接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夜已经很深了，那儿聚集着很多人，有一个班的战士在树下的一小片地方睡着，我们也很快躺下睡了。我很累，但也很兴奋，我一时睡不着。
党中心已经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预备在拒绝参加选举运动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特种任务部队”比一个排还要大，有50多名成员（一个排大约有27名成员），它更象一个连队，仅次于最大的军事编制。
夜里，特种任务部队的成员将来到宿营地，明天我将会见这些最坚强和最有经验的战士们。
早上我很早就醒来了，宿营地已很喧闹。这时我才看清我们是在一座大山的顶上，是在高原地区。有几十个游击队战士，穿着部队杂役的服装在四周走来走去。在一片开阔地带竖着一根高高的杆子，顶上一面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在清晨的微风中飘扬着。几个同志正在举行升旗仪式。
一些“特种任务部队”的成员走过来作自我介绍。他们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他们最近夺取的一些武器。一枝崭新的三八式左轮手枪（Smith & Wesson .38 revolver），是从一个死于地雷战的警长手中夺取的。有一个walkie-talkie（walkie-talkie，一种类似手机的产品）战士们用来偷听警察们谈话用的。有一挺带望远镜的重型来复枪（high-powered rifle with a telescope），是从一名正在打猎的旅行者手中夺取的。实际上我已在加德满都邮报上看过这则消息：游击队员们命令那名游客交出武器，然后把他安全地放走。
一个同志面带微笑走了过来，戴着一顶“新帽子”，他向我解释说这是有一天在一场执行任务小组实行的伏击后，从一名高官那儿拿来的，同志们猜想那位高官已无生还可能，因为帽子前部已被榴散弹穿破两个大洞。
孙达同志
21岁的排长孙达是执行任务小组的一个成员，他也走过来说话，他看上去很暖和，与他担负的军事责任的严厉性形成鲜明对比。他刚刚执行过一次在选举期间进行的军事行动，才来到营地。当我采访他时，他以他所指挥的那个排的历史开始了他的讲述。
“我们这个排服从地区机关的指挥，包括政委、排长和副排长在内共有24名成员。这个排又分成几个班，每个班都有班长。这个排的战士们在18—32岁之间，大多数在20—24岁之间。”
“我们排组建于1998年9月，我们把我们排的任务集中在一个主要的军事行动上，那时我们的军事任务是进行破坏性的袭击。
“排里选择好袭击目标后就来到警察局。但是警察们已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当战士们正在隐蔽起来时，警察们赶到了。战士们急忙撤离，在路上我们碰到赶来的警察。一场遭遇战开始了，两边互相射击。在这场遭遇战中一个地区委员会的委员被警察打死，一些警察可能受了伤。后来警察们逃跑了，战士们安全撤离。
“在1998年的地区选举中，排里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组成拒绝参加选举的阵营。那时我们同时也预备伏击警察，但警察没到我们地区。
“这时，有一个班的副班长被警察打死了，他去一个村庄做伏击的预备工作——他想察看那个地区。他在一座房子里躲了起来，警察发现了他，赶来把他杀害了。他就是Chain Buda, `Andhi烈士。
“从那以后这个地区的群众害怕了，排里的战士们一时不能在那儿藏身来执行军事任务。队员们分散开来，对那个地区的群众作政治宣传，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排里还在那个地区为烈士建起了一座纪念碑，在一棵树下，农民喂牲口的水塘边为烈士搭了一座祭台。
接下来，孙达排长给我讲了特种任务部队取得的战果。
这支特种任务部队的首长是由地区支部选举出来的。还为这支部队选了一位副排长，特种任务部队的政委是一位中心委员。
“特种任务部队是临时的，为执行一项非凡的活动或战斗而组成的。我们排派遣了许多战士去参加这样的特种任务部队。这些特种任务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袭击，其次是伏击。
“最近，特种任务部队进行了两次袭击——对Dang, Chiraghat和 Rolpa Jalwang警察局。在Chiraghat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遭遇战。杀死了七名警察，一名特种任务部队的战士牺牲。特种任务部队夺取了6支来复枪和一枝左轮手枪（中国制造），224发子弹和警察局的一些其它装备。警察局里的警察全部都被杀掉。
“在Jalwang有两个警察据点——正式部队和一支突击队。特种任务部队袭击了突击队的警察据点。那里有16名警察。四周半小时的路程内还有几个警察哨所。所以特种任务部队决定对正式的警察哨所同时进行袭击，以防他们赶来援助突击队的警察哨所。
“假如还有别的警力从其它警察哨所赶来，我们也预备袭击他们。特种任务部队按计划来到了警察哨所。这次行动除了特种任务部队外，别的排、班也有战士参加。特种任务部队袭击了突击队。开头，我们抓获了岗哨，干掉了他。警察们发觉了我们的袭击，开始射击。这场遭遇战进行了1小时15分钟。特种任务部队扔了一个手榴弹，掀翻了警察哨所。不清楚多少警察能够逃脱。这次袭击发生在1999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从岗哨手中夺得了一枝来复枪和一件防弹衣，还有23发子弹。
