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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明白，夺取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然而在夺取国家机器之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运营方法不可以全盘皆收，要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逐步改造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机器，也就是实现和深化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对此进行针对性的斗争，就无法防止国家权力机关的腐化，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复辟。
2、国家机器会在共产主义社会消亡，而国家机器怎么消亡如何消亡，都是需要无产阶级去实践去探索
3、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要夺取国家机器，掌握属于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4、巴黎公社证明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机器必要性，十月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机器会成功，文化大革命证明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
前文我们提到过，马克思在他的国家学说刚刚诞生时，只是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必然性，并指出无产阶级让国家这个促使社会内部对立分化的工具消亡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让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并未指明无产阶级在夺取了国家政权后，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替代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政权。权力机关和暴力机关应该保留吗？若要保留，那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保留其功能而避免腐化呢？而在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以后，马克思据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之前，列宁指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在巴黎公社建立前的前几个月，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然而在巴黎公社的起义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时，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他并没有拘泥于自己旧有的研究，一味地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指责他们为何不能延缓起义的进度。我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保证思想的纯洁性，但不会拘泥于旧有的思想，像照抄游戏攻略一般死板地去看待革命问题，而是时刻注意事态的变化，并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去分析。谨记：事物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今天的环境和社会绝不会和昨日的环境与社会一样。
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总结的经验上来吧，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和失败以后，马克思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序言的添加，他们指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而这篇序言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下面这句话“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来自《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的话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逐步演变和完善。同时向我们披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并不能毫无保留地直接运用资产阶级国家现有的权力机关，而不对其进行任何改造。这是为什么呢？同志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提到的事实吗？在资产阶级国家之中，权力机关和暴力机关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国家各权力机关明面上属于无产阶级群众，但正如我们说的那样，未经改造的国家机器它同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放任不管，那么就会导致资产阶级对这些权利机关的腐化，进而导致资产阶级的全面反扑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失败。然而，一些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当时（当然现在也仍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更为反动，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宣传中直接舍弃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直接将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给歪曲了，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发展缓慢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可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学习来看，马克思主张的应当是号召工人阶级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列宁接下来引用的马克思在1871年写个库格曼的信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他打碎（这里“打碎使用了黑体和着重号），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应用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从这段论述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旧有的国家机器的态度就是将其破坏。翻译一下就是打破原有的，资产阶级式的结构，进行无产阶级化的改造。
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这段话还有两个地方应当特别指出，一是他将结论仅仅限制在西欧大陆（“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是由于“那时的英国，仍然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在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第二则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里我们需要对“人民”这个概念进行详细地解释，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容易被修正主义者扭曲污蔑的概念。（就拿赛里斯来说，他们无耻地将无产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纳入了人民的概念当中，混淆视听）在这个语境之下，马克思所说的“人民革命”强调的主体应当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这里特指贫苦农民，也就是毛主席提到过的没有土地，或仅有一小块不足以满足自己家庭温饱的土地的贫下中农）这一小资产者的。列宁对此做出了阐释，他指出在1871年的欧洲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是占人民的大多数的（这里的人民应当指受压迫的，处在被统治阶级的大多数，当然包括小资）。在当时，也只有将无产阶级和农民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把大多数（也就是人民）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所以列宁说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是葡萄牙革命还是土耳其革命，都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需求而非“人民”的（特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地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是列宁对于这两场革命的评价。而俄国的十月革命，正相反，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这是因为在这场革命当中，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站起来参加了革命，使得这场革命充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大体需求。他们提出了自己的需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地方式建立新社会来替代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因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革命中”人民“所指代的可以是有多种含义的。就像在1871年还未完全彻底工业化的，农民仍然是作为一个占大多数的阶级存在而不被消灭的西欧国家，这个”人民“革命就必然会包含农民，因为这两个阶级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所以他们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绝非是俄国的普列权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所能理解的，他们只会粗暴地将革命对立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这里多指工人）革命，认为革命中的主体只会是这两个阶级，从而将小资产阶级其他任何非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排除。
