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于尼泊尔：看马克思痛击要求“法律与秩序”的资产阶级与封建政客
马克思论“革命”、“继续革命”
————马克思： 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 之二
说明： 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摘自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写于1849年1月，载于1849年1月的《新莱茵报》。
《国民报》，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48年至1915年在柏林出版。
本篇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加的。文中的黑体字是书中原有的。其它的文字修饰符号如“倾斜体”、“下划线”、“字符底纹”、“字体加粗”等是发帖者为加深记忆作出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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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月27日。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没有考虑到一个似乎总可以为《国民报》稍加辩白的情况：《国民报》不能自由讲话，它处在戒严的压迫下。既然是戒严，它自然不得不唱出这样的调子：
让我沉默吧，别叫我讲，
因为秘密已如义务降临；
我本要向你倾诉衷肠，
只是命运不答应这样！！！（注：引自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五卷〈迷娘〉的诗》）
然而，就是在戒严时期，办报也不是为了发表违反自己心意的言论，何况戒严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篇文章的前一半毫无关系。
《国民报》的文笔既夸张又晦涩，这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在3月以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天真幻想，这也怨不得戒严。
《国民报》把1848年革命变成1807——1814年改良的尾巴，这也根本不是戒严强迫它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戒严决没有迫使《国民报》对1848年革命和反革命发展的进程产生荒谬的想法，关于这些想法，我们在两天以前已经向它指出过。戒严针对的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所以，在我们批评这一篇文章的前一半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戒严这回事。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就把戒严考虑进去。
《国民报》在讲完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场白以后，就对初选人说道：
“问题在于巩固已经开创的进步，保持已有的成就”。
什么“进步”？什么“成就”？所谓“进步”，是说“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已经不同于“似乎”是5月的那种情况了吗？所谓“成就”，是说“从旧制度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没有象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那样亲自去帮助清除旧废墟”吗？或者是指那些“加固破房子，并且想用一些表面上适合于新时代的形式来加以装饰”的钦定“成就”吗？
《国民报》的尊贵的先生们，戒严决不能成为替荒谬和糊涂的言论辩解的理由。
现在非常顺利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进步”，只是一种回到旧制度的退步，我们正沿着这条进步的道路愈走愈远。
我们现在仅有的“成就”（这完全是普鲁士所特有的成就，也不是“三月的”成就，而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就是最普遍、最果断、最残忍、最凶暴的反革命，但是，这种反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的必然后果一定是一个新的、普遍的、胜利的革命回击。
也许《国民报》对这一点知道得和我们一样清楚，只是由于戒严而不敢这样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尊贵的先生们，戒严最多不过是迫使你们沉默，却不会迫使你们说话。所以，对上面引证的这句话我们是这样看的：假如这话是你们说的，那就对了；假如这话是戒严当局说的，那你们何苦去做它的机关报。你们或者是革命者，或者不是。假如你们不是革命者，那我们就是死敌；假如你们是革命者，那就应该沉默。
但是，你们的话说得那么肯定，你们过去的行为又是那么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戒严同这个声明毫无关系。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反革命。因为历史事实证实，对于暴力反革命或者根本不能战胜，或者只有用革命来战胜。
“我们不要继续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已经达到了目的。而革命在1849年1月21日以前，即在上述文章写好以前所达到的目的，正好就是反革命。
“我们是一切无政府状态、一切暴力和专横的敌人”。
这就是说，也是一切革命后直到新制度巩固以前都必然产生的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敌人，是2月24日和3月18日“暴力行动”的敌人，是无情地摧毁腐朽的制度及其衰弱的法制基础的那种“专横”的敌人！
“我们要法制、安宁和秩序”！
真的，为了拜倒在“法制、安宁和秩序”面前，为了抗议革命并为反对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的疯狂叫嚣帮腔，真是选择了一个良好时机！这个时机选得很恰当，因为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革命被正式诬蔑为刑事犯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根据国王签署的诏书毫不掩饰地在实行“无政府状态、暴力和专横”；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宫廷权奸强加于我们的“法律”总是被用来对付我们，而不是保护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宁和秩序”就在于使反革命得到“安宁”，以便恢复它自己的旧普鲁士的“秩序”。
不对，先生们，通过你们的口说话的并不是戒严当局，而是讲柏林话的，目光短浅、软弱无力而又怀有许多善良愿望的名副其实的奥迪隆.巴罗（注：奥迪隆.巴罗：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的首领；1848年12月至1849年10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
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假如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假如不能行动，那就宁可一言不发。
也许《国民报》的先生们在实行一种狡猾的政策？也许他们表现得如此暖和，是为了在选举前夕再把一部分所谓暖和派吸引到反对派方面来？
早在反革命开始向我们猛扑的第一天，我们就说过，从现在起仅仅存在着两个党：“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仅仅存在着两个口号：“民主共和国”或“专制君主国”。一切处在中间的已经不是党，而仅仅是派。反革命的一切行动都证实了我们所说的话。 选举就是我们这些话的最光辉的证实。
当这两个党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的时候，当斗争进行得非常残酷的时候，当这种斗争仅仅由于有组织的丘八门的力量占压倒优势而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时候，任何中介的政策都将终止。在这样的时刻，只有奥迪隆.巴罗本人才能扮演奥迪隆.巴罗的角色。
但是我们这些柏林的巴罗门却有自己的保留、自己的条件、自己的解释。他们是抱怨派（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但绝对不是单纯的抱怨派；他们是带有保留的抱怨派，是静静静的反对派中的抱怨派：
“但是，我们想要人民觉醒了的自由精神和平等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新法律；我们想要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即真正的无稽之谈〉；我们想要的不是仅仅靠刺刀和戒严来维持的安宁，而是另一种安宁，这种安宁是在政治和精神上<！>都有充分根据的思想的安静，是由于根据事实和措施确信人民每一阶级都有自己的权利而产生的一种安宁，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劳神去抄完这些为适应戒严状态而编造的句子了。要说明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一小束革命成果，例如，一点儿民主，甚至一点儿宪政，几项新法律，取消一些封建设施，实行资产阶级平等，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国民报》的先生们和以《国民报》为机关报的前柏林左派集团的先生们想要从反革命手中得到的东西，正是构成反革命驱散他们的原因的东西。
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
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 因为新的革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和上述微小的资产阶级要求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些先生们不喜欢革命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幸而历史的发展很少关心巴罗先生们“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巴黎的真巴罗在2月24日“想要”得到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改革，不过是为自己取得一个部长职位而已。在他刚刚等到这些的时候，巨浪就把他卷走了。于是，他和他的全体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的信徒，就在革命的浪潮中消失不见了。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他终于重新取得了部长职位，他又“想要”各种东西了。然而，它所要的东西，一件也没有实现。自古以来，一切巴罗的命运都是如此。柏林的巴罗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论戒严也好，不戒严也好，他们仍将用他们善良的愿望来烦扰大家。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在纸上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然后他们不是被国王撤职。就是被人民撤职。总之，他们的差事是丢定了。
写于1849年1月25—2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1月26和28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莱茵报》第205号和 第6卷第234—246页
第207号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