“1999年4月17日，我们排对Rukum省Pokhara（Pokhara in Rukum）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袭击，5名警察被打死。这个哨所的警察在Rukum杀死了许多人民。这次行动是为了报仇，同时也是拒绝参加选举运动的一部分。
“进行了这些活动后，特种任务部队又分散来开。现在特种任务部队只有一小部分授予进行伏击活动的权利。”
人民军队不同于资产阶级部队的一点是领导者主要依靠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正象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答应枪指挥党。”
我问孙排长他们排的游击队员是如何进行军事和政治练习的，他回答说：
“党中心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军事练习，我们排只为他们提供其它一些必要的练习。其中一项是体育：跳远、跑步、攀援等。另一部分是理论学习，如何使用武器等。当党有行动计划时，就给排里的战士上政治课，让他们明白行动的目标和如何实施行动等。还对排里的战士讲授马列毛主义的政治课程。
“政治上，人民军队必须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宣传工作，以粉碎敌人的谣言。军事上它必须打破敌人的包围。我们把资产阶级战争和革命战争综合起来。通过学习资产阶级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理论，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军事战争，党的领导给我们提供了这一经验。我们也运用自己的经验，但这是不够的。 我们在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开展持久战的经验。”
一位人民医生
尼泊尔的医生非常缺乏，大多数医生生活在城市。因此在农村，人民群众就医极度困难。当我在加德满都时，我和一位在医生中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交谈，他告诉我许多医生支持人民战争，但现在，要让他们真正离开城市到农村到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工作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当党继续努力为战争地区的群众和负伤的游击队员争取专业的医护条件时，还对人们进行了练习，以便他们自己能够进行基本的首要的帮助和医护。
25岁的Gaule现在在人民军队里，作为这支非凡任务部队的医护人员。下午，我坐下来采访了他，他告诉我他是怎样学习医学进行医学方面的锻炼为革命服务的。他说：
“我通过了要成为了一名医护工作者需要的临床助理医生资格的考试（Clinical Medical Auxiliary Exam），那是一年医学课程。我通过了中级考试的教育（教学），并开始了学士水平的功课，但没有完成学业。我参加了党的工作。我在一个政府的乡村卫生所工作，直至4个月前完全参加革命。
“党拥有不同水平的医护工作者。有些具备医学方面的知识，有些得从零开始。新的工作人员由具有一定知识的同志给予健康方面的基本练习。我在城市里就由同情革命的医生们培训过—和其它同我一样水平的同志们一起上了一个月的课。这是练习的第一阶段。还有如何治疗四肢受到的弹伤、骨折和象痢疾、流感、伤寒等方面疾病的练习。这一过程的目的是要把医生们发展成各个方面都具有医学学士水平的医生。现在党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
“现在这个时候，一般的医生不愿到战地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在战地培养医生。在战场上，对负伤的游击战士，我可以先向他进行初步的护理，比如枪伤和其它损伤。在人民中间，我实行免费的服务，比如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村民都很贫穷。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有许多健康问题，有许多疾病的原因。这些服务同时也帮助人民军队和群众打成一片。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我接受过政治教育，接受过体育锻炼，有关于武器方面的一般知识。
“对同情革命的医生我想说：此时支持人民战争是必要的，他们应当来到农村帮助人民。所有的行动和思想工作都是受到理论指导的，我们需要向医生们进行更多的政治教育，这样他们才会预备到战场上来。
“我来之前，游击队员们不得不自已照护弹伤和骨折。他们不得不自己把子弹取出来。有时他们抓到了医生就命令他去治伤。也有一些同情革命的医生不同程度地同意帮助游击队员。甚至还有些同情其它政党的医生也同意帮忙而只收取50%的费用。”
革命致意
正式的欢迎仪式是在外面的红旗下举行的。他们已布起许多漂亮的红色横幅作为背影幕布，一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照片，一面挂着烈士的照片，还有一面是专门为这次聚会预备的，上面写着：“欢迎友好记者的采访和交流”。当我们走到前面时，非凡任务部队的战士们都按编制排好队。为烈士们默哀片刻后，唱起了国际歌。
我被介绍给特种任务部队的队长，他领我沿着游击队员的队列前行，把他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每个人都向我报了姓名，并致以"lal salaam"（革命的敬礼），然后是紧紧地握手。有几个还努力说几句英语向我问候。
同志们告诉我在山顶上长时间举行盛大的集会不是个好主意，会被警方飞过的真升飞机看到的。所以这个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大约有100人聚集在这个营地里，吃饭是个大问题。一部分同志负责让火一直烧着，早晨为每位同志提供茶水，然后做几大锅饭菜。人民军队和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众一样，几乎不能吃上肉食。但这一回，他们宰了一头水牛，为营地的每位同志供给几天。午餐的时间到了，我们来到了山下不远的公共食堂。
一切都组织得很好。一些同志在盛饭，一些同志坐在山坡上轮班吃饭，还有一些同志在刷盘子。这个营地非常有纪律，布满了同志间的友爱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游击队员之间在战斗中锻造出来的团结。
为人民而死
午餐后，一些烈士的家属来和我谈话。
23 岁 的 Chandra Bahadur Khadka是他们中的一个。Chandra告诉我，他 54 岁的父亲 在 1998年被杀害。
“离家两个月之后我又回来了，有一夜我住在了家里——因为很快又要离开所以我想向家人离别一声。那一夜我们谈了很多，谈起政治，谈起人民战争。夜里11点钟时警察来敲门，我知道是警察来了。父亲打开房门，一个警察就向另一个警察下令开枪。他们击中了我父亲，开头子弹穿透了我父亲的胳膊，我父亲说：‘你们都是反动政府的走狗！你们为什么杀我？我犯了什么罪？’警察又开了一枪穿透了他的胸部，父亲倒在了地上。
“我爬到楼上，努力想辩明冲出警察包围圈的道路。我从房里面爬到房顶。警察看到我在房顶上，击中了我的大腿和喉咙。我吼道：‘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万岁！人民战争万岁！’警察停止射击后，我从房顶上跳了下来。警察离开了—总共有24名警察—我才能得以逃脱。早晨警察又来到我家带走了我父亲的尸体。我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党帮助我使伤口得以治疗。”
64岁的Hari Prasad也过来交谈，他的儿子Daulat Ram1997年被杀害时是人民军队的一个班长。Daulat的弟弟Chadga Bahadur Gharti、妹妹Tulasa Gharti也过来接受了采访。Hari Prasad 告诉我说：
“Daulat15岁时就开始在革命学生组织中从事工作。18岁时入党。8年后他完全参加了人民军队。1989年他是全尼泊尔青年协会该地区的主席。1994年他成了地区党委会的一个成员。他是区委会的轮值书记。之后他担任一个班的班长。1997年他参加了对Rukum 和Dolpa边界一个警察哨所的袭击，牺牲在那里。他很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很懂军事，他常说我们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事先的计划和对目标的周密侦察。他对党忠诚，努力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他对理论路线和政治路线都很清楚。他也有许多组织经验。
“虽然我儿子牺牲了，但人民战争还是在前进。我儿子失去了生命，但是成千上万个儿子们参加到人民战争中来，为推动人民战争前进而献身。我想对其它的烈士家属说：为了人民，为了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我们牺牲了一个家庭成员，但我们并不悲伤，我们一直等侍着报仇的日子，我们在推动人民战争的前进。作为烈士家属，我们应感到骄傲。我做好了警察向我开枪的预备。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一死。但为人民和国家而死是无尚的光荣。我听到警察预备杀掉烈士家属的流言。我不相信这些。假如他们这样做，会有成千上万个家庭走上前来的！我儿子虽然牺牲在战场上，但其它的儿子们并没有退却而正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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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尼泊尔之前，我很少看到尼泊尔人民军队的照片。我渴望为这些游击队员们拍上几张。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革命的真面目”，通过这种方式来真实地反映这场革命。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特种任务部队为游击队员们送来了下午做好的红手帕，以防他们的身份被认出。队员们想法找到工具把红布剪开，这用了不少时间。傍晚的时候我开始忧虑天空的太阳太低而拍不出好照片来。当特种任务部队预备好时我算了一下光线不错的时间只剩下45分钟了，所以我得抓紧时间工作。
特种任务部队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拍照仪式”，我很快地拍着。有时他们消失在树丛后，过了一小会儿，又重新出现，用树枝伪装起来，脸上也做了化妆。当他们结束后，一位同志把人民军的制服给我套上，我一时成了特种任务部队的“荣誉成员”。
夜里，特种任务部队的战士和其它一些同志就在营地上空仍在飘扬的红旗下表演了一些文娱节目，和前线的同志们坐在一起，我感到这些故事和歌曲对我来说具有一些新的、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